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蒋敦豪的微博:春秋五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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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五霸- -
春秋时期，始于「平王东迁」。他得名于鲁史《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急剧变化，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层出不穷，学术文化异彩纷呈的一个变革时期，是中华古代文明逐渐递嬗为中世纪文明的过渡时期。 齐桓公是中国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姜姓，名小白。齐襄公之弟。襄公时，政局混乱，他出逃至莒（今山东莒县）。公元前685年襄公死，桓公从莒回国夺取政权。在位期间（ 前685 ～ 前643 ） ，任用管仲为辅佐，稳定国内局势，发展经济，使国富而兵强。与此同时，又以尊王攘夷为号召，联合燕国打败北戎，抗御狄族，援救邢、卫 。公元前656年 ，又集结中原诸侯击败楚之盟国蔡国，与楚会盟于召陵（今河南郾城东），制止楚对中原的进攻。齐桓公还平定周王室内乱，扶持周襄王继位。公元前651 年 ，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兰考）主持诸侯盟会，各诸侯国的君主和周天子的使臣参加，正式承认其中原霸主地位。桓公卒后，诸子争立，内乱不息，齐失去霸主地位。
齐桓公因重用人才而称霸，因重用奴才而败国，可谓千古之鉴。
齐桓公当初与其兄公子纠争夺王位时，纠的老师管仲专程追杀他，并向他狠狠地射了一箭。虽然这一箭侥幸被他的胸口带钩挡住，他咬破舌头假装吐血而死，得以蒙混过关，但管仲亡其之心历历可见。为此，他对管仲深恶痛绝，刚登上王位不久便“发兵攻鲁，心欲杀管仲”。然而，当他从恩师鲍叔牙口中得知“欲霸业，非管夷吾不可”时，便毅然摒弃前嫌，接受鲍叔牙的建议，拜管仲为相国。不久又尊称其为“仲父”，甚至向群臣宣布：“国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所有施行，一凭仲父裁决。”
管仲为相后果真不同凡响，对内，他实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之策，使齐国国力骤增；对外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组织齐、鲁等八国，讨伐不向周王进贡的蔡、楚两国，另一方面又帮助燕、卫等国反击少数民族的进攻，终于使齐国成为众诸侯国的领袖。故《史记》云：“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不杀仇人，已属大度；重用仇人，更非一般。齐桓公重用管仲，的确是惟才是举的千古师表。然而可悲的是，同样是他，到了晚年却因重用奴才而误国。
晚年的齐桓公，已失锐气，不思进取，并与管仲等创业老臣逐渐疏远。一些阴谋篡权的小人趁机投其所好，骗取了他的信任。尤其是易牙、竖刁、开方三个奸佞，更是集千古溜须拍马之大成，而齐桓公竟然对他们深信不疑。他全然不知这些人在溜须拍马的背后包藏着祸心，并在管仲死后，很快就对三人委以重任。
这三人窃取国家大权后，便背着齐桓公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特别是趁齐桓公病重之机假传圣旨，不准齐桓公的子女及众大臣入内探望，切断了他与外界的所有联系；继而断了齐桓公的饮食，让他活活饿死，同时派兵追杀太子昭，改立太子；齐桓公饿死后又密不发丧，趁机追杀其他五子、旧臣，使齐桓公的尸体放置６７天无人问津。后来虽经太子昭次年复位除奸，但齐国从此一蹶不振，不仅失去了霸主地位，而且反被秦国所灭。
晋文公
在内乱和戎族入侵的交织打击之下，前770年，周平王被迫放弃「镐京」，依仗晋，郑等诸侯的力量迁都「洛邑」。从此王室开始衰弱，周天子号令天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诸侯争霸，大国兼并，大夫专政与夷夏斗争登上舞台。
春秋初年，大小诸侯国见诸经传的有一百七十余个，然其会盟、征伐事迹彰彰可考者，不外齐、晋、楚、秦、鲁、宋、卫、燕、陈、曹、蔡、郑、吴、越等十数国。
平王东迁以 后，一些诸侯国经过长期休养生息发展了起来，而王室的力量却逐步衰微，渐渐丧失控制诸侯的能 力。强大了的诸侯，不再对周王室唯命是从了，他们有的蚕食周的土地，有的攻伐别的诸侯国。周桓王十二年（前708），周桓王带了军队去讨伐桀骜不驯的郑国，郑伯不仅敢于领兵抗拒，而且打败了王师，一箭射中了周王的肩膀。这说明，这时周王的地位已经严重下降，只是还保存着天下共主的虚名罢了。孔子修了一部史书 《春秋》，后人就把这一段历史称为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见于史书的诸侯国名有一百二十八个，但比较重要的不过十几个，它们主要是位于今天山东的齐、鲁，位于今天河南的卫、宋、郑、陈、蔡，位于今天山西的晋，位于今天北京及其周围地区的燕，位于今天陕西的秦，位于今天河南、安徽南部和两湖的楚，位于今天江苏中南部的吴和位于今天浙江一带的越。这些比较大的诸侯国凭借其实力，用战争来扩充领土，迫使弱小国家听从他的号令，并互相争夺，形成了诸侯争霸的局面。霸，又写作伯，就是诸侯中的老大的意思。
最早称霸的是齐桓公。
晋文公，生于周桓王二十三年(前697年)，卒于周襄王二十四年(前628年)，名重耳，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晋国国君，与齐桓公齐名，为春秋五霸之一。
晋献公有八子，太子申生和公子重耳、夷吾三人最受宠爱。晋献公灭骊戎后，获骊姬并纳之。骊姬得宠，献公疏远了申生、重耳、夷吾三人。后骊姬得子，名曰奚齐，献公意欲废申生而立奚齐。申生被逼而自尽，重耳和夷吾逃跑到外地。这样，重耳便开始了十几年的流亡生活，当时他已42岁。由于重耳平时能“好善不厌，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而长事贾佗”，颇有贤名，所以即使在流亡过程中，跟随他的人也很多，甚至如介子推曾在晋文公绝粮的时候“割股啖君”。
重耳先到狄国。里克等人在国内杀掉奚齐及其弟卓子，要迎重耳回国为君，重耳感到自己在国内还没有根基，所以拒而未返。后夷吾回国继承君位，是为晋惠公。惠公恐怕重耳与他争夺君位，派人刺杀重耳。重耳预先得到消息，逃往齐国，当时重耳在狄国已滞留十二年之久。到齐国后，齐桓公厚加礼待，为他娶妻，并送他马匹。第二年，齐桓公小白死，齐国发生内乱。重耳贪图安逸，不想离开，又继续住了三年。赵衰和狐偃等人设法使他离开了齐国，前往楚国，以寻找靠山，伺机归国。沿途备尝艰辛屈辱，到达楚国。楚成王雄才大略，是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以诸侯国君之礼待重耳。在宴会上，楚成王问重耳，如果您作了国君，将如何报答我的知遇之恩呢？重耳回答，若托您的福，真得能够回国作君，一旦晋、楚两国构兵，在中原对垒，我将命令晋军退避三舍。楚令尹子玉认为重耳傲慢无礼，劝说楚成王杀掉他。楚成王却认为“晋公子敏而有文，约而不谄，三材侍之，天祚之矣。天之所兴，谁能废之？”未听从子玉。
