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郭艳荣中标公示:陈布雷之女陈琏 读着屠格涅夫的诗,跨入革命的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1:57:18
陈布雷之女陈琏 读着屠格涅夫的诗,跨入革命的门 
1979年,胡耀邦为陈琏题词。 
1947年8月,陈琏和袁永熙在北平结婚。 
陈琏 □入党时间:1939年 □入党介绍人:钱澄宇 少女时期的陈琏。
“家庭叛逆 女中豪杰”。这是1979年陈琏在共青团中央时期的老领导胡耀邦为《陈琏纪念文集》的题词。此时,陈琏已经含冤去世10多年了。
陈琏,蒋介石的国策顾问、被称为国民党的“文胆”的陈布雷最小的女儿。1939年,20岁的她从重庆“国立二中”毕业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位党员曾问陈琏为何背叛家庭,参加革命。陈琏说,“在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国家与民族的苦难使我不能平静地生活下去。我读了很多进步书籍和报刊,懂得了生命的真谛,看清楚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只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1941年皖南事变后,就读西南联大的陈琏与一些同志转移到农村。陈琏的同学在她联大的床铺下发现了陈琏亲手抄下的这首诗——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门槛》。这首歌颂俄国革命女性的诗作竟成陈琏一生的写照。
对于女儿的政治热情,陈布雷是知道的,但至死,他都不知道女儿加入了共产党。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身之地,但是我们完全能够选择自己要走的路。
——陈琏
南都记者 娜迪娅
青春
各种集会占据了我的时间,也占据了我整个心灵
陈琏出生于1919年。这一年,新文化运动下的中国青年被巴黎和会的结果激怒了。他们高举着“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要与表现软弱的封建制决裂,要与曾经被寄予希望却也出卖了中国的“自由西方”决裂,要与所有拯救中国不够彻底的立宪与共和思想决裂。在那个时代,外国的势力正一步步渗入中国的肌理之中,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一种压倒了所有意识形态之争的民族主义情绪弥漫于中国人之中。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时代的感召下应运而生。对彼时的中国人来说,1917年在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送来的与其说是一种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后自然出现的社会意识形态,不如说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与落后国家不平等的论述,是一个不够发达国家终于能走上独立自主道路的成功经验。这种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在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前的很长时间都占据着中国人的思想。
20年后,这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引领下成立的党派正担负着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责任,一方面要面对日军的全面入侵,一方面要应付极不稳定的国共“统一战线”。尽管局势复杂处境艰险,但据数据统计,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党员人数由1937年的4万人激增至1940年的80万人。陈琏便是在这次入党高潮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在正面战场屡遭失利的情况下,国民党决定在重庆设立陪都,中共也在重庆设立了办事处。同时转移的还有苏浙皖的流亡学生。1938年初,江苏扬州中学校长周厚枢等人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为流亡到武汉、宜昌、重庆等地的学生在重庆北碚及周边地区办一所学校,时称“国立四川中学”,1939年校址迁至重庆合川,正式更名为“国立二中”。由于经历过战争的残酷与动荡,颠沛流离至此的学生大都思想进步,对于抗战抱有普遍热情。
19岁的陈琏随家人迁至重庆,并于1938年夏考入国立二中。与她同年进入国立二中的蒋浩华在回忆当时合川的局势时写道:“当时的半壁河山已陷敌手,合川遭多次空袭,轰炸后街头一片断壁残垣,公园中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二中的清苦生活》)于1939年入校的萧荻则在回忆重庆当局组织当地学生进行的第二届军训时写道:“当时的教官多是抽调川军军官,素质极差。重庆沙坪坝的大学生集训队,多次发生大学生以弹道等等科学问题质难教官的风波……当时大家对国民党的腐败已很有反感,对教官的低能也极有不满。这次集训,不仅未能控制学生,也更加深了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第二届集中军训》)
