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天有泪之谷心植幽兰:大盘意志

    我不想在此,也没有能力为我们的股市设定什么蓝图。事实是，斯密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在谆谆告诫我们，无论是社会的还是个人行为本身都得服从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即可以按照需求调节和配置社会的架构，也可以不经意间掏空任何人的腰包。即使是集权制度下，这只手仍然会固执地违背权力者的意志。事实上是，钟表的指针确实的指向是永远前进的，而回到的却恰恰是永远的过去。    股市是什么也许大家都知道，而中国当代股市是什么，就未必人人都明了。我就此投石问路，拓展一些了先。    从我个人来说，对孔孟是反感的，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厚古薄今的德性和其狭隘引导出的双重人格品质。那样的社会标准和人格准绳使我华族三千年得一怪病——积一贫弱之躯享受着长寿的秘诀。非(韩非)说儒术乃“亡国之言”。商鞅说以儒治国，“敌至必削”“必削至亡”，意思是，国家一遭到敌人侵略就搞裙带政治，搞昭君出塞，割地赔款以求偏安。而这样的做法无疑又是饮鸩止渴最终导致亡国。但是，如果因此就完全否定孔孟那就势必得另一种怪病——人头猪脑。孔孟理论当中智慧的闪光仍然有颠扑不破的真理，也许那些东西就有建立人性社会的济世良方。    有人说，西方理论是对柏拉图的注脚；那么，毫无疑问，在中国就是对孔子的注脚。    中国人是公认的世界上最讲实惠的人类，敢想别人不敢想的却可能从来不去想；敢做别人不敢做的却可能从来不屑去做。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语。当代世界许多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理论确实有些早已存在于华人祖先的典章当中，以致于有西方人认为，不妨将当代之西方续貂于东方之狗尾。我可不是试图要在此而自我陶醉一番，鼓吹民族虚无。自欺欺人已几千年了，我敢说我的劣多数都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根的浸淫。因此我常仔细端详它，用来警醒自己，别当坐井观天的王子。不当王子的我辈无赖地混迹于众多的蹲在田埂上的青蛙中。    由于有人需要的只是实惠，按需索取也就理所当然的了。我们当前流行的去枝斩叶，按需嫁接后的市场化理论就是这样的需求的体现。这样的去留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是这棵树是否有能够扎根。    就我看到的来说，我认为中国人的市场化是一种奇特的经济和文化现象，就好像柔美的貂蝉傍着神勇的吕布，恐吓着面貌畏缩的曹操。我们在疯狂地瓜分了地图上的每一寸土地后，然后悠然地看着大量假冒伪劣在其中滋生和成长，欣赏着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对公正和道义进行的挑战甚至是审判，饱览着数字的神奇增长，然后兴冲冲地建立理论的神坛。二十年前博士这玩意儿在中国还是稀罕的物件，二十年后，博士们已堆集在计划经济的旧体制上蛆舐着那星点的躯体，羽化后不约而同，前赴后继奔赴那神坛。这是一个奇迹，真的是一个奇迹。可惜的是，我看到的是，那座庄严的神坛上供奉的是奄奄一息的上帝。而在那里嗡嗡嗡地吵闹着的却没有一个是上帝的子民。这就是实惠的本质，上帝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钉在牌位板上，牌位捧在孔子的手里，孔子端坐在文化的牌位里。    很久以来，我们一遭到挫折了就高举起反日货，反法货，反美国货等等旗帜，似乎这样就能起到蛇打七寸的目的。不错，中国的消费群落是巨大的，理论上的消费能力也是巨大的。但是，我们为何不想一想，为何这样一个群落和能力可以轻易为他人所利用和占有？产品是一种有形的东西，而且是一种有着可波动价格和价值的有形的东西，而这样的波动并不由产品自带，而产生于受让者的消费或需求能力和忍耐限度。如果你没有能力生产或销售某一样产品时，其空间势必被有能力的生产者或销售者来加以占领；当你的产品在同等环境不具备价格或价值竞争能力的时候，消费群落势必会优先选择具备优势条件的产品。