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进口亚麻地胶:我的教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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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霞
我从事教育工作55年了！当看到我的学生一批批地走向生活，为社会作出贡献时，我的内心是多么高兴啊！我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深深地感到，教师工作不仅是一个光荣重要的岗位，而且是一种崇高而愉快的事业。它对国家人才的培养，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后一代的成长，起着重大作用。我越教就越热爱自己的事业。
我是怎样教育工作岗位的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我于1910年出生在浙江诸暨斯宅。斯宅是山区，离县城有70里路，交通不便。后来有了人力车，但是只通到陈蔡镇。从陈蔡到斯宅还有15里路，还要徒步爬过一条山岭。现在从县城到陈蔡有了公路，坐公共汽车不到一个小时就可到达，方便多了。但从陈蔡到斯宅仍要步行。
斯宅四面环山，有五指山、盘山，远处还有长满毛竹的不知名的山。沿山有一条小溪，直通浣纱溪。传说浣纱溪是春秋时代越国的美女西施浣过纱的地方。这里溪水涓涓，清澈见底。乡里人到溪里去淘米、洗菜、洗衣时，可以清楚地看见小溪里的小鱼围拢来觅食。盘山上种着许多常青树，终年郁郁葱葱。我小时候常和姑姑、叔叔们在盘山脚下、小溪岸边散步游玩。这秀丽的山水，幽静的环境，真使人心旷神怡。
斯宅分上中下三部分。相传祖上从外地迁到这里落户，后来子孙繁衍，逐惭变成一个大族。族中有祠堂，逢年过节，轮流祭祀。我家住在斯宅的中部，叫盟泉畈。盟泉畈的居民大多不是庄稼人，在外地求学谋生的人很多，经济条件较好，也比较开朗。村上无论男女都有到沪杭一带读书、工作的。有几千年封建统治历史的旧中国，许多地方的女子都兴缠小脚，走起路来扭来扭去，还认为是美呢。但我们盟泉畈人都不认为小脚是美，就是不干庄稼活的妇女也不缠足。我的姑婆、姑母辈也不曾受过缠足之苦。盟泉畈妇女即使没有到外面求学读书，也能在家自学，会吟诗作对子。外面人说盟泉畈的女孩儿比男子强，就是指妇女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
我的曾祖父曾在四川做过几年县官，后来告老还乡，算是开明绅士。他在斯宅颇有威望，乡领碰到了纠纷总要找他去解决。我祖父是他大儿子，虽有一些文化，但不工作，靠祖上一点遗产度日。他是一位讲孝道、守礼教的典型老夫子，对曾祖父非常有礼貌，远远看见曾祖父走来，就要恭候一旁。他旧规矩很多，常教训我们女孩子要“坐不翘腿、笑不出声”，不能随便乱跑。他对东西非常爱惜，从不浪费。我父亲到杭州进过几年武备学堂，但却没有外出工作过，只是在家读读古文，“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念得津津有味。他有时管管族中祭祀的账目杂事。由于祖父、父亲两代都是文不文，武不武，不会耕种管理，每逢婚丧喜事，只好变卖祖上留下来的几亩田地，因此，到我们这一代，家境就坐吃山空，每况愈下了。
我母亲识得几个字，会缝纫、烹饪、剪纸花等。族中人都说她聪明能干，有事常来找她商量。她恨自己没有多少文化，尚不能自立，所以竭力主张让我出外求学，免得日后象她一样过依赖丈夫的生活。
我还没到上学的年龄就随叔叔姑姑们进私塾了。私塾老师很喜欢我，常常抱我坐在他的腿上讲《聊斋志异》中的狐鬼精怪故事给我听。我又爱听又害怕，晚上一个人不敢走路，就是几个人同行，也是提心吊胆的夹在他们中间走。
后来，斯宅办起了“斯民小学”，我就在那里读书。校舍是当时乡间最漂亮的二层楼房，乡里人称之为“洋学堂”。我从小爱看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都看过，尽管一知半解，还是一回一回往下看，连饭也忘记吃。为此常受到长辈们的批评。有一次，老师叫我写作文，我编了一个“漂姑娘”的故事，大意是：漂亮的漂姑娘和一个纨绔子弟结了婚，起先感情尚好，后来男的变了心，在外爱上另外一个女子，正当他们结婚的那天，漂亮姑娘找去了，而这狠心的男子居然不认，把她赶出了门。漂姑娘又气又恨，最后自杀了。这个为漂姑娘鸣不平、反映女子深受压迫的故事，得到老师很好的评语。老师在我文章的好些词句上画了圆圈。从此，我对语文的兴趣就更高了。
一九二二年，山洪暴发，家乡发生了一场空前的水灾，良田变成了沙滩，沿溪的房屋大都被淹，学校无法开学。那年我正读小学五年级，还差一年毕业。在亲友们的鼓励、资助下，我借到一张堂房姑母的文凭，改了名字，到杭州横河桥去考女子师范学校（读师范不要付饭钱）。另一位堂房姑母家境比我好，则考女子中学。她父亲说，中学毕业后可以进大学，做官司，而师范学校毕业后只能做小学教师，这是最没出息的职业。我想，只要能读书就好，管它中学还是师范呢！
我这个从山区来的小姑娘，当时只有十三岁（借来的文凭上是十五岁），在班上年龄最小，个子又矮，同班同学都叫我“霞儿”（杭州人叫孩儿为“ya儿”）。几位年长的同学还帮我梳头扎结，真象大姐姐一样，使我领略到同学间的温暖和友情。
在“杭女师”，一年预科，四年本科，功课觉得比较扎实。课程开得多，有语、算、史、地、生物、卫生、英语、音、体、美、缝纫、烹调等，到毕业那年还学测量统计。有几位当年在“杭女师”执教的老师现在都还健在。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几位女教师其中一位是教数学的，一位是教卫生的。她们讲课教态自然，口齿清楚，语言生动，概念明确，讲的内容易为学生接受。那时我就想，我将来一定要当个象她们那样的教师。还有一位是体育教师，她平易近人，认真负责涂示范动作时姿势正确、优美，上了她的课后，我更加喜欢体育、跳舞。毕业那年，我在她鼓励下参加全校乒乓球比赛，居然得了第一名。
有一年，我班召开募捐游艺会，班上同学分头准备节目，制作道具，布置会场，卖票收钱。我负责总务，还和一个同学跳了双人舞，一直忙到深夜。由于过度操劳，喉咙都哑了。现在回忆起来，这类活动不但锻炼了我的组织、办事能力，也培养了我对文娱活动的兴趣。
毕业前，我们到附属小学去见习、实习。教育学教师还要我们每人写教案，试教，评议，以便为以后的教学打好基础。
一九二七年，我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了。我和一个姓袁的同学一起分到绍兴第五中学附属小学工作。初到附小时还闹了个笑话：姓袁的同学比我大八、九岁，长得老成。和她相比，我的年龄看起来小多了（其实那时我已十八岁），个子又不高。同事们都以为我是袁某带去读高年级的学生，直到召开校务会议经校长介绍，才知道我也是个教师。当时我很担心工作搞不好，也怕大家看不起我。
学校分配我担任一年级的班主任，教语、算、常。姓袁的同学任二年级教师。我们两人合上唱游课。她弹琴，我带学生跳舞游戏。学期结束，学校照例开游艺会，向家长汇报演出。我把从师范学校学到的本领全拿了出来。我教学生演当时流行的歌舞剧《葡萄仙子》、《麻雀和小孩》、《月明之夜》等。我们男女教师合演一个话剧，我扮演剧中女主角，最后我还跳了个独舞。我为游艺会花了不少力气，事后小学部主任称赞了我，我心里很高兴。
