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涛 成都高新区:知青年代——新干园艺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24 15:03:04

第二部  知青岁月——新干园艺场

剧团解散后,我和陈冲,李海鹰以及张亚雄四人被分配到新干县园艺场。

听起来很不错。我们这些所谓搞艺术的人,看到有一个“艺”字就会生出许多美好憧憬。虽然对“园艺”,我们完全外行,但是不管怎样,既然跟“艺”搭上了边,那一定是很浪漫有趣的一种工作。我们一行四人,怀着对浪漫生活的憧憬,来到位于新干县大洋洲公社的园艺场。

负责分配的领导同志告诉我们,去园艺场,比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插队落户更为优越。新干县园艺场直属县委农林部,也就是说,这是个县级单位。跟下放到基层插队落户是有分别的。插队落户的人属于生产队辖管,我们下放到园艺场,直属于国家农林部门,仍然算是在国家单位里的一名职工。

这也许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安排了。我不是很清楚这其间有什么门门道道,我只知道陈冲为了要转正的事,天天去找县委领导。也许他们被她找烦了,就给了她这个最好的安排。据说,这么一来,从吉安来的演员虽然没来得及转正,但是在剧团三年的工龄因此不会烟消云散。既然我们还留在国家单位里,那应该还会保留我们的工作档案了。

早就听说在大洋洲公社的新干园艺场了,知道那里有一片又一片的果树林。不但有桃树林、李树林、梨树林,还有葡萄树和板栗树,当然,更少不了有橘子树了。橘树是新干县的经济产品之一,除了三湖公社以外,新干橘子的生产基地大概就属大洋洲公社了。

我虽然没有来过大洋洲的园艺场,但完全能够想象出在一片片果林里干活、歇息的美景。那时,歌剧【刘三姐】里对歌的一些唱段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桃花开放三月天,梨花遍地白连连,落花有意随流水……”我好像自己就进到刘三姐和那些愚蠢的秀才对歌的意境中了。我心灵的眼睛能够看到在三月天,园艺场的桃树林里一片片盛开的粉红色桃花;梨树林里一片片盛开的白色梨花……太美了,简直太美了。

我想像自己在园艺场,每个季度都像是在【鲜花盛开的村庄】里享受着无处不是的美丽风景。想象那里各种水果琳琅满目地挂在树上,任我们采摘饱餐的美景。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既能够在这片广大的天地里大有作为地改天换地,又能够改造自己,我相信这种生活对我是十分有益的。

那时候,我打心底里承认自己是个资产阶级背景下需要改造的“知识青年”,我也希望自己被无产阶级改造过来,成为无产阶级中的一员。虽然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但我向往自己有一天成为无产阶级。

其实我连什么是无产阶级都不懂,就只会应景地唱高调,多么愚昧无知。然而,却是当时的进步表现。

当时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布最高指示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就这么一条最高指示,把千万的学生送到农村去,一去就近十年。

最早去农村的学生差不多都是满腔热忱、热泪盈眶地走向农村的。大家都认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都认为“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大有作为的。”

我并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被分配到园艺场的?为什么剧团大多数人都分到生产队里,还有些当地人分到洋湖农场,我们四人却那么“幸运”地分到园艺场?我当时光想是因为陈冲去找县委领导,于是我沾光得到特别照顾。然而,从后来我们所遭遇的事实看来,那并不是真的。事实上下放在园艺场的人,受到的痛苦是所有剧团的人当中最多的,三年的炼狱经历可以证明,我当初那些浪漫想法有多可悲且又可笑。

也许领导考虑过我们的实际益处,去园艺场用不着自己做饭,园艺场有职工食堂,到了吃饭的时间端起碗来就有饭吃。但是也许根本我们四人就是个没人要的人,没有哪个生产队肯要我,都嫌我是个累赘。剧团好些人跟我一样自己找不到接收单位,任由上级组织统一分配,但是,惟有我们四个被看为生存能力最差的人分到了园艺场。

临去园艺场之前,我回了一趟吉安去探亲。我的家人知道我就要去园艺场了,却什么话也没有。那是大势所趋,我若不去园艺场,也得上哪个乡村去插队落户。相比去插队落户,在一个有食堂的地方,应该就是好地方了。

那年,妈妈还在受审中,她的历史问题总也迟迟得不到解决。妈妈自身难保,天天写检查,根本就顾不上在孩子们身上发生的一切变故。

我妈妈当年被看为是所谓的“三开”人物,于是,在文革中更是重点审查对象了。

其实,我到今天也弄不懂所谓的“三开”是哪“三开”?那些专整人的人说,妈妈在国民党时期吃得开,因为妈妈曾经是国民党的官太太;然而,在共产党时期她又吃得开,原因是她嫁给了我的继父,我的继父算是国家重要的粮食部门的一名中层干部。

然而,很不幸的是,在文革中,继父曾经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的历史被抖露出来了,继父也就成了长期审查的对象了。这么一来,我妈妈更加被关注,每次上面有什么革命新浪潮来到,有什么最新的最高指示来到,母亲首当其冲作为批判的对象,被置于单位最醒目之处。

我下放那年(1968年),与我同母异父的妹妹只有十二岁。那时她已经无书可读了,整天看到的就是运动,就是父母被批来斗去的。我当时并不知道妹妹幼小的心灵受到多大的伤害?我自顾不暇。

在那种时候,我除了只顾自己外,我还能做什么呢?是的,我现在信主了,我为自己不能在那时保护幼小的妹妹而内疚痛心,可是当时自己也是懵懂无知的一个小女孩,没有真理的指引,我又能怎么样呢?

就在一片锣鼓喧天的欢送声中,我这个懵懂少女进入新一轮的历史潮流中。

第一章  人间炼狱

    从县城来到大洋洲的乡村,面对如此巨大的落差,我还没缓过劲来呢,立刻就投入艰辛的劳动中。

    我和陈冲把行李放下,第一感觉是这儿挺不错的。我们满以为自己来到一个比剧团更好的地方,因为园艺场的宿舍比剧团的宿舍看上去要好一些。这儿的房子是砖结构,不像剧团是板结构。剧团的宿舍更像个庙宇,而园艺场的宿舍有点像是工厂里的工人宿舍。

我和陈冲分在一间宿舍里,李海鹰和张亚雄分在在另一间,就在我们对面。

每间宿舍的面积不大,大概只有八平米左右。虽然有点小,但很紧凑。两张小床中间有一张两屉桌子,每人可享用桌子的一个抽屉。靠门边是一个木制脸盆架,上下两层,每人一格。各人的箱子呢?只能屈尊躺在床底下了。如果不是太潮的话,其实也没啥关系,但不知到了雨季会怎么样?

整个园艺场就这么一处平房,这处平房也就是园艺场的所谓场部了。我和陈冲的住房在场部的顶头,另一顶头是职工食堂。从我们的宿舍到职工食堂也就三十来米远。

我们到的当天上午,离吃中午饭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场里安排人带我们几个去四处去逛了逛。

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差不多看到了园艺场的全貌。它并不像我想象得那么美好。也许是冬季的缘故,山坡上秃秃的,老树枯枝的,见不到一点绿色,更见不到各样果树开花时节的灿烂缤纷了。

我们不仅参观了园艺场的各样果树林,也看到了园艺场的一部分田地。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园艺场除了植树造林生产水果外,还要耕种田地。也就是说,园艺场职工所有的粮食、菜蔬,全部自给自足。带我们去的职工告诉我们,这儿叫“七亩坑”,那儿叫“十三亩坑”。哇!这种坑还真不少呢!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以为自给自足是件好事。本来嘛,人怎么可以不劳而获,白吃白食呢!那可是剥削阶级的可耻行径。我可不想自己是剥削阶级中的一员。

那年头,脑力劳动者几乎跟剥削阶级划等号。谁也不曾想到,有一天,这个世界会从农业经济走向工业经济,更走向商品经济和信息时代。现在直接参与农耕的人少而又少了,而且农民对土地耕种方式也都跟过去两样了。

我现在信主了,从圣经的真理中明白了上帝造我们人类,已然给予人类最好的安排。劳动,尤其是艰辛的农耕,并不是上帝对人类的要求,而是因为人类犯罪导致的结果。人类所犯的罪致使土地不再为人类效力,于是人类不得不承受罪的刑罚,被置入终身劳苦、汗流满面的苦境中。

其实人类原本可以很轻松地依着上帝的意思实施管理地上一切动植物的权柄和能力,并以此体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非常可惜,由于始祖对上帝的背叛,致使所有人都陷入罪的咒诅,于是才有了今天这种需要艰辛的劳动才能获取生存基本所需的可悲现实。

然而,我们那时根本得不到圣经真理的教育,我们已经被教育成不但要接受课本知识的教育,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那时属于韭菜和麦子都分不清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那一类的人,当然理应在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

来到园艺场的第一天,我接受到的教育就是认识到自己真的懂得太少了,而且我的生存能力也太差了。我看到自己的渺小,看到自己不折不扣是在依靠别人而活。若没有贫下中农的养育,我这人根本就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怪不得伟大领袖毛主席要知识青年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不亲自下乡来,还以为自己有几斤几两,现在来到农村后,方知自己离开农民连活命都难。

望着这一个个由土地面积而命名的坑坑洼洼,我心里感概万千。我那时还不知道在这一块块土地上劳作,究竟是怎么回事?只记得自己当时十分惊讶于园艺场职工们的伟大,他们竟然能够自食其力,能够从这些土旮旯里创造出粮食来!我相信他们已经接受好了再教育,也相信有一天,我也会经由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我们还去到离场部不远处的两个小村庄,一个叫“瓦上村”,另一个叫“窑下村”。带我们来到这两个村庄的职工告诉我们,这两个村庄里也有一部分园艺场的职工住在其间。

原来这是园艺场的分部,两个村子里分别有一处农舍,是属于园艺场的屋子,里面一头住着男职工,另一头住着女职工。同时还有几对已经结婚的夫妇住在瓦上村的宿舍里。

在瓦上村,除了一座农舍是园艺场的房产外,还有一个牛棚也属园艺场。由于园艺场的耕地面积不算小,耕牛也成为园艺场的必须品。在场部没有牛棚,只有食堂旁边一处设有猪栏,里面躺着几只肥硕大猪,吃职工们遗弃在食堂的食料。牛棚之所以盖在瓦上村,那是因为园艺场的几位老农都住在这里,由他们这些有农耕经验的人负责照看这些耕牛。

那天上午我们转了一圈,了解到园艺场的大致情况后,下午马上就投入紧张的生产中。我万万没想到,当天我们就进入园艺场里如此紧张的生产中。我还没有适应过来,马上就进入紧张的劳作中。

园艺场的生产实在是紧张极了。不止是因为时间长给人的那种压力感,更是劳动强度大给人的压迫感。

刚到园艺场的那段日子,其实园艺场的果树和谷物收割期都已过去了。照说这可是农村生产的淡季,也即农民的农闲时节。可是,你要知道,在文革时期,中国农民根本没有什么农闲时节,一闲下来,就要去修水库和筑堤坝。就算这个时候不及农忙时节那么辛苦和忙碌,但是也绝不会像今天的农民那样,大好的天气坐在家里,什么活也不干,光打扑克和摸麻将来消磨时光。

园艺场比起普通的农村生产队,更是难以分出农忙、农闲来,几乎每个季节,园艺场都有活要干。但凡种地的农民最忙碌时分,园艺场的职工也必定忙个不亦乐乎。因为园艺场职工每人拥有的田产平均值,不比生产队的一个普通农民更少,因此在农忙双抢时节,园艺场的职工抢收抢种的生产周期比生产队有时还要长一些。

冬天农民中会有一部分生产力被派遣去外面去修水库和筑堤坝,这也许就是他们农闲时最重的活儿了。可是,在园艺场,不但同样会揽上这类辛苦活,还有自己场里更为繁重的苦活儿呢!

直到今天,我一想到园艺场定的一些生产指标,比如在冬季,每人每天必须挖十个树洞。这些吓死人的指标,我想起来就会打哆嗦。那可是真功夫,没有真功夫的人,真够让你喝上一壶的。我是个没有劳力的人,在冬天挖树洞的劳作中,我吃尽了苦头。

园艺场的果林原本是一片片小山坡。这些小山坡是由一些很硬的土质加上表层的碎石构成的,还有些小山坡原本是无人照看的野生小竹林。我们的前辈们已经改造了好多处这样的小山坡,将它们变成现在美丽的果树林。然而这个改造工程今天还得继续,我们现在也要将布满野草,野树,野根的小山坡改造成一片片美丽的果树林。

为了完成每天挖十个树洞的生产指标,我天不亮就得醒来,等候着领工具的哨声吹响,然后,一个箭步飞跑去到工具间,抢拿挖洞的十字镐等工具。不用说挖洞是个吃力活,就是领取劳动工具,貌似非常小的事情,在园艺场也是一件十分紧张艰辛的活儿。

刚刚进到园艺场时,我就像个白痴,以为到了劳动时间就去劳动,劳动完毕后,回到场里去食堂吃现成的饭,我们要比那些插队落户的人自己辛苦劳动回家后,再要自己砍柴、挑水、做饭,简直是幸运多了。然而,过不了很久,我马上明白过来,集体劳作和集体生活固然有一些看得见的好处,但是还有更多看不见的害处呢!

在场部当中有一间工具房,那儿放着场里所有的工具,有扁担、畚箕、锄头、镐头、镰刀……反正是应有尽有。这些工具都有人统一管理。每天上工前,大家根据当天的工作情况,领取相应的劳动工具;收工后,再将各人的劳动工具交回到工具间。有专门负责发工具和收工具的工具保管员。

其实一个人每天的劳动成果如何?不仅仅跟你掌握劳动技能和使出来的力气大小有关,还跟劳动工具的好坏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手头使用的工具不顺手,比如扁担太硬,畚箕有漏,锄头、镐头和镰刀太钝,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你的劳动成果。你会花费比别人更多的艰辛劳力还出不来活计,由此不但会影响到你的劳动成果,甚至影响到你的劳动态度以及别人看你的政治面貌。

记得初初来到园艺场那会儿,我不知道这些利害关系,因为没有谁告诉我。我以为只要到点了,我就起床去领工具,我以为一天的工作定额是否完成,这跟我的劳力有关。我要是劳力强,就能够早完成指标。不然,就必会落在后面,到收工时,别人可以回家,自己还一个人呆在山上继续劳作。

可是,好些天等我去到工具间领取工具时,发现剩下来的工具都是不能马上投入使用的。有些锄头和锄头柄已经在摇动,抡起来立马分家;有些编成畚箕的竹条断了,出现了很大的漏洞,根本无法盛下任何东西……。

诸如此类的麻烦事,使我得花费很多时间去想办法,求爷爷、告奶奶地处理好它们。等我将好不容易修好的工具投入使用时,别人已经完成指标大半,我再怎么赶也难以赶上别人的进度了。

我真不知道别人怎么就会这么精明?就好像跟我同房间的陈冲,她精明的不得了。她一来到园艺场,很快地就适应了这儿的环境。有人会帮她领好工具,因为她马上在同一个班组里找到了“搭子”,人家会甘心情愿地早起,为她领取最好的劳动器具。在劳动过程中,她也常常得到比我们更早进园艺场的人给予她的帮助。

我曾经以为,我和陈冲一起在新干剧团呆过,现在又一起来到园艺场,我们会是最好的朋友,我也确实把她当成我的朋友。可是令人遗憾的是,陈冲从未将我当成她的朋友。我们来到园艺场后,同住一间房间,同在一个生产小组,不是应该成为互相帮助的好朋友吗?李海鹰和张亚雄虽也是从剧团分到这儿来的,但现在既不在一间宿舍里,又不在一个生产小组里。然而,陈冲却舍近求远,愿意跟别的房间的人常常在一起,对自己身旁的我,她基本上是熟视无睹。

也许陈冲是害怕受我的连累,因此有意疏远我吧!是的,当时没有人愿意接近我,一来大概是我的出身问题令人头痛,跟我在一起很容易被视为阶级立场不稳;二来我的劳力不强,跟我在一起不但得不到好处,可能还会影响到自己的劳动进度。此外,我这个人的性格性情也挺遭人嫌的,因此一进园艺场,我就又陷入了异常孤独的处境中。

我曾经向陈冲提议:“我们一起合作吧!每天轮流早起去领工具,也省的大家都没有早觉好睡。”

貌似这是个很好的提议,但是陈冲提出反对意见:“各人自己领自己的工具吧!工具顺手不顺手,讲不清楚。我要是领的工具不叫你满意,你一天都会不高兴,完不成任务还要怪我。”

其实哪有这回事?但是陈冲为了不跟我合作,就找出了这条很冠冕堂皇的理由。她可以笃笃定定地听哨声起床,有那个新干当地的下放女青年会帮她去领好工具。那个女青年看我们是从剧团下来的,很是愿意靠拢我们。但是陈冲只想让她听她的,不愿那人跟我多有接触。我呢,恰恰很不会也很不屑利用别人,在与人搞好关系方面总要比陈冲慢上半拍,总是落在她后面。

虽然没有好的劳动工具,但是指标数却是一样,一点也不能含糊。我曾经以没有工具或者工具不好为理由,为自己总也完不成指标找借口。可是我们小组负责的湖南老农是个很不讲情面的人,看我拖小组的后腿,他对我很不客气。

我只要一说自己的工具不好,黄拾根立刻气嘟嘟地嚷嚷:“别人拿得到好工具,你为什么拿不到?还不是因为你贪睡懒觉落在别人后面。陈冲跟你一起来的,她怎么没有说工具不好呀?分明是你的劳动态度不端正。”

我有点跟他讲不清道理。这个园艺场外聘来的湖南老农黄拾根,是个只见成效不讲道理的角儿,我分在他的小组里,真是栽在他的手上了。

每天挖十个树洞的指标,对黄拾根这种有的是力气的老农来讲,也许不算什么。可是对我而言,却是一副沉重得不能再重的担子。你想,一个树洞要挖出一立方的土来,也就是说,每个树洞打出直径一米或者长宽都一米,并且必须有一米深的洞来,容易吗?但凡在园艺场呆过的人,没有人敢说这个指标不高的。

遇到你选择的山坡上少点碎石或竹藊还好些,最怕的是碎石底下有竹藊了。要将一根根的竹藊斩断,实在是个难做的活儿。有时候,我挖一个树洞,得费上几个树洞的功夫来对付那些布满在碎石底下连着很远地方的竹藊。

凡是有经验和眼光的人,他们分到任务后,马上就会找到最好的地段先占住。后来的人当然就只有干他们挑剩的画好线的树洞了。我的际遇一向是最差的,往往竹藊最多的地方就轮给我了。我本来就没有力气,加上活不好干,我不落在最后才怪呢!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因为完不成指标,比别人晚回到家。等我回到场部后,别人都端上饭碗在吃晚饭了。

如果验收的人不肯回到山上去为我验收,我还得拜托又拜托请他回到山上。看见我打的树洞不合格,上面量量好像有一米长宽,但是到了底部就是一个尖角了。也就是说,我打的树洞不是正方体或圆柱形的,而是圆锥体的。验收的人就报告给黄拾根,我又少不了挨他一顿臭骂。

冬天在园艺场的劳作除了打树洞外,还有一个活计是修剪树枝。貌似这个活计劳动强度不算大,但是也不好做。很冷的天气,我们要踏着雪霜去到挂满霜潾和露水的山上,攀爬在一棵棵比自己个头还要高的树上,把第二年不会结果实,只会吸收养分的多余树枝修剪干净。

真无法想象那种劳作情景,我要踮着脚尖,仰着脸,伸长胳膊,不顾树枝上的霜潾和露水不断往袖口里掉,并且看准之后,还要用尽力气剪下去,那粗粗的树枝才会断开落下。不然,就得剪上很多剪才算完事。

那掉进袖口的水珠很快地就会把衣袖弄湿了。湿了的衣袖会立时变得硬邦邦的,令你感觉沉重且不好过。寒冷的季节身上的衣服是湿的,那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我为了使自己不被冻僵,不得不发狂似的在山坡上穷奔起来。

别人当然也是这样。这种活计在园艺场算是轻活,却不好做也不好过。

我那时形容自己在剪枝的日子里是在饰演华子良。我们都知道【红岩】一书中有一位中共党员华子良,他为了革命胜利前夕保存住党的实力,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疯子。他的一个疯狂举措就是在渣滓洞后面的山上疯跑。他的装疯卖傻成功了,不但自己活了下来,也成为重庆地下党成功迎接解放的一个特殊范例。

我一边在园艺场的山坡上疯跑,一边让别人来看我并学我表演华子良。我告诉那些同在寒冷中抱怨不止的职工同志们说:“来跟我一起向华子良同志学习吧!为了革命成功,为了迎接解放,让我们奋力奔跑吧!”

也有人实在冷得受不了,就学我的样子,在山坡上狂跑。

然而,我这样子非但没有得到理解,还被视为消极对抗上山下乡的革命运动,被视为不肯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更有甚者,他们说我是在含沙射影暗示自己受压迫,把今天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举措,看成是敌人对革命者的剥削和压迫行径。

刚来园艺场不久,我很快就成了大会的批斗对象。我真不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什么错事,总会引起别人的警觉,看我为阶级敌人的爪牙,为反革命分子散步反对言行的工具。其实就像让大家向华子良同志学习这种话,怎么可能会是一种暗示呢?那可是成功摆脱寒冷感觉的好主意啊!

现在想到这些,我心里就会发笑。笑什么呢?笑自己。笑自己是个彻头彻尾、不识时务的蠢家伙。我并非真不知当初紧张的革命形势,并非真不懂自己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可是,不知怎的,我就是不会识时务,就是不会避风险,就是喜欢把自己放在风头浪尖上逞英雄充好汉。

说到底,这就是我的生命弱点。我这人要靠自己,靠经验教训,总也改不了自己的坏习气。就像人骂人时说的那样“狗改不了吃屎”。我不止一次强迫自己吸取教训,然而,还是改不了爱出风头,刻薄待人的恶习。

园艺场冬天寒冷的季节里,我们不像别的知识青年可以享受农闲的美好时光,我们必须辛勤地劳作。过了冬季,更是园艺场进入忙碌的时节,有很多活计的在万物复苏时节来到之前完成。

春节假一过,我们就要忙于给每一棵果树施肥。那年头还没有使用化肥,一般给林木作物施肥用的是一种名叫“枯饼”的肥料。

这种肥料是怎样做成的我不是很清楚,它的颜色有点像晒干了的牛粪,形状有大有小,园艺场使用的是那种比较大的“枯饼”。我们领到“枯饼”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它砸碎,砸成尽可能小的块块。这样便于将它置入树根下,使树木能够充分地吸收。

给果树施肥其实也是一件很艰辛的活儿。我们挑着“枯饼”来到山坡上,每人先是根据定额算好你多少棵,我多少棵的任务。分完指标后,各人就开始完成自己的指标数了。沿着树的根部先挖一条圆形槽,不能太浅,否则肥料很容易被雨水冲刷走,树木得不到该有的养分,也就不能为人效力,有好的产量回报果农了。

给果树施肥用的是那种宽口锄头,跟其他的锄头有点两样。宽口锄头很重,抡起它来很要点力气。正是因为它的使用特征,必须高高举起,重重放下,宽口锄头很容易脱篸,也就是和锄头柄分家。重新安好它很不容易,这是个技术活。你要恰到好处地使用木榍填满每一个空处,才能保障这两个物件连在一起不分家。

我很佩服那些老农,黄拾根可以不将锄头高高抡起,他只要在地上像划线一样,就有一条够深的槽出现了。而我呢,有时得将重重的锄头高举过头,狠狠地下去,还不能有足够深的槽将“枯饼”埋下去。我不能不承认说,贫下中农真的有很多本事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我这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实在是应该认真地接受他们的教育。

不过我看得出来,那些老农并不愿意好好地实施对我们的再教育。黄拾根对我向他投去的佩服眼神和赞叹语气从来都没有在意过。我问他为什么那么轻飘飘地就能够挖出一条深深的槽来?他不屑回答,只是说用力就行。在他看来我舍不得花力气,我偷懒,这就是我落后的最根本原因。

后来我估摸出他不用将锄头抡很高,就能挖出深槽来,是因为他使用手臂的角度和方向跟我很不同。别看他表面轻而易举,其实他在手腕上用了很大的力气。不像我,将手臂全都调动起来,惟独手腕不使力。

其实,如果黄拾根等贫下中农同志们能够跟我们这些很诚心地向他们学习的知识青年教授诸如此类的农活经验,那岂不就达到了对我们实施再教育的良好目的了吗?可是,看来他们不愿意教育我们,不光对我,对其他知识青年也是这样。黄拾根说我是偷懒,是舍不得花力气,是无法教育好的人,这对我真是天大的冤枉。

春天里还有一个不太好干的活儿是嫁接。在我没有亲自干过这类活儿之先,我绝对想不到嫁接会是一件如此枯燥如此繁琐的活计。第一次我被分配给一位农校毕业的技术员学习嫁接时,我高兴得一晚都没有睡着觉。我想像自己通过学习嫁接,就能成为一个园艺家了。能够成为一个农业艺术家,那该是多美的一件事啊!

我们场部宿舍后面的山坡上,有一片“毛桃树”林子。这些“毛桃树”跟一般的桃树有点不一样,一般的桃树个头不会太高,树枝伸展得很开;然而,“毛桃树”却是又高又瘦的样子,看上去不像果树,倒像是北方公路旁一行行的白杨树,当然“毛桃树”没有白杨树那么高。

我被告知“毛桃树”结的果子不能吃。它的果子又小又涩,既不好看,更不好吃。如此看来,它是白占地土啰?然而也不。原来“毛桃树”对园艺场来说,是必须具有的一种树。每棵桃树成就现实的光景,不能没有“毛桃树”,它们都是由“毛桃树”嫁接而成的能够结出甜甜水蜜桃的母树。

园艺场的技术员名叫肖阿娇,是一位三十余岁,毕业于省农校的妇女。她是已婚妈妈,可是因为自己是农艺师,不得不离开丈夫和幼小的儿子跟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呆在农村。阿娇是浙江人,大概我们算是大老乡,同是浙江人,她跟我关系不错。然而,大家也同为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子女,她表面不敢跟我过于亲近。

在那些个学习果树嫁接的日子里,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阿娇。我知道她很想念丈夫和儿子,但是他们在几百里地之外,她去看他们很不容易,一是假期,二是盘缠。所以她常常夜半深更一个人在孤灯下暗自神伤。

这种日子,阿娇会带我先去到宿舍后面的那片山坡上,采剪嫁接的树枝。之后,我们来到被称作“苗圃”的一片地里,开始动手嫁接。我看阿娇做起来很是顺手,三下五除二地就嫁接了一棵。我们用的工具有剪子,有细麻掰开的一根根麻绳,还有就是像男人刮胡须用的薄刀片等。

这些工具到了我手中,就变得不听使唤了。好在阿娇不像老农,黄拾根如果看到我这么蠢笨,一定会骂我。其实也很难怪他要骂我,我若是影响了生产进度,他得向上级交差。他挨了上级的骂,总得找一个人出这口气。这个出气的人除了我这个劳动慢手,还会是谁呢?

阿娇从来没有骂过我。我觉得自己在她手下接受再教育倒是挺合适的。只可惜她虽然是个农艺师,也具有很多生产技艺,然而她不是贫下中农,不成为我们接受再教育的“教授”。

我有时候会向阿娇吐露我的怨气。阿娇从来没有出卖过我,她会轻声地对我说:“别跟人讲这些话,也别说这些落后的话。这里虽然苦些,但至少是安全的,不会有生命危险。”

她的提醒使我想起了自己曾经遭遇过的危险。是啊!现在我们每天的劳动很是艰辛,但是这种艰辛比起“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为自己吃一丁点苦就抱怨感到十二万分的羞愧。

阿娇这种小心谨慎大概源于她的经历。不过她从来不跟别人讲她的经历,可是从她一脸的苦涩看得出来,在文革这个疯狂的年代里,她也没能幸免于难。她的性格不似我,用现代话来说是非常低调的那种。而我呢,却是高调行事,做什么都太引人瞩目。没有这个动机,也必有这个后果。

嫁接这活儿虽不像使大力抡锄头和镐头的活儿,但也不轻松。嫁接的树苗紧挨在地面上,你得弯着腰头靠地才能完成。没一小会,我就累个腰酸背痛,再也直不起来。阿娇同意我坐在小板凳上干活,那种小板凳当然很矮,只有半市尺高的小板凳。

非常令人头痛的是,小板凳坐上去后,移动起来很是不易。地下的土是那种很松软的土,板凳放上去再加上一个人的重量,早就半截陷进土里了。好不容易嫁接完几棵桃树苗,再换一处就得费力把板凳拔出来。如此换来换去,很耗费人的力气,怪不得阿娇宁可弯腰做这事呢!

一般嫁接树苗的日子下雨天比较多。虽然已经到了春天,但是这种天气干活还是有感觉寒冷。你得背着沉重的蓑衣,穿上笨重的雨靴,再背着一捆捆预备好的嫁接的苗芽,像我呢,还带上个小板凳,真是负着巨重的扼进到苗圃。如果在雨中干活,两只手伸出去,不一会儿袖子就被雨水淋湿,再不一会儿,手就冻得僵硬了。

我很难找到园艺场里感觉轻松的活计。啊!好像还是有的,那就是拣种子。遇到下雪天或者大暴雨,出工不会有功效,或者有什么最高指示下来,大家就要集中学习和讨论,每逢这种时节,就是我们拣种子的日子。所有的员工都集中在会议室里,每六人一小组,围坐在一个超大的竹盘四周,一边干活,一边听取最高指示的发布。

通常我们拣的种子是花生、黄豆和芝麻之类的。每人去领料间领上十斤二十斤,在大竹盘跟前一点点散开。把一些烂花生、黄豆和烂芝麻挑出来。这些留种的作物是头年收获的。收获季节太忙碌,没有时间将烂的挑选出来,就留在不好的天气里,大家一边开会学习,一边做这种比较轻松的活儿。

在干这些活儿时,人的体力是感觉轻松些,但是人的心力却一定是疲惫不堪。

好多次我因犯了事(或者是说错了话),就会在这时候遭遇批判。我那时候没有任何对真理的认识,不知道应该忍耐和饶恕,故此对别人提出我这样那样的问题,心里一直耿耿于怀。这种耿耿于怀不仅是对别人的怨恨加苦毒,往往更是对自己心灵的极大伤害。

那段时间是全国人民对伟大领袖的崇拜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刻。我们每天三次要来到场部中央地带,对毛主席的画像进行表忠和敬拜,这在当时被称作是“早敬”、“中敬”和“晚敬”(也称作“三忠于”)。

每个人都要随身带着毛主席语录,在规定时间内准时来到这地方。先是唱几首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比如【大海航行靠舵手】和【社员都是向阳花】之类的。然后,我们就手执毛主席语录本,先是对毛主席的画像鞠躬。再然后,各人扬起手中的语录本,跟着带领的人呼叫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如果谁到晚了,自然只能站在最后面。站在最后面的人肯定会上花名册。来得晚的人不管什么理由,一律被视作对毛主席不忠。我常常收工比别人晚,于是常常落在敬拜队伍的后面,当然也就常常被登记在册。于是,到了拣种子的时刻,我就成了每次都逃不掉的批判对象。

你想,在这种时刻,即便是体力不很累,心力会不会很累?

体力消耗最最累的时间是抢收抢种的时期。那时候,我们全数都要去到田里收割。天不亮就起来,有人拿着扁担簸箕,有人扛着重重的打谷机。当然最主要的工具是镰刀,各朝小组的田里去收割。

双枪的日子恰逢一年当中最热的天气。早起和晚归是对的,中午太阳当头晒,头皮都好像会晒干甚至冒烟,干活自然很是辛苦。一般来说,在这种日子里,园艺场会给大家中午有三小时的午间休息。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太计较这三个小时的时间,不愿浪费在路途中,宁可就是稻田里禾堆旁的阴处躺下。如果你回到场部宿舍去午休,这一来一去就花掉了近两小时,等你刚刚睡着,马上就被叫醒,又得赶紧回到稻田里去抢收了。

我记得有好几次,自己实在是吃不消这种要命的劳累,就想干脆死在稻田里拉倒。我那时想过:死的感觉会不会很舒服呢?会不会跟睡觉一样舒服呢?对我来说,来到园艺场后,睡觉成了一种奢望。我真想要好好地睡一个长觉,别再醒来后继续无休无止、汗流浃背地劳作了。

可是,我马上又想到了另一面。我要这么一死,就不是改造好了的知识青年了。虽然我也是死在战天斗地的广阔天地里,但是这种场合却不见得是一个好的战场。我那时十分期待着有一个真正的战场让我去死,听说有些知识青年在抗洪抢险中牺牲,我真是羡慕他们。若是我也有这种机会那就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摆脱现在的辛劳痛苦了。

有一次我们去支援附近的生产队赶筑堤坝。我记得那次赣江发大水,大洋洲的河堤上水已经快要漫上岸了。赣江的对岸是三湖公社,那边的人也都在赶筑堤坝。我们用一些沙包堆在堤坝上,希望由此可以阻止赣江的水越过堤坝进到大洋洲沿岸的农田里。

那天,我挑了一担又一担的沙包,实在是累得踹不过气来了。我见到河堤上有人站在水里,很想要自己也走到那儿去,如果在那儿我就可以任由水的冲击波将自己冲进赣江,这样我就可以结束这种重体力劳动,并且可以成为一个抗洪抢险的女英雄了。

非常遗憾,我们这些人不被派遣到河堤边去堵决口。我们只能漫无休止地挑沙包,一担又一担地挑,从早晨挑到天黑。那时我非常反感自己正在从事的高强度体力劳动,但是内心的反感不但不能表露出来,我还不得不常常进行自我批判,斗自己的私,批自己的修。

这些真实的想法现在写出来已经不算是大逆不道了。当是我若要表露出来,非挨批不可。我不知道除我以外,别人是否也会跟我一样想。不过那时候,我认为只有我才会这么没出息,才会灵魂深处保有那么些肮脏的东西。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如果我当时信了主,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挣扎了。我当时没有任何可依靠的东西,无论是一位有位格的神,还是某种主义和理念。也许别人在所谓的崇高理念支持下度我同样的日子会好过些,可是我呢,表面上也有崇高的理念支持着自己,其实心中那座理想的高台早就被残酷的现实击垮了。

基督徒一定不会跟我那些年间那样。我真的很绝望,每天眼睛一睁开想到一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就不寒而栗。眼睛一睁开就跳起来去抢好的生产工具来对付一天的劳动。我不知道这种日子何时是个头?曾经的高言大志和宏伟决心,此刻都烟消云散了。我万万想不到自己才来到农村不久,就想要回到城市去过城市市民的生活。在繁重的体力劳动的胁迫之下,我觉得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根本就没有我的立足之地,我根本就不是属农村的。

现在我回忆那段时间受的那些苦,心里还是满有感恩的心。神许可我经历那么多的磨难,正在要藉环境的变更造就我的性格和性情,使我更加有他的形象和样式。然而,那时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要经历这些,我心中充满了怨怪。怪谁呢?说不上来。想怪的一些人不敢怪,敢怪的那些人其实真不该怪。

现在仔细想想,当年受的那些苦并不是白受的。我后来的经历的一些非凡事件,就深刻地体会到圣经里的那句精句:【诗119:71】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

是的,那段受苦的经历使我得到了锤炼。后来我在五十多岁的高龄时,接受了很繁重的三年劳教磨练。

几乎所有被劳教过的人都会说,劳教生活那可不是人过的日子,劳教所就是人间的地狱。可是,我一点也不觉得劳教生活真如大家说的那么苦,它至少比我下放在园艺场那段时日的日子好过多了。虽然劳教所每天工作达十四小时以上,但是在劳教所里,劳动强度不算太大,比当年在园艺场轻得多。

我一个年过五十的人,在劳教所与所有比我年轻得多的劳教成员干一样的活儿,但我一点也不落在他们后面,靠的是什么?那就是下放时锤炼出来的对苦难的承受能力。

一般来讲,司法部门有规定,超过五十岁的人不判劳教,因为劳教的劳动强度较大,年纪大的人不容易承受。而且劳教刑期最长的是三年,以行为矫治为劳教目的,所以以劳动作为教育是劳教所的最重要手段。人们常说“吃徒刑官司易,吃劳教官司难”。意思就是说,劳教所里的劳动比劳改所要繁重许多。

我因是个特殊案例,没有行为不端的问题,但是政府有关部门的人想要通过繁重的体力劳动使我屈服。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料到,我这个经历过上山下乡的人,根本不把劳教所繁重的劳动放在眼里。那些亲眼看到我度过三年劳教生涯的管教队长在我临出狱时,都感叹地说道:“真不容易,硬是被赵妩娜摒过来了。”

我深知我能够“摒过来”,不是我的毅力比人强,而是我下放时受的那些苦带给我的益处。

想当年,我也是没日没夜地苦干,但是没有人体认我的感受,而且根本不知哪天是个头?而我被抓进劳教所吃官司,刑期虽是最长的,但仍然是有限的,只要我摒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就到头了。更不同的是,我知道外面有很多人在为我祷告,因为我是在“为义受逼迫”。在监狱里虽然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但是神的同在使我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三年的劳教官司还使我有一个特别的体会,那就是整个世界原本就是一座大监狱。有些犯罪作科的人在这座大监狱里的小监狱里关禁闭;然而,所有的人都在世界这座大监狱内过着没有自由的苦日子。

过去在园艺场的年日,我虽然不是在监狱里服刑,却比我后来进到实实在在的监狱里更不自由。在园艺场和任何一处地方,我不能随便说一句话,不然就会引来杀身之祸。然而我信主后,在基督里获得了自由。虽在劳教所受人辖管,但基本上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并不是真有那么自由,而是我可以不必去考虑后果。我只要靠主和真理的指引,大胆地去做该做的事,说该说的话,不必去考虑后果如何;这就是“真理使我自由”的真实体验了。

第二章  不速之客

那天,我在“十三亩坑”里耘禾,赤着脚,戴着斗笠,身披沉重的蓑衣。

同一个小组的人有的已经完成他们的任务,回到田埂上休息了。我还在水稻田里,手撑着一根木棍。一会儿这只脚抬起来,朝向秧苗下,把那些我已经能够认出的不是稻子而是稗子的秧苗用力踩下去;一会儿那只脚抬起来,也重复着这种单调枯燥的动作,心里很不是滋味。

有人看到我的小腿上沾着几条吸血的蚂蝗,提醒我要注意面临到我的危险。我对蚂蟥给我的伤害已经熟视无睹,我根本不在乎它会把我的血吸干,甚至会钻进我的身体内慢慢地把我吸死。那时,我真的很想死,早点死也就没有这种无休止的劳碌了,我实在受不了了。

陈冲虽然跟我一个小组,也必须从事跟我一样既繁重又单调枯燥的农活,但她总能找到帮助她的人。有人愿意帮助她对付指标,连黄拾根这样“铁面无私”的老农也愿意接受她各样的说辞,准她的假去办她的私事。这不,陈冲又到县城不知干什么去了。

不过,这天陈冲倒替我办了一件事,把一封有人寄往新干剧团的信给我带了来。老远,陈冲就对我叫了起来:“妩娜,你的信,寄到剧团的信,我给你带来了。”

原来她是到新干剧团去了。我自从离开县城后,很少去县城,当然也就不会去已经解散的剧团了。剧团留下了八个人,他们这八个人为什么要留下,我不是很清楚,也没有兴趣了解。我跟剧团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太深的关系,离开那里就不再想要与那些人保持“革命友谊”。但陈冲显然跟我不一样,她常常去找他们反映情况。也许她认为我们跟他们还有某种关系存在吧!

我看看信封,字迹很陌生,显然是第一次给我写信的人。虽然我在剧团呆了三年多,但没有人曾经给我写信对我表示好感过。那时的人不像今天的人,会对一个明星偶像如此直露地表达好感和爱意;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过“粉丝”,即使有,我想也永远不会让我知道。不然,大家都没好处,双方都没好处。

信是从天津寄来的。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信,读了起来。

这封信是一个名叫何继中的男生写来的信。他说自己跟我在南京有过一次谋面,那是在红卫兵串联时,67年的除夕夜,我们一起在南京某中学的接待站里度过了除夕夜。

何继中说自己不能忘记我的样子,我在接待站的舞台上跳【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的舞蹈,留给他深刻的印象。晚会结束后,他问我要了联系方式。以后他经历了很多,像所有的学生那样,经历了很多,就没顾得上给我来信。现在他希望我在收到他的信后,给他回复,他问我们能不能像好朋友那样建立通讯联系?

何继中的来信勾起了我对往事的记忆。是的,我想起了那晚的情景。我们一行五人,剧团五个赴北京串联的人来到南京某中学的接待站。晚上,接待站为全体因串联不能回家过年的战友们举行除夕晚会,每个小分队都要准备节目,与各地的战友们分享。

我们【井冈山红卫兵】总共就只有五个人,三个男生,二个女生。除我之外,女生许姿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要上台演戏还差不多,跳舞就真是勉为其难了。

可是,晚会开得正浓憨时,我听见很多人声喊着说:“井冈山,红卫兵,来一个!井冈山,红卫兵,来一个!”我们穿着军装,手臂上佩戴着【井冈山红卫兵】的袖章,显然已经引起大家的高度注意了。我听见喊叫声越来越响亮,看来真是躲不了啦!

我走上舞台,向大家鞠了一个躬,说道:“各位同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战友们!你们的精彩表演令我感动。我不能无视你们对我们井冈山红卫兵的一番盛情邀请。我们井冈山红卫兵共有五人,但是其他几位身体都很疲乏,就由我来为大家表演一曲舞蹈吧!”

说完,我一边口里哼着【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这首舞曲的过门,一边踩着马蹄步,在台上跳了起来。当时这首舞曲很流行,几乎每个串联的红卫兵小将都熟悉。所以当我一进入状态,马上全场的人都跟着我的舞步唱了起来。那可真是高潮,没人想要进入高潮,却都不知不觉地进入了高潮。

晚会结束后,很多人围着我,这些人都是没有去过井冈山的人,想要通过我了解革命圣地井冈山的情况。其实那时我也没有去过井冈山,我对井冈山的了解跟大家一样,都是通过教科书和政治文献。但是我却不得不冒充从革命圣地来到这儿的红卫兵小将,不得不接受他们的“采访”。

很多人向我要联系地址,我在写给他们地址时是这样写的“江西省井冈山地区新干文工团”。好在那时吉安地区已经改作井冈山地区了,而新干县确实是属于吉安地区下属的一个县,我这么写也不算是吹牛,如果真有人给我写信或者来找我,也不至于没有方向。

大家知道我是文艺战士,更是对我刮目相看了。那些众多向我要地址的人中,就包括了何继中。他现在就是沿着我给他的地址寄来了这封信,封面就是这样写的:江西省井冈山地区新干文工团赵妩娜收。

由于那天问我要地址的人很多,我已经回忆不起何继中是谁了?不过,信封上表明这个人是天津人,而且他在信中还提示我,那天他跟另一位男同学跟我说过话,邀请过我去天津和北京玩,问我有没有印象?

这句提示在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些印象,是的,我记起了确实有两个男生跟我谈话比较多。他们问长问短,问了很多井冈山的事,还说他们有可能会去井冈山,到时候就会来找我。记得那时候我也很豪爽地说:“来找我吧,我一定尽地主之谊,带你们到井冈山每处革命圣地走个遍。”

我记得这两个男生一个个头稍高,身子偏瘦,一个稍矮,身子壮实。我不知道何继中究竟是哪个?另一个男生好像名字叫李永泽,是天津郊区的一位农家子弟。他们俩同班,都是六七届的高中生。

我想起了这些,但是还没有办法区分到底哪个是何继中,哪个是李永泽?说实在的,我记得更清楚的是李永泽,因为他的名字跟【青春之歌】里的徐永泽同名,所以我当时好像就有点留意他。然而,已经过去两年多了,早就不再记得这件发生在南京很短暂的事了,因此,看到这封信,我还是一片迷茫和困惑。

不过,陈冲给我带来的这封信当时还真的给了我对人生的一线希望和期盼。至少我知道了在这个世间还有些令人感觉美好的回忆,就像我在南京经历过的那一个除夕晚会的回忆。此外还有一些人,我想象不到的人,竟然会跟我有关系;大家相隔那么远,八竿子都打不到一处去,突然一封信就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我要给何继中写回信,我当然要给他写回信了。干嘛不呢?他给我写的信中充满了期盼,盼望我给他回复,我干嘛不给他回复呢?