如果不是特殊的原因可能或者已经动摇到政治制度的稳定，我们却人为地抑制优势产品的流通，其结果只会将劣势保持在一定阶段，阻碍了技术的进步和产品价值的潜在提升。有人说了，我可以借鉴的。对了，你为什么会想到借鉴呢，因为你的价值中枢其实是被他样产品的优势吸引过的，只是你虽然想到了借鉴，但是那并不能证明你有足够的聪明和能力去完成那样的事业，而过去采取的限制制度的本身又实际上剥夺了更多的人的知情权力，而你又是否能证明这些人当中就没有谁比你更加聪明或者能力更加出众呢。从社会意义上来说，如果你的产品具备了相对足够的价值能力又拥有相对足够的可供给优势，消费者不是傻瓜，一个有足够可信度而消费成本又相对低廉的产品肯定会成为首选。而选择国货本身并不需要爱国主义作后盾，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消费国货(小到家族产品)本身就是在促进自己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提高，这是良性循环。在这方面中国人要是自称学生就没有人有资格来当老师。而如果消费者发现他在购买产品时还不得不时时警惕生产者设置的假冒伪劣陷阱之时，或者他发现他付出的价格其实可以回收有着更加多的丰富价值内涵而自己又确实渴望的产品时，即使是最高尚的爱国者也会将首选的方向调头的。从这一点来说，我欣赏我们的邻居。只需要稍稍那么回溯一下，近现代，日本人和韩国人没有一项可炫耀的发明，而他们却成为了东方大地上数一数二的科技大国。为什么呢。特别是日本人，他们从来不在还没有作成事情前就大肆地嚷嚷，他们躲在角落里一言不发，静静地观察和记录，然后在散场后主动挑起打扫会场的担子。好傻，是因为他们做那样的工作是得不到任何报酬的；好低贱，是因为很多人都看见他们在那里一丝不苟地整理那些揉烂揉碎的纸片，像个拾荒的。N多年后，日本人郑重地推出了他们所谓的产品，人都可以看到自己在其中的影子，却没有人敢说那是剽窃自己的成果得来的，因为先进性和产品精神是无法剽窃的，这样的东西，我们可以说是“日本的”，却的确不是日本人发明的。相反，我们也在字纸篓中拼凑了些纸片的，而且我们边拼凑边嚷嚷，明白地告诉了别人的，别将这种行为等同拾荒。可该死的，怎么就那么混，崩出来的大多是被称为“假冒伪劣”的呢？是素质问题吗，我看不完全吧，在一个小而全的生产、营销机制里，多快好省几乎就是企业生存的先决条件，而相对严厉的保护政策也给了这种聊胜于无的企业短期生长提供了土壤。所以这也就造成了中国的消费者在购买国货的时候有了吃河豚时的担忧。    不管怎么说，在人身安全和爱国主义之间选择的话，绝大多数人会选择人身安全，没有“人”这个基本条件存在，爱国主义就变成了没有弹药的炮膛。    那么，是不是保护政策就此废止不要了呢？回答是否定的。“人为地制造某种程度的闭关自守乃是社会有秩序地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卡尔·施密特教授。    卡尔·施密特教授是纳粹的首席极权主义理论家。这样的身份却并不妨碍他说出一些真理。事实上，在西方资本主义初期，当还不够强大时，无疑都默用了这样的理论。    适当的保护周期是为了给产业孕育提供基本环境，也是为成熟的产业提供了整合的时机。产业的整合不仅仅在于企业的兼并而是重新铸造的过程，无论你收买了多少的舢板，结果却没有改造一艘航母的要求，你虽然拥有了一个船队却永远不可能远航。而你改造了一艘航母却没有整合出护航的舰队，那你还不如就拥有当初的舢板的好。这就是说，产业整合是有重点的，而为其进行的配套设置是保障整合后的产业是否有资格远航的条件。这种配套既有实业的还有政策的。如果谁还在航母上摇橹的话，那还是奉劝他回去驾舢板的好。    在过去的许多日子里，我们都会或多或少地看见或听见我们的某某集团、某某机构在进行国际竞争，收购国外一些资产良好而经营不善的实业；我们的某某机构或集团正在国外证券或外汇市场驾马驰骋。出去时总是锣鼓喧天，出去后又无一例外地猛然低调，甚至杳无音信。据称，这是由许多的条件促成，其中“解决结构调整和‘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减少外汇储备的增加，预防‘美元’陷阱”是其重要目的。N年后，水手们驾驶着舢板回来了，他们宣称要带回来的却没怎么带回来。我的天，这时候我们才发现，出航前，敢情有人是将舢板连成一串后将那个庞然大物赋予了一个称号——航母。    