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北环路盐卡子规划:铁生:自由飞翔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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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生:自由飞翔的灵魂

章立凡

2011-01-01

 

        早上打开微博,陡然跳出一条噩耗——老同学史铁生走了。 

  他的离去,我其实有预感,但此时此刻,还是像遭遇了雷击。不敢给铁生夫人希米打电话,对于哀毁中的亲人,轮番吊唁更像一种折磨。我自问无力抚平她的创痛,踌躇再三,致电一位密友转达慰问,她当时正在现场,说我的选项很正确。 

  有人说,中学同学的友谊是最长久的;还有人说,真正的知交无须终日厮磨。这两句话,足以概括铁生与我的关系。每年有数的几次老友聚会,只要一开口,观点总是惊人地一致。 

  回想中学时代,我俩在班里是高个儿,总是被安排坐在后两排;那是个成长发育的阶段,有时他的个子高,坐在我身后;有时我的个子长高了,又坐到他身后;还有时,我俩排排坐。这种距离,一举一动都在邻桌眼皮底下。我上课小动作最多:看闲书、画画儿、刻图章……都不瞒他,知道他做人靠谱,从不告密。我俩的爱好也相似,铁生喜书法,尤擅隶书;班上展示美术作品时,我俩的墨宝常有一拼,但他从不较劲儿,很有惺惺相惜的气度。 

  “文革”来了,大家都狂热,我也癫狂了一阵。铁生默默地保持中立,不表态、不卷入。我俩都属于“出身不好”的学生,但他更懂得保护自己。多年后同学聚会,聊起当年学堂掌故,他一一细述如数家珍,还总结道:“立凡那时光画画儿不做功课,大家都感到不解。等到‘上山下乡’方才明白,人家早有先见之明,知道用功也白搭,根本没有上大学的命。”一番话直指人心,足证见微知著是其所长,长大不成作家才怪。 

  铁生的残疾,起因是先天性脊椎裂,随身体发育而发展。“上山下乡”运动一来,不由分说都得走,他插队去了陕西,在那里发病,回京后致残,从此在轮椅上度过了大半辈子。天各一方多年后在北京重聚,他已从交道口搬到了水碓子,家有老父贤妻。对“阶级路线”下的上学记忆,我有种本能的排斥,长时间没跟校友联系,倒是铁生一直惦记着我,托同学召我“归队”。 

  铁生好社交,家中常有高朋满座,不乏文人高士、怪杰隐逸,同学聚会只是其中一种。身为残疾人士,社交当然有益身心;作为残疾作家,他更需要通过社交来了解社会。关心他的朋友足够多,遇有需要出行的聚会,鞍前马后张罗的朋友随时都有;而他对朋友的关心,不仅润物无声,且常在关键处。 

  我们这代人共同经历过的痛史,至今一言难尽。我曾长时间不愿触动伤疤,直至97年左右,才开始隔三岔五地整理一点。但铁生一直鼓励我写出真相,并与我一道找回记忆。我最早编成的两本集子(《章乃器文集》和《记忆:往事未付红尘》),都是在他和希米的推动下问世的。此后的日子里,铁生一如既往地发掘人性之善,而我则“记丑而博”,掉进了他设下的怪圈。 

  多年来,铁生忍受着每周一次透析治疗,他说自己的双肾,透视只有核桃大小,已完全作废,自喻“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对于告别人世,他一年前已预感到。有次聚会,大家品尝着希米自制的面包,无意中聊到“找后老伴”的话题,一贯妙语连珠的他,笑着对希米说:“你该物色一个了”,立时被大家制止。此后几次聚会及今年清华附中95周年校庆,他都缺席了。 

  铁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无需我来评价,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到近年的《妄想电影》、《扶轮问路》,对生命价值的领悟,以“乐观”二字形容已嫌肤浅。他坐在轮椅上,早已参透人生、了断生死,俨然化境。惟其不幸,是以幸甚,与其说他是作家,不如说他是哲学家。 

  铁生不多的诗作中,有一首《遗物》,其中有这样的预告: 

  如果清点我的遗物 

  请别忘记这片天空 

  那时我恒久的眺望 

  我的祈祷 

  我的痴迷、我的忧伤 

  我的精神在那儿羽翼丰满 

  我的鸽子在那儿折断翅膀 

  我的生命 

  从那儿来又回那儿去 

  天上、地下都是我的飞翔 

  他的肉身,坐守轮椅三十八年;他的灵魂,从来都在自由飞翔。 

  铁生逝世即日 风雨读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