那时候,我很喜欢动笔写东西,我每天都写日记。在这些日记里,我虽然不敢过于直接地表露我的心情和想法,怕一旦被人看见,成为我的罪证。但是我惟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的内心,不然,我真是太孤独太绝望了。

我当时记日记是为了给自己一个释放内心郁闷的渠道。但我却不太写信,因为没有了写信的对象。过去我常常给表哥写信,主要是操练英语。表哥有了相好的之后,我就不再跟他通信了。现在我已经没有了通信的对象,除了给吉安的家人写一些简单的报平安的信件外,我基本不写信了。

何继中的来信给我机会重新拾笔写信,于是我不准备放弃这个用文字表达内心的机会。对我而言,文字表述比语言表述更拿手,因为文字表述更达意。在语言的表述中,我更容易将错综复杂的情绪夹杂其间,而文字表述我比较可以趋于理性。在我看来,趋于理性的文字表述更适合展示自我。

于是,我很快地给何继中发出一封信,告诉他我愿意跟他有通信往来。

写出这封信后,我就数着日子等回信,我计算着从新干到天津火车来往会需多少天?一般来说,由邮局作媒介,当然比乘火车直接来往需要更长时间。所以我将时间锁定在比火车载运一个人来往于江西新干和河北的天津之间多几天,计算着何继中还有几天就会给我回信了。

我认为我在园艺场里单调繁重的生活、生产场景里有了一项新的内容,就是给知青朋友写信,并且等他的回信,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那时,我对何继中没有任何想法,光是想有一个写信的机会,藉着写信,我有点事干干,除了无休无止的劳作,我还得有点别的事可干。

等何继中回信也是同一个目的。他来信了我就可以再动笔写信,这样我又有一次机会向一个愿意看我文字的人表述自己的想法。我根本没有想到过接下来,我跟这个天津的高中生会有什么故事?我期待他的来信,完全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动笔写信的机会。

我读何继中写给我的这封两页信纸的来信。这两页纸没有很多内容,更没有一些令我回味的好精句。总的感觉他驾驭文字的能力不怎么样,或者说得直接点,他的文字表述能力不及我。

我很在意这点。若问一个人长相如何,对我来说,长相重要不重要?由于我的审美跟别人不同,因此众人以为美的那类,我也许并不在乎。然而,如果他的文字表述能力很强,我就会特别欣赏他。

看得出来,何继中属于那种一般般的人,故此,我对他没有特别的想法。虽然在园艺场里,我找不到知心朋友可以畅所欲言地谈理想和抱负,但是那时我确实没有对这个文字表述能力一般的人有太多的想法,我完全是希望给自己一个写信的理由,当然更想知道他看过我的信后是怎样的一种反应?

到了我以为该接到回信的时候,何继中的信件还没有到,我感到很失望。这个人真有他的,说是热切盼望跟我建立通信联系,结果自己倒慢条斯理地不理会我的感受。我最感觉失望的是自己正在失去了一个动笔写信的机会,失去了一个愿意看我信件并且能够作出回应的人。

翘首盼望了几次邮递员的来到,陷入那种无可名状的失落感中。几天后,我终于回到了原先的心境中。日子就得这么过下去,别想象单调枯燥的生活中会出现缤纷灿烂的激浪或涟漪。北上串联时我已经透支了过多的自由和欢乐,现在该是在落寞和孤寂中的时候了。

我终于强逼自己回到了什么也不想,只想好好地改造自己,尽快接受好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无产阶级劳动者的常规念想中去了。

可是,就在我已经对何继中的信件放弃渴望回信的念想时,有一天,我们生产小组的人正在西面坡的桃树林里背着除虫的喷雾器正朝桃树喷药时,李海鹰突然出现在我们小组劳作的西面坡上。

李海鹰跟我不是在一个生产小组,我们平时几乎很少打照面。尽管她和张亚雄就住在我和陈冲的对面房间,但是由于大家不在一个小组,接触的时间就不多。大家各有各的生产任务,每天都是早早地出门,晚晚地收工。除非下雪天和场部集体整顿和学习,我们基本上难得见面。

可是就在这时候,李海鹰突然出现在我眼前,出现在我们生产小组的地盘上。她显然是冲着我来的,远远地见到我就叫唤起来:“赵妩娜,快出来,有人找你!”

自我来到园艺场后,从来没有人来找过我,已经半年多了,我在这儿没有接待过一个朋友和熟人。

现在会是谁来新干园艺场找我呢?像李海鹰和张亚雄这些本县的人,他们一般都有很多熟人朋友,可我是个外地人,原来在剧团时,吉安的同学和朋友路过新干会来剧团看望我。现在我在大洋洲,园艺场离开公社所在的镇上还有近十里地,谁也不会来看望我的。偶尔有几个人来过电话邀请我去县城,但是基本上没有谁会来这儿看我的。

还没等我问清是谁?李海鹰怀着一脸鬼笑的样子后面,出现了一名男子的身影。是一名陌生男子,这人是跟着李海鹰直接到果园里来找我了。

我还没有回过神来,那人走到我跟前,伸出手来要握住我的手。我有点措手不及,慌忙把喷雾器放下,在衣角上擦了擦手,被他握住。不用说,这人就是何继中,他不给我回信,好家伙,冷不防从几千里地就直接奔到我这儿来了。

望着这个陌生的男子,我不禁有点感觉愕然。

这是为什么呀!你要来我这儿也不提前打声招呼,至少得给我有个思想准备呀!可是,连我自己还没弄懂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你让我向别人怎么介绍你?说你是我的同学,明明不是,谁都知道我的同学都在吉安市,说我们是串联时认识的朋友,可是为什么会跑那么远来相见呢?只是普通朋友的话,有跑那么远来见面的吗?

好你一个何继中,看看你,把我陷入多难堪的局面中?园艺场的职工本来就吃了没事干,拼命找出一些谈资说长论短,现在好了,你这一来,我还不定被人怎么说呢?我再怎么说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人家会相信吗?你从几千里之外的天津来到江西新干,会跟我没有一点关系吗?

何继中告诉我,收到我的信后,他激动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就想插上翅膀飞到这儿来。当然,他没有翅膀,只能是说服爸妈给他盘缠,来江西看我。他爸妈倒也是个疼儿子的明白人,看儿子执意要到江南来看看,就同意了。

何继中说他这是第一次来到江南(长江以南),那年我们在南京见面,是他离家最远的地方。他向往看看祖国的大江南北是多年的夙愿,这回能够来新干,也就了了这个心愿了。

听他讲的那么诚恳,我心里的一番埋怨话说不出来了。

眼前的何继中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曾经努力地回忆,想要回忆出他的模样来。也许我更加记得的是另一个男生李永泽,完全不记得何继中了。眼前的何继中,个子大约有一米七二左右,对一个北方人来说,这不属于高个子,但是在新干县,男子在一米七五以上的很少见,故此何继中算是中等偏高身材。

何继中有一张天庭饱满的国字脸。凡见到他的人都说他长得很英俊,很像电影演员王心刚。可我并不那么觉得,我觉得他和王心刚的气质完全不一样,王心刚是那种较深沉的人,而何继中一上来就与我握手,显得有点随便。当然,我当然是以影片中王心刚饰演角色的性格性情来评估的,至于真实的王心刚,谁知道呢?

也许我以前一直看好的是那种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的文弱书生的模样,因此对何继中这种模样气质的人没有认真考究过。听别人讲他很英俊,我未置可否,不过,内心有过一丝虚荣心的满足感。

何继中掏出我给他的信件。看得出来,这封信他已经读过无数遍了,信纸的边角都毛了。何继中告诉我,他的家人,父母,哥嫂,妹妹,都看过我写给他的这封信。大家一致夸奖我的好文笔,认为我是个高雅的好女孩。

我听到这话有点感动。从来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过,就算是我在新干剧团写了那么多的大字报,可说是因写大字报出足了风头,但是并没有人直接夸奖我的文笔好。最多大家说我的立论正确,最多大家像是呼口号式的叫嚣:“赵妩娜的大字报就是好,就是好。”

新干县人武部的周干事喜欢我,应该也是由于我的文笔,不是我的长相。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当我面这样讲过我,也许他自己文笔也还不错,故此避嫌地撇开这种话题吧!

我已经回忆不起自己给何继中写的第一封信究竟写了点什么?为什么他的家人会觉得我信写得很好,并且以此判断我会是个高雅不错的好女孩呢?我究竟写了点什么呢?实在想不起了。

说穿来,我当时根本不明白,一个人懂得欣赏别人,那可是件美德。那时对别人开口说赞赏的话,我们都会感觉很不习惯。但是,毫无疑问,我也不能免俗,我也喜欢听别人对我说赞赏的话。何继中这番话说得我心里暖暖的,再也怪他不起来了。

何继中随身携带的行李不多,只有一个军用挎包,里面装着几件随身换洗的衣物。此外就只有一只小提琴。

何继中随身带着小提琴给人一种不错的印象,是个气度优雅的人。即便在园艺场这种几乎算作农村的地方,他和他的小提琴出现了,也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那段时节,已经过了文革最初“破四旧”的时节。我想,也许何继中知道自己这么做不会有“小资”之嫌吧?不然,他怎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这等害人又害己的事来?

园艺场是个不大的单位,何继中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马上就使全场干部职员无不知晓了。大家不问我什么,基本上已经断定我和他是那种男女朋友的关系了。

我曾经想要为自己作出一番辩解,我想要向大家郑重申明:我跟何继中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才刚刚开始通第一封信,我不知道他突然就来到这儿。但是何继中很快就将我俘虏过去,使我不再否定跟他的友好关系。他不光说出我爱听的那些不算是恭维,确实是欣赏的话,他的才艺也令我很快地对他好感起来。

他带来的小提琴,不仅仅是作为一件行李,更是作为一种工具,愉悦他人的一种工具。

我没有受过小提琴的专业训练。曾经因为表哥延礽的提议,在得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就开始存钱,差不多存了半年后,也去买了一个蹩脚的小提琴。可是学了一阵子后,觉得没意思,知道自己不可能在拉小提琴这方面有什么发展前途,就丢下了。那只小提琴当然也成为我的一件普通家什,随我走到哪儿跟到哪儿,我几乎就不再碰它了。

何继中来后,我把挂在墙上布满灰尘的小提琴取了下来,让他替我重新矫音。同时我也不怕献丑地将自己三脚猫的演奏水平展示给他听。他好像颇专业地给我讲解一些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原本我对“帕格尼尼”和他的《二十四首随想曲》等作品完全不了解,听他讲解后,也发生了兴趣。

园艺场的职工们也被他的琴声吸引了过来。年轻人都喜欢玩,那年头没什么可玩的,尤其是缺乏高雅的玩兴。好几天一收工,我的宿舍里就聚集不少人,大家一起谈得很愉快。这在我,是非常难得的几天时光。

不过,我有点担心,园艺场的领导会怎么看我呢?我知道自己在领导眼中是落后分子一类的人物。现在我这个落后分子的四围竟然会有那么多人聚集,一定会引起领导的注意。所以在欣喜之余,我头脑清楚地决定结束这种大众玩乐。

我问何继中,他来新干后还准备去哪儿?既然他想要看江南风光,是否还有其他出行计划?

何继中告诉我,他完全是奔我而来的。他只想见我,如果我愿意的话,他也想去吉安见我的母亲和家人。我听他这么说,很是紧张,当时我的母亲还在审查中,还没有“解放”,他去见我母亲合适吗?我认为不合适。所以我没有想要带他去吉安见我的家人。

然而,我也没有坦诚地告诉他我家的真实光景。我说不出口,因为自己觉得很不光彩。我的父亲被镇压,继父现在又是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国民党三青团员。何继中若是知道我的家庭情况这么复杂和反动,他会怎么想呢?他一定会把对我的美好印象一扫而光的。

我那时非常渴望被人肯定和认同。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欣赏我,我岂能这么快就失去他?我知道那时的人都很介意政治出身,一个出身好的人是最幸运的人;而像我这种出身的人,根本就是倒霉鬼。我才不相信毛主席说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呢!事实证明,对我们这种人,根本没有选择走革命道路的自由。

但是我的这些想法不能跟何继中谈,否则他会被吓跑的。我胡乱编了一个理由,告诉他我不打算带他去吉安见我的家人。为了不令他失望,我答应带他去新干县城里见我的一位兄长。

现在我每每回忆这段经历时,都会后悔自己那时没有对何继中讲实话,都会后悔自己弄错了自己的感情。

我那时很害怕失去何继中,并不是因为他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不是因为害怕失去自己心仪的对象。不是的,我那时还没有把他当成我所爱的人呢!真实的想法是,何继中他欣赏我,我不希望从此又没有人认同我,肯定我了。

后来我们的关系发展到情侣的关系,是我始料未及的。再后来我们分手了,也是我始料未及的。我如果当时弄清楚了自己的感情,就不会犯下这些错误,不会向何继中隐瞒自己家里的问题。我若是把何继中当成一个普通朋友,我们其实可以发展得很好的,一个普通朋友的家庭出身不好,应该不会是影响朋友之间的关系的。

然而,没有那么多的“如果”。事实是我向何继中隐瞒了自己的家庭出身,而且接下来,我还让何继中错误地以为我是个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包括政治条件都很好的女孩子。

我带何继中去新干县城,去见周干事。

周干事对我的好,那可是真正的好。我们的关系虽然不可能朝前发展,虽然真是结束了。但周干事还始终如一地关心我,让我知道我在县城还有家,他的家就是我的家,我遇到困难可以随时去他家,他一定竭尽全力地帮助我。周干事虽然放开了我,却从此把我当成自己的妹妹,像关心自己的亲妹妹那样关心我。

我呢,其实我没有周干事这么讲义气!我离开剧团后,几乎不找周干事了。他每次来电话问我的情况,我都是敷衍他说很好。我不想别人误解我跟他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我要让所有认识我们的人都知道,我赵妩娜不是趋炎附势之辈,我不要在政治上攀附强势也能够活得很好。

但是,面对何继中的要求,要见我的家人的要求,我虚下来了。我不敢带他去吉安,我只能让他去见对我犹如兄长却是有很好政治地位的周干事。何继中并不知道我的过去,也不知道我现在的想法,能够见到我的家人,无论是谁,或近或远的家人,他都够满意了。

我请了一天假,带何继中去新干县城,去县人武部见我的“哥哥”。

人武部门口守卫的士兵知道我找谁,过去我常常来这儿,警卫都知道我是周干事的客人,他们不会拦我。进到人武部里面后,我们又遇到曾干事,也是老熟人了。曾干事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小赵,好久不见了,怎么不见你来了?”

何继中看这副架势,知道我在这个专政机构里是个受欢迎的人。他于是更加错解了我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了。

周干事看到这个出现在他面前的知识青年,好像有点明白。他很热情地对待何继中,把他当成是我所爱的人。或者周干事因为没有兑现给我的承诺,让我回到他家乡去插队,得他家人的照顾,因此感到对我有负疚。现在我带何继中见他,就给了他一个弥补对我亏欠的机会。因此,他非常主动热情地款待了我们。

何继中一开始面对一个军人,在一个地方武装部队里,显得有点拘谨。但他很快地被好客的周干事打消了拘谨和尴尬,谈笑风生起来。他说了很多北方的趣闻和他经历过的佚事。何继中是个非常健谈的人,人说见面三分熟,他可是七分熟。一下子他就和周干事称兄道弟起来。

我们在人武部吃的午餐,周干事大概把他半个月的津贴都用来招待我们了,非常丰盛的一顿午餐,令何继中难以忘怀。他大概还没有遇到过一个在部队供职的这么铁的哥们。

我带何继中去拜访周干事,当时是为了应付他要去见我妈妈,是一个权宜之计。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由此会得出错误结论,认为我家政治条件不错的错误结论。更没想到由于这个错误的结论,他会下死命来追求我了。

周干事是好心待我,见何继中是我的朋友,他也掏心掏肺地待他,他的掏心掏肺竟会给何继中错误的认知,将他看成真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既然我的远房亲戚中有这种人,就想我家也就不会是那种人。你知道这种人和那种人显然在那时候是个严峻的分野。

我那时完全没有意识到由于我的虚谎,已经给自己也给别人种下了不可饶恕的恶果。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想故意要说谎,以此达到与何继中相爱的目的。那时候我对何继中没有很特别的感觉,没有别人说的那种一见钟情的特别感觉。看到他第一眼时,只觉得这人很怪,觉得他太鲁莽,甚至心里对他十分不满。

曾几何时,我怎么就改变了对何继中的些微看法,觉得他不讨厌呢?那是因为何继中很欣赏我,我很需要这种别人对我的肯定和欣赏。也是因为园艺场其他的人对他很好感,觉得他好玩,觉得他英俊。就这样一步步,我被自己的虚荣心拖进一个可怕的深渊。

从县城回来后,何继中在园艺场又呆了几天。他每天陪我一起下到地里,进到果园里。我干活时,他有时也帮我干活,更多的时候在一旁给我说笑话,逗我开心。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么开心了,何继中的出现无疑使我原形毕露,我又恢复到原先那种喜怒哀乐形于色的性格面貌了。

何继中背着自己的小提琴走东走西,也背着它去到人武部演奏给周干事听。由于他演奏的曲调都是大家所不熟悉的,同时就算是我接触过一些小提琴演奏曲的人,由于不精湛,甚至完全不懂,根本就难于评价是好是坏。大家长期过着异常单调枯燥的生活,现在有了这味佐料,当然何继中会大受欢迎了。

我从何继中的介绍中了解到他也下放了,从天津下放在内蒙古,在一个名叫察哈尔右翼前旗的地方。我一听这个地名头就大了,怎么那么长啊!读起来也很拗口。

既知道他也是下放青年,我就更加对他没有忌讳了。除了没有跟他谈起我家人的政治面貌外,我们无话不谈。我当时也没有故意避讳这个话题,如果何继中正儿八经地问我,我想自己还是会告诉他真实情况的。

然而,他再也没有向我问起过这些,也许他觉得不该问,这是很不礼貌的一件事。既然他没有问及,我也觉得没有必要主动告诉他。我那时真的很不想失去他这个朋友,我太需要朋友了,尤其是需要肯定我和认同我的朋友。

何继中告诉我他家住在天津的塘沽区。那是一个靠近渤海海边的地方,他家所在的大沽化工厂是一个国家级的大型企业。

何继中的爸爸是大沽化工厂的技术总监,那时候不是这么称呼的,大概叫技术员或者工程师吧!妈妈是厂医,一名医护人员。(跟我妈同行)。看来他家也是知识分子家庭。何继中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哥哥比他大两岁,已经结婚了,嫂子和哥哥在同一单位工作,他们都是河北邢台地区某县文工团的演员。(原来跟我曾经是同行)。何继中的妹妹比我小一岁,66届初中毕业生,现在生病在家待业,没有下放到农村去。

我也没有仔细问何继中的家庭情况以及社会关系。我不能问,一问的话就会问出很多问题来。我们的关系不过是刚刚建立的朋友关系,他的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固然在当时很重要,但是我认为没有必要了解太多。尽管园艺场的职工同志们都把我们看为是男女朋友的关系,而且周干事似乎也是这样看待。但是我还是不很确定我们真的会向前发展。

何继中显然已经把我看成是他的女朋友了。他很自信,认为我虽然有点羞涩,但是也一定会很喜欢他。他的那份自信叫我觉得很吃惊,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人向我如此率直地表白自己的爱慕之情的。我很不习惯这样的表白,然而,也感觉到自己很难有力量加以拒绝。

我那时几乎轻信了“缘分”这个说法了。人都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们岂不是很有缘吗?我跟他根本不可能走到一起来,若不是那天在南京接待站的除夕晚会的舞蹈,我怎么可能会有这么个爱慕者呢!再说那天我留下地址的人不止他一个啊!李永泽为什么不来找我呢?我感觉到缘分这个东西还真有那么回事。

然而,我不敢往这方面去想,这可是封建主义迷信思想的毒素。我是个彻底的唯物论者,怎么可以这样想呢?我没敢跟何继中谈自己的真实想法,虽然我跟他话挺多的,几乎无所不谈,但是几个关键的话题,我还是不敢敞开心扉地亮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现在我信主了,以我现在的认识来看当时自己跟何继中的关系,我明白我们之间并没有真爱,即使是真实的好感也谈不上。我们虽然互相吸引,但是又互相躲避。不光是我,何继中也这样。我躲避着不跟他谈自己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不跟他谈自己下意识里的真实想法;何继中也在躲避着一些非常重要和关键的问题,只是我当时还没有了解到他在躲避什么,或者他自己也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其实自己并没有对我真有爱慕之情。

然而,我们之间的互相吸引却是真的。这种互相吸引并不具备进入婚姻的条件。我们只是因为年龄相仿,教育背景相仿,兴趣爱好相仿,如此被吸引在一起而已。可是我们却错将这种互相吸引当成是爱情,当成是进入婚姻殿堂的最初很关键的一步。这种错误的认识怎么可能不以失败而告终呢?

感谢主,我现在能够坐下来很坦荡地写出自己当时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甚至很难见光的一些想法,那是因为我内心已经蒙了真光的照耀,已经不再在黑暗中,也已经不再要躲避了。

我现在可以很坦荡也很理智地说,我和何继中那时的感情是“魂”层面里互相吸引的感情,并不是爱情。因为爱乃是出于人的最深层“灵”里的,只有那种深层次里“灵”层面的爱,才是神要给我们享受的最高级的爱。

第三章  再次北上

我把何继中送走之后,又开始过原来那种漫无目标、毫无盼望的人间炼狱的日子了。

然而,跟过去有所不同的是,我现在能够按期接到何继中给我的来信,而且也有很多机会给他去信,展示自己的写作才华。这是件令我开心的事,这样的生活使我脱离了过去的枯燥和烦恼,劳动不觉得太过辛苦,日子也一天天很快就过去了。

何继中给我来信的地点不再是天津,从邮戳上看,是少数民族的文字,从内蒙古发来的。

我很喜欢接到他从内蒙发来的信,因为这么一来,我就有一个个美丽的梦幻可以连接到我的残酷现实中,这样就能够帮助我有力量来面对残酷的现实。我常常一个人呆在山头上,身体撑在宽口锄头的长柄上,抬头望天,呆呆地遐想,内蒙古的察哈尔右翼前旗是片大草原吧!那里的蓝天白云一定很美丽吧!

何继中给我寄来了他的几张照片,特别令我爱不释手的是一张他骑在马背上的照片。看到他这张照片,我觉得园艺场的人讲得不错,他的确很英俊。那时候,我们不讲“帅”,好看的男孩说成是英俊。(有一个【英俊少年】的片子,就是用我们那时候的表述方式命名的。)

园艺场的人还偶尔会提起他,看来他是个到处留下情色的人。我从李海鹰的脸上看得出来她对何继中的倾羡,何继中在园艺场第一个见到的人就是李海鹰,是李海鹰把他带到西面岥的桃林里来找我的。

李海鹰觉得自己是个大功臣,她大概认为我应该感激她把何继中这个英俊男子送到我眼前来。可是我却没有流露出丝毫对她的感激之情,她因此很生气,觉得我是个不识好歹的人。

那时的我也确实是个不识好歹,极其不会做人的人。其实说几句感激人的话会死吗?我呢,就是不肯说。我心里不想说,嘴里就说不出来。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说违心的话,但我不会。

现在我当然知道,不说违心的话是对的;但是不会感激别人却是不对的。我如果常常具有一颗感恩之心,应该会对李海鹰说些好听的感激之语的。可是,我当时实在是个不识好歹的人,怪不得我会没有朋友,更没有同性之间的朋友。

我和何继中一来一去地通了好些封的信。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记得何继中在信中给我有什么很特别的信息令我难忘了。当然我也不记得自己给他写过点什么令他难忘的事。不过我不记得自己写的与不记得他写给我的是两回事,不能同日而语。自己写了什么应该没有必要记得那么清楚,如果别人写的完全不记得了,那只能说明那些信息含金量不高。

何继中写的信确实含金量不高,所以我才记不清楚他都写了点什么?但是他却是常常给我写信,拉拉家常,告诉我他的行踪。本来这些也是挺吸引我的,我很想知道他在草原上的生活,遇到什么困难,怎么克服这些困难的?

我记得有一次,他来信告诉我自己半夜三更策马几百里帮他们一起的知识青年找医生的事,那次差一点他就没命了。但是他不认为自己这样做是正确的,他用一种调侃的口气形容当时自己的遭遇,说是差点就“光荣牺牲”。我从他的信中看得出来,他才不愿“光荣牺牲”呢!如果他知道我何等向往能够“光荣牺牲”,不定会怎样嘲笑我呢?

其实我最想要知道的就是这些事。知识青年的生活和生产的情况是我最为关心的。我很想了解别的知识青年是否跟我一样,看人生是那么灰暗?当然,我也会怪自己不争气,不能早早成为被改造好的新一代农民。

可是,何继中偏偏在我感兴趣的事上一笔带过。有时我提出要求,请他写详细一点,他却说没有什么好写的。我感觉他之所以告诉我这些,是为要告诉我他在北方插队落户的生活比我在南方插队落户的生活要艰苦得多。在他眼里,我们的生活就像【甜蜜的事业】的影片插曲里说的那样——“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然而,他们北方知青的生活却总是昏天黑地,见不到阳光。

当初何继中对内蒙生活的厌倦有了一个正面的作用,使我对天天面对的残酷现实有了一些积极正面的改观,帮助我扭转了一些错误看法,使我不再觉得全世界只有自己是最不幸的了。看来比我倒霉的人在这个世界还多得很哪!

这些话当然不能跟任何人讲,这可是极其反动的话。我知道,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就连对何继中也不能讲述。

何继中离开新干回到天津后不久,就去了内蒙。到了内蒙后,没过多久,又回到天津。我感觉他好像很自由,来去很是自由。这也许就是在国家单位和插队落户不同的地方吧!

别的知识青年都会羡慕我们在园艺场的人。我们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虽然不高,只有十八元,但是比起拿工分的知识青年来讲,这种稳定的收入还是挺不错的。殊不知,那时在生产队的知识青年,每个人一天的工价只有几分钱,我们至少一天有好几毛呢!

可是虽然在园艺场有固定工资,有现成饭吃,却没有自由,有事请假很难。而插队落户的人就自由了,大不了不要工分。我看何继中的父母工资挺高的,不然,何继中怎么可能回家就像是赶集一样方便呢!从天津到内蒙的盘缠一定不少,他这样来来去去的,靠自己挣的工分肯定无法支付。

何继中回到天津之后,有一天,他给我来信,突然向我提出,请我去天津他的家里做客。

这种邀请的话在新干时他也说过,然而,我没当真,我以为这是一番客套话。他说的可轻松了,请我去他的家做客,你以为是大串联呀,想出门拔起腿就走,吃饭和住宿都有接待站。我要去你家做客,第一要有假期,第二要有盘缠。这些在我看来,简直就是空想,根本实现不了的空想。

可是,看来还是低估了何继中的能耐。就在我还没有对他的邀请做出回复,没有告诉他我去或不去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张汇款单,是何继中寄给我的汇款单,里面有一笔钱,是我去天津单程路费需要的数字。

看看,这就是何继中,他那种超级自信不顾别人感受的习惯做法。就像他来新干,他不用先征得我的意见,就自己跑来了,很有把握我会接纳他。现在他再次不管我怎么想,我要不要去天津?他仍是超级自信地相信我会同意他的安排,于是不管不顾地先把路费寄来,使我不得不按照他所设计的套路走下去。

其实,我不应该一味责怪埋怨何继中的任性;其实,这也不是像我说的那样他超级自信;他只不过用常理推断,算准了我会答应去天津玩的。其实,我们俩是一路人,他的这种做法我也曾经用在我的朋友赵美珍身上。这就是“先斩后奏”,变被动为主动,这是我们两个魂生命都很强大的人的共同点,这也是我们这两个人最终走不到一块的致命伤。

我收到汇款单后,就忙着请假了。既然去那么远的地方,假期就必须长点,我准备将当年的探亲假用来去天津玩儿。我是个很贪玩的人,虽然被困在小地方,但是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跑出去玩。何继中看准了我这点,因为他也是那种喜欢闯荡的贪玩人物。我们俩在很多方面都相仿,在爱玩这方面尤其相似。

出远门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我已经有过串联的经历,去一个陌生地方可以说是毫无畏惧。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就敢带着幼小的妹妹出远门。我妈妈也是胆子特别大的女人,在我只有十来岁时,她就放手让我带着只有五岁的妹妹去余姚我的老家。那一路很远,好几千里呢!那时没有火车直达余姚,我们要转三次车才能够抵达。一路上真是充满了凶险的事。

在诸暨转车时,我为了贪玩,把妹妹一个人留在火车站,自己跑上街去玩。后来不幸火车票掉了,我到处东找西找忙着找丢失的火车票。车子就要开了,妹妹找不到我,急得在火车站大哭。

好在六十年代初,虽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但是社会治安还是很好的。我们两个孩子终于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平安地抵达外婆的家。外婆看到我们。又是哭来又是笑,并且把我妈大骂了一通。她说我妈是昏了头了,让两个这么小的孩子就这样跨越千山万水回老家。

现在,我再次要出远门了。我对自己这趟出远门也充满了期待,不是对何继中的家充满了期待,而是对天津这个大城市充满了期待。我常常回上海看望我的亲戚,也曾经藉革命大串连去过北京和武汉、南京等大城市;然而,却一次也没有去过天津。现在有了一个机会去天津,我很高兴。对天津我了解很少,只知道有一所很出名的南开大学。

我那时没有想到,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何继中的家人会不会接纳我?我压根儿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当然可以看作这是我的幼稚,根本不懂人际关系的重要;但也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看,看我还没有预备好自己要进入这个家庭,成为这个家庭中的一员。虽然我最终并没有成为这个家庭中的一员,然而可见那时的我,贪玩是我的首要,至于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如何?对我而言,基本不懂,也不在乎。

我就这样踏上了再次北上之路。我先从新干到上海,在姨妈家里住了一晚。之后,从上海买火车票到天津。何继中会到塘沽车站来接我,我在天津火车站下车,在火车站附近逛了逛,不敢走远,再坐小火车到达塘沽。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直到如今我还没有忘怀,那就是隔了不到两个月,我已经记不清楚何继中的摸样了。我有点搞不懂自己这是怎么啦!第一次接到他的信,无法想象他的模样,这情有可原。后来他来了,我们在一起相处了差不多一星期,应该不会陌生了,并且他寄来了他的照片,我也看过很多次他的照片,怎么可能还是记不住他的摸样呢?

好在何继中记得我。我到塘沽后,按约定在候车厅等何继中来接我。我一直朝门口张望,希望凭想象看到他的身影,可以先跟他打招呼。然而,直到他走到我的跟前,握住我的手,我这才又认出他来。

何继中听我说已经认不出他来,有点不太高兴。他对我刻骨铭心,我却连他长什么样都记不清楚,他当然应该生气,确实是太不公平了。我连连向他道歉,不过现在想来也真是怪事,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很想见的人竟会是那么陌生?我不但记不住他来信对我说过些什么,甚至也会记不住他的长相,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一起坐公交车去到大沽化工厂,那里有他的家,也是他父母工作的单位。

大沽化工厂很大,比我想象的还要大。一个工厂就像是一个市镇,有市场,有商店,有学校,有医院。这在现在是不稀奇,可是在六十年代,这种大型的工厂并不是很多,我也是第一次进入。曾经在串联时去过南昌的洪都机械厂,觉得很大,但是比起天津大沽化工厂,好像洪都机械厂还是小些。

何继中的家在一座六层楼的公寓房第三层。这种公寓房现在遍地都是,但那个年代也是少见。我们家也是住公家的房子,我住过防疫站和医院的宿舍,都只是两三层的房子,吉安市少有六层楼的公寓房。在上海,我舅舅住的陕南邨是四层楼,我姨妈住的淮海路是三层楼房。我到了何继中的家里,觉得他们的屋子好高啊!

何继中告诉我,并不是大沽化工厂所有的人都能住进这种高层的房子,只有很少的人住在高层房子里。他爸爸是厂里的“高知”,按级别待遇才住进来的。许多工人住的地方也就是平房,很拥挤,也很潮湿。

我刚迈进何继中的家时,他父母都不在,上班去了。他妹妹在家,看到我来到他们家,他妹妹表情有点冷漠,爱理不理的。我没在乎,何继中给我打过招呼,小桥现在待业在家,心里很是愁烦。既担心要下放去到陌生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又担心错过了知识青年都必须走的一条革命之路自己没走上去。

现在我能够更深层次地考虑当时何桥的感受了。她心里真的很烦,过去至少有二哥还会向着她,听她吐露心里的烦闷。自从二哥跟我接近后,二哥整天的心思都用在了我身上。她觉得二哥对她的的疏远是因为我造成的,所以何桥对我很感不满,简直可以说充满了敌意。

何继中的大哥不在天津,在河北省邢台市某个县剧团工作,平时何桥少有机会跟大哥一起。现在她担心二哥也会弃她而去,很有必要抗争一番。她抗争的对象就是我,抗争的方式就是不理睬我,让我知道她的感受,很不好的感受。

我那时哪里懂得别人的感受?既然何继中跟我打过招呼,我就以为何桥不是冲我来的怨气,也不去理会她。

到了晚饭时分,何继中的爸妈都下班回到了家中。他爸爸看上去是个很平和的中年人,他妈妈看上去很是精明严厉。不过这二位看到我,眼神里还是流露出该有的热忱和喜悦。

据何继中说,他父母看过我的照片,评价说我跟他们想象的一样。是啊!何继中来新干时还背了个相机,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当时园艺场的人围着他转,也就是因为他不但拉小提琴取悦于众人,还给人拍照片。在那个年代,他的举动确实很是出众,恐怕这也是我迅速改变对他看法的重要因素。你会看出来,我那时也是个爱慕虚荣的人。

我在何继中父母的想象中是怎样的呢?不是很清楚。我不相信一句“高雅”,就是他们这对阅历很深的夫妇对我这个比他们儿子还小两岁的女孩的全部评价。肯定还有很多负面的印象,何继中不便对我说出来。然而,当时我真的一点也没有在乎过他们对我是什么印象?

以我时隔多年的记忆及判断,我当年去到何继中家时,他的爸妈也处在不顺的时段里。我从他爸妈跟人打招呼时的态度和表情,就可以揣摩出他们身处的境遇。他们就跟我妈妈一样,一副待人小心翼翼陪着笑脸的样子。何继中的父亲既是“高知”,哪有不受冲击的理?在那时不受冲击的人就只有地地道道的工农份子。

何继中不跟我讲这些最好。我并不在意他的父母政治地位如何?尽管那年头政治地位十分重要,可是我自己家庭是这个样子,还能要求别人怎样?老实说,当我看到何继中的爸爸处境好像很不顺的样子,还暗中高兴呢!反正我们两家都差不多,半斤对八两,我不会嫌弃你,你也没有理由嫌弃我吧。

我在何继中家里大概最多也就住了三四天吧!这三四天里,何继中陪我去了天津市区一趟。

我不记得他带我去了天津哪几处地方玩过?倒是记得何继中带我去了位于和平区的他嫂子家里,并在他嫂子家里吃了一顿午饭。何继中告诉我,他嫂子的爸爸解放前是资本家,现在是工厂里的退休工人。看得出来,这个家庭有点像我二姨妈的家庭,可能他嫂子父亲的身份跟我二姨夫差不多吧!

当时何继中带我去他嫂子家中是有意图的,他是要把我带去给他嫂子的家人看。

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的。他嫂子又不在家,把我带去给嫂子的父母看,这算什么名堂?就算这家人是何继中的家人在天津的至爱亲朋,也不该在八字还没有一撇的时候就让我在人家家里亮相呀!我当时是个什么事也不懂的毛丫头,若是以我今天对世事人情的认知,绝对会觉得他们这么做十分不妥,绝对会抗议何继中这么对我。

离开何继中在天津的家后,何继中陪我一起去北京玩了个痛快。

在北京,我们住在何继中的姨妈家里,那是在西城区的一座楼房里,不是那种四合院式的家。

何继中的姨妈也在上班,到了晚上才回家,他们家有好几个跟我们年龄差不多大的男孩子,什么事也不干,整天猫在家里玩儿。看到我们来了,他们可高兴了。玩伴更多了,尤其还有一个南方女孩,他们很高兴。

何继中介绍其中有一两个,说是他的表兄弟,其他两个是邻居的孩子(我也搞不清楚都是谁谁谁的)。他们都已经下放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有的去了山西,有的去了内蒙。现在他们回到北京,不准备再回乡下去。反正去那儿也挣不到几分工分,就在北京呆着吧!看下一步怎么办?

这些男孩子好像没有什么理想抱负,他们比何继中更贪玩,也更会玩。虽然他们没事也看看书,但是更多的时间是去北京各个地方瞎逛。看见我们来了,他们自告奋勇当向导,我们到的当天,就被他们带出去痛快地玩。

北京有的是好玩的地方。如果每处都去玩,可能玩上一个月也不能玩遍。所以这几个男孩子在商量,带我这个难得来北京的南方女孩去玩哪几个地方?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我们玩了几乎所有的景点。那时北京很多景点都不收门票,可以尽情地玩。今天没玩够,明天还可以继续玩。那些大男孩个个都是又粗野又豪爽的人,显然跟我和何继中不是一类人,但是老实说,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挺爽的,一点也不觉得他们很讨厌。

晚上回到家里,何继中的姨妈就当着我们的面抱怨说。真不知该拿这些孩子怎么办?他姨妈认为何继中很懂事,自己的儿子不懂事,不肯回乡下去,死赖在北京。她希望何继中劝这些个男孩子回去,认为呆在北京没有前途。

我很想告诉何继中的姨妈,请不要怪他们,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是件容易的事,贫下中农并没有教会我们什么,我们却不得不背负很重的体力劳动。这种体力劳动有时真是力不能支,很难扛过的。

可是我不敢讲,我是客人,何继中不讲,我讲什么?在他姨妈眼中,何继中是个好孩子,是他的表兄弟们应该效法的榜样。我要讲出心里话来,不是给何继中脸上抹黑吗?

何继中的姨妈是个普通市民,她的孩子当然也不像我和何继中父母是敏感人物这类孩子,有那么多心灵负担和压力。他们不会在乎什么政治影响,不想回去就不回去。居委会来烦,就跟他们烦,总不至于被五花大绑绑着回农村吧!

我想,何继中之所以不像他们那样赖在城里不肯回乡下,是因为家庭的情况不允许他这么做。我感觉何继中并不是喜欢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的那类进步青年,他其实也不想回乡下,可能他考虑父母和妹妹多一些。殊不知,他妹妹何桥还在家里没着没落等待分配呢?如果何继中也像他的表兄弟们那样,他妹妹就更是前途无望了。

那些天,何继中和几个男孩陪我到处玩,用他们手中的相机拍下了我在各处的照片。我很感兴趣的是,他们回到家里后,自己动手洗照片。虽然技术不是很高,但是他们在黑漆漆的屋子里洗出了我在颐和园、北海、景山、天安门各处的身影,很是令我兴奋并且感动。

很快就要离开北京了。我第一次来北京,完全是为了“革命的目的”,什么地方也没去玩过。这次来北京,玩得很爽!可惜天下真是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不得不离开美丽的北京和这些豪爽的“哥们”。当然,那时我不能这么称呼他们。那时他们的名称是北京知青。

我从北京返回江西时,不准备走京沪线了,我想要走京广线。这样时间可能快一点,车票也会便宜一点。

何继中没有跟我在北京就分手,他邀请我回江西时,路过河北邢台下车。他想带我去他哥哥和嫂子的地方看看,把我介绍给他的哥嫂认识。他说邢台离北京不远,反正也顺路,我若是去见过他的哥嫂,就等于认识了他家所有的人了。

我算了算时间还来得及,我的假期允许我有时间可以去邢台转一转。

吸引我去邢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邢台不久前(67年)发生了大地震。据说何继中哥哥嫂嫂所在的县城是地震的震中心。我那时从来没有听说过地震,更没有看到过地震,想象中十分可怕,有机会去看震后的灾区,我很有兴趣。

于是,我随着何继中从北京先坐火车到邢台。记得到邢台时,是深更半夜,我们随着人流行往长途汽车站,在那里找到去他哥嫂所在地广宗县的长途车,顶着极度的疲乏去到那个地方。

何继中的哥嫂在广宗县城里的剧团工作。他哥哥是乐队的成员,嫂子是剧团的会计。这个剧团也是演出一种地方剧种,叫做河北梆子。

我原以为河北梆子跟评弹属于同一类的,当然评弹主要的乐器有琵琶,我以为河北梆子主要是敲一种木板之类的东西,有点像是山东快书。到了何继中哥哥的单位后,方知我对此一无所知,完全误解。

其实河北梆子跟采茶剧一样,是个有各类角色的完整剧种,它跟普及河南省的地方剧种豫剧一样,是普及河北省的一种地方剧种。外行人咋听起来,豫剧跟河北梆子一样,都是一副秦腔派头,很难分出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

我们到的当天晚上,何继业——何继中的哥哥——的剧团有演出,所以他不能陪我们四处看看玩玩。我呢,在北京已经玩累趴了,再也不想去什么好玩的地方了。我只想找个地方躺下,美美地睡一觉。

然而,何继中很快地让我打消了休息的念头。他把我曾经有过的身份亮给哥哥单位的人听,他告诉大家,我也在一个县剧团里呆过,曾经跟他们是同行。这么一来,我想要休息就成奢望了。

老实说,我这个人很害怕别人知道我从艺的经历,因为这对我并不是一段光荣的经历。在剧团的这几年,我从未出人头地过,我一没有功底,二没有嗓子,从未演过哪怕是一个有分量的角色,了解我的人或者可以看我为一个入错行的人,不了解的人更可以看我是一个去到剧团滥竽充数的人。

我被广宗县剧团的很多青年演职员工围着,求我一定给他们表演一段采茶戏。老天,我已经不记得什么叫采茶戏了,如何给他们表演呢?这不是明明地出我洋相吗?

我忘不了那天下午,广宗县梆子剧团的演员们非让我给他们演上一段采茶戏,我实在是没法演什么采茶戏,只好给大家又跳了一段革命舞蹈“在北京的金山上”,这才突围了出来。

现在每想到这段经历,我还有点措手不及的紧张压迫感。这种感觉有时在梦里会变成临时拉到考场上去那种措手不及的狼狈,真的给我很大的压迫感。

何继中和他的哥哥何继业,这两兄弟完全不一样。长相不一样,性格更不一样。有点奇怪,一个长相像父亲,性格却像母亲;另一个长相像母亲,性格却像父亲。

何继中的长相像极了他的父亲,可是性格性情却秉承了他母亲的特性,给人一种强势压迫感。何继业就两样了,他长得像母亲,性格却像父亲,很是谦和,跟他在一起,给人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

我这么说,会有很多人不同意,就连日后跟何继中接触过的我妹妹也不会同意我的说法。大家都很喜欢何继中,因为他爱开玩笑,常常把人逗乐了。我妹妹日后就说过这种话,他说何继中是个很阳光的人,跟他在一起很逗。其实,很难有人看到另一面,他的过分自信会给人很大的压迫感。

何继中的嫂子姓余。讲到姓氏问题,何继中很有一套他的理论。他说:“我们姓何的人可不能随便嫁娶的,我嫂子姓余,这个姓的人也不可以随便嫁人的。这里面有个讲究,不对的话,会终身遗憾呢!”

我一开始没弄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就追问他,让他讲明白点。

他说自己的妹妹取名为何桥,这名取得好。因为这样一来,困难就没了。河上若是没有桥,是两岸人的大麻烦;若是河上有一座桥,就给两岸的百姓带来很大的便利。

说的没错,我同意这种说法,小桥的名字是取得好。

但是,为什么要说余安妮嫁给何继业是最合适的呢?我还是有点搞不明白。

何继中告诉我,当初他嫂子曾经人介绍,先是认识了郭姓的一个男士,这个人据说跟郭沫若还有点沾亲带故的关系。然而,有一天,来了一个高人,给余安妮发出警示,叫她千万别嫁给郭姓人氏,大不吉利。原来,姓郭的和姓余的相克,因为“锅里煎鱼”,因而彼此相克。

余安妮听到这种说法,就不再跟那郭姓人交往了,后来,有人将她介绍给何继业,同是那人连声说找的好,说余安妮和何继业是很般配并相合的一对,他们结婚会是一段好姻缘。

我问:“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何继中说:“你傻不傻,这还不明白吗?河里养鱼呗!”

听他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何继中看我恍然大悟的神色,大笑了起来。我明白了,他胡诌出一些话来逗我乐,根本就没那回事,我上他的当了。

在广宗县那天,我们晚上观看了广宗县梆子剧团的演出,当然也是应景的革命剧目。我记得好像是焦裕禄,河北和河南两省的人说话唱戏都差不多的腔调,焦裕禄是河南人,当然河北梆子唱焦裕禄比采茶戏的焦裕禄更贴切了。

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临走之前,何继中的大哥何继业有话对我说。

何继业说自己很高兴认识了我,很高兴我肯跟何继中来到广宗县看他。他说自己只有这一个弟弟,他宝贝弟弟就如同他自己的生命。大致意思如此,当然原话不一定是这样的。

接下来他告诉我自己的想法,并且说这也是他父母的想法。既然继中爱上了我,他们就不能不考虑我俩的未来。他认为我俩现在相距十万八千里,不能就这么长期靠通信来维持关系和增进关系。他的意见是我俩最好调到一起去。

何继业对我的情况看来已经了如指掌。他说:“你曾经在剧团工作,应该认识不少人的;听说你还有一个哥哥在县人武部,你的这些关系帮助继中从内蒙调到新干应该没有问题吧?”

