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箔燃烧的化学方程式:生活 艺术

《生活的艺术》法国·莫洛亚

生活的艺术
第1章　思维的艺术
第2章　爱情的艺术
第3章　工作的艺术
第4章　领导的艺术
第5章　衰老的艺术

生活的艺术
第1章　思维的艺术
世界与思维
我的目光转向书房的窗外。转瞬之间，玻璃窗外部景物也嵌入我的脑海。通过稀稀落落的阳台栏杆向远处眺望，我看见一片绿荫沉浸在淡蓝色的薄雾之中，那是巴黎清晨的雾景。极目远眺，瓦勒利安山丛林密布，山丘蜿蜒起伏，黛色的松柏丛中仁立着一座医院，看到这种情景，人们不禁想起佛罗伦萨的修道院。灰色的天空遍布浮云，一群群燕子间或掠过。在更远的那方，飞机在凡尔赛上空盘旋、轰鸣，这勾引起我对战争的回忆。空袭的爆炸声，夜间警报的嘶鸣声仿佛又回荡在耳畔。我不再观赏这些树木，不再听鸟儿的歌唱。我想到了人类文明的毁灭和罗马帝国的衰亡，想到了阿尔及利亚海岸的那座小城。公元3世纪的时候，它还是一座繁荣美丽的城市，然而百年之后，却只剩下一堆瓦砾，满目凄凉。我想也许有一天，我们各国的首都也会像这小城一样沦为废墟。
我展开幻想的翅膀自由飞翔，脑海里不仅思考着宇宙的自然现象，也关注着遥远的星球。我既回顾过去的历史，又探寻前景未卜的将来。我觉得，我的思想就是一个小小的内心世界，它既没有时间界线，也没有空间界线，它反映着广阔的外部世界。哲学家们有时把这个缩小的宇宙模型叫作“小宇宙”，把我们赖以生存并渴望了解和改造的大世界称为“大宇宙”。一位中世纪的炼丹术士曾写道：“思想似天使一般，竭力攫取大宇宙内的一切。”或者说，思想试图取得一切，而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就像公园哈哈镜里的天空和花朵一样，早已面目全非。
幻想是异常杂乱无章的。这正是由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小宇宙”与“大宇宙”的关系，就像镜子与实物的关系一样，也是永恒运动的。但是，至少有一种图像大致是清晰的。那就是此时此地映人眼帘的这些栏杆、树木、山丘和小鸟。所有这些对过去的回忆、对未来的预测和对现实的推论，都随着我思维的波涛汹涌起伏。由于我的无知、我的冲动。
我的谬见和我的疏漏，事物已然面目皆非。然而，事物本身也无时无刻愈加变得离奇而新颖。我们的脑海中，广阔的世界犹如一张轮廓混沌不清、线条游移不定的地图，可是我们又必须时时刻刻在它上面确定方向。
要做到思路清晰，必须有长期的等待和永无止境的追求。我们需要立即行动起来。倘若谁的孩子身体日渐衰弱，我们会想：他怎么了？是不舒服？还是精神不愉快？去找谁看看？医学管用吗？它是不是伪科学？什么是科学？要想严肃地解答这一系列的问题，则需终生的努力。怎么办呢？患者生命危在旦夕，我们必须当即作答。但是时间已不允许我们再去探索那个外部世界，而唯能很快查询的只有我们脑海里这个小小的而且混乱的影像。
我们说，思维就是人们结合客观景物和文字符号用来揣测或预见现在与未来而作出的努力，就是人类行为在现实事物中所产生的实效。全部思想就是行为的雏形。我们也正是依据这个雏形来描绘我们的人生图画的。当然，在此期间也不乏做些修正。正如帕斯卡所说：为了更好地行动，我们应该努力去认真思考。那么，怎样算作认真思考呢？就是竭尽所能，在我们内心世界的小模型中，努力勾画出一幅尽可能逼真地反映大千世界的图景来。如果我们的“小宇宙”与“大宇宙”的内在规律近于吻合，如果我们头脑中的地图能够精确地指出我们前进的目标，那么，我们就同样有希望把我们的行为同我们的需求、愿望和忧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人类有没有办法使其思维达到这样的境地：即思维能指导行为，然后，行为能在现实中为人和物去找到一条捷径？有没有可能绘出一幅真实反映大千世界的地图来，并凭借它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以到达预期的彼岸呢？这就是我们的宗旨。
形体思维
体现动物本能或习惯的思维，应该是最能正确地反映物质世界的了。一只猫轻盈地跃上摆满器皿的桌子，似乎并未经意，但它既没有打碎盘子，也没有碰着花瓶。一连串的动作，包括了精心地计算用力大小和准确地选择落点。因此，无论是落点的选择，还是用力的大小，都是下意识的。猫借助于肌肉和眼睛思维。当它看到眼前的景物，便意识到该做的动作，而这些动作在头脑中所反映出的形象又转过来时刻提示它的头、背、爪应处的位置和姿势。
同样，网球运动员、足球运动员、击剑运动员以及杂技演员，都是借助形体动作去思维的。击剑运动员根本无暇虑及：“看，对手的剑晃了几晃，又抽开了，我得顺势抵御，回击一下。”击剑运动员的思维是借助于花剑，借助于手的。我年轻的时候，做过器械体操。我知道，当我在单杠或双杠上的时候，我如果把每一个环节想得过于细致的话，那就无法做下去了。如果我看到了自己身体的摆动，预先确定了正确的摆动幅度，并在心算的过程中，意识到必须在百分之一秒的时间内紧缩二头肌，抬腿翻杠，奋力跃出，要是这样，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对我来说就会变得意想不到的简单了。但是，如果这组镜头中，存在着哪怕是一丝裂痕，某些瞬间，哪怕有稍许犹豫，也会打乱运动节奏，导致动作的失败。
这种推理，决定了雕塑家在创作过程中不会去夸大人体的胯部曲线。雕塑家眼睛盯着模特儿，双手扶着作品，在他的双眼和双手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的联系。例如体操运动员、熟练工人和艺术家都是借助于行为去思考的。某些生物甚至养成了借助他体行为反应其思维的习惯。兽群中某只野兽是以整体行为表现其思维的。如果几只山羊或几匹马受惊而逃，其他的也会蜂拥而去，而不知其惊逃缘由。因为它们具有一种特殊的本能，它们知道离群的羔羊便是天敌的美餐。跟野生动物一样，生活在原始状态中的人，对形体某位议会主席一张嘴，发个号令，就能把所有欧洲的重要人物召集到他的办公室或家中。他可以在天空布满轰炸机，炸毁成千上万座城市，他可以毁灭世界、毁灭人类文明。当我们回味起一个字可能产生的效果时，我们才懂得原始人使用语言，完全是为了某种权威的显示。吉卜林笔下的印度教徒就曾经研究过以统治人类和主宰万物的“主词”。浮士德曾在有关炼金术的故纸堆中翻来找去，试图发现提示或驱赶意愿的某些形式。在（一千零一夜）中，“芝麻开门”虽然是传说，却是一个真实的传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确实存在着开门和呼唤鬼神的咒语。演说家都靠这种招摇撞骗的咒语过日子。所有的骚乱都起源于一两个“主词”。借助双手思维的人，一点点地挪动笨重的物体。由于动作艰难，所以得倍加小心。我们将这种内心世界的想法与外界情况的协调一致，看作思想是否反映真实情况的保证。他必须抓牢物体。因为，如果他没抓牢，砖头就会砸手，球就会掉下，身体就会从单杠上摔下来。但是，对于借助语言思维的人来说，这一切就变得异常简单了。从出现失误到造成惩罚性后果，这段时间很长，难以衡量肇事者应负多少责任。在摆弄这些轻率的文字符号时，他不会想到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正像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说，“人们试图将词句作秧苗以结出丰硕的果实。”并妄想话一出口，事就成功。
糟糕的是事与愿违。话是怎么说都可以的，拿破仑曾说：“要遵守国家原则”，这仅仅是一句话而已，但这抽象的句子可以如实地表现现实，因为它并不要求准确的形象，然而却毁掉了现代欧洲。一位经济学家坐在屋里写道：“提高工资，就是提高购买力，因而可以结束经济危机。”其实用别的字也同样可以有效地表达这样的意思。看起来这是一种正确的思想，是经济学家出自世上最美好的愿望而发出的心声。事实上，由此而展开的一切活动都没有能够结束混乱的经济秩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小宇宙”未能带动“大宇宙”，在文字与具体事物之间存在差距，简单的句子远远不足以表达事物本身的复杂性。
逻辑与推理
评定语言和公式的价值，如果只坐观其效果的好坏，那将是极端危险的。有史以来，圣贤们一直在寻求一种更有效的方法，以便能够灵活巧妙地驾驭这些异常活跃的文字符号。如同我们今天制订交通规则一样，前人也试图整理出文字的使用规则。后人把这称思维和本能思维是极其敏感的。
我曾经在一条邮船上，遇到过一个四五岁的男孩。他被托付给船长照顾，独自横渡大西洋。这个小家伙看得出什么人对他好，做什么让人讨厌。他喜欢他应该喜欢的人，躲开他应该躲开的人。这是成年人也难以熟练掌握的。大概是些我们觉察不到的迹象在指导着他的行动。你可以观察一下情人们吵架后是怎样和解的。其中一位突然长叹一声，莞尔一笑，两人的目光随即相遇，身体慢慢凑近，并拥抱在一起，双方和解了。这比絮絮不休的空论所带来的和解要坚实得多。
语言思维
综上所述，形体思维是存在的，它能够十分准确地指导我们的某些行动，可是有效范围并不大。鼹鼠借助爪子思考的能力很强。但是，爪子触摸不到的东西，它无法知道。鼹鼠掏洞挖出土粒，在绿色的草坪上堆成一个个难看的小土包，它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不明白会有什么后果，它既不懂园丁对此的厌恶，也不懂它会因此遭殃。飞行员可以凭借准确的反应，操纵飞机平安着陆。当然飞机不是飞行员发明的。管理国家财政的政治家就不能借助于行为去思维。他也不能像体操运动员那样，通过身体的形象考虑问题。因为能够得到的形象实在太多了。如果他需要改变千百万人的经济状况，他便不能这样想：“我工作是为了某个商人，某个农民，某个受苦受难的失业者……”为了提高其思维效率，他须将反映在头脑中的人体、田地、房屋和工程的精确图像变成许多既能表现人物单体，又能表现人物群体的标记和符号，也就是语言文字。
工人、杂技演员以及体操运动员都是借助双手去思维的。他们移动笨重坚实的物体：像砖头、球以及自己的身体。借助语言思维的人只是发出声音或者做出标记，从而使具体动作变得简单。在旅馆里，早晨按一下电铃或喊一声“茶”，几分钟后，茶杯、茶碟、匙子、面包、牛奶、果酱、茶叶罐、热水瓶就会奇迹般地摆在你的面前。请想一想，为把这些东西交给你，需要多少复杂的具体行动：中国人种出茶树，选出茶叶；英国的船长和水手顶风破浪运到欧洲；法国佩里格德的牧羊人赶着羊群走向草地；还有挤牛奶的工人，开火车的司机，做面包的厨师，采摘橘子做果酱的西班牙或外省的姑娘，等等，一个音符便使所有这些人为你服务。
借助双手思维的人，其行为对天地万物的作用是受到限制的，活动范围也只限于他所能触摸到的一切。而借助语言思维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发动民众，动员军队，其影响遍及天涯海角。只要某位国家领袖，之为逻辑。逻辑是一门艺术，它通过文字的表达，指明应该遵循的规律，而这些规律又是语言文字的保证，因为，内心世界的规律与外界的规律是一致的。我们称之为人类理性的法则，正是人类思维的规律。这些规律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将是完全适宜的。有些规律显而易见。例如不矛盾律：任何一件事物不可能同时既是它的本身，又是其反面。非此即彼。我们既然说：“二加二等于四”，就不能同时又说：“二加二等于五”；既讲：“这条裙子是白的”，就不能再讲：“它是黑的”；说了：“我希望这是个自由的国家”，不能同时说：“我希望这是个独裁专制的国家”。长期以来，人类一直在探寻能够从这些明显的规律中，总结出一条得以避免谬误的思想法则。这种逻辑学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中世纪时，又被古典哲学所接受，至今，仍是一门颇受推崇的学科。逻辑虽然可以帮助我们的推理避免出现某些错误，但是要建立起思维的艺术，仅此一点是不够的。因为：逻辑本身不能创造任何东西，它命里注定只能够永远重复A属于A。如果它执意要添加什么新的概念，也只能凭借于感性或直觉。因为感性与直觉是脱离于逻辑而独立存在的。逻辑只能说：“这条裙子是一条裙子。”而唯有感性才可讲：“这条裙子不结实，或者有褶子。”那种认为纯理性可以脱离感性而单独存在的观点实属荒唐。对此，康德说得好：“理性貌似强大，极欲显示自己，天真地以为面前是宽广无垠的领域。当轻盈的白鸽凌空奋飞的时候，它会感到空气的阻力，便以为在真空里能飞得更好……同样，柏拉图忽视了在极小限度内包含一定理性的感性世界，从而在纯属知性的太空中挺而走险。他丝毫没有察觉，自己虽然竭尽努力，却依然停步不前。因为太空中没有赖以立足和得以转换知性的必要支点。”我们有一大批政治改革家都是在纯属知性的太空中徒劳涉足。
诚然，逻辑活跃了思想，并使其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但同时，它也带来了一种习惯性的危害：认为有了貌似正确的推理，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不过历史的进程已经表明，人几乎是能够证明一切的：证明矛盾哲学的真理与谬误；证明民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证明种族之间的差别与混同。哲学家阿兰曾说：“在我看来，任何证明明显地都是不顾羞耻的。”其实，只要我们使用的字词并不十分绝对的话，我们还是能够证明一切的。
在代数学中，论证是严谨的，无可辩驳的。因为每种代数式子都有精确定义，演算者不可能给公式增加什么新义。逻辑学的同一性确实是同一性。那些用来谈论感性、国家管理、经济管理的字眼，其含义是含糊不清的，而用这些字来推理时，意思也不相同。推理如果言语混乱，同用不准的秤秤东西一样。
笛卡尔方法论
笛卡尔的方法论就是努力从L述的推理中消除产生错误的因素。笛卡尔曾经说过：“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学会分辨真伪，以便行动时头脑清醒，在生活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这里请看作为他“思维的艺术”的几条著名准则：第一，在没有清楚地认识事物之前，永远不要相信它是真的。这条准则显得未免过于简单，有人会反驳说：“如果我不认为是这样，为什么还要相信呢？”
笛卡尔用另一条准则回答你：切忌仓促从事和偏见。
由于人类不可能迅速理解一切疑难问题，所以切忌仓促从事。学习上不求甚解的学生将永远掌握不了几何学。然而，人类却都是性急的。有些人是出于迫不得已。譬如：他们在某一天要参加考试，可是从现在到进考场前这段时间，他们必须学完某门课程，掌握某个时期的历史。专家答应在指定日期提交报告，政府在等着用；如果太晚了，政治家会做出武断的决策。
一个不尽完美的报告总比完全没有要好。新闻记者至少还需要多几个小时研究一个新遇到的难题，可是，时间紧迫。排字工人催促他拿出手稿，报纸还要赶凌晨两点钟的火车运送出去。斗争不允许他有半点怠慢。
也有一些人是为了虚荣心而奔波。要想让他们承认自己无知，那可比登天还难！倘若一位专家说：“我不知道……”他就会觉得很不光彩。请听，在议会、沙龙和工会里，人们口若悬河，大发议论。这一位向你大谈特谈捷克斯洛伐克，谈埃塞俄比亚，谈匈牙利，可是此人既没有去过这些国家，更没有研究过这些国家的历史和风俗。那一位对我国的航空事业评头论足，轻蔑之情溢于言表。一其实，他所知道的一切都是道听途说，没有半点证据。第三位为败坏某个女子的名声，煞有介事地讲述一些无中生有的风流韵事。如果我们能经常使用“我不知道”这几个简单的字，或者路易十四最喜欢的几个字“等我看看吧……”，谈话的普遍价值就大有提高。如果我们发誓永远不异想天开地做出决定，永远不匆忙、轻率地进行判断，那么，我们就已经向笛卡尔的智慧之境迈进了一大步。
仓促并非错误的惟一原因。另外一个是偏见。我们不能像一尘不染、透明光滑的镜面一样忠实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处理问题，而像变形镜一样，掺杂着家庭和集团的观念。我们的性格、遗传因素、所受的教育都赋予我们以情感。你想了解集团行为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吗？那么，请回忆一下，根据报纸宣传的影响，你们是如何评价克雷孟梭、卡约和达拉第的。你们有的爱他们，有的恨他们；你们的出发点虽说都是善意的，然而，并不合乎情理。
对利益的追求是偏见的另一原因。帕斯卡曾指出：如果几何学也如同政治一样与我们的情感相违背，那么，对它的研究绝不会这样深刻。在表示同意一项税收制度之前，有谁不权衡一下自己的利弊得失？这样的人是有的，但为数极少。设想有一位医生，在某种理论上，他发明了一种使其得以享受荣华和富贵的新疗法。试想有一天，他忽然发现这一理论是错误的，难道你不认为他会挖空心思来否认反对意见的真实性吗？
一切顺应我们情感的事情似乎都是正确的：一切与我们情感相违背的都引起我们愤怒。请回顾一下夏多布里昂的政治生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教育了他，在流放期间，他成为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积极拥护者。
王朝复辟时期以后，路易十八竭力主张在法国也建立这样的政府。倘若夏多布里昂不受感情的驱使，他理应全力支持国王的主张。然而，由于国王没有选他来领导这场政治，所以，夏多布里昂十分恼怒。不公正的待遇使他对国王、对德萨泽，后来又对维莱尔都产生了强烈的怨恨之情。这种情感竟支配着他来反对自己的理论。他的推理，虽因文笔的优美而显得绝妙异常，然而确实都是拙劣的。情感能支配人做出一切荒唐和悖谬的事情。当爱与恨主宰着一个人时，他必定找出理由来选择或找出证实自己的荒唐想法。这就再一次证实了：“在我们看来，任何证据明显地都是不顾羞耻的。”因为只要我们强烈地需要，就能够证明一切。
有人认为，由于自己生活中的事件激发了反抗情绪，他就可以不受环境和国家的约束。然而，敌意并非不受约束的保证，恰恰是偏见的尖锐表现。一个童年时代备受压抑的作家将以自由人的面目来抨击宗教和家庭，可是他的反抗是奴隶式的。在抨击封建君主时，流亡者会觉得自己是不受约束的。可是当谴责一个虐待他的制度和国家时，他能够胜任吗？笛卡尔是不会认为这样的。有些人的思想与集团一致，有些人与集团相反，这是两种不同的形式，然而皆为偏见的同义语。
请看《方法论》的作者是如何告诫我们的：首先，要把理智从感情中解脱出来。然后要正确地运用理智。
这方面，笛卡尔给我们提出了某些准则：“按顺序思维，从最简单的开始，逐渐过渡到最含糊不清的……把困难按照需要，尽量分成许多部分……对任何问题都要进行全面的列举和普遍的检验，保证万无一失。”显然，这种方法的作用非同小可。它首先对笛卡尔自己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与他同时代的学者们也受益匪浅。尽管这些后来者，在数学、力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等学科的造诣远远不及笛卡尔高深。另外，这些准则都是正确的。“康德并没有像充气轮胎击败实心轮胎那样击败笛卡尔”。笛卡尔的方法在任何时候对才智都异常有效，不论是发现才智本身的规律（如在数学上），还是研究那些被抽象或距离简化了的现象（例如天文学）。当用于复杂的科学时，这种方法并非无用，而是还不够。
对于物理学的大部分领域，对于化学、生物学。
医学、经济、政治，笛卡尔的方法只起一项必要的制约作用，它并不能解决难题，也不足以指导我们的行动。当时间成为主要因素时，怎样才能“按顺序进行思维？”当问题千头万绪时，如何才能万元一失？笛卡尔的方法论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由水晶和钢构成的小宇宙，像精制的齿轮一样啮合在一起。然而，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个广阔的世界并不像这个准确、透明的时钟。无论是风雨飘摇的树叶，暴风驱散的乌云，还是田间的耕作，城市的喧嚣都不能对它产生丝毫影响。
实验方法论
任何推理，不管它是如何正确，如何摆脱了仓促和偏见，都不可能告诉我们一粒苹果树种播下以后，会长出什么样的树来，它的果实味道如何。任何三段论，任何理论，也不能描绘出一个未知的微生物会给染病者带来怎样的疾病。不应当向我们的才智，而应该向自然、向现实世界提出这样的问题。两个世纪以来，实验方法赋予人类无与伦比的控制外部世界的能力，其实它只是糅合了逻辑、观察和实验的方法。推理也包括其中，然而它的结论将不断被事实所检验。如果实践证明这种结论是正确的，就会被人类接受；如果与事实相违背，便被无情地摒弃。
人们有时认为培根是实验方法的创始人。他也许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了这一方法的原则。其实，在远古时代，古人就无意识地运用它了，正像儒尔丹先生不知不觉而每天说散文一样，所有的原始人都进行实验。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做好几次实验。今天早上，我办公桌上爬满了胡蜂。是什么把它们引来的？难道是桌上的石竹花的花香？我完全出于偶然地把花搬走了。几分钟后，胡蜂不见了。我又做了逆实验：从隔壁房间又搬来了一盆石竹花，于是胡蜂又回来了。从此，我发现了一条规律。我吩咐别人在这个季节不要在我的桌上摆花。
实验方法的主要内容颇为简单。克洛德·贝尔纳写道，它是“把我们的思想逐一放到实践中检验。”
人在对事物的观察中，产生了现象内部存在着联系的设想。为了检验这些设想，科学家则要进行更深入的观察。居维埃说过：“观察家聆听自然，实验者询问自然并迫使其露出本来面目。”比如：他变换多种原因，然后把结果逐一记录下来。如果他在因果之间，发现了某种稳定的关系，那就可以证明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然而，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由此及彼”，往往是错误的公理。因为一场战争爆发于月食之后，并不能说明月食就是战争的起因。在牛津大学曾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学生每天晚上喝完大量的威士忌加苏打水之后，就感到头昏。于是，他不再喝威士忌，改饮白兰地和苏打水，可是他依然醉意朦胧。最后他又改变做法，只喝杜松酒和苏打水。于是，他明白了：“没错儿，就是苏打水在作怪。”倘若他再聪明些，他就应该做个逆试验：先去掉苏打水，只喝威士忌、白兰地和杜松洒，他便会找出原因。
科学家从观察和经验得出事物内部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的假设。如果他的假设被所有的实验证实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暂时地把它作为自然规律。每当我把物体抛向上方时，它都会落下来。物体下降速度是可以计算的，它的加速度在某一确定的地点也是一定的。于是，我们承认世间存在着落体规律。科学是这种观察的总和。但无论如何，这不是对宇宙的解释；正如瓦莱里所总结的那样：科学只是“所有获得成功的方法的总和。”它们也许不会再成功了。如果此刻我把手中的书抛出去，倘若它不是向下落，而是飞向天花板，我将会惊诧不已，然而科学却不会受到震动。它只是应该探索一种更为复杂的规律，这种规律会把这一现象考虑进去。
实验科学只提出一个抽象的假设，即自然规律的守恒性。如果我们否认自然服从（或似乎服从）某些不变的规律，那么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将是徒劳无益的。
假如在一定的压力之下，水今天在50度开始沸腾，明天在60度，后天又是100度，并且找不出办法预测这些变化，一切物理方面的研究都将宣告无效。幸好事实并非如此。各种现象都呈现着一种奇特的守恒性。
为什么会这样呢？玄学家、神学家，甚至数学家对此都有自己的看法。而实验者却对此一无所知。况且，知道与否对他又有何妨？他只看到：这是事实，实验方法可以用来观察现象，从现象中提出假设，并通过实验检验假设。如果事实证明它是错误的，就摒弃它；并根据那些似乎稳定的规律来调整我们的行为。正如培根所说，实验方法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支配自然，创造了许多非凡的成就。
