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千骨手游装备品质:南方日报:"公务员遗书"事件再次呼唤现代维权伦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21:20:06

 

领导干部当坐得了“灰板凳”

李炳孝

组织全县新选聘的大学生村官到乡镇巡回培训,请各个乡镇的党委书记给刚刚到农村工作的大学生村官传授农村工作经验方法。一位党委书记讲了一段话很有意思:“大学生村官到农村后,关键是要尽快熟悉村情民意,走得进群众门。群众家里面可不比城镇居民,家家有沙发,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有的群众家里面只有几个小板凳,上面可能会有很多灰尘。当群众把带有灰尘的小板凳递给你,你是先擦一下灰再坐下去还是一屁股坐下去。这个中间也有群众工作方法。遇到这种情况,建议大家还是一屁股坐下去,不要去擦小板凳上的灰。坐得了‘灰板凳’也是一种群众工作方法。”

  这位党委书记的话浅显易懂,群众工作关键是走得进群众门、贴得紧群众心、解得了群众难,排得了群众忧。面对带有灰尘的小板凳,你先擦一下灰再坐下去群众会觉得你嫌脏,与他们距离远,内心不安也不舒服,还有可能伤害群众的自尊心。如果你不擦灰一屁股坐下去,很自然的和群众拉拉家常,群众会觉得你很亲切,很容易接近,也才可能敞开心扉和你说几句真心话。

  时下有一些领导干部长期走不进群众家门,更不要说坐得了群众的“灰板凳”,不深入群众就难于了解群众的酸甜苦辣,不知晓群众所想所盼,致使群众的合理诉求得不到及时解决,时间一长就难免产生了怨气,久拖不决还有可能产生越级上访,网上甚至出现这样一首顺口溜为一些脱离群众的干部画像:五六十年代是摸得到脚(睡同一铺炕),七八十年代是听得到声(广播),九十年代是看得到烟(汽车),到了现在就只能看到影了(电视影像);有的领导干部逢年过节时候找几户群众“代表性”的走访慰问一下,到了群众家里,站着和群众象征性的说上几句祝福话,送袋米、送床棉被、给上几百元钱就“走访结束”、 电视上有了身影就“慰问到位”;有的领导干部认为分级管理,一级对一级负责,要了解群众想什么、盼什么,应该是村一级干部的事情,自己只要到乡镇、到村委会就可以掌握情况,解决问题。没有必要往群众家里“钻”,大可不必去坐群众的“灰板凳”。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群众工作,贵在入心。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工作亦当从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出发,常存爱民敬民之心,善用换位思考之法,从“坐得了灰板凳”这些小事做起,走进群众,尊重群众,敬畏群众,贴近群众,增进浓浓的鱼水情。

  坐得了群众的“灰板凳”,才成得了群众的“贴心人”。这个小道理,不仅值得新参加工作的同志学习,也值得各地基层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反思。(责任编辑:张玉珂)

机关办公穿冲锋衣吹空调统一什么形象?

罗瑞明

 最近,有知情人向本报反映,南京市住建委的下属部门安全鉴定处最近刚刚给科室的工作人员配发了统一的“奥索卡”(OZARK)牌冲锋衣,而且这种冲锋衣的价格昂贵,一件就要近3000元。(1月27日《扬子晚报》)

  近3000元一件的冲锋衣,从价格看应该很保暖,如果在户外穿显得很适用,可是机关的工作人员,工作主要在办公室,而且还配有温暖的空调,穿着冲锋衣吹着暖气,这能有什么形象?反而是显得不伦不类,有损于形象。

  “安全鉴定处”,一看到此明晃晃的名称,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是权威部门,也就是有职有权的机构。这样的部门虽说是机关,行政拨款也非常有限,但是要搞起福利来易如反掌,只要暗示一下,或者打个招呼,哪个被鉴定者敢不买帐?象此冲锋衣人手一件,而埋单者却是“南京房安建筑技术公司”,可见此冲锋衣是关系户所买。

  对于统一购买“奥索卡”冲锋衣一事,安全鉴定处有关负责人解释说,添置工作服主要考虑的是部门的外在形象,“觉得统一一下形象比较好”。机关工作人员注意仪表着装等外在形象确实需要,但是从没有规定机关工作人员要统一着装,更没有听说,吹着温暖的空调也要配保暖冲锋衣。如果要注意形象,作为安监机关应该是秉公办事,不吃不拿,与被鉴定者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将他人的钱当作自己的钱,将不是室内穿的衣服,错位的穿,这是什么形象,只能说是一种歪曲的形象。