后来秦穆公邀请重耳去秦国，楚成王便将他送去，穆公待他甚厚。晋惠公十四年(前637年)，惠公死，晋国大臣们欲迎重耳归国，秦穆公便派军队护送重耳归国。重耳于第二年春天渡黄河入晋，晋国各地纷纷归附。重耳即位，是为晋文公。这时他己62岁。
晋文公即位不久，吕省、郤芮等密谋叛乱。晋文公得知后，秘密会见了秦穆公，请求援助，秦穆公答应帮助平息叛乱。吕省、郤芮见事不成，便逃跑了。秦穆公将其诱至黄河诛杀，并给晋文公配了三千卫兵。
至此，经过几十年混乱的晋国方才安定下来，晋文公开始整顿和治理国家，诸如整顿官职，责成各级官员尽职尽责，轻徭薄赋，赈救困乏，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关税，开通道路，促进商旅贸易，奖拔贤能，赏赐有功，鼓励积极有为的精神，赡养老人，礼遇宾客，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等等。并且进一步明确社会等级结构和分封原则，“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从而晋国大治，一天天强大起来。
晋国国内安定以后，晋文公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和外交活动。最著名的对于晋文公称霸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晋楚“城濮之战”。周襄王十九年(前633年)，楚成王率楚、郑、陈、蔡、许等国军队围攻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援。晋文公抓住这个时机，立即进行战前准备，将晋国原有的左右二军，扩编为上、中、下三军，命令郤榖、郤溱，狐毛、狐偃、栾枝，先轸为将领。文公首先派兵攻打楚国的盟国卫国和曹国，想以此吸引楚军前来救援，以解除楚军对宋国的围攻。晋国军队渡过黄河，活捉了曹共公。晋、楚两国在城濮(今山东省鄄城西南)交兵，晋文公对楚军退避三舍，以避其锋芒。楚军统帅，令尹子玉求战心切，派人请战。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四月四日，晋、楚两军决战，晋军大胜。这次战争，由于晋文公在外交上争取了秦，齐两国参战，在军事上采取了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方针，化劣势为优势，被动转变为主动，终于取得了对楚国的决定性胜利，奠定了晋国称霸中原的基础。
“城濮之战”把北上争霸的楚国打败后，晋文公为周襄王在践上(今河南省荥泽县西北)建起一座行宫，举行向周襄王献俘的盛大仪式。周襄王命大臣王子虎等册命晋文公为齐桓公以后的又一位侯伯，从此晋文公便成为春秋时代的又一位霸主。周襄王赐给文公象征霸主权威的礼器，及黄河以南大量土地。晋文公从此可以直接祭祀天神，自由征伐。他随即在践土与各国诸侯举行了盟会，史称“践土之盟”。
“践土之盟”安定了黄河以南各国以后，晋文公便北渡黄河，回到晋国。他一共在位九年，于周襄王二十四年(前628年)逝世。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晋文公虽然在位时间不长，但对中国春秋时期的历史发展却产生了巨大影响。早年长期的流亡生活和政治斗争的考验，锻炼了他的政治才能，同时使他对当时的形势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所以他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展开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他即位后在国内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有两点最值得注意：
一是尚贤。在周代原来的分封制下，只能以血缘亲疏关系来确定一个人的政治地位。到春秋时代，宗法制度已经显示出与当时整个社会发展的不适应。他效法齐桓公重用管仲的做法，身边也聚积一批有才能有德行的人。如赵衰、狐偃、贾佗、魏武子等，都是栋梁之材，曾跟随他流亡。在治国安帮以及称霸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为晋文公避亲而尚贤，所以在当时晋国统治集团中出现了不争高位，唯贤是举的优良风气，如晋文公“使(赵)衰为卿，辞曰：‘栾枝贞慎，先轸有谋，胥臣多闻，皆可以为辅佐，臣弗若也。’”从而使贤者居首，保持了晋国统治集团的勃勃生气。
二是赏功，即赏赐有军功的人，晋文公在流亡几十年回国即位后，赏赐曾经跟随他流亡和支持他上台有功的人，大者封邑，小者尊爵。他即位后，不再分封宗族公室子弟，政治上也不重用公族。他选择职官的原则是按德行、才能．功劳、所任用的主要是一些“诸姬之良”，“异姓之能”。晋国实行的是军政合一的制度，诸军将佐既是统帅军队的军事首领，同时也是参与决断国家政事之卿，是统治集团中的核心阶层，而这些将佐分别出自不同的宗族。这样，就使一批非公族的政治势力进入统治集团的核心阶层，堵塞了公族把持晋国政治的途径。晋文公的这一改革措施，直接影响了晋国历史的发展趋势，使晋国的历史形成了不同于其他诸侯国的显著特点，使得封建因素在晋国较早较快地出现，法家思想在这里有了更深厚的基础。
晋文公重耳是一位霸主。争夺和保护霸主地位的战争，虽然不可避免地要给人民带来种种灾难。但也产生了有利于历史前进的客观效果。它加快了统一中国的步伐，加速了新旧制度的更替，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它不但使晋国强大起来，而且还使中原一带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相对安定，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秦穆公 嬴任好 (?-前前621)
秦僻處西陲，周初為附庸小國，春秋初年因秦襄公助平王東遷才被封為諸侯，並承平王賜給岐山以西之地，後定都於雍（今陝西鳳翔南）。到了秦穆公（前六五九年 -- 前六二一年執政）時，國勢逐漸強大起來。秦穆公名任好，贏姓，秦國歷史上一位有作為的君主。他在位期間，內修國政，外圖霸業，統一了今甘肅、寧夏等地，開始了秦國的崛起。
秦國原是居住在秦亭（今甘肅張家川）周圍的一個贏姓部落。秦襄公因護送平王東遷（見周幽王）有功，封為諸侯，賜給歧以西地，正式建國。經文、寧、武、德、宣諸公，秦的疆土不斷東移，到穆公繼位時， 已佔有大半個關中。
秦穆公繼位當年（前659年），就親自帶兵討伐茅津（今山西芮城東）的戎人，開始了擴張疆土的事業。秦穆公娶晉太子申生的姊姊穆姬為妻。穆公五年（前655年），晉獻公滅虞，俘虜了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就將他們作為穆姬的媵人（隨嫁的人）陪嫁到秦國。百里奚不願忍受奴隸的生活，逃到宛（今河南南陽），被楚國人捉去。