实验方法在人的力量可以轻而易举地创造的现象之间建立了某些稳定的关系。其他有些现象，若想直接创造，则需要费超人的力量。运用实验方法就可以使人类变得比自己强大无数倍。当一个孩子按动电钮，开动展览会上所有的机器时，这个场面是强大科学为人类服务的最好象征。多么惊人的力量！多么神奇：人在宇宙里就像蚜虫一样渺小，当他附着在一小块泥土上在苍茫无垠的宇宙中飘荡，竟然不仅能够测量他自己这个星球与其他星球之间的距离，而区以若干年的时间做到了改造这个星球的气候、植物和动物！这是多么神奇的事，他制造出能够运载他在几小时之内环绕这个星球的机器！多么神奇，他征服了寒冷、愚昧和饥饿！
我再次重申，科学方法并未能解释宇宙；它也永远不可能解释宇宙。然而，看到科学在物理、化学以至数学方面所赋予人类的巨大力量时，许多人自然会问：为什么不把在物理世界取得成功的思维的艺术也运用于人类社会生活之中？科学创造了这么多巨型工厂，那儿钢和铜制成的机器人已取代了人的体力，为什么它不能为被机器代替了的人创造幸福呢？科学创造了如此众多种类的动物和花卉，为什么就不能造出超人呢？每当索尔兹伯里勋爵看到孩子们因为政治问题而争论得面红耳赤时，便说：“你们还是尽量按照化学原理来考虑它吧。”他的意思就是：“试着用我们进行化学实验时对待物质的方法来思考人的因素。不要预先判断实验的结果。且把化学药品放在烧杯里，加热，然后观察其反应。
如果结果与我们的学说背道而驰，我们就放弃这个学说。”这将是一个科学的政治。它是可能的吗？对于人类来说，科学能够成为思维的艺术的最高权威吗？
实验的缺陷
逝去的几十年，是充满了希望的年代。起初，勒南曾希望法兰西研究院的成员能统治我们的星球；后来，贝尔特兰·罗素又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发明一部机器，既能精确地测定历史上某一分钟曾经发生的事情，又能预测未来某一分钟将要发生的事情。然而，遗憾得很，我们应当承认的是，尽管实验方法赋予我们强大的控制外部世界的能力，可是它在人类的精神、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成果却微乎甚微。
究其原因，比较简单。一，实验需要有一个可以人为地分隔的闭合系统。要了解水在什么条件下沸腾，我们就可以把热源、容器、水这一组东西与外界隔绝，然后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压力之下，通过大量的外因影响，使其发生分解反应。可是，当涉及复杂的社会时，所有这些实验都将宣告无用。因为我们不能把社会切开，抽出一个闭合系统。
二，如果在需要时，实验要求实验本身可以重新试验，并能够被逆实验和实验证据所证实。这一点在心理学上就十分困难，在社会学上简直不可思议。哪个明智的国家首脑“为了看看结果如何”而去消灭一个阶层的公民？哪一位共产党人，为证明一个道实验的正确性，会同意重建资本主义？
三，实验方法要求实验者正直、无私。即使是进行一项看来不会激发人强烈情感的科学实验，这种品德业已少见；那么，在涉及情感时，要保持这样的品德，除非是超人不可。
科学地探求真理要求我们的理智永远不要狂热地坚持某种假设。“如果科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创建一个体系，第二个任务就是厌恶它。”至少要用一种无动于衷的感情来对待它。然而，人毕竟是人。在科学家已经发现了的东西中，任何一样与他都不是毫不相干的。
普竭不愿意承认巴斯德是正确的。自以为发现了N射线的物理学家不认为他自己搞错了。有时，一心想发现规律的愿望会使科学家不知不觉就偏离了方向，一味地希望自己能成功。在医学上，医学专家都相信，有时也是出于善良的愿望，所有的疾病都属于自己的专业范畴。精神病科医生会对你说：“几乎所有的病都属于精神病科。”内分泌科专家诊断这种病是内分泌失调，而肠胃科医生则认为是肠胃出了毛病。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医学也算是科学。它只是同一个特定的人体打交道，在必要时，这个人体在手术过程中是可以与外界隔绝的。可是，当涉及到千百万人体的反应和情感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譬如在经济或政治上，最自相矛盾的理论也会被事实全盘支持。我们有权说经验宣告了19世纪自由经济的破产，因为这种经济的结果导致了今天的国家集产主义。然而，我们也完全可以说，经验宣告了集产主义的破产，因为为了拯救集产主义征服了的社会免于完全崩溃。
集产主义被迫保留或重新恢复了多少带有传统色彩的私有制方式。
我们能够从这样的经验中找出规律吗？当然不能。因为科学经验的形成，是借助于大量的实验和可以重复验证这些实验的可能性。然而，在经济上，每个经验的获得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和生命。人们所说的罗斯福实验和勃鲁姆实验只是由于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周期又太短，涉及面太宽，无法观察其全局，又无法为后代汲取教益，因为将来的情况千差万别，所以我们不能心甘，惰愿地效仿。
经济上是如此，政治上。情况也是一样。有人说：“英国进行了民主实验，所以这个实验是成功的。”可是这是个毫无科学意义的推论。因为其他国家的人民并不是英国人民。民主一词的意义的基础必须是实际情况。而英国的实际情况并不同等于法国，也不同于西班牙，更不同于意大利。英国的民主意味着英国政治生活的实际条件，如人民喜欢共同讨论，也喜欢妥协，大家生活紧张，开明贵族与资产阶级在英国同时并存，议会与国家领导人物意见的一致，还存在着君主立宪制度等条件。
将民主和法西斯主义对立起来，那就是把这两个词对立起来，而不是把两种现实对立起来，也不是将两种确切的定义对立起来。在完全自由和绝对专制之间，可以设想无数社会类型；实际上，它们业已实现。
当人民的自由程度无法测定时，如何进行实验以便了解自由比专制要强呢？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希望得到某些形式的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对于某一特定时期的人民，没有一个政治真理。这只是意味着这个真理必定是由非科学的方法才发现的。
对于政治和社会争端，是否能“按照化学的原理似地进行思维？”也许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不过，应该坦白地承认，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所以i许多人在谈及自己的专业时，有条有理；而一涉及原则，思想就乱了。比如，修理一件电器，工程师脑子里表现电器的小世界如同地图一样准确，技术员只需按照它通过电线和线圈调试就行了。当涉及到建设一个国家时，没有一幅社会生活的地图可以引导我们驶向幸福和进步的彼岸。即使是纯粹的理性，严格的实验方法也不能指挥部长、厂长和军队司令的行动。
然而，他们必须行动，必须做出决定。对他们来说，什么是选择的原因呢？阿兰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行动应当始于愿望之前。”只要行动，我们就会发现这一规律。你把一只小狗扔进水里，尽管它不会游泳，可是也游起来了。在萌生游泳的愿望之前，它就开始行动了。我们一出生，就像动物一般，被抛进了事物的海洋之中，我们勉勉强强地在这海洋里挣扎。在开始写一部小说之前，作家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怎样去写。如果他逐字逐句知道写作的内容，小说恐怕早就完成了。他扑到水里游泳了。每个章节都向他提示着后面的情节。行为始于愿望之前。
制定计划也许是必要的。不过，制定计划并不等于行动。在贸易界所有的咖啡馆里，都有人提出他们的宏伟计划：“我要是政府总理……我要是墨索里尼……我要是空军部长……”起草一个永久和平计划吗？简直如儿戏一般！不过，威尔逊倒是成功了。然而，要想在欧洲保持两个月、两年的和平，简直不可思议。歌德说过：“想是容易的，做起来就难了。而按照良己的想法去做是世界上最难的。”托尔斯泰也说：“写十部哲学著作比实现一项原理要容易。”在许多情况下，在人类牛活的重要方面，由于我们远远没有掌握地图中的全部资料，我们只好在行动的迷宫中找出我们的道路。那么，思维的艺术将是怎样的呢？
思维与行动
在本书的开始，我们已经指出本能思维的必然性。
可靠性以及它的局限性。一方面，行为者希望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境况中，发现本能的可靠性。另一方面，思维的艺术，体现在行动上，对于行为者来说，就是将思维变成自己本能特征的艺术。但这绝不是说，行为者可以忽视理智。做任何事，事先都必须经过周密思考。
像年轻时的波拿巴在土枪战役时那样，战前设想到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从中得出某些规律。但是，这种思考、观察和总结出的规律，必须融化在人体中。思维应该位于“底层”，源于敏捷的反应。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带出闪电般速度的决定。而几乎一切事情都需要做到这一点。
经验丰富的临床医师接待病人时，也许跟其他同事一样，先去看看化验结果。这无疑有助于他下意识的推理。但是，指导他做出诊断的决定因素却是直觉，是观察了成百上千例病例而得到的直觉。病例中，使其焦虑或坦然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且常常难于名状。在理论上，与一位学识渊博的年轻教授相比，他或许略逊一等，但是，他懂得并且能够做到比别人少出差错。
战场上，伟大的军事家们不屑于纸上谈兵。他们只是从回忆录中，从以往的经验和具体的情况中寻求答案。贝当在香槟省将惠灵顿的故技重演；大作家拿过一篇文章，那儿删一句句子，这儿去掉一个形容词，那儿又挪动了一个动词。我们力图弄清，为什么一经修改，就提高了这段文字的质量，这并不难得出结论，无需本人解释。瓦莱里说：“重要的不是发现，而是补充别人的发现。”我们的知识，仅以这样的方式为我们服务：在你需要它的时候，它会自己跑出来，既不讲什么逻辑性，也没有论证过程，因为时间不允许。
在伟大的活动家的内心世界中，或称为小宇宙的头脑中，都有一幅他所涉足的外部世界的正确图景。
一个称职的国家领导人，脑子里装着整个国家。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他比省长们更清楚。什么是人民自发的反抗。为了完全了解一个民族，他需要思考、观察和阅读，需要同社会各阶层的公民打成一片。一旦他掌握了这些知识，他就能够做出迅速、正确的判断。
在还没有无线电广播之前，政界人士通过调查统计表。
读报纸、听取委员会的汇报来了解情况。只要心中有数，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也会表现出异常的坚定。这说明新闻消息不是文化。有文化修养的人，头脑中一个个单独的实体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世界，一幅真实的世界图像。统计表是把世界加以分割，破坏了它的完整。当代诗人塑造了世界，使它充满生机。
由此看来，伟大的活动家更接近于诗人而不是百科全书派。
活动家的思维与行动是结为一体的。就像诗人与画面结为一体一样。我们现在才明白了某些格言的深刻含义：“人的能力超过人的所知。”“信赖应该先于认识。”信赖先于认识，因为行动先于认识。思维的艺术也是信赖的艺术。因为，经过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任何人都不可能以公开的意识，怀疑和抑制所有的个人或社会信仰，而不冒一丝风险。白板是一种思想游戏，它只能作为闲暇时的娱乐。人类为了生存和活动，应当接受先人们认为必要的道德、社会和宗教的法则。
我们的思想是由层层重叠的认识组成。首先是原始人的信仰，继而是亚洲、希腊、罗马和埃及的宗教。
其中大部分是基督教，小部分是有关宇宙结构的现代概念。这一切构成了我们的存在，并潜藏在我们的艺术之中，体现于我们的建筑、礼仪和思维之上。一个人就像不能脱离自身一样，不能摆脱人类社会的影响。
坚实的思想基础，扎根于本能的最深处，其触角同时升人大脑中清晰的区域之中。它接受的逻辑法则，也正是它自身的法则。每遇时机，它便尽可能地观察科学研究的规律，这些规律通过自己的成功证实了它们的效力。它以祖先遗传给我们每个人的人类习俗为支柱，在艺术与宗教领域中，寻求并且发现了最确凿的真理。它最终与人体交融，并通过人体体现在行动中和诗歌里。
上述寥寥数语，如已阐明思维在理论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下面我则举个实例说明：某次战斗需要空军和陆军密切合作。空军飞越敌人防线，空中侦察，根据敌人阵地的情况，作出判断，为陆军指明前进的方向，它自己并无法占领阵地。甚至，在描述敌方阵地的时候，它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某些严重的差错，致使陆军在艰难的挺进中遭遇阻击。而陆军又不可能从敌方阵地飞过去，只有将其摧毁。观察实地情况，地面比空中自然危险得多。这是后者估计不到的。一旦陆军遭到阻击，空军切不可继续盲目前飞，而要回过头来，与陆军取得联系，认清差错，重新受命出发。这样，地面战斗和空中侦察紧密配合，一定会赢得最后的胜利。
这就是说，纯思维不仅能够，而且应该从被习惯和偏见统治的上空和目前尚未取敌对立场的领域中飞过。思维借助于假设，描述所能看到的一切。有时候，它也许成功，但也常常败下阵去。其间重要的，是发现推理中的谬误，重新回到现实来，抛开不切实际的幻想，提出新的假设。只有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与行为实践之间的密切合作，才有可能使我们在一处摇曳不定的我们称它为“文明”避难所中得到须臾的喘息和瞬间的欣慰，而永恒的胜利是绝不存在的。
本章一开始，我们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类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头脑中，绘出一幅真实反映大千世界的地图来，而且凭借它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并到达预期的彼岸呢？我以为应当这样回答：人类的思维，不可能精确地描绘出整个世界，不可能像为自己确定目标那样，确定乌托邦王国那神秘而遥远的彼岸。但是，它可以像古代的航海家一样，根据前人总结出的天文知识，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观察注视着星辰、海潮和风向的变化，去勇敢地迎来一个又一个狂风暴雨、激流险滩的重重考验，驶向一个又一个群岛。这便够了，即使是最为谨慎的尤利斯也不曾向上帝再乞求什么。
第2章　爱情的艺术
培根说：“艺术，就是人类融人大自然……”大自然为绘画、雕塑、诗歌、戏剧等等众多艺术提供了原始的素材，人类将这些素材进行加工整理，以满足精神上的需要。这个定义很精辟。人类接受它，显然证明有一门爱的艺术存在。大自然在爱情方面，与对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也只是给我们注入了原始的基因。诸如两性的差异，人类传宗接代的需要，以及满足这一需要的强烈本能。在漫长的岁月中，人类如果没有去主动地改善和协调这些基因的话，那么我们的情爱也只有行同猎狗一般。观察一下天上地下水中万灵万物的爱情，读一读《克莱维公主》或者《论爱的激情》，再去揣摩衡量一番爱情这种天然的艺术。
人类爱情的奇迹，就在于人能在单纯的本能和欲念的基础上，修筑起细微复杂的感情大厦。它的魔力足以使两个像我们一样脆弱，像所有生灵一样自私，一样怯懦，一样喜新厌旧，一样野蛮的不幸的人共处于一个最亲密、最美妙的境地。万物间的冷漠或敌对，前程的叵测，阶级或民族间的仇视，所有这些，在一对，情人眼中，倏忽像梦幻一样烟消云散。强烈的欲念使他们排除了私心杂念，他们相互忍让，互为依存。然而，欲念是短暂的，而人是怎样从反复无常的本性中，升华出稳定纯真的情感呢？要想弄懂什么是爱的艺术，我们必须解决这个“欲念的神圣化”的问题。
在进入中心议题之前，首先要澄清外围概念。
对象的选择
在芸芸众生之中，为什么我们选择了这个而不是那个作为我们的心上人呢？有两点这里可供窥其一斑。
首先，我们一生中只有某个时期，尤其是青年时期，或者是“壮年疯魔”时期，才会身不由己地着魔于爱恋。此时，一阵阵潜在而原始的欲念在心头滚滚燃烧，不时激起，情感的兴奋与期待。处在这个时期，孤身男子依恋着臆念中的窈窕淑女；妙龄女郎爱慕着小说中的人物、著名的演员或者她们的文学教员。青春期，便是最最强烈的春情剂。歌德说：“喝了这副汤剂，你看哪个女人都是海伦。”当肉体焦急地期待着情人的到来时，第一个来到的讨人欢喜的路人，便有幸唤醒这潮春期。有时，一次邂逅相遇，便促就了一对情侣；有时，因一时冲动结合在一起的男女，过后才发现互存轻蔑与隔阂，于是，爱情反酿下了仇恨。
我们还可以设想一下在其他邂逅相遇时对象的选择。有些人很羞怯，生活中通常不敢正视自己的感，清和欲念，把彼此的爱恋深深地埋在心间。大革命时期的监狱造就了许多痴情、热烈的女人。如果在和平的岁月中，她们都只是情感平平的妻子。男人的声誉在女人的眼中，尤如一朵光彩照人、遮丑掩疵的红霞。成功的瞬间正是萌发爱。情的良辰。有时候，一个偶然的机遇会使人产生一种幻觉，从而激起精神和心灵的期待。有时候，忽然听到一句闲谈，旋即四目相接，两心暗许。有时候，汽车的颠簸，两只手无意一触，而就是在这自然重力促成的瞬间接触之中，他们尝到了。快乐。
其次，“一见钟情”是宿命的象征。希腊神话中说，早先的人男女同体。是创世主把人类分成男女两性。
自那以后，人被分开的每一半，都在试图与另外一半汇合。由于两部分命里注定要结合到一起，他们的联姻就是由心灵的强烈撞击和钟情来完成的。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其美的原形，并在这个大千世界中寻找着各自的副体”。他只要真正发现了实实在在的、具备他青春初期理想中所有的美德的淑女，便会心醉神迷。有些人以其美貌俊俏的外表和优雅的言谈举止取悦于人。与这样的人相爱，我们既感到轻松，又绝无遗憾。
在他们身边的每一分钟，我们对他们的好感却愈加完善。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有权力左右他们的话，我们是不希望他们有任何改变的。他们的声音在我们听来，都是那么的“悦耳动听”，他们的闲言碎语都是完美的诗句。一味的欣赏是最幸福的，同时倾慕一个人的外表和心灵，并为之而萌发的爱。惰无疑会给我们带来最最强烈的快乐。
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们既没有邂逅相遇的机会，也无法通过情感的撞击找到生活的伴侣，而必须去冷静地选择。这样的人，无论男女，为数不少。对于他们，不是应该讲一点爱的艺术与常规用以指导他们进行选择吗？可以说，脾气好、有耐心，尤其是幽默感这些美德都有助于夫妻间的幸福和睦。而这些几乎（不完全）不取决于身体状况的好坏。对对方家庭的了解，应该长期、深人，因为有幸福的条件才会带来幸福。悲惨困苦的环境，爱情之花会很快凋谢。
女子似乎更易中意于性格刚毅、雄浑的男子汉，而男子往往喜欢温柔、顺从的女人。有些妙龄少女，声称要找一个言听计从的丈夫。可我从没有见过哪一个女子跟一个瀛弱、怯懦的男人一起生活会感到幸福，或者哪一位堂堂男子会满足于一个“女骑士”。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在最顺从的女人身上，也有一个保护的本能，这种本能喜欢把她的对象当成孩子。事实上，邂逅相遇的对象，无论男女都很少能有意识地真正地选择自己的终生伴侣。于此，依靠本能尽管也有差错，但总比依靠智力强些。“要问究竟爱不爱，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爱情的萌发，跟任何事物一样，是自然的结晶。只是后来才发明了爱的艺术。现在应该更为精确地确定这个时刻，即艺术家开始调整人类原始感情的时刻。
爱情的萌发
在《论爱情》一书中，司汤达赞叹地描述了这类，情感的萌发。我们应以其论述为主，审己度人，权作补充。
一、万灵之爱，究其渊源，无不起于心灵的撞击。
它或为彼此的倾慕所致，或因一次邂逅产生了某种期待和欲望。沃伦斯基走下火车的时候，他梦幻般地自言自语道：“这位卡列尼娜夫人真漂亮……那目光什么意思？”夏尔·葛朗台在那颇富传奇扭力的晚上，走入了他表妹的生活。她从此一辈子爱他。
二、心灵得到撞击之后，双方的暂时分离往往会成为孕育爱情的良好温床。阿兰说过：“女人最强大的武器，就是班栅来迟与回避。”因为，随即朝夕相处，会立刻暴露各自的弱点，招来致命的打击。而双方暂时的分离，反能让对方用理想化的形象尽。情地描绘他（她）
心中的人儿。司汤达将这种作用称为爱的结晶过程。
经过这个过程，我们所爱的对象已经不同于本人，而是被美化了的他。因此，普鲁斯特说：“爱情是主观的。我们所爱的已经不是现实的而是我们臆造中的人物了。”如果客观地去赞赏，便不尽如此。天然钻石没有一点人造晶体。当然也绝少有无瑕的钻石。
三、一旦完成了首次的结晶，第二次的相逢必会毫无疑问地萌发爱情。因为，此时基于感情的冲动，我们再也无法认清真人，尽管他就站在我们面前，却已被我们心中的结晶体所取代。我们听不见他平庸的言谈，也注意不到他内心的虚弱和理智的缺乏。相见之时，喜悦隐匿在惊诧之下，发自内心的深处。
四、爱情发展到这个阶段，给人的只有幸福。然而，没有燃料，炉火烧不起来。况且，这刚刚点燃的火苗，若没有希望的灵感，很快便会熄灭。给予某些鼓励，爱情就不难发展。每一个眼神，每一次手的接触，每一回急促的答话都会催发爱情的生长。
五、当这些迹象明朗化之后，爱情随即产生。再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了。然而有时这一感情在确定之后，也会遭到扼杀。许多男女初恋时，都疑心重重，或者说是一种热烈与冷淡的交替。一般说来，这种交替并不是感情上真正起了变化。往往一些被认为是蔑视的举动其实不过是掩饰自己羞怯的一种表现罢了。情人都以侦探似的眼光审视对方的种种表现，甚至连头痛和腰带鞋袜的穿着不适都被视为某种迹象，任何一点点小小的举动足以引起情人的焦虑与不安。他审视着对方的目光、言谈和举止，寻觅背后的含义，然后搜肠刮肚地揣度自己的过失，为什么会受到如此的冷遇。他越弄不明白（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需要弄明白的），就越是想念心上的人儿，爱情的种子在他心中也就埋得越深。忐忑不安中生出的爱情就像扎进的刺一样，越拔，扎得越深。
六、似乎卖弄风情也就由此而产生。有意识地反反复复，忽冷忽热，为挑起或得到爱情而设计出绝妙的把戏。像是用绒球逗小猫一样，先给后收。不幸的年轻人也情愿受到女人这样的戏弄。追求拒绝自己的人并拒绝追求自己的人，这一现象司空见惯，也不难理解。
七、但是一味地卖弄只会扼杀爱情。雷卡米埃夫人有着光艳照人、经久不衰的风姿。她自信能够赢得贡斯当的爱情，果真成功了。她对他说：“敢”，立刻，希望使这位成熟的男子变成了一个小孩。他这样想：“她不爱我，可喜欢我。”当他发现自己是被愚弄时，他说：“我从前一直不了解风骚的女人，真可怕！”时过不久，他又说：“上帝呀，我恨她！”于是感情有了升华：“说实话，我烦她。她使我这一天过得多可怕。她轻浮，飘飘然，没头脑，没见识，无一爱好。”由此看来，风骚的女子有些过分了。色里曼娜在第五幕中，被所有曾为她的美貌和才智所倾倒的人抛弃。
八、如果能像医生那样，将毒气和氧气轮流输入病人的肺中，卖弄风情的女人在苛求中也给予一些希望的活，这残酷的戏弄也就近乎于魅力无穷的诱惑了。
应当如此效法吗？我认为好人无论男女，或是出于爱恋，或是出于善良，都应当鄙弃那种绝对依靠卖弄风。清而得到胜利。有句伟大的名言：“我知道我身不由己地爱你，但我仍然很高兴这样做。”如果对方不值得如此信赖，那就应当很好地利用这副卖弄风情的迷魂剂。
