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巢门票老人免票么:我的六十自述（何新）

wanshi按：许多海内外人士关心何新先生现状，纷纷留言发帖揣测探问。在何新六十岁生日时，他曾对几个好友讲过一些有趣的话，本人录音记录整理。现在经何新先生过目确认修改补充后，在此发表。 　　

      （1）现状，我是什么职务
      何新先生说：“我早就退隐了。只是我的组织关系在政协，退休的手续还未办——但是无所谓的，什么时候接到通知就过去签个字。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已是什么职务。20年前，我从中国社科院调进政协时我是正研究员，后来到政协，公务员改革的时候好像又给套了个什么级——但是什么级别也没有人告诉我，我也懒得问，所以我也不知道。
   　　

  在政协我的关系是放在老干部局。但是20多年我没上过一天班，也不用请假，所以政协机关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别人。
    　　

我的工资是机关按月直接打到银行卡里，这边有人替我代收。这么多年我并不知道自己挣多少钱，也没有问过。我日常消费很低，吃素为主，挣钱也是给别人用，所以我不介意。我本是个山野闲散的人，实际等于早就退休了。” 
    　　

何新说：“国家对我很好。给我的这种特殊工作安排，大概在全中国独一无二。即使前一些年有一段时间我已不是政协委员（第十届），但待遇工资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何新嘲笑自己说：“所以，我是有职无务，有名无实，有事无业；这叫三有三无。非官员非学者，这叫二非。少年一个草根，青年一个游民，晚年一个精神的浪人，这叫三一。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我至今还没找到让我的精神能够最后栖息的家园。 ”

　　
     （2）我的人生经历不俗
     　　

 何新说：“我的人生经历很怪异，奇特，不俗。自1966年文革开始，后来我离家上山下乡，去东北军垦农场，这几十年当中，我所经历的个人生涯中的小风小浪以至关系国家命运的大风大浪不少，奇事、怪事、不可思议之事也不少。
    　　计算起来，我平生五历生死边缘，两次死里回生。多少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流水落花，往事不堪回首！其间生生死死，爱恨情仇的经历和上天下地的阅历，绝非一般的文人、书生、凡夫俗子所能想象以至可以梦见！”
    　　

何新说：“苏东坡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田舍乞儿——我也是如此。回顾平生——我少年时是浪子，青年时是游子，中年时是汉子。现在进入老年，我是个整天呆在屋里读书的呆子。” 

    　　（3）我的一生是五部书
     　　

何新说：“我这一生，活得算潇洒，很开心。　　

  年轻时代，我是登徒子。年轻时我很帅，身上有一种傲气加霸气， “酷毙”，也不怕事，很男人。所以女孩子都迷我。
       50岁以前，不好意思，经历了几次婚变，许多次恋爱。但一不靠金钱，二不靠权势，三不靠骗人；只因为彼此喜欢，相处得开心。
       我恋爱过的，有世家高门的淑女，也有名扬一时的文化名媛。既曾红烛拥美人，也有逾墙蹈穴的隐私秘事。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可告人，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做事是霁月光风清清爽爽，爱就是爱，恨就是恨，一切摆在桌面上，绝不苟且，更不偷鸡摸狗。两情相悦，追求一个“爱”字，有感觉就到一起，没感觉或者感觉不好，就分手，爱得明白，也散得明白！！ 
       何新笑着总结说：“可以这么说，我的少年时代是一部闯江湖的《水浒传》，青年时代是一部红袖簇拥的《红楼梦》，壮年时代是一部随心所欲的《金瓶梅》，中年时代是一部纵横捭阁的《三国志》，晚年是一部归觅心经的《西游记》——五大奇书都凝聚浓缩在我平生的感情和阅历中。如果有机会娓娓道来把往事写一写，那会是很好看的一部传奇故事。”
        何新说：“最不可思议的是，我的这种人生故事竟然发生在1949以后到今天这么一个完全缺乏浪漫蒂克精神的时代。所以，我的生活经历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异常奇特独一无二的。” 

　 　（4）我是个玩家、逸品
       何新说：“其实我也是非常幸运之人。得天所眷，不仅屡历磨难不死。而且得天眼通，心有慧根，能与天地古今中外沟通。
     我平生无书不读，无所不学，在人文学术领域举凡文、史、哲、经、数、理、化、文字、语言、逻辑[1]，天文[2]、地理[3]，以及艺术、文学、诗歌、美学，以至考古、文物、书画古玩，样样我都涉猎过，也深入浅出地玩过。
      老实说，对于这些学术中的任何一门，都足够一个人投入一生去研究的。我平生著作数十种，有一些被译成多种文字。我的一些畅销书被盗版无数。其实，如果一个学者只要写得出其中一、两种就已经不枉此生，足以名世而成一家言。然而我始终文思如泉涌，直到如今仍未枯竭。目前，我想完成但目前尚未完成的半成品著作（在电脑中或案头上），还有十余种。
   　　

