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张林:如何看待傳統文化？

如何看待傳統文化？

---------從陳寅恪三綱六紀談起

究竟應該如何看待我們的聖人，看待傳統文化，看待我們那些遠去的父祖們？這是百年中國的大問題大爭論。五四諸學人，面對國家一而再，再而三的遭受侵略，割地賠款，人民痛苦呻吟於深重的壓迫，民族自尊心備受踐踏嘲笑?卑屈煎熬時，其憤怒與熱血之澎湃，實在無可抑制！哀無處洩，苦無處說，仇恨卻找不到戰鬥對象的情況下，而將那些仇與恨，卑屈與絕望發洩到古人身上，也是勢所必至，可以理解的。他們完全可以追問：為什麼西方這麼強大，我們就不行？為什麼西方科學昌明，我們就沒有？為什麼西方富裕我們卻貧窮？為什麼西方憲政清明，我們卻專制而混亂？冤有頭，債有主，一切失敗必定有其原因，而最容易追究責任的就是我們的父祖，我們的文化，我們的國民性，我們一切的舊有事物。當然，誰能說不是呢？如果不是我們的父祖不努力，不是我們的文化落後，為什麼君主專制長達二千年？為什麼遠古就文明昌盛的中國，會停滯二千年？為什麼一個堂堂大國打不過西方的蕞爾小國？在這些連串帶恨的追問中，傳統文化能為自己辯護嗎？能找到辯護的理由嗎？雖然人天浩渺，事理淵深而交錯，〝事未易知，理未易明〞，但是畢竟一再戰敗，一再被侵略，不是你的罪過還能是誰呢？就這樣無可辯駁，或也是百口莫辯，古人?古文化?儒學孔家店，全成了眾人唾棄與賤踏的罪犯，受到全面否定與破壞，這股怨氣?恨氣，還持續到文革時代，才進入全面破四舊的高潮！雖說是全面破壞，那也不盡然，畢竟秦始皇，朱元璋還受到肯定，為專制王權出謀劃策的法家還得到吹捧….。

終於停止階級鬥爭，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終於中國越來越富裕。之後，人們漸漸興起思古之幽情，古董文物越來越貴，讀經運動，擁護孔子，文化熱來到中國人眼前。今年一月，孔子的95銅像終於在天安門廣場樹立起來，這本來是一件與我們父祖和解的好事，畢竟仇恨會扭曲我們的心靈，會阻隔我們與中華文明的擁抱，會破壞我們重建心靈家園。但是網上卻頗有些反對的聲音，雖然這不足為異，百年反孔反傳統文化，其慣性勢能總得持續相當時日，可是，我還是認為這種仇視古聖人，反對並醜化中華文化的心態，應該到了我們加以反省與扭轉的時候了????。

許多人相信，不消滅古偶像，不破四舊，不與我們的父祖對著幹，我們就不會有美好的明天，就不能奔赴全新的天堂。這是真的嗎？真不好說，還好我們這裡有個對照組-----國民政府。他們走上一條不同的道路，孫中山就宣稱要繼承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統，要恢復民族自信。蔣介石大力推行文化復興運動，推崇陽明心學，兩岸分開60年實踐的結果，國民政府已經基本實現他所追求的民主憲政，而我們如何呢？國民政府遷台之初，還有殷海光?李敖等一票人繼承五四遺志，拼命反傳統。可後來，病中的殷海光講了："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註1〉，老年的李敖也改變他對孔子與中華文化的看法，在清華大學演講時說了這麼一句話：「我是跟孔子学的，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

這些自由主義旗手，反傳統大將的思維轉向，代表著何種意味呢？不應該引起我們反思嗎？再就社會風氣而言，亂丟垃圾?不排隊，隨地吐痰，不守交通秩序，誠信度不高，道德滑坡…這些不良風氣與大陸的反傳統破四舊難道沒有關係嗎？都說傳統文化野蠻黑暗，但提倡復興傳統文化的國民政府，其社會風氣與法治成果，卻比破四舊的大陸好很多，這難道不該引起反思？

