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赭山公园:我的自述(5)-新视野- 创新芬享 -优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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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自述(5)

编辑: 2010-10-08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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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学毕业之后跟沈从文先生编绘服饰资料,不仅丰富了我的学养,磨炼我的技巧,更由于这一时期我发愤忘食地用功,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多年里,我清心寡欲,坚持着安贫乐道的寂寞生涯。当时,我没有戚戚之名,同时,我也似乎不汲汲以求。我在中国古典艺术的海洋中搏击、沉浮,至于彼岸何在,我不知道。我抱着“但问耕耘,不论收获”的精神,凭着百折不挠的意志力,坚信会达到光辉的境界的。这十年磨剑、十年生聚,对我艺术上的开拓有着重要的意义,我有充裕的实践检验我过去的知识,同时发现不足,增益其所不能。那时凡是常到天安门西阙门的人都记得,在木格糊纸的破窗后,我总是潜心作画,或引吭歌啸。我背诵的文章或诗歌的数量,在同代人中恐怕很少人可以和我相比;报纸和刊物有时夸张地讲我背诵五千首,那是浪漫化数字,不过,千首之数当不在话下。当然背诗文决不能如汉代王充所讽刺的“鹦鹉学舌”之类,更重要的是成为自己的,成为自己语言的一部分。我现在作诗填词,颇抒己怀,同时我以为诗词不但没有束缚我的思想,反而给了我一种特殊的自由。我经常有自勉之作,也有警世觉人之作,人们渐渐称我为“诗人”。这也是我私心敬仰的称号,我以自己能赓续家业而自豪。

在艺术上发现自己并不容易。我在三十岁左右,对自己未来的画风究竟应该如何,并不清楚,“风格”也是不能预先意料或故意设计的。我只迷迷糊糊地觉得当时的画总是不遂心意。“文化大革命”中和当时尚未与我结婚的边宝华合作一套《库尔班热爱毛主席》,画完之后拿给美术出版社编辑部张汝济看,他是一个幽默的人,他指着我画的新疆皮鞋,说像他们在干校水田劳动时穿的水袜子。我画工笔画虽有充足的功力,但我的性格不宜作精雕细刻的描画,心中一烦,就会乱来,不像边宝华那样平心静气。

那时我创作一无所成,也颇闷闷。好友姚钟华安慰我,陪我左思右想,如何使自己的作品一鸣惊人,但计无所出。今天回忆起来,总是十分亲切。其实那时我的艺术,还是处于孕育阶段,怀胎不足,是不会有惊人的九斤娃娃出世的。

我作诗、著文、讲演喜欢即兴神驰,随感而发。才思敏捷,情绪风动,这是我的所长;艺术上如何扬长避短,如何打开这一成功的不二法门,便是我当时的一个追求方向。

那时,我偶尔也有神来之笔,就像我做学生的时候画一罗汉头像,李燕认为极妙,珍藏至今。但是这种灵感的显现如兔起鹘落,稍纵即逝,把握不住。

是啊,发现自己是件何等艰难而痛苦的历程!我曾在这苦海中沉浮过多少年月,多少个日日夜夜。但,天道酬勤,我坚信光明在前,继续奋斗!有一次我去荣宝斋,挚友米景扬铺出一张四尺净皮单宣,叫我放笔大胆地画一张。也许我当时竞技状态良好,提起笔来画了一个飘然美髯公,脚边有一只小猴正对他顾盼有情。画出之后,满座唏嘘赞叹这张画,今天存在友人曲格平先生处;画毕之后,我也似有一吐骨鲠的快感。想不到米景扬在我个人的艺术史上这推波助澜之举,打开了我探索的新天地,从此以后豁然开朗,我自以为找到了最能表达自己情感的手段。其实,这不是机会主义的偶得,这是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是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是积年累月的辛劳的报偿。

我又一次重温我的艺术,理出一条纵的线索,从顾恺之--吴道子--李公麟--赵孟■--陈洪绶--任熊、任熏--任伯年,这一千多年的纵线发展史,我不是曾经痛下过苦功吗?从五代的石恪到南宋的梁楷到明末清初的八大、石涛到乾隆年间的“扬州八怪”,他们言简意赅的艺术语言,我不也曾心慕手追过多少年吗?是的,我有力量将线描勾勒和大泼墨结合起来,创造崭新的、属于范曾的世界。

当我有了这样的明确的发现之后,我的艺术的进步简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全社会震惊,我的画也以空前的速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仅仅十年的时间,我像从激烈的地震颤动中,大地被拥起的奇峰,直插云天。有人以为我:成功是由于钻营,由于机会,更有恶毒诬以“外靠奸商内靠官僚”的,其实,人们应记住我的一首述怀诗中的句子:“作画平生万万千,抽筋折骨亦堪怜。”我二十岁的时候,便因常年的伏案读书作画,胸骨和脊椎骨变形。当年的辛苦,回想起来不禁使我黯然神伤。大学毕业之后,我每天只花三角多钱,以做一日三餐之资。但在艰苦颠蹶之中,我没有沉沦,我追逐着光明和希望。今天只有极少数的人想把我拉入泥淖,那只能说明他们的自私和狭隘;绝大多数的人都为我的成功欢欣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