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鳞癌晚期靶向治疗:新生代农民工困境：不回农村也无法融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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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厂生产流水线上的新生代农民工
从年龄来看，张全正是官方所定义的“新生代农民工”。
核心提示：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程度高，长期受城市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的熏陶，对城市的认同远远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他们倾向于长期留在城市，并希望举家在城市定居，但他们融入城市的过程面临重重障碍。近日，记者随社会学家走近这一人群，了解他们在城市里的生存现状
近日，共青团广西区委、广西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办公室开展了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组织与城市融入现状调查”专项课题研究，并委托广西民族大学组建专业课题组开展调查。在社会学专家眼里，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举步维艰，已成为影响城市发展成果公平分享和社会进行良性转型的重大现实问题。到底是什么阻碍了他们在城市生根发芽？记者近日也展开相关调查。
企业周边缺少娱乐设施
新生代农民工严重流失
课题组报告：新生代农民工的娱乐方式已多元化，且与城市居民的娱乐方式基本一致。在众多的休闲方式中，选择上网的新生代农民工占44%，看电影、K歌分列二、三位。没有娱乐配套设施，已成为地理位置偏僻的生产企业留住“新生代农民工”的障碍。
张全，23岁，钦州浦北县人，刚结束了近4年的打工生涯，自己创业。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称呼，他更愿意接受“草根”这一身份。
据了解，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第一次被官方正式提出，指出生于上世纪80、90年代，户籍仍在农村，但已进城务工的人员。在目前全国1.5亿外出务工的农民工里面，新生代农民工约占到60%，随着城市（镇）化的快速推进，其人数正以每年800~900万激增。
2006年9月，刚从中专毕业，张全便与70余名同学来到东莞一家工厂从事机械生产。一个月后，他对新工作的新奇感一扫而光。工厂远离市中心，周围没有配套齐全的娱乐设施，他开始坐不住了。虽然，工厂开出了“工作10年，可得一套房”的条件，但3个月后，他选择了辞职。同去的同学中，最长的干了两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没有娱乐配套设施，已给企业带来招工障碍。位于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的南宁麦斯鞋业有限公司（简称“麦斯”），员工平均年龄28岁。从年初到现在，6000余人的用工缺口一直没能补上。据该公司人资部经理张元亨介绍，目前公司每个月工人的流失率在8%~10%之间，在用工紧张的情况下，如何留住员工成了最让人头疼的问题。在张元亨看来，企业周边“荒凉”，是招不到人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网吧、KTV，前来找工作的年轻人扭头就走。
“不再像老一辈赚钱为养家糊口，他们赚钱是为了消费”。为了留住工人，该公司在厂区内建起了气排球场、篮球场、高清电影放映室，甚至有医务室、幼儿园。但已安装好的16条“成型生产线”，仍有13条半目前被荒废。张元亨说，按规定工人每天零时前必须回到宿舍。一次，一名年轻员工到较远的地方喝酒，凌晨两时多才回，他的理由是“晚上就是要喝酒娱乐的”。
记者在采访中，不少用人单位反映，薪水待遇不再是新生代农民工找工作的唯一标准，周边配套的娱乐设施，也在他们的考量范围内。不仅如此，课题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品牌意识开始增强，对于电脑、高档手机等也有消费欲望。他们的工资收入有一半以上在城市中被消费掉，这些都是他们融入城市现代生活强烈愿望的表现。
追求发展空间
频频更换工作
课题组报告：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的程度较老一辈高，他们更希望从事体面的工作，在考虑工资的同时，更为重视雇主的人格、人品，及自身受尊重与否。
今年24岁的田为兴换工作很频繁。从2007年高中毕业到2009年，维修、售卖电动车，奶茶店的工作他都只干了一个月；流水线工人、推销保险则“体验”了几天便放弃了；他最长的一份工作——汽车维修也只维持了8个月。现在，他正帮父母“打工”。