秦穆公胸懷大志，卻苦於無賢才輔佐。有人告訴他，穆姬媵人百里奚是不可多得的人材，他喜出望外，急忙去請，卻得知百里奚已經逃到楚國。秦穆公願以重金贖回百里奚，又怕楚人不給。於是派使者到楚，說：「中國的媵奴百里奚逃到貴國，請允許我方用五張公羊皮將他贖回。」楚國一看此人如此不值錢，也就答應了秦的要求。當七十餘歲的百里奚被押回秦國時，秦穆公親自為他打開桎梏，與他商談國事。百里奚說：「我是亡國之臣，哪裏值得君公垂詢！」穆公說：「虞君不用你，才使你被擄，並不是你的過錯。」堅持向百里奚討教，兩人一直談了三天，穆公十分高興，以百里奚為國相。由於百里奚是用五張公羊皮贖回來的，所以人稱其為「五羖大夫」。百里奚辭讓道：「我不如我的朋友蹇叔。蹇叔賢能而不為世人了解。當年我在外漫遊受困於齊，不得已向別人乞討，是蹇叔收留了我。我因此想到齊君無知那兒做事，是蹇叔阻止了我，使我倖免與無知一起被殺。我到周地，見王子頹喜歡牛，就以養牛去接近他。後來，王子頹想用我，又是蹇叔阻止了我，使我免於被誅。我到虞君手下做事，蹇叔又阻止我。我也知道虞君不會信用我，只是為了那一份俸祿和爵位，暫時留下來，想不到就當了俘虜。從這三件事，我深知蹇叔的賢能。」秦穆公於是用很重的禮品，將蹇叔請來秦國，任命他為上大夫。
秦國要發展，首當其衝的是其東鄰晉國。在百里奚和蹇叔的輔佐下，秦穆公將注意力集中於晉。 晉獻公晚年，驪姬之亂，公子重耳和夷吾出逃。穆公九年（前651年）晉獻公死，驢姬子奚齊繼位， 旋即被其臣里克殺死。秦穆公派百里奚帶兵送夷吾回國繼位，為晉惠公。夷吾事先答應將河西八城割給秦作為謝禮，但繼位後卻毀約。晉臣丕豹逃到秦國，受到穆公重用。十二年（前648年）晉國旱 災，秦穆公運了大量粟米給晉。十四年（前646年），秦國發生饑荒，晉國不僅不給秦國糧食救災，反而乘機出兵，於次年攻秦。雙方在韓原大戰，秦軍最終生俘晉惠公。在周襄王和穆姬的請求下，秦穆公與晉惠公結盟後，將其放回。晉惠公送太子圉到秦國為質子，並將黃河以西的地方獻給秦國， 秦的東部疆界擴至龍門。二十三年（前637年），晉惠公死，其子子圉逃回國繼位，為懷公，繼續迫害逃亡的公子重耳。秦穆公於是將重耳從楚國迎來，以極為隆重的禮節接待，將女兒文嬴及四位宗女嫁其為妻，然後於次年送重耳回國為君，是為晉文公。晉文公殺死子圉，在秦的參與下，尊王攘夷，敗楚城濮，成為霸主。三十年（前630年），秦又出兵幫助晉文公圍鄭。鄭老臣燭之武夜裏從圍城中繩出，見秦穆公說：「鄭國滅亡，於秦不利。晉人這次開拓了東邊的領土，下次就會向西邊的秦國用兵。大君何必損害自己國家的利益，共幫助晉國呢？」秦穆公於是與鄭結盟，留杞子、逢孫、楊孫戍守，罷兵而還。
秦穆公三十二年（前628年）冬，晉文公死。這時，杞子從鄭國派人送信回國，說：「鄭人將北門的鑰匙交給了我，如果悄悄地派軍隊來，鄭國就能得到。」秦穆公問蹇叔和百里奚，兩人回答道：「經過幾個國家幾千里路去襲擊別人，很少有成功的。我軍的行動鄭國一定會知道，不能去！」秦穆公說：「我已經決定了，你倆不必再說。」於是派遣百里奚的兒子孟明視、蹇叔的兒子西乞術和白乞丙三將帶兵出發。百里奚和蹇叔哭著為軍隊送行，秦穆公很生氣，說：「我出兵，你們卻哭著沮喪我軍的士氣，這是為什麼？」二老答道：「我們並不敢沮喪士氣。只是我們年紀大了，兒子要出征，怕以後再也見不看了！」二老對其兒子說：「你們的軍隊一定會吃敗仗，晉人將在崤山阻擊。」三十三年（前627年）春，秦軍東去，經過成周北門時，車左、車右都脫去頭盔下車致敬，隨即跳上車去的有三百輛戰車的將士。王孫滿看了以後說：「秦軍輕挑而無禮，一定會失敗！」秦軍經過滑國時，鄭國的商人弦高正販了牛準備到周去賣，見秦軍，就將所帶的十二頭牛全部迭給秦軍，說：「聽說大國將要誅滅鄭，鄭君已經作好迎戰的準備，派我先迭十二頭牛犒勞貴軍士卒。」秦軍三位將軍商量道：「鄭國已經知道我軍要去襲擊，去了也沒有用。」於是滅了滑國，往回撤兵。滑是晉國的同姓之國。當時，晉文公還沒有下葬。太子襄公憤怒地說：「秦國欺侮我喪父，乘機攻滅我的同姓之國。」於是， 將喪服染成黑色，出兵在崤山阻擊，大敗秦軍，將三位秦將全部俘獲。
晉文公的夫人文贏，是秦穆公的女兒，她對襄公說：「這三人挑撥我們兩國國君的關係，穆公對三人恨入骨髓。你何必自己去殺他們呢？不如放他們回去，讓穆公去將他們煮死！」晉襄公同意了。秦穆公穿了素服，哭看到郊外迎接孟明視等人，說：「我不聽從百里奚和蹇叔的話，使你們三位遭受恥辱，你們有什麼錯？你們要專心謀劃報仇雪恥，不可懈怠！」恢復了三人的官職，對他們更加信任 了。三十四年（前62前6年），秦穆公又派孟明視等帶兵東向，與晉軍戰於彭衙（今陝西白水東北），秦 軍再次失敗。兩次較量，秦東進的路被晉牢牢地扼住，只得轉而向西發展。
當峙，在今陝甘寧一帶，生活著許多戎狄的部落和小國，如隴山以西有昆戎、綿諸、翟，涇北有義渠、烏氏、朐衍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陸渾之戎。他們生產落後，披髮衣皮， 各有君長，不相統一。他們常常突襲秦的邊地，搶掠糧食、牲畜，擄奪子女，給秦人造成很大的苦難。秦穆公向西發展，採取了比較謹慎的策略，先強後弱，次第征服。當時，西戎諸部落中較強的是綿諸（在今甘肅天水市東）、義渠（在今甘肅寧縣北）和大荔（今陝西大荔東）。其中，綿諸有王，住地在秦的故土附近，與秦疆土相接。正好，綿諸王聽說秦穆公賢能，派了由余出使秦國。秦穆公隆重接待由余，向他展示秦國壯麗的宮室和豐裕的積儲，向他了解西戎的地形、兵勢。又用內史廖的策略，挽留由余在秦居住。同時，給綿諸王送去女樂二八。動聽美妙的秦國音樂舞蹈，使戎王大享眼耳之福。他終日飲酒享樂，不理政事，國內大批牛馬死亡，也不加過問。等到綿諸國內政事一塌糊塗，秦穆公這才讓由余回國。由余的勸諫，受到戎王的拒絕。在秦人的規勸下，由余終於歸向秦國。秦穆公以賓客之禮接待由余，和他討論統一西方戎族的策略。
穆公三十六年（前624年），秦穆公親自率兵討伐晉國，渡過黃河以後，將渡船全部焚毀，表示誓死克敵的決心。秦軍奪得王官（今山西聞喜西）和郊。晉軍不敢出戰，秦軍從茅津渡過黃河，到南岸崤地，在當年的戰場為戰死的將士堆土樹立標記，然後回國。三十七年（前623年），秦軍出征西 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包圍了綿諸，在酒樽之下活捉了綿諸王。秦穆公乘勝前進，二十多個戎 狄小國先後歸服了秦國。秦國闢地千里，國界南至秦嶺，西達狄道（今甘肅臨洮），北至朐衍戎（今寧夏鹽池），東到黃河，史稱「秦穆公霸西戎」。周襄王派遣召公過帶了金鼓送給秦穆公，以表示祝賀。
三十九年（前621年），秦穆公死，安葬於雍（今陝西鳳翔東南），殉葬而死的有一百七十七人， 其中包括子輿氏的三個兒子奄息、仲行、鍼虎。這三人十分善良、勇武，國人對此悲痛萬分，賦《黃鳥》之詩，唱道：「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意思是，青天呵，怎麼將這麼善良的人給殉葬了？如果可以贖命，我們寧願出一百條命將他們換回來！
楚庄王（？～前591）
中国春秋时期楚国君主。春秋五霸之一。羋姓，名旅。又称熊侣。在位期间（前613～前591）非常重视选择人才，先后得到伍参，苏从、孙叔敖、子重等卓有才能的文臣武将的辅佐。庄王初年，楚国发生贵族暴乱，邻近的群蛮等也乘机骚扰。庄王平息乱事，在内政方面作了一些改革，赏罚分明，群臣和睦，百姓安居乐业，国力日益强盛，为取得霸业奠定了基础。公元前611年，楚庄王攻灭庸国。公元前606年，庄王伐陆浑之戎（今河南伊川一带），陈兵问鼎于周郊，以示有吞周之意。接着又破陈围郑。晋出兵救郑时，两军大战于邲（今河南郑州北），晋军败绩。此后鲁、郑、陈、宋等中原国家先后归附楚国，楚庄王遂称霸中原。
宋襄公学霸不成
齐桓公四十三年（公元前643年），齐桓公去
世，由于他生前没有妥善解决即位问题，齐国发生
了诸公子争位的内乱。宋襄公帮助太子昭打败诸公
子，夺取了君位。襄公平定齐乱，产生称霸诸侯之
心，欲乘吕原无霸主之机登上霸主之位。宋国公子
目夷以为，小国争当霸主是灾祸，宋国将自取灭亡。