 我行文如神机天纵。一些文人不服气，他们说——从没看到何新真的在做什么学问。的确，前人讲究什么“皓首穷经”，主张一生只读一经，板凳须坐十年冷，主张下这种死功夫。而我则不同。年轻时代，我也曾风花雪月，游戏人生。什么都没耽误！行过万里路，也读破了万卷书。但是我的确并没有对其中的任何一种学问倾其全身心专门投入过——所以我承认自己不是专家——不是专门之家。
      但是学问之境有如做人的境界，最高之道是融会贯通，而我做到了，所以我是通家，又是个玩家。世界是幻，人生是梦，学术是游戏。我认为学问达到至高境界是能“玩”。
    我也通绘事。中国古来画有南北分宗及力（隶）家与逸家之说。台湾前故宫院长江兆申，曾写信称我的画是逸品，说境界很高。其实我这个人就是一种逸品——闲云野鹤，野逸之士。

（5）逃避大师
    　　

何新说：所以，我不是什么大师，不配也不想当。就像我绝对从来不想从政当官一样——如果真的想当，那我曾经很有机会。
       我不选择从政当官，是有自知之明。第一我知道自己是新疆的姑娘，小辫子很多（邓小平的话），反对者一抓就是一把。第二我也不会造作自己成个偶象。
       说老实话，我真的极讨厌“大师”这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在当今已经被利禄金钱熏染得非常之肮脏——一想到某种“大师”，就会想到那种虚伪、造作、拿腔拿调、装腔作势，俗话说就是装XX。所以我说我不入流，而且甘居末流。

（6）论学问，我确有超凡之处
      何新说：“但如果谈到学术，那我又的确有超凡脱俗的非常之处。我的学问中有一部分是活学问——有用和能用的学问，经世致用之学，谈论经济的，政治的，涉及国计民生的，国际战略问题的。但是我所真正属意的，下了大功夫的，还是我的一套《何新国学经典新考》。[4]
    　　

我写这一套书，旨在“兼融古今之智勇，[5]开拓万古之心胸”——但这套书并不是写给当今的凡夫俗子利欲之徒们看的。
       不仅他们，包括你们，当今的人基本不会懂这一套书。就是做这种学问的学者中，能真懂者也是有限。因为他们做学问要领悟而达到我的这种境界，还有很大距离呢！
   　　

何新说：当今并不是什么读书向学的时代，外部没这个氛围，没这种环境。当今的俗文化，叫做什么“读图时代”，“全娱乐时代”，其实就是搞笑的时代，忽悠的时代，恶搞的时代——所谓“末法”时代。一切严肃的东西到此都会变形，一切神圣的东西到此都被解构，一切庄严的东西都被打成粉碎。在这个时代，认真作学问，谈论真学问，那就是一种自渎和自亵，是一种愚憨。
       所以我做学问，相当程度上只是为了自娱，游戏。当然还想留点好东西传之后世，留给将来，给后人。”
      何新说：“所以我把我的这一套书留给未来的人，留给后世子孙。我还是很自豪。为中华民族存留了一种文化精神，一部精华，一种经典。”
       当今这场所谓“市场转型”，方向道路已经完全错乱。什么“十八跳”之类，将来一定会被历史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这个“转型”运动在现代史上，是文革以后的又一浩劫！是文化的浩劫，是人道的浩劫，也是自然生态的浩劫！
      生态之破坏，莫如当今之严重，根源在于市场化过程中人们对金钱的疯狂追逐、官员对GDP的掠夺式榨取！现在又在鼓吹农地私有化。私有化无非就是又一场掠夺。
      但是，任何劫难也终有终了的一天！谁也无法欺骗历史！——总有一天人们还会回归庄严和反思。渡尽劫波人犹在，[6]相逢一笑泯恩仇！人们会反思今天，会痛定思痛。当泡沫散去，尘埃落定，金子还会放光芒！
    　　

我相信，即使世界大战以至天崩地裂，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总会存留下若干种子，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总有一天，劫后复生，还会再出现一种文化昌明的好时代、新时代，真正的文化盛世；还会再出现新一代文化上的智者们。
    　　