如果对方值得倾心相许，那么相互了解信任的美好的爱情便诞生了。
九、在相互爱恋的初期，双方都抱着最美好的幻想。于是升华的晶体成倍扩大，并且永无止境。每个人都可能超过自我本身，而变成对方希望的那个人。当这种状态得以持续，就可产生美满的结局。
即使在这样的爱情基础上，双方的感情均等的情况也是少有的。我们中绝大部分人都应该去争取，不断地再争取我们冀求的对象，不经努力，他们不会投入我们的怀抱。
如何得到爱情
我们能够让别人来爱自己吗？首先说，有这个必要吗？倘若一方的求爱得不到对方的答复，那么，至少得到肉欲的满足不是更容易吗？人类原始的早期文明时代就是如此。那时候，男人要是看上了一个女人，就抢来成亲了事。女俘任其男人摆布。结果常常是她后来也爱上了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挑中了她，因为他是她的主人，或者完全因为他可爱。于后，权力与金钱代替了武力。然而，仰仗财富强取的爱情反不如凭借勇气而来得干脆和容易。因为，这并非情人自身的才能。不过，丘比特的神箭即使化作金色的雨点，照旧射进达那埃的心中。
对于有七情六欲的人来说，这种奴役的爱情不会带来多少幸福。我们不愿意被人强迫，我们要自行选择。只有倾心相许，才有持久的欢乐。然而，也只有从疑虑与不安、习俗与烦躁中解脱出来，才会产生最温柔的感情。宫女的美貌并不能赢得爱情，因为她们是囚犯。
相反，美洲海滩的美人丝毫也不讨人喜欢，因为她们是被释放的奴隶。爱情啊，在你之前，一切情感（温情脉脉、羞涩、道德）都未出现的时候，你的成功又在哪里呢？在轻佻的女人周围，放纵行为就会给无形的闺房筑起一道透明的围墙。富于浪漫色彩的爱情，要求女人应该是循规蹈矩，但又不是高不可攀的。这一标准在中世纪里极为盛行，并由此而产生了相敬如宾的爱情。那时候，妻子守在城堡，是庄重的女主人；丈夫参加十字军东征，征途中怀念娇妻。马鞍旁眠花卧柳，城堡里，女主人跟守护身边的年轻侍从也同时逗艳调情。这种情感为后来的大革命所捣碎，便有了于连·索雷尔与德瑞娜夫人。家庭教师也属年轻侍从的行列。相比之下，谢吕班可算是不知廉耻、胆大妄为之徒了。
在相敬如宾的爱情盛行的年代里，情人之间从不努力让对方来爱自己，而是坐等爱情的到来，至少是不寄期望。这一点体现在德·内穆尔与克莱韦公主身上便更为突出。有些人主观而天真地评断这种苍白的感情。不过，寄托远方的思恋可以给一个脆弱的灵魂带来强烈的快乐，又由于这种快乐是完全主观的，因而似乎更能抵御失意和失望的威胁。“不敢言喻的爱有其苦衷，但也饱含温存。对一个我们极为尊重的人来说，要讨其欢心，如何不失去激情呢？为了找到表白方式，我们日日冥思苦想，同时设法与我们所钟爱的对象尽可能保持关系。目光可在同一时刻闪烁或混灭；尽管我们还不清楚引起所有这些紊乱的意义何在，然而只要值得，为一个人哪怕经受磨难，我们也心甘情愿。”
如果一个年轻人只在戏中看上一眼，便爱上一个演员，他所看到的她的美德都是她通过声像表演出来的，而实际上她并不具备。因为他只是在马里沃或者缨塞的戏剧中，通过她扮演的某个角色认识的她，而她那诗一般的妩媚只是她扮演的主人公的魅力；因为他望见她只是在戏剧舞台上强烈灯光的粉饰下，他看不出她脸上的皱纹和她的真实年龄，因为他们从未一起生活过，他一点也不了解她的坏脾气和虚荣心。拜伦说过：“为一个所爱的女人去死比跟她一道生活更容易。”崇拜浪漫主义往往使自己也受到心目中那些主人公的脉脉温情的感染，从而掩盖了他那刺耳的嗓音，消化不良的症状，萎靡不振的精神、矫揉造作的神态。
当人们对其尚未认识的时候，他很容易使人钟情。
为了拯救爱情，是否就该当放弃对爱的追求和了解呢？不，因为每个人初恋的日子尽管极为美好，却是不能长久。“爱情的道路越是漫长，人们脆弱的灵魂所能感受到的欢乐也就越多。”是的，不过，经过了许许多多令人难以忘怀的曲折，这条路还应当通向目标，而不该中断于荒野。爱情会因她的沉睡与饥饿而夭折。
“缺少养料的来源，情意就难以维持。”或早或晚，人都会萌发一种被人爱的急迫的欲望。
那么，什么才能够教会你爱的艺术呢？是春药，还是迷人的礼节？在古代诗歌中，在仙女的神话里到处充塞着巫术咒语，而且我们知道，今天同狄奥克里塔和奥维德的那个年代一样，在巴黎、伦敦和纽约的无数的肮脏角落里，每天依旧上百次地振荡着巫婆的千年的呼喊：“我怎么让他来爱我？”人类千百年来的经验像回答所有的呼喊一样，以一定的礼仪，回答了这种呼尸。
求爱
所有用来表示爱慕之情的礼节、技巧和办法都被称之为求爱。同人类一样，动物到了发情期，也要求偶。请看几种最普通的求爱方法，其中包括从各种动物共有的最低级的方法到人类所具有的高级方法。
一、打扮。打扮的目的在于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如同花，通过其美丽的色彩，召唤昆虫在授粉期带给它必要的花粉；也像萤火虫，在黑夜发光，向它的同类暗示着爱情。女人也是一样，她们穿上华丽或挑逗性的衣裙，以便让男人来挑选。年轻姑娘有权力并有责任去追求爱。惰。而所有的女人，或几乎所有的女人，都追求爱情。轻佻女子用举杯狂饮来取悦男性，而庄重的姑娘着眼于内在的魅力和永久的神秘感。大部分人追求时髦，而这种时髦不过是为了引起异性的注意而已。
裁缝、帽匠和首饰匠都是以这个永远需要标新立异的行当为生的。
某些女人，出于做作或确实是由于轻视，对于时尚的规律不屑一顾。然而，在一个从女工到公爵夫人都同时追求一种时尚的社会里，拒绝这种一致性，倒也是一种标新立异。最朴素的往往最华丽，最简单的往往最时髦，素装淡抹常常胜过浓妆艳服。在拉斐尔派的艺术思潮统治时期，礼拜天造访威廉·莫里斯的英国女郎全都穿一色的裙子，蓝哗叽上衣，佩带琉璃项链。
然而，在那些一直固守着维多利亚女皇统治末期的风尚，戴着笨重首饰、穿着累赘裙子的女人中间，却显得不落俗套，别有一番风致。如同从前的纨绔子弟身着丝绒背心招摇过市一样，放荡不羁的男子头戴大毡帽来招待人们的注意；身穿皮上衣的青年作家则显得风流潇洒。至于许多动物，常常是雄性更注重打扮。孔雀就是自然对艺术的胜利。在人类的夫妻生活中男人总不愿意承担经济责任，因此女人就得花费更多的精力打扮自己。至少，在法国是这样的。
二、技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力求比别人做得好，也是求爱的一种方法。所有的恋人都竭力表现他的长处。其形式多种多样。有的鸟儿在恋爱对象面前，潜到池塘深处，衔出水草，以表示对对方的敬意。“你到东方去寻找什么？”有人向夏多布里昂提问，“我去寻找那为人所爱的幸福。”这一次，他从地中海的深处为诺阿耶夫人捧来了不朽的诗章。从不少小说，比如圣·勃夫的《金颈》中，人们可以寻找到动人心魄的感情描写。几乎所有的音乐家都把自己的哀怨和希望写成悦耳的主旋律。而网球运动员则以他漂亮的反手球取得姑娘的青睐；司机靠他稳健的转弯讨恋人的倾慕；而舞蹈演员是以她脚尖点地的优美舞姿来打动异性的心。
男人在爱情上所表现出的机智最富于魅力。庄重的姑娘并不因此而受到迷惑，而轻佻女子则极易倾心相许，因为她们有一个极其强烈的愿望——把自己出色的男友带到自己的情敌和女友们面前炫耀。这是一种复杂的感情，其中掺杂着虚荣心，迎合其他女人的鉴赏力和征服了一位难以征服的对象之后需要证明自己是强者的心理。起初，是堂·璜来挑选他的情妇们，尔后，后者就来挑选他了。拜伦曾经说过：“自特洛伊战争之后，任何一个人也没有像我这样被抢夺过。”
女人对安全有着强烈的需求。那些脆弱女子对男人产生了依赖性。由于男子的体力和权力，女人总喜欢把他们看作自己坚强的支柱。战争时期，女人爱慕骁勇的将士；和平时期，她们追求智慧和财富。钟情的男人用赠送礼物来表现他的力量。企鹅和银行家给自己的情侣送上卵石和金钱；燕雀捧出树枝和绿叶；年轻的小伙子向未婚妻送上羊毛织成的地毯和帝帷。当燕子和女人一旦选择了自己的伴侣时，最先想到的是筑造安乐窝。
三、赞美的语言。美好的语言胜过礼物。几乎所有的情诗都充满了赞美和哀怨。哀怨也容易打动人，然而很快会令人厌烦。而赞美则令人愉快。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人，男人、女人，甚至最骄傲的人都有某种“自卑感”。漂亮的人怀疑自己的智慧，强有力的人怀疑自己的魁力。向一个人指出他浑然不知或忽略了的可爱之处，是一件十分令人快乐的事情。听到热烈的赞美，腼腆忧郁的女子会像阳光照耀下的花儿一般心花怒放。男人爱听奉承话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没有姿色的丑女人照样能够讨人喜欢，就是因为她们的赞美话说得得体中听。值得注意的是：赞美对方的时候，不要夸奖那些对方比你知道得更清楚的明显的优点，而要注意那些他认为缺乏的地方，这样，才能令人愉快。
如果你向一位将军大谈他的赫赫战功，他可能不会感谢你，然而，假如你赞美他炯炯的目光，他将对你感激不尽。有名的作家对你滔滔不绝地赞颂他的作品会感到厌烦。然而，当你热烈地赞美作家的一篇失败了的无名散文，或者称赞他洪亮的嗓音时，他的脸庞就会立即明朗起来。
四、女人的追求。女人有其独特的追求方式。长期以来，女人就形成了这样的想像：等待男方来追求自己。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萧伯纳说过：“女人确实等待男人的追求，不过，这种等待就像蜘蛛等待苍蝇。”
今天，许多巾帼英雄以裸露的胸脯来吸引男人。跳舞的目的始终是为了消除男性的羞怯，同时迫使他抑制自己的情欲。较之古老的和乡村的舞蹈，现代舞更直接地追求声色之乐。跳舞是人类最强有力的诡计之
在城市文明中，女人最重要的作用，也就是最讨人喜欢的作用，是把男人与大自然联系起来。许多男人从事着深居简出的工作，与大自然完全隔绝。女人把他们从枯燥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让他们去看森林，溪流，高山和海洋。在这些男子眼中，女人就像她揭示给他们的大自然一样美妙迷人。
“男人为战争而生，女人为军人的休养而生。”对于女人，爱的艺术就是要给别人带来快乐和鼓励，给予精神支持的艺术。下面请看曼特侬夫人是如何征服了路易十四的。没有任何征服能比这更困难。曼特侬夫人韶华已逝。她只是以蒙苔斯班夫人孩子们的女教师的身份才得以接近国王。蒙苔斯班夫人美丽迷人，很得国王恩宠。然而，曼特依夫人这个地位卑贱而思想成熟的女人不但从她强有力的情敌手中抢到了路易十四，而且，最终使国王娶她为妻。这一点，蒙苦斯班夫人想都没敢想过。
她成功的秘密何在？首先，她像和平使者一样出现在被喜怒无常的情妇搅得心烦意乱的国王面前。有的男人，对他们心爱的女人的任性和嫉妒可以忍受一时。有些人像爱大海的暴风雨一样喜欢爱情中的动荡不安。然而，大部分男子都喜欢平静安稳的生活。温柔的性格、朴实的感情似乎对他们更具有吸引力。特别是当他们吃够了性情暴躁的女人给他们的苦头之后。
第二个秘密：曼特依夫人每天晚上都参加国王主持的在她房间里召开的内阁会议。她默默地听别人宣读报告。国王要是向她提问，她总能卓有见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表明她始终聆听着部长们的谈话，而且明白其中的内容，能够作出判断。这是最最明智的态度。
因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男子热爱自己的工作胜过爱世上的一切，甚至自己爱恋的女人。如果曼特伯夫人企图让国王抛弃自己的工作，只关心她，那将会怎样呢？
也许开头，他会听凭她的摆布，当然，并不情愿。然而，总有一天，他会投人到那种支持他工作的女人怀抱之中。
五、文化修养。鸟儿歌唱、潜水；螃蟹独自在水洼中练习爱情之操。而人类却发明了间接地表达感情的方法。恋人并不自己作诗，而是向情人朗诵波德莱尔的诗句。钢琴家演奏肖邦的曲子，向姑娘吐露衷情。艺术大师的天才在演奏家的欣赏者的身上重放异彩。
这种天才唤醒了热烈的恋情。身边的人儿是这般可爱，往昔的回忆是如此美好。音乐给灵魂以绝妙的启迪和神奇的欢愉，常常促使两颗心靠近、相通。贝多芬、莫扎特、瓦格纳曾联接了多少对年轻的心灵！许多恋情都始于博物馆中。一本两人共同读过的小说，既向他们提供了谈话的题目，又树立了行动的楷模。从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受到了爱情的教育，同时也明白了：只有真正的人才有权享受爱情的欢乐。相应的文化修养、共同的情趣，能保持爱情高尚脱俗，永远炽烈动人。有时，在极度的“欢乐之中，也会有痛苦产生”，而共同的情趣和修养则可以保证一对夫妻度过这段困难的时光。因此，在培养爱情之花的过程中，必须重视修养和志趣的一致。
六、共同的信仰。无论是宗教信仰、民族信仰、政治信仰，还是对于某项事业的重要性和宏伟前景的信仰，一切共同的信仰都是美满爱情的纽带。很难想像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会爱上一个处处和他的信仰作对的人。“只有爱情和事业结合才会带来甜蜜的生活。”信仰上的极端不同必定会阻碍爱情。只有男女双方通过相互谅解和尊重，在爱情的推动下，找到共同的理想和信仰，才能拯救爱情。毫无保留地相信你所爱的人的信仰，是爱情的可靠保证。精神力量驱使人们不断向着已经选择了的方向前进。一切产生于爱的事业都是美好的，而与事业紧密相连的爱情是世界上最最美好的。有多少科学家夫妻、艺术家夫妻、修道士夫妻，他们既是生活的伴侣，又是事业的知音。在他们中间，一切“求爱”都失却了意义，思想的相通代替了一切。
爱情的维持
经过了短暂或漫长的，巧妙或幼稚的追求之后，爱情产生了。然而，爱情的嫩芽极易遭摧残。为了培育爱情之花，需要长期不断地加以保护。新奇感最具魁力，然而只是昙花一现，难以持久。童年时代的回忆，照片、歌声和娓娓动听的故事，伴着情人的温存，使初恋的时光异常甜美。然而，这一切都有尽头。很快，曾经令人觉得那样新奇和动人的故事，也变得索然无味。
有多少少男少女，当他们与旧日的恋人分手之后，变得比往昔更善招摇过市，这是因为他们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重复他们以前对恋人说烂了的话。不信的话，请观察那些在饭店餐桌旁就座的男女，他们沉默的时间与他们共同生活的时间往往成正比。
这种情况会发生在那些不太聪明的夫妻身上。因为爱情的聪慧在于要使双方永远保持新奇感。真心相爱的夫妻，能够每日在探索他（她）所爱的人的思想过程中感到乐趣，如同乡村神甫，每晚走遍自己花园小径而感到其乐无穷一样。有人天生感情专一，把爱情看得很崇高。有些人很腼腆，不喜欢出头露面。有些夫妻生活得挺幸福。然而，这种幸福是建立在对竞争和尘世的一致憎恶之上；建立在对那种闭门不出、与世隔绝的生活爱好上，也就是建立在对安全的渴求之上，而爱情之火更炽热的人明白，在必要的情况下，要用新的因素来充实和维持爱情。“日复一日，求爱的方式会用尽，然而，还是要追求爱情、为人所爱。”
这种努力有时甚至是无意识的。一个风度优雅的人是不会丢弃他的优点的。优雅的风度将永远留存。每个动作，每句话语，都令人心旷神怡。衰老本身不会改变人的天性。美丽的容貌到了老年也可以保持其魁力；当你从对方苍苍白发下面又看到了他（她）褐发或金发时代那令人倾心的眼神和笑容时，你会感到无限的快乐。
有没有保持爱情的艺术呢？最大的秘密就是要保持自然。矫揉造作既不给人以美感也不能持久。明智的夫妻都力求使对方保持自然状态。而有的男人却总想用自己的意志改变对方，强加给对方一些自己的兴趣和思想。这是多么愚蠢！如果对方与你理想中的爱人相差甚远，就放弃她；然而，既然你选择了她，就应该让她保持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的特长。友谊与爱‘请一样，只有生活在能够与之自然相处、无需做作和谎言的朋友中间，你才会感到愉快。
明智的恋人同样注意把他们的约会安排在自然美的环境之中。这就是人们要作新婚旅行的原因。当然，并不一定要出去很远。情意绵绵的女人能够凭直觉，创造出自己的环境。有些女人具有令人喜爱的本领。
她们善于猜测恋人什么时候喜欢两个人单独在一起，什么时候想去听音乐会或出去散步。在爱情生活中，女人较之深深陷入社会生活之中的男人，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男方要想使和谐的气氛和动人的温情长期保持下去，就应该掌握女方的心理特点，要了解感情在她们心中所占的重要位置。最最愚蠢的莫过于，男人以某种哲学或某种理论而居高临下地轻视女人的思想。其实，女人的思想虽然与男人不同，然而，前者比后者要具体、简洁、明智得多。与情人的小冲突，常常要靠温存、沉默和忍耐来解决，而说理往往无济于事。不要忘记，女人，在她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比男人更容易受情绪的支配。如果在产生矛盾时，男人总是把女方，情绪上的波动看作是成心与他作对，他就会因这短暂的争吵，破坏一种曾经十分和谐、并且可以更加完美的结合。让我们把女人思想的波动与大海的浪潮作个比较。这种比较也许有点老生常谈，但是它是正确的。
明智的丈夫应该永．远胸怀宽广。就像暴风雨中的水手，解帆、等待、期望。风暴并不能影响他对大海的热爱。
保持爱情的艺术中，某些准则对男女双方都适合。第一，夫妻之间要多远像初次见面时那样相敬如宾。对禀性良好的人来说，礼节不能和虚情假义相提并论。一切言语都可以彬彬有理地说出，认为粗暴的言行就是直率的惟一表现形式的思想是十分错误的。
第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幽默感。善于自我讽刺，善于发现众多冲突之中的幼稚之处。而且，不要以悲剧的观点看待夫妻生活中经常发生的摩擦。不要以回忆以前的争吵，来加深眼前的痛苦。第三，适当地保持一些嫉妒心。也就是说，既要避免自满、得意，也不要怀疑、猜测。这两种态度都会伤害感情。第四，夫妻间要有适当的分离．以便给对方美化升华的机会。恋人或夫妻的分离，有其弊病，然而，如果时间短暂，且互不通信，它就会起到独特的作用。有时，由于习惯和懒惰，夫妻间谈话的温柔声调没有了，而现在他们则可以在信纸上找到它。最后一条，也是最秘密的一条准则，率保持浪漫色彩上“我已经征服了她，为什么还要向她献殷勤呢？……因为虽然她嫁给了我，但她并不属于我，而且永远也不会属于我……”对于真正值得爱的女子，你要常常这样想。
然而，如果你对自己的爱人厌倦了，那么要求对方不厌倦你就是徒劳的了。有没有人永远忠实于爱情的艺术呢？或者相反，应该承认世上存在着两种类型的人：忠实的和负心的；感情专一的和朝三暮四的。如果你属于其中的一种，就用不着要别人相信你是另一种。我认为，这与其他一切事情一样，天性中的某些东西应该受意愿的支配。这个男子或这个女人并非大生就朝秦暮楚，是爱情生活的最初打击使他们变成如此。他们最初是感情炽热的人，可碰到的是冷漠无情的伴侣。在这种情况下，假若他们品德高尚、合群，就会忠实而痛苦地生活；如果他们不讲道德，便会感情转移，生活在动荡不安之中。这种情形直到他碰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就会立刻改变。有些人的感情生活曾经动荡不安，充满了浪漫的奇遇。可是，他们会忽然一下子变得稳重起来，那是因为他们终于碰到了情投意合的伴侣。
以上讲的是身体上的不稳定，心理上的变化也同样存在。堂·璜并非总是苛刻的人，而女堂·璜却常常是个无情女子。他们之间的相互征服无非带来骄傲和想像的乐趣。当他或她对自己产生怀疑时，骄傲之心就该有所收敛。拜伦由于听到自己初恋的姑娘说过：“我怎么可能对这个跛腿少年发生兴趣呢？”于是，他整个一生都在寻求报复。这个女人由于童年时代被人当作丑姑娘看待，所以，就残暴地破坏着她周围夫妻间的幸福。为了寻求自我安慰，她便不知疲倦地证实自己拥有的权利。永不满足的幻想常常源于浪漫的童年，也就是远离现实的童年。夏多布里昂不停地追求女人，那是因为在他那既为希望而痛苦而又与他理想的女人隔绝的童年时代，他对女人形成了一个理想化的形象（西尔菲德），并为之徒劳地寻找了一生。而今天，他失望了，于是，就从一个情妇的怀抱走向另一个情妇的怀抱。直到到了使他变得宽容了的年纪，他终于把感情集中到了朱丽叶·雷卡米——一个他认为是西尔菲德化身的女人身上。
有时，教士和医生能够有效地与这种心理上的不稳定性作斗争。因为，有这种毛病的人只要明白了它的特征和原因，就可以从中解脱。如果不可治愈，他也至少可以尽量少给别人制造痛苦，并注意把短暂的爱情献给忠实的对象。瞬息即逝的爱情自有其魅力，但是，其罪过在于，一方为了满足一时的任性，而唤起了对方持久的感情。
情欲的圣洁化
真正的圣洁并不是出神人化，也不是禁欲修行，而是具有谦卑、温和和慈善的美德。同样，伟大的爱情并非表现在对情欲的狂热追求上，而是体现在日常牛活完美而持久的和谐之中。于弗兰神甫曾讲述过这样一件事：一大，一位年轻的修女向圣女泰雷兹请教什么是圣洁。修女暗想对方可能会给她讲一些梦幻般的故事。然而，泰雷兹只是让她跟随自己来到一所新建的房子里。在那里度过的几个月，生活就是贫困、艰难。
失败，就是意外的事故、痛苦的呻吟和艰辛的劳作。最后，修女忍不住了，就去问泰雷兹什么时候才能告诉她什么是圣洁。泰雷兹·阿维拉答道：“圣洁不是别的，就是要满怀着爱情来忍受每天每日与这所房子里一样的生活。”
性爱带给幸福夫妻的愉快，如同美丽的夏日一般，灼热的阳光照得人懒洋洋的，内心充满了恬静的幸福。天空洁净元比，似乎什么也污染不了它。在广阔的平原上，一座简陋的村庄沐浴在阳光之下，宛如仙境中渤海市蜃楼。美好的日子留给我们许多美好的回忆，我们希望美景重现。回忆也激励着我们笑迎生活中的狂风暴雨。然而，不管夏日还是性爱，都不能超越自然限度而长久持续。我们必须学会同样热爱那些阴暗的日子；爱秋日的薄雾，冬天的长夜。作家阿贝尔·博纳尔曾经说过，“最美丽的爱情，应当像节日的盛装。图案艳丽的绸面衬着色调柔和、淡雅的单色衬里。这素雅别致的村里比斑斓的绸面更惹人喜爱。”
这种庄严而温柔的幸福从何而来？爱情伊始，它羞怯地跟随在欲望左右，然而，很快就主宰了爱情。这种以情欲开始，但却持续下来的爱情从何而来？它来自信任、习惯和彼此的倾慕。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令人失望。
然而，有些幸运的人能碰到一位其性格永远不会让他失望的男人或女人。几乎在任何情况下，这个人都能够按照我们的意愿行事，而且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不会抛弃我们。我们得到了一种美好的感情：信任。
至少在这个人面前，我们可以每天有几分钟的时间，掀去脸上沉重的面具，自由自在地呼吸，无所畏惧、开诚布公地做人。
如同性欲一样，信任是美好爱情的可靠保证。有了信任，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亦会充满了扭力。年轻的时候，男女双方愿意单独呆在一起热烈地拥抱，而现在他们则喜欢倾诉衷肠。散步的时光变得与从前约会一样宝贵。他们相互理解，并能彼此猜出对方的心思。他们有着共同的思想。只要其中一方身体、精神上有了不适，另一方也为之担忧。双方都准备随时为对方献出生命，这一点，两个人都很明白。当然，最完美的友谊也可以产生这样的感情。然而，毫无保留的友谊实在太难得了，伟大的爱情则能使最平庸的人变得敏锐，勇于献身、充满信心。
如何描写一对幸福夫妻晚年的爱情生活呢？怎样表现上帝依然是上帝，尽管它的脸上已有死亡的特征？
这并非容易之举。幸福的交响乐，在天才的作曲家指挥下，可变得雄伟壮丽。而对于平庸的音乐家来说，急风暴雨般的感情生活更能激发其灵感。《帕西发尔》序曲中上升的旋律，总是那样高亢、清脆，听众的灵魂在美妙的音乐中不断升华。弗朗克的《真福曲》和富瑞的《追思曲》，比语言更完美地表现了什么是感情的绝妙升华，什么是稳固的和谐之自然而有力的加强。既然我列举了《追思弥撒》，是因为死的观念是最最完美的爱情中惟一的不和谐音符。
英国诗人康文特里·巴特摩尔曾写过一首绝妙的诗，表达了一位男子在经过了漫长的幸福岁月之后，忽然面对着曾经是他整个世界的女人的遗体时所感到的恐惧和不安心情。怀着痛苦和哀怨，他温柔地责备死去的妻子把自己抛弃了：“你不是这样的啊！你难道不后悔吗，啊，我的爱人？七月里的那个下午，你既没有吻我，也没有说句道别的话，只是用恐惧的目光望着我，口里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话，就与我永别了。你真的不该这样就去了呀！”把一切的一切都寄托在一个人的生命——脆弱的生命之上，这就是爱情的危险和高尚之处。
然而，面对最伟大的爱，死也是无能为力的。有一次在西班牙，我遇到了一位年迈而神态端庄的农妇。
