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璨宇光学宿舍璨园:文胆”陈布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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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追随蒋介石大半生,到头来终于看破时局,心灰意冷。他给身边的人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安静些!”

  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1890 年(清朝光绪十六年)出生,15 岁(1904)中秀才,17 岁时在宁波府中学堂念书,因为闹###,自动退学,22 岁在浙江高等学校毕业。在浙江高等学校读书时,同学们看他肥嘟嘟的脸蛋,戏呼他是“面包孩儿”,而面包英文单词Bread,再由译音改为布雷,于是就干脆叫他陈布雷了。民国成立后,陈加入同盟会,从事教育与新闻工作。自1927 年春在南昌初见蒋介石,加入国民党后,陈布雷成为蒋氏身边极为显赫的人物。

  1907 年起他在杭州浙江高等学堂求学。1909 年春天,杭州各学校举行联合运动会,有三千学生参加,在图画老师包蝶仙指导下,陈布雷、邵飘萍这几个后来新闻史上放过光焰的人物办起了一份油印小报,这是他们生命中最早的报纸。从这里,开始了陈布雷的文人生活。

  1920 年,陈布雷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到上海参加《韦氏大字典》的编译。正值《商报》创刊,他再次踏入报界,任《商报》编辑主任,负责撰写评论,每星期5 篇,星期天撰写短评。《商报》本来是一家商业报纸,有商业金融评论、介绍新经济思想的栏目,以及副刊“商余”等,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陈布雷执笔的那些时评,他的文章议论透辟、文笔犀利,深得读者喜欢,被报界誉为“突起之异军”。1923 年,评论改署名制,陈布雷开始使用“畏垒”的笔名。他不惮军阀的强势,这一年发生的大事,如曹锟贿选、孙传芳举兵入浙江等,他都曾发表旗帜鲜明的反对文章。

  1925 年3 月孙中山在北京去世,上海《时事新报》评论说“中山陈布雷先生之精神,早与陈炯明决裂时死去,今不过形骸逝去而已”。陈布雷马上在《商报》发表《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的评论予以驳斥。共产党主办的《向导》曾转载他在《商报》的评论,肖楚女致函示好,希望他为无产阶级革命贡献力量。但这与他的思想有距离。他没有回应。1926 年元旦《商报》创刊五周年,他写下《五年来之回顾与前瞻》,对这段历史做了一番总结。12 月间,《商报》连载陈布雷所著长文《九仞一篑中之危言》,对汉口工潮大发议论,语多指斥。陈布雷认为:北伐战争中的“第一层之隐忧”,即为“各地工农阶级之兴起太骤”,渲染工农阶级的气势“太张”,已使“产业界颓丧疑怖”,失去“康宁”。

  陈斥责工农意识“至为简单”,“鄂省民情,素以狭隘强悍著闻;而乍遇解放之民众,意气尤易涉骄昂”等。从15 年前的《谈鄂》10 篇,到一年多以前在五卅运动期间的大量时评,陈布雷无不为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工农运动鼓与呼。然而,《九仞一篑中之危言》却对工农运动横加指斥。前恭而后倨,变化何其鲜明。因此,对于陈布雷来说,这篇文章可以看做是他从此疏离工农群众的一个标志。陈布雷与工农群众及共产党人的关系逐渐疏远,与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蒋介石的关系却渐次密切起来。

  1927 年是陈布雷生命的分界线,蒋于这一年春天,就派遣黄埔军校秘书长邵力子先期北上,意在联络沪上各报及陈布雷等人。邵力子面见陈布雷,拿出一只大信封,递给陈布雷说:“蒋先生对君极为慕重。”陈布雷打开信封一看,是蒋介石的一张戎装照片,并有亲笔签名:“赠陈布雷先生,弟蒋中正。”

  蒋要笼络陈布雷,出发点可以理解。然而,蒋介石一不写信,二不送礼,一上来,就先送上一张“玉照”,这又不是谈恋爱,找对象,陈布雷要他的照片干什么?这一新潮之举,颇让陈布雷费解了。其实,这在蒋介石,是颇有深意的。

  第一,在蒋认为:政治上的志同道合,入伙加盟,无非也是一个男欢女爱、男婚女嫁罢了,大家合则来,不合则去,一如婚姻上的合合分分。所以,蒋对陈布雷表示好感和仰慕,要请陈布雷入伙帮忙,首先想到要送他一张“玉照”,以便让陈布雷一睹“芳容”,顿生好感。

  第二,在蒋认为:若论投书致意,自己只是粗通文墨而已,如被文章大家陈布雷耻笑,岂不是关云长门前舞菜刀,自讨没趣?如果是大把赠金,大把赠银,以自己的权势来说,自然不是难事。问题是,此举未免显得过于市侩,尤其是像陈布雷这样的文人,往往高傲自负,又岂是几个铜钱可以收买的。蒋想来想去,自忖没有其他什么特长,唯有一副英俊小生的形象,尚可告慰一下自己,尤其是一幅戎装艺术照,简直可以视为平生“杰作”,用今天的一些追星少女的审美眼光来说,也就是很有点高仓健的味道了。所以,蒋要送礼,认为拿得出手的,也就只有这张戎装照片了。