  假如说此种价高的衣服,不是由他人埋单,而是要从自己的腰包掏钱,想必没有多少人如此舍得,也谈不上注意什么形象,而此种衣是白送,不拿白不拿,因而,冲锋衣的穿着也不讲场合,室内室外一个样,即便是穿着此种衣,吹着空调,身上冒汗,也不显得多余。在此“统一形象”只不过是一种托词,为自己的不正当获取解脱。

  如今一些油水比较厚的部门搞福利都有正当的理由,要么是工作需要,要么是解决后顾之忧,要么是调动员工积极性,有些理由连工作的边也挨不上,有些实际就是为本部门谋利,而“统一形象”其意就在只是得物,不是得钱,如果是得钱,也许就得受个处分,而得物即使被发现,也无关紧要,与得钱相比处罚要小得多。

  以统一形象搞福利,实则就是假公济私,象此种公开的,不需要的冲锋衣都敢穿,还有什么福利不能搞?这家机关还有多少暗的福利,有关部门值得一查,看看其中究竟是什么形象!(责任编辑:王倩)

南方日报:政治文明需要网络问政“群雄并起”

周虎城

前天正值我国农历传统的“小年”,全国17个省区市的31位党政领导齐聚网络,通过人民网发表新春贺辞,向网友拜年并致新春祝福。

  观看各省领导贺词,普遍短小精悍,网络味道十足“给力”“围观”、“拍大砖”等当下时髦的“潮语”散见其中。如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省长秦光荣在贺辞中,将“十一五”发展总结为“神马都是浮云,科学发展才是真经,转变发展方式最给力”,跟帖网友纷纷叫好。而开创省级领导网络拜年先河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则在贺辞中表示:我们真诚希望,广大网民朋友继续发扬“思想活跃、理性务实、敢说真话、热情参与”的优良传统,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当好“潮人”、“脖主”,坚持“灌水”、“拍砖”,多多“围观”、“给力”。

  自广东而始的网络问政风潮颇有些群雄并起的味道了,网络拜年不过其中的一个表征。从今年突然广泛流行的省级领导网络拜年现象,可以看出网络这种新兴文明已经开始深入人心,并逐步走进官场。重视网民,和网民在线交流甚至和网民面对面,都显示了一个信号——— 领导是关心群众的。网络技术的进步给中国带来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而是社会意见阶层的崛起。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新的交流方式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从即时交流工具QQ、MSN到网络论坛,再到推特、微博,可谓日新月异。在这些交流技术的进步之中,人们在网络上发言的兴趣日渐浓烈,网络公民从早年的稀有变成了如今的随处可见。

  重视网络公民,重视草根民意,说明群众路线在中国官场有了回归的可能,大家开始认真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而尽量减少权力的傲慢。权力的傲慢曾经深深地伤及了这个国家百姓的心,从“请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到“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再到“我爸是李刚”,民间对于权力变得越发警惕,乃至于部分地方还存在一定的仇恨。仇官、仇富、仇警察,这种社会心理的产生固然有贫富差距拉大的经济成因,却也有政治运行不透明、权钱结合导致社会不公平等因素。虽然这些心理未必正确,未必完全符合现实情况,但不管如何,作为官员也应当反思畸形社会心理产生的根本原因,及时作出政策的修订、更改乃至废除。31位省级领导齐聚网络向网友拜年,或许会有人指摘“作秀”,也不排除确有人存在“作秀”的可能,但只有更多的官员愿意站出来“作秀”,“秀”才有可能变成真实的存在。这就是政治文明的博弈。

  通往政治文明的路是坎坷的,也曾经是孤独的,如果孤独的路上有更多的人相伴,孤独也就消失了,文明也就在不远处了。当政治文明呈现出“群雄并起”态势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真正强大、这个民族的真正复兴,不就充满希望、英姿勃发了吗?(责任编辑:齐

 

 

大众日报:领导干部减少应酬,重在保障与落实

□ 魏俊兴

 在近日上海市召开的市政府常务会议上,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针对今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提出的意见和提案,以及就做好春节期间的相关工作,对全市各级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提出了“减少各种形式的应酬活动,多为群众办实事”等要求。(1月25日《解放日报》)

  每到年末岁首,尤其是欢度新春佳节之际,是各级领导干部最繁忙最劳累的时节之一。要问领导干部们忙什么或因何事而累,如果实话实说,我敢断言,很多时候或大多领导干部的多数时间,是忙“应酬”,必要的不必要的,重要的不重要的,本级的下级的,同级“礼尚往来”的,被人邀请和邀请别人的,因公的因私的,一句话,应接不暇像赶场子似地,出席了这个慰问宴,参加那个聚餐会,不但搞得自己身心疲惫,很难集中精力或根本无暇干本应干好的诸如“为群众办实事”等工作,而且群众对此也颇有看法甚或极为不满。至于期间因集中吃喝花费大量公款且造成奢侈浪费,更是显而易见。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个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没有强有力的“制度”来制约和作保障。韩市长的这番要求,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也有很强的针对性,可我觉得,如果仅仅在会上这么“要求”一下,恐怕只能是“说说”而已,很难收到实效。因为,“少应酬,多学习”,“减少应酬,多干实事”,类似要求已经提倡了多年,结果怎么样,应酬还是在一片“减少”的要求声中,持续不断且有增无减地进行。

