腾讯收购虚荣:《论坛》春秋

柳红

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liuhongfuture@gmail.com

1985年4月在天津创刊的 《中青年经济论坛》(以下简称 《论坛》)(双月刊)，虽然只有4年历史，29期，300多万字，数百位作者，却留在了历史上。这不仅因为它被世界上名校图书馆订阅收存，不仅因为它活在那些为之付出心血的人们的记忆深处，还因为它横空出世，创造了许多第一和惟一：作者和编者都是二三十岁的年纪；事实上的民间学术刊物、自负盈亏，以京津沪为头儿，团结了全国中青年经济学家。

办一本自己的刊物，是1984年9月莫干山会议上南开大学杜厦的主意，得到了朋友们的响应。此时，中青年发表文章十分困难。刊物少，论资排辈。一位年轻学者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不懈地给《经济研究》投稿，却一篇也没能发表。莫干山会议上的思想火花和理论探讨因为没有自己的传播渠道，其影响也打了折扣。年轻人有雄心壮志，却师出无名。这世上的人，是缘分还是知音，彼此能识。当他们瞄准要找《经济日报》做靠山时，杜厦就知道，常务副总编丁望会支持的。这位50多岁摘了右派帽子、55岁到《经济日报》的老报人，遇到《经济日报》创办人安岗，被他的畅想鼓动着：报纸成长为托拉斯，在总部楼顶建直升机停机坪，建信息咨询公司……据说，丁望一直比较得意自己参与并主办了青年人的莫干山会议。学术和新闻在他身上结合，这还是一小步，出任《论坛》主编则是一大步。当然，他知道，自己是出借名义，年轻人需要支持，《论坛》需要合法化。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张炜是另一位支持者。于是，一本学术刊物，在一家新闻机构《经济日报》和共青团天津市委的主办下开张了。

35位编委，覆盖了全国各地有影响和活动力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南开和天津的教师、学者轮值当编辑。编务会要么在南开经研所金岩石家——西南村18楼筒子间，要么在杜厦家——十间房的临建房，要么在教师宿舍开。他们的妻子，为大家煮面条、送饭。热气腾腾的小屋，热气腾腾的人心。为了省钱，能自己干的就不找外人。封面设计请的是天津社科院郝一生的妹夫罗煜。编委会上，杜厦发给每人一根火柴，给六七种设计稿投票，最后选定一个旋转展开的扇面，寓意《论坛》像历史一样，螺旋式上升。

杂志的发行是个大问题。杜厦和金岩石去找在《经济日报》负责三产、办函授学院的冯并，说服他将《论坛》作为函授辅助教材读物，冯并同意了，帮助解决了一部分销路。各地编委也都有推销杂志的义务。陕西财院的刘安——人称刘半城，即刘安认识西安半城人，半城人也认识刘安——摆着摊儿蹲在地上卖杂志。现在杜厦说起来还感慨和心疼，而眼下的刘安正重病在身。物资短缺，找不到廉价新闻纸，每本杂志成本0.76元，赔0.16元。发行量越大赔得越多。必须开源节流：编辑部主任贾增玉去办广告许可、找平价纸、寻求免税，骑着摩托车拉广告。1985年，《论坛》登了13个天津企业广告，收入22800元；编委们想到办班、培训、咨询，接受包头市政府委托，组成包头市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组，完成《关于包头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的若干意见》，所得7000元课题费作为《论坛》进项。《论坛》1985年的培训收入有4万元；编辑部从1人到3人，再到5人，管发行、出版、联络、印刷、广告、版式设计的人，挤在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屋里1/3地方放杂志，还有保险柜、文件柜，4把电镀椅；找熟人打印文件，把旧信封反过来用，省钱。贾增玉当这个家不易，劳苦功高。就这样，《论坛》的声誉在海内外一天天好起来。

原则规定，作者年龄在35岁以下，编委例外。每篇文章末尾，都注明作者年龄。最年轻者：戈晓宇(22岁，南开教师)、梁天征(23岁，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郑先炳(24岁，中南财大研究生)、朱蔚(24岁，人大研究生)、周振华(24岁，南京大学教师)、张维迎(25岁、体改所)。

鼓励学术争鸣，特别是对重要问题作深入辩论是《论坛》一大特色。第一篇争鸣文章是发表在1985年第3期、社科院研究生院郭树清等所写的 《国民经济不能强行起飞》，针对第2期朱嘉明的《论我国正经历的经济发展阶段——一个非典型国家的典型化发展道路》一文。表面上，这是一个关于如何估计当前国民经济形势的问题，背后却是关于中国的发展阶段以及改革和发展的关系问题。编者专门写按语，欢迎大家踊跃来稿进一步讨论。于是，有了后续的各种声音。《论坛》中的商榷文章多是针对编委，作者则出身不论，有的来自偏僻地区非研究人员。这大概是他们刻意为之，以身作则，倡导批评，辩论真理。

