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高处txt全集下载:商都生活系列之婚姻 一夫一妻成社会主流

　　宋镇豪研究员说，商部落的祖先，从最早的契到开国之君成汤的父亲示癸总共有13代，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追记了最后8位先公的配偶，其中上甲、示壬、示癸3位先公明确记载是一夫一妻。一个女子完全从属于一个丈夫，夫妻关系明确，这表明一夫一妻制确立。成汤建立商国后，他的妻子是妣丙、儿子大丁的妻子是妣戊、孙子大甲的妻子是妣辛，大体也是一夫一妻。由此可见，商代立国前后，或者更早一些时间，一夫一妻制已经开始实行。

　　在商代的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常常碰到夫妻合葬或男女“异穴并葬”的情况：夫妻合葬的风俗至今还有，自不用说；“异穴并葬”则是在殷墟中常见的墓葬形式，男女两个墓穴头向一致，紧紧相靠，一般为男性靠前，女性错后，男左女右，两个墓室规模相同，葬具也一样。生前共同生活，死后也不分开，夫妻双方要葬在一起，这正是一夫一妻制度在葬俗中的体现。

　　但稍了解人类婚姻史的朋友可能会问，母系社会时存在的“对偶婚”不也是一夫一妻的固定形式吗？

　　是的，“对偶婚”这种母系社会晚期的婚姻形式确实是一夫一妻共同生活，连大禹都曾经历过“对偶婚”，但它与商代的一夫一妻制还是有根本区别的。后者是父系氏族制度支配下的婚制，男子在家庭中居于主导地位，女子死后葬在男方家族墓地，婚姻关系相当牢固，家庭生活比较独立；“对偶婚”家庭则依附于母系氏族共同体而存在，没有独立的经济，婚姻关系不牢固，夫从妇居，夫妻死后归葬各出身氏族。与“对偶婚”相比，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商代一夫一妻制与以往一切两性结合或血缘关系的社会婚姻形式有根本不同的性质。

　　宋镇豪告诉记者，由一男一女结为夫妻的婚姻家庭组织，已经较为广泛地存在于商代贵族和平民等各个社会阶层，可以说，当时婚制的主流就是“一夫一妻合家欢”。但从时间上看，当时还并存有落后的母系制婚姻、贵族的一夫多妻制和平民的非固定临时婚媾等其他婚姻形式，社会的婚制并不是统一的；从内容实质上看，这时的一夫一妻制也跟我们现在的家庭不太一样，它更多的是一个独立的人口生产单位，在经济的独立程度上远没有今天这么高，那时的单个家庭还离不开对家族的依赖。

　　平民惯做“单身贵族”

　　一夫一妻制虽被确定为商代婚制的“主流”，但在大量的氏族墓穴中，除掉男女合葬的部分，单身独葬的墓穴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这部分人为什么不与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合葬呢？

　　原来，这部分人的身份是氏族的一般偏下层平民，在当时，这部分人通常没有专门的配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个体婚姻或者家庭。他们从生至死都没有结过婚，自然也就没有合葬的“对象”，死后仍是孑然一身。

　　但不结婚并不代表不繁衍子息后代。宋镇豪研究员告诉记者，当时数量不在少数的这部分人，似乎遵循着非婚生育的传统。《周礼·地官·媒氏》中记载当时“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这句话告诉我们，按照当时的社会习俗约定，每年中的某个特定季节，男女可以自由结合而不受制约，这种非固定性的男女临时婚媾，可能主要在这部分平民中流行。但与史前时期的性乱历史又不一样，这里的“奔者不禁”其实有“禁”，即必须在异族男女间进行。综合《诗经》等古籍记载，宋镇豪认为，女子未婚生子在商周时代应该为社会所习见，相当的人口增长正是通过“会男女”的风俗实现的。

　　如此说来，这部分不结婚的人是无所谓婚姻仪式和家庭的。在当时，除了“会男女”的野合方式可能还有“走访婚”，夏代流行的这种婚姻形式，在商朝的平民中可能并未消失。所谓“走访婚”，就是女子不嫁，男子不娶，只要双方愿意，男子就可以到女方单独房间中过夜，次日天明再走。大禹就经历过这种生活。这种“走访婚”纯属赤裸裸的两性结合，没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基础可言，实质上还是氏族外婚制，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