不喜欢工作的氛围，是田为兴频频换工作的原因。“不太能接受老板或领班的指责。”他说，他不会采取过激行为，但会辞职。没找到工作时，他就回到父母租的房子里，一起生活。工作对于他来说，并不为了赚钱，而是一种“体验”。他不愿意进工厂，因为不自由，不能忍受每天在流水线上重复同样的动作，“对自己没有提升，自我价值得不到实现”。
南宁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局的工作人员韦仕泓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该部门刚帮助一个企业招了几千名工人，填补了用工需求。下半年，该企业又要招4000余名工人。“每天招进工厂的人数与辞职的比例高达1：1，有时甚至出现‘负增长’。”韦仕泓说，待遇、工作环境都会造成流动性大的情况，但工人年龄年轻化也是因素之一。“年轻人不喜欢稳定，他们更喜欢去闯”。
在不少企业眼里，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大，则是这个群体责任感不强的表现。“他们有些好高骛远。”“麦斯”试做科科长陈春梅说，他们希望得到上升的机会，却不知道要踏实工作，努力学习。
上世纪90年代初，陈春梅到广东打工，属于中国较早的一批农民工。1999年她进入“麦斯”，经过5年的工作、学习，才完全掌握了制鞋流水线上的每一道工序。她认为，比起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差远了”。
陈春梅说，老一辈农民工被骂甚至被打，都会咬着牙挺过去。大多数老一辈农民工对加班很珍惜，只想多赚钱，养家糊口，回老家建房。而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家庭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不再担任家庭“顶梁柱”的角色，对加班没有热情，甚至想休息时直接旷工，宁愿被扣钱，也不请假，“对制度并不尊重。他们抗压力弱，对管理层的批评很难接受。现在我们转换管理方式，学着站在他们的立场想问题”。
在广西嘉路人力资源顾问有限责任公司招聘部负责人龙丹看来，频繁地更换工作并不是一个好主意。一份工作的适应期可以达到两年，五年内应对自身有明确定位，十年工作应呈发展趋势。若只是因为初期的待遇或工作环境与理想有偏差，便立即跳槽，对自身的经验积累是不利的。龙丹说，新生代的务工人员受教育程度都相对较高，他们需要的是对理想的坚持。
怀揣创业梦想
期望扎根城市
课题组报告：20%受访者希望有关部门和组织能够提供创业平台。调查问卷中提出的7项服务内容中，选择此项服务内容的人数仅次于选择“提供就业信息”的人数。
2007年，因为“不想从事一辈子的工作，只是按下机器按钮”，何珅选择了另一家“上升空间大”的工厂。3个月后，他当上了领班。但不久，他再次选择了辞职，回到南宁，开始在汽车美容店、餐饮店、电气公司进行不同的尝试，他甚至不辞辛苦去当搬运工。“这样可以了解市场。”何珅如此表述他不断换工作的理由，他要创业。
2010年5月，何珅与人合伙的“草根吉他店”开张了。他把父母接到身边一起生活，希望通过创业，在这座城市安定下来。到目前，吉他店还没能赢利，“淡季还要倒贴房租”。现在，何珅每天清早6时去帮人卖衣服，赚生活费；下午看店，常常忙到半夜回家。“收入不高，精神绷得很紧，无法在这座以悠闲著称的城市悠闲地生活”。希望像市民一样，在这座城市生活，成了何珅现在的愿望。
与何珅一样，王涛的目标也是自己创业。王涛说，他很好动，现在最想去学跳舞，开一家健身馆，“器材像社区里街道旁的健身器材那样简单就行。”他说，因为没资金，买不起昂贵的设备。但他现在仍没想好如何淘到“第一桶金”，开始他的创业之路。
1983年出生的黄金宝也曾有创业的念头，但最终放弃了。在广西德洲医药有限公司工作了5年，深思熟虑后黄金宝发现创业不适合自己。现在，他安心地工作，希望通过努力得到上升的机会，留在这座城市。黄金宝说，公司里“90后”的务工人员，常轻易辞职，他们说要去创业。“没有资金、能力不够、社会阅历浅，怎么创业？”
该公司行政部部长肖玉莲也有同感，新生代农民工个性张扬，对未来充满好奇，但也很迷茫。肖玉莲说，离开公司的，大都说去创业，他们总想着改变，但具体做什么生意，基本没有人有答案。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走了之。而老一代农民工则谨慎许多，离职前，他们会想好手上的资金够用多久，自己的退路在哪里。但这并不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不上进，“他们学东西比老一辈更快”。
不打算回到农村
也无法融入城市
