芾甘的读音是什么:《我的抗日生涯》

黄埔大理干训团 林沛先 撰稿 二00七年四月十日

黄埔抗战老兵林沛先重访龙陵战场
林沛先，男，汉族，现年八十二岁，四川省会理县鹿厂镇兴隆村二组农民。学籍：黄埔军校大理干部训练团。军籍：国民革命军第十一集团军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第二五九团第一营少尉防毒军官。
（一）
一九四二年秋天，当时，我是四川省会理县的一名在校的初中学生。受“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雄壮歌声所鼓舞，毅然转学到云南大理驻滇干训团，接受军事训练。从此，我由一个十七岁未满的初中学生，走上了职业军人之路。
在大理干训团，经过先后两年的军事训练，于一九四四年六月毕业，分配到十一集团军七十一军，前往驻地云南保山县施甸街。我和同学董竖丙（云南省剑川县人）二人，由毕寨渡渡过怒江，在绕郎村七十一军前线军部，向军长陈明仁（中将，湖南礼陵人，黄埔一期生）报到。我两人都分到八十七师，董竖丙分到师参谋处，我分到二五九团为少尉见习官。
二五九团的驻地，在龙陵县黄草坝边缘的一个村子里，那里有一个温泉澡塘可容纳十来个人同时洗浴。我常到澡塘里泡澡，借此治疗在大理干训团期间，因虱多染上的疥疮。这时，正是龙陵战役最困难的日子。第一次攻击龙陵时，我军占领了大坝和黄草坝，把松山的日军和龙陵日军的联系，全部切断。据说我团曾攻到旧县府，因派兵去拦截一股由腾冲增援龙陵的日军，没有堵住，我军被迫且战且退撤回黄草坝。人员伤亡惨重，驻在黄草坝是防御态势，并进行整顿。
战争使当地的老百姓逃匿一空，要寻找一个向导都十分困难。因此，军队的日常生活也陷入困境。粮食靠十一集团军兵站供应，但是车路被松山日军卡住，只能就地组织加人背马驮来维持。一遇天雨随时都有可能中断，蔬菜更加困难，吃野菜已不是偶然的事，如；芭蕉根、棕树头、孔明菜（毛针草的嫩尖）、苦菜、野蒜、芹菜等，毕竟野菜是有限的，万一野菜也没有时，调一点辣椒糊和咸盐，也就凑合着过。战马死了是最好的菜肴，甚至死了四、五天的马，也把四腿割来作菜。说来，也许没有人相信，我一个少尉军官三个月的薪水，只等于一双最普通的胶鞋，衣服破损四处开花（肩、肘弯、袖口、膝头），鞋子多是自制，用旧车轮胎割制，或者用破衣服加草编成草鞋。这样艰苦困难的日子，为什么逃兵却很少？因为大多数官兵都怀着国家仇民族恨，这一伟大的精神支柱。
一天黄昏，上校团长聂率淮（湖南省保庆人，黄埔生），把我和另一个附员（没有固定职务的军官）叫去，每人给一支步枪，二十发子弹，两枚木柄手榴弹，一个指南针。命令我两通过一条简易公路，向西北方向联络友军，并把友军的情况带回。我两摸黑整整走了一夜。踏着软绵绵的，是掩了薄薄泥土的死尸，遇着破坏了的涵洞和小桥，只能慢慢地寻觅可能上下的路，试探着翻越过去，一路跌跌撞撞，到天曚曚亮时，终于找到友军，新九十三军，新三十师的一个营，营长接待了我们俩，并写了回信一封，让我俩返回。上午九点多动身，十一点回到部队，短短的十多华里路，却摸了整整一夜。白天不能联络吗？我俩都觉得这是团长利用“军官斥候”这个科目，考验我俩的胆量和工作能力。这里也暴露了我团和友军的间隔太大了，若有差池，后果不堪设想。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五九团分配到由四川遂（宁）武（胜）师管区（征集新兵的单位），接来的几十名新兵，团长聂率淮，派我和三位军官，到黄草坝东南方一个叫麦子地的山村去训练新兵。我听到命令，非常吃惊。怎么会有一面作战一面训练的事。可是，事实确实存在，命令我必须去执行。这批新兵体质瘦弱，开始训练后，发现里面有一个罗圈腿，立正时膝盖怎么也靠不拢，有一个内八字立正时两个脚尖怎么也成不了八字形，膝盖微微地分开，还有一位在瞄准时，左眼闭不上，右眼又睁不开，他始终是用左眼瞄准，怎么纠正都不行。