李约瑟编写了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是一部巨著，仍不能证明中国已有现代的西方科技。    韩国人为什么不买日本人的东西，因为他们不担心吃到河豚。    中国股市的兴旺并不是起始于刚刚开放时股市的建立时，而是起始于中国地产泡沫的兴盛之时。建立股市时产生的辉煌只是因为国人惯有的新奇乐心理及其影响下的博弈冲动下的结合。事实上是，小到我们的生活周边，大多数新社区的建立都会很快吸引到足够多的人群的参与，只要那里有适当的利益空间。当然，这也是由于我们有足够分解的人口。打烂任何一只瓶子，水都会试图去寻找自己的突破口，更何况我们是凿穿了装瓶子的桶。    一说到市场化，似乎那只看不见的手就理所当然地具备完全的自由性。水似乎就应该依照其特性随意地流动。可是，大多数人忽略了的是，或者是按需索取者故意忽略了是：水的自由流动是有条件的，而任何外力的影响都可轻易改变其方向，因此，自由可以在特性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自由的本质却改变了。    新中国股市的首次兴盛源于中国地产业的兴旺，可能有许多人不会同意。这似乎是交集关系的事情而不应当是包容关系。    从来，中国的地产都是一大二公的制度，除了统治者，从来没有人事实上成为过分配者。这是中国土地制度最容易令人迷失的地方，而这一制度确实保证了统治者的权力和意志在最安全环境下得以实施。“公”是与“私”对立的，说“一大二公”是“从来”的似乎很难说服人的。毫无疑问，私有制的土地制度就是建立在私有基础上的，即使是井田制度，其私有性质也是明白无误的，与“一大二公”似乎是对立矛盾的。    其实，土地占有性质才是决定土地公或私的看不见的手，从占有的方式来看，占有制本身决定了私有的自由度，也就是说，水的流向是取决于占有者究竟掀起了哪一方的桌角。    实际上，无论是东方的过去还是西方的现代都还在试图寻找解决这种矛盾的方法。中国人创造了井田制度，界定了公私占有的区别，只是这种制度本身明显僵化，社会平均主义的呆板模式相当程度地制约了社会的进步，使土地资源的利用被固化，造成了许多社会资源的无效重复和闲置。因此，其制度的寿终正寝也就在情理当中。但是，我们也从其中看到了进步的和现实的意义。从近代西方的成功案例当中，我们总可以看到这种制度的幽灵在若隐若现。    在过去的一些社会实践中，人们将社会化意志的获得等同于公有土地意志的占有，因此才会产生“这个悲剧性的幻想的引导，即以为剥夺了个人主义制度中的个人拥有的权力，并把它转让给社会，他们就能够消灭私有制权力。”而后的结果却为这样的社会病灶打下了基础“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托洛茨基于1937年”。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认识到，自从有了国家这个东东之后，任何土地形势都只有国家占有形势，私人土地制度从来没有僭越也不可能僭越。只是到了专制集权制度下，集体主义逐渐成为个人主义的一种异化--人们放弃了基本的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从而结合为一个有足够信心来为共同的前途寻找出路的单一体。这个单一体目的明确，是按照“一个单一的计划来组织社会生活的那种愿望，而本身又基本上来自一种对权力的要求。--罗素”，而社会经济“要么是由非人为的市场纪律控制的那种秩序，要么是由少数个别的人的意志指导的那种秩序，两者之间只能任择其一--F.A.哈耶克”。因此当众多的个体集合为单一体之后，他必然地由集合前的多数派陷入“少数个别”这样的境地。因此，个人主义制度不仅没有被打倒，反而由另一个相对体积更大，堡垒更加坚固的私有体代替。    依此看来，公有制下的国营或国有企业究竟是个什么呢，历史和文化的成因使得东西方有着很大的不同，制度的成因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苏联和社会主义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国营或国有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愈发明显地表露出土地私有制度特征，即土地分封下的企业土地领有。实际上这适应了一个道理，任何集体的活动都是建立在个体的运动之上的，当集体运动趋同时，其本质与个体运动是没有区别的。