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功ccr:教育史 “五·四”时期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9 20:00:55
“五·四”时期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改革 发布时间 :2005-2-28         
                                    楚保玲
 摘要:“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又的伟大运动,北京大学是这次运动的中心,这与蔡元培先生在北大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教育改革密不可分。蔡先生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办学方针,网罗众家、广延积学名师,充实和调整教师队伍,求得学术的自由发展。实行“教授治校”,改革学校领导体制,推动北大由封建衙门式学堂到资产阶级民主大学的质的转变。改革学生读书做官的封建观念,树立学生探求学理、掌握科学知识和培养人才的新风。主张男女平等,实行男女同校,衣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首创意义。蔡元培先生在主持北大时期实行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教育改革及成功,使中国近代教育进入一个新时期。
关键词:“五·四”运动 蔡元培 北大 教育改革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教育家,是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和实践者,他一生都在致力于用资产阶级民主教育恩想代替封建专制主义教育思想,建立资产阶级教育体制。他认为中国经济落后、政治腐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专制主义教育制度和忠君、尊孔的教育思想。因此,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革除弊政,不仅要推翻清朝的腐败统治,还要改革当时的教育制度,推行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培养具有新思想的人才。早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时,他就有这种思想了。他曾说:“康党之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于是他毅然辞去翰林院编修之职,南下从事教育(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1912年1月他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一到任就立即批判清朝钦定的教育宗旨,反对“忠君”、“尊孔”等封建专制主义教育思想,提出了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的教育方针,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主持制定与颁布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制度,即“壬子癸丑学制”,其主要特点是:反对封建思想的禁锢,废止尊孔读经;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实行男女同校。这个学制存在的时间虽短,对中国近代教育却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由于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实行封建专制统治,蔡元培“教育救国”的政治抱负一直得不到施展。“壬子癸丑学制”也如昙花一现很快就被扼杀了。袁死后,蔡元培于1916年底回国,从1917年1月起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又开始了他的“教育救国”的实践恬动。蔡元培一到任,就立即着手对旧北京大学的教育进行改革。其教育改革的卞要内容有以下三条。
    一、网罗众家、广延积学名师,充实和调整教师队伍
    蔡元培深深懂得,办好学校,必须要有好教员。他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应该网罗众家、囊括大典、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这样的“大学”才不失为“大”。因此对于名家学说“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即使彼此相反,也听其自由发展”①。对于教员的选用,蔡元培更是本着人才主义的原则,不论是新派人物“倡有过激之论”者,复古者,或其他人,不问其年龄、政党、资格,甚至国籍,只要学有专长,于学问上有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就不求全责备,让他们并存于一校之中,便于学生有选择的余地。只有这样,才能求得学术的自由发展。推行这一方针的结果,使当时北大包容了几种类型的人物:一是无政府主义者,如吴稚晖、李石曾;二是新派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刘半农、沈严默等;三是复古守旧派人物,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