绍兴第五中学附属小学在龙山脚下。课后，我们常带领学生去爬山。绍兴有个东湖，我们几个教师也乘节假日到那里去划船游览。那里的湖光山色，实在令人陶醉！
我们班有个饲养小组，由我负责喂养了几只白兔。学生轮流带青菜、萝卜、豆渣等来喂。孩子们都很喜欢兔子，课后常逗它们玩。有一天早晨，我发现一只兔子死了。原来是冬天天气太冷，没有给它铺草，给冻死的。这都怪自己没有经验。为此，我还惋惜了好久。
我整天和学生们一起学习、游玩，学生们也喜欢我，愿意和我接近。我认为成天和天真活泼的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自有乐趣。看到孩子们的进步，我感到莫大的安慰。我的个性也适合做教师然而在旧社会，小学教师地位低下，我的堂祖父就说过：“小学教师最没出息。一般人也都瞧不起小学教师。有一个，我放署假回乡，有个人力车夫问我在外面干什么工作，我说是做小学教师。他很惋惜地说：“好端端的一个姑娘，怎么去当小学教师呢！”我听了很气愤。心想：小学教师也是自食其力的，总比那些当“花瓶”的强！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一些教师也看不起自己的工作。我那个姓袁的同学就嫌小学教师工作繁忙，和小孩子打交道没意思，两年后就升学改行了。
旧社会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不久，绍兴第五中学的校长调换了，附属小学的教师也得全部换走。1929年秋，我转到浙江嘉兴县集贤小学工作。教常识和全校女生体育课。校长是老小姐，很重视体育。一年一度的全县运动会，集贤小学都名列前茅。我初去时感到压力很大，因为我虽然爱体育活动，但还未教过体育课。我只好向杭州女子师范学校的体育教师求助，索取了两份团体操教材：一份是“菊花舞”，一份是“斗牛舞”。我起早摸黑地帮女生们排练，我从中也得到了很大安慰。并且悟出了一个道理，花一分力气，就会有一分收获；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从此我增强了做好教师的信心。我一边向老教师学习，一边刻苦钻研业务。我感到一个师范生知识面要广，什么都得学一点，才能胜任各项工作。
一九三零年冬，我经同事介绍，到浙江肖山湘湖师范学校做音乐教师。那些师范生的年龄和我差不多，起初我有点慌，后来得到同事们的帮助，觉得在教学上没有多大困难。那里是个乡村师范，生活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比较冷清。但是师生们同学习，共劳动，一起唱着陶行知先生词的歌曲：“手把着锄头锄野草啊，锄去野草好长苗呀，咦呀嗨！……”师生关系很融洽。不料几个月后校长调动，教师又全部解散。那时我已和中央大学土木系毕业生孙士熊结婚，他在导淮委员会工作。一九三一年我来南京，在东区实验小学（即现在的逸仙桥小学）担任中年级语文和算术教师。该校校长是个老小姐。说一口常州话。她管理学校有方，对教师很严格，每天“坐镇”在校，事无巨细，她都要管，哪怕在地上发现一张纸头，也要追问。大家既怕她，又服她。当时我住在中央大学体育馆女生宿舍我爱人的姐姐处，跑学校大约有半小时的路程，每天一早就步行到校。
我在南京东区实验小学工作了一年，后因军阀内战，下关开炮，逃到了杭州。在杭州林司后小学做代课教师，随后又到绍兴第五中学附属小学工作。一九三二年冬，我再回到南京，在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工作。这是南京规模最大的学校，有中学部，小学部，幼儿园，设备条件好，师资质量也高：教师不是大学毕业，就是师范学校毕业。小不部高、中、低年级有阶段主任，负责把好各阶段业务的关口。
美国的教育家杜威博士曾在一九一九年来南京讲学。为了纪念他，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建造了一幢二层楼房屋，叫“杜威院”。“杜威院”设有四个室：读书室、游戏室、唱游室和工作室。读书室里有许多图书资料，唱游室里有钢琴，游戏室里有滑梯和大小积木，地板都是油漆的，进教室要换干净的鞋子。教室里一尘不染，孩子们可以坐在地板上搭积木、翻筋斗、做游戏。工作室里有画图、手工劳动等工具和材料，孩子们最喜欢的是做泥工。
学校的体育器材门类齐全。在晴雨操场上有篮球架、秋千、浪船、独木桥、鞍马列、吊环、滑梯等等，遇到下雨天，学生们照样能上体育课。图书资料，动、植物和矿物标本很多，随时都可以取来作教具。
实验学校的教学方法是学美国的。高年级是“道尔顿制”，学校按学生的能力分班，如语文分一、二、三、四班，算术也是如此，几班同时上，有的学生语文在一班，算术也许在三班。低年级进行“设计教学”。除语、算外，常识和音、体、美的教材都要自己编写，唱什么歌，画什么图，进行什么知识教学，都要教师自己动手动脑亲自设计，没有现成的教材。除唱歌外，其他课程一律由班主任担任。学校领导对教师的要求很高。教师必须在前一周设计好下一周的单元教学，有时结合时令，有时启发学生自己提出，一切课程都围绕着单元来进行。如春天到了，语文，常识、音、体、美都进行关于春天的知识教学。记得我教二年级时，有次进行 “南京”单元设计教学，关于南京的地形、名胜古迹、风俗物产等等，整整准备了两星期。中央大学教育系的教授常常带学生来参观。“设计教学泊优点是学生学得活跃，他们要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学生会提出许多问题，触及的知识面广；缺点是完全是以儿童为中心，从儿童兴趣出发，知识没有系统性。
为了照顾儿童的年龄特点，低年级每节课只有三十分钟，把班主任的名字作为班级的名称。我担任的班级就叫“思遐级“（思遐、斯霞同音）。那时我还年轻，缺少经验，而实验学校的老师们业务能力都很强。我就偷偷地在教室后面听课，向他们学习教学方法。他们对学生态度和蔼，从不体罚学生。学生也比较文明，讲卫生，有礼貌，学习也用心，没有打困、骂人等不良行为。家长多数是知识分子，一般都能配合学校教育。
1937年夏，我放署假回诸暨老家。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中央大学实验学校被炸，我在学校里的家具也全被炸毁。我就留在家乡，和乡亲们一起做棉背心、鞋子等慰问品支援前线，希望打日本侵略者，重返学校工作，可是，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节节败退，使得大批国土沦陷，杭州也危在旦夕。这时父亲又患破伤风病故。日寇到处烧杀抢掠，形势越来越紧张。我在诸暨斯宅不能继续呆下去了，母亲叫我跟叔叔、姑姑们赶快外逃。1938年春，我带着大孩子，跟着家乡的几个年轻人，从浙江经江西逃到湖南长沙。我找到当时在长沙市立第五小学做校长的老同事，就到她的学校做代课教师几个月后，长沙又告急，不得已，我们姑侄几个只好各奔东西。我逃至爱人的单位所在地重庆（导淮委员会已迁至重庆），之后又跟随他们机关到四川雅安，西康天全。因导淮委员会无淮河可导，就改建川康公路。我就在他们单位的子弟学校任教。后来，他们单位又转到贵州赤水从事赤水河工程。这时，我爱人患了肺病，心情不好，生活艰苦，营养不良，加上工作繁忙，贵州山区又缺医少药，得不到很好的治疗，他的病情就愈来愈严重。当时我们已有四个孩子，在那里人地生疏，举目无亲，我没人可托，无业可就，既要照顾孩子，又要服侍病人，日子真难捱呀，不知何日才能返回家园！流落异乡，想到国难家愁，真是度日如年！我嫉恨国民党政府腐败，深忧国家民族的危亡，痛感家庭生活的艰辛每到深夜，只有对天长叹，暗暗落泪。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喜读传来，“下江人”含着热泪，奔走相告。我决心重回南京学校加倍工作，把学生教好，使国家富强起来，再不受外国侵略者的欺侮、凌辱。