由于企业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自身已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完备行政、经济等构成的自适应社会，这个体系再由另一个更加广阔的集体行政和经济划分来维持稳定，这样，整个国家成为一个完整的循环链条，且呈现螺旋递进。在那里，企业的管理者也是体制下的官员，企业的行政级别与官员的行政级别是对应的。这样的领地特征保证了企业在社会竞争时持有绝对的优势和神圣不可侵犯。由于企业已不单是生产剩余价值也生产政治价值，企业是拥有对分封下土地的支配权力的。只是，由于中央仍然可以很有效地通过各级行政部门对企业进行人事、行政干预和经济平衡，企业对自己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又实际上不具备实际的掌控权，其生产的政治价值也只能出售给国家这唯一的雇主，中央实际上仍然严密监视和控制着分封土地的用途及范围。    西欧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最大区别即在其城邦制特征，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最大的区别在其土地领有后的相对独立性是较少受到国家的行政控制和直接干预，国家行政与城邦行政保持着各司其职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服从而更加明显地是一种相互义务的关系，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派发或施舍。    因此，如果我们认为可以用快捷而简单的方式复制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来对我们的社会进行改造，失败就是肯定的。简单的复制只会因文化的差异性而导致土地制度的解体，让国家落入无政府境地，从而使中国步入前苏联的后尘。上世纪进行的轰轰烈烈国有企业改制就是明证，政府被搞得焦头烂额，被迫紧缩来缓解日益扩大化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西方思想界是清醒的，他们也的确在用简单却十分有效的复制方式促使中国经济被高高地抬起，然后也在寻找时机将之重重地摔下。上世纪时日本人被摔晕了，只得呑下那颗苦果，如今，我老是能感觉到日本人其实是在用怨毒的眼光看待他的对手，他们已不是当初军事军国主义下的倭寇，他们在快速转换角色，每个人都在积极地试图成为经济军国主义的武士；上世纪时，苏联人被摔趴下了，输得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很难想象这会是那个两极世界曾经的霸主；上世纪时东南亚被摔疼了，这让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从来，他们都只有当小弟的份儿，别以为荷包里揣着两钱就能让那大葱变象牙。    土地占有的一大二公制度必然产生一种奇异的现象，就如同找不到瓶子的水，无论是有产者还是无产者或者是流寇，都处于终日惶惶不安当中，因此都希望占有尽可能大的空间，来适应每一个可能提起的桌角。这也就促使了土地兼并的产生。而这种兼并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扼制的话，就会为尾大不掉的蕃镇提供条件，最终威胁到制度本身。这也就能初步解释为什么国家的调控越趋紧迫，住宅的价格就越是扶摇直上。简单地说，这就是博弈。这也就不难解释在现代城市建设当中为何可以无所顾忌地掠夺农民的土地，可以肆无忌惮地强拆私人的家宅。即使是某些有许多良知的当权者本身也时时被这种无所顾忌侵害，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当留存的不可留存，只得先于后世人为后世将无知而感叹。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会厚黑伟大，贪墨成风的原因了。    既然是无法固有的东西就肯定具备了另外的素质，我们将这种相对于“固有”而言的素质就叫做“流动”。流动的素质使需求的范围在理论上可以是无限的横向扩大，它无法控制其无限摊低的纵向，因此将流动的偶然性作为一种赌注是一种保险而成本很低的方式。