宋襄公刚愎自用，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于楚成王
约定此年秋天只乘坐国君普通的车辆而不带兵前往
相会。秋楚成王召集宋、陈、蔡、郑、许、曹等国
诸侯在盂（今河南睢县境）相会，宋襄公准备乘车
前往，公子目夷进谏说，楚国兵力强盛而又诡计多
端，还是让兵车护送前往为上策。宋襄公以为，既
已约定，就不要更改，遂以乘车往盂赴会。楚国果
然伏兵车，并抓获宋襄公，带领大军伐宋。冬，楚
召集诸侯在薄（今河南商丘北）会盟，在会上释放
宋襄公。公子目夷认为，襄公并未因此而变明智，
宋国祸殃并未完结。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夏，宋襄公率
兵伐郑，楚派兵伐宋救郑。十一月，宋襄公与楚军
在泓水（今河投送拓城县北）边上对阵开战，历史
上叫做“泓水大战”。宋军已经排成队列，楚军尚
未全部渡河，司马提议乘此良机全线出击，宋襄公
不答应，认为趁人之危不算是仁义之师。楚军过河
还没有列好阵势时，司马再次请求下令攻击，宋襄
公仍不答应。楚军整理好部队，立即进攻宋军，宋
军大败，宋襄公脚部受伤，宋军将领尽被歼灭。泓
水之战以后，宋人都埋怨宋襄公。宋襄公却说，君
子打仗时，不伤害伤员，不擒拿头发花白的人。后
宋襄公因伤势过重而亡。春秋时期就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宋襄公，生年不详，卒于周襄王十五年（前637年），名兹父，宋桓公之子。在位期间，极力谋求中原霸主地位，在军事和外交上频频活动，但遭到楚国的遏制。他打着行仁义的招牌，企图借此来号令天下，乃至于在与楚国的泓水决战中"不鼓不成列"，坐失战机，遭受重创而身死，遗笑千古。"春秋无义战"，战争，作为政治斗争的极端的表现形式，无疑具有比政治斗争更为激烈、残酷而险恶的方面，不了解这一点的惟一结果，就是害人又害己。宋襄公的争霸图谋很快就被自己的所谓"仁义"淹没了，相较于成为霸主的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缺乏的恐怕是那么一点历史的智慧，也难怪毛泽东会毫不客气的将这种行为标签为"蠢猪似的仁义道德"。周襄王十五年前637年 ，宋襄公终于因泓水之战中的箭伤恶化而死亡。
宋襄公与孙武子
宋襄公与孙武子，都是中国军事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典型，则在于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战争价值取向，前者是礼乐仁义至上论者，后者是唯利是趋决定论者。
然而，历史往往是无情的。战争，尤其是古代社会中那些为争夺统治权力而互相厮杀的战争，总是要彻底撕掉那块“仁义道德”的遮羞布，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展示于世。于是乎，恪守“军礼”信条，奉行“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原则的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被不讲信义且又实力强大的楚军打得落花流水，大败亏输，成为战争舞台上的完败者。让后世讥笑了数千年，甚至被斥之为“蠢猪式的仁义”。而提倡“兵者诡道”，主张“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孙武子，则因其五战入郢大破楚军的业绩，加上撰著《孙子兵法》十三篇的功勋而被尊奉为“兵圣”，扬名千秋，光彩照人。
不过，从更深的层次考察，我们可以发现，那位倒霉的宋襄公并不是一无可取，而风光千年的孙武子也不是毫无瑕疵。
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所作所为，其实并非他本人心血来潮、视战争如儿戏，而是他努力保持君子尊严的举动，恪守战争当受道德规则约束的选择。体现“军礼”文化要求的《司马法》强调，用兵应该“正而不诈”，即必须做到“成列而鼓，不相诈”，“逐奔不远，纵绥不及”，战争的程度与范围应该受到必要的限制，不允许无节制地使用暴力。作为深受“礼乐”文明熏陶的宋襄公，无疑要在战争指导上反映“军礼”传统的诉求，表示出泱泱君子之风。只可惜他的军队太弱小，一旦与强大的楚军进行堂堂之阵的交锋，处于下风乃至惨败在所难免。
至于孙子，则没有过多的传统包袱，他的作战指导原则更合乎春秋时期争霸兼并战争的一般规律，与时代的需要同步，所谓“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在他看来，战争中不允许有任何温情，只要能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战争的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于是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正当途径，“堕其城，毁其国”是应有做法，“掠于饶野”、“掠乡分众”是可行举措。虽然他也说“全胜”、“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但这只不过是理想境界的虚拟，是口号罢了，他的真实意图始终立足于“以正合，以奇胜”，“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
春秋战国乃至整个古代历史演变进程，证明了孙子兵学实用理性的胜利和宋襄公标榜“礼乐仁义”的失败。然而，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不可单凭成败论英雄。宋襄公虽然败得很惨，很没面子，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道德对战争的制约作用可以弃若敝屣。事实也正是如此。儒家提倡义战、墨家主张非攻，都是古“军礼”原则在新条件下的反映，随着人类社会的日益进化，道德因素对战争行动的规范意义越来越显突出，绝对战争也逐渐在向可控性战争过渡。这其实是对宋襄公“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做法的否定之否定。当然这一切是必须建立在自己拥有必胜的实力和把握的基础之上的，而不能像宋襄公那样一厢情愿、自以为是。
孙子的兵学理论固然是时代精神的产物，也符合军事斗争的一般规律，但是他提倡“兵以诈立”，将“兵不厌诈”奉行为指导作战的最高原则，其客观效果，往往是在取得战争胜利的同时，也促使战争手段变得越来越残酷，战争破坏程度越来越骇人。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白起长平坑降卒四十万，项羽新安杀俘虏二十万，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孙子那种只求目的不讲手段的战争效益观的逻辑结果。这个责任固然不应由孙子来承担，但是君子之风日去、小人之气竞长，“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乃是不争的事实。孙子若地下有知，也会感到不安。
所以，后世的兵家为了发扬宋襄公和孙武子思想的各自长处，同时克服两人思想的各自不足，遂提倡兵儒合流，即既强调仁义道德对军事活动的规范意义，又肯定兵者诡道、出奇制胜对战争成败的保证决定作用，从而使中国传统军事文化能够沿着比较正确的方向不断进步和成熟。
