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茶叶加盟代理商:陈布雷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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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对文人来说，是战斗的武器。
当陈布雷还是报人的时候，他也有过一支堪足自豪并为人称羡的笔。从辛亥革命到北伐，他在《天锋报》、《商报》、《时事新报》、《四明日报》以及别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为了反满清、建民国、驱列强、倒军阀，他拿着一支光彩夺目的笔在报坛纵横捭阖，鼓吹革命，起过积极的作用。从20年代生活过来的知识分子，很有些人倾慕陈布雷的笔。
但自从他成为蒋介石幕僚之后，他的笔就黯然失色。
旧中国的统治者，一般只善于玩弄权术，缺乏文采。但他们又偏喜欢附庸风雅，只好请文人代他握笔，借以巩固其统治。蒋介石也是这样，当他在北伐进程中攫取了军政大权后，就到上海新闻界来物色秘书，为其佐理文字工作。笔力雄健、性情温顺、又是同乡的陈布雷立刻为蒋介石看中了。蒋第一次同陈谈话，就正面提出要陈留在他身边，并劝说他参加国民党；而且马上要陈试笔，写了《告黄埔同学书》。此后20年中，陈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是为蒋介石写文章。可是，陈自从为蒋所罗致以后，他的笔就再也不是自己的了。
抗日战争中期，1941年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大姐在郭老家作客，笔者也恰在座。周恩来同志对笔者说：“请你传话给布雷先生，对他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这几句言简意赅、重犹千钧的话，笔者次日就传给陈布雷听了。周恩来同志提到他的笔，这是击中他的心坎的。一个人和四万万人，又是何等意味深长的话呵！陈听后沉思良久，避开正面回答，说：“恩来先生我也衷心钦佩，可惜共产党里像恩来先生这样的人太少了！”这后半句话，出自陈之口，正说明他的偏见。
抗战胜利后，陈回到南京。有一次，陈托笔者代他在上海买一支自来水钢笔。我买妥后决定赠送给他，并附去一短信。信中再次复述了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时嘱传言的那几句话。陈旋即复我一短信，开头说：“笔是我托你买的，怎么好让你赠送呢？不过信中的话，确令我感慨万千！”接着他说：“我自从脱离报界以来，即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达我所欲言。我不过是一个记录生罢了，最多也不过是一个书记生罢了。”信的末尾用两句话作结束：“笔啊！笔啊！我要怎样才能不辜负送我笔者的好意！”
不能用自己的笔说自己想说的话，这对曾是报人的陈布雷来说，是最大的苦恼，是造成他一生悲剧的主因。不深知陈布雷的人，看到他温文尔雅，待人谦和，都以为他是个极有修养、总是保持宁静心境的人。其实他的后半生一直陷入矛盾的苦闷中，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烦躁不安的心情中度过的。同陈朝夕相处的家人和属僚，以及一些真正相知的老友同学，都知道他自从政以后，很少有称心愉快的日子。他经常向亲友家人表示：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是担任记者的这些年份，对当年上海棋盘街报人生活，一直梦魂系之，总是希望重回新闻界。郭老曾说：“给蒋介石拿笔杆子，可真不是好差使！”陈闻后引为知者之言。蒋介石对任何人为他起草的文稿，都要用红蓝铅笔乱划乱改一通，有时明明根据他的意见改了，一会几他又划掉或又把它改回来。陈布雷常在家人前慨叹：“为根本不懂文字的人写文字，真是世上最大苦事！”这还仅就文字本身而言。有时陈布雷对蒋叫他写的文稿，也提出一些建议和自己的看法，则绝少为蒋所接受。一次最突出的事例是蒋介石叫他写那本全盘是弥天大谎的《西安半月记》。在一般情况下，蒋到外地去，陈多半随行。但发生西安事变那次，陈恰巧未去。经过周恩来同志的亲自斡旋，为了团结抗日，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赤胆照人的张学良将军伴送蒋返回南京；可是蒋一下飞机就违反诺言，扣押了张学良将军；并指示陈布雷编造伪史。他对陈面授了《西安半月记》的要点，叫陈到杭州去闭门造车，自己则到奉化溪口去休养了。为了摒绝访客，陈根据指示不住在自己家里，在西湖边的新新旅馆开了一个房间。陈虽未去西安，但事变经过自然都知悉。现在叫他通盘伪造一篇文章，他感到这是对他那一支笔的最大糟蹋。无处泄忿，他只好在家人前大发其火，把拿在手中的狼毫笔在墨盒中狠戳，好几支笔头都给戳折下来。在旁的陈夫人王允默看着发急，就向陈的一个胞妹搬兵，说：“你的话儿他还比较肯听。”但这次也不顶用，陈狂暴如故。胞妹劝陈不要这样动肝火，会伤身体。陈挥手叫她们全出去，说：“你们不懂，叫我全部编造谎话，怎能不动火？”看着她们还劝他，竟至把一支笔杆也在墨盒中戳断了。这对陈布雷来说，已是最强烈的“抗议”形式了。自然到了最后，他还是违背自己的良心，完成了这部谎言“名著”。为反动政客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软弱！
