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后租赁的税率:先兄陈布雷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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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
先兄陈布雷杂忆
家庭、宗族、乡邑
先胞兄陈布雷(1890年生)在其早年求学时期，性格活泼，思想敏锐。他所处的清季末叶，国家深受外力侵略，他反应强烈，是一个勇于接受维新思想和反清革命思想而奋进的青年。
他14岁成秀才，先后就读于慈湖中学、宁波府中学堂、浙江高等学堂，直到毕业，七八年中，由于受到父兄(主要是从兄陈屺怀)之参与辛亥革命与尽瘁地方教育的影响，受到师友(主要是沈士远、邵裴子、张宗祥诸师)之开明思想的启迪，加上他本人之好学努力，在同学中算是个高才，早露锋芒。当他还在浙江高等学堂求学时，曾去上海，其时从兄屺怀正在沪办《天铎寸艮》，他就曾在报馆中试代写作，颇受重视。等到辛亥革命前夕在浙高毕业后，即应聘于《天铎报》，任撰写社评的编辑。从此逞其青年锐利之笔锋，议论风发，被视为敢言，与邑人洪允祥(佛矢)、吴兴戴传贤弋季陶)一道，使《天铎报》成为在推翻清朝专制、建立共和的斗争中的一支新军。次年，他因故辞归宁波，担任邑中老辈创立的效实中学的教师，但还同上海新闻界有联系，受《-申报》陈陶遗之委聘，任该报的特约译述记者，并参加柳亚子等主持的“南社”的活动。这都说明他在当时是个比较活跃、富有朝气的人。
这样一个原是奋发前进、早露头角的青年，不意在他25岁时，突遭父丧，起了一个突变。这对他精神的折磨、身心的挫伤，是十分严重的。
先得从我们家庭状况说起。我们的家乡在浙江慈溪县西乡(今划归余姚县)的官桥，原。是个聚族而居的小村子。先世务农，至先祖父克介公始出门经商，后乘以一行商贩茶往来浙赣间，晚年以盈余渐置田产，即分其半约百亩为陈氏的义庄，用以救济族中孤贫。先父依仁公，在其兄弟三人中为第三，两兄皆早亡。先大伯父遗有独子，即陈屺怀(名训正)；二伯父最早丧，无子，我父即以长子训恩(即布雷)出继为二伯父之后，但二伯母隔月又逝，故仍归住一家。当时先祖父退老故里，躬自经纪所创之义田会、义学及族里其他公益诸务；又为三房析产，谓大房长孙(屺怀)好学，当使就傅上进，而要三房我父住在家里，继续他管理族里公益诸务。迨祖父殁后，我父即“继志述事”，一生致力于族里农利、教育、义田救恤及其他地方公益诸务，并改义塾为鸡山村校。我父自以为体力方壮，对出继二房的长子训恩，任他求学上进，以后即在外工作。所以布雷自沪返甬任教，也就优游自适。岂料突遭父丧，弟妹多而且幼，又须承遗愿继理族中事务。在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下，他不能不挑起家庭与宗族事务的沉重负担，这对他真是一个意外的精神打击。
我们的父亲是1914年阴历六月以肺炎病故的，布雷以长子承家，除了次姐、次兄先故、长姐早嫁外，以下有弟妹共10人。时最长的三妹22岁初嫁，以次递减两岁，至16岁者共四人。我14岁，五弟训恕10岁，以下是三个4至8岁的异母弟，最幼的季妹初生才两月。多是稚弱无知的一群。庶母又多病懦怯，不久又病故。这样一大群弟妹繁重教养之责，只得由布雷和他才娶五年的嫂嫂杨隽人承担下来。这使他不能不将宁波的教职完全辞去，重新学起家务来。如此历一年余，甬上旧友见其忧劳憔悴，恐成心疾，经力劝，始又在甬校兼课，仍经常家居，有课则去甬。讵知祸不单行，1919年，嫂嫂杨隽人以难产褥热不治而死，遗下数月至六岁的三男二女，又是一群幼儿。这一家庭创伤，使布雷又一次受到打击。为了摆脱牵累，他终于与在甬友人创立一儿童公育社，将三个儿子送公育社寄养，又商请族人，另请一族中长者接管族里事务，改为有给职。次年我亦成婚，经常家务由我夫妇承担，布雷才得以离家去沪工作。1921年，朋友劝其续弦，又应新创立的《商报》之聘，在上海重建小家庭，开始其第二度的记者生活。他除了夜里在报馆工作(一般于深夜1时始归)外，还一直带一日间兼职(上午10时顷上班)，繁忙可知，但对诸弟妹的教育任务，仍由他继续负责主持。
父丧后布雷对诸弟妹的衣食、教养、婚嫁之操持，不尽缕述。这里仅就他对我、对五弟训恕(行叔)的培养为例，作些回忆。
我在父丧那年，离高小毕业尚差一年。当时亲属长辈有以为布雷已承继于二房，且在外文教界已有资望，我在宗法上为三房长子，还是改计业商为好，将来在近处商店做事，便于带管家务。盖甬人重商，以为生意人精明，善理家务。众口成理，到秋季开学时，即准备让我辍学从商，而让训恕独自仍去慈城住校就学，他只10岁，家里陪去的人回来说，当替他铺好床位后，他哭了。布雷和我闻之都感不安，这才决定让我仍去原校读毕业，后还读完中学。
1915年夏我考入效实中学，毕业后又去上海大同学院专修英语，目的似仍在想学好英语后在沪从商。五四运动那年，因学校罢课停考而返里，我以为没有续学希望了。原来，布雷认为几年来大家庭以有限的恒产岁入(包括田产及合资之店息所入)，应付全家日用及诸弟妹学费，有入不敷出之虞，故不能不作一规定，弟妹人人只可读完中学为止，并要从我开始。他对我说，除非有什么可以不付学费的高校可考，否则就不能再求学了。谁知恰巧这年报纸广告载南京高等师范招生，果真不收学膳各费，布雷一见，喜出望外，立即要我去考，其爱护培育之心令人感奋。我经一番复习，竟得考取南京高师，以后该校又扩建为东南大学，我又于1923年续读大学学分，次年以东南大学史学系毕业而为文学士。如非胞兄布雷之着意培育，我是不能达到如此文化水平的。