我最喜欢金岩石的《经济学家青年时代》系列。他写弗里德曼，“出身贫寒，……却成为资本主义和经济自由的热情捍卫者，是反潮流的英雄”；写加尔布雷斯，“是富家子弟，祖先是农民，后来，曾祖父弃农从商，祖父弃商从工，父亲弃工从文”；写凯恩斯，“常常因为早晨起不来而错过上午9点的个别辅导，这种习惯保持了一生。在高官厚禄和言论自由之间，他选择后者，一个自命不凡的在野批评家”。写大来佐武郎，“学校对他的性格鉴定：温厚沉稳，富于思考力，爱哭”。人物多么鲜明！《论坛》从第三期开始对海外发行，设立《海外学者论坛》，头一篇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博士候选人杨小凯的《在美国学习现代经济学的感想》。他写道：“刚到美国，我一度觉得现代经济学可以解释中国的一切经济问题，但渐渐地又觉得中国经济的一些特点不能用现代经济理论来解释，甚至怀疑这个理论中的不少东西。虽然有时失望、徘徊和不安，我却总是忍不住要自己想问题，并且常常害怕自己在一种读死书的气氛中失去了对一些本来十分有趣的学问及对中国实际经济问题的敏感。”如今读来，依然耐人寻味。可惜斯人已逝，岁月无情。

安岗和丁望一直说，把《论坛》办成年轻人自己的第一流理论刊物，而自己要在适当时候退出。1986年2月，杜厦去美访问期间，和在密执根大学作访问学者的朱嘉明讨论《论坛》的未来。8月初，朱嘉明从美国回来第一站便落脚深圳，参加杜厦在石岩湖组织的《论坛》编委会，被推举为主编。此时，《论坛》的影响有了一些思想和意见领袖的意味。针对当时有一种倾向，即不搞对策就不能出名成家之说，朱嘉明认为，“如果没有人下决心坐个十年、几十年的冷板凳，就不可能有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理论。”周其仁则担心：“不要几年后人们说我们是玩改革的，那就糟了”，“不能把研究看成是政治赌博，人云亦云。中国是经济研究的‘富矿区’，不要糟蹋了”。王歧山说，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很重要，“怀才不遇可怕，身不由己更可怕”。杨小凯说，“大师是等着，小人是追着”，改革的探索与研究要扎扎实实等等。

1986年第5期，朱嘉明以新主编身份撰写 《致读者》：“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一代经济科学工作者中，应当产生经济学大师，在中外经济思想史上留下深深的足迹。为此，我们会勇敢地维护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的尊严。”1987年《论坛》主办单位变更为共青团天津市委、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和天津中青年经济学会。

《论坛》把改革面对的重大问题、经济理论和中青年联结起来。很多至今重视不够、没有解决或是常识的问题，那时的青年就提出了，比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生态经济原则》(刘思华，1985)、《论环境污染》(薛文、傅继军，1985)、《〈破产法〉与经济体制改革》(曹思源，1985)，《价格改革与社会心理》(体改所和北大社会学系，1985)、《股份经济—通向未来的唯一选择》(内蒙古区委政研室，1986)、《关于当前农村贫困户问题的探讨》(曹廷汉，1986)、《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央党校，1986)、《东西部关系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赵德群，1987)、《严峻的现实——“六五”期间我国东西部差距扩大的分析报告》(郭保平、郭凡生，1987)、《常德地区私营经济的调查》(石成林、宁国凡，1987)等等。1987年英国文化委员会和《论坛》签约，资助《论坛》每年派两位学者去英国访问交流。

常修泽讲起1986年编委周天豹因肝癌去世，自己代表《论坛》赶往重庆悼念并慰问的感受，他说：“《论坛》和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有友谊和感情。这不是组织关系，而是一个圈子，一个同仁刊物。”

在《论坛》发表文章的青年中，很多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发文，他们的学术生涯由此受到激励，开始起步。而放眼今日中国经济学界和经济界的风流人物，很多人都与《论坛》曾经结缘。所以，金岩石说：“我们在内容上对当时一代人的崛起起了很大作用。”杜厦说：“青年一代的崛起是一定的，不是我，别人也会做。”从创刊到结束都在、从编辑做到常务副主编的姚林说：“那是一代人的心血，它把当时有志向、有忧患意识、希望国家发展的人，都凝聚在了这本杂志上。”朱嘉明说，《论坛》开辟了一片广阔天地。

今天看来，《论坛》也是一个完美的组合，有以天津为基础的中坚力量，有企业家精神，有源源不断的作者，有官方和半官方支持。《论坛》在大家中间，大家支持《论坛》。《论坛》印量最大时约50000份，定价0.60元，稿费 20元/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