如今當權者幡然改圖，通過祭孔，通過天安門樹孔子像，表現他們與傳統和解的願望，雖然這樣的起心動念，離真正的和解還有相當的路要走，但方向無疑是對的，值得肯定。可是許多人還沉醉在對傳統的醜化與仇恨上，這不能不讓我深感遺憾！

最近杜维明與袁伟时有一場對談，題目是〈究竟该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名嘴易中天特意加以評論，寫出一篇〈我们该从儒家继承什么，如何继承？〉的文章，如果是憤青，強不知以為知，說東說西，海畔有逐臭之夫，我們實在不需理會。可是現在是名嘴在正式發言吶！我不能不慎重對待，所以提筆寫此文，就淺見之所及略加討論：

一?關於三從四德。易中天說「某些已经死去的，比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就让他“死在沙滩上”，用不着再去“创造性转化”。」。對此問題，张晚林教授寫有〈千年的误会——“三从四德”真的是女性的地狱吗？〉一文，略謂：「“三从”出自《仪礼·丧服》，其文如下：〝…. 妇人不贰斩者，何也？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妇人不贰斩者，犹曰不贰天也，妇人不能贰尊也。”…….其大意谓：

女儿出嫁了，只为其父母及父亲之兄弟服齐衰一年之丧。何以如此耶？乃因为女性不能守两个三年的丧期。何以故？男女有别也。其别乃在女子有“三从”，故其礼俗亦随之变化，无专一不变的道理。哪“三从”呢？就是未出嫁的女子跟随着父亲生活，已出嫁的女子跟随着丈夫生活，丈夫死后跟随儿子生活。所以，女子在未出嫁时，以父母为天；已出嫁之后，以丈夫为天。女子不守两个三年之丧期，犹如吾人不能同时有两个天，女子亦不能有两个最尊贵之天也。

….这里在在只关涉到丧服礼俗的问题，并未涉及到家庭生活中女子服从谁的问题。谓女子没有自由而倍受压制，皆是后之好事者望文生义、以讹传讹之辞。….中国是历来重视孝道，如果夫死以后作母亲的要无条件地服从儿子，则岂有孝道可言，简直是犯上而大逆不道。」至於四德問題，张晚林教授的解說如下：四德出自《周礼·天官·九嫔》，其內容為妇德、妇言、妇容、妇功。郑玄进一步解释为：妇德谓贞顺，妇言为辞令，妇容谓婉娩，妇功谓丝枲。

东汉的班昭把“四德”发展为女性一般的行为规范。在《女诫·妇行》中說：

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於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絜，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絜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远乎哉？我欲仁，而斯仁至矣。”

张晚林教授進一步說明：「中国文化传统依据男女性别气质之不同，而强调女性的柔顺之德，难道就是对女性的压制与不公吗？这正是尽物之性的“物各付物”的放开精神。所以，“三从四德”无论是在历史文化层面还是在人性自身的层面上，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乃至尊重了女性，决没有把女性打入十八层地狱。….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向来不推崇以“声”与“色”的暴力与恫吓来治民。故《论语·为政》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中庸》有：“《诗》曰：‘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而何以在夫妇问题上则独推“声”“色”之专制耶？这是笔者所不能理解与苟同的。」論證精到，此處不能多引，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來看看。

二?關於陳寅恪推崇三纲六纪的問題。特別提倡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並表現大義懍然的的陳寅恪。為什麼推崇三纲六纪？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说：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

被流俗視為黑暗野蠻至極的三纲六纪〈註2〉，卻被陳寅恪評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這是怎麼回事呢？有幾個人能說清呢？

易中天寫了一篇〈劝君免谈陈寅恪〉，我想他的意思是不要多談，不要效法陈寅恪，因為我們效法不了。他說：「陈寅恪是了不起的，可惜我们学不来。首先是“顶不住”。….....我等一般学人如果也想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除非全社会都认同独立自由，不要求“人人有份，大家一样”。但现在却很难。

其次是“守不住”。…〝學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實现的不但是一个读书人的人生价值，也是知识学问的自身价值。相反，有一肚子学问却没人看重赏识，没有用武之地，则是最让人难熬的。….