课题组报告：来南宁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没有很强烈的外来人感，他们觉得并没有受到城市居民的歧视和排外压力。这与南宁市的包容性有很大关系，这些为其市民身份认同打下良好基础。但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社交圈基本还是亲友、同乡，其中表示愿意与城市交往但觉得有困难的受访者占56%，这让他们与城市的主流文化疏离，成为客观上的城市边缘人。80%的受访者希望能在城市定居，56%选择了“住房问题”成为他们融入城市的障碍。同时，子女教育问题也让他们焦虑不已。
陈思上世纪90年代初跟着进城务工的父母离开了老家。没有长期从事农活的经历，他对土地、乡村没有太多感情。“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没人交流。”陈思说，城市的便利显而易见，满街的人不会让人觉得寂寞。南宁的大街小巷他都很熟悉，他的朋友圈也都在这里，他们与陈思一样，都是进入南宁的务工人员。“我不打算回老家。”陈思说得毫不犹豫。
“我们回不去农村了。”进入卫校读书后，黄云完全放弃了农活。黄云说，即便回到农村，也不会种地。
目前，黄云带着妻子和3岁的女儿，一直住在公司提供的单间配套宿舍里。一张床、一个大衣柜、一张沙发、一张餐桌、一张电脑桌，约20平方米的房间被摆得满满当当。就像上世纪80年代初的工人家庭那样，黄云说，女儿出生时，母亲来照顾，一间房摆两张床，中间拉个帘子，一家四口就这样过日子。
横亘在黄云面前的鸿沟是住房和子女教育问题。他希望能举家在南宁定居。随着女儿长大，一张床容纳三个人慢慢变得不现实，但没有南宁市户口，无法申请经适房，高昂的房价让他不敢奢望。但他宁愿租房，也不选择回到老家，虽然这对于他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而三年后，黄云即将面临的两难选择让他更忧心，或者交纳高昂的“赞助费”，或者把女儿送回老家，当留守儿童。现在他常问自己，到底有没有机会留在这座城市。为此，他时常关注国家政策的变化，经适房、廉租房、收入调整、税费改革……他俨然成为了老乡们的顾问。
黄云说，平时工作很忙，没有时间与城市居民交流，圈子里的都是老乡，信息不那么畅通。他认为，应该有一个机构，把外来务工人员联系在一起，为农民工提供信息和交流的平台，同时也能为农民工维权提供帮助。
新生代农民工引关注
各方帮他们融入城市
课题组报告：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过程中，更多的时候是参与了以乡缘、趣缘等为纽带形成的非正式组织，如老乡聚会、朋友聚会等。这些活动，除了可丰富业余生活，对于他们城市融入的权利争取或市民化合理进程都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执行主编秦红增教授，曾长期在珠三角地区进行农民工问题调研。秦红增说，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有三项指标：工作、住房和子女教育问题。随着新生代农民工人数增加，各种问题会逐渐凸显。
秦红增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失地农民不断增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让农村劳动力剩余人口增加。这股推力将这个群体推向城市，他们很难再回到农村。另外，城市里强大的信息流、物流、人流也吸引着年轻人。在南宁，这个年轻的群体大多从事服务行业。若他们无法融入城市，会造成城市、乡村人口的隔阂，这个群体会像候鸟一样四处迁徙，城市的服务机制将很难有效运转，城市系统将处于无序状态。“近年来的用工荒就是他们不能很好融入城市的表现”。目前，在国家政策没有调整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需要社会组织的引导和帮助。
共青团广西区委维护青少年权益部部长孟幻认为，在现有的条件下，新生代农民工生产、生活方面的条件，如经济、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都还需要国家政策和制度给予保障，比如户籍、教育制度等。这个庞大的群体，若不能很好地融入社会，将引发一系列问题。“去年我们做调研时发现，少管所里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数超过一半”。
孟幻说，目前，共青团正努力帮助这个群体融入城市。据了解，共青团南宁市江南区委员会的“新居民青年之家”建设，就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培训，帮助他们在城市“站住脚”；联合城区开展“百姓小舞台”等活动，从心理上，让这个群体找到家的感觉，使他们融入城市。但孟幻说，这些只是形式上帮助农民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希望组织开展这些活动，在形式上表达这座城市对他们的接纳、关心，引起相关部门重视，促使对新生代农民工有利的政策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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