据与陈琏同样就读于二中女子部的刘锡琛描述,国立二中的学生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末具有浓厚的抗日救亡特色,有歌咏、演讲、缝纫、民众教育、墙报等八个课外活动组。学生在街头宣传抗日救亡,在广场露天舞台演出抗日救亡街头剧,有时开展一些大型活动,如慰问伤兵、下乡宣传、义卖募捐等。(《难忘的岁月》)
虽然在国立二中仅就读一年,但刚转到这里的陈琏就投入到了斗志昂扬的战时学生生活中。陈琏在写给姐姐的信中这样描述在二中的生活:“这里的工作很紧张,自两星期前我们下乡宣传兵役两天以后,北碚参加志愿兵的热潮风起云涌,居然由18人而增至500人的队伍,这中间我们又募捐慰问家属,欢送新兵等等。北碚的气氛太热烈了,五月节的各种集会,座谈会、音乐会、运动会等以及重庆被轰炸后对难民的慰问、输送等等,占据了我们的时间,也占据了我们的整个心灵。”(《怀念我的妹妹怜儿》)
可以肯定的是,抗日救国的想法在陈琏转入国立二中前便已经占据了陈琏的心灵。陈琏一家表兄妹众多,陈琏一位叫郁文的表妹曾在长辈忧心忡忡的窃窃私语中听到他们认为家族中“怜儿(陈琏)、泽永(陈琏的表哥翁泽永)和协群(郁文的表姐)是共产党……”但实际上,那时这三人都并未入党。而据这三人中的翁泽永回忆,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革命运动与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那时,我们家属圈子中有两位长辈倾向革命,一是陈琏的七叔陈叔时,一是五婶洪淑琅,对我们这一代产生了影响；与他们最接近的是陈琏、我和马协群。常和他们探讨时事问题和青年出路。”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叔时与翁泽永在杭州党组织的安排下创办了浙江第一个群众自己的抗日刊物《战时生活》,并于1938年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始开展工作,此时,还在杭州省立高级中学读书的陈琏就对翁泽永表示要加入一起干,但由于不久便随家里转移至重庆而未能如愿。
终于,到达重庆后,陈琏在国立二中找到了挥洒其政治热情的土壤。在经历了一年的宣传工作锻炼后,1939年7月,在时任国立二中教师、中共川中党支部成员钱澄宇的介绍下,20岁的陈琏在高中毕业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革命
我读了很多进步书籍和报刊,懂得了生命的真谛
如果说在那样的年代下,凡是受过新式教育、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青年都会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的劫难,都会选择站在中国受压迫人民与社会最进步力量的一边来,那么,陈琏的选择并没有从众多在那个年代加入到共产主义队伍中的青年中凸显出来。在后人看来,陈琏这一选择的特别之处在于她是蒋介石的国策顾问、被称为国民党的“文胆”的陈布雷的女儿。就这一点来说,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的不光是整个中国的命运,更对于每一个在这片土地上的个人之命运产生了彻底的改变。
陈布雷于1890年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1911年,进入上海《天铎报》,由于其出色的文笔和独到深刻的见解,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著名报人邹韬奋赞他称,“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1927年,陈布雷面见蒋介石,受其赏识,同年加入国民党。历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事新报》主编。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陈布雷共育有7子2女,陈琏是陈布雷最小的女儿。这对父女的故事总是要从父亲将襁褓中的女儿掷出窗外说起。
陈琏出生后不久,其母杨品仙就因患产褥热去世。杨品仙在世时,与陈布雷感情甚好,陈布雷一时无法接受爱妻去世的现实,被哀怨逼疯了的他将尚在襁褓中的陈琏塞进了痰盂中,家里人听见响动纷纷奔上楼,看见陈布雷在慌乱中又将婴孩儿从痰盂中拎出直接掷出了窗外。幸运的是,这个襁褓被院里的葡萄架稳稳接住,陈琏受到了命运的眷顾而活了下来。事后,陈布雷对于自己疯狂的行为极为后悔,给这个婴孩儿起名“怜儿”,对其倍加宠爱。
在得知自己的这段往事后,陈琏并未怨恨父亲,相反,一直以来,陈琏对父亲是敬佩的。1941年皖南事变后,陈琏和几个党员秘密转移到了云南农村。某日,其中一位党员邢方群在与陈琏交谈时问及陈布雷和她的关系。邢方群问,你后来背叛了家庭,参加革命,是否与当年你父亲曾这样残酷地对你有关系?陈琏说,不是。在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我那时在杭州高中读书,国家与民族的苦难使我不能平静地生活下去。我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转入重庆国立二中后,那里的学生大都是沦陷区来的,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相当热烈,我也成为活动中的积极分子。我读了很多进步书籍和报刊,懂得了生命的真谛,看清楚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只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据邢方群回忆,陈琏每谈到她的父亲时,总是十分不满他的政治立场,但又多少流露出她和父亲间的父女感情。她说,在政治上她父亲是站在反动的一边的,但他的为人是廉洁的,正派的。