从这层意义上讲，将宋襄公一概骂倒，将孙武子无保留推崇，诚不足取。（
春秋时期，始于「平王东迁」。他得名于鲁史《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急剧变化，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层出不穷，学术文化异彩纷呈的一个变革时期，是中华古代文明逐渐递嬗为中世纪文明的过渡时期。 齐桓公是中国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姜姓，名小白。齐襄公之弟。襄公时，政局混乱，他出逃至莒（今山东莒县）。公元前685年襄公死，桓公从莒回国夺取政权。在位期间（ 前685 ～ 前643 ） ，任用管仲为辅佐，稳定国内局势，发展经济，使国富而兵强。与此同时，又以尊王攘夷为号召，联合燕国打败北戎，抗御狄族，援救邢、卫 。公元前656年 ，又集结中原诸侯击败楚之盟国蔡国，与楚会盟于召陵（今河南郾城东），制止楚对中原的进攻。齐桓公还平定周王室内乱，扶持周襄王继位。公元前651 年 ，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兰考）主持诸侯盟会，各诸侯国的君主和周天子的使臣参加，正式承认其中原霸主地位。桓公卒后，诸子争立，内乱不息，齐失去霸主地位。
齐桓公因重用人才而称霸，因重用奴才而败国，可谓千古之鉴。
齐桓公当初与其兄公子纠争夺王位时，纠的老师管仲专程追杀他，并向他狠狠地射了一箭。虽然这一箭侥幸被他的胸口带钩挡住，他咬破舌头假装吐血而死，得以蒙混过关，但管仲亡其之心历历可见。为此，他对管仲深恶痛绝，刚登上王位不久便“发兵攻鲁，心欲杀管仲”。然而，当他从恩师鲍叔牙口中得知“欲霸业，非管夷吾不可”时，便毅然摒弃前嫌，接受鲍叔牙的建议，拜管仲为相国。不久又尊称其为“仲父”，甚至向群臣宣布：“国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所有施行，一凭仲父裁决。”
管仲为相后果真不同凡响，对内，他实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之策，使齐国国力骤增；对外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组织齐、鲁等八国，讨伐不向周王进贡的蔡、楚两国，另一方面又帮助燕、卫等国反击少数民族的进攻，终于使齐国成为众诸侯国的领袖。故《史记》云：“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不杀仇人，已属大度；重用仇人，更非一般。齐桓公重用管仲，的确是惟才是举的千古师表。然而可悲的是，同样是他，到了晚年却因重用奴才而误国。
晚年的齐桓公，已失锐气，不思进取，并与管仲等创业老臣逐渐疏远。一些阴谋篡权的小人趁机投其所好，骗取了他的信任。尤其是易牙、竖刁、开方三个奸佞，更是集千古溜须拍马之大成，而齐桓公竟然对他们深信不疑。他全然不知这些人在溜须拍马的背后包藏着祸心，并在管仲死后，很快就对三人委以重任。
这三人窃取国家大权后，便背着齐桓公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特别是趁齐桓公病重之机假传圣旨，不准齐桓公的子女及众大臣入内探望，切断了他与外界的所有联系；继而断了齐桓公的饮食，让他活活饿死，同时派兵追杀太子昭，改立太子；齐桓公饿死后又密不发丧，趁机追杀其他五子、旧臣，使齐桓公的尸体放置６７天无人问津。后来虽经太子昭次年复位除奸，但齐国从此一蹶不振，不仅失去了霸主地位，而且反被秦国所灭。
晋文公
在内乱和戎族入侵的交织打击之下，前770年，周平王被迫放弃「镐京」，依仗晋，郑等诸侯的力量迁都「洛邑」。从此王室开始衰弱，周天子号令天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诸侯争霸，大国兼并，大夫专政与夷夏斗争登上舞台。
春秋初年，大小诸侯国见诸经传的有一百七十余个，然其会盟、征伐事迹彰彰可考者，不外齐、晋、楚、秦、鲁、宋、卫、燕、陈、曹、蔡、郑、吴、越等十数国。
平王东迁以 后，一些诸侯国经过长期休养生息发展了起来，而王室的力量却逐步衰微，渐渐丧失控制诸侯的能 力。强大了的诸侯，不再对周王室唯命是从了，他们有的蚕食周的土地，有的攻伐别的诸侯国。周桓王十二年（前708），周桓王带了军队去讨伐桀骜不驯的郑国，郑伯不仅敢于领兵抗拒，而且打败了王师，一箭射中了周王的肩膀。这说明，这时周王的地位已经严重下降，只是还保存着天下共主的虚名罢了。孔子修了一部史书 《春秋》，后人就把这一段历史称为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见于史书的诸侯国名有一百二十八个，但比较重要的不过十几个，它们主要是位于今天山东的齐、鲁，位于今天河南的卫、宋、郑、陈、蔡，位于今天山西的晋，位于今天北京及其周围地区的燕，位于今天陕西的秦，位于今天河南、安徽南部和两湖的楚，位于今天江苏中南部的吴和位于今天浙江一带的越。这些比较大的诸侯国凭借其实力，用战争来扩充领土，迫使弱小国家听从他的号令，并互相争夺，形成了诸侯争霸的局面。霸，又写作伯，就是诸侯中的老大的意思。
最早称霸的是齐桓公。
晋文公，生于周桓王二十三年(前697年)，卒于周襄王二十四年(前628年)，名重耳，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晋国国君，与齐桓公齐名，为春秋五霸之一。
晋献公有八子，太子申生和公子重耳、夷吾三人最受宠爱。晋献公灭骊戎后，获骊姬并纳之。骊姬得宠，献公疏远了申生、重耳、夷吾三人。后骊姬得子，名曰奚齐，献公意欲废申生而立奚齐。申生被逼而自尽，重耳和夷吾逃跑到外地。这样，重耳便开始了十几年的流亡生活，当时他已42岁。由于重耳平时能“好善不厌，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而长事贾佗”，颇有贤名，所以即使在流亡过程中，跟随他的人也很多，甚至如介子推曾在晋文公绝粮的时候“割股啖君”。
重耳先到狄国。里克等人在国内杀掉奚齐及其弟卓子，要迎重耳回国为君，重耳感到自己在国内还没有根基，所以拒而未返。后夷吾回国继承君位，是为晋惠公。惠公恐怕重耳与他争夺君位，派人刺杀重耳。重耳预先得到消息，逃往齐国，当时重耳在狄国已滞留十二年之久。到齐国后，齐桓公厚加礼待，为他娶妻，并送他马匹。第二年，齐桓公小白死，齐国发生内乱。重耳贪图安逸，不想离开，又继续住了三年。赵衰和狐偃等人设法使他离开了齐国，前往楚国，以寻找靠山，伺机归国。沿途备尝艰辛屈辱，到达楚国。楚成王雄才大略，是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以诸侯国君之礼待重耳。在宴会上，楚成王问重耳，如果您作了国君，将如何报答我的知遇之恩呢？重耳回答，若托您的福，真得能够回国作君，一旦晋、楚两国构兵，在中原对垒，我将命令晋军退避三舍。楚令尹子玉认为重耳傲慢无礼，劝说楚成王杀掉他。楚成王却认为“晋公子敏而有文，约而不谄，三材侍之，天祚之矣。天之所兴，谁能废之？”未听从子玉。
后来秦穆公邀请重耳去秦国，楚成王便将他送去，穆公待他甚厚。晋惠公十四年(前637年)，惠公死，晋国大臣们欲迎重耳归国，秦穆公便派军队护送重耳归国。重耳于第二年春天渡黄河入晋，晋国各地纷纷归附。重耳即位，是为晋文公。这时他己62岁。
