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萨莫阿沙尔克:党在不同时期的口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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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不同时期的口号(四)
“两个凡是”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华国锋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他不但没有勇气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反而批准“两报一刊”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党、全国上下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但是有些人打着“思想解放”的旗号,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意识形态的领导思想等根本问题提出了责疑。为此,邓小平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务虚会上,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主张。他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新时期我国“立国之本”的最早的完整表述。
“改革开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1979年9月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的经营自主权,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到1983年初,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新时期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80年代中期,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作为吸收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窗口。1984年4月,又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1985年2月,增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区为经济开放区。随后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经过多年的实践,改革和开放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成为人们的共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概括术语。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针对党和国家干部队伍年龄老化,知识、精力、专业结构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实际情况,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以说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新时期党的干部政策的指导方针。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1981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号召和军队的特点,在《关于加强部队青年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口号。“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1983年1月,总政治部又根据党的十二大文件中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关提法,将“四有”的内容调整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有”提法得到了邓小平的多次肯定,他说:“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民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四有”后来成为新时期党和政府青年工作的指导原则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的概括表述。
“五讲四美”
“一国两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解决历史遗留的台湾、香港、澳门等领土问题,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1981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提出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后来邓小平及党的其他领导人多次对“一国两制”作了类似的解释。党和国家职能部门依据这一构想,对台湾、香港、澳门分别制定“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等具体的方针、政策,顺利地实现了香港1997年、澳门1999年回归祖国的工作,并对台湾的和平统一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979年,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讲话中初步表露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大会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它为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三个有利于”
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党内和国内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此,三个“有利于”成为人们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三个代表”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民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5月,他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又对这一论断做了进一步强调。“三个代表”的思想是江泽民在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对如何搞好党的建设,保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进行战略思考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源泉,是对党的性质、根本宗旨、历史任务的新概括。它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思想。他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在报告中,他还指出:“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同时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2000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他明确提出了“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理念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理论的一个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