第三是“耐不住”。…不以社会的好恶为好恶，不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就只能走一条孤寂的道路，你能耐得住这份寂寞么?...但你总要吃饭吧?」

易中天這表白正呈現出一種俗界的機詐與狡慧，用我的理解來翻譯，他第一點的主張是：雖然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是崇高的，但易中天卻寧肯等到風和日麗，等到別的雞都叫了，他才願意跟著叫幾聲，因為這是躲壁風險的必要。第二點的主張是：他讀書學習，目的是要有用武之地。所以不管帝王義不義，他都是要〝贷与帝王家〞的。第三點的主張是：他害怕孤寂，他需要熱鬧，需要他人肯定，需要他人給飯吃，如果這自由與獨立影響了他的飯碗，他可是不幹的！看來易中天很願意當左拉《猫的天堂》裡的貓，奉上自己的自由，以換取養尊處優。

這樣的的主張很聰明，他或自以為得計，但其核心立足點只是一己的身家與利得。我啊我啊！一切都是我！這世界不允許有超我的價值與追求，也不允許為超我的價值，犧牲我該有?能有的真金白銀。做為一個人，易中天錯了嗎？沒錯，一點都不該說錯！但站在為生民立命的學術立場，為往聖繼絕學的道統立場，能夠說：對不起，我學我道只是為自我身家謀，只追求自我的富貴利益，其他什麼〝民族大義〞?〝天人大道〞?〝倫理道德〞，都與我無關麼？

可是易中天還更進一步，不想以此狡獪為滿足，他還要為他私我利得之追求創造更積極的理由，他繼續說：「有权，就是比没权好哇!.....体制是不由分说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体制也是一视同仁的。无论谁和体制作对，哪怕脱离体制，都将一事无成，甚至连饭都没得吃。  …..所以，你不能和体制对着干。你得自觉地纳入体制，在体制规定的轨道上运行。…..你还得挖空心思去对号入座。」

 易中天是對號入座了，而且還入座得很成功，然而我們能用這類私我的狡慧當成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化精神麼？能用天大地大我最大的個己立場，做為歷史的軸線，做為民族大義，用以教忠教孝挺立人倫麼？匹夫匹婦之愛恨悲歡，之生死得喪，肯定是大義所必須關心照撫的，但文化精神與民族大義，卻不能定著於一個個的私己，而必需關切到千千萬萬的私己，關切到不同地域，不同時代，不同政權之中的億兆私己。君子學道以愛人，固然可以獨善其身，但也該有兼善天下的志願，正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讀聖賢書所為何事？所以吃飯的追求不能沒有，但學問道義的追求，也應該有所堅持，不能隨便賣與帝王家的！

所以陈寅恪要說：〝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為保持義理之應與當，學問之是與非，陈寅恪絕不願意悖理的換取衣食，寧可另想謀生之計，這與時時害怕老爺不要，害怕賣不出去的易中天，能相提並論麼？試問像易天中這樣執著於自我利益之謀劃與追求的人，能理解陈寅恪麼？陈寅恪當然也需要生活，但他卻不肯以義理之是非做交易，用來換衣食。對此大義之追尋，陈寅恪是清醒自信的，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诗》里就很自信的說：

　　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

對陈寅恪的追尋，葛兆光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註3〉，吴宓所记陈寅恪一九一九年末“纵论中西印文化”的谈话：

「　　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

　葛兆光評論道：「显然这里所说的“精神之学问”便是吴宓、陈寅恪所谓的“道”，….陈寅恪以其学术，昭示他们的别一种拯世觉世之“道”，一则为中国人重建终极意义的根基，一则为自己寻觅安身立命的归宿。」