我的那些时论、政论以至争论，以后都将完全失去意义。但我的这一套《经典新考》会经得起后人之研究、之欣赏。因为这一套书贯通上下，衔接古今。我用一种独特的视角对上古经典和传统中国文明，重新作了系统性的解读。
   　　

 我很自豪。如果没有我，什么《诗》、《书》、《易》、《老》、儒与道都被一些文人墨客歪讲邪讲，讲傻了，讲歪了！
    这套书我曾经一改再改，批删百遍，呕心沥血，销磨二十年，方得完成。这就是何新的《太史公书》，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7）学术界无对手
      何新说：对我的学术一向有争议。然而当今有哪位人物什么东西没有争议？其实争个屁，我比所有的非议者都高！君子当仁不让，这个问题上我不必假谦虚！
    　　

人家说可是你没学历啊！是啊。1977年我考进黑龙江一所末流大学只读了三个月不到。但是一年后回到北京，我已经进入名牌大学当了教师。而我教的那些学生，都是78届的，本应当是我的同学。一年后又是胡乔木和梅益先生把我破格调进中国社科院。进去后我就被直接安排在社科院的最高学术文官机构科研组织局当学术秘书。1980年代我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崭露头角。
      有人说你为什么后来不去投个师门弄个学位呢？但是，有什么必要呢？当时我在中国学术界已经名声赫赫。学术界当时那些达人，我大体都认识。谁能做我老师？谁配做我老师？谁敢做我老师？
      自从1980年代前后我在学术界出头到今天，遭遇过的高手如林。批过我的人不少，因嫉而骂而恨我的人也许更多——可是哪个对手能把我击倒在地？那些挑战者，甚至很少有与我论战能往复达到两个回合以上的。以至包括直接批评过我的吕叔湘、袁珂那样值得尊重的老先生，交手一个回合也就罢手。
      当年在陕西有个斯维至老先生，就一个”德“字的释义，与我公开在《人文杂志》上往复讨论，但是也不过三个回合，他就无意再辩，高挂免战牌了。至于当年有个什么史学博士王xx，在堂堂的《历史研究》杂志上以头版头条撰文批我，来势汹汹。我也就撰文回应，把他的皮剥下。可笑交手只一个回合，我还战意犹酣呢，他却偃旗息鼓缩头退去不见踪影了！
       80年代我当时在学术界取得一席地位，不是靠学历，也不是靠关系，而是靠真学问，靠真本事。英雄不问出身，80年代中国政治好，社会风气也好，学风也好。社会礼贤下士，重实才不重身份，重能力不重学历。所以能破格用人！

     （8）中国经济学家荒谬错乱
    　　

何新：我是个业余经济学家。但是在经济学上，我1990年重提“生产过剩”，振聋发聩，雷倒当时一片人。而今天“产能过剩”已成了经济学界的口头禅。那些人们好像忘记了他们奉为祖师的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曾经讲，“现代资本主义已经永远解决了“生产过剩”这个19世纪的伪命题。”　　　　

“主流经济学”这个辞几乎是我的发明，现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牌坊有点臭了！
    “中国经济学家没有真正懂经济学的”——这是我2000年在《新国家主义经济学》中讲的，如今这至少是网络大众颇为普遍的共识！
    　　

但是，中国经济学荒谬错乱到什么程度？？还是怎么估计都嫌不足！一个汇率升值问题，一批经济学家鼓吹了几年，大谈人民币币值被低估应该“升值”——却没有人知道“汇率”原来并非“币值”。因此，“汇率升值”，并不可与“人民币升值”混为一谈，从而误导了国家和广大民众！
    　　

利用汇率升值，做远期交易的外汇期货就可以直接套汇赚钱，这在国际贸易中是基本的常识。而中国经济学人中竟然很少有人知道。还要被我这个非专业的老头子捅破，告诉大家美国皇帝并没穿衣服！、
    其实我不好意思，很不想出来讲。但实在是按捺不住，不得不讲，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在流失啊，令人痛心！每一次人民币升值，都意味着中国给老外发钱，每年贴汇流失千百万！
　　

       （9）享受孤独
       十几年来，我好孤独。没有对手，也没有值得与之对话一谈的人。那些曾经知我、诲我、提携我、奖掖我，令我尊敬的长者、能者、德者，于今多已逝去了。
    　　

当今中国已无文化人——只剩下些衰人，只怕以后再过一两代，连能读《古文观止》原文的人也不多了。当今文化表面富丽堂皇，可惜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都是徒有泡沫。价值之没落，无过今日！真令人悲哉痛也! 
    　　