因交通不便，我随爱人机关直至一九四六年夏天才回来。我爱人随他机关先回南京，我怀着身孕，带着四个孩子暂回诸暨斯宅。母亲见我拖儿带女，衰老了不少，知道我在外面受苦了。那年秋天，我在家生了最小的女儿。当时我小孩多，负担重，爱人又有病，曾想把刚生的女儿送人，可是爱人不同意。他说一般人都重男轻女，儿子送人可以，女儿送人会受人虐待。我想这话有理，就留下了。我工作心切，一九四上初到南京。谁知实验学校校长已换人，进学校要经有面子的熟人介绍。我就去找学生家长吴研因先生，他的孩子曾在实验学校念过书。吴老是当时国民党教育部小教司司长。他同意做我介绍人，我才又回到实验学校。因我爱人有病，我就请我母亲来南京照顾他，以便让我安心在校工作。
抗日战争结束，没过上几天太平日子，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我母亲吓怕了，深怕战争会旷日持久地打下去。我爱人又卧床不起。家中有老，有小，有病人，这个局面我一个人也撑不起。我就把母亲和爱人送至杭州，小女儿由母亲带回老家，爱人带二儿随他单位去绍兴，我带三个孩子仍留在南京。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我为了安全，向学校借了三楼上一间八平方米的小房间，一住就是三十年，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搬出。
解放战争期间，谣言纷传，什么“共产党杀人放火”呀，“共产共妻”呀……我全不信。我想：有钱人腰缠万贯，作恶多端，才害怕共产党，所以要逃跑。我一无产业，二无资本，怕什么？不需要逃，也不想逃，就留在南京校内。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看见国民党军队纷纷往中山门那边狡猾逃窜，听见下关炮声隆隆，楼上的玻璃窗震得咚咚响。四月二十二日夜，南京成了“真空”，国民党军队逃走了，而解放军尚未进城。那夜，在鼓楼的司法院大火冲天，大概是国民党军队撤退时放的火。为了保卫学校我和在校的几位教师自动组织起来守夜、巡逻，以防坏人来破坏。我一夜未睡，第二天一早听说共产党的军队进了城，就到鼓楼去看，只见解放军穿着布衣布鞋，队伍整齐，和国民党军队大不一样。过了几天，解放军还到我校来扭秧歌，打腰鼓，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曲，我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很新鲜。
同年秋季，中央大学附属小学改为南京大学附属小学。胡颜立同志首任附小的校长。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喜欢小孩经常听课。他对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很有帮助。他多才多艺，会拉胡琴、吹笙。在他带动下，附属小学文娱活动很活跃。每逢纪念节日，全校师生都有演出。我和几位老师学会了打腰鼓、扭秧歌，还演出歌舞剧《送军粮》、《女民兵》、《好阿姨》等节目。我还和美术教师分工协作，他做木偶、道具，我编剧本，指导学生演出《一棵高粱》、《两兄弟》等木偶戏。虽然那时我已四十来岁了，但干劲很足，是个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
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原南京大学校址改为南京工学院，金陵女子大学改为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大学附属小学改为南京师范学院附属小学。虽然校名多次更改，我却一直在这个学校工作。我深深体会到，新社会物价稳定，生活幸福，教师工作有保障，这就更有条件搞好教学工作。我住在学校，以校为家，精力集中，从早到晚，吃饭走路。和亲朋好友谈话，都离不开教学工作。我每次开课，都得到听课老师们的指导和帮助。所以，搞好教学的客观条件极好。
一九五三年，我们学习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什么五个原则，五个环节等。当时，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的同学来校见习、实习，都是按这几个原则、环节来衡量一堂课的好坏。苏联专家还来听过我的课，课扣召开评议会，对我的教学是有促进作用的。
一九五六年是我终生难记的一年。这一年，我被评为南京市的先进工作者，小学一级教师。同年五月还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这是我们多年的宿愿。在党的直接培养教育下，我的觉悟逐惭提高，懂得怎样使自己尽可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正当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教育事业中去的时候，不幸，我爱人的病加重了。早在解放初期，他蒙领导照顾，没有随机关去皖北治理淮河，而留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内，后又去无锡肺结核病院治疗。但终因病情过分严重，无法医治。当医院发来病危通知时，我还在进行家庭访问。待我赶到医院时，他已不能讲话了。对于不能悉心地服侍他，我是深为遗憾的。一九五八年，我爱人去世时，除了大孩子已从清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外，其余四个孩子都分别在上中学和小学。我一人带四个孩子住在学校内，早晨别人尚未起床，我已买菜回来，夏天晚上别人都已乘凉了，我还要替几个孩子洗澡洗衣。而白天一点也没有妨碍教学工作。是党，教育我要兢兢业业搞好工作，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同年，我接受了小学五年制的试验任务（当时小学的学制都是六年制）。那时既没有五年制的教学大纲，也没有五年制的教材。在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及附小党支部的帮助下，我试着自编教材，进行教学。在识字教学方面，我采取了随课文分散识字的方法，先教学生掌握拼音这一工具，接着教他们识一些简单易记的独体字和看图识字。在学生识了一两百字之后，我就让他们开始学短句短文，通过多读课文来提高学生的识字量。这种字不离词，词不离句，结合课文识字的方法，教生字新词比较自然，学生容易理解，容易接受，容易巩固，对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有一定的效果。学生在两年里识了两千多字，读了一百七十四篇课文。我还叫学生多看课外读物，这对巩固已学过的字词、丰富学生的知识和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是大有帮助的。这个试验班，三年级就达到四年级的水平。四年级起用六年制的高年级教材进行教学。结果，没有加班加点，胜利完成了五年制的教学试验任务。学生负担不重，德智体都得到全面发展，一九六三年夏全部毕业，并升入中学，单升入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就有十几人。这是我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的第一轮试验。第二轮五年制学生只教到三年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被迫中断了试验。