葛兆光又說：「在我看来，这“道”仿佛现在所说安身立命的“终极意义”，换句话说即人为什么生存、如何生存的“精神血脉”，正在这一点上吴、陈等人与时不同与人不同。」

談到陳?吳等人，還經常有人說他們是悲劇，是迂腐！我想這類看法實在有些小人度君子的小心眼在，燕雀安知鴻鶴之志？這問題主要涉及人選擇那一種生命追求？人，你要做一個與群獸無別的一塊血肉？還是要成為所謂類神的存在？人，你認為你行走天地之間，只是讓大地多一種野獸，還是有更高的使命與追求？人，不可能又做野獸，又做神人；人，不可能什麼都想要！人，必須有所取捨。如果選擇了有權真好啊！有錢真好啊！他自然應該去隨俗浮沉，見風使舵，去學習世俗的狡狡獪獪！如果他想做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做弘毅志氣的君子，那麼為了“精神血脉”之不被凌辱與踐踏，志士仁人有時候就必須放棄一切，捨身以取義。這就是孔子所謂「求仁得仁又何怨？」的意指所在。人之一己，不過是一個血肉之軀，人之存在不過是一個渺渺之私我，置之於千萬年歷史人文之大河，實在是何足道哉！但是人可以因大義之信持，無所顧念的追尋自己的精神血脈，以此希賢希聖，以此成仁取義，以此不朽人間！這是一個大寫的存在，也許其命運為世俗所悲嘆，卻可以光前裕後?遺愛人間，為聖賢所贊佩！畢竟匆匆數十寒暑，總得離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能以區區之我命張大義於天下，真是何幸如之啊！

同盟會的先烈林覺民就明白此義，在與妻訣別書中說：「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馀，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自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這就是尋道者與尋權力財富者的區別，雖然人間絕不缺乏權力財富的追尋者，追尋權力財富也是正當的，但是做為一個民族，一個偉大民族，能夠沒有仰望星空的人麼？能沒有幾個尋道追夢者麼？

三?至於三綱五常。易中天說：「三纲五常，就是“馊了的饭菜”。」?「它们之间，其实是纲目体用关系，即三纲为纲，五常为目；三纲为体，五常为用；三纲为皮，五常为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三纲没了，五常还会有存在的合理性？」?這已經是反傳統者的老生常談了，易中天不過再唸一次罷了！並無新意，但沖著他名嘴的影響力，我們還是略略一談吧！

一般來說三綱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這裡基本涉及君臣?父子?夫婦這六種人倫關係，也就是他們應該具備那些德行。五常指：仁、义、礼、智、信這五種常道常德。對此問題，曹景年先生說：

「三纲六纪是“张理上下，整齐人道”的总纲，三纲的理想是刚柔相济，阴阳和谐，即所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六纪的理想是“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陈立：《白虎通疏证》）这些都是极为抽象的理念和理想的状态，而儒家学说甚至整个中国文化无不是围绕这个“三纲六纪”的理想而展开」〈註4〉

杜维明說：

「《白虎通义》里，君为臣纲，并不只是说君是重要的，大半都是臣对君的不合理、不合情的行为做批判；父为子纲，也多半是子对父的批判；夫为妇纲，多半是妇对夫的批判，有很多要进一步考虑。」〈註5〉

　方朝暉說：

「如果我们承认君主制是古代社会条件下唯一合理的政治制度安排，…在这种情况下，“三纲”特别是“君为臣纲”，则可能意味着从大局出发、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意味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意味着忠于自己的良知和做人的道义。」〈註6〉

另外，龐樸運用地下簡帛資料寫的文章，對此問題有更深的解釋力。他在〈本来样子的三纲 〉中說到：

「我们知道，社会角色当然不止六种，但以这六种三对为基本；它们是社会得以存在、有序和绵延的核心。….履行这些职务必得具备相应的品德，也培养出了相应的品德，是为六德，那就是：率人以智，从人以信，使人以义，事人以忠，畜人以圣，孝人以仁。」

「此前我们都已知道，古代中国最标准的伦理准则是“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一种专制的、单向的、主从的、绝对的伦理规定，是历史进入中央集权专制以後才确定下来的主要人际关系准则，它最早见于汉代。」