五弟训恕，在我手足十余人中是最慧敏的。他在中学毕业时，名列第—，亲友都主张应让他升学。可是既有诸弟妹皆读完中学为止的成议，而布雷又甚拘谨，以为对诸弟要一视同仁，不可例外。这时行叔以效实第一名毕业可保送升入圣约翰大学，而圣约翰是教会学校，学费较高，布雷即毅然决定由他个人负担，不在大家庭内开支。此时，布雷已有子女五人，续娶嫂嫂还将生育，凭他夜里工作、白天兼任他职之所入，省吃俭用，始能供给行叔学费。如此满四年后，行叔又发生子出国留学的问题。原来五卅运动那年，上海学生发起反帝爱国运动，而圣约翰美籍校长卜舫济禁止学运、侮辱我国旗，致使爱国学生抗议离校。在这次学生的爱国行动中，行叔虽只有一个月就可毕业，但他和许体纲等同学，热心奔走宣传，不惜放弃教会大学文凭，与其他同学一致行动，退学以示抗议。当时爱国教育家和民族资本家对他们的爱国行动给予大力支持，捐地捐款，即在当年秋季，创办了光华大学，接纳所有圣约翰大学退学的同学，原圣约翰毕业班即由光华补考，发给光华大学毕业证书。行叔因在这——收回教育权的斗争中表现较好，参与了创校之劳，乃受聘为光华大学秘书，并在低年级任教。
这年冬天，他结婚成家，所入原可自给。但当时有一惯例，在大学任教须有留学资历(中文除外)，他自己又好学，光华教授中如孟宪承、李石岑等也都劝他留学英国或法国。这事向布雷提出，布雷实在犯难了：因为在上海“信交”风潮中，我们家两房的投资，折损甚巨，虽然采取拢会、举债等办法，犹未清偿，又因他于暑夏中重病两月，经济拮据异常。但是，尽管困难很多，他为了弟弟的前途，还是勉力为行叔筹措学费旅费，留学法国，除借贷于亲友外，凑集千元以助之。使行叔得于1926年8月赴法，进巴黎大学，研治经济学。原定三至四年为期，却因他嗜学若渴，本已着手写博士论文，又于1930年秋往德国进汉堡大学听课半年。不料返巴黎后，已患肠结核，竟于1931年5月3日不治去世。噩耗传来(时布雷在教育部任职，我在中央大学任教)，对我们一家打击极大，布雷更陷于深深的悲痛中。总计此五年，为五弟留学所费当有五六千元之巨。但布雷得弟耗后，只在其《回忆录》记下“此为余毕生一大憾事，亦一最大伤心事”二语，而于平时绝不对人述及五年所费及对其个人经济之损耗。我们弟妹，则于丧弟之痛的同时，莫不感喟兄长为手足尽心竭力的深情厚意。
关于其他弟妹升学的事，后来由于时势的发展，实际没有按中学毕业为止的成议去做。六弟训悆即升入上海同文书院，七弟训惠(叔时)也进过同文，后由屺怀设法公费使他留日三年，八弟叔同也随着去日。季妹玲娟，高中毕业后曾任小教，后考入杭州艺专，转入中央大学美术系毕业，不过她的学费已由几位哥哥协力负担了。另如弟妹的婚嫁，我和我以上的三位姐姐及以下的三个弟弟，都在不同程度上由布雷操办。最小的季妹在南京成婚时，他亲自主持，自任大部分费用。事后，他才高兴地对我们说：30余年前先父临终时心许办完诸弟妹教养成家之责，今日总算了此夙愿，始可告慰于先父。由此可见，布雪除于日夜工作外，对我们这个父母早故、弟妹成群的大家庭，是竭尽其家长的沉重责任的。但从丧父、丧妻、丧弟等不断的打击与折磨中，也使他的思想、性格因受了很大的挫折而至于忧郁善感。
此外，从族里救恤、教育等公益，推广及于乡邑若干学校、医卫等事业，布雷亦悉心尽力为助。这里仅从教育方面举述其要：先是先父所创立的官桥村鸡山小学，父殁后即由我兄继任校长，1920年由我继任，1936年增建教室，1946年，扩建礼堂办公室、教员宿舍等。两次筹募，均得布雷全力支助。尤以后一次，他为亲撰募捐启事，由他名义募得之款，约占全数的五分之四。1947年返乡一行，欣观其成。其次是宁波私立效实中学，于1912年由先从兄陈屺怀与钱吟苇先生等发起创立，当时经费即已较艰，以后校舍逐步扩建，大都皆赖捐募。布雷在该校任教，并曾任校长一年，历次筹募皆参与其事。抗战时宁波沦陷后停办，在上海设分校，支持数年，校长冯度师早至后方，组复校委员会，胜利后布雷被推任校董会主任，力助冯师共同号召各地校友合力募款，重建被毁的校舍。该校曾一度改名宁波市五中，现仍恢复原名，一直是我省的重点中学。另外，慈溪县立中学，战时全毁，亦赖布雷助其筹募重建，此即今日之慈湖中学。
与邵力子的交往
陈布雷在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属宁波支部；其后在上海《天铎报》，又后在《商报》，撰写社论，反帝反军阀的立场比较鲜明。1926年冬离沪去南昌，由张静江介见蒋介石，经蒋劝说，与潘公展同时加入国民党，后即舍记者生活而从政。在此期间，就我所知，他所最熟谂、认识也较早的是邵力子先生。虽在《天铎报》时他与宋教仁、戴季陶相识—更早，但邵既是新闻界老同行，又是国民党元老，可算是相知的第一人。因布雷在《商报》时期，邵力子恰在《民国日报》，主编其副刊《觉悟》，遵循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革命路线，导率青年，贯彻中山先生三大政策之遗志，名震一时，而为布雷所钦慕。等到1927年四·一二后，蒋介石“清党”反共，后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其时邵力子虽亦从政，但始终为国民党内的左派，仍恪信三大政策。直到抗日战争前夕，邵虽久为国民党中委，但已日渐为蒋所疏远。