晋文公即位不久，吕省、郤芮等密谋叛乱。晋文公得知后，秘密会见了秦穆公，请求援助，秦穆公答应帮助平息叛乱。吕省、郤芮见事不成，便逃跑了。秦穆公将其诱至黄河诛杀，并给晋文公配了三千卫兵。
至此，经过几十年混乱的晋国方才安定下来，晋文公开始整顿和治理国家，诸如整顿官职，责成各级官员尽职尽责，轻徭薄赋，赈救困乏，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关税，开通道路，促进商旅贸易，奖拔贤能，赏赐有功，鼓励积极有为的精神，赡养老人，礼遇宾客，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等等。并且进一步明确社会等级结构和分封原则，“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从而晋国大治，一天天强大起来。
晋国国内安定以后，晋文公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和外交活动。最著名的对于晋文公称霸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晋楚“城濮之战”。周襄王十九年(前633年)，楚成王率楚、郑、陈、蔡、许等国军队围攻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援。晋文公抓住这个时机，立即进行战前准备，将晋国原有的左右二军，扩编为上、中、下三军，命令郤榖、郤溱，狐毛、狐偃、栾枝，先轸为将领。文公首先派兵攻打楚国的盟国卫国和曹国，想以此吸引楚军前来救援，以解除楚军对宋国的围攻。晋国军队渡过黄河，活捉了曹共公。晋、楚两国在城濮(今山东省鄄城西南)交兵，晋文公对楚军退避三舍，以避其锋芒。楚军统帅，令尹子玉求战心切，派人请战。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四月四日，晋、楚两军决战，晋军大胜。这次战争，由于晋文公在外交上争取了秦，齐两国参战，在军事上采取了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方针，化劣势为优势，被动转变为主动，终于取得了对楚国的决定性胜利，奠定了晋国称霸中原的基础。
“城濮之战”把北上争霸的楚国打败后，晋文公为周襄王在践上(今河南省荥泽县西北)建起一座行宫，举行向周襄王献俘的盛大仪式。周襄王命大臣王子虎等册命晋文公为齐桓公以后的又一位侯伯，从此晋文公便成为春秋时代的又一位霸主。周襄王赐给文公象征霸主权威的礼器，及黄河以南大量土地。晋文公从此可以直接祭祀天神，自由征伐。他随即在践土与各国诸侯举行了盟会，史称“践土之盟”。
“践土之盟”安定了黄河以南各国以后，晋文公便北渡黄河，回到晋国。他一共在位九年，于周襄王二十四年(前628年)逝世。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晋文公虽然在位时间不长，但对中国春秋时期的历史发展却产生了巨大影响。早年长期的流亡生活和政治斗争的考验，锻炼了他的政治才能，同时使他对当时的形势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所以他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展开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他即位后在国内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有两点最值得注意：
一是尚贤。在周代原来的分封制下，只能以血缘亲疏关系来确定一个人的政治地位。到春秋时代，宗法制度已经显示出与当时整个社会发展的不适应。他效法齐桓公重用管仲的做法，身边也聚积一批有才能有德行的人。如赵衰、狐偃、贾佗、魏武子等，都是栋梁之材，曾跟随他流亡。在治国安帮以及称霸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为晋文公避亲而尚贤，所以在当时晋国统治集团中出现了不争高位，唯贤是举的优良风气，如晋文公“使(赵)衰为卿，辞曰：‘栾枝贞慎，先轸有谋，胥臣多闻，皆可以为辅佐，臣弗若也。’”从而使贤者居首，保持了晋国统治集团的勃勃生气。
二是赏功，即赏赐有军功的人，晋文公在流亡几十年回国即位后，赏赐曾经跟随他流亡和支持他上台有功的人，大者封邑，小者尊爵。他即位后，不再分封宗族公室子弟，政治上也不重用公族。他选择职官的原则是按德行、才能．功劳、所任用的主要是一些“诸姬之良”，“异姓之能”。晋国实行的是军政合一的制度，诸军将佐既是统帅军队的军事首领，同时也是参与决断国家政事之卿，是统治集团中的核心阶层，而这些将佐分别出自不同的宗族。这样，就使一批非公族的政治势力进入统治集团的核心阶层，堵塞了公族把持晋国政治的途径。晋文公的这一改革措施，直接影响了晋国历史的发展趋势，使晋国的历史形成了不同于其他诸侯国的显著特点，使得封建因素在晋国较早较快地出现，法家思想在这里有了更深厚的基础。
晋文公重耳是一位霸主。争夺和保护霸主地位的战争，虽然不可避免地要给人民带来种种灾难。但也产生了有利于历史前进的客观效果。它加快了统一中国的步伐，加速了新旧制度的更替，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它不但使晋国强大起来，而且还使中原一带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相对安定，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秦穆公 嬴任好 (?-前前621)
秦僻處西陲，周初為附庸小國，春秋初年因秦襄公助平王東遷才被封為諸侯，並承平王賜給岐山以西之地，後定都於雍（今陝西鳳翔南）。到了秦穆公（前六五九年 -- 前六二一年執政）時，國勢逐漸強大起來。秦穆公名任好，贏姓，秦國歷史上一位有作為的君主。他在位期間，內修國政，外圖霸業，統一了今甘肅、寧夏等地，開始了秦國的崛起。
秦國原是居住在秦亭（今甘肅張家川）周圍的一個贏姓部落。秦襄公因護送平王東遷（見周幽王）有功，封為諸侯，賜給歧以西地，正式建國。經文、寧、武、德、宣諸公，秦的疆土不斷東移，到穆公繼位時， 已佔有大半個關中。
秦穆公繼位當年（前659年），就親自帶兵討伐茅津（今山西芮城東）的戎人，開始了擴張疆土的事業。秦穆公娶晉太子申生的姊姊穆姬為妻。穆公五年（前655年），晉獻公滅虞，俘虜了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就將他們作為穆姬的媵人（隨嫁的人）陪嫁到秦國。百里奚不願忍受奴隸的生活，逃到宛（今河南南陽），被楚國人捉去。
秦穆公胸懷大志，卻苦於無賢才輔佐。有人告訴他，穆姬媵人百里奚是不可多得的人材，他喜出望外，急忙去請，卻得知百里奚已經逃到楚國。秦穆公願以重金贖回百里奚，又怕楚人不給。於是派使者到楚，說：「中國的媵奴百里奚逃到貴國，請允許我方用五張公羊皮將他贖回。」楚國一看此人如此不值錢，也就答應了秦的要求。當七十餘歲的百里奚被押回秦國時，秦穆公親自為他打開桎梏，與他商談國事。百里奚說：「我是亡國之臣，哪裏值得君公垂詢！」穆公說：「虞君不用你，才使你被擄，並不是你的過錯。」堅持向百里奚討教，兩人一直談了三天，穆公十分高興，以百里奚為國相。由於百里奚是用五張公羊皮贖回來的，所以人稱其為「五羖大夫」。百里奚辭讓道：「我不如我的朋友蹇叔。蹇叔賢能而不為世人了解。當年我在外漫遊受困於齊，不得已向別人乞討，是蹇叔收留了我。我因此想到齊君無知那兒做事，是蹇叔阻止了我，使我倖免與無知一起被殺。我到周地，見王子頹喜歡牛，就以養牛去接近他。後來，王子頹想用我，又是蹇叔阻止了我，使我免於被誅。我到虞君手下做事，蹇叔又阻止我。我也知道虞君不會信用我，只是為了那一份俸祿和爵位，暫時留下來，想不到就當了俘虜。從這三件事，我深知蹇叔的賢能。」秦穆公於是用很重的禮品，將蹇叔請來秦國，任命他為上大夫。