这样的兵是怎样征来的？我们四人哭笑不得，只能说是滥竽充数而已。这些兵正规的操场训练都没有搞好，战斗训练就更不用说了，兵已接在手里，又不能退回，只有给他们补课，让他们多少有点战斗技能，在战争中或许能发挥一丁点作用，因为部队在作战，我们只能教三个科目：步枪瞄准射击；木柄手榴弹投掷；利用地型地物。行势所迫，只训练了十多天，就分到连队里了。我心中总不是滋味，预感到一定会有几个是冤死鬼。人们常说国军战斗力差，象这样的兵，能发挥什么战斗作用，能指望他们获得战绩吗？我想只要不白白送死就算好了。从此使我明白军队素质的涵义，与必须具备的条件。
（二）
由麦子地回来，我被派到本团第一营营部任少尉防毒军官。这是见习官三个月期满后，改调实职前的临时措施，没有具体的工作，仍然听从营长派遣。第一营的驻地在深沟，到龙陵城的最后一线高地。我们住在日军用双层元木建造的大掩体里。不幸，在烧开水时，引爆了日军预埋的手榴弹，我在离爆炸处一米多的地方坐着，没有受伤，一位年纪十六、七岁的向导，在小腿上炸了一个贯穿的洞，卫生兵为他包扎后，送往大坝野战医院。后来他的伤是不是医好了？他又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如果幸存，现在应当在八十不到一点。至今我仍不能忘记他那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样子。
从深沟跨过通往龙陵的车路，向偏北走约十华里，有一个山头，在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上，叫5255高地，我营奉命到这个高地驻守。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开始夜行军，天上下着濛濛细雨，为了不暴露目标，前进时不能有大声响，也不能有一点点光亮，看地图，用手电时，也要用雨衣遮盖。一路走一路停，打磕睡是难免的，当后面的斗笠碰不着前面的斗笠时，就知道在前进了，但也不用急，四五步会赶上。就这样缓慢的摸着，天亮时终于到达高地。这里没有房屋，树木也不太多，只好搭建树枝棚居住，里面的用雨衣挡住浸透的雨水。可是天不作美，偏偏又遇上龙陵连绵不断的秋雨，住了十多天，几乎天天下雨，偶尔雨停，日军的战斗机还来搔扰。不断的下雨，后勤送不上饭来，三天只吃了两顿稀饭，说是浠饭，不如说是饭糊，时间长了，汤不见了，只剩下粘乎乎的一大桶，就是俗称的“牛头饭”的那样，吃起来已经没有什么饭味，但也得忍耐着过。僅有的灰军毯整天湿漉漉的，垫在地上的草，也满是潮气，穿在身上的衣服也觉得有些湿润，一点也不觉得温暖，在这里我的两个膝关节染上了风湿，每逢天气变化，就会隐隐作痛。这也是抗战留给我的“纪念”。
到第一营后，我逐渐的知道一些部队的情况。当时七十一军一个步兵营的编制，官兵总数六百人，军官多数不缺员，士兵任何时候都有空缺，官兵总数达到五百二十人以上，就祘是满员了。从龙陵城撤退，人员损失过半，武器方面：重机枪、六0炮、轻机枪、步枪都有损失，只是成度不同而已。目前，我营只有二百四十人左右，营部、战防排、重机枪连占有九十多人，三个步兵连官兵只有一百四十人左右，兵员明显不足。而且，我们的士兵独立作战精神非常差，作战时多是群体，蜂拥而上，敌人的火力密集，我军攻击顿挫时，伤亡特别大，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战绩。尽管这时美军为每个营增加了二十多支汤姆式冲锋枪，八、九门六0拍击炮，一挺战车防御枪，一管火箭筒。炮班和战防排都是新组建的，使用这些武器，还十分生蔬，打起仗来，枪射击了，炮也放了，因为人的素质差，不能有效的杀伤日军，这是战绩不大的又一原因。