一九六零年我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教群英会。教育部小教司司长肖敬若同志到南京来视察，听了我的识字教学情况汇报很高兴。在他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写了一本《迅速培养小学一年级学生读写能力的经验》的小册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同志，生前对中、小学的教育、教学工作非常关心。五九六二年，他曾主持召开了常州会议，为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加强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制订出了详细的措施。他曾恳切地对我说过语文教学的重要以及改进教学法问题。记得他说：低年级的识字教学要教得活，如“大小”、“上下”、“山羊”“小羊”、“大羊大”、“小羊小 ”、“大羊上山”、“小羊下山”、“大羊在山上吃草”、“小羊在山下吃草”……这样学生就学得灵活，学得有趣，也容易巩固。他还和《江苏教育》社的同志亲自来听我的课，选了六年制第七册的《一个伤员的愿望》让我在二年级试教，后来又在其他学校试教，都取得较好的效果。《江苏教育》曾发表他的题为《一切优秀的教学经验都应当在全省开花结果》的文章。总结我的语文教学是以语言教学为中心，把识字、阅读、写话三者结合起来。他还请《江苏教育》社的同志帮助我总结经验。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我写了拼音、识字、写字、阅读、说话与写话、作文等方面的文章，刊登在《江苏教育》上。六十年代头几年可以说是我语文教学成果比较丰硕的时期。
一九六三年，《新华社》记者和《江苏教育》编辑来采访我。他们听课，看作业，召开学生、家长、教师座谈会，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访问，在《江苏教育》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育苗人》的文章，后来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斯霞和孩子》的报道。这两篇文章主要是写师生关系的。文章发表后，很多同行来信支持鼓励我，自己也认为工作的方向是对的，以后要做得更好。谁知祸从天降。一九六四年从北京传来消息说，《斯霞和孩子》这篇文章有问题——宣扬“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童心母爱”，要批判。当时省委及教育厅领导都是了解我的，认为这样的批判不适当，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顶也顶不住，上面一定要批，还说“母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一种思潮”。于是一篇篇无限上纲的批判文章出来了，什么“教育战线上有没有战斗？”“现在是乌云密布，该下一场透雨的时候了。”……并把一百多年前外国教育家写的《爱的教育》和我相对照，认为我的教育完全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翻版。我想不到问题有这么严重。当时，有一个想不到的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爱学生错在哪里？体罚学生难道是对的，倒不要批判？”自己检查来检查去都检查不出个道道来，后来就不了了之。一九六四年底我仍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许多领导同志被打成“走资派”。我呢，一连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分子”等好几顶帽子，连我教的学生都成了“修正主义苗子”。我被批挨斗，被靠边站，“劳动改造”，这些，我并不害怕，只是，不让我进课堂教课，强迫我把差两年能完成的第二轮五年制教学试验停下来，我心里真难过呀！
一九六九年，我总算上课了，但上的是常识、政治、图画、体育等课，还不能做班主任。“母爱”问题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上，教育部才予以澄清，并宣布给我平反，使我放下了十几年不应背的包袱。
一九七三年，省教育局领导同志叫我去编小学语文教材。当时，教材很难编。在所谓突出政治的口号下，“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将种种私货拼命往语文教材里塞，背离了儿童的年龄特点和语文学科的系统性原则。没搞几年，我就主动申请回校教书。我明明知道学校工作很辛苦，但是我当惯了教师，过惯了学校的生活，愿意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征得教育厅、局领导的同意，我于一九七七年回到了附小。
一九七八年，我被评为小学特级教师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省劳动英雄，全国“三八”红旗手。1979年，我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荣誉太多太风吹草动了，自己觉得受之有愧，感到虚名在外，压力很大。1978年上半年，南京市人民政府任命我为市教育局副局长，我一再向组织声明，我不会做，也做不好。但领导上说不好随便收回成命，我只好当挂名副局长。1980年参加全国第五届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陈云同志提出干部要年轻化，我立即打报告辞去教育局副局长的职务。蒙组织批准，我心稍安。
我从1927年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算起，到现在已有55年教育工作的历史了。在解放之前那些年，尽管我也是在教书育人，但我是不自觉的“教书匠”；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下，我才有可能成为一名自学的培养革命后代的人民教师，我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时间并不算长，贡献不大。而今年我已73岁了，身体大不如以前，前年曾因高血压病住过医院，又疗养了两个月。现在我已不上课，但是除外出开会外，我每天按时到校，仍和学校师生们一起生活，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工作。邓小平同志对小学教师说过：“希望你们一辈子做小学教师。”这一点我总算做到了。
