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红兵 离婚:杨耕身:“遗书维权”——法治时代的悲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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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耕身:“遗书维权”——法治时代的悲鸣

2011年01月20日08:40解放网杨耕身我要评论(6) 字号:T|T

杨耕身 资深评论人士

在一个各类信息如过江之鲫,网民们无不喜新厌旧的年代,如何“把事情搞大”,或者怎样挖空心思地推陈出新,从而能够引起舆论的注意,进而获得疗救的可能,已是一个经常性的问题。对于茂名公务员朱国瑜来说,他或许算是找到了这样一种方式。但是对此,我们到底该喜该悲?

据报道,连日来,一篇名为“一个公务员的遗书”的网帖被广泛转载,网帖由于涉及领导司机、强拆、殴打致死、公务员、遗书等一系列火暴的关键词,在网络上激起千层浪。这名维权公务员就是茂名市外事侨务局的朱国瑜。他在遗书中表示如果自己及家人的正常权利得不到维护,自己将绝食而死。这一事件去年已经引起茂名方面关注,高州也已经作出调查并处理,但他对处理结果并不满意,因此选择以“遗书”这样的方式吸引公众和媒体注意,继续维权之路。

朱国瑜还在不断地诉说,而被他指证的人则开始奋力反驳。尽管如此,《南方日报》的最新报道却明白写道:“谁是谁非似乎难以辨清,但高州市政府机关人员公然染指房地产开发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已足以表明朱国瑜的说辞并非无中生有,那么朱国瑜那句“一个副局长公开非法地做房地产,有关方面仅对他作罚款处理及党内警告的纪律处分,显然没有说服力”,似乎就颇有些道理了。

一个公务员以遗书方式的维权行动,的确牵出了一个巨大而不争的事实。尽管我不知道,高州官员染指房地产的情况能否获得公正公开的处理,但当朱国瑜忍不住要奋起抗争之时,他所遭遇的维权之艰,举报之难,却已经这般历历在目。这个利益受损的公民,在把自己送上舆论风口浪尖的同时,也深陷不能自拔的泥淖之中。即使他曾经毕业于外交学院这样的高等学府,并且本人是公务员,也到底没能免于这样一种“举报人命运”。所谓“举报人命运”,不特指举报无门的情状,亦包括一种举报人被抛弃以及被打压的命运。

朱国瑜表示,他曾向上级领导反映过多次,但均石沉大海。他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上访和反映情况,最主要的渠道还是通过网络。大半年来,他先后在新浪开了两个博客,取了个ID叫“维权公务员”,发表了100多篇博文。除此之外,朱国瑜还去北京找过大学同学。现在,他很多留在北京的同学已经成为了司局级领导。然而,同学能给的只有同情和安慰,有同学劝他认命,要他为自己的前途和生活考虑。“大半年的维权生涯,过的生活人不人鬼不鬼。 ”这是朱国瑜对其生活现状的描述。这是一种怎样的人生况味,又是怎样艰难的时刻?

不论是公民奋起维权,还是不避艰险的举报,都反映了对公平正义的呼唤和追寻。然而举报人所遭遇的举报无门或被打压的命运,却已实实在在地成为这个法治时代的声声悲鸣。显然,相对于更多举报者而言,朱国瑜的际遇仍算不上最坏的。因此这个时代更大的悲剧意义,也就在于此了:据200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发生的对举报人报复致残致死案件由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的每年1200多件。2010年,最高检材料显示,向检察机关投诉的举报人中有70%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

要有怎样的悲观、幻灭与决绝,才让朱国瑜这样一名国家公务员不惜以公开遗书的方式,以求获得关注?由此而言,我很抱歉在本文开头,对举报人使用了“挖空心思、推陈出新”之类的轻薄字眼。但问题在于,谁又能否认,我们不是到了一个“无关注则无解决”的时代?而这样一种情形,无疑已是一种更大的悲哀。其对于举报,对于维权,对于制度的建构与权力的设置,也无疑是一种更直白也更深入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