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意志

日期：2011-06-12 作者：铁凝 来源：文汇报                      
    ■铁凝
    
    我们处在一个缺乏细节的时代，文学尤其需要作家在这个时刻积攒起爱与意志，以抵抗心灵和肉体的“大概其”。
    
    最近我读到一篇关于西班牙人喜欢写小字的文章。文章说，很多西班牙人都喜欢把字写得很小，并不是为了节约纸张，而是觉得写小字给人一种很认真的感觉。写文章的人还说，包括在信封上写地址，西班牙人都会写在一个很小的角上，让人仔细寻找。这叫我想起今天在座的塔西雅娜·费萨克（Taciana Fisac）女士，她的中文名字叫费丽，她也是我的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的西班牙文译者。上世纪80年代，我们因为我的这部小说而认识。那时费丽女士在北京大学读书，为了我这个小说的翻译，她不仅给我写信，还专程到当时我生活的城市与我见面讨论细节。后来《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单行本在马德里教育出版社出版，而我与费丽一直没再见面。老实说，今天我已经不记得费丽来信的字是否写得特别小，我记住的是她的温和、沉静和对文学的虔敬之心。
    
    虽然我没有在费丽那里找到写小字就意味着认真的凭据，却还是下意识地用西班牙人的见解（假如这真是西班牙人的见解）比照了一下我的写字习惯，结果我发现，我的字写得可不算小。那么，这是不是表明我是个不认真的人呢？我当然不愿承认。在中国，也有从字体看性格的一些说法，比如字大而有棱角可能是个性强硬；字体龙飞凤舞可能是为人马虎；而写字过小就很可能是心胸狭窄、处事小器——这与西班牙人的见解正好相反。按照中国习惯，我的字体倒并不说明我做事不认真。但有了这样的证明，我仍然尝试着把字尽量写小一点，我发现这的确需要一笔一画的用心，速度也就慢了下来。那阵子我用写小字来做读书笔记，看上去字们果然秀气了许多。但不出几天，笔记本上的那些字又大如当初了。忽然想起中国有一种名叫微雕的艺术，艺人能在一颗米粒上雕刻出一首中国唐代诗歌，欣赏者则需用高倍放大镜才能辨认。我暂且不对这种艺术发表评论，只是对自己的恢复“大字”习惯有种解放了的快感。
    
    我承认自己写不好小字，我曾在一部长篇小说里写一个男人用极小的字和极大的激情给情人写信，不是为了表示此人认真或者暗示此人小器，只是写他为了邮寄情书时不至于显得信封太厚——那是没有电脑的时代。所以他要用他的小黑字填满信纸的每一寸空白，他要把一张张白纸写黑。举出这个例子时我意识到，无论西班牙的“小字认真”之说，还是中国的“小字心胸狭窄”之说，都只能算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积淀所生成的对人的性情的大概其之划分，而文学所要抵抗的，恰恰应该是这种对人的性情成批分类的“大概其”。
    
    我喜爱的一位中国作家在访问过西班牙后曾经写道：“比起日本的文化暧昧，西班牙的色彩浓烈而鲜明，它的脉络刀砍般清楚。它好像欧洲之家的坏孩子，不修边幅，粗拉随便。它的每一项风俗都呈着异色的面相，每一个故事都纠缠着世界史的纲目。它是东方与西方的真正边界，它有让人感动的野性的大自然，那么多峥嵘的危山险壑都拥挤在一个半岛。美感逼人的男子和女人在那儿忙碌着……”他还写到了胸腔共鸣的西班牙语，那朗朗上口的恼人魅力。我这里还可以举出堂吉诃德和卡门。“疯癫”的堂吉诃德和自由至上的、手打清脆的能引起动乱的檀木响板的卡门，他们也会是拘束起自己，写一手小字的人吗——可也真说不定。而我，正因为看到了这篇西班牙人喜欢写小字的文章，也从另一个角度发现，我们对自己以外的另一种文化的丰富、深厚和微妙，永远所知甚少，表述起来更显得词不达意。前不久我在北京的国家大剧院欣赏歌剧《卡门》，扮演卡门的著名演员来自美国。她的音质和演唱充满魅力，但她的表演过于突出情色和肉欲。在我看来，这其实同卡门干脆而决绝地追求生命自由的形象是有出入的，有悖于她那狂放的不认输的美。当然，我这论断也只是一个中国读者的感受。
    
    说到狂放的不认输的美，我还想提到堂吉诃德的另外两位老乡——毕加索和达利。达利和毕加索齐名，他们都是单枪匹马闯荡国际艺坛，最终成为二十世纪欧洲主要绘画流派的巨头。和毕加索有所不同的是，达利那些狂傲不羁、带有噱头意味的言论留给世人的印象，和他那些华美壮丽、闪烁着飞腾般热情的怪诞杰作留给世人的印象同样强烈。达利说：“毕加索是西班牙人，我也是；毕加索是天才，我也是；毕加索举世闻名，我也是。”达利说：“当爱因斯坦去世之后，活在世上唯一的天才就是达利。”达利在阐明自己的绘画思想时宣称：“在绘画天地中，我全部的野心，在于以最明确坚定的疯狂态度，把那些具体而非理性的幻象加以形体化。”达利最达利式的一句话是：“我和疯子最大的不同就是我没有疯。”
    