斯霞
我从事教育工作55年了！当看到我的学生一批批地走向生活，为社会作出贡献时，我的内心是多么高兴啊！我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深深地感到，教师工作不仅是一个光荣重要的岗位，而且是一种崇高而愉快的事业。它对国家人才的培养，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后一代的成长，起着重大作用。我越教就越热爱自己的事业。
我是怎样教育工作岗位的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我于1910年出生在浙江诸暨斯宅。斯宅是山区，离县城有70里路，交通不便。后来有了人力车，但是只通到陈蔡镇。从陈蔡到斯宅还有15里路，还要徒步爬过一条山岭。现在从县城到陈蔡有了公路，坐公共汽车不到一个小时就可到达，方便多了。但从陈蔡到斯宅仍要步行。
斯宅四面环山，有五指山、盘山，远处还有长满毛竹的不知名的山。沿山有一条小溪，直通浣纱溪。传说浣纱溪是春秋时代越国的美女西施浣过纱的地方。这里溪水涓涓，清澈见底。乡里人到溪里去淘米、洗菜、洗衣时，可以清楚地看见小溪里的小鱼围拢来觅食。盘山上种着许多常青树，终年郁郁葱葱。我小时候常和姑姑、叔叔们在盘山脚下、小溪岸边散步游玩。这秀丽的山水，幽静的环境，真使人心旷神怡。
斯宅分上中下三部分。相传祖上从外地迁到这里落户，后来子孙繁衍，逐惭变成一个大族。族中有祠堂，逢年过节，轮流祭祀。我家住在斯宅的中部，叫盟泉畈。盟泉畈的居民大多不是庄稼人，在外地求学谋生的人很多，经济条件较好，也比较开朗。村上无论男女都有到沪杭一带读书、工作的。有几千年封建统治历史的旧中国，许多地方的女子都兴缠小脚，走起路来扭来扭去，还认为是美呢。但我们盟泉畈人都不认为小脚是美，就是不干庄稼活的妇女也不缠足。我的姑婆、姑母辈也不曾受过缠足之苦。盟泉畈妇女即使没有到外面求学读书，也能在家自学，会吟诗作对子。外面人说盟泉畈的女孩儿比男子强，就是指妇女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
我的曾祖父曾在四川做过几年县官，后来告老还乡，算是开明绅士。他在斯宅颇有威望，乡领碰到了纠纷总要找他去解决。我祖父是他大儿子，虽有一些文化，但不工作，靠祖上一点遗产度日。他是一位讲孝道、守礼教的典型老夫子，对曾祖父非常有礼貌，远远看见曾祖父走来，就要恭候一旁。他旧规矩很多，常教训我们女孩子要“坐不翘腿、笑不出声”，不能随便乱跑。他对东西非常爱惜，从不浪费。我父亲到杭州进过几年武备学堂，但却没有外出工作过，只是在家读读古文，“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念得津津有味。他有时管管族中祭祀的账目杂事。由于祖父、父亲两代都是文不文，武不武，不会耕种管理，每逢婚丧喜事，只好变卖祖上留下来的几亩田地，因此，到我们这一代，家境就坐吃山空，每况愈下了。
我母亲识得几个字，会缝纫、烹饪、剪纸花等。族中人都说她聪明能干，有事常来找她商量。她恨自己没有多少文化，尚不能自立，所以竭力主张让我出外求学，免得日后象她一样过依赖丈夫的生活。
我还没到上学的年龄就随叔叔姑姑们进私塾了。私塾老师很喜欢我，常常抱我坐在他的腿上讲《聊斋志异》中的狐鬼精怪故事给我听。我又爱听又害怕，晚上一个人不敢走路，就是几个人同行，也是提心吊胆的夹在他们中间走。
后来，斯宅办起了“斯民小学”，我就在那里读书。校舍是当时乡间最漂亮的二层楼房，乡里人称之为“洋学堂”。我从小爱看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都看过，尽管一知半解，还是一回一回往下看，连饭也忘记吃。为此常受到长辈们的批评。有一次，老师叫我写作文，我编了一个“漂姑娘”的故事，大意是：漂亮的漂姑娘和一个纨绔子弟结了婚，起先感情尚好，后来男的变了心，在外爱上另外一个女子，正当他们结婚的那天，漂亮姑娘找去了，而这狠心的男子居然不认，把她赶出了门。漂姑娘又气又恨，最后自杀了。这个为漂姑娘鸣不平、反映女子深受压迫的故事，得到老师很好的评语。老师在我文章的好些词句上画了圆圈。从此，我对语文的兴趣就更高了。
一九二二年，山洪暴发，家乡发生了一场空前的水灾，良田变成了沙滩，沿溪的房屋大都被淹，学校无法开学。那年我正读小学五年级，还差一年毕业。在亲友们的鼓励、资助下，我借到一张堂房姑母的文凭，改了名字，到杭州横河桥去考女子师范学校（读师范不要付饭钱）。另一位堂房姑母家境比我好，则考女子中学。她父亲说，中学毕业后可以进大学，做官司，而师范学校毕业后只能做小学教师，这是最没出息的职业。我想，只要能读书就好，管它中学还是师范呢！
我这个从山区来的小姑娘，当时只有十三岁（借来的文凭上是十五岁），在班上年龄最小，个子又矮，同班同学都叫我“霞儿”（杭州人叫孩儿为“ya儿”）。几位年长的同学还帮我梳头扎结，真象大姐姐一样，使我领略到同学间的温暖和友情。
在“杭女师”，一年预科，四年本科，功课觉得比较扎实。课程开得多，有语、算、史、地、生物、卫生、英语、音、体、美、缝纫、烹调等，到毕业那年还学测量统计。有几位当年在“杭女师”执教的老师现在都还健在。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几位女教师其中一位是教数学的，一位是教卫生的。她们讲课教态自然，口齿清楚，语言生动，概念明确，讲的内容易为学生接受。那时我就想，我将来一定要当个象她们那样的教师。还有一位是体育教师，她平易近人，认真负责涂示范动作时姿势正确、优美，上了她的课后，我更加喜欢体育、跳舞。毕业那年，我在她鼓励下参加全校乒乓球比赛，居然得了第一名。
有一年，我班召开募捐游艺会，班上同学分头准备节目，制作道具，布置会场，卖票收钱。我负责总务，还和一个同学跳了双人舞，一直忙到深夜。由于过度操劳，喉咙都哑了。现在回忆起来，这类活动不但锻炼了我的组织、办事能力，也培养了我对文娱活动的兴趣。
毕业前，我们到附属小学去见习、实习。教育学教师还要我们每人写教案，试教，评议，以便为以后的教学打好基础。
一九二七年，我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了。我和一个姓袁的同学一起分到绍兴第五中学附属小学工作。初到附小时还闹了个笑话：姓袁的同学比我大八、九岁，长得老成。和她相比，我的年龄看起来小多了（其实那时我已十八岁），个子又不高。同事们都以为我是袁某带去读高年级的学生，直到召开校务会议经校长介绍，才知道我也是个教师。当时我很担心工作搞不好，也怕大家看不起我。
学校分配我担任一年级的班主任，教语、算、常。姓袁的同学任二年级教师。我们两人合上唱游课。她弹琴，我带学生跳舞游戏。学期结束，学校照例开游艺会，向家长汇报演出。我把从师范学校学到的本领全拿了出来。我教学生演当时流行的歌舞剧《葡萄仙子》、《麻雀和小孩》、《月明之夜》等。我们男女教师合演一个话剧，我扮演剧中女主角，最后我还跳了个独舞。我为游艺会花了不少力气，事后小学部主任称赞了我，我心里很高兴。
绍兴第五中学附属小学在龙山脚下。课后，我们常带领学生去爬山。绍兴有个东湖，我们几个教师也乘节假日到那里去划船游览。那里的湖光山色，实在令人陶醉！