我们和日军交战已不止一次，日军对我士兵素质差这一缺点，十分了解。因此日军在深沟不断派出小股部队，趁黑夜，对我军阵地进行搔扰，隔三差五的捣乱，官兵得不到休息，表现出明显不安，营长十分焦虑，上级对这一情况也知道了。这时来了一队荣一师（伤愈后重新组建的部队叫荣军）的兵，约有三百多人，他们在深沟两侧的山沟边缘，分布挖了不少的散兵坑，坑前都摆着数箱手榴弹，在深沟通往龙陵的沟口，设下埋伏，轻重机枪作了火力交叉部暑，山上的八二炮、六0炮，包括我团的火炮，都向沟内作了定点瞄准，只等日军进沟。一天晚上十点已后，沟口忽然传来激烈的枪声，接着是迫击炮的呼啸声，轰鸣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激烈、缓和、再激烈，约有四五个小时才静寂下来。第二天传出消息：作晚荣一师无一人伤亡，全歼日军一个大队，没有跑脱一个。二五九团的人想到沟里捡枪，荣一师的人却说；日本人困兽欲斗，今天下去，于我军不利，或许有无谓的伤亡，让他们在沟里饿两天淋两天比较安全。事后是荣一师的人去捡的枪，打完伏击他们就撤走了。后来，我们都在仔细的想，被消灭的日军，不可能是一个大队（营），很可能是一个中队（连），或者是两个分队（排），不管多少，令日军全军覆没，总是振奋人心的，也鼓舞了我营、我团的士气。从此，日寇再没有向城外偷袭了。
一九四四年九月，我营攻进到龙陵东线的广陵坡，在这里可以俯瞰龙陵城，广陵坡也没有房屋，仍然是搭建草棚居住，所幸已没有连绵的阴雨。我军沿东线攻击，驻守在城内的日军五十六师团一一三联队，加上由腾冲增援来的一部，虽有伤亡，估计仍有两千人，城内的小山后，有山炮，在车路进城的小桥背后，有平射炮，还有分散在各据点的，重迫击炮、迫击炮、掷弹筒等，凭借火力，工事，頑强阻挡我军的攻势，因此，进展十分艰难，双方僵持胶着，无法寸进。
九月的一天，上尉副营长覃良（广西人、军校生），在视察阵地时，被日军击中股部，恰巧，他正抬腿跨越一个小坎，因此，子弹进入人体后变换了方向，上逆到胃部，当场吐饭而亡，抬尸体的人，绕过广陵坡，向后方抬去，我没有得见他的表情是痛苦还是安祥。
战争仍在继续，攻击并未停止。
十月，少校营长陈炳利（山东人、军校毕业生），到前沿阵地观测进攻路线时，被日军狙击手击中前额，当场牺牲。尸体抬下来时，为他擦净了血渍，我看他神情安静，留有小胡子的嘴唇上，似乎还带有一丝微笑，这种难得的微笑，使人忘记了残酷的战争。
陈炳利和覃良性情都乐观外向，和蔼可亲，平易进人。空闲时总是有说有笑，从不拿官架子，后方送饭来时，他们像天主教徒做祷吿一样，“但愿今天不要蛋（弹）下饭（日军炮火的搔扰）。陈炳利上前方时，覃良一定会说：你千万要回来当你的营长啊！覃良上前方时，陈炳利总会说：你一定要保住你的脑袋！事隔六十多年，我仍清楚的记得他们嬉笑诙谐视死如归的旷达而又豪迈的精神，正是有了这样无畏的英雄儿女，我们中华民族才有了希望。
在攻击隆化寺的战斗中，还牺牲了一位中尉排长司马立举（河南人、行伍出身，牺牲的人很多，我记不清的就不提了），他们都是三十来岁的人，都没有结婚，牺牲后是怎样安埋的？通知了他们的家属吗？恐怕这些人的家属，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们的亲人，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无声的长眠在这块多难而又边远的土地上。
我营牺牲了营长和副营长，士气是有一定影响，好在没有接受大的任务，就没明显的表现。调来的新营长，是本团团附陈蓬赢少校（河北邢台人、军校生），他言语不多，也不古板，上下级关系融洽，有北方汉子的梗直和果断。副营长没有新人来接替。
