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开电视怎么连接手机:王小强：市场经济利大＝弊大——“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四

市场经济利大＝弊大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四

（香港）桑尼研究公司  王小强[2]

世间万物，有利必有弊。中国历史两千年，充分发挥市场竞争促进分工和科技进步的种种好处，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全世界遥遥领先﹔与此同时，着实领教了市场调节祸害生产和社会和谐的致命弊端。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利弊两面，中国过去均有足够充分的表现。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市场调节深入到要素流动 — 土地买卖。

一、到底有没有土地买卖﹖

中国土地买卖两千年的历史常识，改革开放30年，清华大学历史系秦晖教授几句话，n+1次来回说，彻底推翻了。

在封建中国“家国一体”的宗法共同体下，恰恰不存在自由租佃制。晋唐之间那种贵族等级占田制下的农奴制自不待言，就是宋元以后，在“土地买卖”的表象背后也根本不是商品交换关系，而是统治与服从关系，土地不是按资分配的，而是按权分配的。最有资格的土地所有者始终是权贵而非富商。“投献”、“优免”、“飞洒”风气之盛，表明对权贵来说固然“福字从田”，而对非特权者来说却是“累字从田”，平民地主的不稳定性远甚于封建性的特许商、专利商。靠纯经济手段购买土地当平民地主来“用本守之”是根本“守”不住的。[3]

为了证明痞子革命“暴力土改”不必要，[4] 不仅秦晖等而且赵冈等海内外教授，用大量统计数据和实证研究证明，中国地权相当平均，租佃不多，地租不高，贫富分化和阶级剥削远非中共宣传的那样忍无可忍，时代新潮“中国传统农业非地主经济论”。[5]

根据我们现在计量研究的很多成果来看，人们普遍认为改革时代以前关于“地主占地率”的说法有相当程度的夸大。几乎所有的近期研究都认为，以前的那种地主占有70％的土地，农民只占30％的土地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类似的研究很多，笔者分析的关中地区，大概是当时全国土地分散的典型地区之一。按土改时的调查，关中东部渭南地区和西部宝鸡地区土改前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分别仅有5.93％和7.58％。当时有“关中无地主”之说。……换句话说，该地区半数以上的人口属于占有土地与其人口比例几乎一致的中农，而中贫农总计人口与土地均占到80％以上。[6]

换句话说，渭南94％、宝鸡92％的土地，不归地主。什么道理﹖“道理很简单，我国的‘土地所有者’主要不是以钱，而是以权占有土地的，哪怕表面上这种占有也采用‘购买’手段。”[7] 秦晖问秦晖：既然“土地不是按资分配的，”广大中贫农占有那么广大土地，是如何“按权分配的”﹖由此可见，秦晖的学术目光始终聚焦在极少数平民地主饱受更极少数权贵欺负。农村人口顶尖5％左右的地主中，刘文彩、黄世仁不踊跃“结交官府”，[8] 靠纯经济手段“用本守之”根本守不住。替少数富人打抱不平，科学严谨的实证研究＝5％ > 95％，中国土地是“按权分配的”。

为了解释穷棒子造反有理，中共宣传部门凭空虚构“政治恐龙”— 刘文彩兴建收租院，也被实证研究科学严谨“证伪”了。[9]“刘善人”办教育遐迩闻名，见义勇为清乡司令，屠杀过共产党员，惹得“中共川西地下武装及大邑土改工作团成员集体”着急，请来几位收租院挨过揍的耄耋，捋胳膊挽袖子“秀”伤痕。活那么大年纪了，哪儿找不出一点伤痕﹖连累杨奎松教授《建国史研究》一起挨骂。[10] 实事求是，刘善人再善，善不过同天并老、与国咸休的“圣人之府”。当今提倡中国文化＝尊孔。没等招商引资，“孔府拥有约1.1万顷土地”。[11] 创造多少就业，发展多少GDP﹖

租银的缴纳，例系“年清年款，不容分毫拖欠”，也“从无豁免缓征之例”。即使遇有荒歉灾害，一般也不许减免或缓征。如果拖欠或抗租不交，“即行锁拿前来，重究不贷”。“百户的板子厉害”，谁能不怕呢﹖这就决定了佃户穷困逃亡的命运。但是孔府又规定“死亡逃户不准开销”，佃户本身租银尚无力完纳，何况又添加了一项包赔﹗因此，“货男卖女”的事，就成了孔府佃户生活中经常演出的惨剧﹗……不仅衍圣公本人，而且连他的属官员役都纷纷开堂问事，恣意凌虐户人，甚至在孔府给地方官的公文中，也把打人说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12]

勤劳致富的农村居民多多。不过，搞过管理的了解，雇佣他人帮忙自家致富，心切的时候，容易疏忽大意，别人能否像自己一样吃苦耐劳心甘情愿。譬如厚道人周扒皮，勤劳得夜不成寐，“半夜鸡叫”应当最接近秦晖推崇的“纯经济手段”。就这，还是逃不过学术专著“证伪”翻案。[13]