我们班有个饲养小组，由我负责喂养了几只白兔。学生轮流带青菜、萝卜、豆渣等来喂。孩子们都很喜欢兔子，课后常逗它们玩。有一天早晨，我发现一只兔子死了。原来是冬天天气太冷，没有给它铺草，给冻死的。这都怪自己没有经验。为此，我还惋惜了好久。
我整天和学生们一起学习、游玩，学生们也喜欢我，愿意和我接近。我认为成天和天真活泼的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自有乐趣。看到孩子们的进步，我感到莫大的安慰。我的个性也适合做教师然而在旧社会，小学教师地位低下，我的堂祖父就说过：“小学教师最没出息。一般人也都瞧不起小学教师。有一个，我放署假回乡，有个人力车夫问我在外面干什么工作，我说是做小学教师。他很惋惜地说：“好端端的一个姑娘，怎么去当小学教师呢！”我听了很气愤。心想：小学教师也是自食其力的，总比那些当“花瓶”的强！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一些教师也看不起自己的工作。我那个姓袁的同学就嫌小学教师工作繁忙，和小孩子打交道没意思，两年后就升学改行了。
旧社会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不久，绍兴第五中学的校长调换了，附属小学的教师也得全部换走。1929年秋，我转到浙江嘉兴县集贤小学工作。教常识和全校女生体育课。校长是老小姐，很重视体育。一年一度的全县运动会，集贤小学都名列前茅。我初去时感到压力很大，因为我虽然爱体育活动，但还未教过体育课。我只好向杭州女子师范学校的体育教师求助，索取了两份团体操教材：一份是“菊花舞”，一份是“斗牛舞”。我起早摸黑地帮女生们排练，我从中也得到了很大安慰。并且悟出了一个道理，花一分力气，就会有一分收获；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从此我增强了做好教师的信心。我一边向老教师学习，一边刻苦钻研业务。我感到一个师范生知识面要广，什么都得学一点，才能胜任各项工作。
一九三零年冬，我经同事介绍，到浙江肖山湘湖师范学校做音乐教师。那些师范生的年龄和我差不多，起初我有点慌，后来得到同事们的帮助，觉得在教学上没有多大困难。那里是个乡村师范，生活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比较冷清。但是师生们同学习，共劳动，一起唱着陶行知先生词的歌曲：“手把着锄头锄野草啊，锄去野草好长苗呀，咦呀嗨！……”师生关系很融洽。不料几个月后校长调动，教师又全部解散。那时我已和中央大学土木系毕业生孙士熊结婚，他在导淮委员会工作。一九三一年我来南京，在东区实验小学（即现在的逸仙桥小学）担任中年级语文和算术教师。该校校长是个老小姐。说一口常州话。她管理学校有方，对教师很严格，每天“坐镇”在校，事无巨细，她都要管，哪怕在地上发现一张纸头，也要追问。大家既怕她，又服她。当时我住在中央大学体育馆女生宿舍我爱人的姐姐处，跑学校大约有半小时的路程，每天一早就步行到校。
我在南京东区实验小学工作了一年，后因军阀内战，下关开炮，逃到了杭州。在杭州林司后小学做代课教师，随后又到绍兴第五中学附属小学工作。一九三二年冬，我再回到南京，在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工作。这是南京规模最大的学校，有中学部，小学部，幼儿园，设备条件好，师资质量也高：教师不是大学毕业，就是师范学校毕业。小不部高、中、低年级有阶段主任，负责把好各阶段业务的关口。
美国的教育家杜威博士曾在一九一九年来南京讲学。为了纪念他，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建造了一幢二层楼房屋，叫“杜威院”。“杜威院”设有四个室：读书室、游戏室、唱游室和工作室。读书室里有许多图书资料，唱游室里有钢琴，游戏室里有滑梯和大小积木，地板都是油漆的，进教室要换干净的鞋子。教室里一尘不染，孩子们可以坐在地板上搭积木、翻筋斗、做游戏。工作室里有画图、手工劳动等工具和材料，孩子们最喜欢的是做泥工。
学校的体育器材门类齐全。在晴雨操场上有篮球架、秋千、浪船、独木桥、鞍马列、吊环、滑梯等等，遇到下雨天，学生们照样能上体育课。图书资料，动、植物和矿物标本很多，随时都可以取来作教具。
实验学校的教学方法是学美国的。高年级是“道尔顿制”，学校按学生的能力分班，如语文分一、二、三、四班，算术也是如此，几班同时上，有的学生语文在一班，算术也许在三班。低年级进行“设计教学”。除语、算外，常识和音、体、美的教材都要自己编写，唱什么歌，画什么图，进行什么知识教学，都要教师自己动手动脑亲自设计，没有现成的教材。除唱歌外，其他课程一律由班主任担任。学校领导对教师的要求很高。教师必须在前一周设计好下一周的单元教学，有时结合时令，有时启发学生自己提出，一切课程都围绕着单元来进行。如春天到了，语文，常识、音、体、美都进行关于春天的知识教学。记得我教二年级时，有次进行 “南京”单元设计教学，关于南京的地形、名胜古迹、风俗物产等等，整整准备了两星期。中央大学教育系的教授常常带学生来参观。“设计教学泊优点是学生学得活跃，他们要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学生会提出许多问题，触及的知识面广；缺点是完全是以儿童为中心，从儿童兴趣出发，知识没有系统性。
为了照顾儿童的年龄特点，低年级每节课只有三十分钟，把班主任的名字作为班级的名称。我担任的班级就叫“思遐级“（思遐、斯霞同音）。那时我还年轻，缺少经验，而实验学校的老师们业务能力都很强。我就偷偷地在教室后面听课，向他们学习教学方法。他们对学生态度和蔼，从不体罚学生。学生也比较文明，讲卫生，有礼貌，学习也用心，没有打困、骂人等不良行为。家长多数是知识分子，一般都能配合学校教育。
1937年夏，我放署假回诸暨老家。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中央大学实验学校被炸，我在学校里的家具也全被炸毁。我就留在家乡，和乡亲们一起做棉背心、鞋子等慰问品支援前线，希望打日本侵略者，重返学校工作，可是，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节节败退，使得大批国土沦陷，杭州也危在旦夕。这时父亲又患破伤风病故。日寇到处烧杀抢掠，形势越来越紧张。我在诸暨斯宅不能继续呆下去了，母亲叫我跟叔叔、姑姑们赶快外逃。1938年春，我带着大孩子，跟着家乡的几个年轻人，从浙江经江西逃到湖南长沙。我找到当时在长沙市立第五小学做校长的老同事，就到她的学校做代课教师几个月后，长沙又告急，不得已，我们姑侄几个只好各奔东西。我逃至爱人的单位所在地重庆（导淮委员会已迁至重庆），之后又跟随他们机关到四川雅安，西康天全。因导淮委员会无淮河可导，就改建川康公路。我就在他们单位的子弟学校任教。后来，他们单位又转到贵州赤水从事赤水河工程。这时，我爱人患了肺病，心情不好，生活艰苦，营养不良，加上工作繁忙，贵州山区又缺医少药，得不到很好的治疗，他的病情就愈来愈严重。当时我们已有四个孩子，在那里人地生疏，举目无亲，我没人可托，无业可就，既要照顾孩子，又要服侍病人，日子真难捱呀，不知何日才能返回家园！流落异乡，想到国难家愁，真是度日如年！我嫉恨国民党政府腐败，深忧国家民族的危亡，痛感家庭生活的艰辛每到深夜，只有对天长叹，暗暗落泪。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喜读传来，“下江人”含着热泪，奔走相告。我决心重回南京学校加倍工作，把学生教好，使国家富强起来，再不受外国侵略者的欺侮、凌辱。