当越来越多的人在下注的同时，所有人关心的不再是筹码的多少，人们的神经已在无法预知的流动中决堤，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那一声“开”的断喝当中。其实作为庄家来说并不比其他人好过，他不关心如何揭开碗盖，他关注的只是桌角是如何倾斜的。    政府在各方面都被经管垄断企业的事务所缠身，虽然它对个人具有不可抗拒的权力，但就它在制定政策的自由方面而论，它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垄断机构等同于政府机构，从而政府本身也越来越认同管理者的利益而不是一般人民的利益。——F.A.哈耶克    我引用一些论断并非我已理解或完全认同，只是因为其中的确有些类似的东西。    然而，即使是在西方当代，土地意志依然是服从于国家意志的，并不能把土地领有制度看作是绝对的占有制度。土地作为一种存在载体，使用和利用的方法是很多的。在东方的古代中国，井田制度明确界定了公私区别的土地使用制度，其基本原则也是建立在土地意志国有的基础之上的。只是那样的相对私有其实是土地的领有，保证了个人在使用领有的土地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是国家意志也不能在私有土地意志没有违反国家意志的前提下随意侵害私产领有。这种相对占有给以了私有意志的绝对的安全保障。有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保障，才可能创造出中华引以为豪的百家争鸣的春秋鼎盛时代。如果不是因为儒家思想打着仁、义、礼、智的平等旗号，媚媾于统治者意愿，滥殇了基层民众多数追求短期幸福的意愿从而破坏了社会进步曲轴的话，无论是人文政治的还是科技发明与应用，中国人无疑都是大大超前于当代的。依照那样的条件发展，两千年前就应该有了原子弹。而中国也不会沦落到被马克思称为“三千年如一日”的颓废地步的。历史上，“孔子西行不到秦”，他老人家走一处卖一家，六国经他溜溜达达一圈下来之后，最终却成就了秦帝国统一中华的丰功伟绩。孔子失义于六国，并非孔子的理论有多么地糟糕。老夫子的言语睿智幽默，循循善诱且诚恳谆谆，其思辨的高度任谁都会顶礼膜拜。然而老夫子固执地将理想强行许配给了现实，使溢出的水埋葬了装水的瓶。当老夫子在六国终于得到了世俗权力后，他也不得不以杀人立威的方式来维护制度的平衡。因此，孔夫子庖丁解牛满足了一般所需，却忽略了远处还有人要得到全牛的愿望。而那之后却是中华思想的最大的一个转折时期。埋葬了瓶充实了桶，孔孟遗留下的皇天厚土的思想却从此根植于统治者的灵魂深处，成为华族的梦魇，厚黑和贪墨者的温床，N次农民革命的最有号召力的对象。一个没有基础安全保障的社会使得所有人都努力地蝇营狗苟，目的就是为将来营造一个条件，当面对可能产生的社会、自然环境、政治文化等灾祸时，尽量能做到狡兔三窟。因此，无论是谁，即使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当他在任意圈地或强拆他人的私宅时，他的心情也绝对平静不了，甚至还会将他猛然惊醒。回顾四壁，没有谁看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何况还是那层层叠加的盒子与那毫不相干的共有权人。因此，追求短期实际利益就成为了人们的目标，不单单是要收获自己那份，有可能的话也尽量多地盗窃别人那份。    如果问题是那样的话，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说实话，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是，钟表的指针永远指向未来，而它又会永远重复过去。    毛时代，中国人近百多年来第一次在面对西方枪炮之时挺直了腰杆，让那些强人结结实实知道了什么叫“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白居易”。而也恰好是那个时代，中国人对痛楚的体会是最深彻的和不堪回首。自由不被约束会因为散沙一盘而导致社会资源被少数派暴力侵夺，从而让一个社会崩溃；对自由的滥施约束虽然完成了内部的相对平等，也会因为社会构成单一，内外平衡失调而使最坚硬的皮球终被撑破。这就是辩证法。    让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事实吧：美国人往往喜欢采取对私人垄断加强政府管制的那个计划。