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赞一个图片大全:李洪林：我的“理论工作”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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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林速写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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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样用理论为政治服务
一九五八年那种疯狂的“大跃进”，我也是坐在办公室里鼓气煽风的“理论家”之一。我最尖端的作品是一九五九年给《红旗》杂志写的一篇社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
反映真实情况，却犯了错误
我当时工作单位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它实际上是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的一个小小的秀才班子，主任是陈伯达，副主任是胡绳和田家英，他们都是毛的大秘书。
现实使我更加右倾
谁知我又错了。毛泽东看了调查报告以后大怒。田家英把毛的责备独自承担了，从而使我躲过一劫。但我的思想却开始彷徨了。
《理论风云》的命运
被视为离经叛道的《理论风云》，可以说是完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被我用来作为论据批判“左祸”的，有许多都是毛泽东和他的“思想”。
提出“现代迷信”
文章批判了对毛泽东的迷信，我把它叫“现代迷信”。胡耀邦很欣赏这篇文章，要《中国青年》杂志作为“本刊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发表了。
不敢忘记受难者的嘱托
胡耀邦有一次到宣传部来，才告诉了我，并且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好几百人啊！”
《读书无禁区》的故事
1979年春天，三联书店创办《读书》杂志，找我约稿。我写了一篇《打破读书禁区》。这篇文章引起《读书》编委们的兴趣，决定把它当作《读书》杂志创刊号的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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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是一介平民，退休以前的职业是所谓“理论工作者”。在当代中国，被称作“理论”的，只是马克思主义。其他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都要冠以本科的帽子，只有研究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才算是“理论工作者”或“理论家”。
我怎样用理论为政治服务
我一到“解放区”就做理论工作，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教学、研究和宣传。那时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学说，共产党就是为人类有史以来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大公无私的政党。作为这个党的一分子，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使我充满了自豪感，并且热爱自己的事业。这种热情一直延续到1959年春天。
这个时期，我是无条件地相信党，我的理论工作就是全心全意为党的政策作出理论上的说明，从马恩列斯毛那里找出根据，证明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一九五八年那种疯狂的“大跃进”，我也是坐在办公室里鼓气煽风的“理论家”之一。我最尖端的作品是一九五九年给《红旗》杂志写的一篇社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个题目便已说明一切。一九五八年为了钢产量翻一番（从五百三十五万吨升为一千零七十万吨），发动九千万人上山，砍光森林烧炭，砸了铁锅炼“钢”，庄稼熟了烂在地里没人收，还叫农民“放开肚皮吃饭”：这种“革命浪漫主义”已经斫丧了国家元气，弄得人困马乏并且开始挨饿。在这种困境下，一九五九年中共中央又订出个一千八百万吨的钢指标，这在当时是绝对不能实现的空想。然而胡乔木还叫我写出那样一篇“鼓劲”的《红旗》社论。我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高潮中从未到下面走走，哪里知道生产第一线的艰辛！所以接到这个任务，丝毫也未感到有什么不对，而是兴致勃勃地在稿纸上把那“十分”“十二分”和“二十四分”的“辩证关系”演绎得头头是道。虽然这篇文稿又经胡乔木修改之后才作为中共中央权威刊物的社论发表出去为害全国，但我毕竟是它的起草者，至今想起来都心中有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