芈月传芈姝图片:朱学勤回忆文革：老三届的反思存在严重问题

2011年01月28日 10:53
来源：人民网 作者：朱学勤

字号:T|T

0条评论 打印 转发

核心提示：我后来读到很多老三届忆苦思甜的文章，还有一些小说、诗歌之类，几乎没有一个人提到他们曾经堵住过那些农家子弟的出路，似乎知青走得天经地义，农家子弟被堵在乡村也是“天经地义”。这种不平等意识，已经潜入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始终没有受到过正视，大概是深入骨髓了。

朱学勤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 作者：朱学勤

我小时候听见火车凄厉的叫喊，就对它有向往。少年人常有离家出走的梦，有时果然在外溜达一夜。最爱去的地方，是上海的老北站，还有共和新路上的旱桥。我喜欢趴在栏杆上，看桥下那两条向远方伸展的铁轨，让南来北往的火车喷出的蒸汽和煤屑扑上我的脸。但是第一次坐火车的记忆却不愉快，甚至还有恐怖。九岁时随母亲返乡，在老北站的昏暗灯光下，几个犯人五花大绑，先是面壁而立，然后被吆喝着上了我们这节车厢，就坐在我和妈妈的对面，闷闷地不发一语，瞪了我们一路。“三年自然灾害”留给一个儿童的视觉底色，就是昏暗灯光下的五花大绑，以及押解人员黑森森的枪口。成年后不幸染上“西方政治思想史”恶业，七个字，除最后一个，字字犯忌。但是看同行注解“国家”与“社会”，用英文、法文、德文下成百上千个“注”，中国学者在后面跌跌爬爬，捡拾不已，却也还是按奈不住。有一次在家给研究生上课，聊起国家税收和黑社会勒索保护费有何差异，竟然发生思维短路，脱口而出：“什么是国家？合法的黑社会；什么是黑社会？还没有合法化的国家。”两个外省来的好孩子大吃一惊，赶紧低头，望本子上捣蒜般地猛记；我自己也吓一跳，情知失言，一不小心把我火车上的童年创伤用“学理语言”说破了。

一

1966年大串联，我还没有进中学。父亲为了让我“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毛泽东语)，凑了二十块钱，安排我和邻居一个高中生出去串联。我们是在那一年11月16日离开家门的。“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我的革命第一天，是坐市内电车要买票，到火车站乘火车反而不用买票。车站内人海鼎沸，汹涌澎湃，一浪接一浪地拍击着破旧的老北站。就象海潮冲击一段已经溃决的小岸，哪有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上前阻拦！学生们冲上站台，黄军装，红袖章，指点着横卧在他们脚下的条条长龙，想上哪一列，就上那一列，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确实比1949年这个城市的小市民挤在外滩大楼前轧黄金好看。那时我童心尚未褪尽，小男孩对充满军事色彩的“八一”圣地比北京还要向往，于是先挤上一列去南昌的客车。结果发现人太挤，无法立足，只得怏怏下车。此时正好一列长长的闷罐车在站台另一侧拉着汽笛开进，于是别转身随众人涌入，一屁股坐了下来，管它向北向南、苏州杭州。车停处，还真是杭州，这就是我的串联第一站了。

杭州七日，开始还很自觉，总是在浙大、杭大围着大字报转。人小，到底熬不住，最后还是去西湖、六和塔探头探脑，参与了“游山玩水”。大串联岁月，“游山玩水”是个很不好的字眼。后来听我爱人说，她们当时就比我们革命，在杭州一个多星期，居然不知西湖在何方，始终守在大学的大字报区，拼着命抄。为此，我很长时间觉得矮她三分。文革中通常是中学生比大学生“革命”，而女生又比男生“革命”。几十年后我读到卢森堡名言：“当大街上只剩下最后一个革命者，这个革命者必定是女性”，女人的虔信与偏执，验之文革，确实如此。

一星期后，我们又去挤南下广州的火车。那时从上海方向过来的49次特快是中午12点半进站，列车一停，所有的车门、车窗统统关闭。里面的小将们大概是挤苦了，视外面的小将如虎狼，坚拒不纳，成冷战状态。双方僵持了好几分钟，终于有一个卧铺车窗开了一条缝，却只伸出来一个茶缸，成千上万个革命小将就涌向那条缝，争着给那个茶缸注水。水一满，茶缸一缩，窗户又要落下，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北京小将将一根扁担伸了进去，众人齐声发喊，如撬杠般将窗户缝越撬越大。

但是到一定高度，支点与力点拉开距离，扁担就使不上劲了，双方又成僵局。塞扁担的红卫兵一看我这个小不点儿，立刻把我高高抱起，象塞一件小行李一样，将我往那条缝里活活塞了进去。我进去后，立刻返身抱住那个正在关窗户的人，使出吃奶的劲将他往后拖。如此里应外合，这节卧铺车厢终于挤进了二、三十个人。火车因此在杭州站晚发一个多小时。但待列车长鸣，车厢一晃动，大家前仰后哈一番，很快又成了红卫兵战友。刚才恨不得大打出手的“车下派”与“车上派”相互挤插，逐渐安顿下来。我记得有两个细节很感人。当时坐在下铺座位的是一群女生——上海光明中学的高中生，站在一边的男生就不好意思去挤。她们见我还是个孩子，站得时间太长，拍拍腿说，“你就轮流坐我们的膝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