「董仲舒和班固，都以儒家相标榜，也都被推崇为大儒醇儒。可是他们所提倡的这个三纲，其理论来源，却并非儒家经典，而是来自与儒家对立的《韩非子》。….就是保持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绝对的、单向的、服从的关系；倘若反过来，要求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也有相应的义务，那就叫做“三者逆”。这是一典型的法家观念，与当时的儒家思想正相反对。 儒家把仁爱当做最高原则，认为人人应该相爱；反映到伦理关系方面，他们便强调相互的义务，提倡准则的对等。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这个意思。它要求，国君应该合乎国君的理念遵守国君的准则，臣民应该合乎臣民的理念遵守臣民的准则，等等；」

 「“三纲”必须要在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下才能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也必须要有“三纲”来鼓吹和维护。孔孟时代，三纲观念还不可能出现与存在；尽管三纲所指的那三对社会关系六种社会角色，早就在世多年了。 处於孔孟之间的郭店楚简告诉我们，与後来法家、儒者将这三对关系纲纪化的做法不同，当时的儒家却极力使之道德化。如果说纲纪化的目的明显在於强化统治，那末道德化的目的，则似乎是在引导人们去提升精神境界。」

在〈三重道德论〉一文中， 庞 朴還說  

「儒家只鼓励“涂之人可以为禹”，绝不用禹的标准去要求涂之人；只提倡“人皆可以为尧舜”，并不拿尧舜的境界来责难每个人。人的一切行为都由於自己，天地道德，更是要由自己来一步步攀登的。六德、四行、五行，构成了儒家的完整道德体系。这个体系，始於对人的自然亲情的确认、尊重和人文化，所谓的“男女辨”“父子亲”“君臣义”；然後乃由“亲亲而仁民”，提升为以尊尊为标帜以善行为指归的理性的社会道德；更後再由“仁民而爱物”，超越具体的社会历史情景，复归於大自然怀抱，民胞物与，参赞化育。」

閱讀這些資料之後我有這樣的判斷：

１?君主政體是人類文明從部落社會走向禮法社會的一個通例，有它合時?合理的存在，我們不應該一味醜化與否定，更不應該視為中華文化的罪過與恥辱。

２?儒家推崇大同理想，禪讓政治，有君君臣臣，有民貴君輕，有天視民視，有親親仁民，有〝恆稱其君之惡者為忠臣〞….等等，他與法家絕對君權觀是大不相同的。

３?秦以後，也許儒法有所合流，或者也有一些皇帝推行絕對專制主義，但單向義務論，始終與儒學不相容。

４?既然三綱五常之本來面目來自儒家的六德、四行、五行，從家庭倫理，走向社會道德，再進而超越性的追尋天地之德。這一路向正說明儒學的基本命題，“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一條從匹夫匹婦，上升為士君子，進而希聖希賢，成聖成賢的道路。那麼它們與儒學義理就處於同構狀態，與孔孟之道可以互相詮釋。因此我認為如果用儒家義理定位，這〝三綱五常〞裡所謂的〝綱〞，應該是綱維，綱紀，是頂天立地之道，是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之道，是：“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的擔當。〝常〞則指向以仁義為主導的人間群德，從生活日用，以達至於希賢希聖的常道。那麼儒家綱常的指向應該是為人君，為人父，為人夫者，應該起到表帥作用，行大義，擔大任。具體到〝君為臣綱〞的問題，應該表現為〝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應該表現為自任天下之重，以先覺覺後覺，〝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再基於義務先行的儒學義理，有大德而後有大位，有大位就必須擔大義，君王必須承擔為國家謀取長治久安的責任，必須為匹夫匹婦之安和樂利負起責任。正如現代政治理念所含有的，總統做為國家元首，三軍統率，必有其法定大權，這大權賦與之目地，是為了讓他更好的保護國家，促進人民利益，不是為了讓他作威作福，予取予求的。因此做為現代民主國家體制，也是有其綱常法統的，不能因為某位總統以權謀私，就否定其綱常的必要性。其他的父為子綱，夫為婦綱，也應該理解為《诗·大雅》：“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為家邦之表率，謀家邦之福址與安危。而不是在妻小之前作威作福，惡行惡狀。這就類似於西方道德所表彰的，一旦有難，男人與丈夫，都必須義無返顧的向前承擔，保護妻小。如果船要沉了，首先必須盡可能讓婦女小孩坐上救生艇，而男人與丈夫則可以與船共存亡…。父子夫妻之間是以情愛為主的天倫關係，此種天倫關係，是人生安樂的堡壘，當然以血緣親情為軸線，以互相溫暖憮恤為內容，一般來說不是權力施為的場所，如果我們不是心存邪念，刻意醜化儒家，即使說到夫為妻綱，父為子綱，怎麼能把他們想像成奴役與壓迫的關係呢？