一个陈的知友，曾记述了陈亲口对他说的话：“余今日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灵魂，已渐他人之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这真是沉溺在痛苦深渊中的灵魂的呼喊！徒有生花妙笔又有何用？
那么，陈布雷为什么不摆脱出来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是困难的。陈在1948年11月服大量安眠药自杀，实际上已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或者说自杀正是他的解脱。有人说：如果陈布雷没有这样一支如椽大笔，就不会被蒋介石所看中，也就不至在59岁就走此绝路。也有人说：如果陈布雷的笔愿意死心塌地为蒋所御用，大可踌躇满志，最后也无需如此轻生。两者对陈的估价不同，但都把他的死同他的笔联系起来。陈布雷在自杀的当天，还拿着他的笔，一封又一封地写着遗书，达十数封之多。直到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整整一天，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用笔同他的家人、亲朋、同事们作最后一次谈话。那几天，他的家属恰巧一个也不在他身边，次晨当他的副官推门进去时，发现他的心脏已停止跳动；两只一百粒装的“巴比妥”空瓶开着盖子在他身旁，床上散乱地还有三十几粒这种药片。可以想见他在最后时刻是怎样用颤抖的手一把一把地把药片吞下去。而他的一支钢笔没有加套还在他枕边，一支他爱用的狼毫毛笔也没有插入铜笔套，搁在墨盒上……
一个文人的千秋功罪，主要看他的笔，为自己，为一个人，还是为全体人民。
（原载《新观察》1981年第9期，谭风推荐，本刊有删节）
当陈布雷还是报人的时候，他也有过一支堪足自豪并为人称羡的笔。从辛亥革命到北伐，他在《天锋报》、《商报》、《时事新报》、《四明日报》以及别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为了反满清、建民国、驱列强、倒军阀，他拿着一支光彩夺目的笔在报坛纵横捭阖，鼓吹革命，起过积极的作用。从20年代生活过来的知识分子，很有些人倾慕陈布雷的笔。
但自从他成为蒋介石幕僚之后，他的笔就黯然失色。
旧中国的统治者，一般只善于玩弄权术，缺乏文采。但他们又偏喜欢附庸风雅，只好请文人代他握笔，借以巩固其统治。蒋介石也是这样，当他在北伐进程中攫取了军政大权后，就到上海新闻界来物色秘书，为其佐理文字工作。笔力雄健、性情温顺、又是同乡的陈布雷立刻为蒋介石看中了。蒋第一次同陈谈话，就正面提出要陈留在他身边，并劝说他参加国民党；而且马上要陈试笔，写了《告黄埔同学书》。此后20年中，陈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是为蒋介石写文章。可是，陈自从为蒋所罗致以后，他的笔就再也不是自己的了。
抗日战争中期，1941年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大姐在郭老家作客，笔者也恰在座。周恩来同志对笔者说：“请你传话给布雷先生，对他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这几句言简意赅、重犹千钧的话，笔者次日就传给陈布雷听了。周恩来同志提到他的笔，这是击中他的心坎的。一个人和四万万人，又是何等意味深长的话呵！陈听后沉思良久，避开正面回答，说：“恩来先生我也衷心钦佩，可惜共产党里像恩来先生这样的人太少了！”这后半句话，出自陈之口，正说明他的偏见。
抗战胜利后，陈回到南京。有一次，陈托笔者代他在上海买一支自来水钢笔。我买妥后决定赠送给他，并附去一短信。信中再次复述了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时嘱传言的那几句话。陈旋即复我一短信，开头说：“笔是我托你买的，怎么好让你赠送呢？不过信中的话，确令我感慨万千！”接着他说：“我自从脱离报界以来，即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达我所欲言。我不过是一个记录生罢了，最多也不过是一个书记生罢了。”信的末尾用两句话作结束：“笔啊！笔啊！我要怎样才能不辜负送我笔者的好意！”