作为一个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陈布雷对于个人操守的坚守近乎苛刻。任职于政府期间,他从未利用职权和关系为自己打算,甚至不曾为家人写过一封介绍信。在重庆时,陈布雷曾说:“抗战八年,现在胜利还都,我们即将回去,我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还不知将住在那里?南京和上海我都没有房子。我如果今天离开公职,我身边的钱,只能够暂时维持三个月的生活。”
对于从政,陈布雷则是痛苦的,他曾多次想请辞继续从事记者事业都未如愿。彼时,当陈布雷还是意气风发的明星记者时,他曾断言中国是“最不适于试行共产之国家”,中国革命“舍国民党莫属”。而20世纪40年代后,随着国民党的日渐衰败,对于民族的责任感与现实工作的矛盾日夜折磨着他。
尽管如此,据陈布雷的大女儿陈琇回忆,在重庆,父亲因工作繁忙身体不好,家人甚少见到陈布雷的笑容,但父亲却在讨论公文之余翻阅陈琏写的英文作文时露出得意的笑容。而陈琏虽生性叛逆,对父亲却始终温存,她在皖南事变忽然“失踪”后,曾给姐姐陈琇寄来一封信,信中充满对父亲的愧疚,“我只希望你尽可能为我弥补我走了后给家里留下的难以弥补的大窟穹。父亲那里特别需要你的安慰,随便你用任何方法我都愿意接受,让一切爱我的人忘了我或者痛恨我,但不要让我伤害了任何人。”
1948年11月的一天,陈布雷有意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结束了一切烦恼。至死,陈布雷都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已经加入共产党,虽然知道陈琏对于革命的热情,但陈布雷在1947年将被逮捕入狱的女儿陈琏和女婿袁永熙从狱中救出时,曾在日记中记下这样一段:“琏儿自九月二十六因平市搜索共匪电台案牵连被逮询,今日下午返家。盖当局察知彼系被人欺蒙加入民主青年同盟,但历史甚浅,亦无活动,故准由余领管教。”
对于女儿的政治热情,陈布雷是最为担心的,他自陈琏幼年时就曾劝服陈琏读女子师范,远离政治。但天性执拗的陈琏却背着家里从师范转入杭州国立中学,转入重庆后,又停止父亲安排的在北碚小学教书的工作,投入到国立二中的抗日大潮中。
在决定结束生命前,陈布雷曾找来女婿袁永熙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是从政而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终至不能自拔,如今悔之晚矣。政治这个东西不是好弄的,你和怜儿像现在这样凭自己的本事,做点儿对社会有益的事不是很好吗?千万不要再卷到政治中去了,千万,千万……”其实在1948年大势已定或更早的时候,国民党中清楚地认识到局势转向共产党的不乏其人,但陈布雷苛刻的操守终究不允许他这样做,在追随了蒋介石多年而心灰意冷后,以身殉职成为他一生所坚守的道德情操的最后注脚。
“从政而不懂政治”,多年以后,曾经在青年时追求过陈琏的我国著名翻译家沈苏儒曾在一封信中感叹,“我看这句话对陈琏也适用。”
政治
这道路诚然会很艰辛,但是为着祖国的自由,我没有别的话说
我看见一所大厦。正面一道窄门大开着,门里一片阴暗的浓雾。高高的门槛外面站着一个女郎,一个俄罗斯女郎。
浓雾里吹着带雪的风,从那建筑的深处透出一股寒气,同时还有一个缓慢、重浊的声音问着:
“啊,你想跨进这门槛来作什么?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
“我知道。”女郎这样回答。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于死亡?”
“我知道。”
“跟人们的疏远,完全的孤独?”
“我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击。”
“不仅是你的敌人,就是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也都要给你这些痛苦、这些打击?”
“是……就是他们给我这些,我也要忍受。”
“好。你也准备着牺牲吗?”
“是。”
“这是无名的牺牲,你会灭亡,甚至没有人……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怜惜。我也不要名声。”
“你甘心去犯罪?”
姑娘埋下了她的头。
“我也甘心……去犯罪。”
里面的声音停了一会儿。过后又说出这样的话:
“你知道将来在困苦中你会否认你现在这个信仰,你会以为你是白白地浪费了你的青春?”
“这一层我也知道。我只求你放我进去。”
“进来吧。”
女郎跨进了门槛。一幅厚帘子立刻放下来。”
“傻瓜!”有人在后面嘲骂。
“一个圣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这一声回答。
1941年皖南事变后,已经考入西南联大的陈琏与一些同志转移到农村。陈琏的同学在她联大的床铺下发现了陈琏亲手抄下的这首诗——俄国诗人屠格涅夫的《门槛》。这首用来歌颂俄国十九世纪后半叶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献身革命的诗作竟成了陈琏一生的写照。诗中的女郎后世猜测是暗指俄国虚无党人苏菲亚·柏洛夫斯加亚,她出身俄国贵族,却依然投身极端革命的无政府主义阵营,策划以暴力恐怖方式推翻亚历山大二世,最终慷慨就义。
虽然当时的中国革命者已经走出了20世纪初对于俄国民粹党与恐怖行为的崇拜与尝试的阶段,但对于中国出现一场暴力革命的必然性与无所顾忌的坚决意志却成为那个时代共产党人的共同心理状态。被民族主义与理想主义共同激发出的政治热情使陈琏就如这诗中的女郎一般神圣。诗中大厦里传来的声音所描述的一切后果,陈琏都不幸地一一经历。20岁与家庭决裂,在颠沛流离中忍受饥饿与劳苦,被捕入狱接受审讯,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任职不久却迎来“反右”和“文革”,与共同革命的丈夫离婚,在“文革”中被批斗,直到最终循着父亲的足迹从窗户一跃而下。