  其实,减少应酬,不光像韩市长这个层次的领导有这样的要求,而且相当多的领导尤其是基层干部,内心也有这个期盼,广大民众更是早有呼唤。既然如此,为何又没“减”下来?除了少数领导有喜欢应酬之嗜好,别人尤其是下级不得不迎合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习惯成自然”不得不随大流,无奈而为。此外,就是面对已成“习惯”的局面,一个干部一个单位或少数人,很难扭转和改变。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制定具有约束力的硬性制度,作出明确明细规定,并抓好落实。

 

南方日报:公务招待疯狂,板子该落何处?

洪 丹

去年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这一结果引得民众纷纷嗤之以鼻:如果连领导干部都是弱势群体,那我们平头老百姓该怎么办?殊不知,时下公务接待事实上已成为基层干部的“重要工作”之一,一些有旅游资源的乡镇,基层干部每年150天忙于接待。一些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言:“如果不陪吃陪喝,工作不会这么辛苦。”可以说,大大小小的检查考查让基层干部苦不堪言。

  其实,国家对“公务招待”的限制十分严格,但林林总总的规范和约束往往敌不过“潜规则”。但如果把制造“潜规则”的板子都打在基层干部身上,显然很有点冤。去年夏天,一则山西平遥古城因公务接待不堪重负的消息引起舆论热议。平遥古城自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以来,公务接待更令当地不堪重负,最多的时候,一年公务接待近10万人次,仅门票一项就减少收入1200多万元。这使本身就不宽裕的当地财政更加捉襟见肘,甚至连古城保护经费都筹措不了。平遥古城管理委员会负责人一句“来的都是客,一个都惹不起”,将基层干部对接待工作的精神压力表露无遗。“酒量就是能量,酒风就是作风”成为不少基层干部的工作信条,更在实际工作中演变成现实。基层干部其实同时身扮多角:既是这种风气的受害者,又无奈地成为助长者,有时更是受益者——— 这种利益纠结局面的形成,让公务接待在喊打声中持续疯狂。

  接待工作的成败几乎决定着基层工作的兴衰,这种“潜规则”形成强大的磁场,身处其中的人概莫能外地围绕着它旋转。打破这种不正的气场,要依赖基层自己独善其身显然是奢望。曾经也有地方试图以一己之力打破“潜规则”——— 四川巴中市白庙乡把迎来送往者的名单公布出来,但结果却是乡政府就当地水、电、路等问题向上争取项目和资金没了回音。公务接待之所以疯狂,原因在于官员、地方政府的评价体系过于“唯上”。接待做不好,检查、考核可能就通不过,上面管事的“婆婆”太多,即便工作再出色,百姓再满意,在接待这事上阴沟翻船,就什么都黄了。另一方面也与现行行政审批制度息息相关,对投资审批的较大自由度决定了资金、资源投入的随意性。哪个地方的接待工作做得好,其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成功率就高,上级的了解就更深入,获得支持的力度就更大,经济发展也就较快。“既怕来人,更怕人不来”,更是基层干部的真实生活写照,当一个地方的发展过多受到条条块块行政权力掣肘时,它必然需要用“讨好”这些权力的方式,为地方发展打开通道。

  谁都知道公务接待水深漩涡急,谁都知道必须要扭转这种不正之风,但是如果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板子随手落下,只拿权力最底层的群体开刀,就无怪乎一些党政干部纷纷自诩为“弱势群体”,却也丝毫不能遏制这种歪风邪气。
(责任编辑:齐贺)

 

 

南方日报:"公务员遗书"事件再次呼唤现代维权伦理

评论员 最近,茂名市一位公务员在网上发表一篇名为《一个公务员的遗书》的帖子,该公务员在遗书中表示如果自己及家人的正常权利得不到维护,自己将绝食而死。这篇帖子立即引起热议,并引来不少媒体的调查兴趣。事实上,这一事件去年已经引起茂名方面关注,高州也已经作出调查并处理,但是这位公务员对处理结果并不满意,因此选择以“遗书”这样的方式吸引公众和媒体注意,继续维权之路。