    达利没有疯，他那来自地中海的西班牙式的热情和精力过剩的种种作为，令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当他很早成名之后，除了绘画，他写小说、写散文、设计珠宝，给名导演希区柯克的电影作美术设计，为钢琴家鲁宾斯坦的住宅做室内装潢，为纽约第五大道的百货商店设计橱窗，定期给家乡热爱绘画的孩子们做指导，不断在全球办个人画展，不放过任何当众演讲的机会……有一次为了给自己的画展造势也为了强烈吸引观众，他在开幕式上把自己装进一只箱子然后让箱子悬至空中，他在观众的惊呼当中从箱子爬出，像是神话宝盒里飞出的一个宝贝，又像是天才真的从天而降。他也因此被同时代的许多艺术家斥为俗不可耐的小丑。但在达利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天才能够不经宣传而直上云霄。宣传这种东西就像语言一样古老。古希腊的诡辩家，早就能纯熟地运用宣传的伎俩，经常利用人情绪性的激动来达到目的。达利的炫耀的正面效果毕竟大于负面效果，他成功地扩展了他在各方面的影响力。这景况的负面效果是，盲目热情和对他的指责，都阻挡了人们对他的艺术价值的更深层次的理解与认识，人们没有沉着的耐心去估量达利艺术的优异与珍贵。天才意识和达利同样强烈的普希金，也曾有著名的抒发骄傲的诗句：
    
    我为自己建造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在人们去往它的路上，
    
    青草不再生长……
    
    普希金的骄傲葆有一种优雅的含蓄，达利的骄傲则呈现一种彻底的霸道。
    
    达利在油画《记忆的延续》（1931年）中对那块著名的“软态表”或说“软体表”的创造，据他说是受了餐桌上一块奶酪的启发。但我想这启发的背景必然源于达利所处的时代。在往昔，信念是强烈的不含糊的，人类的最后命运已被描绘出来；但今日，命运是不确定的，世界的谜样特点比往昔任何时候都要突出。软态表更能暗示时间那既不能消失、又无法把握的残忍。它有些滑稽，却不是玩笑。它可能是一种带有悲恸色彩的对达利时代的怀疑和质问。
    
    达利让人惊异，即使没有受过训练的眼睛，也会被他在画面上创造的景象——那巨大的、非理性的、却比现实更加逼真的梦的魅力所震撼。1926年，22岁的达利初次来到巴黎，当他登门拜见心仪已久的已出大名的毕加索时，兴奋地对毕加索说：“我在造访罗浮宫之前，先来拜访您。”而毕加索也毫不客气地回答说：“你做得对。”然后达利请毕加索看自己带来的作品，毕加索默不作声。毕加索请达利看自己的作品，达利也默不作声。离开毕加索之后，年轻的达利对朋友说，当提到“天才”一词的时候，他想到的是毕加索。但也就是在这次见面后，一直受着毕加索立体主义影响的达利，断然决定离开立体主义。讲到这里，我想到了我演讲的题目：爱与意志。
    
    对于多数作家来说，写作是出于对文学的爱，因为没有人强迫你写作，就像没有人强迫毕加索和达利画画。成功的艺术家成功的路径千差万别，但有两点是他们必备的，那就是爱与意志。美国哲学家罗洛·梅在他的《爱与意志》一书中说：“爱与意志之所以能相提并论，是因为二者是人的存在感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二者都是面临选择的行为。没有爱的意志只是一种操纵；缺乏意志的爱，必然只是一种无谓的伤感。”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果作家对文学的爱不曾减色，那么意志却可能随时面临着机遇和挑战。
    
    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达，使人们虽然身处地球的不同角落，但是通过卫星电视我们能够同步收看到全球的新闻与节目，通过因特网我们可以了解全球的最新信息与资讯，通过email、QQ、MSN，我们可以与世界各地的亲友即时联络。一方面，地球正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村子，经济上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另一方面，在这个村子里，操持着各种语言，秉承着各种文化的人们，是否开始经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被“他者”吞噬的惶惑？
    