但这些磨难与苦楚都似乎从未改变甚至丝毫动摇过这位中国女郎的信仰。自入党时所说过的“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只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到转移至农村时在信中的表白“这道路诚然会很艰辛,但是为着祖国的自由,我没有别的话说”。从在新中国任少年部部长时在政协大会上所说的“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身之地,但是我们完全能够选择自己要走的路”,到决定举身赴死前遗书上的绝笔“我一九四九年的交代是完全忠实的,这一点你们将来总会明白的,然而我自己却等不到那一天了……”
人生
她把个人的意志品质、道德情感看得很重
据很多见过陈琏的人回忆,陈琏是一位深具魅力的女性。据由于工作原因曾与陈琏有接触的谷斯涌回忆,“陈琏说话柔声细语,为人文静和蔼。”而在抗战时期见过陈琏的王桐秋则形容陈琏“非常矫健,肤色又白又嫩,穿件很讲究的旗袍,漂亮极了”。在曾经眷恋过陈琏的沈苏儒眼中,陈琏则是一副“脸圆圆的,常常带着笑,言谈举止文静中含着活泼,娴雅中透着聪慧”的俏丽模样。
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陈琏又是叛逆坚决的,陈琏曾对沈苏儒说过“绝对不学做饭、做针线这类被传统认为是妇女天职的事情”。沈苏儒认为,陈琏经过了一个思想上变化的过程,这变化是发生在国立二中和西南联大之间的。此前,两人一直有通信,陈琏在国立二中时还对“八一三”事件后沈苏儒的“没有讯息”而着急埋怨过,对于沈平安的消息又高兴雀跃,沈将这封信称为“唯一的一次少女的柔情”。此后,陈琏信中的柔情却被政治热情所取代。后来两人的信中,陈琏常说起她到了一个自由光明的地方,充满阳光和希望,沈猜出陈琏指的是共产党带领的革命运动。后来,陈琏婉拒了沈苏儒的求爱。即使是陈琏后来的革命战友、丈夫袁永熙,据当时的知情者回忆,陈琏开始都不大同意与其结婚,怕影响她的革命事业。
但陈琏却又不是刻板与不解风情的,据陈琏西南联大的同学曹雪源回忆,当时由于群社工作,他和一位叫朱瑞青的女同学接触较多,渐渐产生了好感,陈琏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些情愫,经常主动向曹雪源介绍朱瑞青的情况,“学习如何认真,政治上如何进步,性格又如何温柔等等”。最终促成这对同学成为了终身伴侣。只是对陈琏自己来说,少女对于爱情的向往与祖国的自由相比,尚不那么重要了。
作为陈琏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男性,丈夫袁永熙同样清楚地体会过陈琏对理想主义的坚持。这两位自1937年相识、相恋,在战争时期互相扶持的革命伴侣却在1957年袁永熙被定为“右派分子”后离了婚。据陈琏的儿子陈必大回忆,开始,陈琏是不同意离婚的,但后来,父亲的领导向母亲摆出了两条:1.袁永熙的问题和你没关系,不会株连到你。2.你背叛反动家庭投身革命,党相信你也会勇敢地和右派分子袁永熙划清界限。陈必大认为,妈妈之所以选择离婚的关键是“她并不肯定爸爸是正确的或无辜的”,“她依然从道德品质上去归纳,认为是父亲的骄傲自大、个人主义使他‘犯了错误’,走到了党的对立面。”“妈妈至死也没有意识到被错划为右派是党的政治路线发生偏差。”离婚后,陈琏独自带着三个孩子生活。
跨过那座大厦的门槛后,陈琏循着理想与敬重的父亲决裂,又与同甘共苦的丈夫决裂。她对于理想的追求和坚持丝毫不逊于诗中的女郎。但尽管如此,厄运还是降临到了她的身上。
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后,陈琏的身世成了她的“问题”。陈琏渐渐感到了不安,但党性又使她不能反对正要发生的一切。
1962年,为了摆脱熟悉的环境所带来的忧愁,陈琏主动要求从北京调动到上海工作,当时便有人劝告陈琏留在北京,因为这里有熟悉陈琏情况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可以保护她,但陈琏没有听这些劝告。这也成为年逾古稀的沈苏儒说陈琏同样“从政却不懂政治的”原因之一。
一次,陈琏的姐姐陈琇看到“批斗”的场面十分恐惧,她对陈琏说:“如果我也碰到那样的侮辱,那我情愿自杀!”但陈琏立刻劝姐姐说:“你绝对不能这样想,你一定要经受住一切考验。”
但说出这句话的陈琏却在一个多月后,在1967年11月的一个夜晚,将孩子们都支出去后自杀。据曾采访过当时相关者的谷斯涌叙述,与相关当事人相比,陈琏接受的批斗次数并不多,“比较激烈的可能只有一次”。
但这种批斗,哪怕一次,对于陈琏来说都是毁灭性的。陈必大对于妈妈自杀原因的追寻是众多纪念陈琏的文章中最为深刻的,他说:“妈妈是理想主义的,她相信任何不合理的事物都是可以被纠正,被改造的。关键在于人,在于人所组成的社会,似乎世界上每增加一个像她一样不肯容忍不完美事物的人,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比以前好一些。所以她把个人的意志品质、道德情感看得很重,且严于律己,一切都从我做起,由此及彼,锲而不舍,以求有助于社会的改造。”
这段话也同时像极了对于陈布雷的评价,父女两代人,虽然在国难当头的时刻选择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阵营,但他们却都坚守道德、遵从理想,克己复礼,真正地将他们所为之付出的事业摆在了所有事物中的第一位,从一而终地将所有的奉献给理想,至死不渝。诚如屠格涅夫的诗作所说的“一个圣人”。直到死前的遗书中,陈琏依然相信,总有一天“你们总会明白的”。
对于这样的两代人,却因他们的道德高尚和忠于理想在时隔近二十年的时间先后自杀,不能不说是整个时代的悲哀。
专题统筹:李召