　　豪门子弟一夫多妻

　　在商代，要想拥有“明媒正娶”的婚姻，似乎只有跻身贵族和上等平民一条道可走。与下等平民及奴隶的“会男女”或者无婚可结相比，这个圈子里不仅有固定的婚姻形式，有内容丰富的婚俗礼仪，而且还能娶不止一个老婆。

　　商代婚制的主流是一夫一妻制，但在享有特权的贵族圈里流行的却是多妻制。由于商族早早地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其一夫一妻制的实质不过是一妻惟许一夫，一夫却不限一妻。

　　晚商的几个王，如武乙有记载的妻子有妣戊和妣癸，帝乙也有正妃和庶妃，最后一个王纣，更是穷奢极欲，“倾宫之室，妇女衣绫纨者三百余人”。按照人口专家的估计，商代的女性和男性的性别比高达100∶130，社会本来就是男多女少，贵族为满足私欲而一夫多妻，使“资源分配”更加不平衡。

　　事实上，多妻制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一方面，贵族的多个妻子都是来自其他族，与人类生育的优生认识契合。另一方面，多妻背后的各个联姻家族，是当时社会结构的重要组织细胞。贵族多妻制恰恰能起到加强各方之间有机联络的作用，将这些家族拴在一条线上，这也是多妻制的主要目的。

　　政治与婚姻的“联姻”

　　早在商代，处心积虑稳固统治的贵族们就瞄上了婚姻这一能有效凝聚两个家族血统的方式，并且收效甚佳。

　　商代人十分清楚“婚友”的重要性，他们把与商族世代有着婚姻关系的各家族集团看做国家的基盘，婚友越多，基盘越固。这从他们给婚姻的定义就可以看出来，“婿之父，妇之父，相谓曰婚姻”，在他们眼里没有夫妻二人，只有夫妻背后家族的利益。商族开国之君成汤与有莘氏的联姻，就是一例。

　　当时成汤听说有莘氏有个叫伊尹的人德才兼备，得之可安天下，便派人去请伊尹，结果被拒绝了。成汤脑子一转，转而又向有莘氏首领的女儿求婚，这次得到了允许，并且伊尹也被当做女方的媵臣归属了商族。成汤可谓是既得夫人又得兵，马上任命伊尹为宰相，结果商国的势力很快壮大起来。

　　而一些臣属于商的方国和家族，更是常常与商王攀亲，每每主动嫁女或者乞女于商族，稳定双方的政治关系。其中得益最大的，莫过于后来灭商的周族了。周与外族的联姻有4次，文王的祖父古公直父开了头，娶了大姜族的女儿，其子王季又与任姓挚国联姻，文王更是先娶商王的女儿为元妃，后娶莘国之女大拟为次妃。4次联姻，为周族的安定、发展和壮大，带来了莫大好处，特别是文王的两次联姻，直接为儿子武王伐纣打下了坚实基础。

　　宋镇豪说，正是这种政治与婚姻的结合，深远地影响了各个家族的存立和势力的消长，并使联姻与多妻成为贵族圈的一种时尚。武丁时期商国国力最盛，他本人也被誉为“大京武丁”，但这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却是数量最大的妻群，正是靠着每位妻子背后所联系着的关系牢固的方国与族群，武丁才一步步走向了“大京武丁”。

　　早春二月迎新娘

　　婚制与婚俗是相连相生的，不管是一夫一妻还是一夫多妻，贵族的男女结合都要举行隆重的婚礼，毕竟婚姻乃人生大事。《礼记》中记有上古贵族婚姻的全过程，包含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及期六礼。宋镇豪认为，至少议婚、订婚、请期、迎亲4种程式在商代多多少少已经存在。

　　议婚，就是纳采、问名之礼。贵族婚姻是以整个家族为主体的，两个家族的男女要想结亲，应有媒人穿针引线。当时有句话叫做“取(娶)妻如何，匪(非)媒不得”，无论老婆好坏，没有媒人牵头就娶不到，嫁女也一样，要委托媒人到男方家里说合。议婚这个程式中，决定婚事成与不成的都是长辈，男女当事者没有选择对象的自由，由此也可知，我们通常所说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封建包办婚姻，早在封建社会产生之前就已有相当年头了。