  以陈布雷来说,对蒋的这番深意,很可能不甚了然;对蒋之为人,也是若明若暗。但是,蒋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南方政府的“革命”新秀,而且还是手握重兵的东方“拿破仑”,这对于陈布雷来说,知道这么多也就够了。于是,陈收下蒋的“玉照”,另对邵力子一番客套,无非是对蒋先生“心向往之”云云。蒋、陈的这一次间接接触,固不能算是有情人的正式“联姻”,但大抵也表明双方有意加深了解。自此,蒋在南方,陈在北方,蒋策划以武力北伐,陈运筹以舆论开道,双方配合默契,相知日深了。谈“恋爱”谈到这种程度,双方都认为有必要见见面,进一步予以考察了。从此陈布雷开始了追随蒋介石的22 年政界生涯。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蒋介石与陈布雷的关系,始终是一个谜,是一个永远也说不尽的话题。秋宗鼎在《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一文中回忆:“遇有重大事件,蒋时常单独约陈密谈,有时谈至深夜。陈为蒋密谋划策,内容很难为局外人所能知晓。”陈对蒋的政治黑幕,从来都是守口如瓶,“筹策谟献,胥关大计”。在许多问题上,陈与蒋虽因所见不同,常对蒋陈述异见,但最后必毫无保留地服从总裁意旨。故时人评价陈布雷是:“以总裁之忧为忧,以总裁之乐为乐。”陈把一切功劳和光荣都归之于蒋介石,一切劳苦和委屈都由自己承当。

  从1927 年到1934 年,他不愿当官,蒋介石有事才叫他去南京写文章。第二阶段从1934 年到1948 年,历任第二侍从室主任、国民党###副部长、###次长、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宣传小组召集人等一系列职务,官位并不显赫,却是蒋身边的红人,号称蒋的“文胆”,蒋向来对他尊重,知道他的谨慎、廉洁和自持,他的进言都从善意着眼,蒋也多有采纳。陈布雷和家人。

  说到陈布雷被陈立夫胁迫加入CC系一事,更可以看出陈布雷的心机之深。陈训慈回忆:抗战前三四年,陈立夫一次曾用小车邀约陈布雷郊游。车越开越远,终在一条僻巷的楼房前停下。

  陈立夫说, 这是“ 好友的家”。不料一上楼,走进一间较暗的中厅,有香烛供设,陈立夫便说:“布雷先生,领袖依先生为辅弼,我辈对先生的道德文章更是敬佩之至。我们党内的热血同志为了拥护领袖,组织了一个小团体,素来景仰先生,今天特邀先生填表参加我们这个团体。”说着,陈立夫便把表格拿到陈布雷面前,说:“布雷先生很忙,就不要照表格中的项目一一填写了,只要布雷先生签上名,别的项目就照先生的履历表由秘书去填了。”陈布雷一听,马上虎起脸来说:“立夫,我们党内不能再有小党的,你们就是给我填了表也不能算数,这名我也不能签,并且我还要把这件事报告领袖。”陈立夫笑笑说:“领袖知道的,先生参加了,领袖不会责怪你的”,并以软硬兼施的口吻说:“今天无论如何要请你入盟。”

  在这四周无声的孤楼中,在陈立夫等一干人强制下,陈布雷被弄得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勉从才走。迨一回到寓所,他立即恨恨地对陈立夫说:“立夫,这样做不行!我马上报告委员长,全不算数!”于是,陈布雷当天即将经过详情报告蒋介石,并连连否认说:“立夫这样逼我的做法,我不承认!那不能算数,那不能算数!”岂知蒋说:“立夫几个人组织团体的事,我知道,你能参加也好。”陈布雷不改初衷,并大义凛然地申述:“我在你左右担任这样的职责,必须不偏不倚,才可做事。”据说,蒋表示同意,并批评了二陈的做法。陈训慈回忆,布雷和我们诸弟谈到这件事时,曾说:“这事在一些有关的要人中也有些传开了。”言下不胜恨恨。

  的确,陈立夫这种做法,实在是过分了,简直是形同绑架,逼良为娼了。按照陈立夫飞扬跋扈的个性和霸王作风,也是完全做得出这种事的。陈立夫出于团体利益需要,急于拉陈布雷入伙,手段上未免就有些不够光明正大,这也情有可原,政治家从来是只讲目的,不讲手段的。而且,在陈氏兄弟认为:CC这个组织,在蒋先生那里是挂了号的,也就说是领了“营业执照”的,甚至可以说法定代表人就是蒋介石。出了问题自有蒋先生罩着,用不着顾虑这顾虑那,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陈立夫之有这种形同绑票的做法,固然荒唐,但并不奇怪。