她对我说：“我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了……当然，我经历过生活的艰辛。然而，二十岁时，我爱上了一位年轻人，他也爱我，我们结合……可是，几个星期以后，他就死了……当然，我也痛苦得几乎死去。不过，从那时起，五十多年来我就靠着这美好的回忆生活。”在痛苦和孤独的时候，回忆那美好的过去，对人是莫大的安慰。如同从伟大的艺术家的作品中和宗教信仰中得到感召一样，一尘不染的爱情，爱情的思考和梦幻所组成的灿烂柔和的图画同样可能呼唤人去投身于一项崇高的事业。在本能的迅速撞击之下，迸发出了神奇的火花。
怎样衡量爱情呢？我认为无需向你说明。“爱情不需理论家，而需要诗人。”爱之艺术最完美的体现所非存在于司汤达的小说里，而正如司汤达常说的那样，存在于莫扎特的音乐之中。请听音乐会去吧，请聆听那清脆的音符，那令人心醉的和弦。如果你觉得你的爱情还有点盲目、苦涩和不和谐，那么，你尚未理解什么是爱的艺术。然而，如果你觉得你的感情生活同这音乐一样完美，一样迷人，一样和谐。那么，你正经历着一场极其难得的珍贵的奇遇：伟大的爱情。
第3章　工作的艺术
生命的快乐在行动中。
雪莱
究竟什么是工作？李特雷词典的解释是：“工作，就是为做事而付出辛劳。”在我们看来，这个定义下得并不精彩。为什么要“付出辛劳”呢？难道人就不能够轻松愉快地工作吗？还是让我们合上词典，看看实例吧。玻璃工人在干什么？他们接过一块块原材料，用它做出一个实用的物件；矿工在干什么？他们从井下运出煤和铁矿石等原料，让人转化为动力、热量，加工成工具；农民在干什么？耕地、育种、播种；小说家在干什么？
他们记述经过观察搜集到的人间素材。尔后，像玻璃工人一样，根据这些尚未成形的材料，提炼出一部艺术作品；学生干什么？他们努力将前人取得的知识变为己有。他们整理头绪，钻研深造。工作，就是强行搬运或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或材料，使其变得更为实用，更为美观；工作，也是对这些改造自然的规律进行研究、整理和运用。
工作的秘诀
尽管人类所从事的工作形形色色，种类繁多，但是下述几条准则应为所有工作人员共同遵守。
一、对于人们可能从事的各项工作，应当有所选择。一个人的精力和才智是极其有限的。面面俱到者，终将一事无成。我们十分了解那些见异思迁的人。他们一会儿觉得：“我能成为一位伟大的音乐家。”一会儿又认为：“办企业对我来说易如反掌。”一会儿又说：“我若涉足政界，准能一举成功。”请相信，这类人终将永远只是音乐的业余爱好者，破产的工厂主和失败的政客。拿破仑教导我们说：“战争的艺术就是在某一点上集中最大优势兵力。”生活的艺术则是选择一个进攻的突破点，全力以赴地冲击。职业的选择不能听任自然。初出茅庐者都应该扪心自问：“我干什么合适，我具备什么能力？”因为力所不及，强求也是徒劳。如果你有个大胆果敢的儿子，与其让他去坐办公室，不如让他去当飞行员。而选择一旦作出，除非发生错误或严重意外，否则万万不可反悔。
在已确定的职业范围内，仍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选择。哪一位作家也不可能各种小说全写；哪一位官员也不可能改革一切；哪一位旅行家也不可能走遍天涯海角。这里，你还得绝对顺从天意，摆脱权力欲。给你一点必要的选择时间，但是有限。军人在充分考虑了一道命令的后果之后，他们习惯于在讨论中一语定夺：“执行！”请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你的自我讨论吧。“明年我干什么？准备这门考试？还是那门？是去国外？还是进这家工厂？”对这些问题，反复考虑是自然的。但是限定一定的时间也是必要的。时间一过，就应当作出决定。“执行”的决定既已作出，后悔是没用的，世上的事情总是千变万化的。
为了保证忠实地执行所作出的决定，经常制定既能体现长远规划，又能显示近期目标的工作计划是有益的。几个月之后，几年之后，再回头看看当初的计划，我们会对自己的能力和限度产生信心。但是，在计划内众多的项目中，分清轻重缓急十分必要。在这方面，应该倾注全部的心血。全心全意干你该干的事。让你的思想和行动都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当你达到目的的时候，你可以回顾一下以往的足迹，察看一番走过的弯路，只要功名未就，必须勇往直前。
对什么都有兴趣的人是讨人喜欢。但是干事业，就只能在一定的时间内，专心致志于一个目标。美国人讲：“一心一意。”虽然人们常常会被一些纠缠不清、难以下手的问题搅得心烦意乱，但是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会排除障碍。
二、自信能够成功。如果目标已定，那也就是说，你的能力是会使你达到这个目标的，除非发生意外事故。确立一个无法达到的目标是徒劳无益的，而且遗害无穷。失败只能使人丧失勇气和信心。歌德曾经建议年轻人写短诗，不要写长诗。萨米埃尔·巴特勒说：“吃葡萄，要总挑最好的吃。”写一部内容繁杂、篇幅宏大的巨著，最明智的做法，是从最简单的写起。如果某一段落过于冗长，乃至无暇喘息，那么，再也没有比分而治之更为合理的办法了。埋头苦干，全力以赴地对待每一小节，就像登山者一样，专心于每一级在冰岩上刨出的阶梯，并不抬头了望。因为遥远的山峰会使他心灰意冷；也不俯身下看，因为万丈深渊会让他胆战心惊。
写一部国家通史，乍一看，似乎超人所能。要是分成若干节段，从你最熟悉的部分写起，终有一天你会吃惊地发现你已耗尽气力，同时也会奇异地看到你刚刚越过了一堵高大的冰墙。经过数次实践，胆子放大了，呼吸也愈见均匀。写过许多书的作家不再担心对一部刚刚开头的作品如何结尾。要像马丁·杜卡尔、杜阿美尔、于勒·罗曼③他们那样，敢于攀登书山，坚信总有到达顶峰的一天。
利奥泰元帅到了摩洛哥才发现，这是一个极其混乱的国家。没有领袖，没有国库储备，没有军队。别人都认为这里根本无法整顿，但是元帅首先在已占领的城市（拉巴特⑤非斯⑥）中着手巩固自己的权力。他从中心开花，一个部族一个部族地扩展，实行蚕食政策，一步步侵吞。经过长期的努力，分裂局面缩小到最小范围。因此说“收割庄稼的人并不顾盼田野的尽头”。同样，家庭主妇做大扫除，柜子也是一面儿一面儿地擦。冒失鬼总以为一切都很简单，总想一鸣惊人；懒汉总觉得一切都不可能，事情未干，先就退缩。而优秀的工人懂得，只要小心谨慎、按部就班，再大的工程也可完成。
三、制定工作纪律。许多人抱怨生命短暂，然而他们每天珍惜八个小时吗？人们在上帝创造的每个早晨，从天亮起，坐在办公桌前，或伏在工作台上，或站在柜台里面都同样可以做出奇迹般惊天动地的业绩。想一想，一个每天只写两页纸的作家，到他漫长生命的终点，也将发现自己完成的作品可以同巴尔扎克、伏尔泰的作品相比。当然不是在才华上，而是在数量上。
当然，一个人仅仅坐在办公桌前是不够的。还需保护好这个位置。如果工作没有中途间断，其效益将以几何级数不断增长。这一点很明显地体现在作家身上。他们需要一段酝酿时间，忘掉外部世界，专心致志于主题和构图。同样，对于查找事故原因的机械师或是筹备整顿企业的领导人也是如此。断断续续的工作总是留有痕迹。
因此，工作人员的任务之一就是赶跑时间的乞丐，或像孟泰尔朗所说的“浪费时间者”，或像莫里哀的“讨厌鬼”。他们都是冷酷无情的。是什么不能阻挡他们坚持到最后一刻，也不曾想过他们本可以去做另一件有益的工作。他们毫不踌躇。战争爆发的那一天，铁石心肠的浪费时间者将置武装部队的参谋长于其守门人武力威胁之下，浪费时间者通过走访、写底打电话展开攻势。对他们施善意、讲耐心才是极大的错误。我们的任务就是严厉地对付他们，因为欢迎他们无异于自尽。
在这方面，歌德堪称良师。他说：“必须要让人们改掉不宣而战的嗜好。他们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这些走访只会使你产生离奇的想法，而这正是我所不需要的。我头脑里有自己想不完的东西。”他又说：“谁想为社会做点事，谁就要警惕不为他人所左右。”当你失败的时候，这些人又会第一个站出来，比社会更为理直气壮地指责你取媚于他。浪费时间者会说：“你不该就这样出手，你看轻了自己的作品。”最后他还会说：“明天来吃晚饭吧。”我们应该吸取教训，不去吃晚饭。
尽管有言在先，却仍不免有讨厌鬼破门而人，每当这种时候，歌德很。决会使对方在其冰冷的表情下丧失交谈的勇气。他倒剪双手，沉默不语。如果来者的势头儿不小，歌德便不停地咳嗽，哺哺地自言自语：“嗯！嗯！对……对……”谈话立刻陷入僵局。至于来信，歌德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向他索取东西的，扔进纸篓；另一部分是向他提供建议的，并且提供的建议是对他有所帮助的。仅此，他才回信，还要说：“啊！年轻人！你还不懂时间的价值！”
人们有理由认为，这个自私鬼是很残酷的。连一些伟人都能写回信，况且在这些求教的人当中，有些迷途的人是值得人们关心、同情，甚至值得爱的。确实，许多人对歌德大为不满。说他不近人，请。但正是这种不近人情，才使他能给我们留下《浮士德》和《威廉·迈斯特》这样的宏篇巨著。事实上，任意挥霍时间的人终将被时间吞噬，碌碌无为地死去。酷爱自己工作的人仅向别人请教与其工作有关的一切，也并不拒绝任何他能够做好的有益的工作。但决不参加一味的捉词造句的谈话、集会、辩论和闲聊。歌德甚至建议人们不必关心每日新闻，如果与他没有很大关系的话。我们既不是政府部长，也不是将军，又不是记者，我们干什么每天早晨花一个小时打听远方的战况，再为其造成的后果痛苦一个小时。这对国家不会有任何贡献，可却浪费了最是无法收回的财富：我们短暂而唯一的生命。
四、以歌德的方式，这条工作纪律一直延伸到情感纪律。如果我们感情用事，必将无法工作。感情的起伏波动是很自然的事。我们并不要求大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整个身心投人到工作中去。但是，我们必须制定和遵守两条法规：一是不能让无谓的、过分的感情冲动影响我们的工作。（有多少中学生由于迷恋漂亮姑娘而毕业考试不及格。）二是为值得做出牺牲的某些事业而牺牲一切。普鲁斯特正是如此。他一生致力于写作。战争时期或是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的时候，国家领导也是如此。霞飞从来不动感情。他的许多朋友都抱怨他过于严厉。然而正是由于他的严厉，才得以重建马恩省。
五、几乎所有伟大的劳动者都懂得劳逸结合。他们有自己的乡间别墅、山中幽居和宁静的海滩。在那里，他们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甚至拒绝关怀和友谊。
只有在那里，宏伟大业及激情才能在一幅巨大的整体画面上占有一席之地。在都市的喧闹中，一场戏、一篇文章、一句闲谈似乎都有某些作用。它们抢占了事业和感情的位置。在布满繁星的天穹下，人们万念皆消。宁静的夜晚，令人心旷神怡。巴雷斯说：“噢，孤独，只有你还不使我贬值和受人轻视。”应该补充说：噢，孤独，只有你还不使我沉沦。
助理·副官·秘书
至此，我们所谈到的是可以自行选择工作的人。
他们有接受或辞退工作的自由，他们需要自我约束，因为除去自我，没有人强求他们。现在我们来谈谈另一种人。他们并非是什么创业者，也不是什么领导。他们的任务就是辅助别人工作。像副官、参谋长、办公室主任、秘书等等。这类职业有其特有的工作尺度，它并不要求作出什么宏伟的计划，而要求将这些计划变得更为简洁明了，以利别人领会和执行。这需要特殊的才能：
一、谦虚。凡是参加集体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的人都切忌自负。如果唯我独尊，而他的计划与领导的计划发生冲突，那么命令的执行就得不到保证。因为他会竭力转向自己冀求的方向。应当相信领导，这是维护团结的纽带。
一般来说，尊重别人并不等于卑躬屈膝。作为一名参谋或是一位办公室主任，如果认为（无论正确与否）他的领导犯有严重错误，要敢于犯颜直谏。但是，这种类型的合作只有在坦率的基础上，在明显受到赞誉和绝对信任的情况下才能生效。如果副官没给上司提供比其更多的经验和见解，他的工作就没有做好。不过，下属批评上司只能偶然为之，绝非惯例。
贝当元帅讲过这样的话：在战争中，当别人推荐一名新军官来做他的参谋时，他便带他到战场上，假设一种意外的战况，摆出自己的战斗方案。如果这个军官处处唯命是听，像个美国人说的：“Yes man”（唯唯诺诺的人），元帅就将他退回去。反之，如果这位下级军官恭恭敬敬地，同时却是尖锐地批判上级的方案，那他便会受到赞许和任用。不过元帅补充道：“遗憾的是，这种事感染了整个部队，以致我无法张口，连最下级的军官都会对我大声叫嚷：‘不，元帅先生！’终于有一天，我对其中的一位发了火，叫他上西天了……这就是此项经验的结局。”
当一个下级确信自己正确，而领导又拒绝接受批评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办呢？对于公务员来说，首先府该保留意见，继而执行命令。没有任何集体工作无需纪律的约束。如果事情非常严重，乃至最终威胁到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一家企业的前途，也不必动辄辞职，要在岗位上坚持到最后一刻。只要认为还有作用，就应留下。
有时候，辞呈的威胁力是很大的。但这是一种不是武器的武器。利奥泰当年还是个年轻军官的时候，第一次接受加利埃尼上校的命令，后者便教会他辞职的艺术。每次印度支那政府拒绝通过加利埃尼上校的要求时，上校就提出辞呈。由于大家特别需要他，所以他得到的总是令人满意的答复。而不是辞职的允诺。后来在马达加斯加，利奥泰做加利埃尼手下的最高指挥官。一次，两人发生争吵，这回轮到利奥泰向加利埃尼辞职了。几天后，辞职报告退回来了。上面写着：“噢！可别向我辞职——加利埃尼。”
二、灵活。参谋长、办公室主任及秘书必须适应上司的工作方式和思维立董。有时，上司用晦涩、难懂的措辞表达思想。这就需要作解释。魏刚就是这样传达福煦③的命令的。有时，上司的思想仅有几条方向性的指示，几道刹那间照亮黑暗前程的闪光。参谋长应从这几条方针中，得出一些具体的措施。贝蒂埃④在部队作战中，就是这样传达皇帝的旨意的。在上司脾气不好，反复无常的时候，也应由参谋人员（或办公室主任）去安慰那些“受到污辱或被冒犯的人”，还要稍稍地提醒来访者，避免提及什么样的话题。
战争期间，我曾为一位英国将军当翻译。说实话，他很勇敢，是个出色的组织者。但他老是阴沉着脸，脾气也古怪。军官们都叫他“黑将军”。因为我是法国人，出于一种特别的优待，他对我非常关怀、友善。每天都请我一人同他喝茶。在亲切的交谈中，我无话不谈。慢慢地，我发现我作为一个外国人，肩负着某种非常重要的使命：英国军官为了个人服役期间的利益和自身的前程，想让“黑将军”知道的一些事，如果自己设法去讲，那他肯定不听。于是我便懂得了，只要权势人物视你如心腹，你就可以同时为他也为别人服务。
大人物的嗜好应受到尊重。因此，为反对这种嗜好而消磨时间大可不必。办公室主任与顶头上司应同舟共济。机敏的助手懂得哪些话不能出口。因为它会勾起上司复杂而痛苦的回忆，招致他大发雷霆。他懂得对二件事怎么介绍，才使上司感兴趣，并提出宝贵的建议。对领导的弱点和缺陷，他看得很清楚。但绝不可有半点的鄙视，而应尽力弥补其不足。
三、谨慎。一些在大人物手下工作的年轻人，对于重大的决定和决议，还尚未习惯于承担责任、掌管权力和发号施令。这种特殊的环境要求人严守机密。这是一条绝无例外的纪律。年轻人无论男女，都为曾经参加过某些重大活动引以自豪。渴望对别人讲点什么以此炫耀自己。然而他们要沉默寡言。由于一时不慎而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再者，保守机密，本身同样可以感受到无比的快乐。再也没有比被人视为心腹。
了解内幕、识破谎言而对一切不动声色更有意思的事了。雷卡米埃夫人正是善于此技而受到崇敬的。有时，她同时接待敌对双方首脑的亲信，或是两位竞争同一职位的对手的朋友，或是作家及其批评家的代言人。她边聆听，边安慰，边微笑。必要时，互相转达双方的意见，从不背叛任何人。她扮演着提台词者的角色，这种角色是有益的，也是迷人的。
四、效力。一名助手不应被动地而应主动地寻找资料。要知道上司在想什么。提前做好准备。排除无益的忧虑，安排各类琐事，简化工作中细微而必要的琐碎之处。女秘书是助手中最杰出的榜样。其作用不只是做记录、打信件，还要将所做的事情、来往的信件分门别类进行处理，熟知通信地址，成为活目录。她应具备办公室主任的能力，强于一般的女人。因为，女人能够听懂半截话、平息自尊带来的愤怒，使办公室中充满温和的气氛。但同时，也不能大女人气。因为，那样总有一天上司只会把她当作一个单纯的女人看待。这样工作会受损失。二者之间，要适度掌握，虽然是件难事，但也并非绝对做不到。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家务劳动
长期以来，人类把劳动看作是丢脸的事，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用你额上的汗水换来你口中的面包。”
从前，体力劳动，甚至很大一部分脑力劳动，都是由奴隶去做。在古罗马，语法学家和算学家都是奴隶。后来，理论家着意将人类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指领取工资的人，资产阶级指依靠财产和赢利生活的人。但这是个极为模糊的概念。它使一个每年领取二十万法郎薪金的银行行长成为无产阶级，而把一个每年含辛茹苦挣取一万法郎的小商人或小地主归为资产阶级。
我认为，阿兰的定义虽不能说完全准确，至少是比较深入、比较全面的。他将所有依靠自己劳动为生的，体力的也好，脑力的也好，受雇佣的也好，不受雇佣的也好均称为无产阶级。而对那些只是动动嘴的人叫作资产阶级。照他的说法，律师、共产党议员、银行“推销员”和乞丐都属资产阶级。因为他们都是以说服别人为生的。瓦匠、机械师、工程师、优秀作家都是无产阶级。因为他们不需要说服别人。只要他们工作出色，就能挣钱。当一个大企业家只是以自己的技术知识聚集财富时，他是无产阶级，而当他依靠关系和可爱的面容进入董事会的时候，他就该是资产阶级了。
阿兰说，因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形态。无产阶级面临着改造自然的重任，他们需要的是征服一切的力量，而不是讨人欢心。因而他们是冷峻的、不拘小节的；他们根据工作的需要选择穿戴，并不追逐时尚。在阿兰眼中，资产阶级个个面容可掬，讲话也颇能取悦于听众、选民及朋友，服式讲究。吉卜林在一首令人赞美的诗中，指出了马尔泰的儿子同玛丽的儿子之间奇特而鲜明的对比。前者辛苦劳作：铺路、架桥、开飞机、开火车；后者只会躺在豪华车厢的软垫上，终日昏昏欲睡，享受别人的劳动果实。
将人类分为两大阵营，或是今天我们依然沿用的两大“阶级”，无论哪种分法，都是人为的、有害的。一个资产阶级之子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工作方式成为只有在马达的轰鸣中才觉得幸福的无产阶级。一名工程师的儿子可以在旅途中是玛丽的儿子，而在工厂里却是马尔泰的儿子。但无论如何，许多极其艰苦的工作与一些人毫无缘分，而经常光顾另一些人。因此从中产生仇恨。自有人类以来就普遍存在的这一问题有否可能得到解决呢？古往今来，革命总是失败，而且将来也永远不会成功。因为它忽视了永恒的人类和最为基本的信条，这是原罪的信条。
不过，机器的发展终将有可能缩小工人与资产阶级之间在生活上的差距，虽然过去机器曾使工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辛和单调。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工作时间大约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最艰苦的体力劳动已经开始，并将越来越多地交给机器去完成。的确．机器取消了需要智慧和技巧的手工劳动；代之以枯燥乏味的流水作业。然而，这只是一种过渡，流水作业也终有一天会被“机器人”代替。那时工人的唯一工作就是监控，成为名副其实的工程师。
至于目前围绕体力劳动而展开的研究，其主要观点是：任何工作，无论高低贵贱，做好做坏都有可能。
挖一条沟，既可能挖得精巧、美观，也可能挖得粗笨、丑陋。这就跟准备一个报告会一样，既可以严肃、热。情地去准备，也可以敷衍了事。打字员打出的稿件，既可能一般化，也可能十分整洁，令人赞美。这完全取决于她手指的跳动、态度的认真、排字的对称合理以及检查时的专心。对于完成的任务，如果她所追求的效果比要求的还要高，她就会成为一名艺术家，并将获得无偿的奖励，也就是长时间的、强烈的幸福感。因为这项工作是额外的，不是为上司，而是为自己，为快乐，为享受，所以随心所欲。潜心工作，都会为自己留下自由的天地。
工作所带来的快乐那么充实，以致可以代替所有其他的一切。拿我自己来说，当我试图描绘天堂时，我不能把它当作一个永恒的娱乐所，那里有插着双翅、原手好闲的天使弹琴歌唱；而把它当作一问工作室，置身其间，我的生命充满活力。脸上带着在人世间绝少流露的表情，永远永远地书写辉煌的篇章。园丁的大堂就是花园，木匠的天堂就是台案。
家务劳动，当人们充满感情操持家务时，它便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最佳结合。把房间整理得井然有序的家庭主妇既是房间的皇后，又是房间的庶民。她自己规划，且常常自己实施。在丈夫和孩子的眼中，什么事没她不行。她奉献于他们的是关怀、照料和食宿。
她是家里的财政部长，有了她，家庭预算才能趋于平衡；她是家里的美术顾问，有了她，房间布置得才如此赋有魅力；她是家里的教育部长，有了她，男孩子才进了综合工科学校，女孩子也有了文化教养。
比起最最伟大的、成功的政治家，女人做家务，治理一块完美的小天地，理应同样自豪。利奥泰元帅讲得很有道理：“范围大小无关紧要。”好就是好，无论其规模如何。
除非是在极其富有的阶层，家务劳动一般来说，极为艰巨，家庭主妇没有片刻的休息时间。一周前后两个星期天，在她们眼里就是除工厂劳动之外，有两天的时间操持家务，洗涮、缝补、看孩子。一个家庭，一个社会细胞，总有一些急需处理的事情。还要注意别过于零乱、寒酸，注意外表的整齐、得体，注意培养文化修养。的确，做好这项工作，没什么娱乐可谈，但是它也同样是一项可以直接得到报酬的工作。一个真正的妇人，几天内，花费很少一点钱和很多的心血，把一问陋室变成一座天堂，再没有比亲眼看到这一切更美妙的事了。这是工作的艺术与爱的艺术的结晶。
学生的学习
教育的艺术当然是存在的。教师工作是艰巨的；它需要具备多年的经验。我们每个人，一旦真正想成为自己孩子的师长的时候，便会对此深有体会。做父亲的，很少能够成为自己孩子的良师。因为在孩子们面前，有些父亲自视博学，实际上是一知半解；有些人心灵嘴拙；有些人则过于急躁，过于严厉。因为教育孩子很烦人；又有些人过于溺爱而放纵孩子。我们应当向从事教育工作、并在这门艺术领域内获得成功的人们学习一点教育法则。
一、学而无规，无以成学。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学会学习。思想的形成，首先是意志的形成。这就是家庭教育从来极不得力的道理所在。家长总以种种借口为孩子开脱：什么孩子头痛啦；没睡好啦；要出门啦；老师不公平啦；题目出得难啦。对此，学校无情便是德。我甚至极力赞成旧的寄宿制。它尽管有种种缺陷，尽管生活常常相当艰苦，但是，它造就人，在那里，学生们能够学会在社会里谋生。而在家中，他们只是坐享其成。这太容易了。必要时，如果父母通情达理的话，学生即使走读到14至16岁，也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大城市过于自由化的生活，对17岁到20岁之间的男孩子有着无法抗拒的诱惑力。
二、教育决不是消遣。教育的目的是基于一定的意愿，确立一个基础的知识范畴，并引导学生达到当代人的知识水准。然后，再通过实践，让学生用在生活中领略到的经验和新的发现来填补这个知识范畴内的空缺。所有企图推翻自然程序，企图用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取乐于孩子们，并以此笼络他们的做法均属倒行逆施。图片教学、广播教学和电影教学本身并无效力。只有在学生自己产生积极性并经过努力的条件下，这种方法方可采用。不费力学到的东西，忘得必然快。基于同样的道理，“讲读课”，因为不需要学生做练习，所以几乎总是徒劳无获。教师滔滔不绝的讲演在这些年轻人的脑子里只会一门即逝。听，本身并不是学习。（自然，这里排除话语言教学。因为它恰恰相反，完全依赖于听。）