秦國要發展，首當其衝的是其東鄰晉國。在百里奚和蹇叔的輔佐下，秦穆公將注意力集中於晉。 晉獻公晚年，驪姬之亂，公子重耳和夷吾出逃。穆公九年（前651年）晉獻公死，驢姬子奚齊繼位， 旋即被其臣里克殺死。秦穆公派百里奚帶兵送夷吾回國繼位，為晉惠公。夷吾事先答應將河西八城割給秦作為謝禮，但繼位後卻毀約。晉臣丕豹逃到秦國，受到穆公重用。十二年（前648年）晉國旱 災，秦穆公運了大量粟米給晉。十四年（前646年），秦國發生饑荒，晉國不僅不給秦國糧食救災，反而乘機出兵，於次年攻秦。雙方在韓原大戰，秦軍最終生俘晉惠公。在周襄王和穆姬的請求下，秦穆公與晉惠公結盟後，將其放回。晉惠公送太子圉到秦國為質子，並將黃河以西的地方獻給秦國， 秦的東部疆界擴至龍門。二十三年（前637年），晉惠公死，其子子圉逃回國繼位，為懷公，繼續迫害逃亡的公子重耳。秦穆公於是將重耳從楚國迎來，以極為隆重的禮節接待，將女兒文嬴及四位宗女嫁其為妻，然後於次年送重耳回國為君，是為晉文公。晉文公殺死子圉，在秦的參與下，尊王攘夷，敗楚城濮，成為霸主。三十年（前630年），秦又出兵幫助晉文公圍鄭。鄭老臣燭之武夜裏從圍城中繩出，見秦穆公說：「鄭國滅亡，於秦不利。晉人這次開拓了東邊的領土，下次就會向西邊的秦國用兵。大君何必損害自己國家的利益，共幫助晉國呢？」秦穆公於是與鄭結盟，留杞子、逢孫、楊孫戍守，罷兵而還。
秦穆公三十二年（前628年）冬，晉文公死。這時，杞子從鄭國派人送信回國，說：「鄭人將北門的鑰匙交給了我，如果悄悄地派軍隊來，鄭國就能得到。」秦穆公問蹇叔和百里奚，兩人回答道：「經過幾個國家幾千里路去襲擊別人，很少有成功的。我軍的行動鄭國一定會知道，不能去！」秦穆公說：「我已經決定了，你倆不必再說。」於是派遣百里奚的兒子孟明視、蹇叔的兒子西乞術和白乞丙三將帶兵出發。百里奚和蹇叔哭著為軍隊送行，秦穆公很生氣，說：「我出兵，你們卻哭著沮喪我軍的士氣，這是為什麼？」二老答道：「我們並不敢沮喪士氣。只是我們年紀大了，兒子要出征，怕以後再也見不看了！」二老對其兒子說：「你們的軍隊一定會吃敗仗，晉人將在崤山阻擊。」三十三年（前627年）春，秦軍東去，經過成周北門時，車左、車右都脫去頭盔下車致敬，隨即跳上車去的有三百輛戰車的將士。王孫滿看了以後說：「秦軍輕挑而無禮，一定會失敗！」秦軍經過滑國時，鄭國的商人弦高正販了牛準備到周去賣，見秦軍，就將所帶的十二頭牛全部迭給秦軍，說：「聽說大國將要誅滅鄭，鄭君已經作好迎戰的準備，派我先迭十二頭牛犒勞貴軍士卒。」秦軍三位將軍商量道：「鄭國已經知道我軍要去襲擊，去了也沒有用。」於是滅了滑國，往回撤兵。滑是晉國的同姓之國。當時，晉文公還沒有下葬。太子襄公憤怒地說：「秦國欺侮我喪父，乘機攻滅我的同姓之國。」於是， 將喪服染成黑色，出兵在崤山阻擊，大敗秦軍，將三位秦將全部俘獲。
晉文公的夫人文贏，是秦穆公的女兒，她對襄公說：「這三人挑撥我們兩國國君的關係，穆公對三人恨入骨髓。你何必自己去殺他們呢？不如放他們回去，讓穆公去將他們煮死！」晉襄公同意了。秦穆公穿了素服，哭看到郊外迎接孟明視等人，說：「我不聽從百里奚和蹇叔的話，使你們三位遭受恥辱，你們有什麼錯？你們要專心謀劃報仇雪恥，不可懈怠！」恢復了三人的官職，對他們更加信任 了。三十四年（前62前6年），秦穆公又派孟明視等帶兵東向，與晉軍戰於彭衙（今陝西白水東北），秦 軍再次失敗。兩次較量，秦東進的路被晉牢牢地扼住，只得轉而向西發展。
當峙，在今陝甘寧一帶，生活著許多戎狄的部落和小國，如隴山以西有昆戎、綿諸、翟，涇北有義渠、烏氏、朐衍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陸渾之戎。他們生產落後，披髮衣皮， 各有君長，不相統一。他們常常突襲秦的邊地，搶掠糧食、牲畜，擄奪子女，給秦人造成很大的苦難。秦穆公向西發展，採取了比較謹慎的策略，先強後弱，次第征服。當時，西戎諸部落中較強的是綿諸（在今甘肅天水市東）、義渠（在今甘肅寧縣北）和大荔（今陝西大荔東）。其中，綿諸有王，住地在秦的故土附近，與秦疆土相接。正好，綿諸王聽說秦穆公賢能，派了由余出使秦國。秦穆公隆重接待由余，向他展示秦國壯麗的宮室和豐裕的積儲，向他了解西戎的地形、兵勢。又用內史廖的策略，挽留由余在秦居住。同時，給綿諸王送去女樂二八。動聽美妙的秦國音樂舞蹈，使戎王大享眼耳之福。他終日飲酒享樂，不理政事，國內大批牛馬死亡，也不加過問。等到綿諸國內政事一塌糊塗，秦穆公這才讓由余回國。由余的勸諫，受到戎王的拒絕。在秦人的規勸下，由余終於歸向秦國。秦穆公以賓客之禮接待由余，和他討論統一西方戎族的策略。
穆公三十六年（前624年），秦穆公親自率兵討伐晉國，渡過黃河以後，將渡船全部焚毀，表示誓死克敵的決心。秦軍奪得王官（今山西聞喜西）和郊。晉軍不敢出戰，秦軍從茅津渡過黃河，到南岸崤地，在當年的戰場為戰死的將士堆土樹立標記，然後回國。三十七年（前623年），秦軍出征西 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包圍了綿諸，在酒樽之下活捉了綿諸王。秦穆公乘勝前進，二十多個戎 狄小國先後歸服了秦國。秦國闢地千里，國界南至秦嶺，西達狄道（今甘肅臨洮），北至朐衍戎（今寧夏鹽池），東到黃河，史稱「秦穆公霸西戎」。周襄王派遣召公過帶了金鼓送給秦穆公，以表示祝賀。
三十九年（前621年），秦穆公死，安葬於雍（今陝西鳳翔東南），殉葬而死的有一百七十七人， 其中包括子輿氏的三個兒子奄息、仲行、鍼虎。這三人十分善良、勇武，國人對此悲痛萬分，賦《黃鳥》之詩，唱道：「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意思是，青天呵，怎麼將這麼善良的人給殉葬了？如果可以贖命，我們寧願出一百條命將他們換回來！
楚庄王（？～前591）
中国春秋时期楚国君主。春秋五霸之一。羋姓，名旅。又称熊侣。在位期间（前613～前591）非常重视选择人才，先后得到伍参，苏从、孙叔敖、子重等卓有才能的文臣武将的辅佐。庄王初年，楚国发生贵族暴乱，邻近的群蛮等也乘机骚扰。庄王平息乱事，在内政方面作了一些改革，赏罚分明，群臣和睦，百姓安居乐业，国力日益强盛，为取得霸业奠定了基础。公元前611年，楚庄王攻灭庸国。公元前606年，庄王伐陆浑之戎（今河南伊川一带），陈兵问鼎于周郊，以示有吞周之意。接着又破陈围郑。晋出兵救郑时，两军大战于邲（今河南郑州北），晋军败绩。此后鲁、郑、陈、宋等中原国家先后归附楚国，楚庄王遂称霸中原。
宋襄公学霸不成
齐桓公四十三年（公元前643年），齐桓公去
世，由于他生前没有妥善解决即位问题，齐国发生
了诸公子争位的内乱。宋襄公帮助太子昭打败诸公
子，夺取了君位。襄公平定齐乱，产生称霸诸侯之
心，欲乘吕原无霸主之机登上霸主之位。宋国公子
目夷以为，小国争当霸主是灾祸，宋国将自取灭亡。
宋襄公刚愎自用，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于楚成王
约定此年秋天只乘坐国君普通的车辆而不带兵前往
相会。秋楚成王召集宋、陈、蔡、郑、许、曹等国
诸侯在盂（今河南睢县境）相会，宋襄公准备乘车