记得1930年，我始在南京前中央大学任教，10月间，布雷自浙来京，我去访晤，见布雷即住三元巷邵力子办公的地方。其时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邵为总司令部秘书长(总司令部即设于三元巷)。布雷当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每来京皆因邵的关系而住在那里。我在他的住处，第一次见到邵先生，当时我曾面请邵先生去中大文学院演讲，他说他现在是“落伍”了，向我辞谢，语极谦冲。不久，蒋介石自兼教育部长，要布雷辞去浙教厅事，来京任教育部的常务次长，布雷恳辞未即到任。这时，我在布雷处见到邵给他的信，劝布雷不必固辞，信中邵以他自己的出处为喻，说他之出任党政职务，可以说只是“仕隐”。我确记邵在信中有这样—的话，昔人有“隐于市”、“隐于朝”的说法，“弟在此亦隐而已”。意谓清明在躬，仍可心安理得(此信布雷甚珍之，知我爱保存史料，交我保存，后失)。这种说法，我当时感到新奇，在当时官场中是难得听到的。由此可见他们过去在沪同操笔政，交情非浅，故能作此肺腑之言。而“仕隐”一语，也可见邵原来不愿身入蒋幕，虽然勉为之，还是保持自己宗旨的。由此蒋对邵的不信任感，愈后亦愈甚。而蒋蓄意一而再地拉布雷到南京去工作，亦如拉邵入幕一样，但布雷虽一而再地拖延不去，终于去了，且日益陷于蒋的幕僚核心圈内，这当然是由于布雷的软弱，思想上跟不上邵，而在蒋是早有定计，必得之而后已。
毛泽东在其书信中有这样的话：“窃谓《觉悟》时代之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激勉邵氏为国共第二次合作以抵抗日本侵略而重新振作起来(1936年9月8日致邵函，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页)。这时正在西安事变前夕，邵在西北任陕西省主席。等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府慎选大使，还是利用邵之比较进步色彩而委以驻苏大使。当抗战初期，美英袖手旁观，而苏联究竟还有空军武器援助，邵是出了力的。但约在1942年左右，邵和驻美大使顾维钧同时被召回国“述职”，盖因那时蒋在外交上一意亲美，反苏倾向日显，要将主要使节易人了。于是邵又被冷落，邵到重庆，一时竟找不到住宅，布雷即延邵住入美专街自己寓所毗连的屋中(此屋原为招待短期来渝客人而租定的)。当时二人间在政见上已有距离，但旧谊不忘，还是时作晤叙，一起共膳，亲如家人。时已初冬，邵于过新疆时带来哈蜜瓜，我们多次被邀剖瓜共啖。
当时我亦住美专街，常有机会到邵老房间里去闲谈请教。布雷则又忙于文告的撰拟，盖抗战时每逢元旦等节日，蒋必有策勉军民的文告发表，需兄撰拟，而篇幅老是很长，且多滥调失当，我与邵老谈及时，邵即说他也常觉不宜，且有很多说法在外交上影响不好。当我告以布雷此等拟稿，往往写好后仍须按蒋意一改再改，蒋又任意增删，弄得字句不通，反反复复，折腾至深夜匆忙送通讯社，种种意想不到、哭笑不得的苦况时，邵老即苦笑叹道：“这还得怪令兄太‘听话’了!”邵惋叹布雷之拘谨服从，以为不妨力陈少写。我估计邵在住于美专街的半个多月中一定会对老友有所劝告进言。而布雷终于对这苦差事忍着、忍着，对于每年至少元旦和“七七”两次的文告撰拟工作，总是时近发愁，临事发恨，直到文章发表后才松口气，这才对我发牢骚说：“为一个不懂文字而又刚愎任性的主子写文章，真是莫大的痛苦！”动气时甚至说：“这种‘生活’(甬语，工作叫“生活”)简直不是人做的！”
后来邵曾在国民参政会工作，有时偕夫人来布雷寓所作客。胜利后在南京，当我与兄闲谈中间及邵的近况时，布雷说在蒋主持工作汇报或召开小型会议时，邵常坐得很远，很少说话，时或瞌睡，佯作疲惫；据闻他对蒋有所陈说，迄无采纳。本文后面所提到的布雷主持的“宣传小组”，邵即拒不参加，并对有明显不利两党合作的社论，认为违反政治协商会议协议。这时，这两位老友已很少来往了。
布雷自杀之次日，邵来慰问家属，似在下午。他理智较强，但对此惨变，伤感形于词色，频作叹息。他是竭力主张发表全部遗书的，这当然是有他的考虑。
邵后以和谈代表去北京不再南归。解放后，几次来浙视察。一次我特访谒于其所住招待所，邵老竟于次日即来我家回访，勉励我和子侄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和工作，并问候在上海的嫂嫂。
与张治中的交往
陈布雷长久担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担任过第一处主任的，如林蔚文、钱大钧，很少来布雷寓所，惟有1939年后约一年多时间内任第一处主任的张治中，与布雷交密。盖两人私人间往来原较频繁，在侍从室共事后就更密切了。以后张任军委会政治部长，常见他来布雷寓所访叙。布雷对我也常称道“文白先生有远见”、“能担当”等等。最近我见1985年版《张治中回忆录》中有一段题为《一个文人－－陈布雷》，作者认为在侍从室期间，“帮助合作”的所有朋友中，陈布雷是“最好的一位朋友”。所引布雷给他的几封信中，布雷也称张相待“真不啻家人骨肉”。
作者在回忆中说他们在内部和日常事务问题上也常“意见相投”，但“在政治主张和见解，特别对中共问题，我们就很少甚至简直没有谈过”。接下去张治中写道：
“在党的某次全会时，他(指布雷)向蒋坚决表示同意我写的关于中共问题的决议一文，认为非常恰当。”
从张治中的这些记叙，可以看出陈布雷与他对中共问题的意见也有接近的地方。这使我回想起，那时张治中每次到美专街陈寓来，从不经传达室，而是径直登楼入室(指布雷卧室，也是日夜工作的办公室)，而且来时往往不是布雷忙于工作之时，若经约定者；他们谈话有时达一小时以上，这是其他人来时所没有的。如陈立夫、朱家骅一年来一二次私人访问，必经传达室引至会客室，通知布雷下楼来会见。还使我回想起，布雷对侍从室六组送来的《三号情报》(记中共“摩擦”的印件)常略过不复看。又布雷每谈到中统特务时，也与对军统一样的反感。