我那时对自己跟何继中的未来想得倒不是太多、太远。我想的只是要证明自己的魄力。何继业这么说,是他认为我有魄力,我若是把何继中从内蒙调到新干去,就进一步证明我真是有魄力的人。我那时很希望别人看重我的魄力,也希望有机会能够证明自己是个不同凡响有魄力的女孩子。

其实我并非完全没有考虑过,如果真的跟何继中谈朋友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我是不是会调到内蒙去呢?实话说,真的到了这一天,我很愿意去内蒙。新干这个地方我已经呆够了,呆腻了。

新干这个地方没有留给我一丝一毫的好感,若是有一个地方可去,我愿意插翅而去。我不想再呆在园艺场从事无休无止的劳作,虽然我要去的地方也许比新干园艺场还要落后,还要辛苦,然而我认定,换一个环境对我会有好处。

我不怕离家越来越远。我的家带给我的只有压力和苦难,离开的越远,这种压力也许会越轻。因此,我渴望去到远远的地方,渴望到一个没有人知道我家情况,不会歧视我出身的地方。那个地方或许就是内蒙,我要是确定了跟何继中的关系,那么,我很愿意从大南方去到大北方。

当然我也不是不知道,只要在中国,我走到哪里都无可逃遁。家庭出身在整个中国都是个大问题。我若是换地方居住,并不会把档案里那些不好的记录给抹除掉。只要档案里还有这些记录,那我一辈子都别想出人头地。自从我生下来那天起,就已经注定了我该承受家庭带给我的种种苦难。

现在何继业突然向我提出,请我设法把何继中从内蒙调到新干去。我当时完全被何继业看中我的魄力给迷惑了,所以不假思索地说:“没问题,我有办法的,在别处我没办法,但在新干我会有办法的。”

其实我能有什么办法?我自己也说不上来。何继中去新干看到我的一些情况,就是我所谓的办法吗?

是的,何继中看到了我在园艺场的情况,他或者觉得我们从事的这种劳作很是浪漫悠闲?(那段时间我们恰好都在果园工作)可是如果他来试试,每天完成打十个树洞的指标数,完不成就不能收工;他来试试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去抢收抢种,一直到天黑了才回家;他来试过之后,就不会觉得我们的生活只是在花前树下的那份浪漫了。

是的,何继中看到了我跟周干事有一种很铁的关系。他或者觉得我有这么好的关系网,周干事对我的处境不会不闻不问,对我的难处不会不理不睬。只要我开口,周干事一定竭力全力而为之。然而,他要知道我跟周干事其实根本不是什么亲戚,他就不会觉得这些关系可资利用了。

然而,那时的我就是这么个人,这么个虚荣的人,这么个喜欢打肿脸充胖子的人。我为了证明自己办事的魄力,竟然根本不管真实情况如何,贸然答应了何继业,回去以后就立刻着手办理何继中从内蒙调往新干的事宜。

何继业听我一口应承下来,很是高兴。也许他开口向我诉说时,没有想到我会那么爽快地答应。

我不知道为什么何继中的父母不来说这事,而是继中的哥哥继业来向我张口。也许他的父母根本就没想过让儿子千里迢迢从大北方南下去到离家那么远的大南方生活?但也许他们是同意儿子的想法,然而又不敢确定我的想法,于是出于知识分子的矜持,感觉让大儿子出面比较合适吧!

好像何继中自己也不好向我开口,但显然起意这事的心他早就有了。

我回想起何继中从内蒙写来的那几封信,都是讲到内蒙生活的阴暗面。当时我看那些信件,没有留意到他内心想要离去。我自己是想要通过写信释放自己内心的郁闷,并没有其他目的;于是想象别人也跟我一样,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好过点而已。至于如何改善自己的环境,我想得不多,也因此没想到别人会朝这方面去想并去努力。

何继中见我不假思索就应承了帮他办理调新干的事,自然喜出望外。我看到他那么高兴,有点感觉茫然。新干有什么好的?为什么说到调来新干竟会让你这么高兴?

如今我想,当时我是错看了他的高兴劲儿,我以为他要跟我在一起才那么高兴。当时我看何继中对我是一片真心,我怎能辜负他的这片真心呢?他的家人也都对我寄予厚望,我不能辜负他的家人对我的这份厚望。

第四章  死磨硬泡

回程的火车上,我突然感受到了一种极大的压力。我答应了何继业,回到新干后马上替何继中办理调动。可我怎么着手办呀?我凭什么办呀?这一切让我感到极其困扰,肩负着极大的压力。

回到园艺场,自然大家会向我打听这次北上的种种际遇。我呢,胡吹乱吹了一番,主要把自己在北京玩个爽的经历向众人胡吹乱吹了一番。

大家当然很是羡慕我了。就像陈冲,上次串联时她跟错了队伍,在武汉跟我分开,于是错失了去北京的机会。现在我再次北上玩了个够,她焉有不羡慕甚至嫉妒之理?看到我在天安门前和颐和园里拍的照片,陈冲流露出来的神情,使我更加明白她的羡慕之情。

人都走散后,宿舍里只剩下我和陈冲。我告诉她自己肩负的使命,受何继中家人之托把何继中从内蒙调来新干的神圣使命。我告诉陈冲,我简直疯了,这事我怎么能够做得了?我怎么就不假思索地应承下来了?

陈冲的看法和我两样。她说:“怎么就办不成?哪有办不成的事?就看你办不办了?”

我问:“我怎么办呢?我都不知道从何下手办理啊!”

陈冲很有经验,她说:“死磨硬泡呗!只要你肯下功夫,死磨硬泡,保证你办得成。”

看来我得向她取经了。然而,陈冲其实也无经可取,她告诉我的是一些死办法:找到县委“知青办”,死磨他们,要他们一定帮忙,不然就天天泡在那里不走。

这个我恐怕不容易做到。

第一,我哪有时间一天到晚到县委去泡蘑菇?我的假期本来不多,这次去天津已经用完了我今年的探亲假了。再说,就算有假,在园艺场请假外出也很不方便,除了场部同意外,还得生产小组长的点头同意。我们这个小组的生产组长是位老农,黄拾根这个湖南籍老农对我意见可大了。因我不买常常他的帐,他认为我没有那种接受再教育该有的好态度。我要向他告假,简直是难上加难。

第二,我这人自尊心忒强,很不会泡蘑菇。一般来说,我要做的事,认定了就会去做。虽然有困难,也会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做成功。但是,我讲的困难通常不是指人,而是指事件,困难的事件。如果一个困难的事件牵涉到人,尤其是要苦苦哀求人的帮助,我会放弃,而且会很轻易地放弃。向人低头不是我的强项,尤其是为了某种利益向人低头,我觉得不值,甚至我会看不起自己。

陈冲说:“你要这样认定,那就没戏了。何继中也别想调到这儿来了。”

但是虽然看上去这件事有点棘手,但我还没有做,怎么就能轻易放弃呢?再说我已经答应了何继业,他都看我是个有魄力的女孩了。所以我觉得难归难,还要努力一番。

第一次为了何继中调动的事,我顺利请到假去到县委“知青办”,很感有些意外。

首先一个意外,那就是在“知青办”里遇到的大人物竟然是个熟人。“知青办”的主任竟然是刘培新,这人我早就认识了。我还在剧团时,他是县委人事局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我办理从吉安来到新干,从新干剧团到园艺场,都跟他打过照面,所以我们是熟人,甚至可以说是很熟的熟人。

这个意外可是个好兆头。刘培新已经升任为“知青办”的主任了,何继中的调动问题在他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我这第一次可算是“出师大捷”了,所以我感到有些意外。

但是另一个意外却不怎么样,它将我陷入深深的烦恼之中。

刘培新告诉我,虽然知青的调动一直都在办理中,但不是没有条件,不是任何人想办就都可以办的。比如,我想帮助何继中从内蒙古办来江西新干,那就没有先例,能办不能办就是个大问题。

我听他怎么一说,心里可急了。如果不能办理,那我岂不是向何继业许下了空头支票,让何继中一家人空欢喜一趟?那么,他们会怎么看我呢?不但算不得一个有魄力的女孩子,还是一个说空话和说大话的女孩子。

我几乎放下了我在刘培新面前一向所具有的矜持和自尊。我竟然不直呼他刘培新的大名,竟然称呼他刘主任,我请刘主任你一定帮我忙。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做的,我会尽力在我这方面做好,不给你刘主任添麻烦。

我这种态度有点令刘培新意外。过去他每次见到我都会讨好我。而我呢,不喜欢看他那副嘴脸。是的,刘培新长得很丑,然而,这不是我认为不喜欢他这副嘴脸真正的意思。长得比他更丑的人我也不会持看不起的态度。再说我自己也不是那种人见人爱的美女,我也是相貌平平的普通女子,凭什么就看不起长相不怎么样的人呢?

我看不起刘培新,那是因为他依仗在县委人事部门工作的权势,常常表现得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我过去认为自己没有什么求于他的,对那些求他的人不得不低头哈腰很不以为然,也很气恼刘培新那德性。然而,今天我落到一个地步,也要来求他了,不得不放弃过去对他的不屑,还称呼起他刘主任来了。

刘培新问何继中跟我是什么关系时那种猥琐的样子使我感到气愤,但我忍住没有发泄。

他打斜眼问我:“这人不会是你的对象吧?”那种神情令我很不好受。于是,我干脆响亮地回答说:“是的!他是我男朋友,你不会连这点忙都不肯帮我吧?”

刘培新不正面回答我帮忙或不帮忙,反倒说了一些很无聊的话:“不会吧!你在骗我,你赵妩娜会找一个‘知青’做男朋友?我不相信。”

他凭什么不相信?难道在他眼中,知青就一定是十分蹩脚的人吗?也许他看我赵妩娜心眼很高,绝对不会找一个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的知识青年做朋友。那么,这不是我的问题,是你刘培新对我不了解。

其实,那年头,人们对一个人的生存(做事)能力强与弱,并不那么在意。人们最在意的是这个人的政治面貌。他刘培新能够坐在“知青办”主任的高位上,也不是他有什么特别的能耐,只不是因为他的政治面貌较好而已。

我承认了何继中跟我的男女朋友关系,原意是希望刘培新看在这种不平常的关系上能够帮我。可是那天刘培新没有给我任何承诺,没有因我对他“谦恭”的请求对我做出任何承诺。他只是让我回去等消息,说他要去请示上级部门,在“知青办”所有的案件中,我这是首例,他不能随便说能办还是不能办。

我带着既惊喜又担忧的心情回到园艺场。惊喜的是刘培新是“知青办”主任,比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来讲,他这个熟人应该更容易说话吧!担忧的是,我是否过早地把自己跟何继中的关系确定在不合适的位置上?

我把去县里遭遇刘培新的事向陈冲叙述了一番。陈冲也认为刘培新是“知青办”的主任,事情就会好办些,然而,她也认为让刘培新知道我跟何继中的关系没有好处。为什么没好处呢?她的看法跟我略有不同。

我的看法是我对自己跟何继中的关系还不是那么确定,现在被人知道了,而且被有关部门的领导知道了,这很不好。这样一来,等于大家都知道我赵妩娜的对象是谁,我和何继中就被放在公众场合中了。

陈冲考虑的是另一面。她觉得刘培新是个不怀好意的人,嫉妒心也很重。再说刘培新自己还没有结婚,甚至还没有对象。看到别人有这种关系,没准会使坏,故意不帮你办!

听陈冲这样说,再想到刘培新那猥琐的样子,我感到很绝望。这下可坏了,如果刘培新因此反而更加刁难我,我岂不是更惨了吗?我觉得陈冲的看法有道理,心里的担忧于是就更重了。

然而,有什么办法呢?人家大权在握,我只有听命。现在就看何继中有没有来新干的命了,如果他真的那么想来,也有命来,刘培新就不会刁难我们,不然,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把自己第一次去县委“知青办”的事写信告诉何继中。他听了可高兴了,知道“知青办”的主任是我认识的人他可高兴了。这印证了他对我的看法,我这个人在新干有一定的影响力,能办得成事。

八字还没有一撇呢,这就算能办成事?何继中的来信给我的压力更大了。

这边刘培新说会给我信的,那可是石沉大海。也许他根本就还没开始去办理,他根本就没当一桩事向上级部门去反映。我该不是在园艺场傻等,人家根本不把你的事当回事吧?看来我还得再去找他才是。

陈冲也说:“你坐在家里等他消息,一年也不会有消息的。我跟你讲,你就要死磨硬泡,坐等是等不到的。”

不得已,我再次请假去县城,去“知青办”,去找刘培新。

其实我已经等了很久刘培新的消息了,我跟何继中那么远的通信都有了一个回合,然而,刘培新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怎么就来了?”好像我昨天才刚刚来过似的。

我向他诉说了自己等他消息时的那种煎熬感觉。他有点得意,看来这人有点虐待狂,他大概觉得这样对我实施心灵虐待挺感快乐似的。如果照我本来的脾气,看到他这个样子,听到他这种话,转身就走了。然而,我太想把这事办成了。为了兑现给何继业的承诺,我只好委屈自己,按照陈冲关照的,要忍耐又忍耐,死磨硬泡,就会有成功的一天。

我装作听不出来刘培新话中的意思,接他的话说:“刘主任,你会不会搞错了,我是十天前来找的你。你承诺说会把我的情况反映上去,结果如何也会给我一个准信。我等啊等啊,十天时间过去了,还没有你的回音。我可是不容易请假来找你啊!今天你无论如何得给我一个准信,告诉我该怎么办?”

他慢条斯理地说:“你也太着急了。你们两个也不要那么急于调一起嘛!急什么呢?还没有结婚,就那么着急在一起,人家结婚好多年的都没有像你们那么急着调在一起呢。”

听他这话,我真想给他一个耳刮子。但是我忍住了,为了达到目的,我要忍耐,死磨硬泡。

我说:“这跟结婚不结婚没有关系。我请你帮忙安排一个知青在本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又不是请你给他找一份工作或者什么难以办到的事,让你这么为难?有城市知识青年愿意来我们县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应该欢迎才是啊!怎么,你不欢迎吗?”

我这话也给了他一记当头棒喝。我请他别忘了“知青办”是干什么的?不是坐在这里等着别人敬奉膜拜的,是为知识青年服务的。他以为自己还在人事局,还有权决定别人的生死。知识青年的安置跟人事部门的工作安排性质不一样的,别以为他可以在这个岗位上以权谋私。

其实我这话说了也是不管用的,事实上,各地很多“知青办”也成了以权谋私的部门。文革结束后,涌现出来的大量伤痕文学中,我们就看到那些在“知青办”高位上的人是怎样利用权势欺压知识青年,尤其是女知青的。

可喜的是,我当时的话对刘培新倒是真起了一点作用了。刘培新听我这话后,态度有点改变。

他找了个借口对我说:“不是我不想替你办,这事实在不好办。你想,那个,那个,什么,什么,叫何继中的,他又不是直接从城市下放到我们这里来的。他已经下放到内蒙古去了,再要从内蒙古转到这儿来,不容易啊!先不说没有先例我能不能办?就算可以办,我也无法替你安排下去,得要有接受单位肯接受才行啊!”

我连忙接过他的话来说:“刘主任,我认为有没有先例不是不能办的理由。我们知道文革中出现的事,没有一件是有先例的,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对于新生事物要用积极的态度看待才是吗?只要这件事对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利,那就可以办。虽然何继中已经在内蒙插队,但是他愿意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荣幸啊!那说明你们‘知青办’的工作做得好,外地的知青纷纷来到这儿,对你们负责知青安置工作的人来讲,这可是件大好事啊!”

刘培新大概想不到我会说出这番话来,他一时也想不出合适的话来驳斥我,傻了眼地望着我,无言以答。

我进一步对他说:“刘主任,我知道你只要肯,就能办。我也知道你不会不肯帮我的,你是有一些困难,只是你有什么困难可以说出来,大家一起讨论解决嘛!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不会逼你去做违法乱纪的事。”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想要逼刘培新用心去做这件事。我知道关键是他不用心,他无所谓。他若是肯用心,就必能做成。他若是用心,即使有困难,我也不会怪他,没准我可以通过别的渠道来解决他所谓的困难。

他见我逼得紧,于是退了一步,把一个原本不是理由的理由抬了出来。他说,其他有组织来新干的插队知青,都由县里和公社、大队几方面预先谈妥安排,现在何继中只有一人,“知青办”不可能为了他一人,把各公社和大队的有关人员找来,讨论该怎么安排何继中的问题。

看来他还是以没有接收单位为由,拒绝接受何继中了。

我听他的话有点松动,连忙抓住这话,定格在这一点上,不让他往下退。他如果能够停留在找不到接收单位的问题上,事情就等于进一步了。如此,只要我自己找到接收单位,他刘培新和“知青办”就不会反对,这事不就成了吗?

我亦步亦趋地向前推进着。很显然,这次比上次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了。

刘培新总算同意了我自己去找接收单位,有了接受的社队,下面盖了章,他就同意盖上县知青办的图章。

我欢欢喜喜地回到园艺场,把我这次的战果告诉陈冲。我让她替我出出主意,我知道她鬼点子忒多,她的主意没准有用。

陈冲看我那么依赖她的主意,很是得意。她说:“那你自己先去找好接收单位,然后再去‘知青办’逼刘培新盖章呀!到时候,刘培新就没法再刁难你了。”

我很忧虑地说:“你要我自己去找接收单位,我上哪儿去找呀?那时我们下放时,不也是因为找不到接收单位,才被统一分配来到园艺场的吗?我现在哪还有本事帮何继中找到接收单位,我可没有这个本事,你替我出出主意吧!”

陈冲想了想,说:“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我们在各公社和生产队都不认识人,现在很多公社和生产队都有我们的熟人。你看,在鸡峰公社有杨安陆和付大海;在洋湖公社有郑妤莺和邓水秀;在荷埔公社有……,找他们呀!”

陈冲这话给了我很大的希望。是啊,剧团的老同事们有些下放到了那里,一定跟当地的干部有关系,我何不去找他们帮帮忙。希望他们看在老同事的面上,肯帮我这个忙。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剧团后,想着去看望剧团的老同事。

陈冲跟老同事们的关系没有中断,他们彼此间还有来往,甚至有时陈冲还会去他们插队的地方看望他们,他们有事经过大洋洲也会来看我们。然而,我却不像陈冲,我这个人真的很不懂事,在与人相处方面我比陈冲差远了。

现在我想到当年自己那副德行,很是看不起自己。自以为多么高尚,觉得别人都是“市侩”。好在我的神不这样看我,如果我的神也用我看人的标准看我,我早就没救了。我感谢主让我知道,当年的我有多狂妄,有多自愎,一直瞧不起这个,看不上那个。然而,每每在需要时却还依赖那些被我看不起的人。没有他们,我其实什么事也成就不了。

我没有去找那些插队地方交通不方便的老同事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想要给何继中找一个交通方便的地方落户,这样我们将来就可以常常见面了。

那时新干的交通很不便利,有些地方都还没有公路,要步行很远才能到达。我们所在的园艺场算是交通方便的地方了,然而去到公社所在地的大洋洲镇上,还有近十里地。走到有公路能够拦截车辆的地方,也得走上五六里地。

如果何继中分配去桃溪公社和城上公社,那就糟了。那两个公社所在地的镇上班车都很少,每天大概最多也只有一班开往县城的车;而到底下的生产队去,那就更是靠11路车——步行了。

陈冲也觉得我最好先去找杨安陆。他这个人很有点大哥风范,虽然是剧团的台柱子,但是对人却很实诚。也许是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吧!自己在各方面都很收敛,没有一点主角的架子。他娶了一个出身好的太太,那就是李海鹰的胞姐李海秀。原来也是剧团的演员,后来生了孩子就调到三湖医院工作了。

杨安陆的户口也是城镇户口,因而不能回到老家去落户,因此他找到鸡峰公社作为他插队落户的地方。像杨安陆这种名角,一般来说公社和生产队都会欢迎他去的,因为他可以带动和挑旺一个公社或生产队的文艺生活。

我决定去鸡峰公社的村头村找杨安陆帮忙。找到他,尽管可能他也帮不上什么忙,但至少他可以给我出出主意,看我应该怎么办?

杨安陆插队的地方——村头生产队,离麦斜镇有差不多五里地的光景。村头在新干的一条主干线上。新干共有两条主干线,一条是省道,其中穿过县城,南边是大洲公社,北边是大洋洲公社;此外从县城到七琴公社是条县道,沿路有洋湖公社、鸡峰公社、七琴公社。

村头的地理位置不错,在过了鸡峰公社所在地的麦斜镇上,通往七琴公社的第一个村落就是村头村。

杨安陆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去找他。我找到他时,他没在干农活。后来我知道了,剧团下放在各生产队的人少有下地干农活的,他们可以做很多下放干部做的事,基本上不干农活。

看到他们悠闲自在的插队生活,我羡慕极了。与我们在园艺场紧张的生产、生活相比,简直不好比。那就像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

跟杨安陆在村头一起插队的还有剧团另外一位演员,专演反派角色的付大海。我去村头时,付大海不在,回家看老婆孩子去了。他的家在荷埔,跟三湖公社相近。付大海的妻子原来也是剧团的演员,生了孩子后调到荷埔医院,他们的家现在就安置在荷埔。同样的原因,付大海是城镇户籍,于是只能在某个生产队落户。

我听说他们可以随便请假回家,不用扣假期,更是羡慕极了。早知这样,我们就不去什么园艺场国家单位了。在生产队那么悠闲自在,想干活就干活,不想干就可以不干,那多好啊!

杨安陆让我打消了这个年头。他们是下放干部,而下放知青是另一回事。我们四个吉安来的孩子,只能算作下放知青。一个知青可不能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

这次我总算知道了这其间的差别,怪不得陈冲那么介意转正的事呢。若是我们转正了,那就是下放干部,可惜我们没有转正,只能算是下放知青。一个下放知青去到园艺场,还真是一项特殊的照顾呢!怪不得我问“知青办”的刘培新,可不可以将何继中安排在园艺场?他会说出“想也别想”这种话了。

当杨安陆得知我的来意之后,告诉我事情不太好办。他虽然是这儿的下放干部,但是接受知识青年落户的事,他是八竿子打不着,完全没有权利的。这种事只能是生产队的干部才能决定,下放干部一点也帮不上忙。

看到我一副沮丧的脸,杨安陆很表无奈。我很生气地埋怨说:“又不是到这儿来享福的,只不过是找一个地方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都会那么难。”

当杨安陆看到这事对我打击那么大时,他该是明白了我跟何继中的关系。我不知道他心里会怎样想,会不会像刘培新那样笑我为了一个知青那么动心,那么烦恼,是很傻的一件事。杨安陆是个情感比较细腻的人,不像刘培新,完全不懂感情的事,当然不会向我表露他的真实想法了。

杨安陆给我提建议,去找村干部谈谈,看看村干部愿不愿意帮忙接受何继中?我听说这是一条路,立刻缠住杨安陆,请他带我去见村头的生产队长和村干部。

生产队长很卖面子给杨安陆,他说自己很想帮忙,但是这个忙很难帮。何以如此说呢?因为村头村没有知青,除了几个下放干部外,这儿连一个知青也没有。如果这儿哪怕只有一个知青,他也可以再安置一个。现在连一个知青都没有,你叫他做一件原本就没有的事,实在是勉为其难。

不过,村头的生产队长告诉我们,鸡峰公社其他生产队有很多上海知青,不如去有上海知青的村庄看看,他们能不能再加上一个由内蒙转过来的天津知青?那样的话,应该不是太大问题,至少比这个原本没有知青的村庄自行安排知青落户,于情于理都更说得过去。

杨安陆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只是我怎么才能找到那些有上海知青的村庄,并且说服那里的生产队长肯大发慈悲收下这个天津知青呢?我自己是没有办法的,还得请杨安陆和村头的生产队长帮帮忙。

几乎在同一时刻,村头的生产队长和杨安陆异口同声地叫出了一个名字:“朱金根”。

他们想到一块去了,去找朱金根,让他出面找有上海知青的村干部。

可是,这位他们都很推崇的朱金根是何许人也?他真的愿意帮忙么?他真的能够帮忙么?我还在云里雾里,不知道他们俩的想法对我这个难题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杨安陆告诉我,朱金根是村头人,但是他是此地很有名的民兵连长。朱金根年轻有为,是鸡峰公社干部的重点培养对象。他不但负责本地青年的政治思想工作,还负责所有上海知青的政治思想工作。他跟整个鸡峰公社的村干部和生产队长,也跟整个鸡峰公社的知识青年,无论是本地的下放知识青年,还是上海下放的知识青年,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听他们的说法,这位民兵连长朱金根是他们的领导,是他们的上级领导。只要搞定了他,那就有办法了。

我十分着急地请杨安陆和村头的队长替我找到朱金根。

他们带我去到他的家,就在村头离杨安陆和付大海的住处不远的地方。可是他家里一个大人也没有,只有几个孩子满地爬着。看来朱金根年龄虽不大,却是早婚早育,生下来一大帮的孩子了。

我们在朱金根家里等了一会儿,他老婆从菜园里摘了菜回到家里。看见队长和杨安陆,以及我这个初次见面的陌生女孩,这位好看的农家妇女很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看得出来,朱金根的老婆很淳朴大方,她留给我很美好的印象,也使我充满了希望,觉得朱金根一定会帮我的忙。因为他有这么个尽情理的好太太,肯定自己会是乐于助人的。

朱金根的老婆告诉我们,他不在家,一早到县里开会去了。

我很着急,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来?我实在不容易请假这么一趟趟地跑,如果得不到一点结果就回园艺场,我实在有点不甘心。我想要等他回来,但是他老婆说他今天没准回不来。他们全县的民兵连长现在都在县人武部开会,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今天肯定回不来了。

怎么办呢?今天我岂不是又白跑一趟了吗?

杨安陆说:“你哪里白跑了一趟呀!收获不是很大吗?哪有事情一次就能办成的呀!你已经有了很好的结果了,现在你只要找到朱金根,请他出面找到有下放知青点的村干部,不就有希望了吗?”

说的也是,问题是我没有把握朱金根一定会帮我忙,去找有知青点的村干部。虽然我看他老婆是个大好人,但不敢肯定他一定会帮我这个忙?如果他人在,我就有底了,他能帮忙最好,不然的话,我也只好赶紧去想别的法子了。

突然,杨安陆提醒我说:“朱金根现在不是在县人武部开会吗?那你何不去找周干事,由他出面,叫他替你去请朱金根帮这个忙呢?”

杨安陆和剧团的人都知道,我跟周干事关系不一般。只要是我的事,周干事一定肯帮忙。现在杨安陆突然想到了这个办法,我可以去请周干事找朱金根,帮忙安置何继中。

是呀!我昏了头了,有这么个好友不去拜托,还像无头苍蝇那样,东求爷爷西拜奶奶,到处求人。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与其看刘培新那张可恶的嘴脸,还不如请周干事出面帮忙呢?

不过,我仔细想想,在这之前我不去找周干事还是对的。他一个军队干部,总不能为了一个地方上的朋友——这个朋友是那类不便被别人知道太多,以免引起议论的朋友——到处去托关系,找路子吧!就算周干事愿意这样做,我也觉得不太妥当,我不能为了自己的事,让别人去做不妥当的事。

不过,现在的情况又另当别论了。朱金根是民兵连长,他与人武部,与周干事可是很直接的关系,那种军队和地方的军民鱼水情的关系。他们这种关系,无须太多的人参与和知晓,就能够私下里解决好的。

我很感谢杨安陆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提了这么个很好的建议,我准备采纳他的建议。虽然此刻见不到朱金根,我感到这个建议已经带给我很大的希望了。有了这个建议,再见到了朱金根的家人,如同见到了他本人,我对何继中调动的事更有信心了。他来新干在我看来,已经指日可待。

我告别了杨安陆和刚刚认识的几位村头村的乡亲,立刻乘车奔赴县城。我在回园艺场之前,必须赶到人武部,必须趁热打铁把这件事稍稍办出点名目来。

周干事看我突然来访,很是吃惊,忙问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告诉他没事,我好好的,来找他是想请他帮个忙。

我把自己现在刚从村头来,加上前几次来到县城找刘培新忙着何继中调动的事,三言两语快速地向周干事讲清了。

我说:“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找接收单位,只要找到了接收单位,刘培新就会盖章。他一盖章,这事就成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必须请朱金根帮忙,找一个知青点落实户口。只要朱金根出面找到落实户口的地方,这事就成了。”

周干事看我对这件事如此上心,知道我是势在必得。他没有多说什么,就一口应承我会找朱金根帮忙。他让我回去等他的消息,我对他讲的等他消息没有一丝踌躇,知道他绝不会糊弄我,他定会将此事办得妥妥帖帖地再给我消息。

陈冲听我讲到这一程的经历,就断定此事八九不离十,几乎算是办妥了。她说:“你现在可以放心了,赶紧告诉何继中这个好消息吧!只要周干事出面,民兵连长那还有拒绝的道理?他都巴不得有这个机会帮忙呢!”

我心里还不敢太过笃定,虽然周干事可以帮我搞定,让朱金根接受何继中在鸡峰公社某一个知青点落户;可是谁知道刘培新还会使出什么新的手段和花样来刁难我呢?在我看来,一定要把落户证开好,从下到上都盖好了图章,这才能算数。即便这样,也还不好算数,万一内蒙古方面不肯放人,也不能算作将事情办妥了。

不过,我对内蒙那边肯不肯放何继中走,并不是太过担心。就算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新干办他办妥了,他那边不放行,我也毫不在乎。因为直到那时,我心里还没有确定自己是否很想要他来到新干。我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办事的能力,证明自己是个有魄力的女孩子。看我那时的光景多么糟糕,完全被那虚有的美名占据了。

我那时对新干这个地方不存丝毫好感,巴不得有一天能够离开,而且是离得远远的。一旦何继中来了,一旦我跟他的关系真的朝那方面发展,我岂不是没有办法离开新干了吗?那个阶段的我和其他知青,我们都对自己的未来感到绝望,我们都没想到,有一天大家伙统统都会走出“农门”,回到城市。

周干事真是好样的,他对我的好是那种真心实意的好。我现在都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有什么好德行,值得周干事这样对我?说实在的,现在想要找周干事这种人,已经很难了。

我已经不可能跟他发展什么关系,他还一如既往地对我好,这种人真是少见。虽然他也许看政治前途过重,但当时谁不是那样?所以我一点也不怪他,倒是为他日后一直关注我,帮助我,而十分感激他。

过了不久,我再次去到村头,见到了民兵连长朱金根。他其实并不比我们大多少,虽然那时他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他的年龄只比我们略大而已。一个看上去很实在的青年人,就是在农村,像朱金根这种实在的小伙子也是不多的。

朱金根说,他已经帮我联系好了接受何继中的单位,不是某个知青点,而是鸡峰林场。

朱金根还说,虽然去知青点有知青点的好处,有很多知青为伴。但是毕竟何继中没在南方呆过,对干南方的农活不一定习惯。他觉得安排他到林场去挺合适的,在那里可以过集体生活,做的活儿也是植树造林之类比较单一的活儿。

我太高兴了。虽然鸡峰林场不比园艺场,但好歹也是个林场呀!当然比插队更胜一筹。朱金根这可是尽了他最大的力量,把事情办到最好的程度了。他说户口可以落在村头村,干活就到林场去。

随后,朱金根陪着我和杨安陆一起到鸡峰林场看了看。

我们从村头到鸡峰林场要经过好几个村子,其中有一个“塔前村”。朱金根告诉我,“塔前村”有一批上海知青,他们来到这儿已经一年了。这些上海知青表现很不错,以后何继中来到这儿,可以跟这里的上海知青打交道。

从村头村的公路旁来到鸡峰林场,我们差不多走了近一个小时,也就是说,至少有七八里路。我们(我和杨安陆以及民兵连长朱金根)一路走走停停,说说笑笑,终于来到了不久后我就要常常光顾的鸡峰林场了。

说实在的,这个林场很小,小到只有几个人而已。在山的半腰中,有一桩两层楼的板房,那就是林场的场部了。周围有好几座山,是属于林场的山。在山上种植了一些树苗,都是杉树之类的木材以及茶树之类的经济作物型材。

林场只有几个中年男职工,其实也就是附近生产队调拨过来的农民。他们看到我们后,一个劲地说在这儿比插队要好。他们说插队的知青太辛苦了,而在这儿,既用不着下水田,又没有双抢季节,因此比在知青点好上许多。

这话不假,虽然在知青点比我们在园艺场自由点,但是样样要靠自己动手还是很不容易的。除了每天要出工挣工分外,还得自己砍柴,自己种菜,自己做饭。已经在田里累了一天,回来后再挑水做饭,确实很累,我是深有体会的。

看起来在鸡峰林场不似园艺场会那么紧张。虽然大家天亮了就去干活,到了吃饭的时间就回来吃饭,但是这里显然没有人会像盯小偷那样看你会不会偷懒?在这里工作也没有指标,不是每天非要完成多少棵树的任务。我以为没有指标是最好的,如果有指标那就有压力,有压力人就会很辛苦。

林场的职工请我放心,告诉我,何继中来到这里后,他们一定会照顾他的。毕竟是城里人嘛!哪能像他们干惯了的人那样?我信,这几个人看上去比园艺场的老农黄拾根要厚道多了。再说,何继中是朱金根安排进来的人,不看佛面看僧面,他们定不会为难他的。

朱金根说,何继中如果在林场干活累了,可以到村头村去休息。在村头村,有一个礼堂,是村民开会用的像是祠堂一类的公共场所,礼堂的楼上有一间小房间,何继中可以把那间小房间当成是自己的家。如果我来鸡峰公社做客,也可以住在那间小房间里,而何继中则可以跟杨安陆和付大海住在一起。

太好了,简直太好了,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事啊!我很感激朱金根安排得这么好!我二话没说,连连说:“这样很好,这样很好!”我趁热打铁,连忙请朱金根和村头的生产队长写下接受文书,并盖上生产队的图章。

第五章  高干子女

        这一阵子忙着为何继中办调动,园艺场发生的事我都有意无意给忽略了。

        园艺场来了几个知青,有上几个上海知青,还有一个北京知青。我知道,来人不是等闲之辈。在办理何继中的调动时,刘培新明明说过,知识青年来园艺场是“想也别想”。怎么才不到几个月,就有知青来到园艺场了。这就不止是“想”的问题,而是成了事实了。

陈冲是消息灵通人士。她告诉我来的几个知青都是高干子女,其中有一双兄妹,他们是新干公安局局长唐言保的远房亲戚。他们父母的官位可比唐言保大多了,所以唐言保一定会藉着这次上山下乡运动,动用他在新干的职权和关系,好好地接待自己的亲戚和上级领导的一双革命儿女。

我过去一直不知道所谓高干,到底有多高?唐氏兄妹来到园艺场后,我知道了他们的爸爸是十级干部。据说十三级干部就可以称为高干了,数字越小级别越高,中央领导大概算是一级吧?挨次下来,到唐氏兄妹的父亲,这个曾经南征北战的老革命,他是第十级了。据说他们的母亲级别较低,但也是高干,现在在上钢六厂任党委书记。

与唐氏兄妹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男生,名叫李国刚,他是哥哥唐新生的同学。想来也是高干子女,不然怎么可能是同学?据说他们这些高干子女上学也在高干子弟学校,自然李国刚也是高干子女了。

除了他们仨之外,还有一个女生,北京来的女生。据说这个名叫于南征的女生老家也在新干,大概父亲也是长征干部或者是南下干部吧!于南征一口地道的北京腔,跟我在北京时听到的何继中的家人讲话是一个腔调。

他们都是大个子,除了李国刚个子稍低外(也至少有一米七四),都是高个子。于南征看上去就像个假小子,没有一点女孩味;唐湘琴虽然一脸的羞涩样,但因其个子高,看上去也缺少小家碧玉的江南女人味。

唐新生和唐湘琴两人都是高度近视。不,可能不是近视,而是弱视。看到他们看人眯着眼睛的样子,尤其是看书时脸贴着书本的样子,感觉很是累。看的人觉得很累,想必他们自己更累。我不知道他们学习起来比我们是否更困难?我想会的,他们会比我们需要更多一份的努力,才能够得到较好的成绩。

那天是下大雨,他们来到园艺场时,每个人从上到下淋湿透了。

我看他们一个个成落汤鸡的模样,先是很同情他们。但是,过一会儿,我就知道他们根本不需要我的同情,他们会得到很好的照顾。果然,他们不像我们,上午来,下午就下地干活。不像我们,跟其他职工一样,天黑了才收工回家。

这几位来了园艺场好几天了,都不见他们下地干活。他们似乎也一直没有分到哪个生产小组,不然,生产组长可不干了。他们的指标由谁来完成?既然没有分到小组,自然就没有指标等着他们去完成了。

这些当然都是场领导的事,哪由得我们平头百姓来操心?但是,我们很快就知道了,这几个高干子女是下来镀金的。那时候,镀金这种说法并不普及,我们也是通过一段时间的体察,才明白镀金是怎么回事的。

有几天,于南征到我们小组来参加我们小组的劳动。她跟我在一起,整个上午在一座山头上就我们两个人。我问于南征她会在园艺场呆多久?在我看来,她呆不了多久就会走。她说自己也不知道,反正这是场领导和上头的事。

于南征不是那种娇滴滴的女孩。那天她跟我一起赤着脚上山,那座山头正好有很多荆棘和碎石,光脚在上面走会很痛的。但是于南征好像没事似的,我问她为什么不穿雨靴?她说没事,正好可以练练“铁脚板”。说完,就故意在一堆荆棘上面踩,全然不顾脚脖子上面划出血痕和血印。

她说这话时,不带一点用现在的话来说“作秀”的味道。也就是说,她倒是真心实意地愿意锻炼,练“铁脚板”。我看她这样,也就不在乎自己的脚是否踩在荆棘上,是否会出血。我想,也许常常在荆棘上走动,脚板上的皮厚了,反而不会有血痕血印,也不会感觉疼痛了。

跟南征在一起劳动的时间不长,也就是那么三五天吧!她让我想起了大寨的铁姑娘郭凤莲。

1964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霎时间,大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成了中国农业的圣地,数以千万计的取经者从全国的四面八方汇聚于虎头山。国家领导人,乃至一些来华访问外国首脑、政要,也千里迢迢地到这个小山村里领略一番中国农民的智慧和力量。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在大寨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大寨成为当时中国农业高高飘扬的一面红旗。

郭凤莲是个传奇式人物。她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大。三岁失去了母亲,寄居在大寨村的姥姥家。1962年完小毕业后在大寨务农。1963年参加了大寨的抗灾自救,同当时的“铁姑娘”们一道投入到“先治坡后治窝”的强劳动中。1964年,年仅十六岁的郭凤莲,就担任了铁姑娘队队长;与那些花季少女同男社员一样战天斗地,改造家乡落后面貌,成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的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我那时很是佩服郭凤莲,希望自己像她那样,不逊于男同胞,在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劳动中,成为一个铁姑娘似的女性。可是,我真的很不争气,一遇到强劳力的试炼,我就会败下阵来。不但成不了铁姑娘,反而脱不了资产阶级臭小姐那顶恐怕要永远戴在头上的臭帽子了。

现在有一位高高大大很是彪悍的女孩就在我眼前,人家可是高干子女啊!然而,她却不怕流血流汗,跟我一起赤着脚,在荆棘地里劳作。我很是感动,被于南征这种苦练“铁脚板”的激情所感动;于是,也不顾感觉到的劳累,开开心心地跟着干了起来。

从于南征的身上,我认识到为什么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话真是有道理。当时有那么一会儿,于南征真是成了我的榜样。我内心暗下决心,学不了大寨的铁姑娘,我就学习于南征吧!我要像她那样,愿意光着脚练“铁脚板”,这也是一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好表现啊!

于是,我天天赤着脚出工,无论是天晴下雨,无论是水田石山,我都赤着脚,下定决心要练就一副“铁脚板”,不再被人看做是娇滴滴的光会说埋怨话的资产阶级小姐了。那段时间,感觉日子不像过去那么难过,我脸上也挂着笑容了。

很遗憾的是,就在我下定决心要向于南征学习后不久,于南征就消失不见了,再也没有回到园艺场。园艺场里充满了各种议论,有人说她爸爸“解放”了,她也“解放”了;于南征从园艺场得到解放,去部队当兵去了。

于南征的离去使我要做铁姑娘的决心受到打击。我心里既生羡慕,也满有嫉妒。

还是做高干子女好啊,有老爸在后面撑腰,前途一片光明啊;哪像我呀!天天过着暗无天日没有盼望的日子。虽然现在不再有触及皮肉的批斗了,可是触及灵魂的批斗还是隔三差五会临到我。他们这些高干子女,虽然在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吃了点苦头,但是时过境迁,现在又抖起来了。可是我们呢?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我又回到了满心苦毒、自怜的日子中了。这种来自魔鬼邪灵的阴暗心态折磨着我,使我原本已经很难过的日子,变得越发苦挨难过了。

唐氏兄妹几乎没有在园艺场里干过什么重体力活。我记得在冬天拣种子的时节,大家围坐在大竹盘前,曾经出现过他们的身影。其他在什么劳动场合见过他们,我就不记得了。

不过也是,像他们这种患有严重的遗传性眼疾的人能干什么活呀?抡起锄头来,没准不往地上锄,拼着老命锄下去,说不定就会锄到自己的脚呢!像他们这种样子的人,我看也是最好别让给他们干什么活儿,否则真是劳民伤财。

说到劳民伤财,我有时会想:如果上山下乡真是为了接受教育,即使劳民伤财应该也是值得的。如果说好了上山下乡仅是一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和阶段,大家不是无止尽地修地球,有回城从事其他工作的盼望,我想知识青年们都会愿意苦上个三五年,就像去服兵役那样受点磨练,因为那是值得的,是磨练自己的好机会。

问题是大家都不知道这种日子哪天是个头?而且大家都没能从上山下乡当中学到了什么对人生有益的功课。于是这种劳民伤财就十分不值了。我看除了有极少数的人是镀金外,大多数人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都受到伤害,肉身和灵魂一个个都伤痕累累,有些人甚至终生难以痊愈。

我跟唐氏兄妹处得不错,虽然我们在一起干活的时候不多,但是毕竟大家在同一个屋檐下呆过,吃过同一个锅里的饭菜,我们又都算是大老乡,所以关系不错。

我回到上海探亲时,曾经上唐家去玩过几次。他们家住得离我回上海住的二姨家中不远,二十六路车两三站路而已。唐家在淮海路和延安路交叉的路口,不远处就是美领馆(美国驻上海领事馆)。

我去唐家很多次,然而,一次也没见过他爸妈。也许因为他们是高干,工作太忙了,顾不上和孩子们在一起。我看做高干子女这一点不怎么样,他们难得能够享受亲情。

唐家弟兄姐妹很多,至少有七八个。唐新生大概是在新疆出生的,故叫新生;唐湘琴是湖南出生的,因而叫湘琴。他们家都遗传了父母的眼疾,所以个个眼睛不好。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当兵入伍走仕途。

他们在新干园艺场呆的时间比于南征要长一些,也许是因为身体素质的缘故,他们不能像于南征那样拼命。基本上这兄妹俩不干重体力活,有一段时间让唐湘琴管管食堂的帐。那时我看她常常把食堂的账本贴在眼睛上看,还取笑过她几次,当然有时我也会帮助她一起把食堂的账理理好。

后来我们分开了,我离开园艺场,他们回上海了。我听说唐湘琴嫁给了她的同学,一个空军司令的儿子。唐湘琴自己也在虹桥机场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我们这些时代的弃儿,当然只有仰止的份。

再后来听到的一个惊人的消息,使我终于停止了对这些高干子女的仰慕,我看到了原来做一个高干子女不光有父母带给他们的种种优越感,还会带来那么可怕的致命伤。当然,最终使我停止仰慕他们的是我的信仰。

感谢主,我曾经那么羡慕和嫉妒那些高干,现在我知道了,神真是很公义的神,他爱每一个地上的人,对每个人都给予平等的机会和才干。只是我们被是个世界的王弄瞎了心眼,我们根本分不清什么是好,什么不好。我们会按世俗的观念来认定哪些是好的,我要去追求;哪些不好,我要千方百计地避开。我们贪图的是这个世界的各样肉欲享乐,我们讨厌能够把我们引向永恒和真理的苦难经历。

有件惊人的事在新干的上海知青中传开了。唐新生的大哥在文革后期,当然是依仗父亲的权势,找到了最好的仕途。他出任外交部派往非洲某国的外交官,他在我们这代人当中当然是佼佼者了。

然而,有一天,这位唐家的大哥突然在异国的使馆里行凶杀人,把所有的使馆官员都枪杀了。他自己的结果如何?不用说也知道了。他没有自杀,而是被自己的党和自己效忠的国家权力机构拉回到自己的祖国给枪毙了。

不知道的人会说他是不是疯了?那年头,别的知青还在凄风苦雨中奋斗呢,就算是幸运的有如于南征等当兵奔前程的人,那也是在部队的大熔炉里浸泡在汗水雨水中奋斗的啊!唐大哥已经升得够高了,他还不满足吗?

