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看插图的轻小说app:周庆安：“草根媒体”发力-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微博受到网络追捧

　　草根媒体的发声，是这一年来中国传媒行业最为典型的事件。所谓的草根媒体，固然没有定论，但是以微博为代表的媒体形态在2010年快速繁荣起来，却改变了2010年中国媒体的言说形态。

　　2010年刚刚过去，从新闻的意义上就成为了历史。此刻，中国的传媒人已经迫不及待地奔向下一个新闻现场。但是2010年在中国新闻史上，确实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年份。

　　如果盘点2010年的中国媒体，这一年的媒体无疑具备着重要的转折特色。这种转折不仅仅是技术变革，而且同时也是传媒理念的变革。

　　2010年的媒介转型，给中国的舆论环境带来了新的特色。

　　第一，草根媒体的发声，是这一年来中国传媒行业最为典型的事件。

　　所谓的草根媒体，固然没有定论，但是以微博为代表的媒体形态在2010年快速繁荣起来，却改变了2010年中国媒体的言说形态。

　　这些草根媒体的发展，最大的动力其实不仅来源于技术，更来源于媒体技术对个人表达的解放。坦率说，基于这些年来传媒技术的高速发展，微博能够火多久，我不知道，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也尚无定论。因为有太多的媒体创新形式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和繁荣，又以空前的速度萎缩甚至消失。但是SNS社交网站和微博带来的这种信息网状传播，却是从来没有过的。

　　以2010年11月上海胶州路大火为例，在刚刚发生火灾的第1个小时里，原创性的信息超过百条，图片达到数十张，远远超过了我们传统上认为报道速度最快的通讯社报道。

　　草根媒体的力量不但通过形式表现出来，也通过内容加以展示。

　　2010年，微博创造的新词“给力”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从更为广泛的媒体意义上说，这种草根的声音也让全社会感受到了一种无言的精神力量。

　　在2010年岁末，人们从视频网站上看到了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带来的《春天里》。这首歌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歌唱组合甚至被网民投票抬进春晚，这说明中国社会不同阶层不同范围对于精神愉悦的渴望，对于文化自觉的一种追求。

　　当然，《春天里》不是《春晚里》，穿上衣服走上春晚灯光中的旭日阳刚还是不是我们心中的那两个有追求的农民工，我不知道。但是社会对他们的关注，是中国草根媒体塑造的英雄效应。

　　突发事件引领报道

　　史家不幸诗家幸，但是中国新闻人如果能带着沉重的心态，去追踪此类突发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其实也是避免此类突发事件的最重要功能。

　　第二，突发事件仍然引领了这一年的媒体报道，甚至可以说创造了2010年的传媒高度。

　　其实从新闻的规律来说，突发事件引领媒体报道并不能构成任何一个年度的媒体特征。但是当我们看到中国传媒人站在王家岭的矿井前、舟曲的废墟中、胶州路的浓烟边、假疫苗的受害者中间的时候，这种突发事件带来的新闻契机，是中国传媒人难能可贵的报道契机，也是2011年留在中国媒体环境中的标志性事件。

　　史家不幸诗家幸，但是中国新闻人如果能带着沉重的心态，去追踪此类突发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其实也是避免此类突发事件的最重要功能。

　　众所周知，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改革进入的深水期，突发事件的背后往往承载着其他多种类型的社会矛盾。新闻人的理性表达，是通过对事实的不断还原，来重新塑造这个社会逐渐缺失的理性。

　　但是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这种对理性的坚持是非常困难的。

　　一方面，突发事件容易转移社会的注意力，比如2010年我国玉树地区发生地震，舟曲出现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夏季不断出现洪涝灾害，都给我们创造了新的话题。

　　另一方面，也容易绑架社会的情绪，比如浙江乐清村长被碾死事件。

　　因此，我们珍惜每一个突发事件的机会，不是因为这些突发事件死亡多少人，引发多少悬念，而是因为这些突发事件给中国社会创造了一个回归理性的机会，也给中国媒体创造了一个攀登新高度的契机。

　　同时，我们也很关注新闻人在引导社会舆论方面的重要启蒙作用，比如对价格上涨的听证，对拥堵措施的民意调查，无论结果是否令社会大多数人满意，但是媒体参与引导过程代表了一种开始。

　　维基揭秘冲击世界

　　维基揭秘的突然出现，不仅更新了人们对网络信息自由的观念，更冲击了现有的国际政治体制。

　　第三，国际媒体领域的变革，其实也是2010年中国媒体舆论环境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维基揭秘的突然出现，不仅更新了人们对网络信息自由的观念，更冲击了现有的国际政治体制。

　　有条笑话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维基开始揭秘之后，自暴自弃暴饮暴食，胖了18公斤，还被老公嘲笑。

　　我想此言恐怕非虚。从一个媒介研究者的角度来看，维基揭秘之后带来的最大挑战并不在自由、也不在政治，而在于信任。

　　今后我们该相信谁?