他们认为，而且实际上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如果始终如一地贯彻下去的话，那样做的结果往往比政府自己搞经营更有收到良好效果的机会。    而有人跑到我们的地方来灌输的却只有一个品种：自由。    因此，作为现实的社会来说，建立在土地之上的住宅如果被作为了一种可产生资产的生产资料的话，其对私有制度的温床作用是百倍于任何其他条件的，而可怕的是这是单体精英，其建设性作用非常渺小。人类世界的革命无一例外的是土地的革命，即使是近现代兴起的科技革命，其纠结起来的目标也只有一个，即是如何围绕着土地利用率。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房地产对社会幸福指数的拉动作用，而这样的指数是可以与通过促进其他产业的进步进行良性互动的。但是，由于土地制度的占有方式决定了土地的稀缺性，占有者具备完全的掌控权力，住宅的波动很小的出现在生产者环节和材料环节，主要波动在于土地占有者的个人意志和愿望上。事实上，我们在说市场经济的同时，暗示的是：只要是需要的都是市场的这样一个形而上的谬论。而我们将那只无形之手无限地放大，覆盖了人类需求的方方面面。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用一只手计划，市场经济时代，我们却只是用了另外一只手在抓阄。如果说我们的计划经济是极端平均主义的产物的话，那我们的市场经济又是极端功利主义的产物。这也就无怪乎亩产十万的“良田数字化”、空手套白狼的“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这样的怪胎会获得最滋润的雨露和最美丽的阳光了。    实际上，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即使是欧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总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只是其侧重点不同而已。他们也无法回避土地制度的困惑给他们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历史发展到现代，人口膨胀、信息爆炸，那种让多数人领有土地的美好时光也将越来越不可能。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把希望寄托在火星。西方在解决国内矛盾时采取的也无非是平衡法则，在市场经济中使用的主要是金融杠杆，在社会治理中主要施行的是有明确目标的行政杠杆。这两条杠杆互为平衡和补充，即相对地避免了单纯地追逐经济利益而产生的后遗症——道德崩溃，也约束了政治权力为维护道德利益时对经济利益的蛮横破坏。有一本书说在美国《总统是靠不住的》，这应该是两种思维方式的碰撞结果。我们用了自己的惯常思维方式来看待美国制度。然而，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来看的话，美国总统是否靠得住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就目前来说美国确实是靠得住的。因此，推广了来看，美国总统对美国人民也是靠得住的。我们只是因为习惯于领会领导人的每一个标点符号，才会发现美国人并不是无条件地依从总统意志的木偶罢了，因此才产生了些些的错觉，而这样的错觉总能引起某些共鸣来慰藉那颗有点莫名的失落之心。    因此，在将欧美与我们进行了一下比较感觉到，在运行市场和计划这两样杠杆的过程中，人家是穿著有两条裤腿的裤子在走，我们却穿着筒裙。人家的上帝上天后成为了照耀路途的明灯，我们的孔子上天后却变成了堵在路口恐吓过路客的幽灵。无论先天还是后天的，我们都比不了。既然比不了，就安心做学生，日本人就是活生生的教材，老师都是从学生中出来的。可糟糕的是，我看到的总是学生在抬老师的杠，争什么世界第一。    我们的土地拉动政策已施行了多年，开始时由于土地的拨给是按计划进行的，土地的价格基本稳定在一个衡定的价值中枢上，房地产的炒作想依靠这样的中枢进行病态的炒作，理论上是几乎不可能的。因此房地产的炒作开始时还是国内的小打小闹。那时的国内居民绝大多数也没有购买房屋的意向，还安于政策性福利房分配。市场化让普通居民越来越不安分，这种不安并不是因为土地供给的市场化后导致的价格上涨影响到了住房价格的飚升，而是越来越多的“拆”字已威胁到他们的居住安全。