是的,人的欲望是永远也不会满足的。尤其是那些高干子女,他们看到的不是百分之九十那一大批不如他们际遇的人,他们看到的是那百分之一少数比他们更强势的人。在权力和利益的倾轧中,他们把别人撂倒了,最终自己也倒下了,而且永远倒下了。

新干县的人,无论是上海知青还是当地干部,再也看不到唐家的人出现在新干了。虽然新干是唐老爸的老家,但是家族遭遇到如此大的变故,他们便不再回去了。既不能衣锦还乡,他们也不想被人议论,好在后来的政治态势即便遇到唐家大哥如此吓人的暴力事件,也不再会殊连九族了。他们也不需要有个地方可以躲避突如其来的灾难了。

园艺场的另一位高干子女的情况跟于南征和唐氏兄妹完全不一样,倒是非常值得一提的。

我这次去新干园艺场“省亲”,那些老职工告诉我,我才是第三个回到园艺场的知青。除了我,只有上海知青江安宁和李国刚去过园艺场。

江安宁不是高干子女,他在园艺场呆的时间也很短。江安宁“有幸”分到园艺场,是源于他的“不幸”。他刚下放来到新干就出了车祸,他的一只手臂在载知识青年从樟树火车站到新干溧江公社的车辆行驶中被废了。于是,有关部门将他从溧江公社重新分配来到园艺场。

从他们的描述中,我知道了李国刚不像我回园艺场,我不过是忆忆旧土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李国刚那可是对园艺场有着一份极其深厚的感情。

他不止一次地去到那里,最近一次回到园艺场,还请全体园艺场的职工去到县城上馆子。李国刚现在侨居美国,每次回国,他都会去园艺场看看,据说他很想帮助园艺场脱离至今的贫穷落后的状况,正在设法呢!

老职工的讲述,使我想起了李国刚当年在园艺场的一些情景。

他在园艺场呆的时间是最长的,参加劳动也是最多的。虽然他跟唐氏兄妹一起来的,我们也知道他家是高干,他是属于高干子女。但是他在新干却不似另几个高干子女那么受宠。并且我想,这多数不是园艺场的领导故意要对他另眼相看,而是他自己甘愿把自己放在普通人的地位上。

虽然唐家和于家都是从新干出去的革命者。既然李国刚是随着唐氏兄妹一起来到新干,那他也必定可以跟他们一样享受种种高干子女的待遇。我没有求证过,但据我对李国刚的观察了解,我可以肯定是他自己放弃照顾,是他自己要跟我们一样战天斗地、改造山河。

这就是我对李国刚特别好感的地方。

李国刚终年四季理个小平头。他其实五官很端正,属于那种“帅哥”类的小青年。但是他从不在乎自己的衣着,常常跟我们一样,裤腿挽得高高的;跟我们一样,赤着脚下到田里,上到山头。

可惜他跟我不是一个生产小组,也可喜他不跟我是一个生产小组。之所以可惜,是因为如此,跟他直接打交道的机会就不多了;之所以可喜,是因为如此,黄拾根就不会拿他跟我比,更把我贬得一无是处了。

李国刚在上海的家住在离唐家不远的地方,也是徐汇区各领事馆的附近。这是上海人称为“上只角”的地方,高干嘛!当然住在“上只角”了。我们都在园艺场时,我没有去过李国刚的家。我几次去到唐家,理由是去看唐湘琴,去李家没有说得过去的借口,毕竟男女有别嘛!

然而,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在一起时,我没去过李国刚的家,才会在后来发生那许多震撼我的事件。

我跟李国刚在一起那么久,我只知道他是高干子女,但是他的父亲是谁?他自己为什么会有不同于其他高干的禀性特征?过去的岁月里,我从未好好地想过。因为当年我们同事时,我一次也没有去过他的家。如果那时我就去他家玩,那就不知后来我会怎么去想李国刚的家人和他自己了?

李国刚留给我的家庭地址是:上海市衡山路53号。我只知道他家靠近乌北路,至于那是否跟唐湘琴的家一样,是一座高干聚集而居的大楼,那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我没去过他的家。

终于有一天我去了他的家,那时我们都已经离开园艺场了。我已经来到上海读神学,我听说李国刚到美国去留学了,带着他的妻子,一个吉安人,他们在吉安读工农兵大学时认识的同学,一起去美国留学了。

那天是主日,我们华东神学院的同学接到通知,去位于衡山路的国际礼拜堂做招待。我一听说衡山路,马上就想起了李国刚的家,不知那儿离李国刚的家远不远?自我信主后,我常常会想起一些老同事,哪些人更容易听从神的呼召,来到神的面前,接受神的救恩?我要向他们去传福音。

我想到过李国刚。他这人一点都不势利,身上没有一点高干子女的味道,在我看来,他倒更有一股基督徒的味道。

看唐家的兄妹们,一个个都把家庭出身看得很重要,与他们来往的都是高干子女。我去唐家玩,唐湘琴也会向我炫耀她的朋友,某某某是什么部长的孩子,某某某是什么司令的孩子,好像他们这些贵族阶层的人有多了不起似的。

其实我自己更是满有虚荣心,不然,我怎么会跟他们做朋友?怎么会愿意去他们家玩?现在我讲起这些,自认为比他们还势利。他们在自己的境遇中难免会势利,而我却在我的境遇中虚伪地审时度势,一方面跟他们玩在一起,一方面心里还要批评论断他们,岂不是更加势利吗?

李国刚找了一个吉安女孩,而且据说是一个出身很普通的吉安女孩做妻子,光凭这一点,我就很佩服他。至少他没有门第观念,他不觉得自己是高干子女,就该去找门当户对的那类女孩。他没有,他的妻子是一个吉安小市民家的女孩,是一个卫校毕业在医院工作的普通护士。

我曾经听到过唐湘琴讲起,李国刚的父亲是新华社驻香港的社长。我不知这个官位究竟有多大?唐湘琴告诉我很大,比他父亲的官位更大。我想,大概是文官一类的。一般像新干这种穷苦地方出去的人,都是武官,当兵出去的。而李国刚的父亲却是有文化的领导人物,不然,怎么可能当新华社社长呢!

新华社可是国家的喉舌机关啊!李国刚的父亲是中共派到香港去当新华社的社长,更是国家重量级的人物。然而,就是这个重量级的人物,他的儿子却是个跟我们一样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青年人,一点也没有高干子女的臭架子。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短,无疑李国刚已经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了。现在我来到上海,我去位于衡山路的国际礼拜堂做义工,我看到李国刚的家就在附近,心里涌现出很多过去美好的回忆。

然而,当我第一次来到国际礼拜堂的大门口,看到那块门牌号的时候,我吃了一惊。那里分明写着:衡山路53号。这不就是李国刚的家吗?我怎么到了李国刚的家门口了,可这儿怎么会是一座礼拜堂,而且是国际礼拜堂?

太多疑问搅扰着我,使我想要弄弄清楚了。可是我怎么去弄清楚心中这一切疑团呢?

我问一起在国际礼拜堂里做招待的一位上海阿姨,这儿过去是不是礼拜堂?这儿的门牌号码有没有变更过?阿姨是个老上海了,她非常肯定地回答说:“没有,从来没有变更过,一百多年了,这里一直是国际礼拜堂。门牌号码也没有变过,一直是衡山路53号。”

我在国际礼拜堂里面走了个遍,想看看有没有其他建筑,我想,也许同一个门牌号里会有好些间屋子,也许李国刚的家在这座大院里的一个小屋里呢!然而,整个衡山路53号只有一座大的建筑物,没有其他附属屋子。与敬拜大厅相连的三层楼副厅,也完全是基督徒敬拜神的场所,而不是某个人的家居房子。

我真有点搞不懂了,李国刚为什么把这个地址留给我,说是他的家呢?李国刚不是那种说谎的人啊!不会把一个本来跟他毫无关系的地方说成是他的家来糊弄我们啊!也许这个地方曾经派过它用?文革期间这种事非常多的。

那个阿姨说,文革期间,有一度国际礼拜堂是曾经另作他用,但也没有过住家的呀!她告诉我,国际礼拜堂曾经被上海京剧团霸占过,作为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剧组所在地。不过,那也是一时的权宜之地,很快地“智取威虎山”剧组就从这儿撤出去了。

有好一段时间,这个疑团一直困扰我,我找不到任何解答。

然而,就在我就读华东神学院期间,我知道了一件事,一件对中国教会来讲,很具影响力的大事。

有肢体们告诉我,别以为在礼拜堂里作牧师的人都是信仰好的人。牧师当中还有不信的呢!

我当时在基督里还是个幼小的婴孩,听到这话大吃一惊。虽然我看过小说【红与黑】,里面的男主角于连其实是个没有信仰的人,但他为了穿上黑袍往上爬,去就读巴黎的贝尚松神学院;但我认为这是小说,而且是国外的事,中国不可能有这种事。在国外,穿黑袍的人社会地位是很高。然而,在中国,一个传道人却要时刻准备好“为义受逼迫”。所以我认定在中国的牧师中,不会有假信徒。

可是告诉我的肢体却给我举了一个例子,证明这话不假。确实有很多人打进基督徒当中,甚至冒充牧师,为的是将教会掌握在手中,使教会失去在基督里的真自由。

这位肢体提到一个曾经在国际礼拜堂里作牧师的人。他其实不是基督徒,他是个共产党员,而且是共产党的高层干部。为了把神的教会掌控在党的手中,这个真共产党员假信徒就打进了国际礼拜堂。他在国际礼拜堂里做牧师十多年,在神圣的讲台上宣讲神的话十多年。从49年大陆解放后就一直在那里做牧师,直到文革来到。

文革初期,轰轰烈烈的破四旧、立四新的群众运动,把国际礼拜堂也搅得天翻地覆。这位名叫李储文的地下党牧师也被红卫兵小将拉上了“历史的审判台”。那时的红卫兵小将对封资修的代表人物是不会轻易放过的,他们对李储文也实施了异常暴力的革命行动。

李储文在红卫兵小将的暴力压制下,不得已说实话了。他告诉红卫兵小将们,自己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是党和政府秘密派驻在基督教界里的一名共产党员。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李储文将隐瞒了十多年的身份亮了出来。为了保命,他把自己真实的身份亮出来了。

他这一亮身份,在红卫兵这儿是过了关了,可是你可以想象,在众多的基督徒心目中,他成了怎样的一个人?

像他这种人肯定是不太适合继续在教会做牧师了。这位肢体告诉我,党和政府没有丢弃为党忠心效力的李储文,便授予他更高的职位,马上派遣他去到香港,担任新华社驻香港办事处的总负责人。

当我听到这个信息后,立刻就想到了李国刚。

对,这个李储文李牧师,就是李国刚的父亲。太多的信息可以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了。李国刚的家住在衡山路53号,那儿是国际礼拜堂。他们同姓李,唐湘琴告诉过我,李国刚的父亲是新华社驻香港的社长。这难道还不够吗?还不够证明李国刚就是中国教会那位有名的假牧师李储文的儿子吗?

如果我不是李国刚曾经的同事,我听见这位肢体告诉我有关李储文的事,一定会义愤填膺,痛心疾首并且大肆批判。我一定会对这个打进基督徒内部的假牧师深恶痛绝。但是老实说,我当时听到这个信息,除了感到十分的惊讶之外,却没有丝毫的痛心和恨恶。

因为我想到了李国刚这个人,从他,我才来想象他的父亲。人们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但也可以从一个儿子身上的品行,来透视他的父亲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在我看来,别的人如果冒充牧师站在神圣的讲台上是很可恶,但是李国刚的父亲李储文真会那么可恶吗?我不知道。

反正当时那一刻,我想到他是李国刚的父亲,就不觉得他十分可恶了。

我记得那是85年,我找到华东神学院负责生活的老师戴牧师,交给他一篇我写的文章,内容就是有关李储文。我在那篇文章中论述为什么李储文这个假冒的基督徒牧师竟然能够带领那么多人来到神面前,竟然能够带领那么多人在基督里成长成熟?我感到不可思议,就写了这么一篇探讨性的文章。

我说,我宁可相信李储文不是一条毒蛇,而是一个充满了复杂矛盾的人。也许他当初确实对神的真理不认识,带着从共产党而来的使命在教会卧底。但是人是可以被改变的。我宁可相信李储文在接触到这么多神的话后,他内心深处有了改变,他会明白神的大能大爱,因而在他的讲章中,他一再如此地阐明神的大能和大爱。如此,他才能在国际礼拜堂做牧师那么久而没有人怀疑他共产党员的身份,甚至他还能够帮助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并带领很多人在基督里成长。

在这篇文章中,我也说到自己宁可相信李储文同样是个软弱的人,他在红卫兵强大的压力之下,把另一个身份亮出来,为了保命。但是在那种年代里,不是很多传道人都变节了吗?那些变节的传道人现在不都又悔改来到神的面前了吗?既然人性的软弱能够体现在别人(诸如彼得在黑暗权势压制之下的三次不认主)身上,那毫无疑问李储文也是这样软弱的人,而不是一条打进神的教会里的毒蛇。

当然最主要的是现今他的生命光景了。然而,这些我们是没有办法了解的。或许有一天,他会像圣经里的尼哥蒂姆那样,比别的貌似刚强的基督徒更勇敢也不一定。所以我现在对李储文不会恨,恨不起来。

在这篇文章中,我没有告诉人李储文的儿子是我曾经的同事,也没有告诉人我对李国刚道德面貌的好感和认同,以及自己如何幼稚地由此揣摩出李储文的生命光景。我之所以不说,没有别的理由,只是不想让人觉得我的认识带有个人情感在内,不愿被人看作是自己不是从灵里看问题,而是在魂里看问题。

然而事实是,我确实生命十分幼稚。我就是带着个人情感在看问题,我就是在魂里看问题。那时候的我,还只是个基督里的婴孩,只能够吃奶,不能够吃干粮。因而虽然我不恨李储文没错,我认识到人性的软弱没错,但是我的认识层面确实还在魂的层面。

可是令我十分不解的是,我的这篇文章在华东神学院掀起了轩然大波。当那些牧师们看我一个刚刚入学,甚至也是信主不久的神学生竟然敢于去碰这个敏感事件,而且竟然去为这个敏感的话题大发议论后,他们对我开始严加注意,把我当成异类分子看待了。

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时神学院的老师们一下子就对我十分冷淡了。我感到自己突然如临大敌,被置于整个学校甚至整个教会的对立面了。在这之前,我一直很单纯地看待教会的问题,觉得教会是这个世界里惟一的一块净土,我自己在这块净土上生活学习,充满了平安和喜乐。

然而,就是从写有关李储文的文章开始,我意识到了教会里跟社会上同样存在着的“善恶之争”。我这个基督里的婴孩,好像突然被母亲断奶那样,既充满了痛苦,又充满了进入“冒险”时期的新奇和喜悦。

是啊!我是个魂势力很大的人。那时候我把李储文当做是“双料特务”,有点类似于克格勃的“双料特务”。

我们都知道,所谓“双料特务”,那就是周旋于对立的双方,无论是思想和情感以及言论行为都不单单属于对立的任何一方。一般而言,作为一个“双料特务”,这人必须具有高超的手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周旋于对立的双方,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信主之前,我是很佩服那些作“双料特务”的人的,甚至有时幻想自己也会成为一个这样本领高强的人。当然,因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当然也不会懂得这种人在矛盾痛苦中生活的实际光景。我那时完全不明白一个人是如何有限,不明白处在极度的矛盾痛苦中对一个人的伤害会有多大?我还曾经希望自己成为这种人呢!多么可笑。

李储文在我眼中就是这种人。对于共产党,他是忠心的;但处在神的教会中,他每天读的是神的话,接触到的是神的儿女,焉能不受感染和影响?所以我断言,他向着神的心也是真诚的。他之所以长期不被基督徒识破他的真面目,之所以被很多基督徒认为是一个好牧师,那是因为他也是个有主的印记在身上的人。

你可以说他是两面派,明一套暗一套的两面派,会装假的两面派。然而,依我看,如果一个人装假能装一辈子,那就不能算是假了。李储文从共和国成立一直到文革开始,他装假装了那么多年,真是不容易的事。有谁能够装假装那么久?你去装给我看看。

使我非要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是因为李国刚。我想,李国刚既是这个高级两面派的儿子,他的生命光景岂不是会跟这个装假的父亲如同一辙吗?然而,我不认为李国刚是个两面派,他在园艺场的表现从未给过我两面派的印象,他是个真诚的人,是个正直的人。我虽然没有办法接触李储文,了解他的行为模式,但是,我从他的儿子李国刚身上,能够看到李储文的真实生命光景。

李国刚之所以能够成为我眼中一个真诚的人,正直的人,肯定跟他的家庭和他所受的教育有关。他的家庭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家庭呢?是的,他确实是个高干子女,他的父亲是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因此他是出身于高干家庭。

然而,他不同于其他高干子女,不同于他身边的高干子女唐氏兄妹,甚至也不同于来自北京的高干子女于南征。李国刚在园艺场是实实在在地锻炼自己,改变自己。在他身上,从未有高干子女一丝一毫的优越感,有的只是后来我从基督徒身上才看到的那种柔和谦卑。当然,这就是主耶稣的形象和样式,也只有真正的基督徒才具有的那种柔和谦卑。

主耶稣说:【太11:29】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我不能不想象他的父亲李储文是怎样教育子女的。我可以想象李储文是用圣经的真理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李国刚之所以在我眼中很像是个基督徒,那完全是因为家庭教育的结果。

圣经还说:【太7:17-18】 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我现在学会了在灵里看人,也就是说,我们都不是好人,而且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好人。如果世上有一个在神眼中的好人,那就不需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世实施拯救了。

李国刚的父亲确实是共产党打进基督教里的卧底特务,这在基督徒眼中是“十恶不赦”的。但是,我直到今天还是不恨他。原因是我只能根据圣经的原则来看他,他还没有死去,他还有机会得蒙主的赦免。即便他像卖主的犹大。可是,犹大若是不自杀,他还有机会蒙主赦免的。何况李储文这样的人,难道神的恩不比他的罪更大吗?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要恨他呢?

我会从李储文的事件中得到属灵的教训。从此认识人性的败坏,认识人性的矛盾,认识人性的软弱。但是惟一不能吸取的教训就是去恨一个软弱的人,尤其是不能去恨一个处在极度的矛盾痛苦中的人。就像圣经说的:【林后11:29】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林前10:11-12】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

第六章  桃园风波

        几乎在同时,园艺场进来几个大学生。其中有一个名叫霍永和的厦门人,日后成为我的好友。

        第一次看见霍永和,我心中有那种被“激活”的感觉。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彼此之间心有灵犀?总之,我很少有这种感觉,见到何继中的那一刹那,也没有这种感觉。

        霍永和被分在我们生产小组。我当时想:他这下可要倒大霉了,在黄拾根手下活命,不死也要脱一层皮。在园艺场,人人都不愿意落在这个湖南老农手下。他的心简直太冷太硬了,怎么对他好都暖不过来,也软不过来。亏他那有了两个孩子的妻子,怎么跟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过得下去?

霍永和是64级厦大海洋物理系的学生。我当时很好奇,怎么会有海洋物理系这个学科呢?我只能从字眼上去想,厦门是靠海边的一个城市,无论哪门学科大概都会冠上海洋这个词。直到现在我还不懂海洋物理系到底学些什么东西?

他属于我的审美中那种会令我心仪的人,文质彬彬,谦和深沉,有很浑厚的内在气质。然而,那段时间,我的心中已经塞满了何继中家人对我的期望(我不能说自己那时正和何继中在热恋之中,以我现在的认识来看,别人当初看我们那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根本算不得真正的爱情),没有精力再去清理自己的思绪和念想了。

霍永和也有一把随身所带的小提琴。但是他从来没有将园艺场的人吸引到自己的身边来过。

他是那种少言寡语的人,说不准是不善与人交际,还是不愿与人交际。然而,我常常能够听到他的宿舍里传来一阵阵很悠扬的提琴声。虽然我很外行,但是我能听出,他的小提琴拉得很好,何继中跟他不在一个档次上。也就是说,何继中是那种“大兴”的水平,而霍永和却几乎赶上了专业水平。

霍永和很容易红脸,尤其是跟异性在一起说话时,脸蛋红扑扑的,一脸的羞涩样。当然,现在的人并不看好这种含蓄的男子,认为缺少阳刚味。所以直到这次我去新干开团友会,大家都还是对何继中这人赞不绝口,少数几个也认识霍永和的人,却并不像我对霍永和那么赞赏。

霍永和来到园艺场后,也像我们一样马上投入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中。他的性格决定了不会跟我一样,对自己现今所处的环境不平也不服。我看他完成指标也是有困难的,但是他总是不声不响,面对黄拾根向他投来的责备眼神和厉声斥责,只是以一种十分歉意的眼神和言语来回复他。

霍永和有时会跟肖阿娇说上几句话。他们都是大学生,肖阿娇已经结婚了,有孩子了,因而别人对他们之间的交往不会存有异议。再说肖阿娇比霍永和大了好几岁,大家都不会觉得他们偶尔说几句悄悄话有什么不妥。

有一次,我跟阿娇在苗圃里一起嫁接。阿娇告诉我,霍永和是个好人,难得的好人。我感觉阿娇对我说这话,有那么点“别有用心”。虽然阿娇已经从所有人对我的议论中知道我与何继中正在交往,她还对我说起另一个年龄相仿的异性,在那种时代和境况中,很难说没有任何用心。

阿娇知道我出身不好,因为我在园艺场每次触及灵魂的革命中,都是最主要的革命对象。那时候全国各地都盛行“灵魂深处闹革命”,园艺场常常根据上级指示,时不时地要搞几下灵魂深处的革命。别人很难成为革命的对象,我却很容易当成目标靶子,谁让我喜欢胡说八道,想到啥就跟人说啥呢?

阿娇没有像别人那样把我跟她私下里交谈的事抖露出去过。如果她是那种人,我彻底完了。在园艺场,我有些事不跟陈冲谈,但会跟阿娇谈。我和阿娇之间共同语言比较多。陈冲虽然是“老战友”,却成不了“亲密战友”。

阿娇见我跟她无话不谈,知道我是那种没有心眼,也不会耍小心眼的人,所以她愿意带我嫁接果木。不是我真的在这种劳作中很行,她这是要藉此机会跟我沟通。那年头,能够找到沟通的人是很不容易的,我大概算是在园艺场里阿娇可以沟通的对象之一吧!

霍永和自然也是阿娇可以,并且也愿意沟通的对象。

从阿娇嘴里,我知道了霍永和的家庭出身也不好。他的父亲解放前是厦门市一个大资本家,所以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像他这种出身的人,能够考取厦门的重点大学“厦大”,那真是幸运。

不过,据我所知,厦门出身不好的人可多了。因为那里是侨乡,很多人都有海外关系,那种有海外关系的人问题就更大了。相比起来,霍永和虽然出身于资产阶级,还算是好的,没那些具有海外关系的人问题更大。

别看我深知自己的出身是别人十分忌讳的,因而对别人不会、也不该吹毛求疵。但是如果真的要成为我的男友,我还是很介意其出身如何的。我自己已经是黑五类子女了,没法改变了。如果再找一个黑五类子女作为结婚的对象,就真是没有出头之日了。

何继中的父亲是工厂里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然而,他并不属于黑五类。我去他家时,感觉他父亲也处在不顺阶段中,但我知道,他们这种人就像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那样,受审查和受批判只是一时一事的。到了一定的时候,都能够获得“解放”。可是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永远也别想有出头之日,永远戴着一顶摘不下来的帽子。

我虽然和霍永和心灵里有一种不说出来的默契感,然而,在那非凡的年代,我只能将这种说不出来的默契和好感埋藏在心底深处,不让任何人看出来,甚至也不容自己去思想。

就在这时,园艺场传出来一道八卦新闻。

大家传得沸沸扬扬的,说是我们小组有人在恋爱了。谁也想不到,恋爱的双方一个是园艺场出了名的小寡妇,外号叫“桃仔婆”的刘桃香,另一方就是我心中很看好的,满有骑士风度的霍永和。

这对我来说,又是一条“打死我也不相信”的新闻了。

我和桃仔婆已经同事很长时间了。这个青年妇女的遭遇很令人同情,因而我对她有几分佩服,也有几分同情。

我怎么会佩服她呢?她一直背负着至今还在背负的臭名和重担。她可以轻易地甩掉这个臭名和重担,但是没有,为此我十分佩服她。

桃仔婆比我才大两岁,但是已经成为一个小寡妇。

听人告诉我,她和她的新婚丈夫结婚才几天,丈夫就被人诬告偷听敌台广播被专政机关羁押了。那个检举她丈夫偷听敌台广播的人,据说在暗恋桃仔婆,然而,桃仔婆对他丝毫不动心,没有对他的痴情予以搭理。

桃仔婆本是新干县城的居民,她的丈夫也是吃商品粮的居民。他们结婚了,原本可以一起好好地过日子,没想到突如其来的一场灾难,将这对新婚的恩爱夫妻打入深渊,现在已然是生死两隔了。

她的丈夫被检举说是偷听敌台广播后,立刻被抓了起来。你无法想象在文革期间,这是何等大的罪名?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当然会当成一件大事来抓了。

坏就坏在家里的那台收音机。那时,家里有无线电收音机的人不是很多,他们新婚置办的家业中,最值钱的也就是这台“红旗牌”收音机了。

我想,如果他们早知道这台收音机会带给自己这么大的灾难,就算是不花钱,白送给他们,也不敢要的。然而,他们错误的第一步就是错在赶时髦,把钱用在最不合适之处,以致引来一场杀身之祸。

那个举报的家伙大概也没想到自己的嫉妒会将一个青年置于死地。他大概只想要分开这对恩爱夫妻,看不得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享受自己无法享受到的幸福生活。于是,这个黑暗之子伸出了他的黑手,把刚刚结婚的一对夫妻硬生生地拆开了,并且是永远地拆开了。

可怜桃仔婆的丈夫,一被抓进去,就打他个死去活来。偏偏他死也不承认自己曾经收听敌台广播,他怎么能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呢?如果他当时“屈打成招”,可能还会捡来一条小命。但是他生性是个硬汉子,就是死不承认。你想,那时候公检法都已经砸烂了,他落到义愤填膺的红卫兵手中,会有什么好下场?就这样他被活活地打死了。

他死之后,有关方面并没有还他一个清白,那些置他于死地的人,反而说他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还说什么他背后一定有阶级敌人在撑腰,不然,他就不会这样负隅顽抗到底。

可怜的桃仔婆,还没做到一个星期的新娘,就成了最年轻的寡妇。她不能再呆在县城了,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她作为首批的下放对象,被流放到园艺场来了。这不,在我们来到园艺场之前几年,她已经默默地将自己的青春年华耗在这块难以包容她的硬土地了。

我还听说,很多次那些把她丈夫打死的人都来劝说桃仔婆,让她跟丈夫划清界限,免得跟他一样落下个负隅顽抗的罪名和骂名。然而,桃仔婆不声不响地对抗着。她冷漠地面对一切人,无论是举报她丈夫的人,还是那些抓捕她丈夫,置她丈夫于死地的人。

她那种冷漠使那些人感到害怕,于是,他们把她发配得远远地,让她来到远离县城的园艺场,以看不见她为清净。

我曾经试着靠近桃仔婆,但是我的热脸碰到她的冷屁股。显然桃仔婆已经对任何人都不敢信任了,她这次受到的伤害已经到骨髓里了。看到她每天扛着工具下田、上山,那种冷艳的神情,我又是佩服,又是同情。

突然有小道新闻在园艺场传开了,小寡妇桃仔婆和新来的大学生好上了。这个消息对我是个震撼,说是晴天霹雳有点过分,但是确实有点惊呆了。我说不清楚为什么我会感到震撼?是不愿相信,还是不肯相信,自己也搞不懂。

虽然我和霍永和平常不太说话,对他的了解多是来自肖阿娇。我知道自己若是跟霍永和走得太近,必然会有许多闲言碎语;但是这回听到这件事,我觉得自己要有所作为。

我们是一个小组的,但是平常劳作时,大家很难靠近一起做事。在一块稻田里,通常各自站在不同的地方做事,会相隔一段距离;在一块果园里,同样也是如此,大家分在不同的地位上,抢着完成指标。如此,虽然大家同在一个小组,也就是出工和收工时,可以靠近一点说上几句话。

有一点是有目共睹的,那就是霍永和做事的地点和桃仔婆做事的地点距离最近。不过,这并不是他们自己愿意走近的,是小组长分配任务时指定的。也就是说,造成他们接触最多机会的人是湖南老农黄拾根,是他每次分配任务时把他们两个放在距离最近的地方。

我几乎可以肯定,这是黄拾根有意而为之。桃仔婆的“冷”是出了名的了,无论谁来故意找茬,跟她说话也好,寻机会哪怕跟她吵几句嘴也好,她都不接茬。你想,如果身边都是这样的人,那不是很没趣吗?黄拾根虽然严厉,但是他也不喜欢死气沉沉的,像他这种人,有时候也喜欢调侃,开些低级玩笑,使小组的气氛活跃些。

黄拾根没有办法让桃仔婆笑起来,他感到自己很失败,也很生气。故此当霍永和分到这个小组后,黄拾根故意把这两个“三根闷棍打不出一个响屁”来的人放在一起,由着他们听别人调侃,让他们自己一边愁着、苦着去。

有一段时间,我们很长时间都在西面岥上的桃园里工作。每个人分管二百棵桃树,给桃树杀虫和施肥。我在最西头,距离最东头的霍永和所分管的地盘很远,我们得大声叫喊,才能互相交换信息。

桃仔婆却紧挨着霍永和的地盘,他们有时会相遇。如果正好在接壤的地方相遇了,说话就很方便,其他人都听不到。黄拾根很怕小组的人因为说话耽误做事,他自己在西头控制着,看见谁跟谁在说话,耽误了做事,就骂上几声。他知道东头的桃仔婆不会和霍永和因说话耽误了做事,于是很放心地把他们放在距自己最远的地方。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桃仔婆和霍永和“好上了”的谣言四起。

有人看见了他们两个常常在他们分管地的接壤处停下,小声地说着话。看到的人认定,一个孤男,一个寡女,除了相好,还有什么是他们小声说话的理由呢?

我相信这是谣言。难不成两个人在一起说几句话就是谈恋爱吗?不过,我也有些搞不懂的地方。

就说桃仔婆吧!别人跟他说话,她都不理不睬的,为什么霍永和跟她说话,她肯接茬?而且据说他们不是一两次这样小声说话,而是常常。这就令人感觉匪夷所思了。

再说霍永和吧!他看到女人脸就发红心就跳,(脸发红是实在的光景,从表象上看得出来;心跳却是我在瞎说,是我瞎猜的)难道他面对桃仔婆时,就不会脸红心跳吗?如果会的话,他为什么不忌讳跟桃仔婆常常靠近说话呢?

谣言越传越像真的,我很希望霍永和出来辟谣。以我的认识,这是对霍永和的一种挑衅,一种羞辱,他必须出来辟谣,对那些向他实施挑衅的人,羞辱他的人,予以坚决的回击。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也没有听见霍永和出来辟谣。如果他们俩都不知道别人在议论他们,那另当别论,事实是大家的玩笑话已经说得够清楚、明白了。除非是故意装聋作哑,再就除非是默认此事,否则很难理解这么久了,霍永和还不出来辟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终于有一天,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觉得自己有责任“站”出来“保护”霍永和,还他个清白。

然而,我马上又觉得,你凭什么这样做呢?你连事情究竟如何都没有搞清楚,凭什么就觉得霍永和是清白的,又凭什么觉得人家需要你来保护自己呢?我立马改变了自己的“航向”,第一步先搞清楚霍永和自己究竟怎么看待园艺场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流言蜚语的?

这天收工的时候,我一个箭步赶过去,靠近霍永和走向场部宿舍。

自从肖阿娇对我说起霍永和这人不错后,老实说,我是在有意疏远他,故意不跟他说话。为什么这样呢?我很怕别人误会我在“脚踏两只船”,有了何继中还来勾引霍永和。我知道不少人认为我是个会勾引男人的人,尽管我心里不齿于这种言论,但我却得小心翼翼,不给别人有话柄。

看看前后左右好几米地都没有人,我小声地问霍永和:“最近园艺场的人讲你的那些话,你听到了没有?”

他点点头,表示听到了。

然而,他转过身来,马上就问了我一句:“你相信他们说的吗?”

我一怔,没想到他既不回答说听到了,也不说没听到,或者说懒得理这些话。他什么也不回答,只问我一句话,我是不是也相信别人说的这些话?

我虽然一怔,但是马上就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当然不会相信这些无稽之谈。但是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你对这些流言蜚语没有反应?为什么你不站出来辟谣?”

我很希望听到霍永和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希望他认为自己是被诬蔑,至少是被误解。如果他告诉我自己是被诬蔑和被误解,那即使他自己不站出来辩解,我也准备豁出去为他辩解一番。我认为我们是朋友,既然是朋友,就该“两肋插刀”。我不许朋友被欺负到连回击的力量都没有。

正在我等着霍永和的回答时,有人追上了我们。

那个追上我们的人,正是看见桃仔婆和霍永和常常一起小声说话的人,就是她最早把这个消息当成园艺场的新闻传播出去的。她大概看到我和霍永和在讲话,很想加入我们的讲话,并且从中获得新的谈资,再次散布出去,以此来表明她自己是“消息灵通人士”。

霍永和没有再开声说话。他已经知道这人是个喜欢散布流言飞雨和搬弄是非的人,就不准备在她面前说什么。

我心里对这人很生气,但是也不能无端地寻事闹事。如果霍永和真是和桃仔婆没什么事,霍永和理应出来作出回应才是。现在霍永和并没有就这个问题发表任何意见看法,我骂别人是胡说八道、搬弄是非,也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了。

有好几天的时间,我都在想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霍永和不站出来说话呢?他问我相信不相信别人讲的那些,我回答说是不相信。但是我又为什么不相信呢?总该有个不相信的理由吧?是啊!我为什么不相信呢?

其实我现在回忆起当时不相信的理由时,完全是受世俗观念的影响。

第一,我认为霍永和是个来自大城市的人,虽然出身有点问题,不那么硬档,但毕竟还不至于降卑自己到如此可悲的地步,看见一个女的,不论她是怎样的光景,就会随便产生爱情。

第二,我认为桃仔婆已经结过婚了,虽然她现在是单身一人的自由身。然而,她已经不是处女了。一个女人若是失去了童贞,她就失去了追求幸福生活的本钱。虽然她有资格再嫁,但是条件不得不降低许多。

第三,霍永和是个多才多艺、而且具有骑士风度的人,桃仔婆虽然长得还算入眼,但是他们两个完全不是一种类型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之间不可能有共同语言。在我眼中,共同语言是该不该结婚很重要的条件之一。

还有第四、第五……我可以找出很多理由说自己不相信他们之间有什么事。而且当时我似乎很有把握,我的这些理由都站得住脚,这就是他们之间不可能发展恋爱关系,因此我也不相信那些人编造的谣言最基本的因素。

我现在已经信主了,用真理的标准来看当初这件传得沸沸扬扬的事,我知道了我说自己不相信的那些理由,其实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

首先,城里人和乡下人真有那么大的差别吗?当然,不同的生活背景可能会导致看问题的方式和角度的不同,因而在共同生活的磨合中会比那些背景相同的人来得困难些。但是这些不同都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并不是那么难以改变。外面环境的适应其实很容易取得突破,只要稍加用心(爱心),很快地就能取得一致。

其次,桃仔婆已经因着丈夫的去世,成为一个脱离律法捆绑的自由人。她丈夫在,就会因着婚姻的捆绑失去了随意支配性的自由。她不能自己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于她丈夫;她丈夫也不能自己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于她这个做妻子的。也就是说,他们彼此之间因着婚姻被律法绑在了一起。然而,她的丈夫已经死了,她就不再被捆绑了。因此她要嫁人,就有嫁人的自由,谁也不能说三道四,因为神的真理已经使她获得自由。

再其次,我说的共同语言,其实不过是属于魂层面的共同点。是的,在思想、情感和意志方面,人与人很不同。有些人思想深刻、情感细腻和意志顽强,有些人则全然不同。再说,就算在魂的层面上,可能有些人虽思想深刻却意志薄弱,有些人虽情感丰富却思想浅薄。总之,由于这些不同,会导致人在很多方面看法的不同,这些看法不同也就成为沟通的困难,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缺乏共同语言。

然而,这些也不是能否构成婚姻的关键点呀!殊不知,人的魂层面光景和看法,会随着人灵层面的光景而随之改变的,既然如此,我当初那些所谓站得住脚的理论就是错误的理论了。

毫无疑问,我当时认为自己跟霍永和是同一类型的人,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我和他出身背景差不多,受的教育也差不多;可是即便如此,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受限于当时的环境条件,不能以各自心仪的对象作为自己择偶的标准。我们只好屈从于当时受到的限制,为了更安全地生存,感情上的事就只好让步了。

我隐隐担心的就是这一点。我说我不相信霍永和真会对桃仔婆有意,那是一种情感的推断加上理想的思考;但是谁知道呢?也许霍永和有更多不为我所知的隐秘,使他精神倍受压抑。或者正是由于这些压抑着他的事件,使他对婚姻抱有十分消极的态度,只要有人不嫌弃他,肯嫁给他,他就够了。

因此,我觉得自己有必要跟霍永和做一次畅谈,谈谈我对此事的看法。我自以为是并且想当然地要充当一个劝慰者,甚至想要作霍永和的拯救者。

我之所以有这种英雄主义的想法,是因为我觉得霍永和已经走向了自我毁灭的境地了。我觉得他跟桃仔婆的事如果不出来辟谣,作出辩解,无论这事是真的还是假的,他都在走向死地。我不能让他就此断送自己的感情,跟一个完全不适合他的女人厮守在一起。就算再也看不到前途,也不能这样,我们要相信未来,相信明天。

其实那时的我,自己对前程也感到渺茫得很;但在冥冥之中,我总觉得不该屈服于命运,不该屈从于逆境。我自然没有张郎郎和郭路生等人那种非凡的才干,但是我也有一股那年代的青年学子不屈服于痛苦和逆境的反抗精神。这种反抗就以郭路生的诗作【相信未来】表明了出来。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仍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滚向天边的波浪,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阳的大海,

我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这首【相信未来】的诗作,就产生于我们那时代。笔名为食指的作者郭路生以其深刻的思想、优美的意境、朗朗上口的诗风让人们懂得了在逆境中,怎样好好的生活,怎样自我鼓励,怎样矢志不渝地恪守自己对明天的承诺。

这首诗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并迅速传颂于当代知识青年的口中。虽然我那时没有直接得到过这首诗,但是这股不屈不饶的精神貌似已经深入到我的骨髓。

我决心要跟霍永和好好谈谈,他这样对待自己是不对的,那时,幼稚的我以为自己负有责任将霍永和从消极看待人生的错路上扳转过来。

机会来了。就在我决定要跟霍永和好好谈谈后不久的一天,机会来了。

园艺场领导发布一项通知,全体职工休假一天(要扣除月假),去新干县城的电影院看电影。影片是【列宁在一九一八】。我们都高兴得欢呼起来,很久没有得到艺术享受了,这次有机会休息一天(遗憾的是要扣除假期),并且去到县城,还有外国影片可以欣赏,真是太美妙了。

大家开始邀伴而行。我看陈冲已经邀好伴了,她显然不愿与我同行。从园艺场到县城走是走不到的,必须乘车方可。跟陈冲走,她总有办法找到车辆。然而,她嫌我累赘,早早地就跟别人走了。

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了,我看霍永和慢条斯理地在准备起行,突然想到,我何不与他结伴而行,这样就可以有机会了解我想要了解的有关他和桃仔婆的事了。于是我大声地呼唤他:“霍永和,你去不去呀?准备好了吗,快走吧,一会儿要赶不上放映的时间了。”

我故意大声嚷嚷,为的是让别的人听到,我并不是有预谋地要跟他在一起,我们只是顺便走到一块来的。

我们出门时,大多数的人已经走了,走到马路边上去堵车和拦截拖拉机。实在没办法的人只好花钱买车票了,去县城的车票钱可是好几天的伙食费呢!通常我们尽可能会堵车,搭便车可以省下这笔钱。

我和霍永和慢慢地在去到公路上的小道上走着,才不管能否赶到放映的时间呢!我们俩都看过【列宁在一九一八】这个片子,都会说瓦西里安慰他妻子的那句精典台词:“不要哭,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

赶不到看电影没关系,最多不看好了。对我们两人来说,这天是个绝好的机会,霍永和可以把发生在园艺场的这场桃园风波的原委告诉我听。

这一路,霍永和把事情的经过和他的想法统统告诉我了。我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当时自己的感受:太令人吃惊了,霍永和这个人和他的想法太出我意料了。

是的,不可否认,这段时间霍永和跟桃仔婆是有好几次私下交谈,小声交谈。然而,他们交谈的内容在当时的政治态势下也许是见不得光,但却是在情理之中。别看桃仔婆平时对任何人都不理不睬的,但是她内心的孤独却因无人分担而压抑着她,使她每天的日子倍受煎熬。

黄拾根故意把这两个寡言少语的人放在一起,没想到会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释放自己内心郁闷的机会。当然,主要的是桃仔婆这一方,霍永和并没有将桃仔婆当成自己倾吐内心的对象,他仅仅是借给桃仔婆一双耳朵,将自己当做桃仔婆的倾吐对象。

桃仔婆告诉了霍永和自己所有的遭遇,并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从桃仔婆的倾吐中,霍永和看到了有一种死亡的阴影在笼罩着她。也就是说,桃仔婆觉得自己活着很没意思,不如早点死去。她不怕园艺场辛苦的劳作,很多时候,繁重的劳动反而是件好事,会使她忘记痛苦。

桃仔婆说自己觉得死亡其实是件很简单,甚至是很美好的事。若不是父母双亲还在,怕他们遭遇痛苦,她早就去见自己的丈夫了。她觉得既然他们在这个世界做夫妻的缘分那么短,不如去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或许他们就再也不会分开,也没有被诬陷的痛苦了。所以她在考虑下一步究竟自己该怎么办?

霍永和很诚挚地劝她放弃轻生的念头。霍永和告诉桃仔婆,其实每个人都很痛苦,并不只有她在痛苦中。霍永和劝她多想想父母亲,他们接她来到这个世间,并亲手将她抚养大,谈不上指望她回报他们,给他们养老送终;但是总不至于再让他们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吧!为了老人,霍永和劝桃仔婆要坚强地活下去。

很少有人听桃仔婆完全敞开地倾吐心声,更少有人从这个角度劝勉她活着,并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跟霍永和谈过后,桃仔婆感觉好过多了,脸上终于也有了一丝久违的笑容。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桃仔婆感到内心的孤独终于有了排遣的渠道时,外界沸沸扬扬的传说又将桃仔婆打到了心灵的谷底。她感到很对不起霍永和,是自己连累他名誉受到影响。然而,霍永和却不管不顾地继续走近桃仔婆,劝她别在意,告诉她,她没有连累他,造成这一切,并不是她的错。而且霍永和还说自己不会在乎别人怎么说,他愿意一如既往地听她倾诉衷肠。

霍永和诚恳的态度使桃仔婆深受感动。她万万想不到世上还有像霍永和这样的好人,她觉得自己有幸认识了世上最好最好的好人。就冲着这位她结识到的好人,她一定要勇敢地活下去,再也不动“死了拉倒”的傻念头。

讲完了这一切,霍永和对我说:“你觉得我应该出来辟谣吗?你想过没有,我若是出来辟谣的话,对桃仔婆将是多大的伤害?她这一辈子已经够惨了,伤害够大了,我怎么能将新的伤害加诸于她?在我,也许只是被人误解而已,可是在她,就像一把刀子再次捅向她。如果我站出来辟所谓的谣言,那这个捅刀子的人就是我啊!”