在当代，我时常见到一些猥琐的不肖文人偷我抄我窃我写的东西。（例如某个大名鼎鼎的“清流”文人X杰。）包括我偶然讲过一点只言片语，都有人捡起来借题发挥。可是，有资格和我对话的我见不到一个。我只能享受孤独！

　　（10）看未来淡如清水
       何新说：我对自己的未来看得淡如清水。我平生经受过凡人不能想象的大苦，也享受过俗人不能想象的大福——而今回看人生，一切，宛如一场游戏。只留得一抹微笑而已。
    　　

我的身体状态外强中干，表面似很好，其实是眼半瞎，脑半残，心半死（我的心脏有个窟窿，动脉上有一血管瘤）。惜命的人遇到这种情况，早吓得半死，会食不好睡不安，恨不得天天要去泡医生。可是我自十年前检查出来至今，连再复检都没去过。、
    　　

国家给我的安排是享受副部级的高干医疗待遇，每年都有公费体检，但是十多年来我根本没去检查过。我很少去医院。中西医药理、病理、生理，我粗知一二，一般生病我都自己调药自我治疗。如果真出大事，我的态度是恬淡宁静，顺天由命。国家安排，每年暑期我可以携带家眷享受一次去名胜地公费休养的待遇。但是我给国家省了钱，十几年来一次也没有去过。
   　　

 死生有命，万法皆虚。我是随时准备放下眼前身外的一切，皈依涅槃去见佛祖的。来时赤条条，去时无牵挂。而今天但凡我还活着——那只有一种意愿就是，再写点东西，利乐众生，利乐有情，利乐他人。
    　　

但是在当今中国，好人难做，好事难做。社会文化的氛围太坏。听说世博会进门原有一个特殊通道，专供给贵宾和孕妇、残疾人使用。后来不得不关了。因为那些健康人，发现这是一个漏洞和机会，就或贿赂或找关系，或伪装成孕妇残疾人，蜂拥而来。结果主管只好把它关了！做好事有恶报，这就是丑陋中国的现状。
    　　

但是尽管如此，还是要坚守自己的信念。所以，我现在凡所言、所写、所爱、所喜、所恨、所苦、所欲泣、所欲骂——皆非关自我之悲情，而是以大悲之心观世——为济世，为后代，为国家，为苍生！如此而已，夫复何求？！大劫将至。善善恶恶，因果相循，命也夫，随之去，过眼云烟而已。
上天给我的恩宠已经够多了！
      　　

这就是我的六十岁感言。　　

个人履历

　　何新先生系我国著名学者、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国际知名政论家、战略问题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东 

何新先生近照

方美术交流协会理事；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何先生1979年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教师。1980年以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现任职于全国政协，从事研究工作。已出版专著、译著50余种，60多卷册。他涉研领域宽广、学境立意高远、观点坦豁新锐、见解独到达观。 

[编辑本段]

人物生平

　　何新1949年12月出生于浙江温州苍南，5岁随父亲定居北京。他在北大荒生活过9年。在这9年中，他从事过多种职业。当过农民，铸造工人，由于写信反对江青而成为反革命，挨过斗、坐过牢。这个时期最戏剧化的一段经历是1970年，他在北京流浪了一年。流浪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当时重新开放的北京图书馆里阅读书籍。在这流浪的一年中，他经常每天只能吃两个烧饼一碗豆腐汤，栖息于地下防空洞。但在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里，他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黑格尔的著作，以及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的美学著作和南斯拉夫政治家德热拉斯的著作。 

　　1975年以后，他成为黑龙江省一个小县城友谊县的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他被录取到黑龙江一所大学，但不到一年，便自动退学，回到北京。他认为自己已不必要在大学里耗费4年时光，谋取一个文凭。命运证明他的自信是对的。1979年他应聘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代课老师，教授古代汉语及古代财经文选。一年以后到中国社科院。先在科研局作零活，由于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1981年他受聘担任历史学家黎澍的助手。1982年以后开始独立从事研究工作，先后在近代史所、研究生院、文学所工作，被聘为助理研究员（1985），副研究员（1987），研究员（1990）。这些职称，每一次都是由于他在学术上的杰出表现而被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破格特别批准的。 

　　1991年何新进入全国政协，被特殊安排为专职委员。他除了以大量精力从事历史、考古、语言、神话方面的研究外，同时也密切关注着对于我国国家发展、民族生存最紧迫的现实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并随时将其研究成果和建议，直接向党和国家领导提出报告。 

　　1990年秋，他应日本著名人士德间康快之邀访问日本，会见了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参议员宫泽喜一。归国后就日本对华政策动向向国家最高领导作了汇报。在归国后写的研究报告中，他在国内最早地揭示了世界上三大货币经济集团（美元、马克、日元圈）的分化和崛起。 