我们的左邻部队八十八师，经过数次反复，最终占领了龙陵东线的老东坡，我营住守的广陵坡，就不再受到来自老东坡的日军炮火的威胁，同时也向南攻陷滑坡，直接影响龙陵通往芒市的公路埡口-南天门的防守。日军当然也组织力量反扑，这时的日军，已是顾此失彼节节败退，不像初战时囂张，战斗力大大减退。经过三次拉剧式争夺，最终占领了滑坡梁子。初克滑坡时，我和上尉营附顾海林（浙江宁海人、行伍出身），奉营长之命去观察阵地，这个不到两百平米的小山头，挖有一米六、七深的环形交通沟，并有掩体、地堡、弹药存放室等，东西两面山形陡峭，南北两面较为平缓。经过三次拉锯后，交通沟只有半腰深，里面都是死尸填起来的，只盖了薄薄的一层土，满山腐臭难闻，平地的绿草，也不见了很多。我虽没有亲身参与，但可以想见，双方在争夺战中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一九四四年十月的一天，支援我国的美军十四航空队九架轰炸机，在两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对龙陵城的日军进行轰炸，地面上用山炮射击烟幕弹指引目标，战斗机俯冲扫射。我们在广陵坡上，看到龙陵城内，炸弹和炮弹轰响，尘土与硝烟飞扬，弹坑交错，房屋倒塌，一片狼籍。日军的设施遭到沉重打击。我军趁此机会，向龙陵城发起进攻。我营到达杨家祠、城隍庙、吴家寨一线，杨家祠没费什么劲就拿下来了，城隍庙是在后殿墙上挖了一个大洞攻进去的。后殿里躺着十多具无头的死尸。我们进去乍一看到这种惨决人寰的景像，都不禁毛骨悚然，怒满胸膛。这些尸体，穿的都是老百姓通用的粗蓝布衣服，有两人还绑着双手，杀害的时间，已超过两个月，血迹模糊，连臭味都没有了，真是一群野蛮的畜牲，老百姓们为什么被杀？日寇拿这些人头去作什么？嗜血成性，比强盗有过之而无不及。前院有一日军尸体，是进攻中被打死的，身上有千人针、木制护身符，以及他和家人的照片，几张日钞。
吴家寨在城隍庙的左前面，有零落的、矮小的几间房屋，再前面是一道约有两米高的土坎。对岸也有一道土坎，和一些零星的小屋，中间是一条沟，约有十多米宽，沟里面有点像沼泽，低洼处多有积水，也有像田埂一样的小坎，草不多，还有稀疏的小树。在这里，我军与日军形成了对抗。日军在岸边坎上，用砂袋堆成地堡，凭借地形和地堡，顽强抵挡。我军利用房屋作依托，使用火焰喷射器，两次都没有把对岸的房子烧起来。使用火箭筒和战防枪，虽然击中了地堡，火箭弹没有爆炸，效果也不好，按上级的命令，攻击仍在不断进行，没有任何进展。
白天，吴家寨的战斗，一直没有停过。我这个没有固定职务的军官，只能呆在营部附近，要知道在战争期间任何人都不准离开自己所在的部队。第三天的中午，营长写好了指示，命令我立刻送交第一连连长，我装好指令，摸到坎边，静听日军机枪射击的节奏，当它放缓时，我迅速下到沟里，并立即跑到一个小坎下，敌人的机枪又是几次点射，我沿小坎移动了两米，敌人的机枪又响了，在我右侧不远处，一名我方士兵应声倒下，我真不知道，敌人是瞄准我，还是瞄准那名士兵。当我跃上第二个小坎，并立即卧扑在第三个高一米左右的坎下，敌人的机枪又响起来，子弹打在坎上，飞溅的泥土撒到我身上，我要是不立刻卧倒，可能就“光荣”了。我扑掏着向前爬去，约一分钟，已到达距西岸不远处，是敌人机枪的死角，我迅速找到连长，交了指令，并按规定索要了收条，立即反回东岸。这种任务，是战斗紧张进行时，利用“军官传令”，是最有效的手段，我初到部队，这也是对我考验的最好时机，好在我没有倒在日寇的枪下。