你无法想象我当时听了霍永和这番话是怎样的感受?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个小人,站在霍永和这个巨人的身边。我是那样的自惭形秽,那样的羞惭不堪。

在我眼中,一直以为霍永和是个软弱的人,是个被残酷的逆境打趴在地起不来,并需要我来扶持的人。可是,事实呢?我羞于开口。我只能说:我太自以为是了,我太自不量力了。

我听到霍永和叙述自己和桃仔婆之间的事后,内心有很大的震撼。我看到一个外表柔弱,心灵却十分刚强的人。桃仔婆真是很幸运,她这短促的一生,就遇到两个敢于担当的男人,这种际遇是非常难得的。

殊不知,桃仔婆的老公虽然死了,但是却是为了保护家庭,保护妻子而死的。如果当时他屈打成招,很可能桃仔婆要背负的罪名比他还大。她老公出身好,桃仔婆的父母却是有历史问题的人。为了不致影响桃仔婆和她的父母,她老公一口咬定没有偷听敌台的事,也不承认背后有人唆使。

她把自己的心事向一个同事吐露,那年头是主张“大义灭亲”的时代,何况霍永和跟她实际上没有任何关系。但是霍永和却愿意为她承担一切,不管落在自己身上的是怎样的污水,他都愿意为保护桃仔婆不再受伤而自己担当。

我对霍永和从此刮目相看了。这是个不简单的男人,有骑士风度,虽然外表柔弱,却是那种能够“以柔克刚”的男子汉,比起那些有所谓的阳刚之气,只会推诿责任和虐待女人的男人,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

我对自己也有了深刻的认识。虽然那时我还没有信主,还不能以圣经真理的角度看待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邪恶、软弱和伪善,但是我已经有一点知道自己是个自以为是的人,我也认识到自己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存在偏差。

这一切都是桃园风波给于我的教训,也是神要藉着我所经历的种种事件,将我引领进到他救恩的计划和旨意之中的一步,很关键的一步。感谢主。

第七章  井岗铁路

现在,请让我的思路转回到何继中的情况中来。

我在村头民兵连长朱金根的帮助下,顺利地开到了同意何继中调入新干的三级落户证明(生产大队、公社和县知青办),于是,他很快地从内蒙来到江西新干插队落户了。

何继中一开始按照朱金根好心的安排,去到鸡峰林场。我将他从樟树火车站接来,一直将他送到村头村,之后再将他送往林场,那是我再次造访这个坐落在半山腰的小单位。

我在林场住了两天,看了看何继中和林场职工的劳动和生活情况。我觉得在鸡峰林场比在新干园艺场强多了,那里的人事关系和劳动强度都比园艺场要好得多。我告诉何继中,若是可能,我希望自己也能调到这儿来。

何继中连忙说:“别,别,你来这儿干什么?在园艺场好歹是国家单位,比生产队里强多了,林场是社办的,哪里有县办的单位好呢!”

我听从了何继中的劝诫,放下了这个想要调到一起来的念头。

当何继中不同意我想要调来的看法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既然你是希望靠我近点,才从内蒙来到新干,为什么不干脆再近一点,调到一起来呢?如果调到一起来,我们就可以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就跟知青点的人那样,不好吗?

可是我的自尊不允许我这么说。于是,有相当一段时间,我每个月的月假就往村头跑,去看望在那里的何继中。

何继中也会利用假期来园艺场看我。每次他来,都会吸引一大批的人在他周围听他胡侃乱侃。他似乎很陶醉于人们围绕在他四周,他为自己能够赢得那么多人在他身边而洋洋自得。

我对他特别“招人”这个特点说不出来是高兴,还是烦恼?但是我真的没有理由认为这是个缺点,当然就更没有理由说三道四,怪他不该“和群众打成一片”了。

他在我所在的园艺场是这样,在他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中就更是如此了。

据我所知,何继中来到新干还不到半年,几乎和所有鸡峰公社的干部群众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个天津知青,他是原新干剧团演员赵妩娜的男友,来到了这里插队落户。这个人人称为小何的知青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长得英俊,性格又特别好,无论男女老少都特别喜爱他。

何继中很有取代人抢风头的本领。在他调往江西的过程中,有一度在了解这事的人看来,我是个了不起的角色。我为了使他从内蒙调来,不辞辛劳,一趟趟跑“知青办”,死磨硬泡,好不容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是“商调”成功了。我当时被很多人看为是个很痴心,而且有魄力的人。

我喜欢别人看我是个有魄力的人,至于说到我很痴心,我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说我对何继中和任何一个男人痴心,事实上我也不是那种痴心的人。我的自尊心让我觉得对男人痴心的人很是差劲,我不愿做一个差劲的、痴心的人。

何继中调来新干才过不久,说法就两样了,剧团的老同事李海鹰甚至当着我的面讲:“如果是我,我的男朋友这么优秀的话,我也会拼着老命把他弄过来。”

李海鹰这话的意思分明是说我先看中了何继中这个“人见人爱”的人,才会去帮他办理调动之事的。可事实并非如此,我为什么会费那么大的劲把他弄过来,直到现在我也不完全明白。可我当初并没有像他们所认为的,是因为何继中有多么优秀,而我是完全被他这个人所吸引才如此作为的。

我为什么要被别人吸引,以至于对一个人如此痴情呢?我不明白,也死不承认。情况并不像别人想的那样,也许所有的人都觉得何继中好得不得了,可是在我眼里,他并非如此。

现在我回忆起那时人们对他的一些评价,还是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不高兴?按说我应该高兴于大家对他的好感才对呀!但是我不,我一点也不高兴别人对他有如此高的评价。

现在看来,我这个人的高傲简直到了骨子里了。我反感听别人说到某人如何如何好,即便这个人跟自己的关系很亲近,我也不喜欢听。我觉得自己才真正是最好的,就算何继中确实不错,那也是因为我有眼力和有魄力,应该是我这个有眼力和有魄力的人才算最好的人。

我的不高兴是否被何继中看出来呢?已经不记得了。如果那时我真的因为别人说他好而不高兴,并且被何继中看出来,我会觉得自己很小儿科。就算是嫉妒,也要分对象才是呀!我怎么每个人都嫉妒,我几乎是“嫉妒成性”了。

有一段时间,我们处得还是很不错的。虽然我是个高傲的人,但是我却帮他办成了一件遂他心愿的大事嘛!他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这次我去新干回到吉安后,从我妹妹的口中,更感受到了这一点。

就在何继中从内蒙古调过来不久,有一次,我妹妹从吉安来到新干园艺场找我,告诉我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现在母亲都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了?

我妹妹当时才十三岁,可是因为父母的历史问题,再加上学校都停课了,居委会勒令她下放到农村去。我们家没有人在农村,父母虽然有问题,但还没有做结论,也就没有马上去到农村接受改造。既然不能跟父母下乡,居委会就要将她分配到乡下去,反正不能由着一个黑五类子女在城市里逛来逛去,整天无所事事的。

那时,整个吉安市都在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之中,这个势头是躲也躲不过了。母亲的意思与其由居委会分到一个没有熟人朋友的地方去,不如想办法到我这儿来。母亲让妹妹来找我,让我想办法给她找一个靠近我的地方落户,这样我们姐妹就可以互相照应了。

妹妹的到来给我出了个难题,一个大到实在无法解决的难题。首先,妹妹想要跟我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园艺场根本不可能收下我妹妹。如果我是在哪个公社和大队,那还有可能。要来园艺场,就像刘培新说过的那样——想也别想。所以我是想也不敢想帮妹妹在园艺场找一个栖身之所。

其他地方呢?我刚刚不久前才帮何继中办好了在村头的落户问题,马上又窜出来妹妹要落户的问题,我哪有三头六臂,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为了何继中的落户问题,我可以动用的关系都已经动用了,再也没有可利用的资源了。

妹妹来到园艺场后,知道了何继中这个人,也知道了我帮何继中办内蒙调新干的事。她是听陈冲讲起这些的,认为我理所当然地应该也可以办理她在新干落户的事;然而,我却告诉她,这事我办不了,最好去找姐姐,看姐姐有没有办法帮她办到峡江去?

其实我想,当时能不能办成是一回事,愿不愿办又是另一回事。我的错误是不愿意办,我不愿意在刚刚经历了那么多艰难把何继中弄过来,又给自己一个重担,去办理妹妹落户的问题。我连办也没有办,就先认准了自己不能办,就先把一份极大的失望扔给了才十三岁的妹妹。

我那次是伤害妹妹了。多年来,我妹妹嘴里不说,心里对我却很是气恼。我为了别人,肯花费那么多时间精力,为了自己的胞妹,却连试也不肯试试。我忍心地把一个十三岁的妹妹扔到这个没有仁爱,没有公义的黑暗世界,全然不顾这一切对一个女孩来讲是多么残酷的事情。

妹妹后来在居委会的驱赶下,自己一人下乡到泰和县农村,遭遇到很多的艰难痛苦,毋庸置疑,我有很大的责任。

我妹妹住在园艺场的那几天,何继中正好也来园艺场休假。他看到我妹妹,很是高兴,就像个大哥哥那样待她,邀请她去鸡峰林场和村头村玩儿。我因为家里的情况,心里很烦,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在妹妹来我这儿期间,对她的态度很不好,幸亏何继中的到来,给了一个小女孩暂时的快乐。

这些事我现在都不记得了。这次我去新干短宣,妹妹向我提到何继中这人。她也说何继中人很不错,她曾经去何继中插队的地方玩了几天,留下了对何继中美好的印象和回忆。

妹妹说何继中是个很阳光的男孩,少见到的阳光男孩。她举了一个例子,证明自己的看法没错。

有一天,何继中带我妹妹去麦斜镇上玩耍。那天去赶集的人很多,集市上到处都是人。有当地农民,也有不少知识青年。人来人往的,难免会互相拥挤,产生肢体摩擦。

我妹妹跟在何继中身后,突然听到何继中“哇呀!”一声大叫,原来有人踩在他的脚背上了。这一脚踩下去得够狠的,使何继中疼得不由自主地喊叫了起来。

然而,谁也没想到,接下来何继中马上换了一副笑脸,对那个踩他脚的人笑嘻嘻地问道:“同志,对不起,请问你的脚痛不痛?同志,对不起,都怪我不当心,被你踩着了。”

那个人被他这番话讲得莫名其妙,不知所措。他原以为何继中会跟他大吵大闹,甚至打起来。加在何继中脚背的重量一定不轻,否则他不会狂叫起来。然而,何继中不但没有破口大骂,反而连连向他说“对不起”。

能够说声“对不起”应该没什么的,很多人都会习惯性地说“对不起”。但是何继中在自己受伤很重的情况下,立刻的反应是声对不起,是番调侃的话,那就不是一般的功夫了。从这一声由疼痛声到调侃声的迅速变化中,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人调侃的本事不是一般般,他的好心态也不是一般般。

是的,这确实是何继中,他就是这么个人,应该算是个好人。然而,我不知为什么自己就会与这个人人都认为是好人的人擦肩而过,并且后来还互相造成那么多的伤害。

还是回到那时的情况中吧!印象中我对妹妹要跟着何继中去他插队的地方玩,心里很感不安。

我害怕妹妹不慎把家里的那些烦心事都告诉何继中。其实我那时也不是刻意要隐瞒这些事,但是我不想主动地告诉别人,包括何继中在内,不想让人家知道我家复杂的政治面貌。然而,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当时我要让何继中知道我家的政治面貌就好了,后面的什么事也就都没了,彼此的伤害也就不会发生了。

妹妹虽然小,但很懂事。她心里对我不肯收纳她很不高兴。像她这么一个小女孩,当然希望跟亲人在一起,当然害怕去到陌生的地方,跟一些陌生的人相处。然而,我这个做姐姐的,自以为本事很大,魄力很足的姐姐,却连这一点担当也没有,不但没有担当,还十分害怕自家的弱点被人知道。

可见那时我凭着自己,所拥有的并不是真正的魄力和能耐,只有担心和害怕,以及给别人也给自己的伤害。

我不记得那次妹妹在何继中处呆了几天,听妹妹的叙述,她离开鸡峰公社后,又去到姐姐姐夫的林场。然而,偌大的城乡,硬就是没有一个十三岁的女孩栖身之处,最终她不得不自己下乡了。

那段时间,我和何继中的来往基本上处于正常状态。我休假去到他那儿,他休假来到园艺场。我们两边的人大都是下放知青,大家的处境都差不多,彼此来往还属正常。

何继中在鸡峰林场时,与附近的上海知青有很多来往。那些上海知青对何继中很感兴趣,他对上海知青也很有兴趣。这种兴趣一方面当然是何继中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大约就是北方青年和南方青年不同点的彼此吸引吧!

记得有一次,我从村头下了车,何继中来接我去林场。我们要路过一个名叫“塔前”的村庄。

每次我都是从村庄的外围路过,很少穿过村落去到林场。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一次经过塔前时,我进到村子里。那天,村子里的乡亲们正在杀猪宰牛,我想进去看看农民是怎样杀猪宰牛的。

我听人说宰牛时很残忍,被宰的牛会当作人的面流眼泪。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就决定跟何继中进塔前村看看。然而,一听到杀猪时的惨叫声,还没看到血,我就吓跑了。

塔前村里有不少上海知青,然而,大多数是女知青。那天我去到塔前村看人杀猪宰牛时,正好所有的知青都下地干活去了,我没有机会看到那些上海女孩。

我曾经听杨安陆和付大海告诉过我,塔前村的上海女孩中,有一个名叫王文娟的,长得很水灵,他们认为这个女孩若是去剧团当演员,一定会有很好的前程。

我之所以能够记住王文娟的名字,是因为这个上海女知青跟越剧演员王文娟同名同姓。

我很喜欢看王文娟的模样,当年她在电影【红楼梦】里饰演林黛玉,那形象可说是动人心魄。她一出场,我的心魄就被她那一颦一笑给吸住了。我看过很多遍【红楼梦】,就是为要去看王文娟。她是我最喜欢的女演员,在我的审美观里,摆第一位的女性就是越剧演员王文娟。

听说塔前村也有一个美貌如仙的“林妹妹”王文娟,我特别好奇,也想要见识见识。看看她是不是如曹雪芹笔下形容的那样:“细看形容,与众各别: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但是,我是个高傲的女孩,纵然我想要见识见识塔前上海知青王文娟的美貌,也不愿意屈尊去拜访她。

王文娟当然也知道我了。何继中在这方圆几十里地已经是名人了,而我又是原新干剧团的演员,自然也在这儿出了名。我说的出名不是指在普通农民中出名,普通农民只知道新干剧团的“马婆”,而作为“马婆”徒弟的我,当时还没那么出名。我是指知青,我知道鸡峰很多知青都知道我跟何继中的事,也知道我的名字。

然而,知青们虽知道我赵妩娜的“大名”,却都没有见过我。大家虽然都是一个县的知青,却很难见到面。新干整个县当然很大,要走遍是不容易的。就是鸡峰公社,也有很多生产大队,就像阳团大队吧,有一百多个知青,彼此认识的可能性都不大。

有一天,是我去林场看何继中的时候。何继中来村头接我,我们朝林场走去。

经过塔前村时,我远远地看见一些人站在村外小路的树下。那几个女孩子显然不是村姑,而是知青。我感觉到她们是故意来看我的,她们怎么知道我今天会来鸡峰,怎么知道我此刻会经过这里?一定是有人通风报信了。

我看见这几个知青远远地对着我比划着,指点着,心里很不是滋味。这究竟为什么呀?我又不是动物园的珍稀动物,让人来观看。我心里好生气,怪何继中让我在众人面前出洋相。我认定是何继中告诉她们我会经过塔前村的,他不该没有先征得我的同意,就让我在众人面前以这种方式亮相,使我猝不及防地在这几个知青面前亮相。

显然这些人是想看看我长得怎么样?也许我确实对自己的长相不够自信,尤其是在王文娟这个“林妹妹”面前,我当然没法跟她比了。然而,我也有我自信的地方,那就是我的才艺。我自感自己是个多才多艺的女孩子,长相不怎么样,但才艺却一定不会输给这个漂亮的女孩。

何继中看我不高兴,连连道歉。

我倒不是不愿意与人交往,一般来说我还是喜欢交朋结友的。但是,我交朋结友有条件有范围,那就是跟我一样性格性情的人。我心里很看不上那些有外貌但缺少内涵的女孩子,她们就像是“秋白梨”——新干话骂一些好看不中用的人就是“秋白梨”。

当然这几个上海女知青绝对不是“秋白梨”一类的人。但是她们以这样方式看我,让我感到很不舒服。背后指指点点的,算什么意思呀!何不干脆请我到他们知青点去。她们大大方方请我去,我也会大大方方跟着去,这样就由不认识到认识了,说不定我们还会成为好朋友呢!

我们彼此没有走近,也没有打招呼。所以我谅她们并没有看清我,就像我没有看清她们一样。也许我们这一辈子就是这么个照面,日后很微妙的关系中,大家心里都记得对方,尤其是王文娟和我,但是缘分就是这远远的一个照面。

何继中一定认为我不会在意自己被人看见,他也许认为我不会愿意去那个知青点做客,所以用这种令我不能接受的方式安排我和塔前的女知青见面。看来,我和何继中之间还有很多互相不能适应的地方。虽然我们在众人面前已经是那种处对象的关系了,但是我们彼此间还有很多的不和谐之处。……

这时候,也就是园艺场里正在发生“桃园风波”这段时间里,新干县有了一项重大的举措,为了参与新的国家建设项目——井冈山铁路,要派一大批人去永新县境内修建铁路。

每个公社都有一定的指标,每个公社都得摊上一大批的劳力。在这大批的劳力中,知识青年,主要是上海知青,成了修建井冈山铁路的主要劳力了。

何继中也报了名参加修建铁路。他存着希望,铁路修成后,没准会成为铁路局的一名职工。在那些个无望的年代里,如果有幸能够成为一名铁路工人,那就算是很好的前途了。所有的知识青年都不会放弃这个好机会的,何继中这聪明过头的人,自然更不会对这大好的机会视而不见了。

不但是知识青年,那时很多下放干部也都投身于这项国家工程中,剧团里的老演员中,也有不少人参加了井冈山铁路的修筑工程。井冈山在当时可是革命圣地,修筑井冈山铁路那更不用说,是一项革命行动。谁会不愿意投身于这项革命行动中呢?人人都趋之如鹜。

我也想报名去修筑井冈山铁路。然而,园艺场没有指标,不会派人去,一个也不会派去,全都从各公社和生产队派遣。这些修筑铁路的“农民工”在外劳动其间,生产队里照样给记工分。知识青年都愿意去,既有工分,又可以吃大锅饭,对知识青年来讲,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村头生产队去修筑井冈山铁路的人中,有何继中,还有老同事杨安陆和付大海。那时他们几个还是三十几岁的中年男子,也算是壮劳力。当然,他们上去,不会是仅仅使用他们的力气,更有他们的才艺。

何继中报名修铁路后,我又去了一次村头。那次何继中从林场搬到村头来住了,就住在村头的礼堂里。

那个礼堂既是村民文化活动中心,又是一个堆放生产队粮食和器具的大仓库。礼堂里有两间小房间,何继中住其中一间,就像当初朱金根安排的那样。

我知道了,由于修筑井冈山铁路,何继中就彻底地告别了鸡峰林场,从林场回到了村头,成为村头的插队青年了。

何继中是村头村惟一的知青,除了他这个知青外,还有几个下放干部,包括杨安陆和付大海,还包括当年在南昌江西医学院任过党委书记的王建国。有一段时间,新干县委书记贾福荣也在村头呆过。

村头村去修筑井冈山铁路的人中,有好几个身强力壮的青年农民,其中就有民兵连长朱金根。当时朱金根还没有因为“枪支走火” 事件受审查,他还是鸡峰公社数一数二的响当当的革命青年。于是,由他担任了鸡峰公社赴井冈山铁路的领队。何继中、杨安陆和付大海都在朱金根的带领下,是他手下的兵。

那天,杨安陆看我满脸的愁容,以为我是担心何继中吃不了修筑铁路的辛苦。他安慰我说:“没关系的,我跟付大海都会去,我们会照顾小何的。”

他哪里知道我内心的愁苦。我是为自己在园艺场没有出头之日而愁苦。看到一大批知识青年奔赴井冈山铁路,我是羡慕,羡慕之余,不免愁苦。

我那时很想要同他们一起去修铁路,投身于当时最主要的革命运动中去。自从下放之后,我们除了天天扛着锄头上山下地外,已经再也没有干革命事业的机会了。除了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外,我们已经少有机会投入到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了。

我很厌烦园艺场的劳作,这时的我,不再那么浪漫地想象园艺场是一种艺术,农业艺术了。我觉得自己还不如跟知青那样,在生产队插队落户强呢!想出工就出工,不想出工就在家里呆着。同时还有机会投身于某种革命潮流中,就像这次去井冈山修铁路,我若是个知青,也就可以随心所愿报名参加了。

还好,还好,尽管我的心灵有时处在非常低谷的阶段,但是每每在关键时刻,我还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这种下意识里的【相信未来】,骨子里的不甘屈服于逆境,是我在那非凡的年代里能够挺过来的决定因素。

当然,我现在更加明白自己所谓“下意识”里的或者“骨子”里的那些素质,都是伟大的神所赐的。我在母腹里已经蒙神拣选,神关注着我生命历程中每一阶段的情况,在合适的时候,神就会对我的人生有种干预,使我在我还没有留意和认识到的“神的干预”中不得不停住错误的脚步,再一步步转向,进入他的计划和旨意。

民兵连长朱金根告诉我,修铁路的民工队伍第一站先到吉安,在吉安作短暂停留,等待分配。

我听说何继中和修筑铁路的人会在吉安有短暂停留,开始考虑要不要藉这个时机让何继中去见我妈妈?

我妹妹已经在新干园艺场看到过何继中了,并且在鸡峰公也住了好几天。她回去肯定会禀报妈妈,说我现在有了男朋友,妈妈一定希望我带何继中回家看看。我知道妈妈有这种愿望是合理的,女儿的婚姻大事岂能不闻不问?尽管我的母亲很特别,对孩子们的决定从来不加干涉,但是毫无疑问,对孩子们的现况加以关注那是每个母亲都会的。

何继中也很想要去吉安时看望我妈妈,于是我们决定同行。在新干到吉安这一段路上我们可以同行,我跟着送修铁路的人乘坐的大卡车到吉安,之后,他们再继续前往永新,我呢,再自己买车票返回新干。

我之所以决定带何继中去看母亲,是知道妈妈这段时间已经不再“停职反省”,她被暂时贬到专区人民医院挂号室里去收费了。无论如何,母亲已经有工作,这比她天天挨批的日子,比她在牛棚里的日子要好多了。好歹她已经在工作,让何继中看到在工作中的妈妈,我心里会好过些。不然,要让我带他去妈妈被劳动管制的地方,再看着妈妈被人训斥着低着头受改造,我可不干,那太丢人了。

因母亲而感觉丢人,这是我很长一段时间痛苦的心灵感受。

很小的时候,我就因自己的母亲而感觉丢人。虽然那时母亲的政治问题不是很突出的问题,她既没有打成右派,也没有在其他政治运动中成为运动对象。在土改时期,妈妈因为父亲的问题被土改工作队的人吊起来打过;可那时候我还小,在外婆的呵护下,没亲眼看到这一幕,因此还不懂,也就没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痛苦感觉。

然而,在我读小学时,我有过另一种情况下的因母亲而感觉丢人的心灵体验。

那是在五十年代,我正在读小学的阶段。有一天,班上的同学对我指指点点地说:“赵妩娜的妈妈很风流,在军分区跳交际舞呢!”

我记得自己刚刚听到同学们这样讲我母亲时,很是生气。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舞蹈是种健康的活动,而交谊舞却是不健康的,只有旧社会十里洋场上的那种交际花之类的女人才会去跳交谊舞。我听人说我的母亲也在军分区礼堂里跳交谊舞,脸上发起烧来,通红通红,立刻分辨说:“你造谣,我妈妈不是交际花。”

可是,听人这样说后,我心里很不踏实,想要知道个究竟。

有一天,记得是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偷偷地跑到军分区礼堂里去。一看,果然看见妈妈在那儿。她先是端坐在那儿,一曲舞开始时,有一个叔叔来请她进到舞池里去,妈妈果然被那个叔叔拉着手在舞池里旋转了起来。

妈妈在舞池里不停地旋转,我的脑袋和眼睛也跟着旋转了起来,真正地应了“眼花缭乱”这个成语的意境。

那天,我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打击。我感到妈妈太不要脸了,她怎么可以做这种事?虽然后来我知道了,那其实也是一种政治运动,有段时间是毛主席亲自带头,并号召干部学习跳交谊舞的。但是,即便后来我知道了这个时代背景,我还是无法原谅妈妈,总觉得妈妈给我丢脸了,让我的同学都以为我有一个风流的妈妈。

我不喜欢自己的母亲是那种明星一类的人物,甚至我不喜欢母亲长得那么漂亮。

我的母亲真是个美人,可惜也很可喜的是,我们三个孩子没有一个有她那么漂亮。我母亲的美丽没有给她带来过任何益处,反而给她无穷尽的灾难。她被迫嫁给我的父亲是第一个灾难,后来因美貌而引起的灾难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母亲跟父亲的结识是在一次婚宴上,她做新娘的伴娘。当时母亲还是个中学生,这个伴娘抢去了新娘的风头,谁都见识到了余姚城里这个漂亮的女孩子。我父亲当时就被母亲的美貌所打动。

父亲向母亲的求婚简直是一场闹剧。

父亲在我外婆家门口架起机枪,自己则站在门口,表示如果不同意就不撤去。外婆迫于压力,答应了这门亲事。多年后,外婆跟我说是因为父亲架着机枪对着家门口,不答应他不会罢休,迫于无奈才只好答应的。可是母亲告诉我不是这样的,她怪外婆为了要做官家老太太,才不惜牺牲女儿的幸福,使母亲的终身幸福由此断送。

真实情况谁能讲得清楚呢?父亲死了,一切的真相都掩盖起来了。而不能掩盖的是活着的人,就好比我的母亲,她直到老了还被人爱着、宠着,就是那可怕的美貌使她被人高举了起来。然而,有多少人知道,她的灵魂却在地狱的深渊中倍受着煎熬?

我当时有一些十分幼稚可笑的念头。我觉得但凡一个人看到我母亲,第一感觉一定会觉得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官太太或者女特务。不管我母亲穿着如何普通、平常,她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究竟是怎样的不一样呢?她缺乏劳动妇女的那种纯朴,就算她穿着破衣服,也一定给人一种娇艳的感觉。

何继中的母亲就两样了。她是个知识妇女,眼中透露出一股精明能干的神情,当然,也不乏有质朴。我倒是希望自己的母亲就像何继中的妈妈那样,虽然这种女人会给人明显的压迫感,而我的母亲从来不给人压迫感,但我还是希望有个农村妇女一类纯朴的母亲,或者像何继中妈妈那样知识妇女的母亲。

何继中如果见到我母亲,会不会也觉得她是个女特务或者反动官太太呢?会不会就此使他对我家的政治面貌产生怀疑甚至厌恶呢?老实说,我确实有点担心。

然而,我总不能一辈子不让何继中和母亲见面吧!他可以不见我的继父,但我的生母却没有理由不让他见。所以对何继中这次去井冈山修铁路要经过吉安和母亲见面,我内心充满了恐惧战兢。

世人都说,“丑媳妇总要见婆婆面”;而我们家倒好,变作“丑岳母总要见女婿面”了。

其实,这个“丑岳母”只是我的看法,别人也许就不会这样看了。我的母亲万万想不到她的女儿会这么担心她在别人面前的不良形象。如果我母亲知道我当初有那么多的顾虑,我想她会伤心,一定会很伤心的。

是啊!“丑岳母总要见女婿面”,无论事情会朝哪方面发展,何继中见我母亲是“势不可挡”的了。

我记得那天,我很早就从园艺场去到县城。在新干广场,就是我曾经被抓起来送到“大联筹”去的那地方,我在那儿等何继中和鸡峰公社筑路大军的来到。我们两人分处在不同的道上,园艺场靠近的是省道,而村头在县道上。每次去看望何继中都很不方便,要先到县城,然而,搭上去七琴的车在村头下。

大约在九点钟,鸡峰公社全体去修筑铁路的人都到齐了。我跟着他们爬上了大卡车,准十点,好些辆大卡车载着满员的筑路大军从新干出发,开往吉安。

其实吉安到新干只有一百多公里,现在坐火车不到二个小时就可以到了。但是,那时候不但没有通火车,就连公路桥也没有。吉安和新干分属在赣江两岸,吉安在河西,新干在河东。那时候,所有的车辆来往于两地,都要在一个名叫“朱仙桥”的地方摆渡。

每次回吉安或从吉安来新干,摆渡时车辆的长龙对我是十分可怕的一种耐心磨炼。我常常会上蹿下跳,焦急地看着一条渡船好不容易才装上了两三辆汽车,望着它向对岸驶去,再焦急地等候着它回来,如此周而复始。

好在那时车辆并不多,人的流动也不那么大。文革大串联过去了,人们又静悄悄地在各自的地方过日子,大家都守着工作单位,连家庭都顾不上,一年才和家人团聚一次,在旅程中的人很少。不然,像现在车辆那么多,在旅程中的人那么多,那车辆摆渡的等候就更可怕了。

那天新干县修筑井冈山铁路的大军十点钟从新干出发,到下午四点才到吉安。

我一路上心潮翻滚,不知道何继中见到我母亲后会是怎样想她?我盘算着怎样去找母亲,母亲被贬到专区人民医院挂号收费后,我一次都没有回过家,也不知道现在的家在哪里?只好先去挂号室再说了。

我让何继中在医院门口等我,找到挂号室,看见母亲在。母亲见我来了,很是意外,马上跟一起工作的张阿姨打了声招呼,让她帮忙看着点,就出来见何继中,并把我们带到她暂时居住的地方。

那时我和妹妹都下放了,继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母亲被贬到挂号室来收费,也就被安排住在医院的宿舍里。当时专医跟卫校还没有分开,母亲住的地方是卫校的教员宿舍,靠底层最里边的一间。

房间里什么也没有,一看就知道是临时居住的地方。母亲把我们带到她的临时住处,对何继中很歉意地笑了笑,告诉我们她还在上班,不方便为我们买菜做饭,只能将就在职工食堂买饭招待何继中了。

我跟母亲一起去到食堂打饭,将何继中撇在这个不是家的家中。

我心里不停地在“打鼓”,一是不知道何继中会怎样想母亲,二是不知道母亲会怎样想何继中。老实说,我更担心的是母亲留给何继中不良的印象。如果母亲对何继中印象不好,这对我构成的威胁不大。我母亲是个十分开明的人,她对孩子,尤其是我这个很有主见的女儿,通常是不太担心也不太管的,尽管我是最会给母亲惹事生非的人。

那天晚上何继中回到筑路大军中过夜,我和母亲在我们的“新家”住了一宿。

我已经记不太清楚当时母亲对何继中的印象了,更是不晓得母亲留给何继中的印象如何?第二天,筑路大军奔赴前线;我回到新干,继续我那漫无天日的知青岁月。

第八章  知青哀歌

参加井冈山铁路的修筑大军队伍里,虽然有很多知识青年。然而,更多的知青被留在各自的生产队里,仍然跟我一样,日复一天,年复一年地,天一亮就下地干活,天黑了才回家做饭吃饭,上床睡觉,过着单调乏味的艰难时日。

我的亲戚中有一位也下放在新干,马佳琳下放的地方在新干最高的深山老林里。有一次应她的邀请,我去到桃溪公社的黎山大队,那可是新干最苦最苦的地方了。自去到黎山回来后,我再也不敢说“宁可插队在某个大队里也不愿意在园艺场”这种话了。若是真要我去桃溪公社黎山大队插队,我还是老老实实呆在园艺场更好些。

马佳琳比我大一岁,她是67届的高中生。她父亲是我舅妈的表哥。我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只是沾点亲带点故而已。然而,因为大家同在新干县做知青,这点亲和故就显得格外珍重了。

桃溪公社很多上海知青都是卢湾区和徐汇区的高中学生。我表哥延礽高中时所在的向明中学,有不少人就下放在桃溪公社。表哥因为是独子,分在工矿,很多他们学校的高材生都下放在新干,并且分在最最偏远的桃溪,马佳琳尤其惨,分在桃溪最高的一座山上度过她的知青岁月。

记得那天,我跟着马佳琳爬黎山。我那时还年轻,爬到北京的香山顶上都不在话下,可是那次爬黎山,要了我半条命。我简直无法想象生活在黎山上的上海知青们,他们怎么有本事一趟趟地爬上去,爬上去。

黎山知青点的屋子黑漆漆的,土砖垒成的墙壁上糊着破旧的报纸。那些旧报纸已经长期被烟熏,黑到看不清上面的字了。有些地方没有糊上报纸,大概报纸有限吧!没有糊上报纸的地方,到处都是因土砖不平垒砌困难造成的缝隙。风很大,在山顶上生活的人常常要经受风的吹袭。在到处是缝隙的屋子里住着,就像在旷野一样,遮不了风,挡不住雨。

我记得住在黎山大队知青点的第一个晚上,心里可害怕了。我问马佳琳这儿有没有野兽出没?马佳琳没有应答。她也无法回答,虽然她一次都没有遭遇过野兽的侵害,但不能就说没有。想想看,如果她遭遇过一次,不,哪怕是只有半次,还有命从桃溪接我上黎山吗?

我记得黎山上有不少板栗树,我跟黎山的知青去打过板栗。板栗大概是那里惟一的一项经济作物,可以用它来换钱买油盐酱醋。然而,把一颗颗板栗从树上打下来可不是轻松活。当然更重的活儿是在水稻田里。黎山的稻田作物产量很低(可能是因为水温太低的缘故),可是付出的辛劳却要加倍。他们一天的工分值只有六分钱。

黎山的交通很不便利,从山顶下来到桃溪镇,至少要走好几个小时,上山要的时间就更长了。

我听那里的人讲,有些老人这一辈子都没有下过山。他们就在山顶上这块群山环绕的小“平原”上(其实就是个山洼),度过了他们一生的时光。当然,青年人就不一样了,现在的青年人都会往人群里钻。黎山的青年人一有机会就下山,山下有的好东西,他们会不辞辛劳地搬上山去。

黎山上的上海知青艰难的插队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要比在村头和其他村庄的知青辛苦多了。跟黎山的知青在一起,我们谈论的话题也不一样。也就是说,因为他们都是高中生,他们都曾经是很有理想、抱负的一批人。

不说别人,就说我表哥的同班同学潘利民,他也是在桃溪公社插队落户。那可是个顶呱呱的进步青年,还有后来成为吉安地区妇联主任的金妙琳,他们都是当时响当当的革命青年。

我那时还不懂得在政治谎言欺骗下的人们受到的捆绑有多深?我很佩服有如潘利民和金妙琳等青年。我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成就一番改天换地的壮丽事业。这种谎言的捆绑残害了整整一代人,不,直到如今还继续在捆绑着无数的人,以为靠自己的努力和作为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和价值。

我虽然很佩服那些貌似很坚定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广阔的天地的进步青年。但是我的内心却很害怕真的在农村一辈子,即使有一天我也像他们一样,成为政治明星。我当时不知道,金妙琳他们这些人不过是在强逼自己成为媒体宣扬的那种人,其实他们和我们一样同是软弱的人,打内心里也厌恶这样的虚假荣耀。

我呢,当然希望早早脱离这种逆境,去到真正能够发挥我特长的岗位上展示自己。但我又常常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危险,有悖于我当初来到农村改造的初衷。我就在这种不断地从“灵魂深处闹革命”中挣扎着,挣扎着……

有一天,马佳琳问我说:“你听过一首‘南京知青之歌’吗?”

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也表现出很感好奇。看我这样,马佳琳就对我唱起了一首旋律十分优雅,歌词却十分凄美的歌曲。——

一、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啊,彩虹般的大桥,直上云霄,横断了长江,

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二、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

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返。

啊,未来的道路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

生活的脚印,深浅踏在偏僻的异乡。

三、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

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

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

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来到。 

四、告别了你呀,亲爱的姑娘,

揩干了你的泪水,洗掉心中忧愁,洗掉悲伤。

啊,心中的人儿,告别去远方,离开了家乡,

爱情的星辰,永远放射光芒。 

五、寂寞的往情,何处无知音,

昔日的友情,而今各奔前程,各自一方。

啊,别离的情景,历历在目,怎能不伤心,

相逢奔向那,自由之路。——

我后来从网上查到了一篇有关的报道:【一段辛酸的历史:30多年前轰动全国的《知青之歌》诞生奇闻】。这篇报道如是记载:歌名为【南京知青之歌】,可想而知,它的作者是南京人,而且就是当年的知青,他的名字叫任毅。

任毅原是南京市五中66届高中毕业生。他从小就兴趣广泛,爱好艺术。小学的时候参加过南京市著名的小红花艺术团,学过唱歌。中学时又参加过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学过二胡和吉他。

1968年年底,正好是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南京五中的一批学生坐着卡车,经过了南京长江大桥,来到江浦县插队落户,任毅所在的生产队正好是公社所在地,于是他们这个知青点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全公社知青聚会的地方。

1969年夏收之际,南京知青中普遍弥漫着一种下乡后的失望情绪。任毅在门上贴了这样两段语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全公社的知青都经常跑到他们这里来聚会,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感到前途渺茫,于是弹吉他的人又多了起来,当时他们那里甚至有“吉他之乡”的称号。大家聚在一起,就唱过去的歌。

有一首歌他们唱得特别动情,歌名叫《流浪人归来》: 

“流浪人归来,爱人已失去。内心无比凄凉,我活着为什么?

应该怎祥活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前途在哪里?”

1969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南京五中的知青又聚在任毅那个小茅屋里,又把那些歌轮番唱了一遍。唱完之后,大家仍然觉得空虚。这时任毅的一个朋友唐又龙忽然站起来对任毅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就写一首我们知青的歌吧。”

他这句话给任毅的触动极大,当晚他就抱着吉他谱写了【我的家乡】,整整搞了一个晚上,等到第二天天色发亮的时候,这首歌终于完成了。

他在歌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的”,然后又写下了“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这首歌原来是有个雏形的。1964年,南京五中有一批毕业生志愿去了新疆,在戈壁滩上,他们中间有人作了一首歌曲,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当时听了很为之感动,任毅就在这个基础上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节奏也搞得复杂一些,有2/4、3/4、4/4拍,使它能够更好地表达知青思乡的情绪,歌词也重新填过。 

这首歌一完成,当即就被人拿去传抄。然后它开始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知青中间流传开来。夏收之后,任毅在回南京的轮船上听到有人唱这首歌,于是就走过去,故意问:“你们唱的是什么?”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他:“看你的样儿倒象是个知青,怎么连这个歌都不知道,这叫【知青之歌】!” 

其实当初他写这首歌时并不敢称为【知青之歌】,因为这里既没有豪情壮志,也没有宏大理想,它只是表述了一种思乡情绪,表述了知青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而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

据说,有一伙上海知青去黑龙江的火车上,一路吟唱这首歌。江西有一个县的知青在开会前的拉歌比赛中,居然也唱起了这首歌。当时任毅的一些朋友学着列宁评价【国际歌】的口气说,“凭着这首【知青之歌】,你任毅可以到处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

但是,对任毅来说,不但没有找到吃、找到住,却是不幸降临,全是因为这首歌 。

1969年8月份的时候,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传来,任毅有个同学叫郑剑锋,因为身体有点残疾,驼背,所以免去了上山下乡,他们那个班上的同学大概只有他留在南京,于是他的家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这些下乡知青回城时的联络点。郑剑峰的手很巧,爱装半导体收音机。有一天他在调试时,忽然听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写的那首歌,他感到很意外,于是立刻偷偷地告诉了任毅,并约他第二天在同样的时刻再去听。 

第二天下午四点钟,他们躲在郑家的小屋子里,偷偷地把半导体收音机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果然很快就听到了那首歌,他们把它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并采用男声小合唱的形式,配上小乐队伴奏,效果搞得很不错。

当时任毅都听呆了。一来他还是头一次听到自己这首歌正规演唱的效果,没想到它的感染力竟有这么大;二来他意识到莫斯科广播电台演唱了这首歌,实际上已经把他置于死地,他的罪名是脱不掉的。因为当时的中苏关系恶化到对立的地步。 

1970年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晚上,那是任毅永远也无法忘怀的日子。 

窗外手电筒雪亮的光柱不时射向茅屋的每个角落。任毅的箱子都被打开了,他们什么也没找到,因为不久前任毅烧完了所有的文字东西。 

“带上你的洗漱用品,跟我们走!”一个声音高叫着,插在军大衣口袋中的手正紧勾着扳机。

任毅举起戴着手铐的手,轻轻地摘下那已经准备好的放满牙刷、牙膏、手巾和换洗衣服的书包,随手套在头上。在都是拿枪的军人的押送下,走出了房间大门。不过,这一走,却再也没回到农村,从而庄严而隆重地结束了所谓“再教育”的历史时期。 

他被推进一个柜台,经过严格的搜身,抽去了里里外外所有的裤带、皮带,据讲为了防止自杀。真是天知道。 

“签名”抓他的人出示了“逮捕征”。 

“按上手印,写好几点钟。”依然是那威严的声音,那无表情的脸。 

“进去!”任毅还没有弄清什么就被推了进去,随着就是关门、上锁。 

“啪”地一声,门上一个小窗打开了,把任毅吓了一跳,这小小的窗几大概只有一寸宽三寸长,以后老犯人讲这是“老虎窗”,窗外看守的小眼睛在滴溜溜地转。牢房里死一般的沉寂,像停尸房一样的地板上脚对脚地躺着十几个人,对刚才发生的一切他们都没有反响。 

带钉的皮鞋声渐渐地走远了,远了……牢房里的人都活了过来,一个个地坐了起来。坐在大门边的一个人讲道:“你们挤一下,让一个位置给他。”人们自觉地挤了一下,一个二尺宽的地方便空了下来。 

于是,1970年2月19日深夜,西29号牢房里又来了一个新犯人的消息便尽人皆知了。 

就在这一间牢房里,他整整被禁锢了一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一直到8月3日,全省公判大会上宣布十年刑期后,他才被押到劳改农场去服刑。 

从2月19日被抓到8月3日被判决,这五个月时间里,任毅天天被提出去审讯,而且经常是在夜里。他们逐字逐句地审查那首歌的歌词,光是一句“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他们就搞了任毅好几天,一定要逼他承认当时不是写的“深浅”而是“深陷”,任毅因为自己确实写的是“深浅”,所以拒不承认。

虽然是一字之差,可在当时份量大不相同,关于“深浅”,还可以自我批判一番,因为知识青年身上还存在着没有得到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没有工农兵那种一往无前、脚踏实地的精神,所以脚步是深深浅浅的,而“深陷”岂不是成了对上山下乡的一种污蔑吗?

现在看来这些审讯以及他自己的解释都是可笑的,但在当时,审讯过程却无比严肃正经。 

为了攻下“深陷”这个堡垒,他们在任毅面前抛出了几十个版本的“知青之歌”,估计都是从全国各地搜查来的,有油印的、有打字的、有复写纸的、有手抄的,各种样式的都有,其中确实有不少都是写的“深陷”,大概在流传中人们觉得这个词更能说明知青的状况吧。 

在这五个月期间,任毅一共三次“陪绑”。当时“公判大会”气氛是很恐怖的,每个在押的人都不知道落到自己头上的将是什么命运,在没有法律保障的状况下,小百姓有可能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疏忽而招致杀身之祸。 

使任毅难忘的是当时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有个省革委会副主任主持公判大会,当他宣读判决书,扯开嗓子高叫“判处死刑”时,全场人的心仿佛都被提了上来,大家都屏着气在等下文“立即执行”,只见那位副主任慢慢地打开茶杯盖,抿了一口荼,麦克风里传出他开盖、喝水、关盖子的声响,然后他平静地说:“缓期二年执行。拉下去。”人们的心又给放了下来。真不明白他这种惊人的揪动人心的停顿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在审讯任毅的五个月期间,隔三差五地将他提出去批斗就算是家常便饭了,至少开了有三十多场批判会,任毅是所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一个典型”,专门有一个批判的小分队,将他拖来拖去地巡回批斗。 

知青们对他怀有很大的同情。有一次在开完批判会之后,很多知青都涌到前面来,有人示意他到厕所去。在那里,他们挡住了看管人员的视线,往他的上衣口袋里塞了八十元钱和五十斤粮票。知青们的同情顿时使他感到活下去也许还是有希望的。 

1970年8月3日,任毅又被拖去参加了一次全省的公判大会,这次被宣判的人中间也有他一个。当判词读到他的时候,他几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判刑十年……”

从那天起,任毅开始了长达九年的劳改犯生活,处境自然是十分严酷,总之,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生活。

“专政”的滋味任毅算是尝足了。九年坐牢,仅仅是为了一首歌。现在看来这是多么荒谬的判决,而当年他还为自己只被判十年徒刑而感到过庆幸。

任毅是1979年平反出狱的,后来被安排到南京一家丝织厂工作。

失去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不过,任毅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因此却得到了珍贵的爱情。

那是在他出狱后不久,有一次到一个老同学家里去玩,于是这位同学的妹妹——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对他和他的经历发生了兴趣,虽然她比任毅年轻许多,却执意要和他结合在一起。于是任毅在失去了很多东西之后,得到了一位年轻姑娘的纯真感情。

那天,马佳琳为我唱了这首歌,我听她全神贯注深情地唱着这首旋律非常优美的歌,不由自主地陶醉在其间了。我的陶醉其间最主要的还不是它的旋律,而是这首歌的歌词深深地触摸到我的内心。

是啊!知青的无限惆怅心情被任毅在歌词中释放出来了。我过的可不就是这种“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的日子吗?我们日以继夜“沉重地修理地球”,还得视为“光荣神圣的天职”;难道这就是我的命运,不可抗拒的命运?