恰成对比的是，在《张治中回忆录》中又有一段以《一个武将－－陈诚》为题的文字，说他与陈诚虽然“接触最多”，但，“在对中共问题上面，却始终无法一致。我一贯地主张联共主和，他则一贯地反共主战”。
在布雷死后的公祭中，国民党要员及亲友是分日前来吊唁行礼的。我见到张治中乃一人自来，在灵前较为久立。在场的沙孟海后来告诉我，他亲见来吊的要员中，只张治中行礼时泪下颇哀。
陈立夫的一次胁迫
大家知道，陈立夫同朱家骅长久以来是争夺文教领导权的对手。陈立夫与其兄陈果夫是所谓CC系的头子。陈果夫于抗战时请蒋介石增设侍从室第三处，自为主任。朱原来也是CC要员，曾兼任中统局长多年，而中统实权则在副局长徐恩曾手中。但在抗战前，朱就已自成一个小派系，故与陈立夫有争夺。陈布雷是侍从室二处主任，管文，蒋介石要他多管宣传、新闻和文化方面的事，所以在业务联系上向二陈和朱都有较多接触。朱家骅出于戴季陶的提拔，二陈则似为戴所疏忌。至于布雷与朱家骅、陈立夫这两个对手之间，对谁较好，却很难作具体比较。仅从抗战后期看，则因陈立夫久任教育部长，在工作上自然与布雷较多接近；若说感情与看法上，布雷毋宁说与朱家骅的隔阂较少，对二陈是有反感的。只因蒋的关系，不能不多与联系有所迁就。杨玉清有文谓布雷曾斥二陈也办起合作金库来，简直是“与孔、宋争骨头”(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布雷对至亲谈话中，我们也常听到其责斥CC的话，可与杨文印证。这里先引述张治中回忆陈布雷的一段话：
“外面有人说他是CC，其实，他同CC毫无关系。记得在抗战胜利第二年的某天，他曾和我谈到CC在各地接收中贪赃枉法的情形，表示痛愤。”(引自《张治中回忆录》)
既然张治中文和杨玉清文对此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为什么“外面有人说他是CC”呢?原来有个原委，这里有必要将布雷亲口告诉我们诸弟和至亲的关于陈立夫胁迫他的一个故事叙述一下：
大约在抗日战争前的三四年，有一天，陈立夫用自己的小汽车邀约陈布雷，说作近郊小游，布雷同意了。车开出后，越开越远，到一条僻巷的一所楼房前停下，陈立夫说这是“好友的家”。不料一上楼，走进一间较暗的中厅，有香烛供设着。陈立夫即软硬兼施，说：“今天无论如何要请你入盟。”给了他一张加入CC的小誓书。在这四周无声的孤楼中，在多人强制下，布雷弄得不知所措，只得勉从才走。迨一回到寓所，他立即狠狠地对陈立夫说：“立夫。这样做不行!我马上报告委员长，全不算数！”于是，他当天即将经过详情报告蒋介石，说：“我在你左右担任这样的职责，必须不偏不倚，才可做事。立夫这样逼我的做法，我不承认！”蒋介石立即同意，批评了二陈。布雷和我们诸弟谈这件事时，又说：“这事在一些有关的要人中也有些传开了。”言下不胜恨恨。我曾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中见到赵澍写的文章，提及这事的上段经过，却未写布雷向蒋报告这一重要的下段事实。这是必须订正的。
这简直是一个荒唐的故事。布雷原来对年长的陈果夫是比较尊重的，对陈立夫总也有多年公私交往，所以对CC原还多加体谅。而这一场他所痛心的风波，是我战时到渝后他特地告我的，谈时有声有色，有余恨未消的样子。
与张其昀的关系
当国民党的名声江河日下，几已到为知识分子不齿的时候，陈布雷还是站在忠于国民党的立场上，一意想征求国内大学教授和著名科学家等参加国民党。他的这一动念也许较早，但具体行动主要还是在1938年开始的。他第一批的目标，就是张其昀以及张所尊敬或接近的师友。他最先提到的是竺可桢、秉志两师，对张其昀的友人，则提到抗战前夕来浙大任教的郭秉和及在中大任教的缪凤林诸人。
1938年初，浙大西迁，从建德、吉安而迁往泰和。张其昀是在1936年秋来浙大主持史地系的。他与布雷相识，最先开始于吐海《商报》时代，当时张任商务印书馆馆外编辑，应邀为《商报》写过几次专论。因此布雷最先争取了张其昀与郭秉和二人加入国民党。当时我在浙大，与张其昀同事。原先，布雷致我及张的信，有云：“与党内至友谈及，颇思约请藕舫、农山两先生加入本党以为文教界倡率”，并问我：如直接函竺(可桢)是否使他感到冒昧。我和张其昀去信后，布雷回信说：“弟与晓峰(即张其昀)来书中均提到征竺先生入党，不宜直接致函，以托咏霓兄(指翁文灏)转请为宜。余则以为不然。国民党惟有今日，约请国内有志之士为绝好机会，因吾人今日请人入党，不是共安乐，乃是共艰危，受之者必不以为忤，亦决不认为孟浪，则如秉、竺诸先生，固非邀约不可，即晓峰亦牺牲书生之见；又弟之同学友人中，如缪、胡、景诸君，余亦深望弟等转为征求。……”并说中委张厉生意亦拟征询柳翼谋入党(原信与后引之信，尚存我处)。其后，张其昀与郭秉和即在是年秋末由布雷为之办好特种入党手续。抗战后期，布雷在重庆继续有此活动。此时有一信曾云：“呼吁正士加入本党，乃兄在今更所竭力主张者，虽响应者寥寥，然此志仍不放弃。”又自谓“立身行己如我者，有心人想不致羞与为伍。”惟竺、秉二师当时终未接受。直至1944年间，蒋介石使出凡是大学校长必须是党员的独特做法(即延聘至中训团推为“训育员”名义入党)，这才使竺与后方著名校长如王星拱、张伯苓诸人都勉强成了国民党员(参见《竺可桢日记》第二册，1944年8月)。其实当时即在抗战开始时，国民党早已威望不振，布雷之想扩充国民党中所谓“正士”来提高其素质，还是很难得到多数知识分子的共鸣，如迁在渝郊的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中，发展成果也有限(据我所知只有二三人入党)，这使他感到失望。