三、强迫学生参加测验和考试是十分有益的。家长和教育改革者不时地提出取消中学生毕业会考。他们错了。没有竞争，没有惩处，就永远不会有严肃的学习气氛。同样，在公立和私立中学里取消优等生会考是不慎重的。它作为一种制度，已经有幸地建立起来了，并且这是给予好学生在班级中应得的声誉一种有效的手段。
四、教育中最重要的是基础教育。家长中有不够重视初级班教育的趋势。他们说：“我儿子学习不好，他还是个孩子嘛，才7岁。”其实，一切都决定于孩提时代良好的教育方法。读、写、算样样精通本来就很不容易。大部分人不具备这些基础知识。书中一旦出现个暗示，如果没有马上说明其含义的词句，许多人理解起来就有困难。一个人如果没有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学数学就很难。反之，就很容易。对于不完全理解几何学初等课本，不完全懂得代数学基本概念的人，再继续学什么，也不可能掌握了。
五、教学与其多而杂，不如少而精。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技术员，而是造就人才。为此，设立几门学科足矣！拿破仑说过：“主要教拉丁语和几何学。”
外加一点历史和哲学。当然，更多的是法语。要读历史和学习科学，重要的不是让学生了解最新的发现和最现代的理论，而是让他们懂得什么是历史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对他们来说，古代学者较为粗浅简单的研究成果比起现代物理学家相当细微复杂的研究更容易懂，也更有用。阿兰说：教育一定要走在时代的后面。
读书的艺术
读书是工作吗？瓦莱里·拉尔博称其为“不受惩罚的罪恶”，而笛卡尔却恰恰相反，称之为“与最为高尚的前人的谈话”。二者各有道理。
坏书对于沉溺其中的读者来说，无异于鸦片，使他们深陷于空幻的境地，超越了现实世界。这类人对什么书都爱不释手，即便偶尔翻开一本百科书，读起水彩画技法的词条也跟读有关火力机械的词条一样有强烈的兴趣。他们独自关在房中，径直奔向堆满报刊杂志的桌子，埋头于干巴巴的铅字之间，却从不冷静地想一想，动动脑筋。他们并不注重书中的思想内容和主题，只是一味地读下去，看不出字里行间的现实世界和思想实质。他们绝少从书中获益，对丰富的信息资料，也分不出其价值的高低。他们读书完全是被动的，虽是在看，并不理解，不动脑子，更谈不上吸收。
相比之下，娱乐性的阅读还较为积极。爱读小说的人，在书中寻求美的感受、情感的复苏和迸发以及人间难遇的传奇。对他们来说，读书是一种乐趣。伦理学家和诗人喜欢在书本上重新找出自己过去的观察和感受。对他们，读书也是一种乐趣。最后一种以读书为乐的人，虽是没去研究某一确定的历史阶段，却也能认识到历史进程中，人类的共同苦难。这种娱乐性的阅读是有益的。
最后是工作性阅读。当某项工程设计在头脑中已有一条主线，需要加以完善和补充的时候，人们便到书中去找寻所需的某些特定知识和材料。这种工作性阅读，倒不需要惊人的记忆，手里有支铅笔或钢笔就可以了。每本书读过之后，当再想回味一下思想主题的时候，也没必要把整本书重读一遍。请允许我举我个人的例子。当我读一本历史书或者其他类似严肃的书籍时，我总要在扉页上记上一些概括思想主题的词句，并农每个词的后面标好页码。这样，在需要时，我不必重读全书，而可以直接找到要找的地方。
读书，同所有的其他工作一样，也有其规律可循。
这里我们提出几条。首先，最好是具体熟知一部分作家及作品n而对大部分作家，只做一般性了解。初读一部作品，常常领略不到其精华所在。年轻时，泛舟书海，如同步人尘世一样，应去寻朋觅友。当发现知音，选择、确定之后，就要携手并进。一生中能与蒙田、圣西门、雷斯巴尔扎克以及普鲁斯特交上朋友，那就很充实了。
其次，阅读时，在众多的作品当中，要给伟大的作品一席显赫之地。当然，应该对当代作家感兴趣，这也是必要的。正是在他们之中，我们才有幸找到了与我们有着共同的忧虑与需求的朋友。但是，不要把自己淹没在一般性书籍的海洋中。名著之多，我们已经无暇一一问津。要相信前人的选择。一个人兴许看错，一代人也兴许看错，而整个人类不会看错。荷马史诗、塔西佗③莎士比亚、莫里哀等都肯定无愧于他们的荣誉。对于那些还没有来得及经受时间考验的作品，我们留待将来再去偏爱吧。
第三，认真选择精神食粮。各人的思想都有适于我们自己的养料。学会辨认哪些是适合我们的作者。我们的朋友也将大相径庭。读文学作品，也跟谈恋爱一样，对别人的选择总是感到吃惊。忠于我们自己的作者吧。在这方面，自我才是最最公正的法官。
第四，读书要尽量聚精会神，沉思冥想。如同亲临一场美妙的音乐会，一次神圣的礼仪。凡是一目十行。
断断续续、心不在焉者都不能算是读书。真正的读书应该是通宵达旦；应该是为了某个特别喜爱的作家，贡一献出冬天星期日的整个下午；应该是庆幸有时机在火车上重读巴尔扎克、司汤达的小说中的某个片断，或者是《九泉下的回忆》。当他发现了某个自己喜爱的句子或段落时（如普鲁斯特的《山楂花》、《小玛德兰点心》或托尔斯泰的《勒维纳的婚礼》），便会欣喜若狂，就像音乐爱好者在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鲁什卡》中等来了魔法师主题音乐的出现。
第五，赋予伟大的作品以伟大的称号。因为，这些作品无论是描写西班牙客栈也好，描写爱情也好，读者在书中发现的只能是书中所有的。对富于情感的场面感兴趣的人，只能是对此已有感触的人，或者是年纪尚轻，抱着希望和焦虑的心情等待感情发展的人。一个去年读书还只是好猎奇的青年，今天突然对《安娜·卡列尼娜》和《多米尼克》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为什么？因为从今天起，他领略到了什么是爱的幸福和烦恼。再没有比看到这些更感人的了。伟大的社会活动家都是吉卜林的忠实读者；伟大的政治家都是培的伦和雷斯的忠实读者。非常有趣的是，在非法政府推翻摩洛哥政权的第二天，利奥泰就扎进了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读书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书中重新发现生活、更准确地理解生活的艺术。
艺术家的工作
艺术家的工作与手工业者的工作既有相同、又有不同之处。就掌握技巧而言，他们是相同的。技巧也是经过大师们的刻苦钻研和潜心训练获得的。一般说来需要天赋。（像莫扎特、拜伦、雨果、夏多布里昂）但是，天赋也会自行摒弃，终要枯竭。懂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见过瓦莱里工作，也研究过普鲁斯特的手稿。只有经过耐心的研究，搜肠索肚的思索，全力以赴的追求，才能找到一个准确表达思想、惟一符合对称与和谐要求的、非它莫属的字词。谱一首乐曲，需要全面的音乐修养和长期耐心细致的工作。除非是个天才，体操是艺术中一门最高深、最接近本能的艺术。
一般来讲，艺术家经过长期努力，在积累了经验。
技术上有了把握、风格已经形成之后，他便可以在他完全了解他所要表现的东西的时候，利用一定的时间，迅速地完成一件作品，并且直接获得成功。这在外行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惠斯特对那些指责他仅用一个小时就画完一幅画的人不加理睬。他能用一个小时画完这幅画，是因为他曾用毕生的心血画这幅画。
掌握技巧是手工业者的主要任务，然而只是艺术家工作的一部分。瓦莱里说过：一首诗“不是用感情写的，而是用词句写的。”实际上，两者都必须具备。一涉及艺术，人们总要想到人为的形式。形式自然是必要的，但是只有完美的形式，而无实际的内容，也毫无感染力。贝多芬的交响乐具有令人赞叹的形式，也正是在这样的形式中，倾注着贝多芬的灵魂、思想、痛苦和欢乐。拉辛的艺术形式达到了完美无瑕的境地，但若无拉辛的激情却又会怎样呢？
因此，除掌握技巧之外，（这里与手工业者不同）艺术家还要有生活，或者说有过生活。“诗歌是人们在静滋中回味出的一种激情。”由此可见，一个艺术家的生活至少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人类的肉体与情感生活，只有它才能教会诗人人类常识；二是沉思默想；（艺术家属于反刍类，需要不断反复地咀嚼往昔，以利引导和转换为艺术形式）最后是技巧。它所占的比例不大。我认识许多作家，他们每天只写两个小时。而他们的思考、阅读、交谈是他们的另一种工作形式，也是必不可少的。歌德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进行于寂静之中。”
艺术家到底应该生活在人世间还是生活在人世之外？我想这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完全脱离尘世，保持圣洁的自然，对大多数艺术家是有害的。一个走出木屋的普鲁斯特去寻觅逝去的时光。如果我们采纳了他的生活节奏（并具有他那样的头脑），大概我们每个人也会找到无数以往生活里的素材。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只是不停地写着普鲁斯特写过的作品，永远步其后尘。况且，大部分人需要新旧的更替。这里歌德又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当人心平气和又有明确的工作任务时，孤独是件好事。”因此，在寻找到这种得以完成工作任务的心理状态之前，明确工作任务便尤为重要了。
休息的艺术
休息的艺术属于工作的艺术的一部分。因为，一个过度疲劳、急需休息的人不会做出任何富有实效的工作。众所周知，一个人彻夜未眠，翌日清晨大脑会拒绝工作。此时实施工作的艺术中各项准则也是徒劳无益的。实施这些准则的前提，是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和大脑。没有劳逸的交替，人体器官便无法生存。
“周末”休息的规定是一项明智的社会保健。我曾见到过一些法国部长，尽管精疲力竭，眼睛也睁不开，却还在强撑着作事关欧洲和平的重大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休息已成为一项责任。
当疲劳是出于体力不支时，休息还算不上一门艰难的艺术。人会跟动物一样倒床便睡。但是，当大脑疲劳时，往往急需睡觉的人却难以人眠。这种时候，睡觉便需要艺术。这里有几条秘诀。一、自信能够入睡。微量安眠药的作用主要是创造有利的自我提示。二、置身于适当位置，使身体触觉降低到最小限度。就是说，身体平稳，温度适当，无光亮。三、驱除失眠带来的意念。因此，控制思维是有好处的。如有可能，去回到不存在我们今天的烦恼和。比愁的遥远的过去；想一想你童年、青年的时候；回顾一番十分久远的影像；闭上眼睛，试一试让这些影像在眼前点点串串地闪烁，渐渐地，你到了一个异样的、恬静的世界：你睡着了。
另一种截然不同、却是常常有效的方法是不看重失眠，甚至视其为一次幸遇。看看书或杂志，并不限定时间，安详地等待生理疲倦，睡意来临。
一个健康的活跃分子常常很难安排时间消遣。离开工作，他会烦闷不堪；关在房里，犹如兽困笼中，辗转不定。虽是一味地集中精力，填补时间空隙，原来的爱好，却变成了一种恶习。由于各项发明创造和各种机器的涌现，现代文明提供了更多的消遣时间，我们应该学会利用这些时间，并可用以下方法：
一、以逸代劳。某些事情对别人来说是工作，对我们来说却是休息。演戏、种花、打鱼、狩猎、做家具，这些事对演员、花匠、渔夫、猎手和木工来说是工作，而对于业余爱好者却是消遣，尽管他们付注了最大的劳动。首先，由于工作的改变，使人体不同的肌肉和神经得到运动，成为一种自身的休息。再则，业余爱好者在与外部世界的斗争中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他们做这些事，完全自由自在，想停便停，没有任何束缚。
二、游戏。游戏是一项更不存有利害关系的活动。
因为其目的不是解决实际问题，而是遵守一些随意制定的规则，接受与否悉听尊便。棋手也好，牌手也好，都不是在与物质世界抗争，而是向纯智力领域挑战。
其中存在着两种休息的因素：他知道损失的那一部分无关紧要，也知道偶然的介人是有限的，应当注重良好的体育道德。参加运动的人自己要遵守规则。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规则，游戏便不复存在。当某些游戏规则经过长期使用，已被全体民众，乃至多少代人所接受的时候，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则便可培养造就遵纪守法的公民。英国人说有人在爱情、事业或政治上弄虚作假是因为“他不玩游戏”。文化就是人类继承下来的公共协定。许多协定都同网球和高尔夫球的规则一样专横。但是正因为我们制定这些协定与规则的时候，已经预见到它所能产生的效果，所以我们便看到：礼仪取代了威吓，游戏代替了战争。
三、戏剧。这类活动我们只能间接地参加，静静地观赏。我们对此感兴趣是因为“人类的一切对我们都不是陌生的”。悲、喜剧中渲染的都是我们的情感。我们在生活中同作者一样感受到它们。为什么说这是一种休息呢？因为在艺术的世界中，我们不要求作出任何决定。这出戏虽是能够打动我们，反映我们的生活，但它是在一种臆造的环境中进行的，这一点我们十分清楚。美学与伦理学相差甚远，而戏剧可以感动生活中的小人物，给他们注入伟大而崇高的情感，深深地教育他们，升华他们。只是当戏剧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占据了一席位置的时候，这种类似斗争间隙的很好的休息形式才变得令人厌烦。电影和广播很少作为一种消遣对新工作有所启迪，而多数使人头脑迟钝。比起读书，这更是一种“不受惩罚的罪恶”。
四、旅游。出外旅游本身就是一种休息。这并非因为天大有不同的艰难活动，而是由于我们摆脱了责任。除了一些官员，旅游者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某一阶层，某一家族。外国只是一处风景，我们在那里再也不会感到永远推卸不掉的责任。我们大家时常需要沐浴在清新自由的环境下。即使在紧张中，常规和纪律也使我们觉得快活。再者，休息时间并不长。外出几日，心旷神怡，这再好不过了。
结论
真正热爱工作的人，稍事休息，就能重新以一种异常欢快和渴望的心。清回到工作中去。当一个人与工作结为一体的时候，对他来说，停止工作无异于结束生命。况且他没有停止过工作。他无论走到哪里，事务会跟到哪里。作家即使在旅途中，脑海里总是索绕着尚未完成的句子。深夜他会醒来，几个词在面前反复闪现。作家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修改着他的作品。企业家即便离开办公室，来到海边，手里也是捏着一张纸片、一支铅笔，扒在沙滩上核算着什么成本。如果他住在工厂附近，尽管星期六上午职工们都不在，他也会走进去，一个人在空荡荡的车间里默想着如何改造大工程，思索着更保险的方法。星期天农民也要到地里走一走。“不积草木，无以成林。这是一项真理，一件史实，一条定义。道路漫长曲折，遍布荆棘泥泞。这一切都包含着往日的辛劳，这一切就叫工作。”
为达到使人类厌恶工作的目的，社会应该变得愚蠢笨拙，评论家变得不近人情。忠于职守是人之常情。“工作驱逐了烦恼、罪恶和需求。”它是一切精神病的灵丹妙药。1914年的战争中，我的英国上校时常对我说：“上帝赞美工作！”没有了工作，我们会痛苦难当。我们远不是那种临阵脱逃的人。但是，怎样才能够在繁忙的工作中撇弃那些凄楚的想像呢？
1938年9月，当我们再次面临极端可怕的战争时，当我们被那些夜间轰炸的血腥景象纠缠不休时，我们只有在工作中，才会感到稍许的安宁。那时，我有幸从戎。聪明的军官使我们从早到晚激情满怀，疲于奔命。我们头脑中有固定的信念和确切、现实的目标，也就无暇去做那不着边际的迷梦，更没有精力去幻想中遨游。入夜，人已精疲力尽，自然睡得很香。战争期间就是这样度过的。
每个人的切实利益才真正是整个民族的利益。如果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府为法国制定一项规划，如果我们能够从这规划的实现中，看到坚定的信念和胜利的曙光，那时，整个民族便会从混乱的恶梦中走出来，所有的人都会同心协力，去完成伟大而有益的任务；那时举国上下都将回荡着上校说过的那句话：“上帝赞美工作！”上述所讲的，都是些经验之成说出来，了却了我的一件心愿。
第4章　领导的艺术
凡高傲有志之士，未亲身体会之前总是认为：为何要受制于人？然而，某些意外的事变使其醒悟：没有他人的领导，自己终会沦为强者的战利品，正缘于此，他如同爱惜自己的生命和自我的安宁一样，终于也喜欢服从了。
路易十四
无论何时，只有有了一位领导者指挥大家步调一致地向着一个目标前进，人类才可能有效地开展和进行一项共同的活动。至于提到一项需技节奏进行的运动，这一点更为显著。如果铺轨工或者划船手的指挥者不强调行动一致，他们尽管个个身强体壮，但也是枉然。各项脱离领导的集体行动都会导致混乱和失调。每个参加过战争的人都懂得领导的必要。当然，不仅军队里如此，就是一个车间、一所企业、一家报纸乃至一个国家亦是如此。哪里有集体行动，哪里就应有领导。
领导人一旦出现，并且具备刚毅的性格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混乱马上会被秩序所取代。在1914年的战争期间，人们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由于指挥不当，军队节节败退，落荒而逃；而其后，一位名副其实的将领又重新唤起军队的士气，奋起抗击。同样的人组成同样的民族，而有无政府的统治，便会产生叛逆与守法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没有领导，便不存在军队，不存在国家，不存在社会。
因此，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社会本身推选出各个等级的领导人。他们自上至下依照等级次序成金字塔型。每当一个金字塔建成以后，社会便出现相对稳定的局面，国民得以安居乐业。而这个时候，便有人开始力图打破这种等级。一旦社会重新出现混乱，新的等级便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当组成罗马帝国的行政等级制度和军队等级制度失去了政权，也失去统治地位，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无政府状态，它建立了封建等级制。当俄国在工业上取缔了资方领导后，即由一个官僚与技师结合的寡头政治集团去执行同样的使命。这便是为什么尽管有其诺言和愿望，在同样的土地上从未发生革命的道理所在。我们能够并且应该设想同样的机会，也正如波拿巴所说：“予人以广阔自由之天地。”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希望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我们不能够设想在领导面前人人平等，更不能够设想没有领导的社会。
怎样选拔领导？
人类在其历史的长河中，发明制定了有限的几种选拔领导的制度。
一、世袭制。这是一种最为古老的制度，大概很早以前就实行于游牧部落，长子继承父亲的权位。不承认“长子地位”的国家，便出现兄弟间你争我夺的混战，造成社会分裂，国家衰亡。在《圣经》和古希腊悲剧中，都能发现这类事例的记载。在古老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君主制度中，权力的世袭平静地袭沿了下来。而且，世袭的统治者对被统治者来说，具有绝无仅有的巨大的威信。英国国王就是依靠这种威信统治着各派。拿破仑由于看破这一点，他急于建立一代王朝。他知道：战败的国王还是国王，而皇帝是靠持久的战功来维持帝位的。
在世代相传的企业或其他部门中，情况亦然。经理、厂长、农场主等等都无心于权力的角逐，而全凭姓氏决定。这并非出自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而是源于自然的感情和天理。父亲可以把领导企业的传统方法和对企业的依恋之情传给儿子。世袭的企业领导跟世袭的皇室一样，他深深地感到企业与其自身已融为一体。为了荣誉可以献出一切。在我们刚刚度过的法国长时间的经济危机中，涌现出了不少这样的例子。
世袭制的危险在于，长子很可能是个庸才，或者是蠢货。那么，能把整个民族或者企业交到这样一个人的手中吗？显然不能。在一些实行世袭制的国家中，领导人似乎极少是被任命的，当然也都有例外。在英国，有好几次议会改变了最高权位的继承次序。在美国，工业家在世时，就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使范围过宽的权力不致落到无能的儿子手中。如果既有良好的愿望和实用的基础，又有众参两院的监督，世袭制有其长处。
二、选举制。首先，领导者应该是公认的。得不到信任的领导人没有指挥别人的能力。当选的领导要在选民中有毋庸争辩的权威。但是也会常常出现这种。情况：人的某种品性（口若悬河、和蔼可亲）虽然有助于竞选，却并不一定是领导所应具备的才能；人的经验往往掩盖了人的平庸与软弱。况且，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当选的领导人只能得到略过半数的选民的拥护。如果另一半人对这位当选者怀有强烈反感甚至仇恨的话，那么如此而形成的局势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的危害。我们多次看到，由于多数人选举出的领导人得不到全体人民的信任，而使许多国家陷于困惑与萎靡之中。
当不是在一个国家，而是在一个领导人直接行使权力的小小集体；当领导人任届期满，还得服从选择的时候，选举制就变得很危险了。明天将去鼓动选举的人，今天怎么能够让别人服从于他呢？采用多数通过的方式选举企业领导或军队统帅就等于将企业引向倒闭，将军队引向失败。各种体制的社会都很快明白了这一点，连最富于煽动群众的国家也抛弃了这种制度。他们仅仅局限于让人民选举各种代表：众议员、参议员、监察员，这些都是（或许应该是）监督员，而不是领导。
三、科举制。科举制是通过考试选拔领导的一种制度。如果考生的成绩优异，便发给证书，委任职位。
这是过去中国推行的办法。目前我国在某些范围内，就实行这种办法。法国人必须通过某种考试，才能担任军队首领或公共工程的领导，或外交及大部分行政机关的领导。这一方法似乎还是很公平的，考试的条件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然而它也有许多弊病：（一）应试者的年龄远非当指挥官的年龄，因此，也许一位40岁的杰出的领导人因大器晚成，而被排挤在外。（二）领导人的品格是无法在考试中以分数评判的。（保尔·瓦莱里说过：“我们这个社会中最大的疾患就是选举和文凭。”）
科举制是绝对必要的。考试不仅把住了每个部门的大门，而且每个新的权力阶层也必须通过新的竞争。我们的医学部门就是这样。在部队里，军校和高级军事研究学校形成了两道关卡。在和平时期，人的资历、任选和得到的器重等于战争中的胜利。法国采用了温和的科举制。
四、资历与选择。至于资历，那就不必多谈了。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便能从工作中吸取某些经验，这是显而易见的，只要不是个彻头彻尾的懒汉、蠢货或固执分子就行。但是老年人那么多，而且谁也不曾坚持说，只要查一下出生证就能发现最杰出的人物。因此，在他们中间，也要进行选择。
上级领导选拔下级领导，要完全相信他们，并对其行动负责，这似乎是最合情合理的办法。国家领袖（世袭的国主或当选的总统）选任的总理需要得到监督委员会和议会的承认。总理选任部长，部长选任局长，局长选任他的下级领导。这个金字塔由上至下地建立起来。这在建筑学上是不可思议的，而在行政事务中却取得了成功。
事实上，这种体系在人类事物的某种范围内是有利的。也就是说，其原则是对的，但做起来并非十全十美。除了议会主席的选任和由政治家担任的部长的选拔之外，其他所有人员的选拔，其中包括技术人员担任的部长，都必须以他的技术知识和道德品质为准绳。从这些当选人领导国家后的情形来看国家的利益，在于最高统帅和下属各个领导人是不是最优秀的人物。此外，他们的政治主张、宗教信仰及其亲朋好友也至关重要。任何关系都不能使人丧失人情。朋友和亲属会在选举中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确实经常是令人遗憾的事。为使才干不至埋没，我们每个人都处在别人与自我的监督之下。