我自从学会了唱这首歌后,整天哼哼唧唧,有事没事地靠在锄头上唱着,想要把自己心中的绝望和苦闷唱出来。还真是有用呢,通过这种无病呻吟的吟唱,我的心情确实好过了些;唱着,唱着,似乎找到了很多苦路上的同行者,也就不觉得那么孤单痛苦了。

我身旁的知青不少,但是能够跟这首【南京知青之歌】产生共鸣的人却不多。也许很多人不过是小心翼翼地将他们内心的绝望和苦闷隐藏得很好,不似我,非要发泄出来才解恨。

我将这首【南京知青之歌】从马佳琳处“批发”过来,“贩卖”给了园艺场的知青。

当时我将这首诗歌看成是一首哀歌,一首发泄内心极度悲哀情绪的歌曲。

我看得出来,其实所有的人跟我一样,情绪都很低落,都感到前途渺茫。我们下放时的豪情壮志和宏大理想早就不复存在,每个人的心情都像歌词里所表述的那样,充满了思乡情绪和面对现实这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和无奈感。

信主后,我看到圣经有一卷书,叫【耶利米哀歌】。在还没有开始读这卷圣经前,我一看卷名叫【耶利米哀歌】,马上就想到知青时代常常吟唱的这首【南京知青之歌】。在我看来,【南京知青之歌】够悲哀的了,与圣经的【耶利米哀歌】有得一比。

然而,随着信仰的逐步成熟,后来我看清了,所谓的“知青哀歌”和【耶利米哀歌】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有人说圣经里的【耶利米哀歌】是“在墓园写的挽歌”。因它是痛苦的并发,眼泪的江河,赓续的饮泣。然而,【耶利米哀歌】并不是一己一时痛苦的发泄,因为其中有真理信息、有属灵教训。

这卷圣经的作者耶利米以非常严正的态度,研究历史的功课,教导人们怎样将信仰应用在现实的生活经验之中;这些哀歌,常常用于纪念以色列的国难,举国哀痛悔罪,仰望神赦免的恩典。先知耶利米表达的那种说不尽的悲哀,确实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述明。他在这几首诗歌中反复陈述,起承转合,将读者带至更高的意境。

事实上,耶利米没有徘徊在伤感之中。他迅速地进行,从徐缓转至急遽。由一种思想的情景,带至另一种信念的境界,在激昂中有平和,在宁静中又有兴奋。因此,吟唱【耶利米哀歌】的人在悲痛中没有因循,在失望中仍有勇气;悲哀与痛悔之中,交织着责任感与希望。

读过【耶利米哀歌】之后,我的思想境界被神提升了。现在我再也不会将所谓的知青哀歌跟伟大的圣经经卷相比了,他们实在没有任何可比性。

通常我们都会认为眼泪的定义是“从眼睛里流出来的一滴滴带有咸味的液体”。人们在发怒或大笑时,都可能会流泪,但是落泪常常令人联想起的是悲痛和忧伤。我们哭时,朋友就知道一定是发生了甚么事,并力图安慰我们;婴儿可因饥饿而哭,小孩可因玩具坏了而哭,成年人则可因面对灾难和死亡而哭。

耶利米先知的悲哀极深,他被称为“泪眼先知”,他的每滴眼泪都是从破碎的心里流出来的。作为神的代言人,耶利米知道他的祖国犹大及其首都圣城耶路撒冷的命运:神的审判将至,国家灭亡将至;他因此而哭泣。

然而,耶利米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困苦或损失流泪,他乃是因为百姓拒绝爱他们的神而悲哀。神创造了世人,疼爱他所造的百姓,反复寻找他们,为要赐福给他们,但他们却拒绝祂。耶利米的心碎了,他知道百姓的自私和罪恶会令他们持续被流放异乡他国,使他们加倍承受痛苦。

耶利米的眼泪是为民忧伤、为民悲哀之泪;一切令神心碎的人和事,也会使耶利米心碎。【耶利米哀歌】被称为“眼泪之歌”,因为它是一首挽歌,一首为被摧毁的耶路撒冷所写的悼词。

可是,知青哀歌呢?

这首【南京知青之歌】在我当时的内心确实激起了一种和作者一样强烈的共鸣。然而,现在想想,在这种貌似共同的对命运的哀怜中,我们并没有能够在这首大众认同的知青哀歌中得到真理的指引。

或者我们大家——所有的知青,都可以唱着这些哀歌,藉此暂时发泄和排遣一下内心极度的郁闷;然而这种发泄带给我们的益处很是有限。即便我知道了,在这条人生苦路上行走的人,不止是我一人,还有千千万万跟我一样过着“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的日子的人;还有万万千千跟我一样 “沉重地修理地球”的人,那又怎样呢?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真理的指引,我们在黑暗中如此迷茫,需要有真理来指引我们如何看待如此艰难的处境?我们需要希望,看到我们的前途并不是“沉重地修理地球” ,我们光荣神圣的天职不是用双手绣红地球、绣红宇宙,这个世界和整个宇宙并不是单一的红色,这个世界应该是充满了各样五彩缤纷的色彩,不该是“红海洋”的世界。

然而,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啦,我们这些人到底怎么啦?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会帮助我们更有所作为。难道现在我们的作为就是不断地“沉重地修理地球”,就是每天“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

这首知青哀歌让我们把残酷的人生现实抒发了出来,藉着歌词抒发了出来;然而,却仍然没有办法将歌唱者从绝望和失落的深渊中引领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我,那时还是没有方向,还只是在绝望的死路上匍匐而行。 

多年后,我看到一些同在新干插队落户的知青都撰文讲起那段往事。大家对这首【南京知青之歌】还记忆幽深。这曲知青哀歌不仅在上海知青之中流传甚广,就连当地青年都还记得。

有一篇当地人的回忆文章——【上海知青】中这样写道:

……四十年前,全国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纷纷下放到广大农村锻炼,插队落户,与农民一样,战天斗地。

从小在大城市生活的知识青年,有的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远离父母,来到偏僻的、落后的乡村,住的是简陋的泥瓦房,没有天花板。男的住一间,女的住一间,都是统铺。吃的是大米饭,基本上没有什么菜吃,我看到他们就着酱油或盐水吃饭。有时农民给点蔬菜或几个鸡蛋。他们分别要拜上不同的师傅,假如师傅家里杀了年猪,那就有一顿肉吃了。

那时没有公交车,去县城二十多里都是走路,连自行车也没有,有时就靠爬拖拉机捎些路程。大部分男生练就了一身爬拖拉机的本领,就象铁道游击队员爬火车。

下放在孙家的上海知青六人。小蒋、小陈、小虞、小施、小高等。他们是按政策每家几个孩子要下放多少来的,开始很不习惯,慢慢地就适应了。

记得那年我上高中暑假回生产队参加双抢,割禾到很晚收工,我摸黑挑着一担一百三十多斤的稻谷往回走,又饿又累,慢腾腾。和我同在一组的小虞返回半路来接我,挑起一担谷飞快的走。还撂一句话“你就是会读书”,可见他们的劳力有多强。

小高有一本【牛虻】的小说,这是我当时看过的最好的小说。他们有时关起门来唱起【金陵之歌】,想起家中父母,然后就哭起来。陈峰是我大哥的徒弟,经常和我们一起干农活,每当中途休息的时候,往往和我们一起摔跤。他学会了做木工,会做不少农具,他为了返城,竟然用斧头砍掉一个手指,自残以赢得回上海的机会。

下放在枧头的上海知青有十人。扬班长、倪大刚、倪大伟两兄弟、袁一民、郭优学、葛福祥、小瞿、小邢、火星等等。他们是上海中学的学生,第一批主动要求下放来的,素质很高。刚下放就参加修水利,挖渠道的时候,他们拣重活干,在渠道底下用铁锹把泥土铲起,往上面抛甩,把当地农民惊呆了。

68年的冬天,五保户老婆婆曾冬梅患阑尾炎住院做手术,需要输血,一班知青都去县医院献血,最后由于血型相对,扬班长的热血流进了老人的身体。她就是我的大娘,我妈的姐姐。

那时,我就在那里,与他们相邻而住,看着他们艰苦奋斗。现在他们都有出息,事业有成,其中有三人在美国发展。前不久他们回到故地,看望老朋友,寻访旧地方,别有一番情趣。

知青下放对农村的教育、医疗也有很大的帮助。很多知青做赤脚医生,为农村的合作医疗作贡献,为农民减轻病痛。很多知青做赤脚老师,标准的普通话培育了一代代新人。没有知青,新干的教育质量没有今天。……

这是一个新干县当地的青年回忆他当年和上海知青在一起时的文章。

在他的文章中讲到的【金陵之歌】就是我在这里讲的知青哀歌,也即【南京知青之歌】。你从这篇文章中会看到,当年在新干孙家的那几个上海知青当时的一些生活场景:他们看小说【牛虻】,唱【金陵之歌】,而且是关起门来唱,唱得泪流满面,抱头痛哭。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看到的是知识青年在教育农民,而不是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篇文章非常正面地叙述了一个贫下中农的后代对知识青年在农村实况的一番感受。文章的作者也许没有很深很高的政治觉悟,他不能弄清当时政府为什么将那么多的青年学生放到农村来的背景,但是他非常正面地肯定了农村的落后,肯定了知识青年对农村的贡献。

我从这篇文章中感受到的不是知识青年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成就了新一代的农民。——这个政府把一代青年下放到农村来要达到的目的。

其实那时我身为一个知识青年,也像所有的知识青年那样,感到十分迷茫,也只有关起门来在深夜里蒙着被子大哭的份。我身在其中,就像一个被关在屋子里的人无法看到全貌,只能在屋子里进行一番自以为是的思考。

波德莱尔说:从打开的窗户往外看的人,决没有看着关闭的窗户的人看到的多。顾城有句著名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对,我当时的光景就是这样。

在思考知青的哀痛时,我多数时刻想到的是自己,因为我也是其中一员,我感同身受于这种哀鸣之中。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人为何而哭?可以看出他的天性——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是以神为中心?【耶利米哀歌】让我们知道耶利米为何悲伤。他蒙神拣选,完全献身作神的仆人;他热爱百姓、钟爱自己的国家,忧国忧民,却孤苦零丁。

而我那时为何流泪?我是为自尊心受到伤害,还是为周遭的人犯罪、拒绝深爱他们的神?当然是前者;我是为自己失去喜欢的东西,还是为四周的人因犯罪要受苦而哭?当然同样还是为前者。

这个世界到处充满不公义的事,贫穷、战争和叛逆神的事比比皆是。这一切都应叫我们流泪并行动起来。读【耶利米哀歌】,我今天要与神一起哀哭,这种哀苦完全有别于当年沉醉在知青哀歌里的那种感受。

回想当年,我还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的痛苦有多深?还自以为是地认为众人皆睡唯我独醒。我看园艺场的人少有像我那样为现实哀鸣,反认为他们都很麻木;我看何继中也是这样谈笑风生地面对现实,反倒认为他很低级趣味。在我眼中,那些能够跟我一起欣赏知青哀歌的人,能够跟我一起吟唱知青哀歌的人,才是有血有肉的人,才是知情知理的人。

然而,我在园艺场将从马佳琳处“批发”来的知青哀歌“贩卖”给知青,引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第一,我被告知【南京知青之歌】是反动歌曲,故意污蔑毛主席亲自发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种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反革命行为;

第二、鉴于我在园艺场兜售这首反动歌曲,即日起我要接受革命者审查,好好地深刻检讨自己的反革命思想行为。

第九章  情感重创

杨安陆从井冈山铁路修筑大军中撤回来了,他是有家室的人,家里有事,故此,比其他人更早地回到了新干。

我去见杨安陆,向他打听何继中的事。

我已经很久没有接到何继中的信了,不知他在永新究竟生活得怎样?杨安陆回来了,他一定会把他们在修筑井冈山铁路中的生活情景告诉我。

杨安陆听我说何继中很久没有给我来信,若有所思地问我:“你知道他被调到铁路文工团去的事吗?”

这事我知道,何继中的信中有提到过这事。他们刚去到永新不久,就成立了铁路文工团,何继中很荣幸,跟着杨安陆、付大海等人一起进到铁路文工团中。也许上级领导看他会拉小提琴,就让他去文工团的吧!当时我得到这个消息,断定是杨安陆等认识我的人,知道我和何继中的关系,他们才帮助何继中进了铁路文工团。

何继中参加铁路文工团真的是杨安陆的提携。可是,我看杨安陆的表情,他丝毫没有因为帮了我而感到高兴,更没有想要到我这儿来邀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很费解。

我也很敏感。从杨安陆躲躲闪闪的表情和吞吞吐吐的话语中,我看出来有事,何继中在永新一定有事。

我对杨安陆说:“他有什么事请你一定告诉我,别把我蒙在鼓里。我们是老同事,小何来到这里插队落户,你也帮了大忙。有什么事请对我明说,一定不要瞒我。”

杨安陆看我追得那么紧,不敢不说实话了。

他告诉我,铁路文工团有一个七琴公社的上海知青,名叫樊纯,现在跟何继中走得很近,看上去关系不一般。杨安陆表示,他有点担忧,一旦就这样发展下去,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他跟付大海两人都觉得此事不可等闲视之,得让我知道。不然,以后我会怪他们的。

我听杨安陆这话,心里一阵紧缩。我想,当时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一定让杨安陆觉得大事不妙。

我问杨安陆,究竟何继中跟樊纯的关系怎样不一般?请他讲具体点,帮我分析一下,他们究竟怎样关系不一般?何继中究竟已经走得有多远了?

杨安陆告诉我,就在他回新干前,去见何继中,问有没有信要带给我?还看到他们两人在一起切磋琴艺呢。何继中正在向樊纯学拉手风琴,一天到晚跑去找樊纯。有一次,杨安陆还看到樊纯帮何继中洗衣服呢!

这话令我义愤填膺。何继中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他这么做甚至一点都不避讳杨安陆和付大海,虽然他们并不是我安插在他身边的所谓“眼线”,但是他应该知道我们是老同事的关系,他若有什么事,一定会传到我耳朵里来的。显然,他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与别的知青关系如此密切,一点也不考虑我的感受。

其实,我是知道何继中这人的性格特点的,他这人是“人来疯”,“见面熟”。

如果换成今天的我,一定不会像过去那样“见到风就是雨”,一定不会觉得何继中这么做有什么不妥。青年人在一起很正常,何继中想要学习拉手风琴也是一件好事,应该支持他才对。

可是,过去我并不是这么个人,我听杨安陆告诉我他与樊纯的接近,立刻火冒三丈。

我现在回忆起当年自己如此强烈的反应时,“深刻反省”自己究竟这是怎么啦,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我审判自己的结论是,其实那时我最主要的并不是担心会因此失去何继中。我火冒三丈的最大缘由,是因为自尊心受到伤害。那时我把自己看成是何继中的“救世主”,我觉得何继中除我之外,不该求助于任何别的女孩。

杨安陆告诉我发生在井冈山铁路的这些情况,使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是的,我没有樊纯的本事,她会拉手风琴,而我不会拉,所以你何继中会舍我去求她,光凭这一点,就令我感到很恼火。

杨安陆看我反应如此强烈,立刻说:“你不要做什么过分的事啊!可能他们之间根本没什么事。我们因为是你的老同事,怕你吃亏,所以先防范于未然,告诉你这些。但你也别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也许什么事都没有。”

我认为杨安陆这是在安慰我。他越这么说,我越是怀疑何继中跟樊纯的事很不一般。再结合我们之间最近的联系状况,他都很久没有给我信了。这次杨安陆回新干来,特地去找他,问有没有信要带给我,他也不知道写几个字让杨安陆带来。这种种的一切,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杨安陆问我打算怎么办?我说我还没有想好,我想好了就会采取行动的。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扳回面子。我在杨安陆和付大海等人面前,已经很没有面子了。我如果继续保持沉默,足以说明我这人很差劲,被人欺负了都不敢回击。他们二人都知道我个性很强,所以我更不能在他们面前显得懦弱。

杨安陆再次向我说明,他是为我考虑,怕我吃亏,这才告诉我的;他再次说明,事情也许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可是,这个时候,我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了;我已经陷入了一个思维怪圈,一门心思要动脑子怎么来面对和处理何继中跟樊纯的事。

我被怨恨所充满,已经失去理智了。就算要怨怪,我也不应该怨怪樊纯呀!樊纯是谁?她又没有要伤害我,弄不好她根本不知道何继中跟我的关系,所以何继中找她学拉琴,她才不拒绝。其实,我怨怪的对象明明应该是何继中,我却昏了头,把一肚子怨气要发在什么事都不知道的樊纯身上。

我想好了,先不跟何继中说长论短,等他回来后,我问清楚情况再跟他说。

但是,我不能就这样对樊纯听之任之,既然我已经知道了有她这么个人,知道了这个人现在就在何继中身边,正影响着何继中和我的关系,我就不能听之任之。

我要让樊纯知道,虽然你有吸引何继中求你教他拉手风琴的本事;然而,我也要请你明白,我这个人并不是什么本事也没有的平庸之辈。我要告诉樊纯,她今天遇到的对手——我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挖空心事、咬着笔杆好半天,总算给樊纯写好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大部分都不记得了,但有几句我无论如何是不会忘记的。我记得自己引用了当时很多青年人都看过、作者是高云览写的【小城春秋】这本书里的一句话。

【小城春秋】是一部著名的描写革命知识分子生活和斗争的小说,它以1930年5月共产党领导的厦门大劫狱事件为背景。在此之前,中共福建省委机关两次遭敌人破坏,包括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刘瑞生、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陈伯生在内的许多革命同志被捕,并将被杀害。福建省委决定成立以陶铸为首的破监委员会,抢救狱中同志。由于党的领导和严密组织,厦门劫狱获得成功,使四十余名同志被救,还消灭二十多名敌人。这一事件曾经轰动全国,也激发了作者的创作欲望,写成中篇小说【前夜】。解放后,作者在此书基础上,改写成为【小城春秋】。

书中有一段“三角恋”。三角恋的主角是何剑平,陈四敏,丁秀苇。何剑平和陈四敏是好同志、好战友,他们俩都爱上了丁秀苇。为了成全对方,他们很是谦让。有一句话就是他们在互相谦让时说的:

“如果爱情像一座单行的桥,只能允许一个人过去;那么,就让步吧!抢先是可耻的。”

我当时就把这句话写在给樊纯的信中。

我的意思貌似很清楚。在我和何继中之间,现在有你樊纯出现了。我决定在我们三人的关系中,退让出来,因为我不是那种抢先的可耻之人。

写完了这封信后,我有点洋洋自得,像是自己马上要进入“凯旋门”似的。

老实说,我现在把这些自己当年干的荒唐事写下来,感觉十分、十分羞愧。然而,这就是当年的我,一个自以为是,骄傲狂妄到极点的我。这个可怕的我,实在是十恶不赦;然而,想不到竟然有一天会蒙神的拯救。

若不是神的拯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会在错误的路上走多远?但是我也知道,无论我走多远,我还在母腹里的时候,神就拣选了我,神的拣选不会后悔。只是若我犯的罪越多,我受的罪也越多。我这一辈子受了那么多的罪,都是因为我这一辈子犯了那么多的罪。

给樊纯的信寄出后,我煎熬着等待樊纯的回复,也煎熬着等待何继中回新干。

我忍耐着没有给何继中写信“兴师问罪”。不是不想写,而是抱着一线希望来证实他和樊纯的事纯属子虚乌有,是杨安陆他们错误猜测。我想,从我给樊纯信的内容那种含沙射影地批判和挑衅,我应该会得到樊纯的回复。如果樊纯不回复,那显然是她害怕了,是她做贼心虚。这样,我也会有个明确的判断,也更有力地向何继中“兴师问罪”了。

记得那封信我是寄往井冈山铁路文工团的。既然樊纯在铁路文工团,应该能够收到这封信。

我想像着信到了永新铁路文工团后的情况。既然何继中跟樊纯走得很近,就有可能这封信会被何继中先看到,他若认出了我的笔迹,也许就偷偷拆开看了,不交给樊纯。在这种情况下,何继中一定会心慌,为我知道了他的事情而心慌。如果他心里没鬼,就算从信封上认出我的笔迹,也应该会把我写的信交给樊纯,那倒是我希望的。

就算其间没有这么多的曲曲折折,弯弯绕绕,是樊纯自己接到我的信。我想像她看信后一定很难堪,弄不好会去找何继中,奚落他一番。如果那样,何继中会是怎样的一副表情呢?他会不会迁怒于我呢?如果樊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找何继中大吵大闹地算账,我想何继中应该也能看出她不算什么高素质的女孩了。

我就这样阴谋地策划着,想象着,暗自嘲笑着,不知是笑自己还是笑别人?完全不在乎自己被魔鬼控制着在做一些伤天害理的坏事,在做一些亲痛仇快的蠢事。

不能否认,这件事当时给我很大的打击。

也许若干年后的今天,我是在一种十分平静的心态中回顾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显得很理性。其实,那段时间我在情感上受伤很深很深。我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被别人甩,尤其这个别人是我千辛万苦,死磨硬泡给弄过来的。我痛苦得死去活来,表面上却还装成一副不在乎的强悍样。

大概过了半个多月,我收到了一封笔迹陌生的人来信,落款是七琴公社。不用说,那就是樊纯的来信。我没有任何在七琴公社的朋友,而且我也知道樊纯是七琴的上海知青。我知道我久等的来信终于到了。

看完樊纯笔迹工整的来信后,我傻了眼地呆坐着,很久很久回不过神来。我万万没想到她会给我这样的一封来信,我想了很多她可能会有的说辞,但绝对绝对想不到她给我的来信会这样看我和何继中。

原信的措辞我不是记得很清楚,意思是这样的:樊纯说自己跟何继中的接触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她也知道何继中是天津知青,由女朋友将他调来新干。她对待何继中像是对待铁路文工团任何一个知青那样,绝对没有什么对他特别不同的对待。何继中提出想要学小提琴,她不能拒绝,只得答应。既然答应了,就该认真教授。她不认为何继中是个好学生(学小提琴的好学生),但何继中表现得很虚心,也很认真;于是她只能兑现承诺,也同样认真地教授。

樊纯说她无意夹在我和何继中当中,她不是那可耻的第三者,更谈不上是我的情敌。她说自己受的教育不允许她做这种伤害人的恶事蠢事,所以我尽可以放心。至于何继中的存心如何,她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现在她请我转告何继中,不要再给她联络,她不愿夹在我们之间影响我们感情的发展。如果今后我们的感情出现什么问题,她申明与她无关,她对何继中没有一丝一毫要交男女朋友的意思,过去没有,以后更不会。

我被樊纯信里的那股气势完全压倒了。按说,这封信带给我的是可以让我放心的好消息;然而,看信后我却更加不安了。我觉得如果问题出在樊纯身上,那情况还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可怕。现在的问题根本就与樊纯无关,是何继中的问题,这麻烦就大了。就算樊纯像她说的那样,永远不会再与何继中有任何联系,还是很可怕的,樊(饭)纯消失了,还会有蔡(菜)纯出现,我岂不是防不胜防吗?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发生这事是樊纯一方的问题。看来我错了,错的比较离谱。

我知道何继中这个人很“招人”,跟他接触过的人都很喜欢跟他在一起。他的调侃和幽默在那个年代是少有的。再加上他是个美男子,又见多识广。女孩子难免会喜欢上他,就像李海鹰曾经说过的那样:这么优秀的人让她遇上,也会使出浑身的解数,为他做任何事。

显然,在樊纯眼里,何继中并不怎么样。那么,在樊纯眼里,我赵妩娜更不怎么样了。看樊纯信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那种冷冷的优越感,我感到很受伤。原本就觉得自己遇到了强对手,挖空心事想要打击一下这个对手,万万想不到自己反倒被这个比我更厉害的对手又狠狠地教训打击了一番。

樊纯到底是何许人也?我真想见识一下。然而,我也知道,我在樊纯眼中是彻底弱势,不堪一击了。她没准会这样想,你以为你赵妩娜看上的,看做宝贝的,我樊纯也会看上和当做宝贝。算了吧,我才不止你这点能耐呢;何继中根本不在我的眼中,你赵妩娜就更不在话下了。

我只能是咬断舌头往肚里吞,钻心痛,血淋淋,默默地承受自己狂妄的后果吧!

没有办法直面樊纯了,但是我还得面对何继中。

看到另有一类人并不看好何继中,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人真的很可笑也很可怕,大家都说何继中可爱,我会觉得言过其词不受用;现在有人并不看好他,我又觉得不舒服。这种不舒服不是为了何继中受到的贬抑,而是为我自己,为我没有找到最好的人,为我自己幼稚愚蠢的审美观。

该面对的还是得面对,更何况那时候我的生活是如此单调,我的性格和家庭背景又限定了我这人不合群,再说得难听点,没人敢爱也没人愿爱。既然何继中这个在众人眼中很不错的人至今还算是我的恋人,那么,我对他的那份爱恋也是实实在在的,我不能就此罢手,失去他的爱。

我现在已经很难把当初那种真实的感受表达得很清楚和准确了。我依稀记得那时我很害怕失去何继中,虽然樊纯不看好何继中,我却仍然害怕自己会失去他。

该怎样看待我当时那种不成熟甚至是错误的情感呢?现在我明白了,人类在人世间最重要的情感就是爱。人是上帝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上帝就是爱,因此对人来说,最重要的也就是爱。爱是人在世上学习的最重要的功课,从生下来开始,就一直在学习这个功课,一直要学到老,学到死。

这个功课之所以是终身的功课,那是因为真爱难觅,真爱难达(既难以表达,又难以抵达)。

打小我们就开始在寻寻觅觅,寻找真爱,学习真爱。小女孩藉着喜欢怀抱布娃娃来学习施爱,小男孩藉着喜欢玩枪甚至打架来学习施爱。当然,人不但需要施爱,还需要被爱。每个人在生命的每一历程中,都是在被爱和施爱的寻寻觅觅中,也在幼稚甚至错误的表达中过来的。

魔鬼是上帝的对头,它熟谙人类的需要,它用错误的需求和表达来破坏人对真爱的寻觅和操练。我们在朦胧的爱意感受或在生涩的性爱追求中,一直都有魔鬼的误导。这些我都原本不知,直到认识了真理和认识了真神才明白过来。

我当年就一直陷在对真爱错误的寻求和表达之中,做了很多损人不利己的傻事。

何继中从永新回来了,他是跟着大批筑路大军一起回来的。

我去到村头看望他。虽然我很想他一回来就来园艺场找我,但我等了他很久,他都没来。我知道他不会主动先来找我,于是忍不住就去找他了。

我身边带着樊纯给我的那封信,去村头找何继中。

他见到我来了,表情有点冷漠,不像原来那种每每见到我都会流露出来的惊喜模样。我心里很痛,但是一开始我并没有发作。我希望是他太过劳累还未复原,希望自己在村头能够帮助他尽快从几个月的辛劳中摆脱出来。

其实,他哪有什么劳累啊!他没有直接在第一线劳作,所有文工团的人都是在二线。虽然二线的排练也很辛苦,到各个点去慰问演出也很辛苦,但毕竟在二线,体力的支出不足以形成难以恢复的困难。纵然他脸上的冷漠模样确实是累的一种反映,但只是心累的表达。

我原本希望他先开口跟我讲明这一切。他应该知道杨安陆回来已经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了,他可以作出解释。如果解释合理的话,我想我会原谅他的,而且我会像是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那样继续善待他。毕竟樊纯那儿已经不构成威胁了,我有必要纠缠不放吗?

然而,何继中一直以沉默对抗。我忍到第二天,可以说是忍无可忍的时刻,不得不把樊纯的信交给他看。

如果何继中看了樊纯的信,对我大发雷霆,我觉得应该。因为我冤枉了他们,既冤枉了樊纯,也冤枉了何继中。他大发雷霆是对的,是正常的反应。哪怕为了发泄自己被冤枉的愤怒情绪,他打我一顿也好。

然而,他什么也没有。既没有骂我,也没有打我。(当然,他是个君子,从来不动手打人,更不会动手打女人,尤其是我这个有恩于他的女人)可是,他始终一言不发,对他和樊纯的事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我等着他的解释,但是他没有。就这样僵持了好一阵,他终于发话了。他好像很困难地说出这番话,这番话却一下子把我打进地狱。他说:“小赵,我们分手吧!”

我直瞪瞪地看着他,又是一个万万想不到。他会那么轻易地提出跟我分手,实在是我万万想不到的事。他可以诡辩,可以解释;但他却没有诡辩,也没有解释,只是说要和我分手。

我被打倒五里云雾中,更被打进地狱里。他这是干什么?竟然提出要和我分手。他没有说明任何要和我分手的理由,难道就是因为我让他在樊纯面前丢了脸,他就要和我分手?难道就是因为我偶尔一次做小动作,没有跟他商量如何处理别人的流言蜚语,她就要跟我分手?我百思不得其解。

接下来两天时间,我们都以沉默对抗。对了,不是我们,是他以沉默对抗。我呢,时不时地对他说几句话,有时态度强硬,有时软下来,向他低头,检讨自己的错误作法。但是这一切都打动不了他了,他一味以沉默对抗,怎么也不肯告诉我为什么铁了心要跟我分手。

我能怎么想他呢?当时我想到的就是他见异思迁,就是他忘恩负义。我感到自己就是古装戏里的秦香莲,何继中就是那陈世美。我真想大骂这个陈世美一通,但是不知怎地就是骂不出口。虽然他那种铁下心来的模样,实在叫我无法容忍,我还是骂不出口。

那几天是我知青岁月中最后一次在村头村,杨安陆曾经来到何继中住的礼堂里看望我。

杨安陆看见我们僵持的模样,自然知道后果如何了。也许他早就料到这就是我们这场曾经轰动全新干县的轰轰烈烈爱情的最后结果。我不知道杨安陆究竟是想要站在我的一边,还是站在何继中的一边?在我看来,人人都该站在我一边才对,因为我是受害者啊。

然而,我好孤立啊!我发现,不但杨安陆没有责备何继中的意思,就是民兵连长朱金根,这个应该会站在我这边帮助我、为我叫屈的朋友,都没有站在我一边来责怪何继中,也没有来劝他放弃跟我分手的想法。

我眼里流着泪,心里流着血,从村头回到园艺场。

陈冲一听这事,知道我和何继中走到这一步,她大跳了起来。

这太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了,陈冲从来没有想到过何继中会甩了我。她略有所闻在井冈山铁路的修筑过程中,何继中做了些出格的事,跟别的知青走得太近。但她也跟我一样认为,那是因为何继中太过“招人”,只要我不太计较,就没事。她也是万万想不到这家伙竟会提出与我分手。

我现在认为陈冲这个“万万想不到”是因为看自己太高,看知青的地位太低。在陈冲眼里,我们从剧团下来的人比知识青年更有前途。虽然我们同样也下放在农村,但毕竟政府会管我们。而那些在生产队插队落户的知青,他们跟农民一样没人管了。那时谁也没有料到日后会有知青大返城的事,人人都从眼下的处境看各人的前程。

陈冲当然认为我比何继中更有前程了。她很不服气,为何继中甩了我而生气,就像她自己被甩了一样。她大声嚷嚷地说:“一个知青,有什么大不了的,竟然甩起别人来了”。而且这个别人,还是从新干剧团出来的人。她想不通,因而为我忿忿不平。

那时我并没有陈冲对自己身份认定的那种优越感。我不是从政府是不是管我们来看待自己的前途,我比陈冲务实得多。只要每天劳动强度不大,有事请假会得到准许,我才不管自己是不是知青呢?

然而,陈冲却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下放干部,看作是比知青高一等的人。为此,她还常常去人事部门申请办理转正的事。在我看来,剧团已经解散,我们已经彻底告别梨园生涯了,可是陈冲却还将自己看成是剧团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陈冲是对的,我也沾了她办理转正事项的光,后来得到了一大笔剧团补发的工资和赢得那些年的工龄。

回头再说我这次在情感上受到的致命打击,这回的情感重创,几乎使我再也不信人间会有爱情了。

其实,我自己从来都没有以真爱对别人,何谈向别人索要真爱?可是那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对得起何继中,而何继中却对不起我。何继中对我的背叛深深地伤害了我,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严厉的打击,再也恢复不过来了。有一度,我甚至下决心再也不找对象,一辈子守独身,跟我喜爱的书本过一辈子。

这当然是气话。那年头,书本也珍稀得很。除了毛选和语录外,其他的书很难见到。

我要想守着书本过日子很不现实。那年头就是当初算为很好的书籍,什么【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等书籍都不见了踪影,更何况我喜爱的【早春二月】、【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苦斗】和前面提到的【小城春秋】这类书了。那年头,基本上是无书可读。

就在我暗暗地独自在园艺场舔伤口时,也就是何继中向我摊牌分手后不久,有一天,何继中再次来找我。与他同来的还有他母亲,那位天津大沽化工厂的厂医。

我很吃惊,为他母亲千里迢迢从天津来到新干感到特别吃惊。何继中把母亲叫到新干来干什么?为什么还来找我?这一切都不是当时我这个才过二十多的幼稚女孩所能明白的。

我记得那天我们三人在园艺场碰面后,立刻就来到县城,在新干县城里逛。何继中的母亲大概认为园艺场的场合不适合我们今天的处境,她要我请假一天,陪她去新干各处走走。

一开始我想,莫非我们的关系会有什么转机?何继中的妈妈来到新干,绝不仅是看儿子这么简单的事。在这个时候来新干,而且把我叫上,一定是为了我俩的关系。作为家长,也许何继中的父母觉得有必要出面来作些调解。

何继中那位看上去很是精明能干的母亲,带我去到商店里,在一个手帕柜台前站住了。

她问我柜台里的手帕好看不好看?我点点头,她就掏钱买了三条手帕。她说一条准备给何继中的妹妹小桥,一条给何继中的大嫂余安妮,另一条她给了我。

我当时看何继中的母亲这样做,还以为她仍然把我当家人看待,心里很是感动。不过,虽然这块手帕确实好看,在那个物质奇缺的年代里,有这么一条景致美艳的小手帕,会给我这个爱美的女孩子有爱不释手的感觉。然而,那时的我还没有昏头,我最重要的不是要得到这块漂亮的手帕,我需要的是一个解释,进一步也需要一个承诺。

可是无论是何继中还是他母亲,都没有给我任何解释和承诺。我以为他母亲会当我的面责备自己的儿子,并且给我承诺,保证何继中再也不会这么对我了。然而,她没有,连一句说到我们之间关系的话都没有,好像她完全不知道这回事,不知道我们之间出了问题,而且是要分手这样的大问题。

看来,他们是不准备先开口就我们之间的问题说些什么了。于是,我在与他母亲告别之际,只好开口说话了。

我说:“伯母,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吧?以后我跟继中没有关系了,也就不可能再见到你了。”我说这话时,声音听上去肯定是非常悲怜的,是带着哭腔的;我是拼命地忍住,才没有嚎啕大哭起来。

任何一个铁石心肠的人看到一个女孩子说出这番动情却又无助的话,都不会无动于衷的。我看得出来,当时何继中和他母亲的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这种难看,不是因愤怒而导致的脸部扭曲,不是因我的话被逼到死角而产生的愤怒表显,而是一种悲怜,因我这番话和说这话时那种无法掩饰的悲戚而从心底里生出的悲怜。

可是,他们这对母子最终还是将那发自内心深处的恻隐之怜给消灭了。他们互相对望了一下,不得已,这个做母亲的开口了:“小赵,我们也不希望这样,你当时要是什么都对继中实话实说就好了。”

我当时没有感觉出这话里有其他意思。我没有别的想法,光是觉得何继中这人变了,他见异思迁了;我也有觉得自己的做法太过分,是我自己把这事给闹砸了;我并没有听出何继中母亲话里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她的“实话实说”之意我理解为他们怪我不该使用卑鄙手段拆开何继中和樊纯的意思。

多年后的现今,我才明白原来何继中的母亲是怪我没有把自己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跟何继中“实话实说”。以致他和他全家都误会了我,以为我的家庭出身很不错的。如果我当初将自己的家庭情况向何继中“实话实说”,那就不会有何继中要调到新干来的事了,也不会有我俩的关系发展到恋人,最终又不得不痛苦地离开的结果了。

这次我回到阔别四十多年的新干,特地去了一趟村头村,看望当年的民兵队长朱金根。我要感谢他曾经给过我的好意帮助,虽然我和何继中最后还是分手了,但是我得承认我有很多过失是导致我们最终分手的原因。并且我还要向朱金根传福音,他年纪也大了,快七十了吧!我得赶紧向他传福音,使他有生之年能够得知神爱他的好消息。

那天我跟郑妤莺的丈夫蒋柏林去到村头村。原本是杨安陆要陪我去的,但是那天他要排练,次日他们老年艺术团要下乡去七琴公社演出,只好拜托蒋柏林陪我去了。

找到朱金根的家,还是那个老地方,还是那个黑漆漆的屋子里。朱金根的人倒是没有太大的变化,比我想象的要年轻一些。他的原配夫人已经去世,接待我们的是他后来娶的妻子,一个比他年轻许多精明能干的农妇。

我们在一起谈论最多的话题当然还是何继中。

朱金根告诉我前几年何继中回到村头来看望过他,何继中来新干是“公私兼顾”。新干有一个大型盐化厂,跟何继中有些业务上的关联,他是作为技术顾问身份来新干视察的。

有关何继中后来的情况,我略有所闻。他77年恢复高考时,考入了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接了他父亲的班,担任大沽化工厂的技术总监。

八十年代我们在上海见过面。那时我刚刚信主不久,住在上海慕尔堂,我们就在那里见的面。这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不过跟我这篇文章没有多大关联。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的通信往来,主要是我给他谈信仰问题。后来为了不使双方的家庭产生误解,我们没有再保持联系。

但是,这回我去村头看望朱金根,获得一个我从来都不知道也想不到的信息。朱金根很确定地告诉我,何继中与我分手时很痛苦,但是他不能不这么做。当时朱金根与何继中是好朋友,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是铁哥们。所以他很确定地告诉我,何继中当时做出分手的决定跟我想象他的见异思迁毫无关系,而是跟我家的政治面貌有关系。

朱金根说他当年和何继中一起去修筑井冈山铁路。有一天,他们俩有事去吉安,两个人一起乘车到吉安去的。然而,何继中一下车就不见了踪影,回来后,他的心情很不好,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朱金根问了他很久,他才告诉朱金根自己去了哪儿,遇到了什么事?

朱金根现今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小何说他去医院看你母亲,发现在你母亲的枕头边有一份她写的检查。你母亲去打饭时,他就看了你母亲的这份检查。看过之后,他吓坏了。小何对我说,小赵的妈妈真是可怜啊!可是怎么办呢?他自己一开始还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最后决定跟你分手。所有的原因就是看见了你妈妈的检查。”

这件事已经过了四十多年了,别说现在读我这篇文章的人,就连我这个当事人,也会觉得这个分手的理由太过牵强附会。可是朱金根很确定地说就是这个理由,跟樊纯毫无关系,当然更与后来成为何继中妻子的塔前村上海知青王文娟毫无关系。

朱金根谈到了何继中当时的心灵斗争,谈到何继中跟他谈论我妈妈检讨时的语气,都表明那时他作这个决定很不容易,他也遭遇了很大的痛苦。

我认为这是真的,朱金根没有必要向我撒谎。现在都已经过去很久了,我们都有了自己的家庭,而且我告诉朱金根我信主了,家庭很是美满。朱金根就更没有必要为何继中当时的背叛找理由了。

我并且隐约觉得那时朱金根甚至是怂恿何继中跟我分手的那个人。当年他是民兵连长,是鸡峰公社的领导干部。他既是何继中的好朋友,一定会站在何继中的立场上,为了他的政治前途,劝说何继中跟我分手。

是的,当时何继中是吓坏了。他万万想不到我母亲是明朝跟王阳明一起东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的大学士朱舜水的嫡亲后代,日本鬼子侵华时到我母亲的老家还要低头叩拜;他也想不到我母亲曾经是余姚城里最美貌的女子,她同学中有人做了周恩来的秘书,有人做了某个中央领导的妻子,只有她错误地选择了我的父亲,一个后来被共产党镇压的反革命军官;他更想不到我的父亲向我母亲求婚时,使用机枪对准外公家的大门,不答应就不撤去……在我母亲的检讨里,一定会有这些历史问题,这些历史问题足以在当时把我们全家打进十八层地狱。

何继中不想受我家重大历史问题的殊连,他的好朋友朱金根也替他出主意,劝他趁早跟我分手。于是,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势中,又恰逢我对何继中与别的上海知青过分的关系不满中,他迈开了这一步。趁我处在非常气恼的时刻,何继中向我提出分手的请求。

第十章  埋葬理想

何继中的背叛,使我陷入对人生更深的迷茫中。

人生对我而言,越来越残酷。我几乎感觉不到这个世界有哪怕只是那么一点点的温馨。不过,好在像我这种情况的人不是只有我一个,在那年代,几乎所有的人都处在迷茫之中,就算那些高干子弟,过的也是惶惶不可终日“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日子,全中国恐怕没有几个人是清醒地活着,轻松地活着。

园艺场的人几乎都知道我跟何继中的关系完了。陈冲愤愤不平,李海鹰幸灾乐祸,张亚雄冷漠沉默。……

各人都在自己的状况里看待我身上发生的这件事。是啊!我的事关别人什么事?大家自己都没有力量来面对自己的事,就像桃仔婆老公死了这样的大事,在园艺场都不算什么,何况我跟何继中只是分手而已;在当时生命备受摧残的残酷岁月里,失恋这种事是最小最小的事了。

除了霍永和外,几乎所有的人都言不由衷地表达他们对我和何继中的关系落到这个结果的看法。霍永和在一次收工时,靠近我,匆匆地对我说了一句话就离开。我记得当时他那句话使我绝望的心情得到一丝平复。

霍永和说:“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你不知道‘天涯何处无芳草’的意思吗?”