(感谢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审谷斯涌先生与重庆合川区档案馆对于本文的帮助)
1979年,胡耀邦为陈琏题词。 1947年8月,陈琏和袁永熙在北平结婚。 陈琏 □入党时间:1939年 □入党介绍人:钱澄宇 少女时期的陈琏。 “家庭叛逆 女中豪杰”。这是1979年陈琏在共青团中央时期的老领导胡耀邦为《陈琏纪念文集》的题词。此时,陈琏已经含冤去世10多年了。
陈琏,蒋介石的国策顾问、被称为国民党的“文胆”的陈布雷最小的女儿。1939年,20岁的她从重庆“国立二中”毕业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位党员曾问陈琏为何背叛家庭,参加革命。陈琏说,“在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国家与民族的苦难使我不能平静地生活下去。我读了很多进步书籍和报刊,懂得了生命的真谛,看清楚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只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1941年皖南事变后,就读西南联大的陈琏与一些同志转移到农村。陈琏的同学在她联大的床铺下发现了陈琏亲手抄下的这首诗——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门槛》。这首歌颂俄国革命女性的诗作竟成陈琏一生的写照。
对于女儿的政治热情,陈布雷是知道的,但至死,他都不知道女儿加入了共产党。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身之地,但是我们完全能够选择自己要走的路。
——陈琏
南都记者 娜迪娅
青春
各种集会占据了我的时间,也占据了我整个心灵
陈琏出生于1919年。这一年,新文化运动下的中国青年被巴黎和会的结果激怒了。他们高举着“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要与表现软弱的封建制决裂,要与曾经被寄予希望却也出卖了中国的“自由西方”决裂,要与所有拯救中国不够彻底的立宪与共和思想决裂。在那个时代,外国的势力正一步步渗入中国的肌理之中,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一种压倒了所有意识形态之争的民族主义情绪弥漫于中国人之中。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时代的感召下应运而生。对彼时的中国人来说,1917年在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送来的与其说是一种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后自然出现的社会意识形态,不如说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与落后国家不平等的论述,是一个不够发达国家终于能走上独立自主道路的成功经验。这种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在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前的很长时间都占据着中国人的思想。
20年后,这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引领下成立的党派正担负着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责任,一方面要面对日军的全面入侵,一方面要应付极不稳定的国共“统一战线”。尽管局势复杂处境艰险,但据数据统计,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党员人数由1937年的4万人激增至1940年的80万人。陈琏便是在这次入党高潮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在正面战场屡遭失利的情况下,国民党决定在重庆设立陪都,中共也在重庆设立了办事处。同时转移的还有苏浙皖的流亡学生。1938年初,江苏扬州中学校长周厚枢等人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为流亡到武汉、宜昌、重庆等地的学生在重庆北碚及周边地区办一所学校,时称“国立四川中学”,1939年校址迁至重庆合川,正式更名为“国立二中”。由于经历过战争的残酷与动荡,颠沛流离至此的学生大都思想进步,对于抗战抱有普遍热情。
19岁的陈琏随家人迁至重庆,并于1938年夏考入国立二中。与她同年进入国立二中的蒋浩华在回忆当时合川的局势时写道:“当时的半壁河山已陷敌手,合川遭多次空袭,轰炸后街头一片断壁残垣,公园中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二中的清苦生活》)于1939年入校的萧荻则在回忆重庆当局组织当地学生进行的第二届军训时写道:“当时的教官多是抽调川军军官,素质极差。重庆沙坪坝的大学生集训队,多次发生大学生以弹道等等科学问题质难教官的风波……当时大家对国民党的腐败已很有反感,对教官的低能也极有不满。这次集训,不仅未能控制学生,也更加深了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第二届集中军训》)
据与陈琏同样就读于二中女子部的刘锡琛描述,国立二中的学生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末具有浓厚的抗日救亡特色,有歌咏、演讲、缝纫、民众教育、墙报等八个课外活动组。学生在街头宣传抗日救亡,在广场露天舞台演出抗日救亡街头剧,有时开展一些大型活动,如慰问伤兵、下乡宣传、义卖募捐等。(《难忘的岁月》)