五、指定制。最后，当国家肢解、衰亡，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领导人无法选择，只能指定。克伦威尔就不是由任何高级权力机关选任的。他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业主，指挥过为数不多的骑兵。大革命把波拿巴推上了元帅的宝座，而他是自己使自己成为国家的领袖。我们大家的脑子里都有这样的范例。使用武力夺得政权的人几乎都具备做领导人的才干，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没有这样的才干，夺取政权也就无从谈起。这里需要搞清楚的是：他的能力是否仅仅是一名游击队长的能力，或者他的能力是否能够上升为国家领袖的能力。波拿巴很快便从战士变成国家领袖。从此开始了他的首席执政。
假如他不是常常成功，他也会不惜使用武力去做全体法国人民的调停人和领袖。“从克洛维斯到公安委员会，我都承认，都接受。”大权在握的领导人都有一个难题，即权力的继承。克伦威尔的儿子没能统治多久；波拿巴的儿子在流亡中夭折。
实际上，在选任领导人的问题上，从来就没有一种十全十美的解决办法。一切都取决于过去的历史和国家未来将要达到的目标。然而无论是被推举的还是被选任的，是靠才能还是靠武力自封的，其任期的长短，要看他是否具备统治别人所必需的才能。
领导人的性格
领导人肩负着领导的使命；他必须清楚前进的目标，必须具备这样的品质：意志坚定。应善于决断一教于负责。当然，在决定尚未做出之前，他需要获取一切信息，权衡利弊。一经确定，便勇往直前，除非遇到难以预测并无法逾越的障碍。再没有比领导人优柔寡断、动摇不定而使部下灰心丧气的事了。一位皇帝讲过：“坚定赢得一切。”1938年9月，张伯伦先生希望维持和平，避免战争；人们可以批评他的政策，但是就连他的敌人也承认，在选择这一政策后，他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使这种政策赢得了辉煌的胜利。
为了选择和决定各项政策策略，领导人应当具有高尚的情操、有些决定，常常也是不得已而做出的。霞飞元帅在大战初期“罢免”了一批将军，都是他的朋友。有的时候，为了拯救芸芸众生而忍痛割爱是必要的。一个领导应当常常表现出应有的威严，但不能为人阴险、歹毒，积怨记仇。他应当对流言蜚语充耳不闻，但是，如有可能，对大众舆论应因势利导。
作为领导人，将一群忠诚可靠、堪当一面的人物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是十分重要的。绝不允许苟且偷安。
为使政策付诸实施，领导人需要选拔出可以信赖的专家，放手让他们工作，而自己只是通过经常性的检。核实他们汇报的真实程度。曾经有人这样问过利奥泰：“那你自己干什么？”“我是总的方针政策的工程师。”有经验的领导人懂得，一下子妥善安排好每个下属的具体工作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有关经济工作，他只需指出大方向，强迫个别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他并不打算以一纸空文替代千百万人的工作激情。警察指挥车辆顺序行驶，但并没有规定每辆车的行进路线。
领导人应该使技术人员尊重他，如果得不到这种尊重，这个班子就会疑虑重重和从中捣乱。要想得致尊重，只有尊重别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意味着一种伟大的性格。他应该是大公无私的。鲍德温先生和普安卡雷先生似乎都没有什么光辉业绩。鲍德温先生甚至装得无所作为。两人在经济上廉洁奉公，不贪钱财。鲍德温先生将他的一部分财产献给了国家；普安卡雷先生拒绝让部里的通讯员为他送私人信件。两人都具有纯朴的品质。这是一位优秀的企业领导人、一位好丈夫所应具备的品质。这些基本的美德乃是力量的源泉。人们可以赞成或反对他们的政策，但即使是他的敌人也不会反对他拥有统治的权力。对于独裁者来说，这是一种简朴而纯洁的力量。好机遇也曾多次光顾过布朗热③，却终未使他发财。
领导人应怀有火热的激情：热爱他的事业，热爱他的本职工作。还应慎重小心。甚至带点神秘的色彩。他的轶事传闻并不说明他多么糟糕。即使他承担这种传闻的责任，我也绝不对他加以指责。领导人和统治者也都是普通的人。吉卜林在《欲作皇帝的人》中写了这样一位传奇人物。由于他品德高尚，统治了山里的各个部族，并成为他们的领袖。但当他禁不住爱上手下人的女儿，在她面前成了一个世俗男子的时候，他就失去了以往的威望和最高统治者的宝座。拿破仑说过：“有多少男子仅是为了女人而成为罪犯。”这里应该谈一谈领导人的夫人，这是个难以胜任的角色。她应该保护他，以防旁人的攻击，尽量让他免遭不必要的麻烦，提醒他言行不可冲动，把家庭治理为一个平静、舒适的天地，而不是另一个帝国，这里的一切都是无需发号施令的。
有一天，大家在威廉·皮特面前讨论什么是国家领导人应有的主要优点。有人说是工作能力，有人说是精力，还有人说是演说才能。“不，”皮特说，“国家首相所应具备的基本优点是耐心。”是的，这不但是说国家首相，而且还针对所有领导者而言。在人类事务中，愚蠢的事情时常发生，到处都有蠢笨的人。领导人应随时准备遇上这类事，并能耐心地承受。他的意图会被歪曲，命令执行得极糟，助手之间你争我夺。这些他都心中有数，考虑后果时，首先想到这些难以避免的局面。他并不千方百计地寻求那世上根本就不存在的毫无疏漏的措施，而是想方设法发挥现有实施者的特长。他领导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中的人，而不是理想中的人。
另一种耐心表现为坚韧不拔的毅力。一位称职的领导人从不相信一项目标已经达到。他需要坚持不懈地操劳各种大小事务。世界上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
拿破仑说：“成功的瞬间隐匿着最最可怕的危机。”如果你一时袖手不管，那精心管理的花园，过不了多久，便满目荒凉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倘若放任自流，毫无秩序，那几年之后，也会毁于贼民之手，败在邻国的兵戈之下。领导人懂得，圆满的成功是永远不会取得的。
每日清晨醒来，他就要重新开始他的努力。
谨慎是领导人必须具备的品德。黎塞留说过：“保守秘密是事情成败的灵魂。”查理一世之所以丢了王位、丢了脑袋就是因为不谨慎。他制定了逮捕议会中叛乱分子头头的计划，却很不谨慎地将此事托付给他那可爱的亨利特·德法朗士王后，而王后欣喜异常，将消息透露给贴身女仆。又不想这个女人与对方有联系，她急忙将计划通知了身处危境的议员。结果是当国王将计划付诸实施时，发现那伙人已逃之夭夭，而痞子们也起来造反了。《伦理学》上说：“话该什么时候说，就什么时候说；该对什么人说，就对什么人说。”
戴高乐上校说：“什么也比不上不动声色更能提高人的威望。说，等于扰乱思维，分散精力。简言之，当事情需要你集中力量时，你却涣散不堪了。从不动声色到发布命令，这中间需要衔接得默契。‘立正’，每逢部队出发执行任务之前，总是这样呼口令。由于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影响着一切，因而只有他不讲话，才能叫别人保持安静和提高警惕……”孔代在罗克夸的时候，年轻热情，在练兵场上，他骑着战马从队前走过，一言不发……奥什比一般军官更快成熟，他原来很容易冲动，讲起话来慷慨激昂，后来也变得冷静简洁了……
有谁比波拿巴还寡言少语呢？士兵总是效仿指挥的作风的。维尼这样写道：“我了解这些军官，他们始终保持着苦行僧式的缄默，只有发布命令的时候才张开嘴巴”在公开场合，路易十四神气十足，“望之俨然可畏，也令人肃然起敬，就是在私下里，在他最为尊重的人的面前，他也是如此。”对于领导人来说，为维特威信，需要表现出必要的持重与庄严，为了培养自己班子也要保持和蔼的态度，而在这两者之间，保持适度无疑是很难的。但是生来堪当重任的领导便能够掌握分寸，轻而易举地克服这一困难。
除此之外，还要有强健的体魄。身体的健康是惟一不容虚假的。作为一个领导，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他的一大优势。以耐心、刻苦、意志坚强来要求他们，对他们来说是较比容易的。霞飞元帅的两大优点就是能吃能睡。马尔纳战役的胜利就应归功于此，因为身体各部的平衡能促进大脑的正常运转。“作为一名指挥员，最重要的一点是冷静。”人们还记得加利埃尼打仗时，下完命令就去看书。利奥泰当时还很年轻，他很惊讶。加利埃尼回答说：“我该做的都做完了，我等着新情况，我一边等，一边想别的事。”这是一种很好的清醒脑筋、保持冷静的办法。当利奥泰被困非斯，四面楚歌的时候，他也让人给他读维尼的作品。蒙田说过：“看到一个将军站在就要发动攻击的城墙缺口下，并准备与战士们同心协力作战，我是很高兴的。布律蒂斯是避开夜间巡逻队读几小时书，或安安稳稳地将波利贝的著作藏好。只有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才埋头琐屑事务，不知道这种事应拿得起放得下。”
领导人的智慧
个性虽比智慧重要，但智慧也是不可缺少的。身为领导，或工程师，或军官，或政治家，都需具备全面的文化修养。诗歌与历史可以教人最准确地理解人类感情。有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实业家可以在逆境中从容镇定。科学文化使他掌握了各种条理清晰、简明扼要的工作方法。重建一个国家、指挥一支军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创造艺术作品。通过学习，掌握了美的趣味和意境的人，会比别人获得更大的成功。
福煦元帅说过：“如果说科学研究的本义在于重视物体形状和其巨大的内在能量的话，那么文学研究、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本义就首先应该是发现和认识关于现实世界的观念，并且通过这种观念去运用和发展人类智慧。总之，在生活的广阔天地中，在积极的、丰富的生活中把握住智慧……与专业知识相比，今后会更强调全面的文化修养，尤其是对官员来说。”
当然，专业知识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我出版《军官的对话》这本书时，我收到了法约尔元帅的一封信。
他是位杰出而谦逊的领导人，他说：“能够指挥军队的人必须性格刚强，通情达理，特别是有丰富的知识，因为文化知识来自于长期的工作。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上次大战的许多将军都曾是军校的教员，像福煦、贝当、我本人以及其他一些人……我们第一次发现：教员当上了大军官。这与我们军校现行教学法的特点有关。一切都以历史和条件转换为基础；目前的变动是无休止的，冬季还在撰书写作，夏季就得从事战役的研究了……你知道，数年致力于解决变化多端的战争问题的人在实践中不会感到束手无策。解决办法是从脑子是产生的。当然，它来自正确的理论教育，这种方法给予那些参战的各种力量（物质的、智力的、精神的）应有的地位。应当注意不要顾此失彼，一切都是一样重要的。
领导人应有简洁清晰的头脑。过子纷繁复杂的想法和计划都不能完美地付之于行动。组织机构臃肿与无组织所造成的损失同样严重。传动系统能消耗整个马达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只有一个人领导的小企业往往能够在产品的成本和质量上战胜大托拉斯的原因所在。）领导人应当具有非常简明的思想，它取之于经验，付之于行动。在这个固定成形的框架内，再填入某项确定的行动所需的具体知识。
领导人应当善于集思广益，应当懂得运用别人的头脑。黎塞留说过：“多听少讲有利于统治国家。”然而只能够听信某些信息情报准确无误的人。懂得保持缄默这很好，制止闲谈也同样有益。
领导人应该具备雷厉风行的作风。时间是一切行动的基本要素。在大部分情况下，适时地实施一项尚不完善的计划总比过迟实施一项完美的计划有效得多。有的时候，时间成为尚待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
航空部长不能这样想：“了解到人力、财力的情况和国会方面的困难之后，我需要多少时间才能造出五千架飞机呢？”而应这样想：“既然到春季我需要五千架飞机，那么要完成任务，我应当上报什么样的预算，向下属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呢？”创办新兴工业就像打仗，开银行跟办报纸一样，怠慢就意味着毁灭。领导人必须思路敏捷，必须团结一批行动迅速的人在自己周围。
最后一点，领导人也要重视传统的风俗习惯。在他眼里，已经存在一种崇高的道德。在他用以建设未来的诸因素中，过去的时间已为他提供了一些最坚实的基础。他应当注意改造和移植，而万万不可丢弃。吉卜林曾在一则令人赞颂的神话中描述了河神是怎样惩罚那些破坏了传统劳作程序的造桥工人的。20世纪的我们，今天全副武装去征服宇宙，而宇宙也会向我们发起难于抵御的反击，况且我们很难预料我们的行动所能造成的后果。在革命年代，人们似乎成功地捣碎了一个国家的传统支柱，但是只有到最后阶段，才能给予正确的评判。法国的大革命就是以复辟王朝的建立而告终。明智的领导人不应忘记，学巫术的人一旦用咒语使中魔的扫帚动起来，再叫它停下来就很困难了。
领导艺术
无论是部长，是军官，是工程师，还是主任，凡是领导人与下属的联系，都通过三种形式：下达命令，听取汇报，实地视察。
命令首先要明确。沉思可以海阔天空，设计方案亦可想人非非，而下达命令一定要确切。任何命令都很有可能被人曲解。似是而非的命令没人能懂。皇帝说过：“只有自己干的事情，才能干得好。”这是句俏皮话。当然，审慎持重的领导人都承认：谁都无从理解空洞无物的讲话，而且大家会忘得一干二净。因此，仅仅下达命令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亲自核实执行的情况．尤其是在下达命令的同时，要能够预见所有潜在的破坏因素。人类的愚蠢和偶然的恶意是没有止境的。意外事件时有发生。因此，能够做到审时度势、防微杜渐的领导总比别人多一点偿愿的机遇。
当领导人组建起合作班子，并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可以信赖他们的时候，上述的矜持则可不必。每个政客老手都有自己的班子，每位高级将领也都有各自的私人参谋。这些人对上司的解好了如指掌，知道如何侍候奉命，上司的命令即便是只言片语，也能心领神会，并且准确无误地上传下达。世界上终归还是有些值得完全信赖的人。有人说威尔逊总统信任全人类而怀疑每个人。然而真正的领导应该是怀疑全人类，信任某些人。
如何选拔这些人呢？领导人的职责之一，就是充分地了解哪些是可以吸收进班子的人。贝当元帅统帅法国军队时，他的优势之一，就是曾经做过军校教官，并且亲手培养出整整几代年轻军官。甘必大为了了解下属，到全国各地视察。一个有幸统治一个国家的领袖，应当致力于发现人才，并且让他们去执政张权。
就领导人的职责和利益而言，不仅要求他们善用现有人才，而且要求他们培养新的人才。国外的许多政党就是这样做的，例如英国的保守党，他们在各个大学里暗中观察那些将来有可能成为国家领导的年轻人，为他们创办社团加以培养。如果有人确实显露出超人的才干，便为他们创造一定的条件。如果有人当上议员，总理便尽力向他们中间的出类拔萃者传授经验，先为议会秘书，后做副国务秘书。这项党派首脑的职责保证统治阶层的新鲜血液。这同样也是企业家的一项职责。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已经懂得了这个道理。像在勒克索地区，就有自己办得很有成效的学校。
那里的年轻人经过层层筛选，被送到适于各自才干的最高岗位上。
在一个班子内部，同事间做到互为理解、相濡以沫常常是很难的。领导人不能容忍班子成员存有社会等级思想和地方宗派主义，这会造成不团结。铁路的关键是机务和调度，参谋部里的重点在于第一和第二办公室。至关重要的是领导人要使大家懂得：一支军队。
一家企业、一个地区组成了一个有生命的机体，而各个器官之间的排他性争斗，实际上等于自尽。
部下对上司一般都是很敬重的，并且尽心尽力为他效劳。然而下属之间却常常会相互嫉妒，激烈争取受到器重。对此，“老板”应有察觉并缓和这些冲突，因为它严重地削弱了一个机体。正如一位经验丰富的司机，一听马达声音不对头，便知道是汽缸出了毛病。作为一名领导，也应该一发现手下班子有问题，就立刻找到症结。当然，这些原因很难察觉，就像管道中的一颗沙砾无从寻觅，就像耸肩不过只是一种人的怪癖，却会被看作是对付他人的一种羞辱。利奥泰就有这么一种习性：“某某束手就擒”，他边说边作一个轻盈而有力的手势，令人感到叛乱已被镇压下去了。
领导人根据汇报来了解班子的成员和下面执行者的思想状况及命令下达后所产生的实效。对于这些汇报，他们总是疑虑重重。我认识一位老企业家，他说：“汇报全是假的。”他这样说，也并不错。因为一切经过剪裁、取舍，都夸大、走样了。而了解真情的惟一办法只有常常亲临走访。这样的视察能促使报告符合事实，报告立刻就会变得真实可信了。日当元帅讲过这样一件事。1915年他当师长的时候，一曾任。处阵地的指挥。部队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要求攻克这一阵地。
而联络官同时又向他报告说部队前进了短短的50米，当然，损失很重。贝当元帅不大相信这个战报，他亲临前线，带着测量的绳子，划下某日的地界，测量出到前沿的距离，随即发现联络官为了取悦指挥官，谎报战况，前进距离实属臆造。交上来的报告几乎常常不是阿谀恭维，就是夸大其辞。
法纪严明的领导可能受到爱戴，甚至比漠不关心的或懦弱的领导更受人欢迎。严格待人的最好方法就是像那些受人尊重的人一样不宽容。当一个人的精神超脱出其禀性时，都是易于接受批评的。随时随地，拿出勇气来直言不讳，才是明智的策略。生硬但直率的谴责，比敌意和赌气的不快好受些。助手们应当知道：如果不执行上级的命令，他们将为此牺牲。但如果因执行命令而导致不幸，倒会受到保护。一位名符其实的领导任何时候都会承担自己行为的全部责任。
国王在本国人民受到大国侵害的时候，应是他们的当然保护者，同理，凡是上级都应时刻关心下属。工人、士兵、海员都该得到公正体面的待遇。这一点最难做到。因此在这方面，“老板”的责任是双重的。他既不能有损于下属的威信，也不能容忍其滥施权势。一般情况下，没有哪一条准则能够告诉他二者如何兼顾。
此时的人，处理事物就像走钢丝一样，为了保持平衡，手中的横杆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1917年，贝当为了平息累累发生的暴乱，利用了软硬兼施、情理并顾的综合手段。这就是保持平衡的一个极好榜样。
在这一方法的可行范围内，领导人的责任在于预见群众的不满，并提前补救不公正之处。做到这一点，须词直接领导工作的下属保持接触。他因此作出自我牺牲。将军要到战壕去；老板要同工人下车间；应该了解他的领导对象。领导人具备某种想像力，并努力想像所有人的生活状况，为所有属他管辖范围之内的人解除痛苦与烦恼是十分必要的。受人爱戴的秘诀在于比别人更了解、更热爱自己的职业。只要领导得法，人们是能够接受、甚至也愿意接受别人的领导的。
统治的艺术
和平时期，统治与领导是两门不同的艺术。所谓领导，就是带领一群人在一定的纪律约束下，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军官知道他的部下服从命令（极少有的叛乱除外），也非常清楚他的目标就是坚守或者夺取某个阵地。大企业家懂得用一定的成本创造一定的财富。一旦失败了，他将面临贫困，工人将会失业。除去社会不平衡或动乱时期外，他就是自身的决策人。军官便是军队的长官，他们是指挥而不是统治军队。
然而，一个自由国度的政府领导人，能够率领人们向着迷蒙而游离不定的目标前进，不强迫任何人。（否则，幸福时期内便会对无政府主义毫无戒备和警惕）每次运动都会遭到反对派的指摘，由于对手极欲取而代之，其措词也就异常激烈。领导人的副手也绝非阿谀奉承之辈，而是能与他们平等相待，必要时可以越俎代庖的。不持任何偏见的观察家看来，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议会主席是世界上最难干好的职业之一。某些训诫引人深思，如《费加罗》报反诘道：“难道读者能够通过那些理应当部长的记者来深入了解政治家所应具备的品质吗？”
我们究竟希望我们的领导人具备什么品德呢？如果一些计划在这个国家，这个时刻不可能得以实施的话，那么在政治上，制定这些伟大而神圣的计划是徒劳无益的。人民自由运动在任何时刻都表现出了巨大的平衡力量。伟大的政治家懂得如何正确看待自己的力量，并且自信从未犯过严重错误：“我能适可而止。”他会提醒自己不能只为某一阶级掌握统治权，并能够预见必将发生的暴乱。如同一名聪明、慎重的大夫一样，不会为医治一时的小病而给病人开出可能恶化其肝病的药方；一个有头脑的政客也不会为安抚工人而去恫吓资本家，或以损害工人的利益讨好资本家。他将他的民族视作一个庞大的生命体，各部都是休戚相关的。他每天都要量一量公众意见的体温，如果热度升高，就让国家先休息休息。
在领导人重视公众意见的时候，他知道如何轻而易举地处理这些意见，因为他是个意志坚定、行动机敏的领导人。国家领导人应预先估计到群众影响的能量，他们能发动暴力。如果政府非常愚蠢地剥夺了他们的传统自由，严重地挫伤了他们现存的感情，扰乱了他们家庭的安宁，他们会提出强烈但又是合理的抗议。同时，大家乐于服从于一个胸有成竹的领导人，他特别能为国家利益着想，并能使人民增强信心。
考虑事情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仅仅看出某些行动不可行或完全无法执行。对于勇于进取的人来说，要知道有些事表面上困难重重，实际上还是可以做好的。
伟大的政治家从来不说：“这里的人民软弱无能，他们的制度毁了他们。”而是说：“国家还在沉睡，我将把它唤醒。制度是人建立的，需要的话我来改变它们。”
然而尤其要懂得：愿望不能仅仅是愿望，而要化为行动。蹩脚的政治家常常把宝贵的时光浪费在计划和建议上，他们空谈“机构改革”，设计完美的社会体系。
制定永久的和平计划。在《思维的艺术》一章中，我们已经讲过．计划永远不等于行动。实际上，国家领导人最为关心的，是确定人民需要什么。“1939年，法国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维持和平，保护领空，创建空军，加速生产，恢复经济秩序。”他在直接通向这个预定目标的道路上前进。遇到障碍，他会绕过去。在政治活动中，任何自尊与自负都会成为危险障碍。有些政党领袖准备为某一思想意识或某一原则而牺牲国家。真正的领袖说：“宁可牺牲原则，而不让国家消亡！”
他的所做所为有无缺陷，有无不公正之处呢？他自己当然很清楚！任何复杂的行动都非尽善星美见乔治·贝尔纳诺斯在《一个乡村神甫的日记》中有这样的描述：一个年老的神甫试图使一个年轻的教士懂得，就是圣人自己也无法将一个教堂改变成正义的场所。
为了清楚地表达思想，这位老人讲了下面一个故事：“一位比利时修女执意要把本村的教堂搞得像修道院的接待室那样洁净、明亮。啊！她可真勤快，这个小老太婆！她擦啊，上蜡啊，打扫啊。每天早晨，她必定发现长凳上又落了一层尘土，唱诗班的桌布上又长出两朵蘑菇，几张蜘蛛网，啊！小家伙，作结婚嫁妆的蜘蛛网！”
修女毫不气馁，她仍旧打扫、浇水。长柱上开始生出青苔。礼拜天到了，教堂里脏得一塌糊涂。瞻礼节结束了，修女也死了。长老最后说：“总而言之，她是个殉教者，我们不能忍受有害的事物。她的过失，当然并不在于清除脏乱，而在于她对战胜脏乱的奢望，似乎这是可能的……教堂嘛，脏是必然的。”