这句话可以理解为霍永和并不看好我和何继中的前程。但我当时觉得这句话有更深层的意思,现代人也许很容易把这更深层的意思表达出来。然而,如果当时霍永和像现代人会说的那样,说出“别以为何继中走了,就是你的世界末日了,没有了他还有别人呢,就像我,决不比他更差”之类的话,那就犯了大忌了。

是的,我们那时将这类背后更深层的意思看作是“趁人之危”。一个“趁人之危”的人,是个道德败坏的人。在我眼中,霍永和当然不是那种趁人之危、道德败坏的人。所以我接受了他表层意思的安慰。

霍永和显然不看好何继中和我的未来,他认为我应该能够找到比何继中更好的人。然而,这个人究竟是谁?是他自己还是别人,我先不去管了。我觉得霍永和当时对我未来的认定使我的虚荣心获得一丝满足。在当时我十分缺乏自信的时刻,他的话语加强了我的自信。

就在那段时间,我母亲突然被查出罹患了乳腺癌。

母亲要去上海治病,需要我请假一段时间去上海照顾她。在心情十分忧郁的时候,我离开新干这个伤心地有一定的好处,所以我答应了请假去上海照顾生病的母亲。

记得那天,我在樟树火车站售票窗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候车时,发现有我认识的新干医院的人跟我同一列火车去上海。他们买的是软卧,因为硬卧已经没有座了。于是我跟他们一起上车,进到软卧车厢。

这可是我第一次进到卧铺车厢内,享受这次卧铺的人当然不是我,而是一个上海知青。他被好几个人抬上了卧铺车厢,我帮他们举起输液的盐水瓶一起上的火车。我认识的这位新干医院的人正将躺在担架上的知青急速护送往上海治疗,同行的旅客中还有这位知青的父亲。

这位在溧江公社插队的上海知青劳动时,脚被一颗铁钉弄伤。当时没有留意,没有在意这颗铁钉是否生锈。不想这颗铁钉使他高烧不退,到新干医院一查,他的血液里已经都是坏死的病菌。也就是说,他得了所谓的“破伤风”了。

那天我看到这位男知青脸烧得通红通红,口里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呻吟时,害怕极了。过去我不知道破伤风有多厉害?我不知道一颗小小的生锈铁钉竟会要一个人的命。现在,这个生命垂危的人就在我的眼前,我害怕极了。巴不得火车比飞机的速度还快些,赶紧将这位同学送到上海最好的医院里,使他的生命得以挽救。

我那时只有一个心思,快、快、快,时间就是生命。我看到火车站站停,很想要求火车直达上海。但是显然我的想法很不实际,火车不可能为了一个知青的生命改变它的运行的。

记得那时媒体有一篇很有名的报道,叫做【为了一个阶级弟兄的生命】,讲的是有一个工人生命处在危险之中,当时党和政府为了抢救他的生命,动用了很大的力量,甚至出动了飞机,后来那个工人得救了,党的声誉也大大提高。

我曾经为党和政府对那位生命垂危的工人弟兄实施拯救而感到高兴,我也觉得在我们这个社会国家,工人阶级的地位很高,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然而,眼前有一位知青弟兄也在生命垂危之中,我何等希望沿路的车辆能够让行,将这位垂死的知青快速送到上海抢救啊!我们谈不上调用飞机,只希望火车能够直放上海。但是,我的意见根本就没有人听,仿佛这位知青的生命赶不上那位工人阶级的生命更有价值。

我不忍心一直在卧铺车厢看着,那位知青痛苦地呻吟着,声音越来越轻;他的父亲也痛苦地蹙着眉头,眉头越结越紧。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回到硬座车厢自己的座位上去了。

我的心情无法放松下来,这可是一个青年人的生命啊!他还那么年轻,弄不好比我还小。难道他就要如此悲惨地离开这个世界?我知道文革中死去的青年人多的是了,但是在我眼皮底下死人,仍然是一件叫我受不了极其痛苦的事。我害怕看到这种事,于是离开了他们。

过不久,我不放心,又过去到软卧车厢看看。那位医院的熟人告诉我,情况很不妙,恐怕撑不到上海。我问有什么办法没有?他说没有,就算到了上海,能否治愈也是个问号。但是,他的家人要求回上海,新干医院方只好一路护送。

我来回几次,看到情况越来越紧急。在快到上饶火车站时,那位知青最终停止了呼吸。

火车上的工作人员要求新干方的护送人员在上饶火车站下车,把这位知青的尸体在上饶放下。他的父亲苦苦恳求将尸体送回上海,然而,还是没有得到同意。结果在上饶火车站时,我眼睁睁地看着那几个人扛着安放他尸体的担架下了火车,他的父亲和我认识的新干医院的熟人也同时在上饶车站下火车了。

我继续随着火车的行驶回上海。这一路上,我心里十分沉重,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这个青年的逝去,好像将我的所有都埋葬了。既埋葬了我的伟大理想,也埋葬了我的甜蜜爱情,更是埋葬了我对人生的希望。我好像觉得自己现在活在世上,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到上海后,我住在陕南邨舅舅的家中。母亲则住在二姨妈家中,由马佳琳的父亲常常陪她去医院看病,后来又住进医院开刀。那年头,社会上已经开始流行开后门的事了,母亲要不是有马佳琳的父亲帮忙,来上海看病也很困难。幸亏马佳琳的父亲在广慈医院有熟人,母亲的病得到了好医生的医治,很快地获得了痊愈。

马佳琳的父亲是我舅妈的表哥,他对我们一家很好。马伯伯很喜欢我,他看了我写的几则日记,印象非常深刻。他觉得我是个有思想的女孩子,文笔又好,就向母亲提出,可不可以让我跟他的大儿子佳庆发展进一步的关系。

马佳庆比我大四岁,他是家里的老大。在他下面有两个妹妹,一个是佳芳,另一个是佳琳。

佳芳和佳庆都分在上海工矿,只有马佳琳去到江西插队落户。过去我跟马佳琳有接触,但对佳庆和佳芳都没有印象,此次母亲去上海治病,我跟他们来往频繁了起来。有一段时间,我还住在他们家中。他们家在瑞金二路,离广慈医院很近,便于我去医院照顾母亲。

老实说,我对马佳庆完全没有感觉,既不觉得他好,也不觉得他不好。他完全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别看他父亲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他可是个上海滩上随处可见的那种俗人。我喜欢的是有个性、有内涵的人,马佳庆既没有个性,也没有内涵,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按说我应该对马伯伯的意见诚恳地加以婉拒的,但我没有。我那时因为心情很不好,对大人们私底下的种种商议,既没有兴趣听取,也不好意思抗拒。那段时间,大人们时不时地会议论到我的前程和婚姻。

母亲来到上海,大姨父曾经跟母亲和姨妈们议论过,不如让我跟表哥谈朋友,这样就可以亲上加亲了。我的大姨妈不喜欢延礽表哥,坚决反对我这个她心中的好甥女跟她不喜欢的见异思迁的外甥发展关系。我那时对他们的种种议论都不屑一顾,也早就对表哥没有过去那种好感了。

跟马佳庆曾经有过几次约会,我们一起出去玩。我想可能他和我的想法差不多,试试看,如果能够培养出感情,发展发展友谊也是不错的。不然,也没关系,反正大家是亲戚,一起出去玩玩也算不得什么,不一定非要有那种关系。

最后我和马佳庆的事情没有了下文。我们彼此间都没有觉察到尴尬,也没有感觉到难过。倒是马伯伯很不愿意放弃我,看我不能做他的儿媳妇,他一定要收我做他的过房女儿。我为了他对我母亲的一番好意,就同意了做他的过房女儿。这样我和马佳琳的关系也不会显得尴尬了。

后来我听大姨妈讲起,我和马佳庆“没有了下文”还有一个缘由,那就是马佳琳的妈妈担心户口这个大问题。马家姆妈不同意我们交往下去,她担心我们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将来户口会是个大问题。

那时上海户口可是十分吃香的,我这个外地户口的人要迁入上海,那简直比登天还难。马家姆妈是个实在的人,她考虑问题比马伯伯实际多了。她希望马佳庆找一个上海户籍的人,哪怕不怎么样,没有我聪明漂亮,也好过长期分居两地过那种牛郎会织女的生活。

在与马佳庆短短的交往中,我整个人显得毫无主见,我自己看自己就是个活死人,我的理想埋葬了,我的爱情也埋葬了。我落在一种自怨自艾的境况中,得过且过,整个人就像是行尸走肉。

就在这段非常的时期中,我们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年是七一年,是我知青岁月的第四年。那一年的夏天,全国开展了反对骄傲自满的运动。我周边所有的人都挺莫名其妙的,我们都已经这样了,落到这步田地了,还有什么值得骄傲自满呢?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场继1970年中央在庐山会议上斗争的延续和更大斗争的前奏。

我那时自己陷在绝望的境地里,既不会知道,也不会注意当时中央内部斗争的内幕,我们这些人只能跟着上级的意思学习文件和喊喊口号。学习之外的其他时间,我们一直在紧张的劳作之中。

进入九月份,天气渐渐地变凉了,政治气候突然变得严峻起来。尤其到了九月下旬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了一种政治生活中异常。十一国庆节到了,报纸上没有像以往那样刊登的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的大幅照片,北京也一反常态的,在那一天没有举行每年都要举行的大规模庆祝游行,国庆节显得十分平淡。

好像是十一国庆节过去有十天左右的时间吧。一天,园艺场领导召开了紧急会议,据说会上要传达中央的紧急文件。会议开了整整一天,中午吃饭时,场部领导的脸色都很严肃,似乎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

晚饭后,有一位平常跟我颇有话说的本地知青,把我叫到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悄悄地对我说:“你知道今天他们开的是什么会吗?”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他对我十分诡秘地说:“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我点点头。他挺神秘的又朝四面看了看,活像电影里地下党接头时那样。

然后,他神色紧张的小声告诉我:“中央出了大事了,九月十三号林副主席(这是我们当时对林彪的习惯尊称)反对毛主席,叛逃到苏联去了,但是在蒙古摔死了。详细情况我也不太清楚,我刚才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偷听到场部领导在悄悄地议论这件事情,他们都说简直不敢相信。太可怕,太危险了。”

我当时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听错了。我问他:“你说的是真的吗?有没有听错?”

他着急地说:“我听得清清楚楚,一点都没错。这事我还敢瞎编吗。”是的,平时说这话那就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林副主席,那就是反革命,要被抓起来坐牢甚至枪毙的。

我当时还是没有完全相信。这怎么可能?林彪不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吗?而且这一条已经写在党的九大会议上通过的新党章里了,林彪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他不是被中央宣传一贯拥护和紧跟毛主席吗?

在文革中,林彪每次出现都是跟在毛主席后面,手里摇着那本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带头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就在此前不久的八月份,最有影响力的【解放军画报】上,还刊登了一幅署名峻岭拍摄的,林彪在一座风景秀丽的山顶坐在藤椅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大照片呢,怎么一下子他就反对毛主席了?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然而,大概到了十月中旬以后,开始了在普通党员和群众中传达有关的中共中央文件,并且开始了一系列的对林彪及其死党批判。当时这种政治运动当成头等大事,每天不管生产有多忙,我们都要坐下来学习中央文件,批判林彪叛国投敌、谋害毛主席的罪行,白天忙生产,晚上几乎天天要学习开会,根本没有了个人自己的时间。

对林彪的批判集中在他的“形左实右”路线,说是林彪打着极左的旗号,打倒老干部,乱党乱军,给国家造成严重的损失。这时候,我们也相继看到了中央开始对一些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老干部给予“解放”,让他们重新出来抓工作。

有一天,马佳琳来看我,问我对林彪事件有什么看法?她告诉我,他们当中很多知青在得知林彪叛逃的事件后,都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他们不是哭林彪的死亡,而是哭自己的愚蠢。这些很有思想的知青们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他们的所谓理想和追求纯属子虚乌有,原来都是谎言,都是欺骗。

后来我看到有一些文字,这些文字表明了那时很多知识青年在经历那段刻骨铭心的时期的感受:

“在很长的时间里,在精神和物质同样匮乏的年代里,书对我们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人们在生活和实践中认识世界,而我们却是从书中认识的生活和世界,然后才进入生活,进入这个和我们的想象完全背道而驰的世界——这个我们至今不肯接受的现实。

人们在追忆和探讨七十年代,想从中发现这个时代的意义,而我们似乎从没有从七十年代中真正走出,我们自身就属于七十年代,不管人们今天对它如何评价,那是我们的青春岁月,凝结在琥珀中的年月。

1971年是个具有某种里程碑意义的年代。在这之前,我们可以说是生活在一种‘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中,我们被告知什么是真理而且毫不怀疑,只要跟着那只挥着的手指引的方向往前走就行了。

而那之后,我们就被抛入历史的断层,信仰的真空,开始了作为具有个人意识的存在和寻求。

记得林彪事件发生时,我是被人从睡梦中叫醒的。我懵懵懂懂地从床上坐起来,很久都没有弄明白我究竟听到了什么,只觉得脑子一片空白,浑身发冷……我从小就是三好学生,少先队大队委,怀着【军垦战歌】唤起的激情奔赴北大荒,一直以为自己生活在幸福的中心,世界是属于我们的……

从此以后,我就什么也不信了,也再没有什么能让我吃惊了。现在正流行一部【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据说颠覆了以往对林彪事件的认识。而对我来说,没有比林彪事件本身更大的颠覆了。……”  

若干年后的今天,我看到这段文字,很有感触。是的,经历过那个非凡时期的人,都会产生与这段文字作者的共鸣。当然,我现在两样了,我已经是神的孩子,我有更高的眼光来看待那段历史时期,看待林彪叛逃事件,看待这个事件对中国政治的颠覆,对中国人意识形态的颠覆。

然而,现在我还要回到当初的情况中。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我当初是众多所谓觉醒了的知青中的一个,在林彪事件的震撼下,我貌似自己有了觉醒。

我也和许多人一样,开始怀疑文革运动是否搞错了,我对文革中的许多做法产生了怀疑,觉得我们在文革运动中是上当了,我们的热情和单纯被利用了。尤其开始对毛主席也产生一丝怀疑,过去认为毛主席一切都是正确的,可是林彪不就是毛主席老人家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吗?那么说,毛主席也有错的时候。

毛主席也有错的时候,这个想法曾经令我大吃一惊。怎么可能有错?他可是领导中国走向共产主义理想国度的人啊!如果他也有错,我们打小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目标岂不是都错了吗?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是唱着【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长大的一批人,我们被教导说: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不怕困难,不怕敌人,顽强学习,坚决斗争。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前进,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爱祖国,爱人民,少先队员是我们骄傲的名称。

时刻准备,建立功勋,要把敌人,消灭干净。

为着理想,勇敢前进,为着理想,勇敢前进、前进,

为着理想,勇敢前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虽然我们那时并不真正懂什么是共产主义,但是我们却知道自己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我们要接共产主义的班,如何接共产主义的班呢?从谁的手中接班呢?这首【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貌似已经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

那时,按我自己粗浅的认识,我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目标或者国度,是再也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国度,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国度。我想,人人都会希望能进到这个理想的国度,因而人人都希望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早日实现的。为此我们就需要共同来努力,使共产主义早日实现。

我当时并不明白这个“理想国”或“乌托邦”靠人自身的努力是根本达不到的。我却相信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定能够达到,并且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就能够达到。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既然我们已经到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那离共产主义的理想蓝图已经不远了。

从小到大我经历过很多次政治运动。“三反、五反”我是记不清了;但五七年的“反右”和六四年的“四清”我还是有点印象的。我看到一些我熟悉的人在反右和四清中被打下去,心里曾经有过一丝疑虑,因为我所熟悉的人似乎没有什么被打下去的理由,他们都挺好的。

但我幼小的头脑还是不太能够明白过来。我没有怀疑过中央的政策有什么问题,只是觉得或者是我认识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做的事情确实是错的,或者他们是不想中国走向理想的共产主义,才导致他们走向背叛人们的道路。

然而,当文革如火如荼地展开后,我自己也成了文革中被打倒的对象,我自己也成了通向共产主义理想国度的绊脚石。于是我有了更深的疑惑:这个我们天天高歌的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人才能进入的呢?是老保还是造反派才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呢?我坠入了五里云雾之中。

林彪事件带给我更深的疑虑。我知道林彪曾经是毛主席的当然接班人,自然也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了。但是这个接班人还没接上班,就死了。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他怎么会还没有接上班就死了呢?他死后,谁来接班呢?

不止林彪,文革中很多我当初以为是共产主义的先锋战士,就像国家的那些首脑们,都一个个被揪了出来。这就是说,他们其实也不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他们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干将。

这些国家首脑一个个被打倒,最后连毛主席最最亲密的战友也背叛了毛主席。我真的很难想像,还会有谁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偌大的中国,将由谁来带进共产主义的理想国度中。

中国十几亿人信奉共产主义自然有一定的理由,不光是广大中国人走的是共产主义的道路,在世界上还有共产国际呢。那时我们天天高呼要将三分之一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拯救出来;由此可见,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是得到解放的人,都可以在伟大领袖马、恩、列、思、毛的带领下,进入共产主义了。

我那时根本就不明白人是何等的有限,而且人又有自私这种无法回避的人性弱点。就因人的自私和有限,我们是不能进入共产主义大同社会的,我们也达不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的。

信主之后,我有幸能够明白了这方面的真理。我从圣经里看到,初期的教会有一段时间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模式的美好境界中。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我看到那时被圣灵充满的门徒们,他们变卖自己的家业,在一起共同生活。大家不再守着自己的一份家业,过着“凡物公用”的理想国的生活。

然而,这只是在教会初期的一个阶段里的事。很快地,圣经给我们看到,这种生活模式出了问题,大家在“凡物公用”的生活模式里和场景中,出现了很不和谐的一些问题。

圣经记载,先是有一对名叫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很自私的夫妻,偷偷地为自己留下了变卖家产的一部分价银,却谎称已经交出了全部。他们既想要过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生活,却又抛不下自己的私心。他们并没有尽上所能,却又想要按需分配。其结果就陷入到一个欺哄圣灵的罪恶怪圈之中,他们犯罪的结果是走向了一条死路。

与此同时,另有一部分在一起过“理想国”生活的希腊妇女,对自己受到的款待很是不满,觉得为首的使徒们忽略了她们的需要。使徒们也确实找到了他们需要改进的地方,因为他们很有限,常常顾此失彼。于是他们不得不调整管理模式,让一些有好名声的人来从事生活的管理,他们自己则重在对信徒真理的栽培上。

圣经之所以记载初期教会发生的这些事,乃是要给我们看到,人若依靠自己的努力,很难真正地抵达理想的国度。

别说没有新生命的世人,尤其是一帮什么都不相信,只相信自己的无神论者;就是已经悔改信耶稣、成为神儿女的基督徒,也并不能在此生进入乌托邦的理想境界。因为基督徒只要还在肉身活着,就仍然还会受到肉身软弱的限制,而肉身的软弱是与理想国的宗旨相违背的,有形的理想国度必须是耶稣再来时才能实现的。

我们都是在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们是高唱【国际歌】长大的人。我们会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自己救自己”。是的,我们就此被迫否定了真神上帝和救主耶稣,也于是被迫把伟大领袖当成神来崇拜了。

想想看,如果我们真像【国际歌】所高歌的那样“不靠神仙和皇帝”,那也应该不靠毛主席才对啊!毛主席不就是中国人在二十世纪时的神仙和皇帝吗?不然,为什么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呢?

从1965年开始,林彪支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且在全国范围内“神化”毛泽东。林彪“神化”毛泽东的结果,也给自己带来了实惠,1969年4月,中共九大选举林彪为中央副主席,并由党章确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然而,人类的幸福确如【国际歌】说的,不能靠神仙,也不能靠新时代的皇帝来实现的。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经过五年之后,到了1971年,很明显的已经推行不下去了。此时,林彪与毛主席在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的分歧越来越严重,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毛泽东担心林彪抢班夺权,林彪则担心自己被清算。

双方之间在暗中较量。在1971年9月12日达到沸点。正在南巡的毛泽东这一天突然回到北京,当时在北戴河的林彪携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乘专机出逃,向北方飞行,目的地是苏联的伊尔库次克。他们乘坐的专机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人员全部罹难。林彪终年64岁,遗骨至今埋葬在蒙古。

九一三”事件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关键的一个时期,是一个转折点。因为有了“九一三”事件,才有了一系列中国重大的转折。从这点上来说,今天研究林彪,确实是研究中国当代历史一个绕不过去,躲不开的一个课题。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从精神到身体,已经接近崩溃了。因为很明显,全中国的人民,包括国际社会都看到了,毛泽东自己选定的接班人,竟然会背叛他,竟然会跟他发生你死我活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再也搞不下去了。

那时真正从林彪事件得到好处的是“四人帮”一伙,他们成为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化身,他们成为了正确路线的代表,并填补了林彪集团倒台后留下的在中央权力的空白。“四人帮”更加肆无忌惮的推行他们的那套极左路线,继续祸国殃民。中国人,尤其是我们这些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知识青年,仍然继续地过着可悲、绝望的日子。

造成这一切灾祸的罪魁祸首是谁呢?

我们当时可以看作是林彪,就像每次运动总能找到批斗专政的对象,视之为剥削人们压迫人们的罪魁祸首,于是发动全民以殊之。然而,一代一代,没完没了的权力斗争,最终把人们的理想信念全都摧毁了,埋葬了。也许林彪事件以后,有些人可能还在为一些虚幻的理想信念奋斗着,然而,我那时的理想显然已经被摧毁了,被埋葬了。

如果那时我能认识真神和认识真理,这种理想的破灭和埋葬带来的痛苦就不会那么大。我虽然没有马佳琳他们那里的插队知青那样,听到这个消息后抱头痛哭,但是我心灵也因林彪事件有很大的震撼。

如果那时我能认识真神和认识真理,就会从这个事件中峰回路转。因为认识真神会使我们进到一个真正伟大领袖指引的人生道路中,认识真理会使我们进入到一个真正理想国度来临的盼望中。

然而,我们的教育带给我们是仇恨,从【少年先锋队队歌】中我们学到的就是要“坚决斗争”,就是“要把敌人消灭干净”。这种阶级斗争的教育带来的是无休止的血腥和暴力,是被鲜血染红的红领巾和五星红旗。这种仇恨的教育使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甚至视爱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流毒。

我们从【少年先锋队队歌】看到的所谓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传统,就是像林彪背叛毛泽东那样的革命传统。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的现实意义带给我们的是迷茫,更深的迷茫。

既然我的理想已经破灭,已经埋葬,我就决定从理想走向现实(虽然一直到现在很多人还看我是个理想主义者,说我和现实主义一点也挂不上边)。

然而,那时残酷的现实令我既难堪,又难看。于是我决心依照斗争哲学给予我的指引,绝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要跟残酷的现实作斗争,要为争取到美好的现实争个你死我活,人仰马翻。过去不屑于做的事,我也决定奋力去做了。

我决心要走出园艺场,不顾一切、用尽一切手段地离开园艺场。剧团解散时那种雄心壮志,顷刻不见踪影了,一想到自己那时激昂澎拜高歌时的情景,我不禁哑然失笑。

四年后我们差不多已经忘了唱这首歌名叫【到农村去,到边疆区】的革命歌曲了。我受这歌激励的情景仿佛是在昨天;然而,这才多久,不过才四年时间啊,我不敢再想和再唱这首歌曲了。这首歌是怎么说来着?对,是这样:

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

祖国啊祖国,养育了我们的祖国;

要用我们的双手,把您建设的更富强。

革命青年,有远大的理想,革命的青年志在四方。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让生命发出更大的热和光。

二、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

亲爱的党啊,教导着我们的党啊;

要用我们的行动,来回答您的期望。

革命青年,有远大的理想,革命的青年志在四方。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让生命发出更大的热和光。……

去吧!去吧!你们大家都去吧!反正我已不是革命青年,我压根儿就没成为过革命青年,我也不再想做什么革命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是那些革命青年的雄心壮志,与我无关。

去吧!去吧!那么大家都去吧!反正养育着我的祖国和教导着我的亲爱的党不把我当成革命的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是那些革命青年的雄心壮志,与我无关。

我决心为摆脱园艺场的艰辛生活而奋斗了。

陈冲早就这样在为离开园艺场而奋斗了,我“觉醒”得比她晚些,还好,不算太晚。

这些年来,我看陈冲一天到晚想着要转正的事,想要跟那些转了正的剧团演职员工那样,成为一个干部编制的人就觉得好笑。我曾经觉得陈冲这样做没有意义,自然不会跟着她去瞎忙乎这些了。

可是有一天,李海鹰和张亚雄突然离开了园艺场。她们俩一个分到大洋洲供销社,一个分到大洋洲公社医院。而我和陈冲因为没有转正,不能算作国家干部,仍然在园艺场待分配。那时,我有过一些后悔。不过,我仍然看不出陈冲这样奋力于转正有什么特别意义?

就在我对理想完全破灭,我将理想彻底埋葬之后,决定跟陈冲一起为调离园艺场而奋战了。

从这天开始,常常跑新干县城的不再是陈冲一个人,我和她一同进出于县委大院,一同在那时叫“劳动局”的人事部门泡蘑菇。过去我曾经为了何继中的调动之事,常常在县委大院进进出出,死磨硬泡;今天我为了自己,我再次使出浑身的解数,再次进出于县委大院,争取早日离开园艺场。

在我和陈冲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在园艺场呆过四个年头的某一天,我和陈冲双双离开了园艺场这个“人间炼狱”,我们终于从农林部门调到了工矿企业,终于跳出 “农门” 了。

附篇三  海鹰溺毙

这是一个十分痛苦的回忆。李海鹰已经死去有三十年了,我在这里并不是来写一篇悼念她的文章这么简单的事。

在我看来,任何人来世上一遭,都有神的美意。尽管有“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的世说,但我却认定这些世说都不值一谈。李海鹰短短的一生,我认为既不算“流芳百世”,也不算“遗臭万年”。她跟我们一样,有很多的痛苦和无奈,也有很多的罪恶和过错。

在新干剧团近五十名演职员工当中,我跟陈冲呆在一起的时间最长,整整十一年;跟李海鹰呆在一起的时间不算短,除陈冲之外,我跟她和张亚雄在一起的时间是最长的,超过六年。

知道海鹰的死讯,我惊呆了。我万万想不到这个、这个李海鹰(我几乎语无伦次了),她怎么会选择轻生的路?再怎么困难,也不至于自杀啊!所有我认识的人都有可能在极度的困境中,会选择以自杀的手段来躲避困难和问题,惟有李海鹰,打死我也不相信她会了结自己。

然而,现实是她确实是做了自我了断。

中国人说“死者为大”,这种说法挺人性的。李海鹰幸亏离世了,不然大家谈起她来,到今天心里都还会清一色地骂她是“破鞋”。文革那年代,被人骂破鞋的女人很多,因为那时没有比这更难听的话可以伤到人了,既是骂人,伤得越狠越解气。女人最害怕的是被人骂成破鞋,但是很多时候,明明没有构成做破鞋的质素,也难免落下这个难听的骂名。

李海鹰为了那声“夜半呼声”,已经成了新干最有名的被人骂成破鞋的女人了。其实我觉得她挺冤的,她害人家武涧秀一家不得好,这一点确实令人恼恨,但是她自己又得到什么呢?除了骂名,她是一无所获。

我之所以觉得她有点冤,那是用现在的道德标准来看那年头发生的事。现在的女孩子要处在我们那时候,差不多每个人头颈上都得吊上一大串破鞋了。那时候,李海鹰做的这件事算得是罄竹难书,但若摆在今天,恐怕什么事也没有。

我心里蛮同情李海鹰的,不是因为她死了才同情她。她活着的时候,大家都不理睬她,我就挺同情她的。我觉得她使黄卓麟吃了两年官司,自己已经受到了良心的惩罚,别人何必一直盯住她不放呢!如果是我遇到这种事,就好比说我是武涧秀,我想,没准我会原谅她。我这样说,希望不被人看成是“站着说话不腰痛”。

李海鹰这人可恼,但不可恶。她做出一些事来,常常令人啼笑皆非。这也是虽然她人长得挺好的,嗓子又好,却没有人爱她的原因之一。男人们也许有时还是会对她有所动心的,但是没人敢去爱她,就像人们常常背地里说的那样,沾上她“吃不着鱼反惹来一身腥”。

这回剧团召开团友会,数点哪些人已经离世?令我非常难过的就是李海鹰和杨玉林过早地去世了。杨玉林罹患肝癌,不到六十岁就离开人世;李海鹰更惨,三十来岁就投江自尽了。

这回我被陈冲问起早年我们在园艺场的一件佚事,这件事跟李海鹰有关。陈冲以为我忘了,故意提起这件事来调侃我一番。其实,我哪能忘呢?但我觉得没什么值得一再提起。

在事过四十年多年后的今天,陈冲说起这事来,这位六十多岁年龄的老太太还哈哈大笑,笑得几乎要背气。其实一讲到李海鹰这个人,我立马会想起这件事,只是我对李海鹰不是太过感冒。她对我做这件事诚然确实有点过分,然而,我并不是太生她的气。

那时,我正在跟何继中的交往中。剧团的人年龄都差不多大,也就是说,大家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我和陈冲算是最小的,李海鹰大概比我还大两三岁。她看到我都已经有了男朋友,自然心里格外着急。

原新干剧团的男演员不可能有人愿意跟她谈朋友,而新干园艺场的职工们又都是李海鹰看不上的。对她来说,这个问题确实是“老大难”。她不像我,我交往的面很广,我不但有剧团的熟人,还有很多原来的同学跟我关系都不错。再说,我妈妈人脉关系很广,我不愁没人给我介绍男朋友。

李海鹰就两样了。她的老家是在新干三湖公社,那里除了镇上有“寥寥可数”的几个未婚男子外,也没有李海鹰可以放开自己去追逐的对象。吃农业粮的橘农,李海鹰是绝对看不上的。而她的父母呢,是那种见识不多的乡镇居民,无法为女儿张罗结婚的对象,因此李海鹰很是着急。

李海鹰急着找到好男人把自己嫁出去,本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即便这一点,她也会遭来很多非议,别人会嘲笑她急着出嫁是“发骚”,这句“发骚”后面的潜台词非常龌龊下流,若是别人这样说我,我一定会发疯。

当时李海鹰对我和何继中的交往很表倾羡。在她眼中,何继中是美男子,是那种她认为最理想的结婚对象。

她时不时地会来到我房间里,问我有没有像何继中这样的人可以介绍给她认识。若是何继中来园艺场休假,她也是我和陈冲宿舍里的常客。她一点都不忌讳向何继中“抛媚眼”,我因知道她的德行,什么都做在面上,心里并没有太多的诡诈,也就不太提防她,由着她向我的客人眉来眼去。

后来我们听说李海鹰在樟树的一个亲戚给她介绍了一个男朋友,而且听说李海鹰自己还比较满意这个对象。那人是个司机,那年头,驾驶员很是吃香,开着车南来北往地,可以比别人更多地获得一些稀珍物品。

且不说能够捎带些好物件的好处,如果有司机作朋友,搭便车可就方便了。那时候我们常常要搭便车,无论是去县城还是回吉安探亲,都会需要搭便车。一般来说,扒拖拉机是男知青的本事,搭便车就是女知青的本事了。我嘛!这方面的本事不大,我很怕招手搭便车。在马路上向陌生人摇手,招呼车停下,开口求人捎上自己一段,我觉得很难启齿。

听说李海鹰找了个驾驶员男朋友,我对她说:“海鹰,以后搭便车就找你了,没问题吧?”

她一脸喜洋洋的得意劲,嗲声嗲气地说:“当然没问题,你说好了什么时候回家,我就让‘死鬼’来一趟。”

可别吓坏不明缘由的人了,李海鹰说的“死鬼”是个大活人,他是李海鹰的未婚夫。李海鹰称他是“死鬼”,这表示亲昵。我看李海鹰那股得意劲,也为她高兴。她要是再找不到意中人,我的耳根子都不得清净了。

有一天,是我们生产小组卖桃子的日子。一般来说,园艺场生产的桃子都有固定的销售客户。到了桃子成熟的时候,会来客户的车辆运走。但是如果桃子逢上大年,产量较高的话,剩余的桃子就得由园艺场的职工自己挑出去卖。

我很不喜欢干卖桃子的营生。别说一担担桃子的分量不轻,担出去不是件轻松的事,就是站在人群中叫卖也不是件轻松事啊!我这个人最不喜欢叫卖了,觉得叫不出口。我很佩服陈冲,她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就像在戏台上唱戏,很容易进到卖桃的角色中去。像她这样,总是能够顺利地完成指标。

那年园艺场的桃子逢大年,也就是丰收之年。那些固定的客户运走了他们订购的桃子后,还剩下很多。正因为是大年,要卖就更困难了,周边农户都有自家的桃树,产量也很高,于是,就要走得更远些才能脱手。

陈冲在园艺场一直跟我是一个生产小组的,我们常常要一起外出叫卖。她信息渠道很多,知道去樟树比较好卖,到樟树火车站附近叫卖,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价格。

李海鹰听说我和陈冲要去樟树卖桃,她很是羡慕,她说自己不能去是件很遗憾的事。如果他们小组也是干卖桃的活儿,她就不用像我们一样担心了。她会叫她的未婚夫开车来,载她去樟树。很可惜,偏偏他们生产小组不干这活儿。

这天临走前,李海鹰交给我一封信,请我到樟树后去一趟她的亲戚家,把这封信转交给她的亲戚。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在我看来帮她这点忙不算什么,哪天李海鹰的未婚夫来了,如果他的车去吉安,没准可以让我搭便车。我现在给她去送一封信,纯属小事一桩。

我们顺利地将两担桃子脱手了,价格也很不错。我和陈冲兴致勃勃地朝回走,路上我对陈冲说:“李海鹰要我替她送信去给她的亲戚,要不你先走?我去那家送信后,自己堵车回大洋洲。”

陈冲大概怕自己一人将装桃子的箩筐带回去有点麻烦,不想先走。箩筐全都由她带回去,她觉得很亏,全都让我带回去,她又不好意思,因为我还要弯道去别人家送信。所以她决定先跟我一块儿到李海鹰的亲戚家送信,然后,我们再一起回新干。

我们去的这家人家就是给李海鹰介绍男朋友的亲戚。

那时候通讯联系很不方便,别说是手提电话,就是座机也很少有。我不记得那时园艺场里有没有安装电话?好像是没有。至于信件来往,也不很方便,邮差隔几天来一次,把职工的信送来,再把园艺场信箱里的信取走。通常这样一封信来往,少则半个月,多则好几个月。

我不知道李海鹰让我带去的信是否很重要?但我知道,我给她带信到这家,不但省下了邮票钱,更节省了往返的时间。李海鹰也肯定是觉得让我带信去比较划算,才会这样做的。

可是我万万想不到李海鹰会跟我耍小心眼。而且她这个小心眼耍得我当时狼狈不堪。直到如今,事情都过去四十多年了,陈冲一提到就会忍俊不禁,哈哈大笑。

那天我们找到了李海鹰的亲戚家,很可惜她的亲戚不在。这不是说我们俩吃了“闭门羹”,那家有人,只是收信人不在家,家里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太太,大概是收信人的母亲或者岳母。

那个老太太没有文化,也不具备起码的常识。我很费劲地告诉她,我是新干园艺场李海鹰的同事,她托我带来一封很重要的信,要给某某某。我问她这人在家否?我是否可以将这封信请她转交?

那时我确实很为难,把信带回去还给李海鹰,好像很不地道。把信交给老太太,回去也无法向李海鹰交代。临行前李海鹰还说过若是他们有回信,请我带回来。看样子李海鹰很急切地等回音。

陈冲出了个主意,既然老太太是李海鹰的亲戚,应该可以把老太太的意思带回给李海鹰。可是老太太也很难发表她的意见呀!她根本不知道李海鹰信里写的是什么事?她哪可能有什么意见?

还是陈冲的提议,当着老人的面,把信拆开读给老人听,看看李海鹰究竟有什么事,希望我们带去这家人的什么意见?我和陈冲当时都以为这封信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既然不是写给她的未婚夫的,肯定只是让作为介绍人的亲戚帮她做点什么事而已,这种信的内容应该不必要对旁人忌讳的。

老太太同意了陈冲的意见。看得出来,她对我们的造访越来越有兴趣,对信件的内容越来越有兴趣,对自己在李海鹰的婚姻问题上充当的重要角色越来越有兴趣。于是,她也催促我们快点读信给她听。

我拆开李海鹰让我带来的封得严严实实的信。闷头闷脑地读了起来,一开始,我就发现这封信好像是在说我,但我没有停下来。我读着读着,陈冲“扑哧”一声笑了起来。这种笑声听得出来,是她拼命忍住了才没有大声发出来的。

我被陈冲的笑声惊醒过来,这才读不下去了。原来这封信一开始李海鹰在向她的亲戚介绍我这个带信人时,说我是个很坏的人,她请我带信给他,是迫不得已;她让收信者别跟我多说话,如果我对他说了什么有关李海鹰的话,她让他不要信我的话。诸如此类的,我记不得原话了,大致意思就是这样。

可笑的是,我竟然在差不多读完了这段描述我的话后,这才清醒了过来。原来李海鹰在提防我跟她的亲戚讲她的坏话,她在给她的亲戚打预防针,让他别跟我多说话,听了我的话也别轻信,因为我是个坏女人。

我拿着信半晌说不出话来,与陈冲面面相视,不知如何是好。陈冲还在偷偷地笑,她那种坏笑的样子我至今记忆深刻。陈冲一定觉得我傻了眼,李海鹰说我是坏女人,我竟然不觉得是说我,好像是说别人似的。陈冲一定会觉得我是个大傻瓜,被人说成是坏人还在“津津乐道”。用现在的话来说,我被卖了还替别人数点卖身钱。

我自己后来也意识到了自己真的很傻。然而,最傻的是我还不知道如何来面对一个背后给我使坏,败坏我名声的人。我跟陈冲面面相视一阵后,竟然还觉得光是这样下去不解决问题,得继续把这封信读完才是。我当然不知道后来李海鹰还有什么重要的内容要跟她的亲戚说,那是的我已经成了一个朗读器,读完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好在听我读信的老太太没有认真地听我读,或者说,她并不明白李海鹰在信中说些什么。她没有给我回话要我带给李海鹰。我呢,在陈冲面前丢人丢到家了。我匆匆忙忙读完信后拿起箩筐就走人,陈冲一脸坏笑地跟我一起夺门而出。

不用多说,我能想象李海鹰是因心虚才跟她的亲戚这样说到我的。她一定是害怕我把她跟黄卓麟的事告诉她的亲戚。如果那个“夜半呼声”的故事被她的亲戚知道了,没准也就被她的未婚夫知道了,弄不好他们的这段姻缘就此泡汤了。李海鹰为了自卫,她不得不采取行动,先发制人。

不过,她采取的这个行动也太损了!她为什么说我是个坏人,既然她认为我是个坏人,却又为什么让我这个坏人替她送信呢?她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掘墓吗?

这就是李海鹰的可恼之处。然而,这也是我的可笑之处。我这一辈子做了很多傻事,给过人很多笑柄,这件事大概算是比较突出的一个笑话,以至一直叫陈冲难以忘怀。

前不久我和陈冲在吉安市她的家里见面了。陈冲很高兴我愿意去她家做客,她以为我一直到现在还忘不了我们在一起时发生的一些事,尤其是后来在新干造纸厂她揭发我的事。其实,我早就忘了。我也很高兴有机会向陈冲传福音。至于她得罪我的事,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讲到李海鹰,陈冲又忍不住提起那件事。她说:“妩娜,你还记得李海鹰有多傻吗?你还记得她那封信给她亲戚的称呼吗?”我摇摇头,我怎么可能会记得这些?我后来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多到无以计数。虽然卖桃的日子里给李海鹰送信的事我有记忆,但信中的称呼我肯定记不得了。

陈冲说:“那封信是她写给她的一个远亲的,大概是表伯伯吧!我想起来就好笑,她把‘表伯’写成‘婊伯’,婊子的‘婊’。她怎么就会写成婊子的‘婊’呢?”

我摇摇头,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江西人都喜欢称人为“老表”,这个表字很多人都写不出正确的字来。有些人会在表字旁加个立人,写成“俵”。有些人干脆就以“表”为“俵”。然而,也有少数像李海鹰这样的人,用上这个极其难看的“婊”字。

也许在陈冲眼中,李海鹰就是个“婊子”,所以才觉得可笑吧!她这是嘲笑李海鹰自己在骂自己呢!我觉得李海鹰决不会自己骂自己,再说她就算该骂,该嘲笑,那也是她用词不当,或者文化太低而已,跟道德无关。

好了,我费了很多笔墨写了一大堆跟“海鹰之死”无关的事,现在该进入主题了。

李海鹰和张亚雄比我和陈冲早“跳出农门”。新的政策出台了,所有的下放干部都回到原单位重新分配。我们四个吉安小孩没有转正,不算下放干部。我和陈冲就还得在园艺场老实呆着,等待新的政策出台,看有没有翻身的日子?

李海鹰分在大洋洲供销社里工作,张亚雄分到大洋洲卫生院收费。她们可好了,再也不用每早起来抢工具,更不用在冬季像华子良这个疯老头那样在山坡上疯跑,不用在夏季双抢时分,靠在稻草堆旁的阴凉处午睡。他们有了固定的工作,每天在室内舒舒服服地享受着干部的优厚待遇。

这二位老同事对我和陈冲还是很有情份的。她们没有因为地位改变了,就在我们面前摆资格。自她们调到大洋洲后,我和陈冲在大洋洲就有了落脚之处了。我们常常休假到大洋洲去玩,就在她们的单位里蹭饭吃,有时晚上就干脆在大洋洲过夜,跟她们挤一张床,聊天到很晚很晚。

有一年春节,我家又出事了,妈妈又在风头浪尖上了。我没法回家过年,李海鹰就让我去她那里过年,白天我就在她工作的柜台前跟她一起卖货物,晚上就在她的宿舍里过夜。我们的关系似乎比在剧团和园艺场更好了。

我想,这大概是通常人们常有的恻隐之心吧?她们的处境改变了,她们曾经经历过跟我们一样的处境,现在她们的处境改变了,就很容易对我们产生怜悯之心。这种怜悯之心有时是很好的一种应该保留的心态,但是没有通过十字架的过滤,很容易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如果变为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就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做了好不得好。

李海鹰对陈冲其实比对我更好,但是她留给我们的印象却跟这成反比。我这个人不太记恨,亚迪他爸常常嘲笑我是那种“认贼作父,视敌为友”的人。我对任何人都不会长期怀恨,尤其是信主之后,明白了天底下没有一个真正的好人,却也没有一个完全一无是处的人。

我记得在大洋洲看到过一次李海鹰的男友,那个驾驶员,后来成为她丈夫的人。他对我和陈冲就像对任何一个与他擦肩而过的人那样,连一句问候的话都没有。也许他接触的人太多了,事情也多,就顾不上吧!总之,陈冲对那人印象不太好,觉得他自以为了不起,其实“狗屁都不如”。

我也对他很反感。我觉得他这人不太懂感情,有点不近人情。同时我觉得从他对我们的态度来看,说明他对李海鹰并不太在乎;不然,他应该对我们这些他妻子的朋友至少也有个欢迎的表示吧?然而,他没有。他那种心不在焉的神情在我看来,他跟李海鹰的关系也就像“过客”一样,根本不像是夫妻。

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自己的看法,说了也没有人会理解,反而会讲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

李海鹰和张亚雄和我们分开后不久,我跟陈冲就开始了另一轮的死磨硬泡;结果我们最后离开了园艺场,来到新建的新干造纸厂。造纸厂设在县城新干中学附近,这样去大洋洲的机会就不多了,差不多以后没有再见过李海鹰。

我在造纸厂期间听说李海鹰结婚了,就跟那个开运输车的司机。不久他们生了一个女儿。我想像过李海鹰的女儿会不会像李海鹰那么漂亮,又会不会像李海鹰那么可笑、可恼?在我的心目中,李海鹰虽然干过一些荒唐事,但她还是配得上那个驾驶员的。我相信她对那个驾驶员不会有二心,已经结了婚的李海鹰一定会收心,过去的事绝对不会再重演。

几年之后,我和陈冲都结婚了,我们也都陆续调离了新干,回到吉安。那时我们也都有了一批在造纸厂结识的新伙伴,大家就都把剧团和园艺场的老同事老朋友抛到脑后了。离开新干时,我没有找任何老同事辞别,像是逃避瘟疫那样匆匆忙忙地一走了之。

在吉安时我有一段时间从商。不过这种从商跟现在的生意人完全不同,我是在吉安市皮鞋厂的门市部里站柜台,就像是售货员;然而,我又跟普通的售货员不同。我那时掌握着门市部的经济大权,出货和入货都是我自己,因此又跟普通的售货员有所不同。

皮鞋厂门市部设在吉安市当时最热闹的地方——永叔路,那里是吉安市惟一的一条商业街。在皮鞋厂门市部对面就是井冈山大剧院,我跟剧团的职工们也保持着很铁的关系,但凡有什么好剧目和好电影,他们都会给我送票。

回到吉安市后,我又做了一回“明星”。这个明星有点特别,既不是娱乐明星,也不是政治明星,是计划生育的典范。我成了吉安市第一批计划生育先进人物,不多的采取绝育术的人之一。

大概是第一批吧!我成了大树特树的“标兵”。政府奖励我一套房子(当时房子都还不是私产),一辆自行车,还开了全市性的表彰大会,让我在各种媒体上露脸。那时候还没有普及电视,吉安市还没有电视台;然而在报刊上,在路旁的的宣传栏上,都有我和我的奖品的照片呈现在公众面前。

我之所以提起这些,是因为这些跟海鹰之死有某种联系。

有一天,井冈山大剧院的人告诉我,新干剧团会来吉安演出,租用他们的剧院。我一听是好消息啊,有机会看到后来新干剧团的演艺水平这是好消息啊!我期盼他们的到来,有机会跟一些老朋友见面。

新干剧团自68年解散后,曾经在69年有过一次重组,直到79年这十年期间,类似于文艺小分队似的重组;后来到了83年时正式成立了新的新干剧团。现在我不是记得很清楚,那次来吉安演出时是在他们重组的前阶段还是后阶段?

新干剧团来吉安演出,带给我一个震惊的消息,李海鹰自杀了。是八伢子杨玉林来向我禀报这个可怕的消息的。杨玉林是李海鹰的师兄,他们同一批进入剧团,李海鹰曾经也有过与杨玉林的绯闻;不过没有传开,杨玉林是个老实的小伙子,他生活很是检点,绯闻传过一阵子后就烟消云散了。

杨玉林把李海鹰自杀的事就他前前后后所有知道的细节,应我的要求尽可能地讲得很完整和详细。

李海鹰生了第一胎的女儿后,又连续生了二个女儿。

我估计她第一胎的女儿比我儿子大四岁左右,第三胎的女儿应该跟我儿子同岁。好家伙,不生儿子誓不罢休嘛!我估计,那是因李海鹰丈夫的封建思想,没人传宗接代他是不高兴的,他也不管海鹰一个人带三个女儿这日子怎么过?