　　1992年3月他应古巴亚太研究中心和驻华大使格拉先生之邀访问古巴，卡斯特罗专门安排会见他，与他共进晚餐并在我国驻古大使的陪同下，极其破例地与他进行了9小时的长谈。归国后他将古巴经济、政治社会情况向中央作了实事求是的报告。并提出了援助和贸易的建议。卡斯特罗曾希望他到古巴担任亚太研究中心主任。 

　　1993年在日本富士电视台专程安排下，在北京对他和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联席进行了特邀采访，在与托夫勒的对话中，何新展示了他对21世纪人类前景和面临问题的预测和展望。 

　　1994年后，何新主动拒绝与一切内外传媒作直接接触。也不再出席公开会议，讲课讲演。从公众视线中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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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价

　　在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最具争议及传奇性的人物非何新莫属。自从80年代以来，何新先生的文化研究，经济和国际问题研究，他所首先倡导的一些基本观念，已汇为思潮，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发展。受到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广泛注意。人们可以不赞同他，但是不可能不重视他。何新的学术在80—90年代中国政治与文化这一巨大转变时代留下了深深的思想印迹。多年来，他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次是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他的长文《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他的许多文论曾送到最高领导层，受到广泛注意。 

　　何新没有读完大学，但他曾被中国国家权威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聘为研究员。他不是共产党员，但在理论方法上却信仰马克思主义。 

　　何新以自已卓越的才华和独到的眼光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的特殊地位。他在1987年预言苏联改革必会失败以及国家将解体，在1990年与日本教授的谈话中指出中国面临的经济主要问题不是“需求大于供给”而是生产过剩，他在1993年向邓小平及中央上书指出当时过热的房地产业可能成为"泡沫经济"；他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首先是温饱权、生存权、发展权"的观点被广泛采纳，成为中国回击美国人权攻势的武器；他的许多经济学观点尽管在理论上不居于主流地位，但由于密切联系现实和具有务实的可操作性，而深刻地影响了国家的某些经济决策。 

　　由于何新的特殊影响，他一度成为海内外各主要新闻机构追逐采访的对象。采访过他的包括美联社、纽约时报、共同社、ABC、NHK、美国之音、路透社、独立报、费加罗报等世界著名传媒。 

著作年表

书名

出版社

年代

培根论人生（第一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诸神的起源（第一版）

三联书店

1985

人生论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何新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人性的探索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中外文化知识辞典（何新 任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中国文化史新论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龙：神话与真相（第一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谈龙

香港 中华书局

1989

Democracy AndSocialism Form the Eyes of A Chinese Scholar

NEW STARPUBLISHERS

1990

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东方的复兴（第一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

1991 1991

东方的复兴（第二卷）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2

反思与挑战

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

1991

巨谜的揭破

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

1991

爱情与英雄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白皮书，内部发行）

同上

1993

论何新（内部发行）

同上

1993

何新政治经济论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何新画集

亚洲画廊

1992

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下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培根人生随笔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

为中国声辩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7

危机与反思（上·下卷）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7

诸神的起源（新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7

致中南海密札

香港 ·明镜出版社

1997

《新战略论·何新战略思想库》（三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孤独与挑战（第一卷）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8

诸神的起源（日文版）　后藤典夫译 

　　诸神的起源（韩文版）　洪熹译

日本东京树花舍 

　　韩国东文堂

1998 1990

中华的复兴（韩文版）

1999

龙：神话与真相（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大易通解

澳门出版社

2000

大易新解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思考（第一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思考（第二卷）

同上

2001

艺术分析与美学思辨

同上

2001

何新古经新解（七卷）

同上

2001

培根人生论

国际友谊出版社

2002

培根人生论

陕西师大出版社

2002

美学分析

中国民族摄影出版社

2002

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

时事出版社

2002

世界战略形势的最新观察

同上

2002

论政治国家主义

同上

2003

圣与雄

同上

2003

何新集（第二版）

同上

2003

风 ·华夏上古情歌

同上

2003

孔子论人生·论语新解

同上

2003

培根人生论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4

谈龙说凤

时事出版社

2004

泛演化逻辑引论

同上

2005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15册）

同上

2007

我的哲学思考：方法与逻辑

时事出版社

2007

思与行 ·论语新解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7

天行健 ·易经新解

同上

2007

宇宙之道 ·老子新解

同上

2007

诸神的起源

同上

2007

何新国学经典新考丛书（14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

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

华龄出版社

2008

哲学思考 （上、下册） 时事出版社 2010 

　　反主流经济学 （上、下册） 时事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