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胸推仙女坐蜡:典型报道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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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的全面改革和苏联社会的巨变，典型报道、正面报道、宣传在苏联全面崩溃，代之而起的是西方新闻观念的复兴。[20] 中国的典型报道：源起和膨胀 大部分学者都同意，中国的典型报道起于20世纪40年代。 于是就出现了典型报道，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有关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报道就是一个例子。 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有关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报道被认为是中国首篇典型报道。它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发出的。 无论如何，1942年4月，在毛泽东的倡导下，《解放日报》把吴满有多开荒、多打粮的消息登上了头版头条，普通劳动者的事迹登上如此显要的位置，在中国报刊史上还是一个先例。1943年，大生产运动兴起， 该报大力宣传党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方针；宣传大生产运动中的先进典型，发表此类消息和通讯3000多篇。[27] 这应算是掀起了中国典型报道的第一个高潮，其中和尔后迅速涌现出的重要典型包括：赵占魁、刘建章、南泥湾大生产、南区合作社、“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王克勤等。
建国以后典型报道更是高潮迭起。抗美援朝中的上甘岭英雄、黄继光、罗盛教等是“保家为国”的典型。1953年，毛泽东提出要“重视典型报道”，“……许多材料，都应当公开报道，并发文字广播，三五天一次，方能影响运动的正确进行”。[28] 1968年，毛泽东又提出“典型宜多，综合宜少”，这一方针一直指导着中国的典型报道。 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提倡利用典型报道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宣传，报纸“积极支持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一切创举，把先进生产单位、先进生产者的典型经验和重要成就推广到整个建设战线上去。”[29] 于是便推出了鞍钢，王崇伦、郝建秀、耿长锁等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至于后来推出的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挥霍腐化被判处死刑的报道，则配合了“三反”“五反”运动的顺利开展，是反面典型的报道。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央及领导者对整个形式的估计错误导致了“大跃进”运动，当时整个新闻事业仍按中央指示推出大批高产“卫星”、钢铁“卫星”等虚假典型，为“大跃进”运动推波助澜。
六十年代初期的典型报道已走向成熟，涌现出典型人物报道“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以及“种棉模范吴吉昌”、“舍身救火的向秀丽”等人物典型以及大庆、大寨等先进集体。
在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阶段，出现了“小靳庄”、“六厂二校”，“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的英雄黄帅” 等典型报道，它们都是因为某种政治目的推出的。为了政治的需要，典型可以随意塑造。大寨一会儿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典型”一会儿是阶级斗争的典型，一会儿是“全面专政的典型“，一会儿又成了“继续革命的典型”。典型报道的政治宣传功能在“文革”时达到了极致。
十年浩劫之后，针对人们普遍对共产主义丧失信心的情况，中央要求树立起大量典型，坚定人们的信仰，于是有了张海迪等的报道；1981年-1983年，配合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建设‘四化’的积极性，媒体曾先后宣传了一批如蒋筑英、罗健夫一类的先进知识分子典型，同时也报道了陈秀云、贝兆汉等爱惜人才、尊重知识分子的典型。
1984年，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展开，经济体制改革中典型人物、典型经验和典型问题不断出现，这一时期成为典型报道的成熟期，步鑫生、马胜利、关广梅、鲁冠球等都是这一时期敢想敢干的企业家典型。其中步鑫生这个新闻典型是在国家的大力倡导之下才提出的。1983年12月，1984年初，中央领导同志先后两次批示肯定步鑫生的创新精神，指出其是“一个指引人们向上的活典型”，中指委为此批发了重要按语，浙江省委也有指示精神，于是，步鑫生的名字开始走向全国。[30] 进入九十年代后，媒体又推出一批人物典型，例如徐洪刚、李素丽、徐虎、邹延龄、孔繁森、李向群等先进人物，对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当代中国各时期的典型报道，无不是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而推出的，典型报道自始至终都肩负着政治使命。学者陈力丹认为，“这种宣传方式适应当时中国比较落后的社会环境”，“典型报道观念是文明程度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31] 陈的这种看法实际上涉及到对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的认识。 典型报道的实质 总体上说，典型报道是违背一般的西方新闻规律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理论界不承认典型报道是新闻、而是一种政治宣传的原因。 典型报道产生的土壤 典型报道为什么在西方不能成活，而在苏联和中国却能一度繁盛？这个问题现在可以比较明确地回答了。 典型报道的式微和某些新趋势
在前苏联，典型报道已经土崩瓦解；在中国，它在日益弱化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人们对为什么典型报道会走低的种种猜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典型报道那种配合政治、对受众进行自上而下的单面灌输的传播方式，违背了新闻报道和受众之间的互动规律。那些饱蘸政治感情的典型报道，富于政治说教色彩，它总是仙人指路般地告诉受众怎样做，人生应当怎样度过，但不尊重受众的选择，否定了读者的主体意识、平等协商和参与民主决策的权力。典型人物中的许多政治性的变化令受众失去了信心，比如聂元梓、蒯大富、陈永贵、林彪、王洪文等风云人物在前一个时期是“英雄”、“模范”、“标兵”、“领袖接班人”，但在后一个时期又成了“反革命”、“阴谋分子”……，这种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和主观随意性令人从怀疑到抵触。 其次，典型报道中那种高大全的脱离生活实际的典型和公式化、概念化的典型引起受众的反感、抵触和唾弃。由于我国一贯坚持以介绍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为主的方针和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在典型报道中的先进典型总是毫无瑕疵，一味拔高，典型人物“必须十全十美”，“经验必须能概括一个运动或一个地区”，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典型的先进性，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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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典型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