李海鹰为了取悦于丈夫和婆家那些人,只好不管不顾地拼命生了。已经有了三个女儿的她,再次生了一个女儿。

这个打击肯定很大,我不知道李海鹰如何经受住了这种打击。如果她跟我们在一起,我也许会给她进言,可别为了满足老人和男人的私欲,牺牲掉自己,一个女人带着四个孩子,丈夫开车常年在外,她太委屈自己了。

可是,我们不在一起,跟李海鹰在一起的那些人少有跟我想法一致的,连张亚雄也未必跟我想法一致。我能想像李海鹰那些年的生活必定很是痛苦,她满腹的辛酸话连个听她诉说的人都找不到,她一定孤单极了。

然而,这个打击虽大,所幸李海鹰还没有打趴下。

可是不久后,计划生育运动开始大面积展开,李海鹰想要再生一个儿子困难就更大了。人们不但在养育孩子时要投注精力钱财,人们还得注意政治影响。那时候,女人生孩子已经渐渐地变成政治问题,甚至变成刑事犯罪问题了。

李海鹰已经有了四个女儿,不用说,她必定是计生委瞄准的对象了。我不知计生委的人是怎样找李海鹰的,对她有什么要求,又是怎样劝阻她甚至威胁她的;这些我都不知道,再也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但是我可以想象得到,因为像李海鹰这种情况的人在全中国有很多很多,数不胜数。

显然,李海鹰在外部的压力之下很是难当,然而,内部的压力却比外部压力更加难当。不然,她不会又一次铤而走险,再次怀孕,指望能够得到一个为夫家传宗接代的小男子汉。

结果你可想而之。李海鹰注定了要生出“五朵金花”(白族同胞把女娃叫做金花)。然而,就是这第五朵“金花”要了李海鹰的命了。

有人说李海鹰是说谎,她生下的第五胎明明是活胎,她却对外宣布说是死胎。真相究竟如何?没有人知道,各人都按自己的想法忖度,莫衷一是。

就是那些说李海鹰杀了自己孩子的人要了李海鹰的命。或者说是李海鹰自己要了自己的命,是她的错误观念不生男孩誓不罢休要了自己的命,也是她的愚蠢做法和身处的逆境要了自己的命。

我不会跟着去瞎猜,在我看来到底李海鹰生的是活胎和死胎,已经没有必要去瞎猜,更没有必要追究了。

李海鹰已经受到了最终和最高的刑法,她都为此丢命了。至于真相如何?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因为只有神才是无所不知的,神才是真正的审判者;我们人惟一能够做的,就是从这个事件中受警戒。

虽然我不会去追究事情的真相,但我不免会想象李海鹰当时的处境和心境。

我想,临近产期了,李海鹰一定怀着极大的期盼,她一定心里无数次地念叨:这回会是个男孩,一定是个男孩;千万别……我一定要生个儿子。

她知道,如果不能生个儿子,她和丈夫的关系就越来越不稳固了;夫妻关系的疏离一定会给四个女儿和她自己带来极大的伤害。她知道,如果不能生个儿子,她的婆婆一定不会就此罢休,一定会挑唆儿子休了李海鹰,会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压力加在儿子身上,直到他不得不休掉李海鹰,另再娶妻生子为止。

我不知道,李海鹰在产前是否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不然,她为什么不去卫生院生孩子,就算很仓促,应该也不会来不及赶到医院的。如果她去到医院,生下来的是活胎还是死胎?就由不得别人,也由不得自己瞎编和瞎猜了。

不幸的是,那天李海鹰又产下了一个女婴。姑且不论这个女婴是活是死,我就把她当成是活胎来想像当时李海鹰的处境和心境吧!

我能想象她当时的绝望,她没有一个新生命临世的那种喜悦。按说李海鹰既是个女人,就会有所有女人一样的感受,在自己腹中已经孕育了十个月的孩子,无论如何都会跟她有感情的。尤其是李海鹰对这个胎儿寄予了极大的期盼,正因如此,这个胎儿就跟她心灵的接触最多。

所以我想,当李海鹰看到这个新生儿时,她决不会在第一时间就动杀机,她一定是非常痛苦,非常矛盾。既有常规性的再次为人母的辛酸和喜悦,更有对前面将要面临事件产生的无望和恐惧。

我想李海鹰在这时一定想到了丈夫会有的那种失望和愤怒的表情,也一定想到了婆婆那种尖酸刻薄的言语。再就是她会想到那些爱她的人,就像自己的母亲和姐姐,会跟她一样的痛苦和绝望;而那些恨她的人,平日里骂她破鞋不得好死的人,看她又生女孩的那种幸灾乐祸。

总之,所有的负面景象和感觉都出来了;这些景象和感觉成为一种极其黑暗的权势,向她袭来,袭来,越来越近地朝向她,包围她,几乎要把她完全吞噬。

再为人母那细细的一丝喜悦如何抵挡得了这些负面景象和感觉的侵蚀,李海鹰被压趴了,被压垮了。她受不了了,受不了丈夫因又是女孩的愤怒,受不了婆婆没有孙子的愤怒,也受不了母亲和姐姐担心她的痛苦,还受不了敌对她的人幸灾乐祸的攻击。

这个时候,死神越来越靠近她了。死神以谎言来迷惑她,告诉她不要自己来承担这些,将这些问题和困难扔给那些造成她痛苦的人。死神欺骗她有一条路,是她可以不必承受压力和痛苦的路,那就是去死,跟着死神走向死地。在那儿她就不必承受这些压力和痛苦了,她就完全解脱了。

我们当年受的都是无神教育,我们的教育告诉我们人只有今生,没有永恒。

没有永恒观念的人会错误地认为死亡是一种解决压力和痛苦的办法。他们不知道,这是魔鬼的欺骗手段之一。真理(真相)是人离开这个世界,立马要进到另一世界。这个世界和另一世界虽不相通,但是会有联系,在这个世界里,所有人的作为都会带进另一世界,成为人在永恒彼岸身处的地位如何之凭据。

这些错误的观念和认知已经害死了很多人,李海鹰也在被害者的行列中。李海鹰一定想象这个赢弱的初生女婴既然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受苦,既然她不受欢迎,连自己的亲人都不欢迎她进入他们的家族和世界,又何必活着呢?李海鹰大概认为这个女婴是个没有资格出生的人,她的出生既是个错误,就该得到纠正。

虽然一定是很不忍,但是李海鹰罪恶的手终于还是伸向了自己的亲生骨肉。

一个才出生的婴孩,是最最懦弱没有自保能力的人。让她死去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没有人知道李海鹰是怎样把这个女婴弄死的,是不去理会她让她自生自灭呢?还是采用极端的犯罪行为,就像中国旧社会里把那些不配出生的女婴扔进马桶里溺死?没有人知道,李海鹰死了,真相被掩盖了,要等到神的审判大日到来的那一天,才会真相大白。

李海鹰第一步错在她以为死亡会解释今生的压力和痛苦,她代替自己的孩子选择了错误的解释压力和痛苦的方法。接下来这个错误不会就此了结,必然会延伸到另一轮的压力和痛苦中。

我不知道那时李海鹰周边的人放出来一些怎样的可怕的话语?使李海鹰连最终活下去的指望都没有了。一定是有人告诉她,有关部门的人已经注意她了,她孩子死亡的很蹊跷,不像是自然死亡,现在已经有专政机构要介入调查这件事了。如果调查清楚,孩子是被害的,李海鹰就会要承担杀人的罪名。

当初李海鹰做这事时一定没有考虑到会有这种后果。按我对李海鹰的认识,她是个十分胆小怕事的人;她若是想到会有这个后果,借她几个胆也不敢做。

八伢子告诉我,李海鹰是投江自杀的。

我能够想象那个漆黑的夜里,李海鹰怎样艰难地离开自己这个没有一丝温情的家。她一定很不舍,她望着四个列成一排熟睡着的女儿的脸,我不能想象她心灵会有多么痛苦?当她最后不得不迈向无边无际的黑暗前,她一定有过很强烈的挣扎,不想就此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还都很小的四个女儿。

但是她心灵负荷着沉重的罪担,身后罪恶的权势如影随形地催促她赶紧上路,赶紧逃跑,不跑的话,落在专政机关的手中就没命了。那种被抓、被斗的痛苦她虽然自己没有经历过,但是她无数次地看过,她不想自己也落到这种境况中去,于是只有逃跑是惟一的出路了。

据说李海鹰换了一身平常她舍不得穿的最漂亮的衣服离开家庭,也离开这个她生活了不到三十年的悲惨世界。

从李海鹰的家,也就是大洋洲供销社的宿舍,跑到赣江边上,有差不多五里地。这一路她肯定是跌跌冲冲地过去的,据说那个黑夜不但伸手不见五指,而且还下着雨。

当时的境况可以算是人世间最最悲惨的境况了。李海鹰在罪恶权势的追赶下,就这样葬身于赣江。她的尸体第二天搁浅在赣江下游的某处沙滩上,这个曾经如花般的“少女”就这样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了。

八伢子把这一切告诉我后,我有过一些思考。

第一,李海鹰如果不死的话,她会不会真的被抓,会不会因她杀害了自己的孩子被抓?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已经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展开着的计划生育运动,那可是大规模的杀婴啊!当然,那是政府作为,既是政府作为,就无所谓对与错的问题,也就是说,错也错得有理。然而,摊到具体的某个人身上,同样的行为结果就可能完全两样了。

我不是要为李海鹰辩解,如果李海鹰真的自己把自己的孩子杀了,她的罪恶行径当然是很难得到原谅的。但是,李海鹰当时这样做绝对并非心甘情愿,她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神会怎样审判她?我不知道,但是人间的法律,无论是仪文律法还是道德律法,依我看都没有权利审判她。

前面说过,如果真有审判李海鹰杀婴行为的仪文律法,那对集体(计生委)的行为也应该同样有效才是;再说道德法庭的审判,在我们中国还没有建立起来,在整个世界好像也没有成气候的道德法庭,既然如此,李海鹰当然也就不会因道德罪被抓,不会拉到道德的审判庭上来接受审判了。

我承认我因自己有过堕胎的罪行,很能体谅李海鹰这一不道德的行为。其实堕胎和杀婴同样是杀人的罪恶行径。今天还有无数人仍然在堕胎的杀人行径中无力自拔,对这些人,是否应该统统抓起来对他们实行审判呢?再就是究竟谁有权对他们实行审判呢?

教育应该是解决这种罪行的惟一途径。然而,教育不该是以仪文法律为蓝本的所谓“法制教育”,应该是以圣经真理为蓝本的“神学教育”才有效。

据我所知,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台以仪文为蓝本的对堕胎实施审判的法律,就算有,如果不以圣经为蓝本的真理教育,还会有无数个李海鹰这样的凶手和被害者出现,也还会有不断翻版总也纠不完错误的法律细则出现,更会有越变越高超的对付刑罚的犯罪手段出现。

我很同情李海鹰。尽管我很恨恶堕胎和杀婴的罪行,但对犯此罪的李海鹰和其他人我都深表同情。尤其是采取错误手段逃避法律制裁的那些人,我更是同情他们。因为任何一种“逃避”较比“面对”来说,都痛苦多了。

然而,李海鹰因为害怕被抓,害怕被法律制裁,她选择了死路。其实,如果她不死,她不一定会被抓的,也不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的。虽然她的良心免不了受制裁,但是肉身却不一定会受到制裁。

李海鹰用的是最极端的逃避方式,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把痛苦和压力留给活在世上的人。然而,她真的逃避得了吗?当然不能。虽然众人都不相信“死后还有审判”,但是我知道,李海鹰现在阴间受的痛苦,绝对比她如果活下来面对五个女孩的生活压力给予的痛苦,面对司法部门有可能会给她一定的刑罚而遭遇的痛苦更加难受。

我的思路到这步进入了第二个问题:如果李海鹰不死,她会有前途吗?她的艰难处境可望得到改变吗?我的看法是只要李海鹰不死,她会有前途,而且说不定会有很好的前途;她的困境也一定会得到突破和改变。

只可惜了李海鹰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然,她还会有很多机会的。她虽然难免会遭遇人对她的种种攻击和辱骂,但是她可以来寻求神的帮助。如果她肯来到神的面前,神会赦免她的罪,无论她是否杀过自己的孩子,她只要是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上帝就会给她出路,她也可以获得赦罪后的平安和喜乐。

其实我和李海鹰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我们都是罪人,都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受折磨,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看不清这个罪恶世界真实的光景,看不清自己真实的光景,也看不清我们未来的结局。

上帝爱他创造的世界和世人,他看我们如此痛苦地活着,给我们预备了救恩,那就是他自己。圣经里记载着一段故事,如此揭示了这个世界和世人的真实光景。

【路10:25-37】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惟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那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这段圣经给我看到:

1、律法师所代表的我们这些世人,自然都想要得永生,却不知道怎么做才行?

2、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却让我们从圣经神的律法中找答案。律法的功用是显明罪,从律法的指向来看,所有人都没有善行,因而无法得到永生

3、我们虽然无法达到律法的要求,“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却像律法师那样嘲笑说“谁是我们的邻居” ?以行善的对象不配我们善待来问责耶稣。

4、耶稣指明世人自己根本无法善待邻居,每个人在世界上其实都是伤痕累累的受害者。

5、我们身处在耶利哥所代表的这个世界中,人际关系圈里都是恶邻关系。有些人其实就如同强盗那样不断地在伤害周边的人;有些人看到受害者却如祭司般的麻木不仁、洁身自好;有些人虽如同利未人那样靠近受伤者,却只是好奇心使然,并不停住脚步见义勇为。

6、只有惟一的一位预表主耶稣的撒玛利亚人对受伤者动了慈心,并且实施医治。

7、代表主耶稣的撒玛利亚人安置受害者在代表世上不同地位的所谓客栈,并且预备所需的交给店主,并且交代预表今天有主给予他们条件的各类店主好生照应受害者,并承诺不够部分他再次来时必定偿还。

8、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惟一的代表主耶稣的撒玛利亚人,并没有任何人是受害者的邻居,包括店主,他的所谓善行也是出于神给的供应和预备。因此我们不要指望任何人是可以帮助我们的邻居。

从主的话中我可以相信,如果李海鹰不选择绝路死路,她来信主,将主耶稣当成她的邻居(最近的人),而不是将那些貌似有地位的祭司和利未人,或者将有条件接待人的店主当成邻居,那她就可以完全可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因为她遇到了真正惟一的有慈心的好撒玛利亚人了。

我今天比李海鹰强就强在我仍然活着,我在活着时有幸听闻福音,并接受了神的救恩。我比李海鹰强就强在我现在关系最近的“邻居”是惟一的救主耶稣。我曾经也如同那个被强盗打个半死的人一样,然而,今天我已经蒙了表征圣灵的酒和油的医治和缠裹。虽然我现在在这个世界的“旅店”里继续疗伤,但是我在旅店所代表的世上所需用的一切主已经付给了店主,并且主还要再来,将不足的部分偿还给善待我的店主。

我多么希望李海鹰还有机会啊,她只要不死,就还有机会。一个人无论堕落到何种地步,只要是活着,就有机会蒙恩典,就有办法得赦免。然而,现在她把自己的大好机会给断送了。再也没有人能够将她从地狱的深坑里拯救出来了。

我在此说这些话貌似比较残忍,我很同情李海鹰,貌似不该在她死后还说这种残忍的话。然而,在写“海鹰之死”这篇东西时,我不得不把这种虽然残忍却是真理的话说出来。因为我深知海鹰之死的悲剧不会只属于她一人,目前每天都有很多的人正在像海鹰那样走向死地。我希望看到这篇东西的人能够“出死入生”。

“出死入生”只有一条路径,那就是耶稣。他是道路,能够将我们引向永生的道路;他是真理,能够让我们明白世上一切事物真相;他是生命,信他的人永不灭亡并且享受永恒福乐的生命。

附篇四  窄路相逢

这个题目有点悬,看到的人很容易误解为“冤家路窄来相逢”。

我现在讲的窄路,当然不是指一对冤家对头相逢在某一个会带来恐怖战争的地方。从某种意义来讲正相反,我讲的窄路,是通向永恒美好福地的途径。圣经说【太7:14】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曾经的冤家对头,现在因为信主走到一起来了,这就是我说的窄路相逢的意思。

在知青岁月第九章中,我遇到了一位“冤家对头”,她名叫樊纯。我一度认为,因为她樊纯的出现,我和曾经爱得“轰轰烈烈”的天津知青何继中分手了。按当时的情况来说,我看她为冤家对头似乎并不为过。

记得自己当时对樊纯的看法很不确定。她这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显然她让何继中着迷了,不然何继中不会找上她。我一直到现在都认为,何继中找上樊纯,学拉手风琴只不过是个借口,一定是樊纯这人身上有某种吸引何继中的特质。这种特质是什么呢?我不知道。

我也曾经从樊纯给我的信中来揣摩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清高孤傲?好像跟她无关。

一个清高孤傲的人是不会认真地教授一个没有前途的学生的。何继中在小提琴和手风琴方面都不是有前途的人,但是樊纯受责任心的驱使,对有求于她的何继中不厌其烦地认真教授,她一定不是那种清高孤傲的人。

我看到过樊纯一次,远远地见到她。她肯定不知道我刻意要见她,当时我活在嫉妒和仇视之中,不见到她心灵不得安宁。在知青朋友们的帮助下,我远远地看到她一眼。她剪着短发,衣着很普通,用现在的话来说,一看就是那种清纯模样的人。现在要找清纯模样的人是很难了,但是当时很多人都显得很清纯,所以樊纯是那种很普通的人。

后来樊纯上调了,从新干调到南昌,在江西歌舞团弹钢琴。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隐隐感到很醋意。她可是真有本事,一下子就从七琴这个山旮旯里调到省城去了,还是江西省最高一级的文艺团体。我以为她一定有路子,光是琴艺很高超,是不会有省城的文艺团体看中她的。知青中多才多艺的人多的是了,除非有路子,很难被最高一级的文艺团体接收进去的。

樊纯给我惟一的一封信透露出她的洁身自好。上海很多文艺团体的人外表上看上去都给人洁身自好的感觉,哪有像现在演艺圈的人那么放荡不羁?过去在文艺界很少有绯闻和潜规则运行,现在呢?难怪有正经人不敢从艺的事了。

然而,我当时的感觉好像樊纯身上还不止是洁身自好这么简单的一种特质。我觉得她的信给我一种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而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应该是一股正气,把我身上的邪气给压住了。我现在按真理剖析,自己当时也真是被一股邪恶的灵所辖制着,一心只想要羞辱别人,却不料反倒落个被羞辱的下场。

那个时候我还当自己跟樊纯是一对冤家,虽然知道这对冤家几乎没有窄路相逢的机会。(我心里从不曾想到过我们最终会是走同一条人生的道路,从不曾想到过樊纯身上的那股神圣不可侵犯的气质是从神而来。)

这事算是过去了,我以为这事是我历史的一页,就这样翻过去了,我不可能再往回翻过来看。一想到这事,我心里还是隐隐作痛,不光是她坏了我和何继中的好事,更是她让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信主之前我的是非观和善恶观大有问题,明明是自己伤害别人,却怪别人伤害了自己。)

信主之后,我有想到过何继中和樊纯这二人,我感觉自己很对不起他们,尤其是对不起樊纯。她并没有伤害我,我却厉害地挖苦她。她根本没有成为我们之间的第三者,我却含沙射影地说她是爱情这座单行桥上可耻的抢先者。这种伤害实在是太大了,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来弥补她。

我曾经托认识的熟人去省歌舞团打听过樊纯。我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樊纯的饶恕,为我曾经带给她的伤害。同时也希望藉此告诉她我现在信了耶稣,是耶稣让我知道自己曾经错得有多离谱。

然而,我没有打听到樊纯的下落(那时她已经离开了省歌舞团)。我最初的信仰并没有使我决心下功夫去对付自己曾经犯下的这个罪,我想既然我已经努力过了,打听不到她也就算了。我相信自己有这番心,神已经赦免我了,樊纯能不能饶恕我,已经不是太重要的事了。

这种认识当然没错,但是爱我的主却要给我有更深刻的认识,这是我今天能够写出这篇文章的缘由之一。

76年我离开了自己生活十一年的新干县,调回吉安;当时我刚结婚不久,我丈夫是上海支内来到吉安地区安福县三线厂的。我们结婚不久后,我调到吉安,他还在安福。虽然还是分居两地,但已经近多了,而且我也回到母亲身边。

85年我从吉安考进位于上海市的华东神学院,开始我的三年“修道生活”。

有一天我们上课时,老师给同学们讲到了有关祷告的真理。

担任这门【新约概要】课程的老师,是怀恩堂的主任牧师樊宝贤。樊牧师是我心中不多的几位站在三自的讲台上却能传扬主真道的好牧师,我很喜欢听他的课。

除他以外,还有不多的几位牧师,最突出的要算是景灵堂的程嘉禾牧师了。程嘉禾牧师因为传扬真道很不得志,甚至他被官方掌控的景灵堂禁言不让讲道。日后神引导程嘉禾牧师去到美国的夏威夷,在那里牧会。有名的少帅张学良就是程牧师教会的信徒。

那天樊宝贤牧师给同学们讲到祷告的真理时,告诉我们他家的一些往事。

在文革时期,樊牧师被当成帝国主义的走狗被揪了出来,长期处在受审查的光景中。那时,他们一家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孩子们因着他做牧师,也受很大的牵连,都看不见自己的前途究竟在哪里?

樊牧师有一个女儿,下放很多年都在最偏远的山区插队。他这个女儿有很好的音乐天赋,神也赐给她弹琴、赞美的恩赐。可是她的这双弹钢琴的手却不得不每天去锄地,手指和手掌满是锄地锄出来的老茧。

她的女儿很是痛苦,不明白神为什么许可她落到这种地步?樊牧师不知如何来安慰自己的孩子。他告诉女儿,神有他的美意,凡临到他儿女的事,神都有美好的旨意。神的儿女们惟有仰望他,顺从他环境中的每一步带领。

后来,知识青年有了很大的变化,有的人进到工农兵大学去读书,有的人进工厂当工人,还有的人办病退回到了上海。总之,他女儿的同学们有路子的走路子,没路子的想法通路子,大家都在想办法跳出农门。樊牧师的女儿看到同学们渐渐地都离开了山村,心里很是着急,不知自己哪天才能出离这种逆境?

我记得那天樊牧师对我们全班同学说:“同学们,是的,我们是没有社会上的所谓路子,我们这些人在世界上【林前4:13】……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但是大家别忘了,我们有一条路,是一条通天的路,那就是祷告。这条通天的路就摆在我们面前,既不要我们花钱去买路,也不要我们到处求人去找路。神就等着他的儿女们来求他,他愿意给我们开出路。”

樊牧师告诉我们,为了女儿的前途,他没有地上的路子,却动用了天上的路子。他没有后门可开,但却有天门可开。天路和天门更通达,更有效。樊牧师让全家人一起来切切地仰望神开出路。

在全家人迫切地祷告中,他们经历了神亲自的安慰,经历到从神而来的力量,最后还真的经历到神开“天路”和开“天门”,神终于使他女儿离开了山区,进到省歌舞团去工作。

我和全班同学兴致勃勃地听着樊牧师讲他们家的见证。突然,我感到自己的心被厉害地光照了一下。樊牧师讲他家的事,好像是我很熟悉的一件事,他讲的家人就好像是我的家人。

是的,我当然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和樊牧师都是神的儿女,樊牧师的家人也是我的家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同归于一了,因而我才会有这个感觉,觉得樊牧师讲的是我很熟悉的人身上发生的事,是我同胞手足间发生的事。

然而,我知道我感觉到的这种“熟悉”不是在这个角度里所理解的“熟悉”,另有更深层的意思。我决定等到下课后,找樊牧师好好谈谈,有些事我要弄弄清楚。

下课后,我找到樊牧师,然而,很多同学们围着他问各样的问题,看来我想要个别找他问问题是有些困难了。

但是我急于知道一些事情的究竟,如果不问清楚,樊牧师很快就要走了,下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他会不会还来教我们课我还不知道呢?于是我不管旁边有人没人,我还是向他发问,问了一些很私人性的问题。

我问:“樊牧师,你说你女儿在农村插队落户很多年都没有调上来,她插队的地方是哪个省啊?”

樊牧师并没有觉得我问这个问题很冒昧,他很干脆地回答我:“江西省,我女儿在江西省的一个偏远山村插队了好多年,后来神听我们的祷告,给她开出路,有人发现她弹钢琴弹得好,就把她调到省歌舞团去弹钢琴了!”

我再问:“你女儿在江西省哪个县插队呢?”

我知道同学们很难理解我为什么要问这么多?

樊牧师说:“她在江西省新干县——”没等他说出下面的话,我与他异口同声地说“——七琴公社。”

樊牧师觉得很奇怪,我怎么会知道他的女儿在新干的七琴公社插队落户呢?我们班的同学来自华东六省一市,很多人都不知道江西有个新干县,更不知道新干县有个七琴公社。而我呢?竟然知道他女儿在七琴公社呆过,确实令人感到有点匪夷所思。

我告诉樊牧师,我也在新干呆过,并且呆的时间很长,整整十一年。我告诉樊牧师,我去过七琴公社好几次,并且有幸还能够见过樊纯一面。

但我没有勇气告诉樊牧师有一次我去到七琴公社,只是为了偷偷地看他女儿一眼,看看她是何许人物?她为什么会吸引当时我身边的男友?我没有勇气当着很多同学的面,告诉樊牧师我收到过他的女儿一封信,也给他女儿写过一封信。更没有勇气告诉樊牧师我曾经把他的女儿看为是“情敌”,甚至大大地羞辱了她一番。

同学们没有谁会想象到我和樊牧师的女儿之间曾经有过这么一种令人尴尬的关系。

我在班级里是年龄最大的大姐,大家都知道我经历甚多,但是,大家却不知道我也是犯罪最多的一个。

我就像保罗论到自己时说的那样:【提前1:15-16】……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

我想自己真是在罪恶的深渊里打滚了这么多年,竟然在那种情况下不但没有表露出自己曾经的丑陋面目,还能若无其事地装作没什么似的,继续向樊牧师问问题,问那些跟圣经无关的私人性问题。

我继续向樊牧师打听樊纯现在的光景,就像我们曾经是一对同在江西新干插队的好姐妹一样。

樊牧师告诉我,前几年樊纯去美国留学了,继续她在音乐方面的深造。樊牧师说中国教会很需要音乐事奉人才,樊纯的深造是为了更好地侍奉神。做父母的很支持她的选择,那些年间她耽误了很多,现在要奋力补起来。

我去华东神学院读书时,已经实足三十六岁了,当我跟樊牧师谈起我也在新干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我已经是快四十岁的人,并且有了一个近十岁的儿子。我心里很想要知道樊纯现在的婚姻状况和情感生活,就向樊牧师小心翼翼地打听这个问题。

樊牧师告诉我,樊纯立定心志要全身心地奉献给主,所以不打算结婚。他告诉我和同学们,其实基督徒比外邦人有多一个也是更好的一个选择,那就是独身侍奉主。圣经也有论到说:

【林前7:26-33】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

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成家立业固然有一些好处,但也会带来很多的难处。最大的难处体现在“肉身受苦难”。因为在婚姻的状况下,人背负着很重的一份责任。在这份责任中,就必会经历很多的苦难,尤其是在艰难时世中。

这一点我深有体会。老实说,我若是早十年信主,就不会成家了。我以为成家了自己肩负的责任会轻省些,因为有个坚实的肩膀可以靠靠。然而……

不用多说,凡有婚史的人都会知道我这个“然而”后面想要说的是什么?

听樊牧师说到樊纯有独身的打算,我心里真是对她羡慕不已。樊纯这是个极其聪明的选择,她由此可以全身心地放在主的身上了。不然就得跟我一样,不仅经历生育的苦难,还要经历很多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人生痛苦。

过去我听说很多信耶稣的女性一辈子不结婚,会有不解。我知道天主教的修女一般不结婚,在我看来,她们的苦修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后来我接触到新教里也有很多女性选择独身,尤其是我有好几位属灵前辈,如钱姑姑,汪姑姑等,都是“老姑娘”。看到她们清心寡欲的生活,很是羡慕;我却不得不比她们背负着更沉重的家庭十架。

可是,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对有关性的完整论述说的,这事必须有主的恩赐,不然受的试诱很大,也很容易被情欲捆绑犯罪而堕落。许多世界名著都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描绘和解释,就像【牛虻】、【荆棘鸟】、【红字】等书,都告诉我们过独身生活切不可将其作为躲避试诱和挑战的手段,独身必须是出自神的吸引和神的带领。

神为什么让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婚姻里享受神创造的性和设立的家庭关系?那是因为人的生命在没有达到一定的成熟度时,就会有孤独和由此带来的无助无力感;神知道我们的情况,就说“人独居不好”,要有“配偶帮助”。

然而,始祖犯罪堕落后,显然人在配偶这方面得到的帮助已经变得微乎甚微了。相反地,对方常常会成为自己的新问题和新困难。再加上世事的艰难,越来越显明出的“邪恶淫乱”“弯曲悖谬”的环境,守素安常的独身生活就比有妻子(丈夫)要强得多了。人们正常的喜怒哀乐都会因为现今的艰难转化成另一种苦难,在这些苦难中,有家室的人由于所站的地位不同,该负的责任不同,他们的生活会比没有家室的人更加沉重得多,难处也就大得多。

当然,在这个“邪恶淫乱”和“弯曲悖谬”的时代中,守独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保罗在圣经里并没有提倡守独身,只是指明一条专心靠主耶稣度艰难时世的美好道路。这条道路能够走上去的人不多,只有那些真心靠主的人,才能走一条独身的路。

很多事实表明,若不是真心靠主,仅凭自己一厢情愿地守独身,是更加艰难的人生之路。凭己意选择独身的人,一定会在试诱面前输得很惨、很惨。

依靠主的人就不一样了,因为主耶稣就是他(她)心仪的对象,主耶稣也是那可靠的肩膀。

人人都需要心目中有一位最心仪的成为自己爱的目标,人人也都需要一副自己在软弱时可以依靠的坚实肩膀。这就是人们不断地寻找的所谓爱情——一个值得自己施爱的目标,一个能够给予真爱的对象。

可是,如果将每个人心中的理想锁定在人的身上,期望跟现实的差距会很远很远。这就给我们看到人间的真爱难寻,也给我们看到爱情的前途便是坟墓。

认识到这些真理并不容易,除非是圣灵的光照指引。我已经在黑暗中摸索了很久很久,结果就像所有的人那样,找到一个并非自己心仪的目标和一副并非坚厚可靠的臂膀草草地结了婚,从此爱情被埋葬了。

当我听樊牧师说樊纯选择独身,全身心在音乐上来服侍神时,我既为她感到高兴,内心不免又有一丝嫉意。这个樊纯,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走在我的前面,都比我选择得更好,我好像是跟她同在跑道上比赛跑步似的,总是落在她的身后很远很远,我这一辈子恐怕是追不上她了。

这些都是我信主初期的一些幼稚想法。那年我去读神学,遇到樊纯的爸爸樊宝贤牧师正好是我的神学老师。那时的我就像在基督里才生的婴孩,我很多想法跟圣经的真理相悖,因此仍然还会有一些旧生命的表显。

那时我已经意识到我跟樊纯走到一条道上来了。我们都已走在天路历程中,是走上天路的伙伴了。我们不再是冤家对头,不再是“情敌”,樊纯所爱的对象不是某一个人,当然也不是我爱的那个人;虽然我跟樊纯现在都已经被耶稣所爱,也都爱耶稣,但显然我们不是“情敌”了。我们在一条窄路上相逢,是同走天路的伙伴了。

然而,如果不在圣经真理中不断地更新自己的魂,我们还会有错误认识带来的痛苦。就好像那时我听到樊牧师讲起他的女儿——我认识的樊纯——要独身侍奉主时,竟会莫名其妙地感觉一丝嫉意。会感觉自己及不上她,会拿自己跟樊纯相比,会产生一些诸如沮丧等负面的情绪情感。

随着信仰的深入和提高,我现在已经不再为这些感到困扰了。

我明白了无论是樊纯选择独身,还是我选择嫁人,在基督里都是好的。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而是神的拣选。神拣选了未婚的樊纯,也拣选了已婚的我;是神的拣选将我们这两个陌路人,甚至是冤家对头带到了同一条道上。

这就如保罗在同一章圣经中所阐明的那样:【林前7:24-27】 弟兄们,你们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分,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分。论到童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怜恤,能作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丈夫)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丈夫)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丈夫)。

很明显,我和樊纯蒙召时身份不一样,我是已婚,她是未婚。以神的真理来看,我们各自只要守住自己的身份就好了。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现在是怎样的身份,而是我们各自在不在基督里。

如果在基督里,我是已婚妇人,我要背着家庭的沉重十架,然而我也可以靠主来往前行。如果我不在基督里,就算我今天还处在守素安常的独身地位上,恐怕也难熬独身的孤独和无助了。

所以我不必羡慕樊纯选择独身事主之路,不必怪自己信主太晚,虽然独身生活会令人感觉轻省些;然而,我的家庭同样可以成为我奔走天路的课堂,成为我学习真爱的课堂,这岂不是也有神的美意吗?

我要克服和铲除的是自己顽固的骄傲和嫉妒之罪。

即使我认清了自己这些顽梗的罪孽,也不能靠自己来对付,来铲除。我的自己,也就是来自亚当里的旧生命,所具有的就是骄傲和嫉妒。过去因为骄傲和嫉妒,我写了一封十分伤人的信件给樊纯;今天我也许不会再做这种傻事了,但是骄傲和嫉妒的罪仍然有可能死灰复燃,仍有可能继续捆绑着我不得快步跟随主前行。

感谢主,我们的窄路相逢是蒙福的。我和樊纯蒙福在这条窄路上,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

自从那天通过樊牧师,我和樊纯在圣灵里“偶遇”之后,我有过很长久的思考。我想过些什么呢?

第一,我找到了樊纯令何继中着迷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她的灵命——樊纯作为一个基督徒属天的生命特质。

我看过樊纯的信,曾经觉得她的信中有一股压倒我的气势;虽然那时候我不知道这股气势是来自圣灵的正气,但是我的的确确感受到了这股气势从信中向我袭来。这股气势很难用言语和文字来表达,但是这股气势会令人低头俯伏,我那时也差不多拜倒在这股气势之下了。

老实说,看樊纯的外貌,很是一般,她是个看上去很普通的女孩子。为什么何继中会看中她,甘拜下风地向她学习拉手风琴?这是个噱头,何继中看中的不是樊纯的琴艺,我可以肯定,他其实是看中了樊纯的人品。

说到人品,这东西很难具象化。樊纯从小就在基督化的家庭中成长,不用说,她有基督徒的人品。

什么是基督徒的人品呢?我现在知道了,那就是神的形象和样式。也就是说,在樊纯身上具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就是这一点吸引了何继中,也是这一点,通过樊纯信里的文字向我表彰了出来。

我已经记不清楚樊纯写给我那封信的全部内容,但是大致还记得,信中字里行间满是“正气凛然”。通过这封信,我肯定了何继中跟樊纯没有任何属血气和属肉体的暧昧关系,我肯定了他俩不会有未来,我肯定了樊纯不是第三者,不是我的“情敌”,不是构成我和何继中关系破裂的一种威胁。

我现在知道了何谓神的形象和样式,内中有神的圣洁,公义和信实。

何继中不是圣洁的,他有可能会因见异思迁而变心;但樊纯是圣洁的,她对何继中从未动心过,我不再担心他们之间会有事。何继中不是公义的,他有可能忘记我为他付出的心血和名誉;但是樊纯是公义的,她知道我和何继中的关系,不可能有除了教授何继中的琴艺外别的动机。何继中不是信实的,他对我作出的承诺会改变;但樊纯是信实的,她说过再也不跟何继中来往,她说到就会做到。

樊纯身上那种基督徒的美好生命特质当时不但吸引了何继中,其实也吸引了我。很可惜这种“吸引”因着我的生命那时还是属死的腐朽生命,没有能够焕发出正面的光彩。事实上我在被吸引的同时,备受骄傲和嫉妒之苦。

第二,我找到了体现人格魅力的关键所在——灵命不同,焕发出来的光辉和魅力也不同。

不用说,那时候我的灵命是死的。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人类有一位救主,那就是主耶稣;我将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成是我的大救星。我不知道自己确实需要蒙拯救,不知道只有一位真正救星——耶稣——能够拯救我。

我们是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曲长大的。我从小就学会我这个年龄的人该学到的一切信条、知识,而且我学得很好,是个顶呱呱的好学生。若不是因为我的出身,我一定会出人头地,一定会打小就成为一个明星,被人宠着,也被人崇着。

或者这么说吧!我是一个魂生命很发达的人。从小就显明出来我的魂生命很发达,我的思想比我的同龄人更为深邃,我的情感也比同龄人中大多数更为丰富,再说我的意志力吧,也是很顽强的,常常表现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我就看大部头的书。不但是小说类的书籍,就连【英雄与英雄崇拜】这类大人看不懂的书,我也捧起来看得津津有味。记得我第一次作文获头等奖,是在小学三年级;后来我又获过各种奖项。至于诗歌朗诵比赛获奖是几年级,已经忘了,反正也是很小时候的事。

我的体育成绩很不好,我很害怕跳高跳远,也害怕游泳。但是为了不甘落后,我强逼自己不顾一切地上。我的不顾一切有时甚至是不顾性命。记得有一次参加长跑比赛,我远远地落在别人后面,为了不使别人笑话我,我故意跌倒在地,膝盖流血我也不顾,一直坚持到最后。那次我拿了个风格奖,代价是一双膝盖血淋淋的,很久之后走路才不疼痛。

读中学时我在白鹭洲,那儿四面环水,是很好的游泳场地。吉安高中要求同学都得学会游泳,我很怕呛水,但是为了不甘落在人后面,我一头扎进赣江,差点被流水冲到下游丢了小命。为了给别人一个好印象,我是不顾一切的,包括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

然而参加工作之后,人们都看我是个怕苦怕累的资产阶级臭小姐。他们错了,其实我不是个怕苦怕累的人,我只是身体力量不够。如果我的身体力量不错的话,我保证自己哪方面也不比别人差。

为了出人头地,为了比别人强,我什么都要争取第一。我无法以自己的身体力量争取到第一,我就以自己的魂力量来抗争,我不比任何人差,我比任何人都不差,甚至我比任何人都好。

与樊纯相比,我的魂力量不比她弱。我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在同龄人当中算是强的。可是,为什么我竟会输给樊纯呢?为什么何继中会被她吸引,而我在何继中眼中的魅力会渐渐消退呢?

那时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愤怒,我沮丧,我怪樊纯,也怪何继中,在怨怪中我备受煎熬和痛苦。其实我真正不满的是我自己,我不满于别人比自己强,但却找不到自己究竟比别人差在哪里?

直到信主之后,正确地说,直到跟主的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直到耶稣的形象和样式在我身上也体现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一个人的魅力并不是体现在外貌上,也不是体现在魂生命的强大上;一个人的魅力来自他(她)的灵命光景,也就是说他(她)身上有多少神的形象和样式?

我的魂势力是很强大,肯定比樊纯要强大。然而,我的魂势力的强大非但不能加添我的魅力,反而使熟悉我的人从我身上看出的是败坏,是卑劣等一系列属死的腐朽特质。

我为什么会那么快地结束我和何继中那段感情,就是因为他越来越多地看到我的败坏和卑劣。

我给樊纯的信中满是魂势力的彰显。我以为自己有多能,我能挥笔让樊纯这个“第三者”羞愧得无地自容;我以为自己有多高,我能用尖刻的语言表明我的道德高尚要退出这种竞争……我写给樊纯的信或者对一个同样是魂势力强壮的人感到很“解气”,然而,我却不知不觉的在自掘坟墓,把自己拖向情感的死地。

樊纯给我的信把我这个有强大的魂力量的人打倒在地。那是一种灵的力量,是一种出自神圣灵的力量,无论魂力量有多大,不足以与圣灵的大能抗衡;无论魂力量有多强,在圣灵的大能下,只能是俯伏称臣。

所幸的是,现在我已经归到基督得名下,并在圣灵的掌管下,天然的我不断地被神更新而改变。我不再以魂势力的强大而自夸,却愿意突破这层魂力量坚硬的营垒,将基督灵的光辉显露出来。

感谢主,过去渴望抵达的思想境界,并没有因着过去自觉的“思想深邃”能够抵达,现今却在圣灵的光照引导下得以抵达;感谢主,过去渴望流露的情感意境,并没有因着过去自觉的“情感丰富”能够表达,现在却在圣灵的安慰和劝勉中得以表达;同样如此,过去我以一种拼命的精神来表现自己的“意志顽强”,却仍然被人看作是怕苦怕累怕死的小资女子,现在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神,凡事都能”了。感谢赞美主!

能够走上这条通往天国的窄路真是好!在这条窄路上,曾经的敌人会变成为朋友;在这条窄路上,自以为是的“狂人”会变成有耶稣形象和样式的正常人;这一切都是主做成的,是主复活的生命在人身上的彰显。

主耶稣说:【太11:29】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现在我和樊纯已经在十架窄路上相逢了。虽然她身在美国,而我身在中国;但是我们的灵已经在天路上相逢,都已归到天国。我们现在不可能在一起,也没有必要在一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国有真正意义的重逢。那就不止是灵里的相逢,还有实际的相逢,带着一个属天的身体在天国相逢。

自从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天,我从樊牧师那里得知我和樊纯已经在窄路上相逢了,我就为自己那段错误有了深刻的反思。信主初期,我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做过许多犯罪作恶的坏事;但是我对自己曾经犯的罪错并未真正一条条有过认真的反思,自从在华东神学院与樊牧师交谈后,我算是在自己经历的情感重创中,自己这方面的过错有真正认识了。

遗憾的是我当年没有勇气把全部事情的原委告诉樊牧师。我只告诉了樊牧师,我和他女儿都曾在江西新干呆过;我告诉樊牧师他女儿知道有我这么个人;我也希望樊牧师转告他女儿樊纯,赵妩娜现在已经是个基督徒,并且已经奉献成为全时间侍奉主的传道人了。

樊牧师一定会记得告诉樊纯我现在的光景,因为樊牧师了解我,对神在我身上的的种种作为也是非常感恩的。至于樊纯听到父亲讲到我时,会怎样想过去的我和今天的我呢?我也有想过这件事。

首先我想到的是,也许当年我对樊纯的卑劣行径根本就没有伤害到她。

按真理来说,如果樊纯是个性格温柔的基督徒,那就比较不易受到伤害。如果当年她当年已经接收到很多的真理信息,会对我可笑的行径不屑一顾;更好一点的光景会为我祷告,为我这个自以为是的魂势力强大的女孩祷告。

然而,我又想恐怕不那么容易。樊纯跟我差不多大,那时她才二十来岁,虽然她是在基督化的家庭里成长的,但是每个人让神在自己身上做工的程度,并不是根据外部环境。也就是说,决定因素不是你的家庭背景和文化背景,而是根据你自身经历神的多少来决定的。

樊纯的家庭背景固然很好,但是她的信仰状况还跟文化背景中的社会影响和学校教育有关联,至于社会影响和学校教育对樊纯起了多大的作用,就不得而知了。

我想起了王明道先生的儿子王天铎。他的家庭背景应该是没得说了,王先生和王师母都是世上少有的虔诚事主的传道人,但是社会的影响和学校的教育使王天铎对经历神的恩典和真理大大受到影响。很难想像为什么像王明道先生这样影响到很多人的传道人,却在自己儿子身上无法施加基督化的影响力?这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故此,我们通常会说,基督的信仰完全是个人的事,没有所谓的遗传。因而我们也会看到,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来,让孩子自己经历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非常希望樊纯饶恕我对她的冒犯。然而,她会不会饶恕我呢?我不知道。照我自己看来,我的过错也是不可饶恕的。但是伟大的神有恩典有怜悯,他让我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也许我永远不会知道樊纯是否还记得我在四十多年前对她的冒犯,当她父亲向她提起赵妩娜这个令人可恼的名字时,她会不会还记得我对她深深的冒犯。可是我愿存着美好的盼望,樊纯从她父亲那儿得知我信主了,我们走在一条道上了,她会为我高兴。至于过去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嘛!让我们都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我盼望得到她的祝福,我们的神已经祝福了我,我也盼望得到樊纯的祝福。

今天写下这篇东西,就是盼望有一天樊纯能够看到。即使她这一辈子都不会看到这篇东西,我也不会遗憾。因为我的忏悔之心已经藉着这篇东西抵达神的面前,我相信神会抚摸她心灵的伤痕,就像神也医治我内心的创伤那样。

(第二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