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拉刷图:1978年郭沫若论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科学

2011年01月26日 10:29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凌志军 马立诚

        核心提示：大会连续开了好几天。尽管郭沫若坚持参加，但是他在开幕那天以后就再也不能来了，他在最后一天的发言也只能采用书面的方式。他先是用了不少话来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科学”。

        本文摘自：《呼喊：当今中国五种声音 》，作者：凌志军 马立诚，出版：人民日报出版社

        现在，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果然都来了，连郭沫若也来了，这位垂死的老人坐在轮椅上面，被人推着上了主席台。就在几天以前，他还能用颤抖的手写下会议的横幅，现在，这几个字就高高地悬挂在他的头顶上。

        这是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的日子。大家全都来到人民大会堂。别看这些人都是名人，12年来他们却从未到过这个地方。大厅里面依旧灿烂辉煌，世间多少悲剧已经发生，仅仅这一点，就叫他们好一阵激动。然而更加令人激动的事情还在后面。邓小平在这一天把他的“八八讲话”大加发挥，也把这些文人中间弥漫着的唯唯诺诺一扫而光。他说，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这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所以，他认定“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作用，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由此也就连带地要答复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邓小平不肯回避毛泽东以往对于知识分子的蔑视。毛泽东曾经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一个依附在哪张“皮”上的问题。还说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按照阶级分析的办法来区分的，意思是说，不同的阶级是不同的皮，而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一些“毛”，依附在工人阶级身上，就是革命的，依附在资产阶级身上，就是反革命的。现在，邓小平在列举了毛泽东的这个“指出”之后，跟着就说：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他这一番话真是非同小可。那时候的人们可不像20世纪90年代，工人们不再认为自己是“领导阶级”，只要不下岗就谢天谢地了，大学生毕业之后都要争着做“白领”，你要让哪一个去干体力劳动，他就觉得见不得人了，只有闯荡进城，无依无靠的农民才会做那些又累又脏的事情。20世纪70年代的人们，都是以体力劳动者而自豪的，如果不是做“工人阶级”，至少也要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天然盟友”贫下中农。眼前的这些人既然有了知识，也就不敢奢望人家把他们当做“工人阶级”，只要不再把他们当做坏蛋挂木牌戴高帽游街示众，他们就心满意足了。这些人在科学的天地间有着无穷的想象力，但却怎样也不会想到，就在1978年3月18日这一天，这上千万的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成了劳动者，甚至还能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这些“臭老九”们原本只是希望党来安抚他们一下子，真没想到居然得到了这么多。

        这一下不免掌声雷动，说是受宠若惊也罢，还是如释重负也罢，反正会场上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许多老人已经泪流满面。在这个春天里，他们的眼泪流得真是不少。尽管他们过去20年是在眼泪中过来的，但是，把那些眼泪加在一起，恐怕也没有在这个春天里流得多。活着的人劫后重逢，哭了多少回？悼念悲惨地故去的亲友，又哭了多少回？说起邓小平的“八八讲话”到“三一八讲话”，又哭了多少回？数也数不清了。

        科学工作者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我国人民历来是勇于探索，勇于创造，勇于革命的。我们一定要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郭沫若这一发言的题目就叫做《科学的春天》。通过播音员抑扬顿挫的声音，这几个字瞬间便已传遍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成了人们描述那个春天的最常用的语言。这位在历史、考古、戏剧、诗歌、语言各个领域都有卓越建树的老人，在过去这些年始终沿着党指引的道路亦步亦趋，左右逢源，在党的领袖们当中从来没有失宠，其命运与其他许许多多做学问的人真有天壤之别，但是，难道在他的内心深处就没有任何惨痛的感觉么？就在12年前毛泽东严厉指斥吴晗和翦伯赞是“学阀”之后，他不是连想都没有想一想便对自己的学问痛下杀手么？他当着许许多多的人喃喃地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那时候他要么唯唯诺诺，要么如惊弓之鸟，那副模样和今天的豪情相比照，不正是我们国家知识分子命运的写照么？