陈布雷在抗战期中，与高教界中校长、名教授接触频繁，由他介绍参加国民党而以后又因而更接近的，张其昀可算是一典型。在抗战发生前，张原在旧中央大学担任地理系教授多年，那时国民党军委会里新成立一个“设计委员会”，张即应布雷之邀为设计委员之一。抗日战起，张随浙大内迁直至遵义。国民参政会在渝成立，张由蒋介石直接决定延揽为参政员，这与布雷的推奖而更得蒋的器重有关。因此张常有来渝的机会，在参政会前后必来见布雷，也常受蒋引见。
我因与张早年在东大同研，后又在中大同事，抗战后期在渝工作时，对他与布雷的联系，了解较多。张其昀与陈布雷乃至蒋介石的交往，主要有如下数事：
(1)张其昀在报上连载其所撰《中国历代之教育家》，为蒋所称赏，就交付出单行本，亲题封面书名。以后蒋要布雷找一人撰写一部《中国军事史》，供军校人员用。布雷考虑后，征得张其昀同意为之撰述，后由正中书局出版，他还叫我为他代撰一序。
(2)继《三民主义月刊》受命编印发行之后，布雷常感到还缺乏一种既符合国民党宗旨而又多学术界名人学者撰文的期刊。这时，张其昀亦正有自办一种刊物的意图，经布雷与他商定，报请蒋准拨特费资助，要求文章水平要高，稿酬较多，经张拟定刊名为《思想与时代》(月刊)，举聘钱穆、郭秉和、张荫麟(1942年病故)、朱光潜、谢幼伟连张自己共六人为“特约撰述”，六人供稿较多；亦征载通人学者如贺麟等的论著。另聘浙大一讲师兼干事。这一刊物，并不显露国民党面目，确也不局限于三民主义政治范畴，而着重阐扬我民族优良文化传统与中西文化之比较研究。布雷原旨希其以中和平实论调，使读者看不出与国民党有何关系，而在文化界多少足以冲淡当时“左翼”的进步刊物风行的影响。出刊后，布雷对之深表满意(也送蒋一份)，始终支持《思想与时代》社的发展，几度增加预算。当张其昀出国时，由郭秉和代主编。原在遵义出版，胜利后在杭州继续刊行。
(3)张其昀出国考察研究，乃竺可桢校长提名，而由布雷助成其延长研究时间。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43年2月，美国国务院文化交流处通过美大使馆邀请我国几个著名大学推举专家教授六名赴美访问并讲学，经商定由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武大、浙大、复旦、川大、云大各推一人。各大学所推如金岳霖(联大，哲学)、蔡翘(中大，生物学)、费孝通(云大，社会学)、刘乃诚(武大，政治)及萧作良(川大，经济学)，大抵皆曾留学欧美；惟浙大竺校长则以为对我国史地有研究，又能阐扬我国文化者，各大学似尚乏其选，虽张未曾留学也不善直接用英语讲课，仍提张其昀为浙大出国访问教授。六教授先集重庆，蒋介石决定出国教授都要经过中训团以训导员名义受训约半月。张于四月杪先到渝，较先入团结业，并留住布雷寓所若干日，于6月初启程，21日抵美。出国前，蒋约见他们并为饯行，由布雷与教育部长作陪。布雷对竺校长之举荐张其昀，称其自有见地。以后访问教授讲课不多，实质上美国也不甚重视。访问原以半年为期，惟张其昀开始即有意在海外多作研究，将期满时，即函布雷请代向蒋申请延长在美研究时间，竺亦同意他在浙大续假，当即得蒋准予特拨研究费。张在美大学讲过中国地理与文化问题，大部分时间则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研究地缘政治学、美国史与中美关系等。次年秋，并与霍布金大学校长、著名地理学家鲍曼(1918年后之《战后新世界》一书作者)会晤，讨论古代中国之海陆领域与文化影响。张其昀留美共计二年又二月，直至1945年9月由海船东归至上海，那时抗日战争已先一月胜利结束，在遵义的浙大与迁后方的许多大学还未能复员。他自沪先回甬探亲，复西行至渝见过布雷，并向蒋汇报旅美经过，仍返遵义浙大复课，继上年病故之梅光迪师为文学院院长。浙大在1946年全部迁返杭州后，张曾在沪杭各大报如《申报》、《中央日报》与杭版《东南日报》承办几种学术副刊，有《学津》、《地图》、《云涛》等，就其研究涉览所得撰文很多。他还对浙大史地研究所的发展、协助竺可桢对大学增系与充实设备等，多所效力。
(4)当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破坏政协协定，挑起内战，召开行宪“国大”时，张其昀也被列为“国大代表”。据布雷告我，这是出于蒋之直接推选的(在此之前的国民党的一次代表大会中，张以三青团中央理事资格已当选为国民党中委)。这些经过，以布雷当时职位与关系，自也有联系助成的作用。
1948年11月布雷死后，自南京运柩至杭，张来站迎接，后又送葬，对家属备致慰唁。对布雷自然是深于公私知遇之感的。
这里，顺带附述一些张以后去台到去世前据我所知的情况。