一片大陆，就更胜了。特别是像欧洲这样古老的大陆。几个世纪以前就布满了蘑菇、蚂蚁和仇恨。威尔逊总统很像那个比利时修女，他准备在这个满是灰尘的古老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正义的联邦。当然，这很正当，只是不大可能。整顿一切，预见一切，清理欧洲，一下子完成这么多工作，这在今天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位国家领袖，应像一个出色的家庭主妇一样，懂得卫生需要天天打扫。出现纠纷，耐心地解决。同时，还应想到此后可能发生的别的争端。尽管协议是不完善的、临时性的，但他也能接受。因为他知道，人类的一切事物都是临时性的，都是不完美的。就这样，一日复一日，终于维持了和平。10年、20年，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完成了，轮到下一代。如此这般，一天天生活下去。
领导人的权力和义务
领导者的权力体现在形式上，就是领导别人。一个不能尊重自己选举出的领导的社会是一个僵死的社会，因为它已无法运转。较之一种等级制，一个人类群体当然可以更喜欢另一种等级制。比如，以军队等级制取代民间等级制，这在战争期间是必要的。既然作出选择，每个人都应当奉公守法。没有纪律的企业无异于破产的企业，没有纪律的军队无异于溃败的军队。
一个社会并存两种等级制度，必然相互冲突，造成混乱。让工人在老板与工会各自的法纪之间造成分裂，这很不好。应当明确资方和工会各自的权力范围，并给予各自范围内完整的绝对权力。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经验证明，做到这一点是可能的。
领导者的另一项权力是拥有一定时间的任期。如果没有适当长的时间，他何以取得伟大的成绩呢？在委派一个人负责组织起一伙游民或是机构制造飞机之前，先要埋头研究材料，确认最佳的人选。既然选中这个人，就要给他时间摸索经验。除非事实清楚地证明，我们错了，选出的人并不称职，否则，我们应该让他继续担任这一职务。时间是一条无形的纽带，它可以建立多方联系，稳固政权。当我们问到利奥泰，什么是他在摩洛哥成功的秘诀时，他回答：“我执政了13年。”
然而，怎样利用批评的权力来调停法律与任期长短之间的矛盾呢？一个为所欲为的领导者不是会转瞬间变成暴君或疯子吗？艾尔德斯·赫胥黎从未臆造过“凯撒的游戏”。据他的一些朋友讲，他曾这样问自己：“一旦把一切权力都交给他，他会像他撤一样吗？”仅有极少数性格刚毅的人，才能够经受得住这种考验……当然，批评是必要的。然而批评应以怎样的方式才能奏效呢？
在军队里，对于立即行动，通常要无条件服从。批评只能来自上级。而在一个自由的国度，日常生活中，人人都有批评的权利。还应遵循某些人类从亲身经历中总结出来的法则。不时撤换领导是有益的，如果这种撤换是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愿。对领导人，恶语中伤固然不好，频繁撤换也不好。而力图迫其服法更是不能容忍。建立真正的自由，是一件大好事。它不仅需要灵活的机构，而且需要道德教育。我们只有学会尊重合法的领导，容忍不同意见，听取敌对的观点，尤其是置国家利益于个人利益与好恶成见之上，我们才值得称为自由的人民。自由并不等于不受约束；它是人类所希望而难以获得的成功，它需要每日更新。
道德教育对于领导者尤为必要。领导者在一切监督之外，应有强烈的义务感。领导者只有时刻懂得名实相符，才能维持权力。身居高位而谋求私利、贪图享乐、飞扬跋扈、满腹牢骚、以怨报德、任人唯亲者，皆不配做领导。领导阶级的职责就是领导别人，也就是为别人指出一条荣誉和工作的道路。领导绝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项光荣的使命。
第5章　衰老的艺术
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老了。
——拉罗斯福哥
衰老是件颇为离奇的事，以致我们不敢相信它也会像其他事情一样降临到我们头上。在《重新获得的时光》一书中，普鲁斯特曾淋漓尽致地描述了我们在经过三四十年的分离之后，偶然见到童年时代的朋友时所感到的惊诧之情。他写道：“最初，我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敢认男主人和那些客人。每个人似乎都化了妆，脸上像抹了粉，这么一来，完全变了样……王子似乎也像他的客人一样装扮起来：胡子花白，步履艰难，好像穿着铅底的鞋子。雪白的胡须就像《小拇指》里描绘的树林中结冰的针叶，看上去与他不灵活的嘴极不协调。一旦产生这种情况，他就应该把胡子拔掉。”
后来，普鲁斯特又谈起另一件事。有一次，他碰到他青年时代的一位朋友。他说：“对我来说，他曾经是我的伙伴，我们从小就认识，从那时起，他就觉得生活没什么意思，而我却悠闲自得地活着。别人都说，他看上去与他的年龄相符。可是，当我发现他脸上那只有老年人才具有的特征时，我非常惊异。后来，我明白了，他实际上确实是到了垂暮之年。随着年华的流逝，人们也都老态龙钟了。”
是的，只有当我们衡量时间给我们的同龄男女造成的影响时，我们才像是照镜子一样，发现了自己容貌和心灵上的变化。因为，尽管岁月流逝，但在我们的眼睛里，我们仍然停留在童年时代。我们仍然保持着青年人的腼腆和希望。我们从未设想过，在辈分上，那些年轻人是怎么看我们的。有时，一句话就能震动我们。一位年轻的作家称呼我们为“亲爱的老师”，可我们却觉得自己是他的同辈，几乎是和他一样
的年轻人。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我们听到别人这样议论一位姑娘：“她真是疯了！嫁给了一个55岁的自发老头子！”我们一下子想到了自己：55岁，满头白发，然而一颗心并不愿意衰老。
生命的阴影
衰老何时开始？我们一直以为可以逃脱它。思想还是这样活跃，精力依然如此旺盛。我们不妨作几个尝试：“我还能用从前的速度爬上这个我年轻时经常攀登的山坡吗？能！当然，快到山顶时，有点气喘，不过，速度却不减当年。再说，年轻时，也不见得就不气喘吁吁阿！”
从青年到老年，变化是极其缓慢的，以致自己都觉察不到。这样，夏去秋来冬又到，B常的细微变化常不为人所注意。如同麦克佩斯的军队一般，秋天来到了，布满红棕色斑点的夏叶覆盖着大地。忽然，到11月的早晨，狂风大作，吹去了秋天金色的衣裳。冬季的凄凉景象骤然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以为新绿的树叶还依然生机勃勃，然而它已经枯黄，只靠几丝纤维连着树枝。狂风揭示了病患，然而，它并没有造成病患。
人类的疾病就是森林中的狂风暴雨。见到某位女人，某位男人，尽管年龄很大，但仍然显得年轻，我们就会说：“她身体好极了！”“他真精神！”我们赞叹他们行动灵便，思想敏捷，语言流畅。某一天，他们劳累过度病倒了。如果换上个年轻人，顶多是头疼脑热，可他们不行，一下就导致了中风或肺炎。几天时间，面容憔悴，两眼无光，背也弯了。一会儿的工夫，我们就老了。其实，我们早就老了，只是没有感觉到、没有意识到罢了。
对于人类来说月时是衰老的开端呢？康拉德说，从40岁开始，“所有的人都会在他面前发现一道阴影，他战栗地穿过它，感到青年时代的美好时光永远离他而去了。”而今天，一般是把50岁作为衰老的开端。无论你手脚多么灵活，身体多么结实，在穿越这道生命的阴影时，都会感到康拉德所描写的那种轻微的战栗和短暂的绝望。
一天，司汤达在他的腰带上写道：“我快50岁了。”
（多么奇怪，他也选择了50岁这个年龄。）然后，又仔细地把他热爱过的女人的名字一一列在单子上。虽然，他比世界上别的男人更成功地用珍贵的钻石首饰来打扮她们，可是，这些女人还是显得很平庸。20岁时，他曾为自己的爱情生活梦想过许多理想的奇遇。由于他对爱情的敏感和极重感情，他的这些想法是无可非议的。可是，他心中的偶像却一个也没有来到他的身边。
他只是在他的小说里，在他自己创造的人物中，才见到了他梦想的女人。穿越生命的阴影时，司汤达为以前没有遇到、今后也不可能遇到的爱人哭泣。
“我刚过50岁”，我们的作家这样想。他做了些什么？表达了什么思想？在他看来，要说的事情太多了，他刚刚发现自己该写的书。然而，他还能工作几年呢？心脏跳动已不再那么有力，晚上一看书，眼睛就难受。10年？ 15年？“艺术长久，生命短暂”，这句从前他认为正确然而平淡的警言，忽然间充满了哲理。他能否像普鲁斯特那样，有闲暇去《追忆逝水年华》呢？
衰老是一种比苍苍白发和道道皱纹更严重的一种感觉，它使人感觉一切都为时过晚，时光永远消逝，生命的舞台从此将属于下一代。衰老最大的悲哀不是身体的衰弱，而是心灵的冷漠。在穿过生命的阴影的过程中，我们要求行动的愿望消失了。在经历了50年的磨难与失望之后，我们还能继续保持青年时代那种好奇心，那种求知欲，那种对新生事物所抱的宏伟的希望，那种毫无保留的爱，那种确信真、善、美自然统一的想法和对理性力量的信心吗？
在生命阴影的另一头，思想进人一个光线柔和稳定的领域。希望之光再不会使你眼花缭乱，你会客观地看待人间的事情。当你爱过一个漂亮女人之后，你怎么还会相信女人们具有良好的品德？当你在艰难的一生中，发现没有任何深刻的变化能战胜人的本性，只有最古老的习俗和陈旧的仪式抑制着文明的产生，你怎么会相信人类会进步呢？老人会这样想：“这又何必呢？”这也许是他最危险的口头禅，因为说完“何必要斗争呢？”之后，他有一天就会说：“何必要走出家门呢？”
再接着就是：“何必要起床呢？”最后，他就该说：“何必要活着呢？”这就敲开了死亡的大门。
人们大概已经发现，衰老的艺术就是保持某种希望的艺也不过，在论述它的可能性之前，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衰老的自然状态。
衰老的自然条件
除了非常简单的生物能够通过分裂成两个新的个体而免除死亡以外，所有生物，根据种类不同，到了一定年龄，都要进入衰老期。为什么蜉蝣只经历两个小时的发情交尾期，而乌龟和鹦鹉却能活两百年呢？为什么白斑狗鱼和鲤鱼能高寿三百，而拜伦和莫扎特只活了二三十年便夭折了呢？“谁能探寻上帝那深不可测的思想？”一个世纪以前，人的平均寿命是40岁，而今天，在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可达70岁。这个变化是异常迅速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战争和革命来影响保健学的发展，那么，到了下个世纪，人的寿命达到100岁就不足为奇了。这对其他方面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越是处于原始状态的动物，它们对衰老越是残酷。一只老狼，只要它还能捕杀到猎物，便会受到尊敬。在《丛林故事》中，吉卜林曾描绘了一群幼狼在听说一只年老无力的狼要带领它们打猎时的愤怒之情。
老阿克拉没有逮住羚羊的那天，它的末日便来临了：一只幼狼吞噬了它。像动物一样，原始人也这样对待老人。一位旅游者在非洲遇上了一位惊恐万状的头人。头人乞怜地对他说：“请你把我的白发变黑吧。如果他们看见我满头白发就会杀死我。”在南部海滨的一些部落里，老人都得被迫爬上椰子树，然后，人们使劲摇晃。如果老人能够抓牢树干不掉下来，他就有权继续生存；如果掉到地上，他的末日就到了，就会立刻被杀死。
这种方法，在我们看来是很粗暴的。然而，我们也有这样的椰子树。公开演讲，报告会，演出，这一切都是对我们的考验。谈及某位国家领导人、某个作家或某位演员，观众有可能忽然会说：“他完了。”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个死刑判决，也许是由于退职后生活拮据，也许是因为失望引起了疾病。战争是将军们的椰子树。年轻女子是放荡男人又沿又险的椰子树。一个国家首脑，为了检验他手下的部长们关节是否灵活，就让他们跳火圈，他也是采取了椰子树政策。比较开化的民族虽然不把老人置于死地，但是，对他们也是很残酷的。蒙田曾记述过不少可怕的故事。例如：有一大，父亲看到儿子正在做一个木盆，就问他有什么用途。儿子回答说：“这是为你准备的，等你像爷爷一样老的时候就用来装你。”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儿子抓着父亲的头发一直把他拉到门口，忽然，老人叫起来：“住手！
我也不过就把我父亲拖到这儿！”
对于接近原始状态的农村，在许多情况下，仍然是力量决定着人们的关系。在城里，人们往往重视人们的年龄。在革命时期，年轻人的胜利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们接受事物快，反应迅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年轻人懂得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参加斗争，而老人们却还停留在战争是军人的职责这一观念上。昨天，年轻人驾驶着汽车奔跑，今天，他们又驾驶着飞机在大空翱翔。在这个危机严重的时代，年轻人再也找不到那种在完全建设好的文明社会里的既得条件——年龄和金钱的力量。他们代表着惟一的力量，并支持着为他们提出了简单的目标和宏伟而又天真的希望的预言家。
与此相反，旧日的富裕社会总倾向于老人政治。
在这种社会中，老人把持着议会和国家领导机关。因为在一个长期没有变化的世界里，经验变成了无价之宝。像英国这样一个被传统习惯所统治的国家，长寿就等于德行。在古代中国，老人受到骑士般的爱戴。中国人这样说：“不能让白发的老人负重行路。”能够让
自己的父母安度晚年，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儿女不能为父母送终。在所有会议上，只有老人才有发言权。他们居住在自己儿女家中并受到极大的尊敬。他们干涉青年夫妇的生活，被认为是极其平常的事情。一本中国所有的学校都必备的教科书中写道：“夏天，儿女要守在父母身旁，为他们打扇，驱除炎热、蚊蝇的袭击；冬天，要仔细查看被子是否温暖，炉火是否旺盛，要让墙上无洞，门上无缝，要让父母每天高高兴兴、舒舒服服。”
在现代中国，这些感。情和关怀已不复存在。在所有新的国家制度中，较之祖宗的智慧，力量是更为重要的。不过，任何一种制度都不能永存青春。当这种制度开始衰老时，对老成的人的尊重便会产生，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老人的尊重。以年轻人的思想建立起自己事业的首领自己也不再年轻。像一只衰老的狼一样，他一直想尽办法来掩饰自己的老态。他身体依然是那样健康，还是那样有胆略，也不失青年人的偏激。他装出连自己都不相信的激昂情绪。可是，或迟或早，时间会让他成为议员，然后，寿终正寝。
伴随着自然的节奏，年轻人政治和老人政治交替占上风。我们希望什么呢？一切愿望都是徒劳的。然而，现实要求我们回答。迅速的变化，奇特的发明象征着青年人的胜利；而四平八稳、一成不变的传统则代表着老年人的威信。也许，各个时代最好的统治方法应该像荷马史诗中描述的军队里一样：几位年轻的将领担任指挥，在他们身边是国务大臣贤明的长者内斯多。
衰老的苦恼
这里谈衰老问题的社会方面。对于个人来说，这个问题尤为复杂。随着衰老的到来，困难也接踵而至。它们是无法克服的吗？我不认为如此。然而，要战胜困难，则必须正视它们。现在我们就来勾画一幅表现衰老全部苦恼的完整而阴暗的图画。当这幅悲哀的画面展现你们面前时，我请求各位不要害怕。医生在给一位身染急病需要采取预防措施的病人看病时，常常会说：“你要是不治疗，就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列举一大串一个比一个可怕的偶发症。“不过，”他会接着说，“你如果采取这样或那样的预防措施，这一切就不会发生。”现在我们也效仿医生的做法。以下就是衰老可能导致的苦烦。不过，如果你知道如何预防，苦烦便不会缠扰你。
首先，除了某些特殊情况之外，一个衰老的人体就像一台疲倦的发动机。假如检修及时，它就能继续工作。当然，毕竟不如从前了。不应该对它太苛求。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行动日感不便，干体力活儿时常会觉得力不从心，脑力劳动的质量也时好时坏。当然，有些艺术家直到生命之火熄灭之时都能保持其创作大才。
譬如，伏尔泰在65岁时写成了《老实人》；维克多·雨果在垂暮之年创作了大量优美酣畅、激动人心的诗章；歌德也在晚年出色地完成了《浮士德》第二卷；瓦格纳作毕《帕西发尔》之时，已届69岁高龄。在我们的时代，保尔·克洛岱尔，又以71岁的高龄，重写了他25岁时所作的《给圣母的受胎告知》。与此相反，也有一些人在年轻时代，就已经江郎才尽。他们的创作才华往往来源于青年时代痛苦的经历。他们对外界漠不关心。对他们来说，心灵的沉寂，决定了思想的沉寂。
拉罗斯福哥曾经说过：“衰老如同暴君一般，剥夺了一切青年时代的生机和欢乐。”首先，最大的欢乐——爱的欢乐。年轻人是不会爱上一个老头或老太大的。不管这个老人的心灵多么纯真，面容多么年轻，身体多么健康，他们的结合也很难像一对年龄相当的青年男女那样和谐美满。当然，人们可以举出一些著名的例子——如歌德和贝蒂娜，然而，歌德并非贝蒂娜的情人。另外，在这种爱情之中，有多少是属于崇拜、赞美和自我牺牲的成分呢？你们可曾记得波德莱尔那美妙而残酷的诗句：
美丽的天使，你可曾看见岁月给人脸上留下
的犁沟？
我们的身体衰老了，然而，眼睛里却依然充
满着对爱的渴求。
你可曾有过对衰老的恐惧，你可曾知道堕入
情网的老人心里隐痛悠悠？
美丽的天使，你可曾看见岁月给人脸上留下
的犁沟？
巴尔扎克经常描写堕入。情网的老人的悲剧。这些老人不明白以前自己在爱情上的成功归功于他个人本身，而现在则需要每日花样翻新的礼物和殷勤。只要某个聪明女子给了他一点点希望，他便可以为她倾家荡产。为了乞讨某个女人的欢心，他会像奥罗特男爵一样，不顾名誉，甘心情愿受侮辱。经受了爱情的极大痛苦之后，夏多布里昂写下了一部可怕的著作《爱情与衰老》，这是一位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衰老的情人无尽的呻吟痛苦的哭泣。“对于那些热烈爱恋女人的男人们来说，他们得到的惩罚就是继续爱她们。”而对于过分钟情于男人的女人来说，她们得到的惩罚就是听到与自己擦肩而过的年轻小伙子说：“从前她好像很美。”
许多人的心灵是衰老的。到了老年，心灵更奇特地枯竭了。也许是由于身体的衰弱而不能给予，惰感天然和有力的支持，抑或是人生短暂的念头冲淡了他的欲望和爱情？总之，老年人的自私令我们吃惊不已。阿菲勒与厄妮丝共度了一生。在她20岁时，阿菲勒就成了她的情夫。他怂恿她离弃了自己的丈夫。然而，他没有娶她。因为他自己已经有了妻子。厄妮丝为他牺牲了自己的家庭、孩子、名誉和朋友。她为他的幸福、他的工作、他的事业操尽了心血。继他们的爱情之后，是长久的友谊。他年过80；她也70岁了。可是他们仍然每日相会。后来，她与世长辞了。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都深深地同情阿菲勒。他们预测：“阿菲勒也会因痛苦而不久于世的。”然而，他们完全错了。转眼之间，阿菲勒青春焕发。这是因为他太老了，不会再去爱别人了，也不会再痛苦了。
老年人的这种自私使他们失却了很多朋友。年轻人从他们身上再也感受不到那种令人陶醉的热惰，这种热情是与个人的经验息息相关的。吝啬是老年人的一大弊病。傅与一种害怕失去的心理有关。老年人知道他今后难以挑起生活的重担，甚至维持生计也会有困难。于是，他便紧紧抓住他手中已有的东西不放。他设想了一切他所能遭遇的意外。他把钱财分别藏到许多不同的地方，以防万一。当然，吝啬不仅仅是由于害怕。因为每个人，无论年龄大小，都需要有一种情感作为寄托。清点。
玩弄钱财，观察钱价和宝石价格的变化，保持某些权势（尽管身体虚弱），这一切似乎都能给人以极大的乐趣。
吝啬鬼会玩一种游戏，在一个接一个地把要花销的项目去掉之后，他便会陶醉在一种极大的满足之中。关于这一点，读读《欧也妮·葛朗台》，就会更清楚了。
拉布吕耶尔曾经指出：“并不是由于害怕缺少金钱，老人才变得吝啬。有些人腰缠万贯，根本无此后顾之外再说，是他们自己心甘情愿省吃俭用，攒下钱，以满足其吝啬，他们怎么会害怕生活枯据呢卜…··这种恶习主要是年龄和老年人的性格所致。老年人自然而然地愿意继续享受青年时代的乐趣，他们像从前一样雄心勃勃……无论年轻、年老，身体好坏，每个人都可以变得吝啬。只要把钱都锁在柜子里，一个子儿也不花就行了。这正符合老年人的习惯。因为他们是人，所以必须寄托于某种情感。”
随着岁月的流逝，如同脸上的缺陷一样，精神上的不足也不断增加。由于没有能力理解新思想，老年人会固执己见，他站在经验的高跷上，认为自己完全可以主宰一切。一切与他的思想相违背的东西都令他气愤，他认为这是对他不尊重。他像孩子般固执和易怒。
他会说：“我们那时候，根本不允许这样反对老人。”可是他忘了，他年轻时，他爷爷是向他说这句话的。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他只能没完没了地重复以前的陈芝麻、烂谷子。的确，这些故事在青年时代，给他带来不少乐趣。可是他总是无休止地重复，晚辈们就烦了。年轻人边打哈欠边互相交换着讥笑。过不了多久，就一个个完全离他远去了。于是，衰老的最大不幸——孤独——就会来缠扰他。生活中的伙伴，一个个都谢世了，没有人能代替他们。渐渐地，寂寞的沙漠在老人身边延伸、扩大。由于他觉得死神已近，而且觉得死是异常可怕的，所以，他竟希望死亡早日到来。
像描写其他事物一样，托尔斯泰对衰老的描写也是非常深刻的。在《战争与和平》的末尾，他为我们勾画了一位不招人喜欢的老妇人的形象：“她的儿子和丈夫相继死去之后，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偶然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被遗忘的人，没有生存的目的，也没有生存的乐趣。她吃、喝、睡觉或醒着，但是并未生活。生活不给她留下任何印象。除了安静之外，她对人生一无所求，而只有死亡才能给她那种安静。不过在死亡到来之前，她不得不活下去，也就是说，不得不使用她的生命力。我们在很小的孩子身上和很老的人身上看到的一种特征，在她身上看得格外明显。她的生活没有外在的目的——只显示出一种运用她各种机能和才干的能力。她需要吃，睡，思想，哭泣，说话，工作，发脾气，以及诸如此类，只是因为她有胃脏，有大脑，有筋肉，有神经，还有肝脏。
“她所做的这一切都不是由外界引起的，她不像生命力旺盛的人们那样在为一个人心所向的目的努力的时候，并不注意别人的力量。她说话不过因为她生理上需要运动她的舌头和肺部。她哭，正如一个孩子，因为她必须擤鼻子。
“因此，在早晨——尤其是假如她昨天吃了油腻的东西——她感到需要发怒，于是就把别罗娃太大的耳聋选作最方便的借口。
“她的另一个借口就是她的鼻烟，不是似乎大干，就是似乎太湿，或是磨得不够细。无理取闹之后，她的脸上流露出恼怒，于是她的使女们由确定不移的征兆知道别罗娃又聋了，鼻烟又湿了。正如她需要排遣她的烦闷，她有时得运动她那还存在的思维机能——那样做的借口是玩纸牌。她需要哭的时候，死去的伯爵就是借口。她需要着急的时候，尼古拉及其健康就是借口。她感到需要侮辱人的话，那就该玛丽伯爵夫人倒霉。她的说话器官需要运动的时候，经常是在快到七点钟，她餐后休息完以后，借口就是对同一听众一遍又一遍地说同一个故事。
“老太大的状况全家人都了解，虽然从来没有人提到，他们都尽可能满足她的需要。只有尼古拉、彼尔。
纳塔莎和玛丽伯爵夫人之们交流的哭笑不得的表情和难得的眼色表现出对于她的状况的共同了解。
“但是这些眼光还表示了另一种意思：即，她已经演完她在人生中的角色，他们这时所看到的不是她的全部了，我们都要变得像她一样呵。他们都乐意顺从她，乐意为这一度出类拔萃的人（先前充满生机，但此时非常悲惨）克制他们自己。这眼色似乎在说死亡预告。
“在家人中只有那些心怀恶意和呆头呆脑的人们和小孩子们不了解这一点，避开她。”
综述衰老的危险有以下几点：它使我们衰弱；一个接一个地剥夺了我们享受欢乐的权利；它使我们的心灵同肉体一起衰竭；失却了爱情和友谊；最后，死亡的念头，给我们的心灵蒙上一层阴影，呈现出一幅黑暗的图画。
人可以永不衰老吗？
衰老的艺术，就是同衰老带来的烦恼作斗争的艺术；就是把人生最后的岁月变成幸福的晚年。
与疾病作斗争……当疾病侵人肌体时，这可能吗，难道衰老不是我们应该接受的一种自然的生理变化吗？我们已经把衰老同秋天的落叶作了比较。难道就不能写一个名叫《一棵想留住叶子的树》的童话吗？一切都是徒劳的。虽然，你想尽办法想把叶子拴住、粘住或缝上，然而，待到冬B的风暴到来之时，它仍会像其他树一样，变得光秃秃的。
然而，文明和经验教会了人们与衰老，至少是与衰老的表面现象作斗争的方法。这就是化妆的一大部分作用。年老的妇女比年轻姑娘更注意她们的裙子和首饰。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了。耀眼的首饰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力，使之忽视了容貌的缺陷。看到月亮般明亮的珍珠项链，你就不会注意那干瘪颈项上的皱纹；明晃晃的戒指掩盖了粗糙的手指，手锡掩饰了手腕上的老相。冠冕形发饰和耳环，如同原始部落人的文身一样，先让对方眼花缭乱，以致影响他去仔细观察额头的皱纹和眼角的鱼尾纹。