  问题不在陈立夫,而在陈布雷。第一,以陈布雷的倔强个性,并不是一个容易被要挟的人。如果他不肯加入某个组织,他会直言拒绝。除了蒋介石以外,任何人以蛮力逼迫,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第二,在某些特殊场合下,他自然也会作战术上的退却,违心地接受一些既成事实。但陈布雷从来都是标榜以“恕道”对待朋友的。以陈立夫的胁迫来说,固然是违背了陈布雷“君子群而不党”的信念,但是,陈布雷回到寓所后,已向陈立夫当面表明:“立夫,这样做不行!”事情到此为止,既可以不违背意愿,又可以保全朋友之道,岂不两全!

  为什么还要来一个画蛇添足,补上一句:“我马上报告委员长,全不算数!”难道不报告委员长?就不能“全不算数”吗?

  显然,陈布雷这样做是大有深意的,其真正目的就是要到蒋先生面前表白一下心迹:“我在你左右担任这样的职责,必须不偏不倚,才可做事。”如果按照“抗战前三四年”“我在你左右”这两个已知条件,那么可以推测:当时,陈布雷的身份,大抵是在结束文士生涯之后,进入南昌行营之始,刚刚接受了设计委员会主任的新职。陈布雷在入幕伊始,就以好朋友垫背,向蒋先生献上一颗忠心,这正是陈布雷的厉害之处,而且,何尝不是陈布雷的“野心”?陈布雷的这一手段,看似很拙,其实却是精明到家了,非陈立夫之流可以望其项背!

  1947 年6 月,陈布雷在南京对《文汇报》的徐铸成说:“我们国民党的举措的确是不能尽如人意的,但是,再腐败,我看至少二十年天下总可以维持的。”到了1948 年,他就没有这样乐观了,他在回答宁波同乡、立法委员毛翼虎时,用缓慢低沉的语气说:“‘势力’两字要分开来,势是形势、力是力量。论‘力量’,国民党陆、海、空军优于共产党,问题在于‘形势’这个词。”毛认为陈布雷已看到总的“趋势”。在他身后仅仅几个月,南京城头就插上了红旗。一个一心想向往文章报国的读书人却做了为他人作嫁衣的幕僚,最终为一个王朝殉命,这是大时代的悲剧,这样的悲剧和他的同学、朋友邵飘萍遭到枪杀等事件一起成了动荡不宁的乱世中国的主旋律,言论报国的代价是那么沉重,然而舍弃言论事业、做了蒋介石幕僚的陈布雷付出的代价也一点不轻。临死前不久,陈布雷感叹:“我搞了大半辈子的政治,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

  陈布雷在杭州度过了年轻的求学时代,曾在杭州做过浙江教育厅长,杭州的山水是他所熟悉的,他曾产生过退隐西湖的念头。他晚年对妻子表示:“宋代的臣子老了,可以退休,到那青山绿水的去处领一座寺院,颐养晚年。我颇想到杭州置买一块田地,不管价钱多高,为我退隐先作一点实际准备。”结果,一生清廉的陈布雷动用多年的一点积蓄,在杭州九溪十八涧徐村买了一块地。也许不曾想到,退隐不成,这里倒成了他永远的归宿之地。

  1948 年11 月12 日夜,陈布雷在南京黯然自杀,他的###王允默当面向宋美龄等谢绝国葬和公葬:“先夫生前因爱杭州山水之秀,曾于范庄附近购地一方,并有终老故乡之想。故长眠之地,似宜择定杭州,并即在该地筑造一普通平民之简单墓穴,碑刻‘慈溪陈布雷先生之墓’,不必镌刻职衔,亦所以遂其平生澹泊之志。先夫生前遗言谓,书生报国,恨无建树,且今日国家变乱,人民流离失所,更何忍糜费国家金钱以为一身荣哀。”据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日记,当年11 月19 日下午2 点陈布雷的灵柩专车从上海到达杭州,由洪兰友率领,家属一二十人,在车站公祭,然后步行执绋到四明公所,接受各团体的公祭。12 月10 日上午10 点,竺可桢带着胡刚复、郑晓沧等浙大同事到九溪十八涧徐村参加陈布雷葬礼,他们到时灵柩已将入穴,浙江省主席陈仪主祭,礼毕即散。这一天,天气阴霾,冬雨霏霏,送葬的行列中有蒋经国,穿着蓝布长衫,默默步行。陈布雷生前实际上已觉察到了“势力”的消长和变化,他的“势力”论可谓一语中的,除了选择自杀,他已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死对他也许是一种解放。几个月后,1949 年4 月23 日南京易帜,5 月3 日拂晓,解放军先头部队经九溪十八涧附近进入杭州,山河变色,这一切,与长眠在杭州萝卜山下的陈布雷已没有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