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脚上长肿瘤是什么原因:京剧“沙家浜”的来龙去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3 07:57:04
《沙家浜》剧情经毛泽东亲自修改
◎一部京剧的产生与一段传奇故事。
◎样板戏《沙家浜》真是江青亲自抓的吗？
七十年前，三十六名新四军伤病员在阳澄湖一带，演绎了一段与敌人斗智斗勇的传奇。若干年后，这段传奇被人写成歌曲、写成通讯、写成剧本，进而搬上舞台，京剧《沙家浜》因此产生。
《沙家浜》戏里的故事，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但这戏外的故事，依然耐人寻味……
没有这首歌就没有《沙家浜》
2010年元旦后，红色经典旅游胜地常熟沙家浜景区引来了众多的游人，这个以红色革命为主题的景区也策划起了民俗“年味游”，开始让生硬的抗战史旅游变得更加富有人情味和亲和力。
一直致力于研究沙家浜革命历史的徐耀良老人坐在纪念馆一个窗口前，听着四周芦苇荡传来的沙沙响声，晒着冬日暖暖的阳光，显得颇为惬意。他现在已经“扎根”在纪念馆里，这个土生土长的沙家浜人，说起这里的英雄，说起这里的风云变幻，仿佛就如发生在昨天。
但在纪念馆笔者却发现，这里记载着的是36名新四军伤病员的姓名。“现在一些历史资料比较混乱，对于当时伤病员的人数有不同的版本，有的说是18个，有的说是35个，还有的说是36个，甚至有的说是100多个，到底是多少呢？这要从这部戏的源头去追溯。”徐耀良说，《沙家浜》的出炉，其实最早应该源于一首歌曲。 这首歌曲名为《你是游击兵团》，是一首抗日歌曲，1943年首次演出后广为流传。
新华社记者是沙家浜故事的第一个作者
徐耀良说，歌曲传唱开来，就吸引了不少人去写那段斗争历史，而沙家浜故事的第一个作者就是崔左夫，他是新华社一个随军记者。徐耀良曾两次见过崔左夫，了解了很多当年的创作情况。
但因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新的报道任务不断，崔左夫未能作进一步深入采访，但他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事隔九年后，1957年，崔左夫专程赶赴苏州、无锡、常熟、太仓等地采访了三个月，最后写出了通讯《血染着的姓名——36个伤病员斗争纪实》。
此稿写成不久，适逢上海沪剧团副团长兼党支部书记陈荣兰和该团编剧文牧来到南京军区政治部，收集寻找可编写抗日传奇剧的素材。崔左夫和陈荣兰是老战友，便把《血染着的姓名》稿子交给他们参考。他们看后兴奋不已，将此稿带回上海，由文牧以此稿作为基础，改编出的剧本起初定名为《碧水红旗》。
此时的刘飞已担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陈荣兰和文牧便将剧本拿来征求刘飞的意见。刘飞拿出他的回忆录《火种》，交由陈、文二人参考。二人回去后，根据《火种》又对剧本作了认真修改，并更名为《芦荡火种》。同时为了使人物更加紧凑，有利于舞台演出，戏里的新四军伤病员改为18个。
毛泽东为何改剧名为《沙家浜》
徐耀良老人说，其实早在1943年，过鉴清就在《你是游击兵团》中写道，“阳澄湖畔，虞山之麓……”很清楚地点明了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活动频繁的区域范围，而今日沙家浜镇正是这一区域的中心地区。
“沙家浜原本是个不出名的小镇，它的地名曾演变过三次：横泾、芦荡、沙家浜。在常熟市众多的乡镇中，唯有它的地名读起来有点拗口。但它的名气实在太响了，自从毛泽东同志把京剧《芦荡火种》改为《沙家浜》后，它就变得家喻户晓了。”这是常熟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沙家浜镇原党委书记张永清的话。
《芦荡火种》去北京公演后，被北京京剧团一眼看中，改编为京剧。
毛泽东在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后，提了一些很中肯的建议，其中就有把剧名定为《沙家浜》。毛主席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是火焰了嘛！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给这部戏改了结尾。原来沪剧《芦荡火种》的结尾是，新四军利用胡传魁结婚的良机，化装成吹鼓手、轿夫，搞出其不意的袭击。最初改编为京剧时，也是这样处理的。但毛泽东认为这样处理结尾就成了闹剧，应该改为新四军正面打进去。