经过频繁的战斗后，我营的兵力明显不足，多余军官组成军官小队，平时在原单位生活，战时集中，作必要的突击使用。吴家寨坚持的第四天，战斗作了调整部署。为了发挥炮火的威力，上级命令我营撤出原有阵地，军官小队仍隐蔽在房屋附近。上午九点山炮、拍击炮、八二炮一齐开火，直接轰击两岸敌阵地，沙袋地堡终于垮塌了。炮火接近停止时，营部就通知我们小队潜入沟内，炮火一停，我和其它共七人冲上了吴家寨西岸，日本人以他们武士道精神，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嚎叫着冲出屋子来，散乱的有四、五人，企图用刺刀把我们逼下坎去，这时，我们手里的汤姆式冲锋枪，不约而同的开了火，当场打死二人，其余的退回屋里，我们射击着追到屋里，日本兵不见了，为了对付日军反扑，立即抓紧改造枪眼，各自选择适当的射击位置，溃退的日军才侥幸逃走了。当天，日军并未反扑，因为在房屋的前面，约有七、八十米的开阔地。出了像田埂一样的小坎外，没有其它地物可以藏身，白天进攻十分困难，被打死的日军，竟究在我们七人中，是谁打死的，谁也说不准。当时，为了保全自己，几乎是同时开的枪，我在这抗日战争中，第一次参加的肉搏战，也是唯一的一次，场面惊险激烈，令我终身难忘。
攻占吴家寨西岸房屋时，团里曾派人来观测攻击路线，出了正面存在困难外，两侧也不易展出，还受到隆化寺方面的火力威胁，因此，傍晚时，我们奉命撤回东岸。隆化寺寺内，有向外的无数枪眼，大门外，另有一组精心设计的地堡群，日军凭借有利工事，顽强抵抗。三营也同样遇到重火炮无法支援的困难，虽然激战了三天也毫无进展。
日军的日子也不好过，兵员有减无增。减员后多余的武器，也是一项负担，战争形势更步步紧迫，左翼老东坡、滑坡梁子相继失守，右翼超过旧县府，再进一步，就成合围之势，城内之兵就是瓮中之鳖，形势十分不妙。因此，日军五十六师团一一三联队残部，于十一月初的一个夜晚，撤离了龙陵城。
（三）
龙陵收复后，我们东线的部队向西线白云山进发，企图在芒市的南端，切断日军的退路，能缴获多少算多少。可是我们的行动，慢了约两小时，日军后卫部队在三台山（芒市到遮放的界山）阻击我军外，其余都退到遮放去了。
部队到达芒市南端的帕底时，营部副官曹正平（湖南浏阳人，行伍出身，中尉）调到团部去，营长陈蓬赢派我去接替副官业务，暂时代理，我虽然心里不愿意，但这是战时，是不好讲价的。从此我真的干上啃桌子边的文官。从“军官斥侯”到“军官突出队”再到“代理副官”，在这些事列中，我学会了忍耐与沉默，我觉得，忍耐也是一种美德，沉默更意味着反抗。换一个角度说，或许是怯懦。
帕底上坡就是三台山，二营五连在攻击中，被日军平射炮的榴霰弹伤了不少人，该连伤亡过半，我营更不能达到快速攻击的目的，日军完成阻击后，即迅速撤离。我们努力的追，直追到黑山门山脚下，我营由黑山门（遮放到畹町的垭口）东线石门坎上山，攻打帕宛，在攻击中，少校营长陈蓬赢，在前线指挥时，弹中前额阵亡。他和陈炳利都是被击中前额，估计是日军狙击手，用带有瞄准镜的步枪击中的。接连阵亡了两位营长一位副营长，颇为震动，官兵都有些不安，士气也较为低落。
新来的少校营长刘荣宛（河南人，军校生），性格内向，不苟言笑，老是板着一张黑沉沉的脸，营部仅有六、七名军官，在一起吃饭时，很难得说一句话。我同他的关系，处得十分僵硬。刘荣宛到任后，攻克帕畹，友军也同时攻下黑山门，我军沿畹町向南追去。这时的日寇已是丧家之犬，仓惶逃跑，我军追不上，在离畹町约五十华里的缅甸境内，有缅军前来接防，我军就回国了。到此，就算完成滇、缅、边的作战任务。
在回国的路上，心情轻松愉快，总算把这群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赶出了国门，遗憾的是没有把日寇彻底消灭掉，心中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细想这场战争，是我们胜利了？还是日寇胜利了？
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当前，我们让日寇带着无人买的“东亚共荣圈”和“王道乐土”，并扛着被战火烧破的“太阳旗”回东京向他们的天皇交代去。
但我们胜利了吗？我们用多于日寇十几倍的兵力，和万人以上的牺牲，这胜利的代价未免太大了。再过几十年或者上百年，我们的子孙会有不同的评价。