５?將心比心，推己及人。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求大道於堯舜禹湯，以周公為榜樣。如此的千年傳承，尋找治國安民的盛德大業，其愛至深，其德甚高，其夢甚遠。他所講求的王道仁德，正類同於我們今天所設想的民主憲政?自由民主一般。他懷抱救世的美好願望，凝聚到道德論說中，進而週遊列國授徒講學，並且編定六經，所以有種種之言說流傳人間。我們切不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自己心中的惡意來測度孔孟之道。更不應該不辨薰臭，不講道理，把法家絕對王權之理念栽到儒家的身上，這樣的惡意測度，既毀壞我們心靈的光明溫暖，也將扭曲儒學仁義禮智信的大義，不利於我們當下社會正義與悲憫的建設，損害我們自己及家人的福祉。

◎   結語

我想人間之所以有道德是因為人是一種類神的存，人性的深處有神性，人有超越的需求，所以需要道德以美善自我，以追求更高的存在。再者，人不能獨立生活，不能獨立存在，人間有多種多樣互助共成的關係，這樣的交往，需要規則，也需要規則之上的理念。儒學之所以成為中華文化之主體，主要是他持守性善論，相信人的自由意志存有善根，相信通過道德教化，人可以成君子成聖賢，人可以美善人間。儒學當然不拒絕法刑規矩，但那是第二位的，法刑必須為人的尊嚴與主體性留出位置，一個推崇感情與道德，尊重人主觀能動性的社會，使人更體面，更自在，更溫暖。相對來說，一個講究權謀，推重絕對君權，相信人性為惡，運用胡蘿蔔加大棒把人化為專制工具，戰爭工具的法家，一旦掌權，人民的自由與尊驗就必定要受到極大的壓縮了。所以古人有句話說〝刀筆吏不能為大臣〞，以舞弄刀筆刑殺為主的法吏，一但主政，權謀與刑殺當道，老百姓就不會有好日子過，國家也難長治久安。可是中國百年來反儒不反法，總是權謀與霸道當權，政治生活陰暗而好鬥成性，難得幾年太平。現在，中國正走向大國崛起，走向憲政民主的建設，恢復儒學的仁義教化刻不容緩，不應該再延續權謀霸道當令的路線了！

孔子2562年1月7日「11」 皮介行 寫於  光文講堂

〈註1〉見郭齐勇〈殷海光晚年的思想转向及其文化意蕴〉一文：

「殷先生….晚年尤能以今是而昨非的精神，勇敢地否定自己，修正与检讨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片面理解，转而认同民族文化的优长与价值，批评西方现代化的弊病。他在临终前说："我的思想刚刚成熟，就在跑道的起跑点上倒下来，对于青年，我的责任未了，对于苦难的中国，我没有交待！"[2] "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3]可惜天不假年，赍志而殁。」

〈註2〉經查：“三纲六纪”出自《白虎通义》，原文："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即：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

原文："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

《白虎通?情性篇》：“五常者何谓？仁、义、礼、 智、信也。”我想這三綱五常與三綱六紀，雖表述有異，意指則略同。六纪指六種人倫關係及道德要求，五常則指人間應守的道德要求。

〈註3〉見葛兆光〈吾侪所学关天意——读《吴宓与陈寅恪》〉一文。

〈註4〉見曹景年〈陈寅恪先生的儒学思想〉一文。

〈註5〉見【南方週末】2010.12.1刊登的〈究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杜维明VS袁伟时〉一文。

〈註6〉見方朝暉：〈怎么看“尊王”、“忠君”和“三纲”　　——读刘泽华、张分田“国学”论文有感〉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