据说，江青在从上海飞往北京的专机上偶然在《北京日报》上看见了《芦荡火种》公演并受到广泛称赞的消息。到北京当晚，她就去看戏，演出结束后直奔后台大发雷霆：“你们好大胆子，没有经过我就公演了。”她还霸道地宣布：“这出戏是我管的……”“彭真给你们发一篇社论，我以后让《人民日报》给你们发两篇社论。”
1965年4月中旬，北京京剧团到上海，重排《沙家浜》，江青到剧场审查通过，定为“样板”。据说“样板戏”的名称从此就叫开了。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这是《沙家浜》的一段经典唱段，演唱的人就是阿庆嫂。阿庆嫂开了一家春来茶馆，成为掩护抗战游击队的绝佳场所，也是戏里最为著名的场景之一。在实际历史中，到底有没有这个春来茶馆呢？ “镇上还真的出过一个茶壶，就是那个年代的，上面刻的字就是春来茶馆。”徐耀良说。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时，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杨广立来沙家浜调研，当时老地下党员时根元拿出一个刻有“春来”字样的茶壶，引起了杨主任的极大兴趣。
但是否可以凭此说，戏里的春来茶馆就一定存在呢？就此，徐耀良也曾做过专门调查。根据他的调查分析，这个茶壶真正的出处就在沙家浜的陆家村，是时根元年轻时从陆家村岳父家捧回来的，春来茶壶是确实存在的，但春来茶馆至今还没有发现。不过后来，又在沙家浜镇曹家浜发现，抗日战争时期确实有一家“东来茶馆”和一家“春海茶馆”，曾经都是新四军的联络站。
在纪念新四军建军60周年的时候，曾在刘少奇、陈毅手下任参谋的中国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金冶少将特地赶到沙家浜，当时他也问讲解员，“春来茶馆在哪里？”讲解员说，当时沙家浜有大大小小34家茶馆，这些茶馆大部分都曾经做过联络站，只是目前还没有发现春来茶馆，现在镇上的春来茶馆是根据戏里内容而建的。
“或许根本没有过春来茶馆，它只是大大小小茶馆的一个缩影吧。”就这一观点，金冶也表示认同。
而这些茶馆中哪一家最接近呢？可能还要从谁是阿庆嫂说起。
为了找到阿庆嫂，常熟市沙家浜文化站人员遍寻历史资料，相继寻访出陈二妹、朱凡、干桂宝、戴阿大、范慧琴、徐巧珍、陆二嫂等众多阿庆嫂原型。不过也有人说，阿庆嫂可能是个男的，譬如东来茶馆的胡广兴，就是利用茶馆老板身份做地下工作。
而事实上，沪剧《芦荡火种》编剧文牧在创作札记中早已说得很明确，春来茶馆的原型是常熟董浜镇上的东来茶馆，店主胡广兴本是个男性。在崔左夫《血染着的姓名》一文中，也记载了中共常熟县委委员任天石向东来茶馆老板交代任务的一段。东来茶馆是常熟县委设立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胡广兴是任天石少年时期的同学，因此担任了秘密交通员。
在崔左夫的文章中，还实事求是地讲到了胡广兴后来的下落。在胡广兴入党一年后，由于环境恶劣、家庭矛盾，他终于离乡到了上海。临走前，他对任天石说：“我是瘦马负重，只能走到这里了。”
那么，明明是茶馆男老板，为何到剧里就变成了老板娘呢？
文牧在创作札记中也提到了这一点：“陈荣兰认为戏里男角色太多，建议把茶馆老板改为老板娘。我同意了。谁知把老板改成老板娘，牵一发而动全身，真不简单……老板娘的名字本来取名‘阿兴嫂’，后来觉得‘嫂’这个音是朝下缩的，当中一个字就必须着重、有力。‘兴’字显得平，改成‘庆’字便显得重甸、有力，叫起来也响。”
可见，阿庆嫂完全是个虚构的形象。此外，还有研究者透露，剧中伤病员的领导人郭建光，实际上是从太仓县长郭曦晨、当时中共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和新四军第五路军参谋长夏光三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而剧中地下负责人陈天民的名字，则是由当地革命者陈刚、任天石、薛惠民三位名字中各取一字组成。
虽然《沙家浜》中的许多人物和场景都经过了艺术加工，但《沙家浜》的剧情在沙家浜确实真实发生过，而胡传魁这类的人物也是真实存在的。(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