另外，在这局部战争结束后，从我军来说，是生的光荣还是死的光荣？为国家民族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牺牲者，他们躺在这边远的国土上，多数连荒塚都没有，填在交通壕里的，连敌我都分不清，来不及掩埋的则白骨暴天，他们的忠魂，将依附在那里？
在抗战的青史上，他们标名了吗？这样的现实，能说是光荣吗？幸存者，罩上了“抗日忠勇将士”的贵冠，似乎有点光荣。但有谁在战争中吸取点有用的东西，留给后人；往后的路还长，也不太平坦，该怎么走？
世事茫茫变化无穷。所以，究竟是生的光荣或是死的光荣，怎么想也弄不明白。
一下又想起：这是历史的错误，或错误的历史？越想越玄，在我心中，恐怕永远也是一个大大的“X”。不想了，历史是要让后人评说的。
回国后我营在遮放的弄岛村，住了十多天，又到芒市坝南现章村住了十多天。在这里还盖了整齐的草房，后来，似乎改变了计划，部队到机场附近等待，一九四五年三月空运到昆明，四月车运到贵州麻江，接了遵义师管区的新兵，部队作了一次大整编。承蒙刘荣宛营长的挤兑，团长的用心安排，我到团部新成立的作战室任少尉助理员。当时，环境对我已无诱惑，前景渺茫，可我穷得叮铛响，无奈，咬一咬牙，走上了职业军人之路。五月，步行到广西鹿寨县整训，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我的抗战之路就此结束。
附记
我没有立过战功，当机会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没有紧紧地把它握住，却让它轻轻的溜走了，我不能抱怨。假如你把民族和祖国当作母亲，你能在她的面前诉说你的苦劳吗？
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急存亡艰难险阻的时候，毅然投入这场战争中，尽了一份国民的责任，我无愧于人民。
在战火的洗礼中，我学到了书本里学不到的知识，和严峻的考验，即使后来成为“历史反革命”，受到极大的冲击和贫困，我毫不后悔。
这是具体的历史年代，赐与我特殊的命运！！！
假如，你也相信不同的命运会左右人的一生幸福的话！然而，我用整整三年的青春，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战斗，却换不来一枚“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及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不能不算是我心中最大的遗憾。
二00七年，我已经进入八十二岁，有一个和蔼温饱的家。真是不争名义，不记得失，不惊荣辱。
二00六年十一月四日，我和两个儿子，到龙陵城寻访和缅怀旧事，给我的印象是；山河依旧，面目全非，已经认不出六十多年前的龙陵了。记忆起当年为了抗击日寇而牺牲的营长和同事，我这个幸存建在的人；心情沉重难以言表。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在写作上没有最起码的功底，写不出扣人心弦的故事，此其一也。我所在的单位是步兵营，没有辉煌的战果，和出类拔萃的英雄，写不出轰动的场面，此其二也。单位小，信息闭塞，时间不到半年，只能写点真实的经历，此其三也。
我只有一个请求，能把我写的真实故事，存放在龙陵的抗战记念馆里，用它来证明，我确实是参加过龙陵战役的一名老兵，我就心满意足了。诚望得到有关单位的理解。至于作何处理，我绝无反对，也无保留！谢谢！
林沛先地址：四川省会理县
儿子联系电话：13881557638
孙女联系方式：15982834865
怀念我的上级和同学、同事！
第十一集团军：
总司令宋希廉，湖南湘乡人，军校出身，“前干训团教育长”。
李颐，湖南人，黄埔六期生，干训团学生总队总队副。腾冲抗战阵亡，时任预备二师团长。