1985年8月26日，张其昀病故台北。消息系新华社发稿，遍见各大报。据港报及港台亲友函告，张去台初期，颇受蒋介石信任，曾任国民党宣传部长，还任过“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秘书长，选入中常委，任“国防研究院”副院长，以后又任“教育部长”数年。这显已舍教而从政了。惟自1960年，他在台北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所”，后又扩为多科性的“中国文化大学”(初称学院，仍设研究所)，又发起建立“中华学术院”，主编《中文大辞典》、《中华百科全书》等大部头书。他又退出中常委，肆力著述，撰写《中华五千年史》(至西汉止，以精力不继中辍)。总的说，他对台湾文化出版事业影响不小。他去台后期所为，就其倡导沟通海峡文化这一点来看，还是有所贡献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政治态度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蒋介石即通知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和其他两处主任，决定将军委会名义下的这个侍从室于1945年9月底办理结束。结束后，一处人员大部分转职分配于国民政府参军处；二处人员多数转职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林森作古后，蒋已任国民政府主席)。对布雷本人，蒋要他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为王宠惠)，但重要文告仍要他撰拟。我从1940年lo月至后方，布雷要我在他那里、即侍从室二处工作(任第五组秘书)，原约定为三年，后照他说，做到抗日胜利为止；并在胜利前一年联系好国民政府考试院，任考选委员会委员(在侍从室不支薪，作为借用)。至此，侍从室既撤销，10月以后，我就专职在考选委员会了。惟因飞机票难买，我仍留住在重庆有半年之久。在这半年中，布雷虽结束子长达 12年之久的侍从室二处、即蒋介石的文职幕僚长的工作，却转而接受了蒋要他担任的国民党宣传中心的工作。从此他的职务虽似较轻，实际上却更深地陷入了蒋政权统治核心之中。
原来布雷在抗战后期，已经接受蒋介石交给他的新的任务，即较多地联系和过问新闻宣传工作。那时蒋介石已十分注重内外宣传，故要布雷为他效力。我在渝五年间所见，布雷与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及其他大报乃至新闻检查处等，都经常有联系(如对《大公报》从张季鸾去世后，布雷对王芸生颇曲意联络)。惟对当时的宣传部长王世杰，布雷却较为谦退，只在重要问题上，作为蒋的传言人，对王世杰用电话或专函通知。及至胜利前一年，王调任外交部长，吴国桢继任宣传部长，蒋知吴虽长于国际宣传，但又嫌其对宣传方针及各方面联系较差，认为更有统一和加强宣传领导的必要。于是在胜利后不久，蒋就有建立一个宣传指导中心的决定。
1945年胜利后半年中，部分政府机构陆续“还都”，但国民党政权中心仍在重庆。在11月中旬的一天，蒋介石召布雷去谈建立国民党的宣传中心的问题，要他负责联络党政军各单位的宣传部门，包括中宣部本身，成立一个特种的“宣传小组”，作为宣传工作联系和指导的中心，并要布雷为召集人。还说，你原有的任务已减轻，宣传方面正可在原有联系基础上加强。且说，为了“对付中共的宣传攻势”，须共商对策。显然蒋是为对付共产党而有此举的。就这样，布雷接受了筹组这个“宣传小组”的任务。
就在这月底，昆明各大中学师生，以西南联大为首，发动了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学运蓬勃发展，蒋方疯狂镇压，而酿成一二·一惨案。这时，布雷比平时更忙于，与朱家骅 <1944年冬继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傅斯年(以北大老校友资格受委去滇调查疏解)等人时多来往，有时在他寓中聚谈、开小会。当时我虽见到，还没联想其原因，后来才悟到：这时布雷刚开始负责这一宣传小组的任务，在昆明学潮中所商谈的，当即是关于对付这一学运的事。
1946年布雷回南京后，在当地租住湖南路一所房屋，照他的工作习惯，仍在自己寓所内设有一个小型的工作班子，人数只秘书、缮校等三五人。我也直至1946年夏才自渝东归。因本职在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原可住到宿舍去，但因病向考试院请了假，常在慈溪故乡或杭州寓所休养，偶来南京开会，去湖南路布雷寓所访候。我从其秘书蒋君章和布雷本人处得知：他的工作仍忙，除撰拟文告较少外，忙的正是这个小组的工作，并且仍奉命须参加一些会议。
这个小组的主要秘书就是蒋君章兼的，从他们告我大略，现又参据蒋君章后在台北《中央日报》发表过的一文，及台版《陈布雷传》所引用的材料，始知这一小组包含当时许多重要单位成员，除中央宣传部本身正副部长外，有行政院的新闻局(局长董显光)、国防部的政工局(局长邓文仪)、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原为宣传部的派生机构，张道藩任主任多年)，也联络组织部<1944年陈立夫由教育部长改职，调任该部部长)，有时还邀蒋介石的英文秘书沈昌焕参加。国民党中宣部前部长吴国桢已改任上海市市长。“还都”后的宣传部正副部长是李惟果、陶希圣，二人与布雷早很接近。小组设秘书三人，都是兼任(新闻局、宣传部各一高级职员，又一人即国防委员会秘书、在布雷处工作的蒋君章)。小组原定每：周开会一次，一般是常在蒋介石的“官邸会报”之前一天。负有宣传方面的设计、建议、联系、策动，有时还兼及解决问题的责任。集会地点常在湖南路布雷的寓所。因此，陈布雷在当时甚至被各部门宣传方面工作要员看作所谓“宣传作战的参谋长”了(据蒋君章在台北写的《布雷先生最后主持的一个小机构》一文，原载台湾《中央日报》，台版徐咏严撰《陈布雷传》中“指导宣传”一节，多引载此文)。1946年春，蒋介石违反旧政治协商会议所议定之《和平建国纲领》，破坏《停战协定》，引起了全面内战。布雷就是受蒋的信托，忠实于蒋，结合好多蒋的亲信，通过这个宣传小组的活动，来贯彻蒋的这一方针的。这个小组的全称是“戡乱宣传小组”(据 1984年台北国民党党史汇编的《陈布雷文集》中布雷致中宣部的信，见函牍类)，正是符合它当时的这个中心目标的。