实在令人惊奇，在善人们发家致富的广大农村，广大贫下中农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也想发家致富。他们不识字，又没钱，别提“结交官府”了，半夜鸡叫的“纯经济手段”都不具备，只好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经济学术语叫“内卷”— 远远低于盈亏平衡线以下，甚至低于市场调节的最低工资以下，闲着也是闲着，四时之间亡日休息，非理性地使劲剥削自己。收益 < 成本，产出 < 投入。经济学家问：“一个企业何以会在边际收益低于成本时继续投入劳力﹖这样做岂不等于故意要亏本﹖”[14] 傻屄农民答：“若家有织妇，织与不织，总要吃饭，不算工本，自然有赢。”[15]

需要补充完整，这里说的“最低工资”，并非经济学意义上，包括住房、看病、娶妻生子、养家活口，从而能够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中国农村雇工的工资，通常几乎等于要饭，起早贪黑，混个肚圆。譬如，秦晖实证“关中模式”既无地主亦无租佃，因为农忙季节，家家雇佣甘肃等地赶来帮忙的“麦客”。

事实上，这些“雇工”与主人间多有依附关系，有被主人称为亲戚或“朋友”，只给吃饭不付工资达八年者﹔有为权势者利用恶势力迫使无代价干活者﹔如此等等。[16]……许多麦客辛苦“转场”一季下来，扣除了路上花费实际并无所得，甚至还“负亏”，他们图的是受雇期间“管饭”而已﹗“肘肘挣钱难，混个肚子圆。”[17]

“关中模式”造就政治尴尬 — 共产党斗地主凑不够数﹗秦晖欣喜若狂，发现了“证伪”暴力土改的黑天鹅。其实，干活＝要饭的“麦客”，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呢。1930年代卜凯等美中学者调查，长江三角洲农民30.7％受雇为短工，华北达36.2％。[18] 西北、华北、西南、华东，落后地区、发达国家，市场把打工调节成要饭，神州九鼎，乃至英伦三岛，放之四海皆准。[19]

“农工”这个概念比较清楚。他们是那些既无法拥有、也不能租种土地的农户，代表农村真正的贫穷。在最糟的情况下，他们也不是村落的定居成员：是穷人中的穷人，没有前途的社会阶级，无法建立自己的家庭、传宗接代。[20]

换句话说，若非共产共妻狂想曲，高玉宝即使能够长大成人，笃定没儿没女绝户头。市场调节到生命能否存活、家庭能否组建、香火能否延续，谁还敢计较给自己干活的薪酬，挣得比高玉宝少﹖自觉自愿不温不饱，“内卷”堪称“饿饭”。农忙吃干，农闲喝稀﹔下田中午吃干，回家晚上喝稀﹔男人吃干，妇女喝稀。直到笔者有幸农村插队，糠菜半年粮，见面打招呼：“吃了没有﹖”河南农民直截了当：“喝了冇﹖”[21] 秦晖诗情画意地权平均，熟视无睹干活＝要饭的雇农，吃糠咽菜的贫下中农。牛郎织女不识字，睁眼瞎不看经济效益，活该从古以来，两千年时间，几百代人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无需奴隶主举鞭子赶，饥肠响如鼓，前心贴后心，脸朝黄土背朝天，居然从善人、圣人、勤劳厚道得“半夜鸡叫”手里，持续“按权分配”到那么多土地﹗

市场经济深入到土地私有，耕田买卖，中国比西方提前两千年，具有从根基上反封建的历史哲学意义。韦伯定论：“在中国，封建制度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已经废除，土地私有制随即奠定。”[22] 未听说韦伯加入过共产党。改革开放30年，过去人类公认的结论，但凡有碍彻底否定共产党的，无论中国、欧洲，全让秦晖报刊杂志论文集电视剧媒体采访网络感言“十年影响力之知识界人物”三言两语“肯定已经过时”了。

人们还曾以为，欧洲中世纪是庄园的世纪，上有领主，下则普遍为农奴﹔中国则是小农的海洋，上有地主，下则为自由佃农。欧洲中世纪的土地是采邑份地与农村公社的凝固性结合，而中国则是土地所有，高度流动，买卖自由。曾经有许多人从这种“特点”出发来论证中国何以未能像西方那样步入资本主义。然而曾几何时，现在欧洲中世纪史学的时髦却在力图证明庄园制不过偶尔有之，在时空两方面都不占很大比重，农奴只是农民中一小部分，远不如佃农为多，土地买卖及地权流动十分频繁，等等。……过去以租佃制（包括所谓“劳役地租”即农奴制）来概括“封建关系”的理论肯定已经过时。[23]

最高学府顶级教授的学术研究有根有据。中国租佃制历史“肯定已经过时”，注明出处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关中无租佃”一节。欧洲农奴制历史“肯定已经过时”，注明出处“马克思：《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24] 把“马克垚”印成“马克思”，决非教授的错。但是，说马克垚赶时髦，“力图证明庄园制不过偶尔有之，”肯定教授错了。不上清华大学历史系也能知道，欧洲典型封建制度的不是土地，是社会单元。农奴人身依附，领地范围的司法统治、赋税、劳役、宗教、婚姻、打仗出兵、欢度愚人节等等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统统和土地分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