第十一集团军第二游击区：
第二游击区少将司令杨文榜，湖南人，军校出身。
第二游击区工作队少校队长趙我华，河北人，军校出身。
第二游击区工作队少尉队员程德明，四川会理人，干训团生。
第二游击区工作队少尉队员何炳昆，四川会理人，干训团生，后落户盈江。
第二游击区工作队少尉队员杨诚，四川越西人，干训团生。
第二游击区工作队少尉队员冯才隆，四川越西人，干训团生。
第十一集团军第一游击区：
第一游击区工作队少尉队员何炳建，四川会理人，干训团生，阵亡片马。
第一游击区工作队少尉队员李应明，四川会理人，干训团生，阵亡片马。
第一游击区工作队少尉队员胡坤载，四川会理人，干训团生。
七十一军：
军长陈明仁，湖南礼陵人，黄埔一期生。
八十七师少将师长黄炎，湖南长沙人，黄埔六期生。
八十七师上校政治副师长谢淑周，湖南人，军校出身。
八十七师上校参谋长王信文，湖南人，军校出身。前大理干训团大队长。
八十七师二五九团上校团长聂率淮，湖南保庆人，军校出身。
八十八师少将副师长熊新民，湖南桃源人，黄埔军校生。
八十八师二六二团二营五连中尉排长冯忠星，四川人，龙陵阵亡。
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一营二连少尉排长程定焱，四川米易人，干训团生，现建在。（联系电话—13440023106，0812—8101448）
八十八师二六四团二营六连少尉排长谢明德，四川盐边人，干训团生。
八十八师二六四团团部少尉防毒军官叶增辉，四川盐源人，干训团生。
十一分站分监部少校站长曹浦源，湖南湘乡人，干训团生。
十一分站分监部少尉管理员李恩，四川会理人，干训团生。芒市病故。
七十一军二五九团：
二五九团中校副团长王卓超，辽宁铁岭人，军校出身。
二五九团中校副团长黄德荣，贵州习水人，军校出身。
二五九团少校军需曹峻歧，河北人，行伍出身。
二五九团上尉军需罗以仁，湖南浏阳人，行五出身。
二五九团团部上尉干事张俊，河南人，行伍出身。
二五九团上尉军械员任兆明，河北正定人，行伍出身。
五九团上尉副官商醒华，河北天津人，行伍出身。
二五九团中尉副官曹正平，湖南浏阳人，行五出身。
二五九团少尉书记员李镛熙，四川江津人，行伍出身。
五九团少尉书记员马震，四川叙永人，行伍出身。
二五九团上尉军医张立群，湖北人，行五出身。后落户保山。
二五九团少尉军械员黄应明，湖北人，行伍出身。
七十一军二五九团第一营：
二五九团第一营少校营长陈炳利，山东人，军校出身，龙陵阵亡。
二五九团第一营少校营长陈蓬赢，河北邢台人，军校出身，帕宛阵亡。
二五九团第一营上尉副营长覃良，广西人，军校出身，龙陵阵亡。
二五九团第一营少校营长刘荣宛，河南人，军校出身。
二五九团第一营机枪连上尉连长张世鲁，山东德洲人，军校出身。
二五九团第一营机枪连准尉事务长安银燦，河南人，行伍出身。
二五九团第一营上尉营副顾海林，浙江宁海人，行伍出身。
二五九团第一营中尉书记员李德恩，陕西汉中人，行伍出身。
二五九团第一营准尉司书郑子华，陕西华阴人，行伍出身。
二五九团第一营上士文书陆茂，陕西灵宝人，行伍出身。
七十一军二五九团第一营二连：
二五九团第一营二连上尉连长裴连举，湖北人，军校出身。
二五九团第一营二连中尉排长司马立举，河南人，行伍出身，龙陵阵亡。
七十一军二五九团第二、三营：
二五九团第二营五连上尉连长曲正，湖北人，军校出身。
二五九团第二营少校营长趙正亚，湖南人，军校出身。
二五九团第二营机枪连上尉连长卢吉才，河北任丘人，军校出身。
二五九团第三营九连上尉连长黄耆英，湖南湘乡人，军校出身。
二五九团第二营五连准尉事务长李希文，四川崇庆人，行伍出身。
二五九团第三营少校营长何**，军校出身。
二五九团第三营营部少尉书记员罗文考，四川崇庆人，行伍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