前往，公子目夷进谏说，楚国兵力强盛而又诡计多
端，还是让兵车护送前往为上策。宋襄公以为，既
已约定，就不要更改，遂以乘车往盂赴会。楚国果
然伏兵车，并抓获宋襄公，带领大军伐宋。冬，楚
召集诸侯在薄（今河南商丘北）会盟，在会上释放
宋襄公。公子目夷认为，襄公并未因此而变明智，
宋国祸殃并未完结。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夏，宋襄公率
兵伐郑，楚派兵伐宋救郑。十一月，宋襄公与楚军
在泓水（今河投送拓城县北）边上对阵开战，历史
上叫做“泓水大战”。宋军已经排成队列，楚军尚
未全部渡河，司马提议乘此良机全线出击，宋襄公
不答应，认为趁人之危不算是仁义之师。楚军过河
还没有列好阵势时，司马再次请求下令攻击，宋襄
公仍不答应。楚军整理好部队，立即进攻宋军，宋
军大败，宋襄公脚部受伤，宋军将领尽被歼灭。泓
水之战以后，宋人都埋怨宋襄公。宋襄公却说，君
子打仗时，不伤害伤员，不擒拿头发花白的人。后
宋襄公因伤势过重而亡。春秋时期就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宋襄公，生年不详，卒于周襄王十五年（前637年），名兹父，宋桓公之子。在位期间，极力谋求中原霸主地位，在军事和外交上频频活动，但遭到楚国的遏制。他打着行仁义的招牌，企图借此来号令天下，乃至于在与楚国的泓水决战中"不鼓不成列"，坐失战机，遭受重创而身死，遗笑千古。"春秋无义战"，战争，作为政治斗争的极端的表现形式，无疑具有比政治斗争更为激烈、残酷而险恶的方面，不了解这一点的惟一结果，就是害人又害己。宋襄公的争霸图谋很快就被自己的所谓"仁义"淹没了，相较于成为霸主的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缺乏的恐怕是那么一点历史的智慧，也难怪毛泽东会毫不客气的将这种行为标签为"蠢猪似的仁义道德"。周襄王十五年前637年 ，宋襄公终于因泓水之战中的箭伤恶化而死亡。
宋襄公与孙武子
宋襄公与孙武子，都是中国军事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典型，则在于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战争价值取向，前者是礼乐仁义至上论者，后者是唯利是趋决定论者。
然而，历史往往是无情的。战争，尤其是古代社会中那些为争夺统治权力而互相厮杀的战争，总是要彻底撕掉那块“仁义道德”的遮羞布，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展示于世。于是乎，恪守“军礼”信条，奉行“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原则的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被不讲信义且又实力强大的楚军打得落花流水，大败亏输，成为战争舞台上的完败者。让后世讥笑了数千年，甚至被斥之为“蠢猪式的仁义”。而提倡“兵者诡道”，主张“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孙武子，则因其五战入郢大破楚军的业绩，加上撰著《孙子兵法》十三篇的功勋而被尊奉为“兵圣”，扬名千秋，光彩照人。
不过，从更深的层次考察，我们可以发现，那位倒霉的宋襄公并不是一无可取，而风光千年的孙武子也不是毫无瑕疵。
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所作所为，其实并非他本人心血来潮、视战争如儿戏，而是他努力保持君子尊严的举动，恪守战争当受道德规则约束的选择。体现“军礼”文化要求的《司马法》强调，用兵应该“正而不诈”，即必须做到“成列而鼓，不相诈”，“逐奔不远，纵绥不及”，战争的程度与范围应该受到必要的限制，不允许无节制地使用暴力。作为深受“礼乐”文明熏陶的宋襄公，无疑要在战争指导上反映“军礼”传统的诉求，表示出泱泱君子之风。只可惜他的军队太弱小，一旦与强大的楚军进行堂堂之阵的交锋，处于下风乃至惨败在所难免。
至于孙子，则没有过多的传统包袱，他的作战指导原则更合乎春秋时期争霸兼并战争的一般规律，与时代的需要同步，所谓“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在他看来，战争中不允许有任何温情，只要能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战争的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于是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正当途径，“堕其城，毁其国”是应有做法，“掠于饶野”、“掠乡分众”是可行举措。虽然他也说“全胜”、“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但这只不过是理想境界的虚拟，是口号罢了，他的真实意图始终立足于“以正合，以奇胜”，“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
春秋战国乃至整个古代历史演变进程，证明了孙子兵学实用理性的胜利和宋襄公标榜“礼乐仁义”的失败。然而，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不可单凭成败论英雄。宋襄公虽然败得很惨，很没面子，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道德对战争的制约作用可以弃若敝屣。事实也正是如此。儒家提倡义战、墨家主张非攻，都是古“军礼”原则在新条件下的反映，随着人类社会的日益进化，道德因素对战争行动的规范意义越来越显突出，绝对战争也逐渐在向可控性战争过渡。这其实是对宋襄公“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做法的否定之否定。当然这一切是必须建立在自己拥有必胜的实力和把握的基础之上的，而不能像宋襄公那样一厢情愿、自以为是。
孙子的兵学理论固然是时代精神的产物，也符合军事斗争的一般规律，但是他提倡“兵以诈立”，将“兵不厌诈”奉行为指导作战的最高原则，其客观效果，往往是在取得战争胜利的同时，也促使战争手段变得越来越残酷，战争破坏程度越来越骇人。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白起长平坑降卒四十万，项羽新安杀俘虏二十万，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孙子那种只求目的不讲手段的战争效益观的逻辑结果。这个责任固然不应由孙子来承担，但是君子之风日去、小人之气竞长，“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乃是不争的事实。孙子若地下有知，也会感到不安。
所以，后世的兵家为了发扬宋襄公和孙武子思想的各自长处，同时克服两人思想的各自不足，遂提倡兵儒合流，即既强调仁义道德对军事活动的规范意义，又肯定兵者诡道、出奇制胜对战争成败的保证决定作用，从而使中国传统军事文化能够沿着比较正确的方向不断进步和成熟。
从这层意义上讲，将宋襄公一概骂倒，将孙武子无保留推崇，诚不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