人们还可以回忆解放战争中所见国民党各报纸，发布关于：内战的或外交方面重要新闻，很多用所谓国民党的发言人吴铁城、陈布雷二人谈话的形式发布的。吴是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 (执委会)的秘书长，布雷则就是国民掌宣传中心负责人的关系。如果说陈布雷在抗战时期已有指导新闻宣传的实际任务，究竟还带些幕后性质，及至1946年到1948年间，他是完全站到台前来，成为国民党宣传工作的核心人物了。
在这一“宣传小组”集团中，的人物，除军委会政治部系统及当时三青团宣传方面代表外，自然多数是CC方面的人(如张道藩、陈立夫、潘公展等)。而其中尤为突出的一人，则为陶希圣。陶希圣早年尝在若干大学任教，以参与所谓“社会史论战”而知名，还是庐LU谈话会的参加者。但在抗战初起时，他即表示过反对抗日，并与高宗武跟随周佛海组设所谓“低调俱乐部”，散布失败主义论调?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其响应近卫声明之所谓“艳电”，当时陶希圣与高宗武就是最早附和从逆。可是陶不久又反过来，秘密出走到香港。据说陶到港即电蒋认罪，并自请效命，蒋就趁机加以利用，畀以在港从事特殊的调查宣传的任务。我在1940年冬后，在布雷主持的侍从室第二处、他自兼组长的第五组工作，所任职务主要是为他搜集与提供写文章的资料等；当时就发现常有香港寄来的港九各方面报刊的部分复印件等，渐渐知道这些就是陶希圣搜集并经常从港邮来的，他的生活费与公用费就是蒋供给的，蒋还要布雷随时去信与他作秘密联系。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突发，港九与东南亚各地都沦于日手，陶希圣即从港间道至渝，暂住美专街四号(即布雷住宅东首毗连的楼房，备为客人下榻处)，甚至和我们同桌用餐，说一时租不到房子。约过了一个多月，布雷告诉我，说是蒋介石指定陶即在侍从室工作，担任五组组长，他自己以后不兼组长了。我立即严肃表示：不愿在这样的组长手下工作。布雷即对我说定：我仍在他自—己，直接领导下做对他负责之事；另外还委婉解释说，陶富有学识，在香港做了些对抗战有益的事，并着重说：“这是委座的决定。”后不久，陶迁住重庆南岸，日间来五组，实际只写他自己的文章，包括很多对蒋介石提出的专题报告或建议，还带一个曾姓的秘书。渐渐地他就常受蒋的传见。布雷又与之商量，分任试写蒋交拟的文告。他又逐渐插手在《中央日报》写社论的任务。
陶希圣进侍从室第二处后，我感到当时国民党高层人士对于布雷护翼陶也有意见。据我揣度，布雷所以引用陶的主要原因，当由于他自己既不愿意多用人，又由于负担蒋所任命的新闻宣传重任，自感无暇研治各门新的知识，陶这种驳杂的“横通”之才，正是他想倚重为“智囊”的。当时国民党内只要能得到蒋的欢心，也就可很快上爬。《中央日报》几次改组，胡健中任社长后，陶写社论颇多，以至在胜利后受任宣传部副部长。陶为人城府甚深，而外似恭顺，能投上司所好。布雷既主持宣传中心工作，陶也攀附在左右，更活跃地露其锋芒。还有一个因素，即是他拟稿的那本《中国之命运》。这样一篇长文，实在酝酿很久。原来当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蒋早想自己撰写一本书，宣扬反共，并拉拢美日。
当他与布雷商谈时，布雷以为蒋自己出名写书要慎重，并以自己精力不胜为辞，从而使这事拖延着。值1942年冬，布雷请准长假去成都治牙和疗养，蒋就直接叫陶执笔，陶经常去面聆指示，根据笔记逐章阐述写成。待布雷1943年2月回渝时，此书样本已出来。我记得布雷只在前二章字句语气上略提改动意见，又多未被蒋采纳。所以此书正可说为蒋、陶合作的产物。其对当时国内外影响之恶劣，自不待言，一时识者多鄙视它，但陶却从此更可露面而地位上升了。陶希圣凭藉蒋之支持与布雷之信任，不但在《中央日报》自告奋勇写社论，还做了“总主笔”，而且是这一宣传小组中的有力分子。在某些问题上，他甚至可跳在布雷头上招摇自显了。
陶希圣这样上爬的成功，当时国民党上层人士中亦有意见(出自妒意者多；少数如于右任、戴季陶、邵力子诸元老，严别正邪，对布雷之举陶，多不以为然)，终因他已直接受蒋的倚重，在宣传工作上，CC头子如陈立夫、潘公展等也得迁就他，使陶更为得意。这里并略提他与蒋君章之间互相利用的关系：蒋君章原是我介绍给布雷的一个大学毕业生，本来在第五组协助我搜集资料(如在重要纪念日前布雷要为蒋介石撰拟文告时，须据报刊和其他原始材料摘编当时国内外形势等等)，但他既好自撰书稿，且因布雷已不自兼五组组长，而由陶任组长，蒋君章就日渐向陶靠拢，很少协助我的工作，陶亦因而存利用之念。1944年秋的一天，蒋君章忽向我提出，说是有一个乡友代“中央调查统计局”向他联系，要他每天下午去兼一些文书工作(每日约二小时)，要我转陈“主任”(指布雷)，说不会耽误原职工作。我知道这即是“中统”特务机构，布雷向来反对特务活动，劝他不作此想。但他早已打定主意，即报告陶去向布雷陈说，使布雷竟予同意。陶又介绍蒋君章为《中央日报》社论委员会的一员。后来我渐觉察，陶与“中统”的关系很不寻常。