    在我看来，也许这惶惑大可不必。因为东西方文学艺术之间的借鉴、交流、融合与共生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是中国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也是当今仍在坚持写作的作家群体中的一分子。这里所说的新时期特指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的这30多年间。我亲历了新时期文学那段轰轰烈烈潮流更迭的日子。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作家面对各种文艺思潮的涌入，似久旱逢甘霖般的狂热，现代西方的各种文学理论、思潮流派和创作手法，在中国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示和演练，仅仅几十年，中国的文学理论界就匆匆走过了西方文学理论界一个世纪的历程。这是历史给我们的机遇。当代中国文学在此影响下，吸收了西方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的精华，也涌现出了许多好的作家与作品。有见地的中国作家通过这样的学习借鉴，更加自觉地回到自己，并创造性地拓展了自身的独异面目。文学和写作使我知道，不论东方与东方之间还是东方与西方之间，不论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多少不同，我们的外表有多大差异，我们仍然有可能互相理解，并互相欣赏彼此间文化的差异。就像我对西班牙人喜欢写小字的留意；就像许多中国人在今天仍然对堂吉诃德记忆犹新，为他那为幻想中的理想而战的疯狂与执着，悲凉与欢悦；就像毕加索的立体主义虽然深远地影响了西方现代艺术，但他却坦承非洲黑人雕刻和中国木版年画对他的强烈影响。
    
    同时我还想说，文化毕竟不同于经济，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和独立性，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我们必需的文化情怀。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一个民族的文化才能永远葆有它的活力。而一个写作者，更应该对自己的视野保持足够的警觉。我感到，外来的影响就像是空气，它不断刺激着我的思维，它可以激活一些我沉睡的生活库存，却永远不可能变成我的生活，更不能代替我的写作资源。我曾经看过西班牙电影《戈雅》，影片主人公，18世纪西班牙大画家戈雅的面孔是从一头被剖开的公牛那血淋淋的内脏里幻化出来。了解戈雅的不凡一生以及他对于整个西班牙的意义的观众会对此拍案叫绝，但我相信，假如中国拍一部中国大画家齐白石的电影，多半不会让齐白石的脸从公牛内脏中凸现。这是文化的差异，这样的差异值得捍卫。文学和艺术尽可以表现生活中的各种表演，但是作家应该避免表演生活。达利为什么会断然离开他的老乡毕加索？即使他们享有同一种文化背景。那是达利的爱与意志使然。他全盘模仿了毕加索，便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表演生活。一种取巧而马虎的“大概其”，一种删除了达利个人面目的噩梦。老乡之间尚且如此惧怕相似，更何况不同民族之间呢。
    
    我们处在一个缺乏细节的时代，文学尤其需要作家在这个时刻积攒起爱与意志，以抵抗心灵和肉体的“大概其”。对文学而言，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我们应该有勇气和耐心去打量人心的细部，去发现生命那响亮的光芒，去表达对人类永远的眷顾与体贴，去挖掘对世界更深沉的理解，去张扬我们精神疆域中那不认输的美。
    
    很多年前，一位年老的女作家给我讲起过她的初恋。那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年代，她是八路军中一名14岁的战士。她暗恋着一个大她几岁的士兵，当时他们的部队驻扎在一个村子里。一天那士兵被派去前线，她和战友们去送。她知道他很可能一去不回，却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说出她心中汹涌的爱和巨大的悲伤——她毕竟不是卡门。她和卡门完全不同，她对异性的暗恋是一种隐忍的激情。她甚至从没有单独和那士兵在一起。她就那么走在人群后边，沿着村口一户农民家的院墙一直到村外。那是中国北方农村常见的一种“干打垒”土墙，她一路走着，一边下意识地用大拇指在土墙上深深划着，一直划到土墙尽头，一直到那士兵消失在原野上。后来士兵牺牲了，这女孩子每天都到村口去看土墙上被她的指甲划出的那道深痕，土墙上那条长长的划痕便是她的初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年过80岁的女作家告诉我说，即使在今天，每当想起初恋，她的大拇指仍然会升腾起一种灼热。我记住了那灼热的大拇指，那是独属于这个女作家的简朴而诚实的爱。而这样一种隐忍的纯情，我相信不同民族的听众都能够理解，因为这是人类的心灵能够共同感受到的东西。
    
    当我在书桌前坐下拿起笔，有时会莫名其妙地想起这位作家的初恋故事。进而相信，如果作家的语言和感情是不诚实的，如果作者是在做作，如果他是在写他并不真正关心或相信的东西，那么也没有人会关心他的作品。不论那读者是你的老乡，或者是生活在异邦。而当这种不愉快的景况出现时，我们决不能推卸责任般地去怪罪“这都是全球化惹的祸”。如果全球化的确正在挑战我们的神经，写作者要警惕的是爱与意志的黯淡和妥协。在这时，“西方至上”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对文学的发育和进步都没有益处。在全球化的喧嚣中，我们应该有勇气重振爱与意志，写下有体温的字，如同那位女作家讲述过的灼热的拇指，那儿有生命的质感，有作家活生生的个人面目。
    
    最后再提一句达利。虽然我并不欣赏他的那些噱头和他那工于心计的自我扩张，但我仍然尊重他作为艺术家的鲜明、果决的爱与意志。他多次说过他和疯子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没有疯。其实，也许真正的艺术家多少都有点发疯的特质，也许艺术的确能够使人发疯，那么，也正是古往今来被我们共享的文学和艺术抑制了人类的疯狂。
    
    （此稿为作者在首届中国-西班牙文学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