因交通不便，我随爱人机关直至一九四六年夏天才回来。我爱人随他机关先回南京，我怀着身孕，带着四个孩子暂回诸暨斯宅。母亲见我拖儿带女，衰老了不少，知道我在外面受苦了。那年秋天，我在家生了最小的女儿。当时我小孩多，负担重，爱人又有病，曾想把刚生的女儿送人，可是爱人不同意。他说一般人都重男轻女，儿子送人可以，女儿送人会受人虐待。我想这话有理，就留下了。我工作心切，一九四上初到南京。谁知实验学校校长已换人，进学校要经有面子的熟人介绍。我就去找学生家长吴研因先生，他的孩子曾在实验学校念过书。吴老是当时国民党教育部小教司司长。他同意做我介绍人，我才又回到实验学校。因我爱人有病，我就请我母亲来南京照顾他，以便让我安心在校工作。
抗日战争结束，没过上几天太平日子，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我母亲吓怕了，深怕战争会旷日持久地打下去。我爱人又卧床不起。家中有老，有小，有病人，这个局面我一个人也撑不起。我就把母亲和爱人送至杭州，小女儿由母亲带回老家，爱人带二儿随他单位去绍兴，我带三个孩子仍留在南京。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我为了安全，向学校借了三楼上一间八平方米的小房间，一住就是三十年，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搬出。
解放战争期间，谣言纷传，什么“共产党杀人放火”呀，“共产共妻”呀……我全不信。我想：有钱人腰缠万贯，作恶多端，才害怕共产党，所以要逃跑。我一无产业，二无资本，怕什么？不需要逃，也不想逃，就留在南京校内。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看见国民党军队纷纷往中山门那边狡猾逃窜，听见下关炮声隆隆，楼上的玻璃窗震得咚咚响。四月二十二日夜，南京成了“真空”，国民党军队逃走了，而解放军尚未进城。那夜，在鼓楼的司法院大火冲天，大概是国民党军队撤退时放的火。为了保卫学校我和在校的几位教师自动组织起来守夜、巡逻，以防坏人来破坏。我一夜未睡，第二天一早听说共产党的军队进了城，就到鼓楼去看，只见解放军穿着布衣布鞋，队伍整齐，和国民党军队大不一样。过了几天，解放军还到我校来扭秧歌，打腰鼓，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曲，我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很新鲜。
同年秋季，中央大学附属小学改为南京大学附属小学。胡颜立同志首任附小的校长。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喜欢小孩经常听课。他对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很有帮助。他多才多艺，会拉胡琴、吹笙。在他带动下，附属小学文娱活动很活跃。每逢纪念节日，全校师生都有演出。我和几位老师学会了打腰鼓、扭秧歌，还演出歌舞剧《送军粮》、《女民兵》、《好阿姨》等节目。我还和美术教师分工协作，他做木偶、道具，我编剧本，指导学生演出《一棵高粱》、《两兄弟》等木偶戏。虽然那时我已四十来岁了，但干劲很足，是个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
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原南京大学校址改为南京工学院，金陵女子大学改为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大学附属小学改为南京师范学院附属小学。虽然校名多次更改，我却一直在这个学校工作。我深深体会到，新社会物价稳定，生活幸福，教师工作有保障，这就更有条件搞好教学工作。我住在学校，以校为家，精力集中，从早到晚，吃饭走路。和亲朋好友谈话，都离不开教学工作。我每次开课，都得到听课老师们的指导和帮助。所以，搞好教学的客观条件极好。
一九五三年，我们学习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什么五个原则，五个环节等。当时，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的同学来校见习、实习，都是按这几个原则、环节来衡量一堂课的好坏。苏联专家还来听过我的课，课扣召开评议会，对我的教学是有促进作用的。
一九五六年是我终生难记的一年。这一年，我被评为南京市的先进工作者，小学一级教师。同年五月还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这是我们多年的宿愿。在党的直接培养教育下，我的觉悟逐惭提高，懂得怎样使自己尽可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正当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教育事业中去的时候，不幸，我爱人的病加重了。早在解放初期，他蒙领导照顾，没有随机关去皖北治理淮河，而留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内，后又去无锡肺结核病院治疗。但终因病情过分严重，无法医治。当医院发来病危通知时，我还在进行家庭访问。待我赶到医院时，他已不能讲话了。对于不能悉心地服侍他，我是深为遗憾的。一九五八年，我爱人去世时，除了大孩子已从清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外，其余四个孩子都分别在上中学和小学。我一人带四个孩子住在学校内，早晨别人尚未起床，我已买菜回来，夏天晚上别人都已乘凉了，我还要替几个孩子洗澡洗衣。而白天一点也没有妨碍教学工作。是党，教育我要兢兢业业搞好工作，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同年，我接受了小学五年制的试验任务（当时小学的学制都是六年制）。那时既没有五年制的教学大纲，也没有五年制的教材。在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及附小党支部的帮助下，我试着自编教材，进行教学。在识字教学方面，我采取了随课文分散识字的方法，先教学生掌握拼音这一工具，接着教他们识一些简单易记的独体字和看图识字。在学生识了一两百字之后，我就让他们开始学短句短文，通过多读课文来提高学生的识字量。这种字不离词，词不离句，结合课文识字的方法，教生字新词比较自然，学生容易理解，容易接受，容易巩固，对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有一定的效果。学生在两年里识了两千多字，读了一百七十四篇课文。我还叫学生多看课外读物，这对巩固已学过的字词、丰富学生的知识和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是大有帮助的。这个试验班，三年级就达到四年级的水平。四年级起用六年制的高年级教材进行教学。结果，没有加班加点，胜利完成了五年制的教学试验任务。学生负担不重，德智体都得到全面发展，一九六三年夏全部毕业，并升入中学，单升入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就有十几人。这是我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的第一轮试验。第二轮五年制学生只教到三年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被迫中断了试验。