虽然在国立二中仅就读一年,但刚转到这里的陈琏就投入到了斗志昂扬的战时学生生活中。陈琏在写给姐姐的信中这样描述在二中的生活:“这里的工作很紧张,自两星期前我们下乡宣传兵役两天以后,北碚参加志愿兵的热潮风起云涌,居然由18人而增至500人的队伍,这中间我们又募捐慰问家属,欢送新兵等等。北碚的气氛太热烈了,五月节的各种集会,座谈会、音乐会、运动会等以及重庆被轰炸后对难民的慰问、输送等等,占据了我们的时间,也占据了我们的整个心灵。”(《怀念我的妹妹怜儿》)
可以肯定的是,抗日救国的想法在陈琏转入国立二中前便已经占据了陈琏的心灵。陈琏一家表兄妹众多,陈琏一位叫郁文的表妹曾在长辈忧心忡忡的窃窃私语中听到他们认为家族中“怜儿(陈琏)、泽永(陈琏的表哥翁泽永)和协群(郁文的表姐)是共产党……”但实际上,那时这三人都并未入党。而据这三人中的翁泽永回忆,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革命运动与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那时,我们家属圈子中有两位长辈倾向革命,一是陈琏的七叔陈叔时,一是五婶洪淑琅,对我们这一代产生了影响；与他们最接近的是陈琏、我和马协群。常和他们探讨时事问题和青年出路。”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叔时与翁泽永在杭州党组织的安排下创办了浙江第一个群众自己的抗日刊物《战时生活》,并于1938年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始开展工作,此时,还在杭州省立高级中学读书的陈琏就对翁泽永表示要加入一起干,但由于不久便随家里转移至重庆而未能如愿。
终于,到达重庆后,陈琏在国立二中找到了挥洒其政治热情的土壤。在经历了一年的宣传工作锻炼后,1939年7月,在时任国立二中教师、中共川中党支部成员钱澄宇的介绍下,20岁的陈琏在高中毕业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革命
我读了很多进步书籍和报刊,懂得了生命的真谛
如果说在那样的年代下,凡是受过新式教育、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青年都会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的劫难,都会选择站在中国受压迫人民与社会最进步力量的一边来,那么,陈琏的选择并没有从众多在那个年代加入到共产主义队伍中的青年中凸显出来。在后人看来,陈琏这一选择的特别之处在于她是蒋介石的国策顾问、被称为国民党的“文胆”的陈布雷的女儿。就这一点来说,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的不光是整个中国的命运,更对于每一个在这片土地上的个人之命运产生了彻底的改变。
陈布雷于1890年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1911年,进入上海《天铎报》,由于其出色的文笔和独到深刻的见解,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著名报人邹韬奋赞他称,“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1927年,陈布雷面见蒋介石,受其赏识,同年加入国民党。历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事新报》主编。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陈布雷共育有7子2女,陈琏是陈布雷最小的女儿。这对父女的故事总是要从父亲将襁褓中的女儿掷出窗外说起。
陈琏出生后不久,其母杨品仙就因患产褥热去世。杨品仙在世时,与陈布雷感情甚好,陈布雷一时无法接受爱妻去世的现实,被哀怨逼疯了的他将尚在襁褓中的陈琏塞进了痰盂中,家里人听见响动纷纷奔上楼,看见陈布雷在慌乱中又将婴孩儿从痰盂中拎出直接掷出了窗外。幸运的是,这个襁褓被院里的葡萄架稳稳接住,陈琏受到了命运的眷顾而活了下来。事后,陈布雷对于自己疯狂的行为极为后悔,给这个婴孩儿起名“怜儿”,对其倍加宠爱。
在得知自己的这段往事后,陈琏并未怨恨父亲,相反,一直以来,陈琏对父亲是敬佩的。1941年皖南事变后,陈琏和几个党员秘密转移到了云南农村。某日,其中一位党员邢方群在与陈琏交谈时问及陈布雷和她的关系。邢方群问,你后来背叛了家庭,参加革命,是否与当年你父亲曾这样残酷地对你有关系?陈琏说,不是。在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我那时在杭州高中读书,国家与民族的苦难使我不能平静地生活下去。我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转入重庆国立二中后,那里的学生大都是沦陷区来的,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相当热烈,我也成为活动中的积极分子。我读了很多进步书籍和报刊,懂得了生命的真谛,看清楚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只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据邢方群回忆,陈琏每谈到她的父亲时,总是十分不满他的政治立场,但又多少流露出她和父亲间的父女感情。她说,在政治上她父亲是站在反动的一边的,但他的为人是廉洁的,正派的。
