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比娃娃书包:我的语文心--疏桐语文工作室（褚绍华）

我的语文心

作者：史绍典

人有大小,事有大小,我的人和事,都小而不大,但是江河不择细流，为史部的库藏设想,作为史料,多一些总比少一些好吧。

——张中行

我的语文心

史绍典

我什么时候有了写我自己“行状”的想法，已经记不清具体的时日了。大抵是年岁愈大，愈易念旧的缘故吧，年近“耳顺”，旧日的情景总是萦绕脑际，一丝丝一缕缕，只要是抽出一丝半点，牵动出来的就会是万千头绪，任你去怎样地梳理，也不能有一个了结……

……

奥登（W.H.Auden）说：“每部自传中都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唐·吉诃德，理想的自我；另一个是桑丘，真实的自我。”俄罗斯的屠格涅夫称赞唐·吉诃德，有不可动摇的信仰，他坚决相信，超越了他自身的存在，还有永恒的、普遍的、不变的东西；这些东西须一片志诚地努力争取，方才能够获得。桑丘则是现实的，现实的桑丘是唐·吉诃德的另一面镜子，他们彼此交映出无限深度。唐·吉诃德与桑丘折射出的自我，令人遐思神往。

我曾“戏说”我的工作是“行走江湖”，江湖有其精彩与险恶，我却总是乐此不疲，以唐·吉诃德式的“疯狂”，实践着我的语文理想。

我说，语文，是情韵悠长、广博优雅、诗意盎然的……

我说，语文，是很本色、很清醇、很生活、很自然、很人性的……

我说，语文，是生活的、生命的、生态的……

我说，语文，是诗意的、激情的、顾盼的、联想的；它有高山流水样的奔涌、一马平川式的倾诉，午夜黎明式的静寂、狂飙突进式的啸傲……

我说，语文，是励志、交锋，感悟、体验，畅谈、浅吟；是抑扬顿挫、回肠荡气、余音绕梁……

我说，语文是独立思想的家园，是民族精神的居所……

我说，语文永远是语文……

我一辈子，就这样思考着行走在语文的“江湖”上。

入门

如果问我怎么教起语文来？说来还真是一个略带偶然的故事。

万里长江东出西陵峡，即为长江中游的第一江段，号称荆江。“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险段，却孕育了一个鱼米丰饶的县份——公安。公安因为刘备（刘公）驻跸，地方安好，而得县名。这是产生过“囊萤映雪”的车胤、“公安派”的袁氏三兄弟的江南小县。我就出生在这方土地上。算来，已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事情了。

公安袁氏三兄弟，尤爱袁宏道。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公，公安人氏。万历二十年（1593）进士。曾任吴县知县、顺天府教授等职。与兄宗道（字伯修）、弟中道（字小修）并称“三袁”。“三袁”反对“七子”的复古之道，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我喜欢他那些自由潇洒、闲适不闻世事的文字，如《雨后游六桥记》、《孤山》、《满井游记》以及短简、尺牍，更喜欢他那些有不平、有激愤，关乎世道人心的文字，如《鉴司周公实政录序》、《送江陵周信入觐序》等。这当然是后话了。

我的父亲，一个略通文墨的乡绅。九十高龄时，尚能背诵《诗经》、《左传》篇章，《百家姓》、《三字经》更是倒背如流。他一生把读书看得很重。对我，尤其寄予厚望。这从他给我赋名“绍典”可知。绍者，接续，继承之谓也。《书·盘庚》：“绍复先王之大业。”而典者，《说文》释，“五帝之书也”，即经籍。从名字中，似乎已经蕴蓄着我必然以“书”为业了。

1962年，因为家庭出身的“小资”背景，初中毕业即被归入师范，这是违拗个人意愿的强行“分配”。也曾找有关方面理论，毕竟“组织”决定，又加上父亲敦促，我就这样地就走上了师范、从而也走上了教师之路。