　　是相信政治家面对镜头说出来的话，职业记者印在报纸上的话，还是相信深喉们在网络上不断爆料的内容?

　　在一个主流价值观极其明确和强势的社会，这或许不是问题，但是在一个转折变革，不断探索和巩固价值体系的社会，这可能就是一个新的问题。

　　新闻人在寻找突破

　　2011年的新闻人自身，也在寻找一种自我突破。因为这一年中，新闻媒体作为一个变革的行业，技术的突破、行业的整合带来的主要是心理冲击。

　　除新闻报道的特点之外，2011年的新闻人自身，也在寻找一种自我突破。因为这一年中，新闻媒体作为一个变革的行业，技术的突破、行业的整合带来的主要是心理冲击。

　　2010年中，有消息说《纽约时报》将要在2015年结束纸质版，完全改为电子版;半个世纪的老店“米高梅”也在去年破产被收购;《新闻周刊》也被1美元卖给了音响大王西德尼·哈曼。媒体人一方面惶恐于平面媒体是否进入了“黄昏年代”，另一方面也在寻找新的突破口。

　　在新闻教育领域，美国最有名的新闻学院之一，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学院的教授们投票决定将这个百年老店改名为梅迪尔新闻媒体与整合营销学院，引发了新闻教育的空前争论。

　　有人说这是新闻行业对传媒资本的投诚，也有人说这是新闻行业的浴火重生。无论是什么结论，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新闻教育的自我警觉性还是挺高的。

　　但是这些心理冲击，能够改变媒体的形式或者新闻教育的模式，却无法改变新闻人的使命感。在这一年中，除坚守事实叙述和社会启蒙的理想之外，新闻伦理的坚持，也是2010年中国媒体人面临的巨大挑战。

　　比如学者们一如既往地在年底评选出了2010年度十大假新闻，这些新闻中基本上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无中生有比如“金庸被去世”、一种是放大社会情绪比如“数百万青年人死于室内污染”、还有一种是竞争压力使然比如“西安成为第五大直辖市”。

　　有的时候，我们不但遭遇到假新闻，而且遭遇到在社会情绪之下的事实加工。还原这种事实的难度非常大，因为它既面对少数地方政府，同时也面对公众舆论中过于情绪化的表达，因此才有不少“失踪了的新闻”一说，也才有了“需要事实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事实”一问。

　　不少媒体对于浙江乐清案件真相的追踪，对77元廉租房房租的还原都是一种努力。这种努力和公民调查团的努力相互结合，能够发挥地方政府甚至是新闻发言人所无法发挥的作用，更能够给社会提供一个可资信任的意见团体。

　　失职与惭愧

　　“围观改变中国”，从我的角度看，这是新闻人的失职与惭愧之处。

　　这一年中，人们常常说一句话“围观改变中国”，从我的角度看，这是新闻人的失职与惭愧之处。

　　如果把一个社会变得更好的力量不来源于舆论引导者，而来源于被引导者，那么媒体的力量，无形中其实就成为了舆论的一种附属品。

　　在舆论理性的状态下，这种附属品或许还能以“平庸”二字表达自己的无辜;但是在社会转型，舆论理性和权力非理性交织出现的情况下，如果新闻人失去了言说空间，那么不但平庸，而且是非理性的帮凶。

　　我理解这种坚持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南非世界杯带来的激情与快乐还没有从各个编辑部散去，对记者的通缉之声又从某个角落响起。

　　无论是否对错，公权力作为一个强势力量，对新闻人的打压，本身带有一种权力的过度张扬。

　　当然，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代的新闻史忽略了任何一个年份，都是不完整的。但是当微博开始在2010年发力，民生议题开始在2010年出声，虚假新闻开始在2010年褪色，这个意义上的2010年将是中国当代新闻史上的关键一页。

　　每一页都有被翻过去的时候，但每一页也都有永远留存的价值。中国新闻人往往被新闻推着前进，虽说“生产力的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是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却永远代表了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定位和追求。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