  这位公务员的维权之路是典型的“非制度化维权”,或者说是一种“极端维权”。这些年,极端维权的新闻常常见诸报端,以至于本应是小概率事件的极端维权似乎成了常态。极端维权方式几乎涵盖各个领域,其中拆迁、征地等问题尤其严重。极端维权最初往往是一种试图引起社会关注的抗议和示威,如同茂名这位公务员一样,他以“遗书”形式发表主要是为了引起社会的注意,但如果即使引起社会注意仍然无法解决问题,事件就会演变为悲剧,失去生存权利的人可能会以死亡这样暴烈的手段进行更极端的反抗。这几天,同样又有一个极端事件在网上引起极大反响,江苏阜宁县一位农村老人因所承包的鱼塘被挖,因而在挖掘机上自缢身亡。

  当然,另一方面,很多极端维权行为最终成功。最近的湖北郭元荣事件就是典型案例。郭元荣因为举报领导“被精神病”关了14年,有网友在网络上发表万字长帖,但是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之后一个署名为郭元荣女儿的帖子在网上出现,帖子声称:“谁救出我爸,我做你的女人。如果你有爱人,我做你的奴隶。”此帖立即引起网友大量关注,最终郭元荣顺利被救,但这个“卖身救父”的女儿被证实纯属虚构。这个极端维权成功的案例颇有戏剧性,恰恰体现出现实的荒诞。正因为有这样的成功案例,恰恰鼓励民众采取更多的极端维权方式。实际上,极端上访为什么屡屡出现,就是因为成功率较高。这就是为什么以“上访”为代表的古代极端维权方式至今仍然大行其道,“秦香莲—包青天”模式并未有实质改变。如果说极端维权只是个案还属正常,问题的严重之处就在于“极端维权”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维权思维,当极端维权从个人发展为群体就会演变成大规模群体事件,包括近几年我们常看到的集体上访、政府强拆引起的冲突。

  固然,我们说目前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各种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但极端维权事件屡屡出现并且从个案演变为群体性似乎不能简单归咎于此。为什么民众没有更为顺畅的制度化维权途径?难道仅仅是因为某些群体的文化素质低、法制观念差?以茂名市这位公务员来说,他毕业于外交学院这样的高等学府,并且本人是公务员,为什么他还会选择这种极端维权方式?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缺乏简单有效的维权制度,并且就算有这样的制度,我们还缺少保障制度实施的环境。这起“公务员遗书”事件再次呼唤现代维权伦理,这个维权伦理首先是一种政治伦理,其次是一种法治伦理。前者要求我们首先要有现代政治思维,应该视民众维权为正常社会政治生活,而不应以此为讳,处处堵塞民众维权的途径,长期堵塞一定会导致民众走向极端;而后者要求我们将法治作为现代维权的主要着力点,人们选择极端维权并不是因为无法可依,而是因为有法也没用,法治秩序尚未完善。

(责任编辑:齐贺

燕赵晚报:能否让公众监督干部的8小时以外

 杭州富阳市日前推出干部考核新模式,考察干部8小时以外“私德”情况。8小时以外的官德考评包括:生活作风、家庭关系、有没有拖欠物业费等。(1月14日《新京报》)

  尽管富阳推出的监督与考核干部8小时之外的新模式还有待细化与完善,但这并不妨碍此举具有探索的意义与富有吃螃蟹的勇气。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说得很直白,“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如果公权力未装进笼子,得不到全程监督,公权力势必有“私奔”的本能冲动。

  当然,好的考核监督制度的设置初衷也需要有效考核与监督的具体路径,需要后续制度的改进。就富阳监督模式而言,我们需先廓清谁来考察与监督干部八小时以外的活动情况。该报道中说,为了保证评价不偏听偏信,当地组织部走访单位、社区和“家访”,并结合公检法、纪委调查。据悉,走访、调查人数有时会超过200个。虽然监督投入人力不少,但是相比干部总数而言,当地组织部纵有三头六臂,估计也难以全方位、全过程地当好考察干部“私德”的监督眼。

  我们不妨将考察与监督公仆8小时以外的“私德”的权力让渡给公众。要使好政策不至于落空,不成为徒具观赏性的纸糊规定,就需大胆引入社会监督,让公众参与评估,让他们的意见成为最终发言权。如此,才能使监督干部“私德”实现常态化、群众化、广泛化,方能确保监督有力、到位、持久。

  让群众监督公仆的具体办法,我们完全可以在前行中不断完善,比如在一些高档酒楼、夜总会、度假村等休闲娱乐场合,设置群众监督眼线,设立有奖举报;另外,为防走访流于形式,我们不妨将上了一定级别的官员的资料置于当地政府网上接受群众动态监督等。这方面只要我们愿意去想、去做,有效监督官员的办法总会有的,甚至俯拾即是。

(责任编辑:齐贺)

周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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