作为一个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陈布雷对于个人操守的坚守近乎苛刻。任职于政府期间,他从未利用职权和关系为自己打算,甚至不曾为家人写过一封介绍信。在重庆时,陈布雷曾说:“抗战八年,现在胜利还都,我们即将回去,我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还不知将住在那里?南京和上海我都没有房子。我如果今天离开公职,我身边的钱,只能够暂时维持三个月的生活。”
对于从政,陈布雷则是痛苦的,他曾多次想请辞继续从事记者事业都未如愿。彼时,当陈布雷还是意气风发的明星记者时,他曾断言中国是“最不适于试行共产之国家”,中国革命“舍国民党莫属”。而20世纪40年代后,随着国民党的日渐衰败,对于民族的责任感与现实工作的矛盾日夜折磨着他。
尽管如此,据陈布雷的大女儿陈琇回忆,在重庆,父亲因工作繁忙身体不好,家人甚少见到陈布雷的笑容,但父亲却在讨论公文之余翻阅陈琏写的英文作文时露出得意的笑容。而陈琏虽生性叛逆,对父亲却始终温存,她在皖南事变忽然“失踪”后,曾给姐姐陈琇寄来一封信,信中充满对父亲的愧疚,“我只希望你尽可能为我弥补我走了后给家里留下的难以弥补的大窟穹。父亲那里特别需要你的安慰,随便你用任何方法我都愿意接受,让一切爱我的人忘了我或者痛恨我,但不要让我伤害了任何人。”
1948年11月的一天,陈布雷有意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结束了一切烦恼。至死,陈布雷都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已经加入共产党,虽然知道陈琏对于革命的热情,但陈布雷在1947年将被逮捕入狱的女儿陈琏和女婿袁永熙从狱中救出时,曾在日记中记下这样一段:“琏儿自九月二十六因平市搜索共匪电台案牵连被逮询,今日下午返家。盖当局察知彼系被人欺蒙加入民主青年同盟,但历史甚浅,亦无活动,故准由余领管教。”
对于女儿的政治热情,陈布雷是最为担心的,他自陈琏幼年时就曾劝服陈琏读女子师范,远离政治。但天性执拗的陈琏却背着家里从师范转入杭州国立中学,转入重庆后,又停止父亲安排的在北碚小学教书的工作,投入到国立二中的抗日大潮中。
在决定结束生命前,陈布雷曾找来女婿袁永熙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是从政而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终至不能自拔,如今悔之晚矣。政治这个东西不是好弄的,你和怜儿像现在这样凭自己的本事,做点儿对社会有益的事不是很好吗?千万不要再卷到政治中去了,千万,千万……”其实在1948年大势已定或更早的时候,国民党中清楚地认识到局势转向共产党的不乏其人,但陈布雷苛刻的操守终究不允许他这样做,在追随了蒋介石多年而心灰意冷后,以身殉职成为他一生所坚守的道德情操的最后注脚。
“从政而不懂政治”,多年以后,曾经在青年时追求过陈琏的我国著名翻译家沈苏儒曾在一封信中感叹,“我看这句话对陈琏也适用。”
政治
这道路诚然会很艰辛,但是为着祖国的自由,我没有别的话说
我看见一所大厦。正面一道窄门大开着,门里一片阴暗的浓雾。高高的门槛外面站着一个女郎,一个俄罗斯女郎。
浓雾里吹着带雪的风,从那建筑的深处透出一股寒气,同时还有一个缓慢、重浊的声音问着:
“啊,你想跨进这门槛来作什么?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
“我知道。”女郎这样回答。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于死亡?”
“我知道。”
“跟人们的疏远,完全的孤独?”
“我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击。”
“不仅是你的敌人,就是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也都要给你这些痛苦、这些打击?”
“是……就是他们给我这些,我也要忍受。”
“好。你也准备着牺牲吗?”
“是。”
“这是无名的牺牲,你会灭亡,甚至没有人……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怜惜。我也不要名声。”
“你甘心去犯罪?”
姑娘埋下了她的头。
“我也甘心……去犯罪。”
里面的声音停了一会儿。过后又说出这样的话:
“你知道将来在困苦中你会否认你现在这个信仰,你会以为你是白白地浪费了你的青春?”
“这一层我也知道。我只求你放我进去。”
“进来吧。”
女郎跨进了门槛。一幅厚帘子立刻放下来。”
“傻瓜!”有人在后面嘲骂。
“一个圣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这一声回答。
1941年皖南事变后,已经考入西南联大的陈琏与一些同志转移到农村。陈琏的同学在她联大的床铺下发现了陈琏亲手抄下的这首诗——俄国诗人屠格涅夫的《门槛》。这首用来歌颂俄国十九世纪后半叶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献身革命的诗作竟成了陈琏一生的写照。诗中的女郎后世猜测是暗指俄国虚无党人苏菲亚·柏洛夫斯加亚,她出身俄国贵族,却依然投身极端革命的无政府主义阵营,策划以暴力恐怖方式推翻亚历山大二世,最终慷慨就义。
虽然当时的中国革命者已经走出了20世纪初对于俄国民粹党与恐怖行为的崇拜与尝试的阶段,但对于中国出现一场暴力革命的必然性与无所顾忌的坚决意志却成为那个时代共产党人的共同心理状态。被民族主义与理想主义共同激发出的政治热情使陈琏就如这诗中的女郎一般神圣。诗中大厦里传来的声音所描述的一切后果,陈琏都不幸地一一经历。20岁与家庭决裂,在颠沛流离中忍受饥饿与劳苦,被捕入狱接受审讯,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任职不久却迎来“反右”和“文革”,与共同革命的丈夫离婚,在“文革”中被批斗,直到最终循着父亲的足迹从窗户一跃而下。
