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富学:杨于泽:在怀疑一切中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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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于泽:在怀疑一切中举步维艰

2011年01月19日 07:48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杨于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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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钉子户”童贻鸿被指控扔砖头伤人,自己花1000多块钱坐飞机到北京一派出所自首;浙江乐清村民钱云会被卡车压死,当地警方第一时间发微博澄清案情,但数万条跟帖抨击警方撒谎。怀疑一切成为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意识,怀疑和警惕已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我们不信任医生、商人和他们销售的产品,尤其不信任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话。这是《国际先驱导报》近日勾勒的世态,使人看了心情异常沉痛。

何以如此?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是一堆垃圾,使我们先天精神残疾,让我们天生“瞒和骗”。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弱点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缺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精神,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没有敬畏之心,没有自律。按照这种逻辑,要解决中国人怀疑一切的毛病,得弘扬宗教,改造我们的精神生活,改造我们的文化。

这是一种大而化之、不着边际的“反思”。在西方走向世俗化的今天,再把宗教精神作为社会信任的前提,是睁眼说瞎话。学者朱学勤有篇叫《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的文章,就嘲笑了把中国的问题归咎于文化的习惯性思维,很有趣,也很深刻。他认为:“一种文化并不必然地只能与一种政治、经济模式配合,而是呈开放性多种可能:在文化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既可忍受这样一种政治经济模式, 也可接受另一种更为合理的政治经济模式……”

人们怀疑一切,是因为社会上确实假与伪盛行,其本质是社会失序与失范,文化不是关键所在。市场经济、现代政治是以信任为前提的,当我们怀疑一切的时候,社会生活就变得很困难。为了使现代社会成为可能,人类在交往中磨合出一套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适宜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把大家粘合成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每个人的自我,我信任我,于是把人与人之间本能的怀疑克服了。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确立一套基本规则,用以约束人们的言行,建构现代性社会秩序,使社会成为全民命运共同体。

一定的社会阶段对应着一定的社会矛盾,一定的社会矛盾产生一定的社会秩序。新秩序建立前,社会就会呈现某种失序状态。当代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向中国社会传播了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同时,每个人都成了独立的权利主体,人与人、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撞异常激烈。我们至今还没有一套制度居中协调,造成激烈的利益冲撞,大家相互伤害,自然不可能相互信任。

出路不是文化批判,也不是道德指责,而是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我们需要一套制度安排,让所有人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使这个命运共同体成为每个人的自我。那时,信任社会、信任别人就是信任自己,而怀疑即使不彻底消失,也会变成某种合理的审慎,断不至于妨碍公共生活。

现代社会实质是“信任社会”,它在市场经济中孕育以契约为核心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传达善意,禁止一切恶意恶行,培育信任,降低交易成本,展现现代生活的各种可能。其中最关键的部分是在权力与人民之间建立一种委托与信任关系,驯化权力,使社会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现在人们怀疑一切,与部分权力的不可信与不作为密切相关。而一个命运共同体将不再有“他者”,即使权力,也只是人们“自我”的一种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