一九六零年我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教群英会。教育部小教司司长肖敬若同志到南京来视察，听了我的识字教学情况汇报很高兴。在他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写了一本《迅速培养小学一年级学生读写能力的经验》的小册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同志，生前对中、小学的教育、教学工作非常关心。五九六二年，他曾主持召开了常州会议，为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加强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制订出了详细的措施。他曾恳切地对我说过语文教学的重要以及改进教学法问题。记得他说：低年级的识字教学要教得活，如“大小”、“上下”、“山羊”“小羊”、“大羊大”、“小羊小 ”、“大羊上山”、“小羊下山”、“大羊在山上吃草”、“小羊在山下吃草”……这样学生就学得灵活，学得有趣，也容易巩固。他还和《江苏教育》社的同志亲自来听我的课，选了六年制第七册的《一个伤员的愿望》让我在二年级试教，后来又在其他学校试教，都取得较好的效果。《江苏教育》曾发表他的题为《一切优秀的教学经验都应当在全省开花结果》的文章。总结我的语文教学是以语言教学为中心，把识字、阅读、写话三者结合起来。他还请《江苏教育》社的同志帮助我总结经验。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我写了拼音、识字、写字、阅读、说话与写话、作文等方面的文章，刊登在《江苏教育》上。六十年代头几年可以说是我语文教学成果比较丰硕的时期。
一九六三年，《新华社》记者和《江苏教育》编辑来采访我。他们听课，看作业，召开学生、家长、教师座谈会，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访问，在《江苏教育》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育苗人》的文章，后来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斯霞和孩子》的报道。这两篇文章主要是写师生关系的。文章发表后，很多同行来信支持鼓励我，自己也认为工作的方向是对的，以后要做得更好。谁知祸从天降。一九六四年从北京传来消息说，《斯霞和孩子》这篇文章有问题——宣扬“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童心母爱”，要批判。当时省委及教育厅领导都是了解我的，认为这样的批判不适当，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顶也顶不住，上面一定要批，还说“母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一种思潮”。于是一篇篇无限上纲的批判文章出来了，什么“教育战线上有没有战斗？”“现在是乌云密布，该下一场透雨的时候了。”……并把一百多年前外国教育家写的《爱的教育》和我相对照，认为我的教育完全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翻版。我想不到问题有这么严重。当时，有一个想不到的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爱学生错在哪里？体罚学生难道是对的，倒不要批判？”自己检查来检查去都检查不出个道道来，后来就不了了之。一九六四年底我仍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许多领导同志被打成“走资派”。我呢，一连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分子”等好几顶帽子，连我教的学生都成了“修正主义苗子”。我被批挨斗，被靠边站，“劳动改造”，这些，我并不害怕，只是，不让我进课堂教课，强迫我把差两年能完成的第二轮五年制教学试验停下来，我心里真难过呀！
一九六九年，我总算上课了，但上的是常识、政治、图画、体育等课，还不能做班主任。“母爱”问题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上，教育部才予以澄清，并宣布给我平反，使我放下了十几年不应背的包袱。
一九七三年，省教育局领导同志叫我去编小学语文教材。当时，教材很难编。在所谓突出政治的口号下，“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将种种私货拼命往语文教材里塞，背离了儿童的年龄特点和语文学科的系统性原则。没搞几年，我就主动申请回校教书。我明明知道学校工作很辛苦，但是我当惯了教师，过惯了学校的生活，愿意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征得教育厅、局领导的同意，我于一九七七年回到了附小。
一九七八年，我被评为小学特级教师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省劳动英雄，全国“三八”红旗手。1979年，我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荣誉太多太风吹草动了，自己觉得受之有愧，感到虚名在外，压力很大。1978年上半年，南京市人民政府任命我为市教育局副局长，我一再向组织声明，我不会做，也做不好。但领导上说不好随便收回成命，我只好当挂名副局长。1980年参加全国第五届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陈云同志提出干部要年轻化，我立即打报告辞去教育局副局长的职务。蒙组织批准，我心稍安。
我从1927年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算起，到现在已有55年教育工作的历史了。在解放之前那些年，尽管我也是在教书育人，但我是不自觉的“教书匠”；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下，我才有可能成为一名自学的培养革命后代的人民教师，我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时间并不算长，贡献不大。而今年我已73岁了，身体大不如以前，前年曾因高血压病住过医院，又疗养了两个月。现在我已不上课，但是除外出开会外，我每天按时到校，仍和学校师生们一起生活，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工作。邓小平同志对小学教师说过：“希望你们一辈子做小学教师。”这一点我总算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