“文革”前一年，师范毕业，却是安排教数学，加减乘除、开方乘方、代数几何，了然于胸，教学深得学生叫好。私下里，还是喜好读书，业余时间全用在了“副业”（如果说“数学”是本业的话）。系统读了《修辞学发凡》（陈望道）、《古代汉语》（王力）、《中国文学史》（郑振铎）等，《论语》、《左传》、《诗经》、《楚辞》，都诵读一通。尤喜“闲书”，《聊斋》、《搜神》、《子不语》、《阅微草堂》、《世说新语》、“三言二拍”、《笑林广记》等等，从废品仓库“淘”得，也都一一“囫囵”。古今中外名著，亦多所搜罗，“两耳不闻窗外事”，“雪夜闭门读禁书”。

有意思的是，“文革”中，曾有“智育回潮”小气候，我以数学教师身份，指导俩语文教师，教学设计、教案撰写、教学指导，一招一式，一手操盘，其教学获得广泛赞誉。校长（当时叫“革委会”主任）找到我，说，既然这样，你就去教语文吧。如此，我当上了语文教师。

回想起来，这一段历史提供的我的学术发展的时空机缘，奠定了我进一步为学的基础；是望岳仰止的“三袁”、寄子厚望的父亲，堪为伯乐的校长，不经意之中，引领我走进了语文之门。

入格

七十年代初，在我工作的一中，我已算是小有名气的语文教师了。“语文教师当练好讲功、辩功、写功”的思想，就孕育在这一时期。

我这样设想，不能因为批评“满堂灌”，就废了语文教师的“讲功”。一个语文教师，如果没有把一篇课文讲得头头是道，分析得有血有肉，让学生听得如醉如痴，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功夫，那是无能。哪一个成功的语文教师不是口若悬河？“讲是为了最终的不需要讲”，但“最初”的讲，则是必要的。我主张，一个语文教师在接任新的班级的时候，要给学生扎扎实实地“讲”几堂让他们永难忘记的好课。这种课在过后不论什么时候说起来，一定永远津津有味。从而奠定起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和对老师信服的感情。我给我的每一个新班“开讲”，都是这样做的。

论辩之功在语文教师来说，则很大程度反映为一种教育机智。随机论辩，是就课堂上出现的师生交流展开的，这种交流，常常逬射出创新思维的火花。一堂课的精彩之处，也往往在这些地方。

“硬笔头”当是语文教师的基本功，设若教师自己写作无序，教授学生，就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这是我最初的对语文教师的感悟。我总认为，教好书，是语文教师的天职。教师是干什么的？教书（当然还有“育人”）！因此，在语文教育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我，无论“岗位”有怎样的变化——我干过学校里的几乎每一种行当——班主任、备课组长、教研组长、教导主任、校长，直到现在担任省教研室的工作，我都一如既往地以教好书为己任。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教研室和学校联合规定：全校语文教师，凡是有空堂的，都必须听我的课。我的每一节课，就全成了“公开”。我不能有丝毫的懈怠，这是磨砺和考验。但艰难困苦，玉汝玉成。我就这样读书、教书，一路走来。我曾慨叹，“对教书的本能执着的追求，已经成了我职业（更是“事业”）的信仰。”

也正是这样，才有了1984年，我作为湖北省代表，独闯“上海滩”，参加在上海的一次全国性的教学赛事（“文革”后的首次），凭借实力，崭露头角，夺得高中组“全能优秀奖”，想想，也正是我“讲功、辩功、写功”宣言的一次生动的实践吧。

我督促自己，“要上好每一堂课”。苏霍姆林斯基说，为了一堂好课，（他）做了一辈子的准备。一辈子都在准备当中，是上好每一堂课的前提，是把语文真正当作事业，而不仅仅看成职业的体现，也是敬业奉献的精神、认真务实的态度、潜心事业的心志的表现。语文教学的目标要落实在每一节语文课里，让每一个学生在每一节课中都有所得、有所获，这就需要语文教师倾其毕生心力为此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了。