    从北大包容的教员来看,似乎蔡元培是不偏不倚、调和中庸、自由主义的,其实不然,他在实行这一方针的过程中,有明显的倾向性、进步性。他网罗众家、广延名师,着重包容和网罗的是一些具有不同程度进步思想的名流学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等。李大钊于1918年1月到北大任图书馆主任,以后兼经济学教授,很受蔡元培的器重。他在“五·四”运动中由急迸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北大许多学生在他的影响和直接领导下,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对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陈独秀于1917年初到北大任文科学长,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新青年》杂志的主编.确为青年的指导者.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入之一。蔡元培曾亲自会见聘请陈。陈独秀到北大后,确实非同一般,他一来,就把他的《新青年》从上海搬到北京出版,后又同李大判共同主编战斗性很强、影响很广的《每周评论》。加上胡适,钱玄同等新派入物竞相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宣扬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纷纷在这些杂志上写稿,蔡元培“也常作白话文,替白话文鼓吹”②。这就使北大成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有效地促进了北大的教育改革。它是与蔡元培极力提倡民主与科学、发展新思想、鼓励和支持新派势力分不开的。
    为了发展学术,有效地完成北大的教育改革,蔡元培一方面广延名师,同时裁减了一些不学无术,不尽工作职责的教员。对于这种人他就不包容了。例如,他初到北大时和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浮筠商议,辞退了几个没有学问、只图多赚钱的外国教席。有一个法国教席控告他,另一个英国教席要求英国公使朱尔典去同他交涉。蔡当时锐意革新,坚持他的办学理想(人才主义),拒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对人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但蔡元培却一笑置之,毫不畏惧。
    根据“兼容并包”原则,蔡元培也留用和聘请了一些思想保守的入,如黄侃、陈汉章,甚至政治上反动的入如刘师培(帝制派)、辜鸿铭(复辟派)。蔡知道他们政治上毫不足取,但认为他们都学有专长:刘是与章太炎齐名的古文经学家,有深厚的国学根底.辜鸿铭精通英语,能把“四书”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蔡元培就让刘讲授经史.让辜讲授英国文学。对于二人的执教,迸步学生很有意见.他的回答是:“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③。蔡元培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求得学术的发展。他这种对教员“以学诣为主”“积学而热心”的标准,提倡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民主作风,对提高教育质量、繁荣学术、解放思想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然蔡元培对于刘、辜这样的人的使用,在今天看来是不能接受的。但当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北京政府是买办、封建势力当政,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是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不可能也不能专门请一色的新派人物来北大执教,否则他是不能做当时北大校长的。可见蔡元培在当时官办的北京大学推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是顶着多么大的压力的。由此更可见蔡先生的卓识和胆略。经过整顿和充实,全校的教师队伍面貌焕然~新。“据一九一八年统汁.全校二百多名教员中,教授的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岁。甚至还有二十七八岁的教授”④,他们的思想多数倾向革新,这就给北大带来了朝气。
    二、改革北大领导休制,实行“教授治校”
    在整顿和充实教师队伍的同时,蔡元培对北大的领导体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建立了一些必要的机构和规章制度。首先设立评议会。他模仿德国大学教育制度,把原来由校长、学监主任、庶务主任等少数人掌握教育大权的制度,改为由职员和教授代表组成的评议会制度。学校一切大政方针都由评议会决定,然后各职能部门去贯彻执行。另外,各系成立教授会,推选主任一名,由教授会主任和各科教授分担各系教学行政任务。这种民主办校的制度,虽然民国初年蔡元培提议执行,并又规定到《大学令》中,但真正付诸实现还是在蔡元培主持北大工作以后。这种学校领导体制的改革,使得学校权力下放,发扬了民主,给教育者以办教育的权利。贯彻“教授治校”,对加强全校管理,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克服分散状态,推动北大向近代资产阶级大学的转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对于旧京师大学堂遗留下来的封建传统和衙门作风来说,“教授治校”无疑是个历空的进步。
    三、改革学生的封建观念,即破除读书做官,专己守残的积习,树立探求学理、掌握科学知识和培养人才的新风
    中国封建教育的恶习,一是把入学读书当作升官发财的阶梯.一是“笃守家法”,满足于一孔之见,以求日后老师的保举提携。蔡元培在《北大月刊发刊词》中指出这种弊病:“吾国学子承举子、文人之旧习,虽有少数高材生,以知科学为单纯之目的,而太多数或以学校为科举,……年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证书之资格,则他无所求;或以学校为书院,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蔡元培认为这是北大所以腐败的重要原因。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恶习,是学术发展的障碍,要革除这种腐败现象,就必须进行改革。所以蔡元培到北大后的第一次演说中就明确地强调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他一贯反对把大学看成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法,反对学生只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不求新知,尤其反对古时那种:“三年不窥园”的死读书的坏传统。为了打破读书做官、专己守残的封建积习,一方面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另一方面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蔡元培采取一些具体措施,鼓励和帮助学生成立各种学术团体、研究会,自办社团,自办刊物,形成生动活泼的气氛,还积极提倡课外高尚的娱乐活动,以发扬学生自动的精神,养成服务社会的能力,使学生德、智、体得到全面发展。
