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比娃娃歌曲大全:徐渭的“才”与“德”--疏桐语文工作室（褚绍华）

在中国漫长的绘画史上，对于同样一位画家，褒贬互见毁誉无定者代不乏人，然若就分歧之巨大，对立之尖锐，观点之方枘圆凿不可调和论，当以徐渭为第一。
作为一位才情发越，性格复杂，遭际坎坷的传奇式人物，徐渭的一生表现出极大的矛盾。一方面徐渭是命运的弃儿：庶出、入赘、屡败科场、箕豆相煎，乃至于蹈死狱、负奇穷，最后贫困潦倒，恶疾缠身，极其凄凉地结束了自己多舛的一生；另一方面，徐渭又是艺术的宠儿，或换言之，徐渭个人的不幸，却成就了艺术发展和艺术创造之大幸。作为一座烟云流布、奇逸雄伟的艺术巨峰和博学多能、广涉诸域的一代通才，徐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是全方位的。这其中不论是“如嗔如笑”，迭宕多姿，“句句鬼语”的诗文，还是奔放苍劲、纵横恣肆，“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的书法；不论是文词奇越，寓意深邃，令汤显祖拍案叫绝，推为“词坛飞将”的戏曲，还是林林总总，无所不包的各种书评、画论、赞跋、铭记、尺牍、灯谜、碑传、祭文、榜联、酒牌……皆成就骄人，可摘冠而戴，傲视古今。艺术女神对其如此眷顾，纵观数千年来的中国文化史，惟有宋季苏轼一人，差可与之比肩。在徐渭诸多创作成就和艺术建树中，最具建设性，最有开拓进取精神，最富于创格意义者，无疑当首推其花鸟画创作中的水墨大写意。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徐渭所开创的水墨大写意的惊人画风，才一举扭转了长期以来在文人画发展过程中山水画一科独大，而花鸟画和人物画只能居于陪衬地位的被动局面，并最终取代山水，成为清季中期以还雄踞画坛中心位置的主流品种。
然而由于徐渭异乎寻常的天才和成就，更由于徐渭极为特殊的遭际与个性，对其功过是非的评价历来针锋相对，水火不容，这其中最为典型者为袁宏道和李日华。前者在《徐文长传》中对其推崇备至，谓徐“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既对徐之品格才情称赏有加，又对徐之多舛遭际叹喟不平；而后者在《味水轩日记》中却对徐全盘抹杀，认为：“读徐文长集，袁中郎宏道表彰之，以为当代一人，然其人肮脏，有奇气而不雅驯，若诗则俚而诡激，绝似中郎，是以有臭味之合耳。”此后画界中人，大凡野逸派多附丽前者，大凡正统派多认同后者。如郑板桥、齐白石公然表示愿为徐渭“门下走狗”，为其“磨墨理纸”，而清人松年等则认为“徐天池恃才傲物，而心地偏狭，修怨害人，以至身遭弄狱之苦”，实属咎由自取。以上两种非此即彼的单线状思维方式，对于正反互见的复杂事物皆仅取一端的简单化做法，自然难为法音，尤其是后者，以道德评判取代艺术分析更是不可取的。
因为实际上，作为一种主观的概念，道德并不具有一种亘古不移的客观标准，而往往是见仁见智的。另外，对于徐渭的所谓“劣迹”，有些也是很值得商榷的。例如，有人认为徐渭“阿谀严党的胡宗宪，自然谈不上有多少品节操守”，便很难经得起推敲。因为事实上，身为浙江总督的胡宗宪虽有结交权奸，颇事搜刮的劣迹，然亦有抗倭坚决、战绩卓著的功劳，与历史上多数封建官吏一样，是一个正反互见的复杂人物。严嵩失势后，继任宰相徐阶弄权，借严案排除异已，将胡定为严氏党羽瘐死狱中，本是历史上一桩颇有争议的疑案（严世蕃被诛缘由为“通倭罪”，而胡宗宪却是抗倭最坚决的将领之一，仅此一点便足以构成对该案的质疑，因篇幅所限此处不作展开），据史料记载，徐渭入胡宗宪幕府为书记，即协办抗倭事宜，并曾亲自参加剿寇战役，侦察敌情，多有建树。袁宏道《徐文长传》谓：“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凡公所以饵汪、徐诸虏者，皆密相议然后行。”另外，在其它史书中也既未见其参与和严氏勾结的记载，亦未见其“阿谀”胡氏的言行，相反却有“性通脱，多与群少年饮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开戟门以待之”（姜绍书《无声诗史》）的描述，可见徐渭虽未必如其所自诩“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自为墓志铭》），但也绝非是有意“阿谀严党”，因此断言其没有“品节操守”，无论如何都是有失严谨的。
当然，以上所述并非意味着笔者认为徐渭的品格毫无瑕疵，徐渭“性纵诞”，喜豪饮，“恶富贵人”，孤僻执拗，不拘礼法，在遭到打击时，甚至偏而狭，“猜而妒”，患得患失，易走极端，确有明显的缺陷，更非是将其视作为德艺双馨的艺术家，而只是认为对于一位性格复杂，遭际坎坷，有着诸多异秉和杰出建树的天才人物，既不应讳言其过，亦不应一味苛责，正确的态度应是悯其不幸，恕其缺失，而将目光主要集中到他的创作成就和艺术得失上来。弗·梅林在《马克思传》中曾经谈到，马克思“始终保持着对诗人的深切同情，宽容地对待他们的小缺点。他认为，诗人都是一些古怪的人物，必须容许他们自行其是，而不能用常人或者甚至非常人的尺度来衡量他们”。马克思的这一对待艺术家的正确态度，表现出一位伟大思想者的宽阔胸怀，对于我们分析、看待徐渭这位被称为“鬼才”的艺术圣徒，颇有启迪。凭心而论，我们可以轻松地返观前辈的得失，但却无法对自己的处境作出自由的超越。因此，徐渭的不幸，一方面固然有其性格方面的原因，而更重要的却是天才人物难以见容于世俗世界这一社会学法则使然。在美术史论的研究中，对于诸如徐渭这样既有着某种性格或行为上的缺陷，又在艺术上有着杰出的创造和贡献的天才人物惟有作如是观，方可有望不致狭隘和偏颇，稍稍接近于事物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