不能用自己的笔说自己想说的话，这对曾是报人的陈布雷来说，是最大的苦恼，是造成他一生悲剧的主因。不深知陈布雷的人，看到他温文尔雅，待人谦和，都以为他是个极有修养、总是保持宁静心境的人。其实他的后半生一直陷入矛盾的苦闷中，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烦躁不安的心情中度过的。同陈朝夕相处的家人和属僚，以及一些真正相知的老友同学，都知道他自从政以后，很少有称心愉快的日子。他经常向亲友家人表示：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是担任记者的这些年份，对当年上海棋盘街报人生活，一直梦魂系之，总是希望重回新闻界。郭老曾说：“给蒋介石拿笔杆子，可真不是好差使！”陈闻后引为知者之言。蒋介石对任何人为他起草的文稿，都要用红蓝铅笔乱划乱改一通，有时明明根据他的意见改了，一会几他又划掉或又把它改回来。陈布雷常在家人前慨叹：“为根本不懂文字的人写文字，真是世上最大苦事！”这还仅就文字本身而言。有时陈布雷对蒋叫他写的文稿，也提出一些建议和自己的看法，则绝少为蒋所接受。一次最突出的事例是蒋介石叫他写那本全盘是弥天大谎的《西安半月记》。在一般情况下，蒋到外地去，陈多半随行。但发生西安事变那次，陈恰巧未去。经过周恩来同志的亲自斡旋，为了团结抗日，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赤胆照人的张学良将军伴送蒋返回南京；可是蒋一下飞机就违反诺言，扣押了张学良将军；并指示陈布雷编造伪史。他对陈面授了《西安半月记》的要点，叫陈到杭州去闭门造车，自己则到奉化溪口去休养了。为了摒绝访客，陈根据指示不住在自己家里，在西湖边的新新旅馆开了一个房间。陈虽未去西安，但事变经过自然都知悉。现在叫他通盘伪造一篇文章，他感到这是对他那一支笔的最大糟蹋。无处泄忿，他只好在家人前大发其火，把拿在手中的狼毫笔在墨盒中狠戳，好几支笔头都给戳折下来。在旁的陈夫人王允默看着发急，就向陈的一个胞妹搬兵，说：“你的话儿他还比较肯听。”但这次也不顶用，陈狂暴如故。胞妹劝陈不要这样动肝火，会伤身体。陈挥手叫她们全出去，说：“你们不懂，叫我全部编造谎话，怎能不动火？”看着她们还劝他，竟至把一支笔杆也在墨盒中戳断了。这对陈布雷来说，已是最强烈的“抗议”形式了。自然到了最后，他还是违背自己的良心，完成了这部谎言“名著”。为反动政客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软弱！
一个陈的知友，曾记述了陈亲口对他说的话：“余今日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灵魂，已渐他人之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这真是沉溺在痛苦深渊中的灵魂的呼喊！徒有生花妙笔又有何用？
那么，陈布雷为什么不摆脱出来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是困难的。陈在1948年11月服大量安眠药自杀，实际上已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或者说自杀正是他的解脱。有人说：如果陈布雷没有这样一支如椽大笔，就不会被蒋介石所看中，也就不至在59岁就走此绝路。也有人说：如果陈布雷的笔愿意死心塌地为蒋所御用，大可踌躇满志，最后也无需如此轻生。两者对陈的估价不同，但都把他的死同他的笔联系起来。陈布雷在自杀的当天，还拿着他的笔，一封又一封地写着遗书，达十数封之多。直到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整整一天，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用笔同他的家人、亲朋、同事们作最后一次谈话。那几天，他的家属恰巧一个也不在他身边，次晨当他的副官推门进去时，发现他的心脏已停止跳动；两只一百粒装的“巴比妥”空瓶开着盖子在他身旁，床上散乱地还有三十几粒这种药片。可以想见他在最后时刻是怎样用颤抖的手一把一把地把药片吞下去。而他的一支钢笔没有加套还在他枕边，一支他爱用的狼毫毛笔也没有插入铜笔套，搁在墨盒上……
一个文人的千秋功罪，主要看他的笔，为自己，为一个人，还是为全体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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