入法

回想上个世纪80年代，湖北省高中语文实验小组（洪镇涛、胡明道、史绍典、李培永、陈文国、王昌明），在湖北省教研室的领导下，参与教育部组织的、人教社牵头的高中语文课改。真个是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生气勃勃，湖北方面军在全国赢得普遍的声誉。这一实验历时十年，我戏称“十年磨一剑”。那真是一个革故鼎新的年代，虽然没有现在课改动作的宏大，但恭逢其时，全过程参与、全身心投入，认真实验、切磋反思、总结交流、相互濡染，至今想来，也还是感慨良多，“十年辛苦不寻常”：

我思考作文教学，试图把作文能力的培养融入做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等生命需求之中，融入做人的知、情、意、行的成长之中，融入“人之为人”的语言特质的铸炼之中。意在使作文向生命和生活归位，使之成为一种丰富多彩、意兴盎然的活动，而不是坐在水泥四围的教室里，死抠写作知识，克隆佳作范例，玩文字的游戏。我提出了“作文能级发展观”，强调写作中的“书写与标点”、“积词与炼句”、“思考与组段”、“思路与章法”、“思辨与立意”、“综合与运用”。（1989年）

我思考“诵读”，要求学生在初步理解的基础上，用朗读的方法，反复熟读课文，逐步加深理解，直到可以背诵。并与杨振宁的“渗透性学习法”结合——在还不完全懂得的情况下，用体会的方法学习。同时又联系朱自清的诵读思想：“诵读是一种教学过程，目的在培养学生的了解和写作的能力，教学的时候先由教师范读，后由学生跟着读，再由学生练着读，有时还得背诵，除背诵以外都可以看着书。”这样融合我国传统的诵读、杨振宁的“渗透性学习法”、朱自清的诵读教学观，形成了我独特的“诵读三性”：诵读的趣味性、识记的组块性、理解的整体性。（1986年）

我思考文学作品的教学，提出“体贴的疏解”（借叶圣淘先生语）的观点，强调鉴赏文学作品的路径，即是如果发现了文中“美好的境界”，就“疏解”为什么会有这些好处，如果发现了文中“残败的处所”，就“疏解”为什么会有这许多缺失。并能“摸着作者的心情活动的路径”，要有“体贴的美意”。归纳出文学鉴赏的“三步曲”：感受形象、展开联想、培养语感。（1988年）

我思考中学语文教研工作，提出建立教学实验基地、组织教学研究网络、培训教学研究骨干、创造合作教研气氛的主张。以“合作教研”而言，其“整体、合作、优化”的观点，与今天“校本教研”有着某种不约而同的切合。强调：整体，是中语教研员与中语教师全员参与的整体，是中语教学、中语教研互相契合、互为因果的整体，是中语教学与研究的现在与未来相辅相成的整体；合作，建立在从人际交往观点出发的人道化基准上，中语教研的各参与者，建立坦诚、信赖、尊重、竞争的人际大环境。不排除共性，不泯灭个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优化，则有中语教研人员组合的优化、遴选研究课题的优化、研究过程与方法的优化，并将整个中语教学与研究置于优化的统辖之中。把优化作为中语教研的一种组合、一种手段、一种机制、一种活动、一种过程。（1989年）

还有，一直延续至今的对语文教学观的思考、对中语教材建设的思考、对语文教学案例研究的思考……

入境

1998年4月，我陪同刘国正先生考察湖北宜昌市初中语文教改。国正先生在给宜昌三中题词时写道：“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东坡先生此语实为教学艺术之至高境界。”先生的高屋建瓴，令人感佩；而先生揭示的语文教学艺术至高境界，激励我矢志努力。

回想1984年，湖北省中语年会，我独自担纲观摩课教学。从指导、到批改、再到讲评，谓“作文教学一条龙”。同行们用了“轰动”一语，来形容当时教学的状况。时任省中语会副理事长的陈治平先生在总结会上说，湖北省中语又腾升起来了“一颗新星”。其时,我已年届“不惑”（37岁了），早已是“新星”不再的年龄。不过算来还是前辈对我追求语文教学“化境”的一种奖掖。这就更触动私心，向语文教学的高境界不懈追求。