这种强制性的圈地肯定会将居住者赶出他尚在漏着雨水的陋屋。居住是最低级的权利之一，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一旦失去这样的低级权利，你就必须想方设法在其他地方寻租回这样的权利。这就形成一种现象，最先受侵害者居然可能成为了最佳利益的寻租者，他们享受到了后来人想都不敢想的低成本消费，住房。于是，一场摧枯拉朽的改造运动让几乎每个人都被动地进入了这场土地博弈当中，每个人都想早些成为最佳利益的寻租者，没有人希望成为击鼓传花中的花魁；而精明的人看到了被动需求所产生出的巨大利益，因此垄断其二级市场就可以成为当然的击鼓者，操控价格趋势也就势在必然。而狡兔三窟的品性又让一些人看到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因此占有两三套及其以上住房的愿望也就成为基本的共识。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推高了房产价格，直至疯狂。    有人说市场化的好处是在他可以自行调节，因此他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等待泡泡的破灭。可是，我们何时看到过一个疯子有能力进行自行调节的呢？对待疯子，应该给以治疗。    有一个案例是说有一位精神病医生为了测试他对病人的治疗效果，就在墙上画了一扇门，并告诉所有的病人，出了这扇门就可以回家了。于是，病人都争先恐后地向那扇门拥挤而去。有一个病人没有动。医生问他为什么不动。那个病人冷笑着说：“那些人都是傻瓜，钥匙在我手里，他们怎么出得去。”这个测试就好比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会挤向那扇回家的门。这个故事可以用来影射后来有人在批评斯密市场化理论并没有设计出一个完整的循环链条，而往往使市场化走入死胡同。我认为这并非市场化设计上的缺陷，而是资产价格和价值以及社会价格和价值之间无法调合的矛盾产生的必然，其不可调合性应该用可约束条件来撮合，就是那个医生，医生可比喻作计划。    因此，行政上，政府想有效调控已病态的房地产事业时，就必须首先自己放弃或约束对眼见的短期利益的渴求，如果即不想放弃也不想约束眼见的利益渴求，又想采取强制性行政调控，那么又将落于另外一种尴尬，那就是生产者及其产业链的崩溃。    事实上，政府一直在出手。    前不久才实行的对外企的税收优惠政策分明表达了政府执意留客的心理，这样的政策是建立在国内通胀随时可能高爆的情况下。这样政策出台于这样的时期，也表达了政府已在适当消除通胀对应在外企身上的压力做出努力。而对应着国内企业，势必要分担从外企身上剥离出来的这些风险，但是，我们从另外的一系列措施中也可看到，政府也在为国内企业的生存境遇谋求缓冲。从道义的层面上来说，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无疑是将中国人的君子美德展示得美轮美奂。    有资料显示，中国的GDP在增长，人民币在升值，国库却在缩水。这都是通胀的恶果。而这一特征曾发生在上世纪的日本、东南亚、前苏联等等国家或地区。
  
    我们可以想见，如果不预先稳定外企，通胀的泡泡将率先从那里捅破。外国人最坏的打算就是将装在中国这个桶里的瓶子转移回国。而最糟糕的是，这一特征也曾发生在上世纪的日本、东南亚、前苏联等国家或地区。中国政府的政策应该是为了防止重蹈覆辙有针对性地加以预防。而政府在运行金融杠杆时明显地十分谨慎，每一步子都带有试探的动作，并没有采取西方惯常的蛙跳方法。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这很被动，极其被动。但是，到这一步了，即使被动也只能那样。但是，我不认为因为被动就没有了牌可打：“首先自己放弃或约束对眼见的短期利益的渴求”这样就可以让所有人绷紧的神经得到适度的恢复，将人们从崩溃的边缘拯救出来。    股市啊，你将何去何从？大盘的意志坚定么？我认为，中国房地产业崩盘的那天就是中国股市决堤的那天。无论是房地产的崩溃还是盘踞在其上的股市崩盘，我们都不希望看到。                                    红股擂鼓结文于2011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