但这些磨难与苦楚都似乎从未改变甚至丝毫动摇过这位中国女郎的信仰。自入党时所说过的“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只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到转移至农村时在信中的表白“这道路诚然会很艰辛,但是为着祖国的自由,我没有别的话说”。从在新中国任少年部部长时在政协大会上所说的“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身之地,但是我们完全能够选择自己要走的路”,到决定举身赴死前遗书上的绝笔“我一九四九年的交代是完全忠实的,这一点你们将来总会明白的,然而我自己却等不到那一天了……”
人生
她把个人的意志品质、道德情感看得很重
据很多见过陈琏的人回忆,陈琏是一位深具魅力的女性。据由于工作原因曾与陈琏有接触的谷斯涌回忆,“陈琏说话柔声细语,为人文静和蔼。”而在抗战时期见过陈琏的王桐秋则形容陈琏“非常矫健,肤色又白又嫩,穿件很讲究的旗袍,漂亮极了”。在曾经眷恋过陈琏的沈苏儒眼中,陈琏则是一副“脸圆圆的,常常带着笑,言谈举止文静中含着活泼,娴雅中透着聪慧”的俏丽模样。
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陈琏又是叛逆坚决的,陈琏曾对沈苏儒说过“绝对不学做饭、做针线这类被传统认为是妇女天职的事情”。沈苏儒认为,陈琏经过了一个思想上变化的过程,这变化是发生在国立二中和西南联大之间的。此前,两人一直有通信,陈琏在国立二中时还对“八一三”事件后沈苏儒的“没有讯息”而着急埋怨过,对于沈平安的消息又高兴雀跃,沈将这封信称为“唯一的一次少女的柔情”。此后,陈琏信中的柔情却被政治热情所取代。后来两人的信中,陈琏常说起她到了一个自由光明的地方,充满阳光和希望,沈猜出陈琏指的是共产党带领的革命运动。后来,陈琏婉拒了沈苏儒的求爱。即使是陈琏后来的革命战友、丈夫袁永熙,据当时的知情者回忆,陈琏开始都不大同意与其结婚,怕影响她的革命事业。
但陈琏却又不是刻板与不解风情的,据陈琏西南联大的同学曹雪源回忆,当时由于群社工作,他和一位叫朱瑞青的女同学接触较多,渐渐产生了好感,陈琏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些情愫,经常主动向曹雪源介绍朱瑞青的情况,“学习如何认真,政治上如何进步,性格又如何温柔等等”。最终促成这对同学成为了终身伴侣。只是对陈琏自己来说,少女对于爱情的向往与祖国的自由相比,尚不那么重要了。
作为陈琏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男性,丈夫袁永熙同样清楚地体会过陈琏对理想主义的坚持。这两位自1937年相识、相恋,在战争时期互相扶持的革命伴侣却在1957年袁永熙被定为“右派分子”后离了婚。据陈琏的儿子陈必大回忆,开始,陈琏是不同意离婚的,但后来,父亲的领导向母亲摆出了两条:1.袁永熙的问题和你没关系,不会株连到你。2.你背叛反动家庭投身革命,党相信你也会勇敢地和右派分子袁永熙划清界限。陈必大认为,妈妈之所以选择离婚的关键是“她并不肯定爸爸是正确的或无辜的”,“她依然从道德品质上去归纳,认为是父亲的骄傲自大、个人主义使他‘犯了错误’,走到了党的对立面。”“妈妈至死也没有意识到被错划为右派是党的政治路线发生偏差。”离婚后,陈琏独自带着三个孩子生活。
跨过那座大厦的门槛后,陈琏循着理想与敬重的父亲决裂,又与同甘共苦的丈夫决裂。她对于理想的追求和坚持丝毫不逊于诗中的女郎。但尽管如此,厄运还是降临到了她的身上。
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后,陈琏的身世成了她的“问题”。陈琏渐渐感到了不安,但党性又使她不能反对正要发生的一切。
1962年,为了摆脱熟悉的环境所带来的忧愁,陈琏主动要求从北京调动到上海工作,当时便有人劝告陈琏留在北京,因为这里有熟悉陈琏情况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可以保护她,但陈琏没有听这些劝告。这也成为年逾古稀的沈苏儒说陈琏同样“从政却不懂政治的”原因之一。
一次,陈琏的姐姐陈琇看到“批斗”的场面十分恐惧,她对陈琏说:“如果我也碰到那样的侮辱,那我情愿自杀!”但陈琏立刻劝姐姐说:“你绝对不能这样想,你一定要经受住一切考验。”
但说出这句话的陈琏却在一个多月后,在1967年11月的一个夜晚,将孩子们都支出去后自杀。据曾采访过当时相关者的谷斯涌叙述,与相关当事人相比,陈琏接受的批斗次数并不多,“比较激烈的可能只有一次”。
但这种批斗,哪怕一次,对于陈琏来说都是毁灭性的。陈必大对于妈妈自杀原因的追寻是众多纪念陈琏的文章中最为深刻的,他说:“妈妈是理想主义的,她相信任何不合理的事物都是可以被纠正,被改造的。关键在于人,在于人所组成的社会,似乎世界上每增加一个像她一样不肯容忍不完美事物的人,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比以前好一些。所以她把个人的意志品质、道德情感看得很重,且严于律己,一切都从我做起,由此及彼,锲而不舍,以求有助于社会的改造。”
这段话也同时像极了对于陈布雷的评价,父女两代人,虽然在国难当头的时刻选择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阵营,但他们却都坚守道德、遵从理想,克己复礼,真正地将他们所为之付出的事业摆在了所有事物中的第一位,从一而终地将所有的奉献给理想,至死不渝。诚如屠格涅夫的诗作所说的“一个圣人”。直到死前的遗书中,陈琏依然相信,总有一天“你们总会明白的”。
对于这样的两代人,却因他们的道德高尚和忠于理想在时隔近二十年的时间先后自杀,不能不说是整个时代的悲哀。
专题统筹:李召
(感谢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审谷斯涌先生与重庆合川区档案馆对于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