这以后，更有了省内外的“巡回”教学，得享“天外有天”的意趣，并得以“结交”中语界诸多前辈及朋友，胸襟廓开，转而开始对中语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语文”是什么，自清末废科举、兴学堂，“语文”单独设科百年来，聚讼纷纭，世纪之末，愈演愈烈。

我认为，“不论持何种观点，工具性也罢、人文性也罢，恐怕现在对语文学科所具有的人文性特质，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但是，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并不是对立的、排他的。在语文教育中，二者应达到整体的高度的融合。”强调语文教育应该“立足于‘人’——学生、民族，以人为本，以提高民族素质为计，才更具有前瞻性的开创意义”。将关注“人”作为语文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指出，语文教育，“离不开人的人文背景，不能离开了中国人的传统和文化去构建中国语文的体系”。主张中国语文的“中国特色”，即“中国的学生学习中国语言及其规律，就是中国语言的特殊性，就是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社会的共通性。中国的语文要走‘中国特色’道路，舍此，别无他途”。（1998年）

至2000年，更亮出“语文永远是语文”的观点，我说，“世纪更替，正是人类反省自己的最好时机。据说，第一个千禧年来临之际，基督徒都很紧张，因为耶稣要来人世巡查，看看人类是否按照他们与上帝的约定行事了。二十世纪将逝，二十一世纪将临，我们则大可不必紧张，我们按语文的自身规律行事，上帝于我何碍。即使到下个世纪，语文永远是语文。”力图用最简单的话语，廓清语文繁复的“性”之争与“主义”之辩，还语文一个清爽的本色的面目。

语文教育，从根本上说，不在于坐而论道，而在于做扎实的基础的工作。

于是，我提出“交流 沟通 对话”的语文“生态观”。在这种生态观下，我解读文本，强调积极地、富有创意地建构文本意义，主张“教师引领、学生参与、环境契合、内容选择”的高度融合；我听课评课，强调“多重对话”各方的思想碰撞和心灵交流，主张平等参与、动静相生、个性互动；我品评课例，强调动态生成、反思提升，主张案例叙述、质疑探究。语文教学是一个浩瀚的多元、动态工程，它需要太多的架构，但其本体却是母语背景下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为学生，也为我们自己打好精神与文化的底子，是语文永远不变的目标与追求！

伴随着“新课程”的实施推进，理念与行为、理想与现实、传统与创新、变与不变，不断地聚焦着、不断地冲突着，企盼终能合二而一。而追寻语文、追寻自我的价值与意义，则是每一个语文人的梦想。

近年，我作为“评委”，频繁地在全国大赛中听课、评课。对此，陈金明先生有过评说：“听绍典讲语文，……是他作为一名评委，就十几位教师的具体课例，从教材理解、教学设计、师生互动、教学效果等方面，做了精当的阐释与评价，言辞激扬有味、话语虚实得体，那上千人的礼堂个个凝神倾听，其场面煞是感人。”这其实是我每年下校数十所、报告数十场、听评课百节以上的工作的一部分。我现在的工作重心，转向建设语文“案例叙述”的研究体例，力图创新“质的研究方法”，在行动中，思考、反思、质疑、探究。而近一两年的大量的研究文章和报告，都是这一工作的“结晶”。

陈金明先生说，今天，“在语文界，又涌动了一股不满现状，强烈呼唤自我改进的冲动力量”，并且说：“绍典其人，当属于‘自我改进的冲动力量’，这是无疑的。”这是陈先生的夸赞之辞。而今年，是我从教四十周年，恰好是伟人“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的光景。积四十年经验，就是直面人寰，快乐人生，有一点语文理想、有一点语文追求、有几分耕耘、有几许收成、更有一颗永远跳动着的语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