所有用来消除青年和老年差别的手段都是文明的表现。历史上最礼貌的世纪发明了假发，它是头发对秃发者表示的一种敬意。扑粉和口红能使老妇人变得同她的孙女一般年轻，病人和健康人一样难以区分。
所有的裁缝和美容所都遵循这样一条宗旨：创造一种使老年妇女能够保持希望的办法。到了一定年龄之后，穿着的艺术旨在掩盖自己失却了的风韵，也是一种礼貌的象征。面纱是用来避免暴露本来面貌的最绝妙的发明。它能使所有丑陋的女人变成迷人的美女。其实，所有的首饰都像面纱一样，能够掩盖岁月的摧残。
有朝一日，科学能够阻止衰老来削弱和破坏我们的身体吗？它能为我们引来一股喷涌着真正的青春之波的泉水吗？人们常说某某人老了，这不是指他何时出生而言，而是指他的动脉和关节。一个50岁的人可以比70岁的人还老。用把他的细胞移植到另一个生理状况更年轻的人身L的方法，按理说是应该使其焕发青春的。生物学家已把这种方法用于低级动物身上。把一个简单的有机体，譬如，生活在大西洋里的尾索类，把它放在一小盆海水里，并让它吸收自己吐出的残渣，很快它便衰老了。如果每天给它换新水，衰老的进程就会立刻停止下来。人体细胞的老化也可能是由于残渣积累过多所致。如果能够进行适当的清理，人的生命就有可能延长。
人类也试验过通过移植人或动物的某些器官或注射激素来使其恢复青春。受到这种处置的老猫就重新焕发了生机，变得像从前一样，又有了健力，有了活力，有了欲望。大约一个月之后，效力便会消失，但手术可以重复四次。这样一来，猫的生命就延长了一半，它会感到更快活。然而，手术的效力是短暂的，衰老降临的速度则要快得多。我们都知道沃罗诺夫医生在绵羊身上进行的试验。对于人类来说，这种手术的后果如何并没有什么把握。不过，这些都无所谓。因为在今天，只要有良好的卫生保健条件，人就可以活到80岁，甚至更长。谁还希望活得更久呢？
80年的岁月，一切都经历了：爱，爱的终结；雄心和雄心所带来的虚荣；几次疯狂的想人非非，几次又重归正途。死亡的恐怖已不再那样强烈。内心的感情更多地是追恋逝去了的人和事。歌德说过：“独自一人，我似乎到了神话世界中一般。”在电影院里，当影片还放着时，观众有权从早到晚地呆在里面。可是，当银幕上又重现了他看过的镜头时，他便会感到厌烦，就会自动站起来走出去。生活也像一部影片，每隔30年，同样的纪录片就会重放一遍，观众会厌烦，就会一个接一个退场。
在英国作家为庆祝威尔斯诞辰60周年所举行的仪式上，威尔斯发表了一篇演讲，谈到这个仪式令他回想起过去的一种感情。小时候，他的乳母对他说：“亨利，该上床睡觉了。”尽管到时候了，他还是不肯去睡。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已感到睡意朦胧，他也知道，床正是他所期望的休息场所。威尔斯接着说“死亡是位亲切而严厉的乳母。时间一到，她就会来叫你：‘亨利，该睡觉了。’我们总要反抗一番。实际上，我们很清楚休息的时间已到，而且，在内心深处，我们渴望得到这种休息。”
人能够安度晚年吗？
如果我们不大忧伤地承认，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那么我们至少希望在生命终止时能够身心健康。这是可能的吗？完全可能。
衰老并不一定伴随着如前所述的一系列疾病和烦恼。请我们来观察一下动物吧：许多动物从生到死，并没有经历什么深刻的变化。经过良好锻炼的体魄会长时间保持其灵活和魅力。秘密就在于永远不要松懈。
昨天能做到的事情，今天也同样能办到；半途而废的事业将永远付诸东流。锻炼和恒心能够创造奇迹。许多七八十岁的老人每天舞剑、打网球、游泳、练拳击。他们的明智之处在于坚持锻炼身体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而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想阻止已经开始的衰老是不可能的；但是，禁止衰老进人人的肌体却比较容易，也是完全可能的。蒙田曾说过：“使身体的不适延长或提前开始都是异常容易的。我宁愿长久地衰老，也不希望未老先衰。”
所以，不要过早放弃身体的锻炼。不要放弃感。就心灵和身体一样，都需要锻炼。当然，并不是让你故意去萌生感情。可是，当你真正感受到爱情时，为什么只是因为年龄大了，就压抑自己呢？是因为暮秋之年的恋人可笑吗？可是，只有当他们忘记了自己是老人时，才是可笑的。在一对真心相爱的老人中间，没有任何可笑之处。关怀、柔惰、爱恋和倾慕是没有年龄的。最重要的是，在动荡的感情过去之后，那些并不十分美满的爱情会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朴实无华，醇美清香。
感情的误会随着肉欲的减退而消失；嫉妒之火伴着青春的流逝而熄灭；一点即着的暴躁脾气也随着力量的削弱而日趋温和。青年时代常常发生摩擦的男女，老年时能变成一对恩爱夫妻。一对夫妻的生活很像是一条河流：源头处，狂涛拍岸，惊险异常；到了河湾处就变成了一条条平静而清澈的小河。平静如镜的水面倒映着河边的杨树和夜空的星辰。
老年人的爱情也可以像年轻人的爱情一样动人，一样真挚。这里包含着纯洁的友谊，充满了焦虑和柔情。维克多·雨果曾讲过，当看到双目失明的雷卡米
埃夫人在瘫痪的夏多布里昂身边的情景时，他非常感动。他写道：“每天，一到三点钟，夏多布里昂便被抬到雷卡米埃夫人的床边。这种。情景真是激动人心！双目失明的妇人摸索着失去知觉的夏多布里昂。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了。感谢上帝！他们马上就要告别人世了，可是他们仍然爱着。”忠贞是不怕衰老的。狄斯累利每天晚上都要到世界上去寻找布雷福德夫人。国家的信使成为他心上人的奴仆。他对她说：“他们可以整天在您这里听您吩咐，他们是您的意志的奴隶。”诚然，布雷福德夫人让他受了不少苦，但是，对于一个没有浪漫生活便过不了日子的人来说，她是他浪漫梦想的又一机遇。这就是女人的作用。她们用自己的妩媚风情唤起老年人的幻想，并把他带到童年时代天真的烦恼之中，使其静静地死去。我们曾有多少回看到那充满浪漫爱情的生命之火似乎永远熄灭了，忽然，它又出人意料地猛烈燃烧起来；就像那森林中的大火，我们觉得它熄灭了，可是，转眼之间，它又一下子歌唱着熊熊燃烧起来。
再说，感情生活并不只局限于爱情，远远不只是爱情。老年人对于儿女的爱，对于孙儿们的爱也同样足以充实我们的生活。看到自己的儿女也踏上了人生的旅途，是多么令人愉快的事！一我们为他们的欢乐而欢乐，为他们的痛苦而痛苦。我们爱他们所爱的人，我们同他们一起斗争。看到孩子们代替我们又在人生这幕戏中扮演角色时，我们怎么可能觉得自己是局外人呢？
当孩子们享受着人生乐趣时，我们怎么会认为自己与这些乐趣无缘呢？当我们第一次尝到了去角斗场的欢乐之后，我们最大的乐趣不就是也带孩子们去那里吗？
当我们从自己喜爱的诗人那里感受到幸福之后，我们最大的愿望不就是期待着孩子们在读了我们为他们选择的书籍之后脸上洋溢出的赞美之情吗？当财富由于我们年龄的关系不能再给我们带来乐趣时，有什么能比用它来照亮我们所爱的人的眼睛更愉快的事情呢？
我们有时发现爷爷、奶奶对孙儿们的感情要比对儿女更深厚。这是由于在摆脱烦琐的事务之后，老人重新找到了童年时代的轻松自在和无拘无束的生活。
他们愿意玩、编童话，也愿意听别人的悄悄话。甚至小孩们的力量也与老人的力量差不多相等。如果说他们已经跑不过自己的儿子，那他们却还可以和孙子们比试比试。孩童脚步的节奏与老人的是一样的。孩童和老人散步的路线也都在相同的范围之内。
老人并不一定是孤独的。当然，如果他们自私、吝啬、好训人、罗里罗唆，他们就会孤独。然而，如果他能够注意到老年人常见的毛病，同它们斗争，并在它刚一出现时，就抑制它，如果他永远保持慷慨谦虚的美德，永远是那样和蔼可亲，那么，正相反，青年人就会主动与他交朋友，向他请教生活的经验。对年老的人来说，困难之处就在于，如何能够在不伤害年轻人热情的情况下，把经验传授给他们。（因为经验嘛，如果不是教人看破红尘，至少也是教人醒悟、使人幻想破灭。）然而，不管怎样，经验并没有告诉人说一切热情都是荒谬的。它只是告诉人们不要仅仅发表长篇演讲，喊空洞的口号，而要等待重要的结果，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要具有高尚的品德。这就是年轻人从可敬的老人那里得到的教诲。在80岁的利奥泰身旁，总有一群年轻人在向他请教人生的经验：为什么要希望，为什么要信任。
这种场面真像一幅美丽的图画。与麦芮狄士，与马拉美和柏格森的交谈也同样总能给予年轻人智慧与高尚的启迪。一个没有烦恼的老人并不是没有朋友的老人。
每年12月中旬，沿着拉图尔比峭壁的山路，我走向一座酷似罗马农民居住的房子，加布里埃尔·阿诺多就住在这里。在凹凸不平的道路旁边，有一棵两百年的橄榄树。看到它不禁令人想起维吉尔作品中所描写的田园风光。橘树下，我见到了85岁高龄的果园主人。他登花园里坚硬的土坡时，比年轻人还要快。
他说话的声音依然异常动听。他说：“我说的是我祖母教给我的路易十五时代的法语。而她的法语则是她家里人传授的。”
阿诺多的道理同他的声音一样既古老又年轻。他说：“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几条简单有益的格言。每当你们需要安慰和鼓励的时候，就请重复它们：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遗忘的……一切都会解决的……没有人无所不知……假如每个人都能听到别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那么，谁也不会再与别人讲话了……”有好几次，当我听到别人对我的诽谤时，这最后一句话，都给了我极大的安慰。他又说：“尤其是，永远不要惧怕。敌人逼你后退的同时，他也惧怕你。”这就是对历史的研究和长期生活的经验给予老人的启迪。这种启迪不是失望和冷漠，而是泰然和信心。在85岁高龄，他制订了许多宏伟的计划：长途旅行，建筑、栽种。在殖民远征结束以后，利奥泰元帅也像阿诺多一样问我：“现在我该干什么呢？”我回答道：“元帅先生，政府将找到让你为国效劳的工作的。”“将找到！”他喊起来，“将找到！我的朋友，话倒是很动听。可是，我快81岁了；我要干一番事业，现在就必须开始！”
人都应该像他这样对待衰老。我们已经谈过，“衰老是一种感觉：是感到一切都为时过晚，时光永远消逝，人生的舞台将属于下一代。衰老最大的不幸不是身体的衰弱，而是心灵的冷漠。”然而，为了防备这种冷漠，我们必须斗争。那些老的最慢的人是保持了生活目标的人。人们往往会觉得那动荡不安、充满了奋斗艰辛的生活会消耗人的精力，其实，正好相反。克列孟校和克拉斯多诺，两人都年愈八旬，仍然担任着内阁总理职务。他们充沛的精力令人惊叹不已。衰老只是一种恶习，整日繁忙的人是不会染上它的。
然而，怎样才能繁忙起来呢？难道工作不是常常躲避老人吗？再说，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把老人留在领导岗位上，究竟是不是一桩好事？答案是肯定的。许多情况下，老人比年轻人更善于领导。正是老法比尤斯拯救了罗马。1914年战争中，敌我双方都让年长的将领担任最重要的指挥职务。“阿伽门农并不希望阿客流斯这样的战友，而是需要内斯特这样的。不容置疑，如果他有内斯特这样的人作为战友，特洛伊城就会立刻陷落。”成长的外交官和年长的医生一般都经验丰富，智慧超人。摆脱了青年时代的狂热，老人会更加客观、更加泰然地看待世间的一切。西塞罗说：“伟业的成功并非依靠强大的力气和灵活的身体，而是依靠主意、权威和成熟的智慧。所有这一切，老年人都一一具备”
两种不同的安度晚年的方法
总之，有两种安度晚年的方法。第一，是不让自己衰老。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即用行动来避免衰老。这就是《浮士德》的神话，歌德在长诗的末尾补充进了这一内容。虽然，年老的浮士德恢复了青春，可是，这是徒劳的。因为爱情、快乐和雄心都背弃了他，最终只有工作解救了他。双目失明、濒临死亡的浮士德致力于把臭池塘的水排干的工作。他要解救那些生活在臭气冲天的沼泽中的人类和牲畜。他说道：
是的！我完全献身于这种信念，
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
然后才能够得到自由与生活的享受。
我愿意看见这熙熙攘攘的人群，
在自由的土地上住着自由的国民。
这时我要这样说：
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
在这崇高的预感之中，
我享受现在难以言喻的幸福时分。
说完，浮士德倒在地上与世长辞了。一切都结束了。梅非斯特非勒斯这个魔鬼准备把浮士德的灵魂带到地狱，可是，大使们下凡了，他们把这永远孜孜不倦和被希望拯救了的灵魂救上了大。
第二个正确约方法是接受衰老这个现实。人生的暮年也可以安宁恬静、与世无争，从而得到幸福。斗争的年代已经逝去，人生的戏剧已落下帷幕，死亡这个避难所近在眼前，不幸再也不能把我们压垮。当有人问起素福克勒斯是否还享受着爱的欢乐时，他说：“上帝保佑，再也不要让我经历爱情了。我已经超越了激动和狂热的阶段。”我曾遇到过几位不同寻常的老人，他们就像我们梦想中的智者一般。不仅摆脱了爱情的狂热，而且还摆脱了对长远未来的责任。他们并不嫉妒．年轻人，而且一想到年轻的一代还要越过这波涛汹涌的人生海洋，他们会同。惰年轻人。尽管失去了某些欢乐，但并不遗憾，他们依然强烈地感受到生活留给他们的欢乐。这些老人明白提建议是多余的，每个人都应该走自己的生活道路。我们很愿意聆听他们的回忆，以免听他们的责备。在事情变得困难重重时，我们会请他们给我们以指导。人们知道老人并不愿意指手划脚，因此就更希望他们来给我们提出建议。
对待衰老的错误方法就不仅两种了。最糟糕的莫过于对已经失去了的东西留恋不舍。大家都见到过这样一些年老的商人：他们死死抓住手中的权力不放，使孩子们处于受束缚的地位。这种做法引起了晚辈人的恼怒。
其实，如果老人明智一些，放手让孩子们掌权，就会得到晚辈人的爱戴。还有些吝啬的父母，为了给自己颤抖的双手留下一些。快乐的印迹，捏着钱，死不放手，不惜让儿女过拮据的生活。也有一些老人，尽管死期将至，但依然野心勃勃。他们的晚年生活因为嫉妒和遗憾之心而变得烦恼不堪。衰老的艺术，就是成为下一代支柱而不是障碍的艺术；就是成为年轻人的知己而不是敌手的艺术。
至于退休后的生活，要谈的有很多。有的人对这种生活难以忍受。他们不知道怎样安排。对于一个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的人来说，退休后的日子其实是生活中最美妙的时光。怎样才能过得愉快呢？首先要看透一切荣耀都是虚无的，甘愿过默默无闻的宁静生活。保持求知欲，在自己的村庄、自己的家里、自己的花园中继续从事几项自己喜爱而活动量不大的活动。
智者为自己的事业花费了许多时间之后，只把时间留给自己用来陶冶情操。如果在他进行伟大事业的同时，能够与诗人、与美、与大自然结下缘分，他晚年的生活就会更加美满顺心。对我来说，最最美好的晚年生活便是有朝一日能隐居在一个远离城市的乡村。在那儿，我重新捧起我最喜爱的书籍，一边阅读，一边用笔记下我的评注。蒙田说过：“要让思想之花像枯橡树上的寄生懈一样纷繁盛开。”
死亡无法把我们与已定世的朋友分开。伟大的作家是我们不朽的伙伴。他们在青年时代唤醒了我们，并给予我们无限的欢乐，他们同样也会使我们的暮年变得美妙无穷。音乐也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忠实的朋友。对于那些怀疑人类，情感完美性的人来说，音乐便是每日换新颜的世外桃园。那天晚上，在歌剧院，贝多芬《第七交响乐》演奏完毕之后，我仔细观察了周围观众脸上的表情。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沉浸在激动和幸福之中。这些人当中，肯定有那乖戾、疲倦和厌世的灵魂，可他们同其他人一样，都被这美妙绝伦的音乐所打动，思想随着乐曲的波浪畅游，心灵在旋律的爱抚下沉醉。音乐家的智慧和热情把他们从悲观中解脱出来，忘记了年龄，忘记了遗憾，他们陶醉在无限的幸福之中。正是在这种与他们一起享受的几乎是神圣的幸福中，我懂得了以前那些伟大的人物为什么希望在他们最最喜爱的音乐声中死去。
帕斯卡说过：“幸福的人生是以爱情始，以雄心终。”而在我看来，最最幸福的人生莫过于实现了自己的雄心后，安静地死去。在穿过50岁的阴影之后，再过一二十年，人类就要穿越光明线。衰老最初的打击会使人感到痛苦。看到曾经属于自己的一切如今却要让位于新的思想和新的主人，他会感到一阵难过。可是，一做一个已不属于自己的时代的灵活而公正的旁观者，他会感到一种静静的幸福。从他那平静的面容，那闪烁着微笑和坦荡光亮的眼睛，能看到其灵魂。不，衰老并不是一座地狱，门上写着：“入门者，请放弃一切希望。”分析了老年人失望的原因之后，我们发现任何一种原因都是可以避免的。真是如人所说，老年人缺乏力量！然而，这只是个身体问题，而不在于年龄大小。
许多人年事已高，但仍精力旺盛；也有人年纪轻轻，便萎靡不振。老人与欢乐无缘吗？不是，他们有自己的乐趣，由于知道这些乐趣是短暂的，所以他们备感妙趣横生、其乐无穷。老人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吗？在许多情况下，老人工作、领导、统治起来比年轻人强。老人缺少朋友吗？正相反，如果他是个令人尊敬的人，朋友就会云集在他的身旁。老人惧怕死亡吗？信仰和达观是 消除这种恐惧的灵丹妙药。
死亡的艺术
我等不知死亡能否合人心意，
至少生活不是如此。
天下人亦如我们
哀痛地站立。
眼望着同一大地，
同一海际。
——斯温伯恩
有两种正确对待死亡的态度：一种是伊壁鸠鲁学派的看法。他们认为，死是虚无的；另一种是基督教的看法，认为死便是一切。伊壁鸠鲁曾经说过：“你要习惯于这样想：死亡对我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善与恶只存在于我们的感知之中，而死亡把感知剥夺了。弄明白死是虚无的，就是死后生活欢乐的源泉。对于真正理解在死亡的另一头是一片虚无的人来说，他就会在生活中无所畏惧。死亡并不存在，因为只要我们活着，就没有死亡；而当人死了的时候，他便停止了生存。”基督教哲学家并不畏惧死亡；因为对于他来说，死亡不过是一条通道。他知道在通道的另一头，他可以重新见到他所爱的人，而且他将会享受一种比尘世生活美好无数倍的生活。
让圣人和英雄幸福地死去，这并不会使人惊奇，且不谈这些崇高的灵魂。忠于职守的工人也能壮烈地以身殉职。那些念念不忘自己的事业而死去的人是伟大的。
人们还记得巴尔扎克和普鲁斯特的临终时刻，他们脑子里充满了各自创造的人物，一个呼唤着比昂松医生，一个潦草地写着福尔什维勒的名字。你们知道语法学家布普尔老头临终前的遗言吗？他说：“我要死了，或者我将要死了。这两种说法都对。”英国查理二世以皇帝和绅士的身份谢世了。他是这样说的：“我费了很多时间来死，请原谅。”宰相黎塞留说：“你们能原谅你们的敌人吗？除了国家的敌人，我没有其他敌人。”画家科罗说：“我真想在天L作画。”音乐家肖邦说：“请弹一支莫扎特的曲子作为纪念。”统帅拿破仑说：“法兰西……军队……军队统帅。”解剖学家居维埃说：“头颅正在解剖。”自然主义者拉塞佩德说：“我要去见布封了。”皇帝的女儿路易斯夫人说：“到天堂去！快，快，快马加鞭！”
职业对人的影响非同小可。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甚至比人的寿命还要长久。哲学家贺尔从前当过医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为自己诊脉，他对同事说：“朋友，动脉停止跳动了。”这便是他最后的遗言。数学家拉尼在18世纪初，曾发明了一种“异常新奇”而简练的求平方根和立方根的方法。他在临终时，似乎失去了知觉，连朋友都认不出来了。一位助手向他俯下身去问道：“拉尼，12的平方是多少？”“144。”说毕，便与世长辞了。
蒙田曾写道：“如果我是个作家，我就编一部评述各种死亡的书。”两位英国作家完成了他所希望的著作。读毕这部奇特的著作，掩卷沉思，我们会油然产生一种对于人类勇气的崇敬之情。从这部书中，找不出半点怯懦。“死亡便是睡眠，再没有什么更多的意义……然而，在死的长眠中，梦又是怎样的呢？”如果哈姆莱特提出的这个可怕的问题依然没有答案，那么，知道下面这一点并非没有意义：国王。演员和不幸的人，许多人都毫无气馁地提出过这同一问题。
致青年朋友的一封信
微笑送与爱吾者，
叹息留给恨吾君。
无论上苍意何在，
此心付予请命运。
——拜伦
你们的生活始于艰难之时。历史上，曾有涨潮之水推动着最笨拙的游水者到达成功的彼岸。而你们这一代，却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逆流前行。困难是不言而喻的。刚一开始，你们便会感到窒息，以致没有信心游到彼岸。放心吧，在你们前面其他人遇到的风浪同样凶猛，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吞没。只要机智、勇敢，你们就能坚持下去，直到风平浪静。
胜利者们，请不要忘记：人类的胜利从来都是局部的，瞬息即逝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一劳永逸的。任何成功都不能决定遥远的未来；任何协约都不会长久地决定民族间的关系和它们的国界；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建立一个永久的幸福社会。不要奢望某个人或某一代人，在完成了一项任务之后，便有权懒洋洋地享福。生命的旅程只有在黑夜降临时方才终止。
切忌急躁。财富和名利时起时落。我希望你们多遇到些障碍，多经历些斗争。斗争能锤炼你们的意志。
等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你们就会像暴风雨冲击下的礁石一般坚强粗扩。世间的困苦将雕琢你们的精神。
你们将成为性格坚强的人。面对舆论的浪潮，你们将报之一笑。人在年轻时，觉得一切都很可怕。最初遭到的挫折，如同挑战一般；人类的劣性令我们恐惧。在与人世间的残酷抗争中，你们应当建立一个心灵的避难所。每个人都可以在他的思想深处，建立一个可以抵御重型炮弹和恶语中伤的隐蔽所。一个心境平和的人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不论是迫害，还是诽谤，都不能削弱他内心深处思想之壁垒。
对待爱情要严肃，但不要把它看得太重。少年时代，女人们的琐碎、轻佻、谎言和残酷会使你们震惊。
不过，你们应当明白，这些表现了她们天性的举止，虽然都是真的，但却只是些表面现象。观察她们也要像观察大海一样：大海的表面虽然变化无常，然而，对于那些热爱大海、真心想了解大海的人来说，它是个可靠的朋友。在那些轻易委身于人的女人后面，寻找那些迟疑不肯表露柔情和给予信任的腼腆的灵魂。向你认为值得爱的女子表示你的忠贞吧。不要羡慕堂·璜，我很了解他，堂·璜是世界上最不幸、最不安、最软弱的人。
对任何事情都要忠贞不渝、始终如一。我知道，在事情被搞糟时，人总是爱灰心泄气，愿意寻找另外一个女人，另外的朋友，在另一个环境中重新开始生活。不要走这条表面看来容易的路。在某些情况下，对难以忍受的不幸者双方，新的选择是完全必要的；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最好的办法还是把现有的爱之舟修补好。能够在同自己一起成长和战斗的人中间死去，这是最幸福的事情。
最后，你们要谦逊，有胆略。爱情、思维、工作、领导，所有这一切都是困难的。在尘世生活中，你永远不可能把它们中间的任何一项完成得与你少年时所梦想的那般圆满。尽管这些很困难，可是，并不是不可能的。在你们之前，无数代人都完成了这些工作，而且，不管怎样，都通过了两个黑暗的沙漠，找到了那有限的生命之光。你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你们所扮演的角色是短暂的，观众也同你们一样并不是长生不老的。
《生活的艺术》法国·莫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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