抗战胜利后几年，在内战弥漫的岁月里，蒋介石一意孤行，陷于广大人民的反对声中，而陈布雷则又深陷在这一小圈子内，对大势对社会更多隔膜，不但看不清听不进广大人民的疾苦与呼声，连国民党内部一部分较年轻、头脑较清醒的人的意见，他也听不进去。据闻，在国民党某次大会上，有代表提出不满于蒋的独裁做法，且同时归咎于蒋的“左右”有所蒙蔽，布雷竟激动地发言至于哽咽，即此可见那时他已深陷迷途了。
总的看来，在抗战后期到胜利之初，布雷还曾对孔宋集团、对CC、尤其对各种特务组织表示过反对和不合作，与张治中、邵力子等较开明的人多所交往、接触，及到胜利后，套上这一“宣传小组”的任务，周围的圈子越来越小，只能顺从蒋介石的刚愎作法，勉力为之尽忠到底，他的路就只能愈走愈窄，以至无路可通，最后只有结束自己生命的一途了。
遗书及其他点滴
陈布雷是1948年11月12日晚间自服大量安眠药而在午夜后去世的(气绝当在午夜以后，故作11月13日去世)。临终前写了致家属、致部属、致党内友好以及致蒋介石等遗书。当时国民党上层人士对这些遗书有的主张发表，有的主张不发表。最后还经蒋决定全部公开发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与上海《申报》、《新闻报》等均将遗书影印或排印全文登载。那时社会上曾一度盛传除了见报的u封信外，还有给蒋介石的另一封主张与中共和谈的密信，说是被党政当局扣下未发表。是否真有其事?以我平日所了解到他当年心情思想看，认为这是不大可能的。但所有发表的遗书之外，确还有一封(给两个女儿的信)，则是无意中先落在家人之手，未被汇送发表于报端－－只此一信未为外间所知。
当时，我在南京，住在城北考试院的宿舍中。事发后，布雷随从副官陶永标开了小汽车来通知我，把我接去。等我到湖南路寓所时，会客室已坐着好几个人，有陈方、李惟果，似还有陶希圣，他们在商谈。等我上楼，遗体己移到寝室外间床上，在中央社工作的季弟叔同已先到，还有琏侄女立在床旁啜泣。我悲泣之余，即问悉有很多遗书已落在楼下这辈官员手里。记得我是从他们处检出来阅读布雷给诸弟和家属等的信的，阅后仍被收去汇存。我在纷乱之中，未及问明是谁最先检出并阅读这批信的。当时嫂嫂王允默与六弟训忿，都是直至下午自沪赶来，方才见到这些信。所以如果要在其中抽去一封，李惟果等是有动手之可能的。但推想布雷当时的思想感情，对于在内战中国民党军队的步步败退，是非常悲观的(这在各信中与《杂记》中多处用“艰危”、“艰难”等词可见)，也许他逆料这些信会被公开，所以虽在国民党军已节节失利之际，而致蒋书中还用了“当此捷报频传，各方秩序渐稳”的门面话，实际全部遗书的基调，显然是充满对国民党前途感到悲观失望。看来各信中最重要的话，就在对蒋“再鉴”一信中所引韩退之诗所谓“中朝大官老于事，庸知感激徒媕婀”二句诗。这里“老于事”，意存讽刺，指处事老练圆滑，甚至老奸巨滑；这“感激”一词，自然全不同于表示谢意的所谓“感激”，而有感奋、激发，乃至带有起而尽力改进的意思；“媕婀”一词，原义为依违随人、没有主见，甚至献媚迎合。在这里，布雷引用这两句诗，可说是针对当朝的国民党大官僚、蒋氏周围掌权的亲信人物而发的。布雷一向温厚谦让，不惯轻易得罪他人，及至此生命的最后一刻，乃用古人这两句诗来反映时事，在他可说是愤然大胆骂尽国民党大官僚了!当然，他自己也包括在内，是同样跟蒋走错了路，所谓“感激”而“轻生”，似乎他虽想尽力而已无能’为力了。有感于国事而他主观上感到自己是尽力勤职，耻于迎合的，故到大势已糜烂不可收拾之时，虽自己“轻生”，而还痴想激发蒋能改革政治，振作士气，挽回局势。这样的思想心情，自不会联想到主张罢兵谈和的。他又在对诸儿遗嘱中着重说上一句：“国家之中心领导，方针上绝无错误”，意在防止传说猜测，这也说明不会另有什么主张和谈的遗言。
记得我在11月10日或11日最后一次见他时，他只诉说自己最近一件苦恼事，是蒋要他草拟一件“战时体制纲领”什么的，说蒋“自己也讲不清楚”，当然更写不出来，而怕蒋又要来催促了。言下十分沮丧。揣想他当时目击东北已完全为中共军队所夺取，对蒋或许有过请考虑根本问题等献计的话(例如在用人方面，或甚至有请蒋考虑到“下野”等)，而受到了蒋的斥责，从而促成其自尽之决心。
上述发表这一大批遗书，只少了一封致女儿的信，后来我是从侄女陈琇处知道实有此一信的。此信开端是写上两女的小名“细儿、怜儿”，内容与致其他家人信大致相同。当时陈琏还在南京的编译馆工作，在家人中最先赶到，她便将此信取来了。
陈布雷死后，蒋介石听从左右的建议，为他办理公葬。用专车运柩至杭州，葬在杭州九溪徐村萝卜山布雷旧时所买的山地上，由当时的杭州市建设局用公费设计造墓。用费较大，这是违反布雷的素志与遗言的。
当专车从南京和平门出发，国民党上层官员包括于右任、邵力子诸先生都往送。我见于先生立在一边，竟是老泪濡及下拂的银须，我又为之陪泪。心知于老这位孙中山先生忠实信徒，对此有着异常感伤与愤慨交并之心情。
近来报刊上有传说蒋介石后来到过陈墓，这是不确实的。蒋在布雷故世后，曾召见布雷之家属，我与两弟也在被召之列，蒋不过问了我嫂氏几句话，并没有深切的表示。不过，蒋经国先生是奉父命来杭参与送葬的，步行时他与我走得很近，我也未曾与他招呼。只记得他穿的是蓝布长衫，默默地走在送葬者的行列中。
作者：陈训慈 点击次数：860
出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上传日期：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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