        现在，就算是最不精于政治的学问老人们，也意识到政治的气候变了。尽管他们对于周围一切的反应并不完全一样，对他们的老院长郭沫若也会抱有不同的念头，但是谁都相信他所说的“科学的春天”真的来了。这不是20年以前的那个春天。那一次，用费孝通的话说，是“知识分子的春天”。糟就糟在那个“春天”之后，是延续了20年的漫漫“严冬”。这一次，也即1978年，的确不同了。连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也能在这个春天里面部分刊出，接着又全文出版其代表作《论再生缘》。陈寅恪是中山大学教授，双目失明却有满腹学问，一向标榜“独立精神、自由意志”，与现实世界中“俗谛之桎梏”水火不容，所以他虽偏居华南，却能把全中国大批判的矛头吸引到自己身上。这些批判者当中，也有郭沫若。对于郭沫若，陈寅恪似乎始终抱以“道不同不相为谋”之立场。对于知识界里一派认罪悔过之风，陈寅恪也绝不苟同。比如，他就从来不肯说要把自己写的东西“全部烧掉”这样的话，更加不会承认自己的学问“没有一点价值”。直到1969年10月他临死的时候，还要坚持自己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到了郭沫若所说之“科学的春天”来临的时候，陈寅恪不在人世已经9年。再过几个月，郭沫若也要随陈寅恪而去了。不论这两个人对共产党领导这些年的中国抱有怎样不同的看法，在治学的领域里面怎样的“不相为谋”，他们在1978年的这个春天，不是同样地获得了某种解脱么？

        史学家们日后要来描述这个春天，或许就会用到“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句诗。意思是，我们的国家在经过了无数磨难之后，变化终于来临，最先感觉到这个变化的乃是这些最有知识的人。这几个月里，可不仅仅是陈寅恪的著作重见天日，很多人当初硬着头皮没有烧掉的那些东西，现在都被翻箱倒柜，挖墙掘地，寻找出来。更多的人的确把自己的手稿“全部烧了”，现在全都后悔不迭，于是赶紧凭借着记忆重现昔日的精神。这真是世界文化史上罕有的奇观。艾青每天清晨四时起床，写作不辍。沙汀在修改自己的一个小说。章竞也开始继续完成一个中断多年的长篇小说。顾准不能继续他的工作了，他在四年前已去世，但是他的弟弟陈敏之却将他的未完成的遗作全部抄写一遍，并且整理分类，装订成册。这些作品证明，顾准是我们国家第一个论述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注重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人。他的论著写在1956年初夏。在此之前，这一问题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彻底否定，而且也为苏联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所否定。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顾准是先驱。他在1934年便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不久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中的一员，又在1949年成为上海财经委员会的副主任和上海财政局的局长。倘若不是由于对科学的执著追求，他的仕途必定也会一帆风顺。然而自从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学说，他就从此跌进了地狱。他成为右派，被开除党籍，同时也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在以后20年的生涯当中，他大部分时间在乡下劳动。妻子汪璧，一个沉静、贤淑、举止端庄、待人和蔼、诚挚的女性，被迫与他离婚，五个子女则全部与他断绝亲情。当他在极度痛苦当中请求党组织让他见一见妻子的时候，却被告知她早在两年以前便已自尽。顾准在绝望当中笔耕不辍，一边在土地上刨出红薯充饥，一边研究“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在一间集体宿舍的狭小角落里写作《希腊城邦制度》。他不断地写下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又因为躲避造反派的迫害不断地把写成的东西销毁，然后又是不断地写。但是，到了1974年的12月2日，他就再也不能写了。他在这一天死于癌症，仅仅活了59岁。临死之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与他的孩子们相见，希望孩子们就算不能同意，也会理解他所做的事情，能够把他重新当做父亲。但是他的五个子女全都拒绝到医院来看望他，只有老母惦记垂死的儿子，几番要去探望却又被他的妹妹阻止。妹夫是一个副部长，所以担心受到牵连。在那个年代，仅仅“牵连”两字就可以发生六亲不认的作用。顾准就这样在绝望当中死去。也是在郭沫若所说的这个“科学的春天”来临的时候，顾准和他的妻子的骨灰盒才能够归葬一处。不过，他却只能和妻子的一些遗物相依为伴，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妻子死于何时，更没有人还能找到他的妻子的遗骸。又过了好几年，孩子们才终于从他的遗作当中理解了父亲。“它是如此汹涌澎湃，深深地激荡着我的心。原有的父亲的形象，至此彻底地清晰高大起来。骨肉情感，对动乱年代和家庭变迁的痛苦回忆……多少个夜晚不能成寐。”他的女儿这样写道。又过了10年，这些作品才终于公开出版。陈敏之向全中国介绍他的哥哥的思想、品格和遭遇，令 无数的人为之泣下。他说：“在那个真理被抹上泥灰的日子里，人的生命被视为草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