    在蔡元培的积极提倡和支持下,北大校园组织社团之风一时大盛。当时著名的社团有:阅书报社、进德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社、音乐会、雄辩会、新闻学会、技击会、学生银行、消费公社等。组织社团的不仅限干学生,好多教员也参加进来.蔡元培还兼任好几个会社的会长。学生的自动精神,经蔡元培的提倡,有了很大的提高,加上当时迸步教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引导,以及《新青年》《每周评论》等革命刊物的宣传,促使了许多学生走向社会,参加了政治斗争,由原来的“老爷”,变成了革老爷命的“新青年”了。
    此外,蔡元培还主张男女平等,实行男女同校,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积极鼓吹民权和女权,在“壬子癸丑学制”中,明确规定实行男女同校。他主持北大工作以后,从1920年开始在北大招收女生,这不仅在北大校史上,就是在整个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当时也是破天荒的创举,各大学争相仿效。后来有入评价此事是对中国妇女的一种恩惠,这是何等价值的恩惠呀!如果不是蔡元培先生首创,即使以后社会的发展趋势允许的话,那也不知要等到多少年以后呢。
     蔡元培在“五·四”期间主持北京大学的工作,实行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取得的成绩确实是显著的。在此引用当时人的报道以证明之:“蔡先生学界泰斗、哲理名家,就职后,厉行改革,大加扩充,本其历年之蕴蓄,乐育国内之英才,使数年来无声无嗅生机殆尽的北京大学,挺拔特出,褒然独立,延名师,严去取,整顿校规,祛除弊习……学风丕振,声誉日隆,各省士子英才闻风兴趣,担簦负笈,相属于道,皆二十二行省,有来学者”。这个报道反映了一般入对北大革新的观感。有人认为蔡元培北大改革的意义,相当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这个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五·四”以前的北大不仅已成为全国文化学术的中心,而且成为新文化运动、传播新恩想的主要阵地。所以“五·四’迄动首先在北大爆发,并不是历史的偶然,它同蔡元培成功地改革北大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蔡元培先生在主持北大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民主教育改革,打破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专制局面,树立了思想自由、研究学术的新风气,使北大在“五·四”前后已逐步完成了向近代资产阶级大学的转变,建立了一整套资产阶级教育体制,北大的政治面貌可以说是焕然一新了。北大改革的成功,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建立了一个稳固肉基地,从而使中国近代教育逐步进入一个新时期。因此这次教育改革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其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一)蔡元培在北大实行包容政策,提倡百家争鸣,提倡教授治校,男女同校,提倡民主与科学,对于冲破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束缚、打破学术专制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繁荣了学术研究。各种学派、各种思想相互争鸣的结果,使旧思想逐渐为人们所抛弃,新思想为越来越多的入们接受,很多学生和教员成了新思想的宣传者,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传播新思想的主要阵地。随着人们的思想解放,学术研究也繁荣起来。当时北大校园学术讨论、思想解放之风极盛,文理法各科几乎每周都举办学术讲座,由专家、教授讲其所长。各类学术、政治团体纷纷成立,革新空气十分浓厚,北大在全国教育界、学术界、思想界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二)蔡元培在北大进行教育改革,本质上是为了建立一套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为发展资本主义服务的。但他在改革中的倾向性和进步性,为新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同时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他延揽和重用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派入物,有效地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他本人也是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他坚信“白话派一定能胜利”。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在他们的影响和鼓励下,很快接受了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并成为宣传者和实践者,这就为“五·四”爱国运动首先在北大爆发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同时“五·四”运动的爆发进一步促进了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思想在北大和全国的广泛传播。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