　　如果男女两个家族对婚事都感到满意，双方就要订婚。订婚就是六礼中的纳吉、纳徵之礼，家族长辈选择一个良辰吉日，到祖庙和祭坛占卜求告祖先和神灵，占卜顺利，这门亲事就算定了，只待挑个好日子迎亲圆房。迎亲日子的选定是非常慎重的，要经过反复的占卜和斟酌。

　　选定婚期的仪式叫做请期，其决定权不一定在男方，通常以势力强盛的一方说了算，如商王不管娶女还是嫁女，日子都由他敲定。但无论男家还是女家决定，举行婚礼的日子都集中在每年二月的某一个丁日，在商代记录婚礼的甲骨残片上，出现频率最高的日期就是二月，这是为什么呢？

　　宋镇豪告诉记者，丁日代表着吉祥，六十干支纪日中的丁丑、丁亥、丁酉、丁未、丁巳等都要算做吉日，如同今天婚礼喜欢选六或八，这很容易理解。

　　贵族婚姻礼制，最重头的部分要算迎亲了，当时的惯例是嫁有媵，娶有迎。媵是指女子出嫁，她的族人将其陪送到男方家族，并被视为陪嫁财产。但媵者又不同于一般随嫁的下人，应该是贵族的近臣。

　　女方送亲的队伍来了，男方要迎接。有意思的是，商代王室迎新妇的主角不是女婿，而是普通使者。这是商王出于政治上尊卑有别的考虑，要摆一摆架子。要是方国娶商王的女儿，他们的首领或者女婿就要亲自来迎接，如周方伯文王娶了商王帝乙的妹妹，举行婚礼的日子就亲自到边境渭水迎接，隆重至极。

　　五位才女成生育女神

　　商代是没有离婚这一说的，结了婚，就意味着两亲家的联系稳固下来。此时，结交异族就让位于繁衍生息，使后者成为婚姻的主题。子息的多少，直接关乎家族的繁衍和发展，重要性无须多言，商代人想多生孩子，就把希望寄托在了众多神灵身上，形成了浓厚的祈子风俗。

　　据介绍，玄鸟是商族传说中的祖先，“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人们不知道生育子女起于男女的性结合，而认为跟玄鸟接触就可以怀孕生子，玄鸟遂成为生育之神被人们祭拜。而玄鸟是一种候鸟，每年二月飞回中原，当时祈子求生的活动也就多集中在这个时候。

　　到了晚商时期，随着性知识的扩展，玄鸟不再是人们祈子求生的对象，他们把崇拜的目光渐渐地移向自己同类，最后定格在已故的商族先公先王的妻子身上。妣庚、妣丙、妣壬、妣己、母庚五位，在商王武丁时期已经固定成为当时护佑商族人丁兴旺的生育女神，被统称为“五妣”。在人们眼中，她们既能保佑子孙永昌，又能降下灾祸，当妇女生子时难产而死或者出其他意外，甲骨文当中就会出现“某某害母子”的记载，因此，家族中一有妇女怀孕或者待产，这“五妣”祭坛前的香火就格外旺。

　　根据甲骨文记载，祈子祭祀的主要形式是酒祭，同时也要用到牲畜，或是一对牛，或是一对羊，总之要用不相干的雌雄动物来象征男女的性状态，幻想通过牲畜的交感作用而使祈子的仪式产生作用。不过，限于当时落后的医疗条件，怀孕容易，产子却一直是女人的一道“命关”。商代女子的死亡年龄大多集中在育龄期，墓葬中常常见到母子同尸的情景，5位女神给予人们的只是精神上的一丝抚慰而已。

　　而商代人为什么选中她们做生育之神呢？宋镇豪告诉记者，这5名女子生前都是冰雪聪明，多才多艺，且有相当高的名望，可以算是商族最优秀的女人。这使人联想起西方的生育女神维林多夫母神，那个几乎丰满到了球形的女人只代表了旺盛的生育能力，而商代人以才女为女神，或许目光更远一步，已经考虑到了优生优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