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瓜播放器ipad版:原苏共中央书记抚今忆昔多感慨

    夜色朦胧中，我抵达莫斯科的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一下飞机，就受到俄罗斯朋友们的热情欢迎。为首者，高大的身材，背略有点驼，一头皤然白发，满面泛着红光。俄方译员介绍说，他叫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吉连科，是邀请我们来访的俄罗斯－中国友好、和平与发展21世纪委员会主席沃尔斯基的代表。我们握握手，来到贵宾室小坐。吉连科在对我们一行的来访表示欢迎后，拿出一纸日程安排表征求我的意见。他举止儒雅，谈吐得体，双眸闪动，隐含着精明和睿智。我不由心想，此公看来决非等闲人物。果然，同时前来迎接我们的新华社莫斯科分社的一位朋友悄声告诉我：吉连科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书记，是苏联解体前政坛上的显赫人物。

    我们去年10月访问俄罗斯，8天时间，吉连科全程陪同。按我们中国的说法，吉连科原来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由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陪同，我和同事们起初都有点诚惶诚恐之感。但相处几天，见他总是跑前忙后，为我们安排参观项目，搜集资料，甚至开车门，送饮料，平易近人，令人感到非常亲切。这时，我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一定要设法单独采访他一次。像他这样一位颇有资历的人物，谈什么都可以，只要他肯谈。但是，我们访问的日程安排得很紧，白天几乎没有时间。而到了晚上，无论是在圣彼得堡还是在诺夫哥罗德，他总是有当年的一些老朋友、老部下前来拜望，简直腾不出时间。我于是不得不改变原来要正式采访的想法，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抓住长途乘车、饮茶用餐和等候飞机的时间，同他进行一次又一次交谈。    我当然希望首先了解他的身世。吉连科不愧是多年做苏联党团领导工作的高级干部，善解人意。我们第一次谈话，还没有等我开口，他就"自报家门"式地谈起他的经历。那是在从圣彼得堡开往诺夫哥罗德的长途汽车上。他从上衣口袋中掏出随身携带的深绿色封皮护照说，他于1936年9月17日出生在乌克兰的一个工人家庭，1956年参加苏联共产党。乌克兰当时是苏联的"矿物聚宝盆"，煤炭资源尤其丰富。他在大学学的是建筑工程，但却向往当一名煤矿工程师。因此，大学毕业后，他就与他的同班恋人、后来的妻子一起主动要求到煤矿当工人。他在煤矿工作20多年，下井挖煤，做团的工作。后来，他被调到基辅市，任乌克兰共青团第一书记。不久，他又先后在乌克兰的两个州任党的州委书记。1989年9月，他奉调到莫斯科任苏共中央书记，主管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工作。1991年8月，苏联共产党被解散，吉连科失去工作。1996年，他60岁时正式退休。现在，他应当年好友沃尔斯基之聘，在沃氏任主席的俄罗斯企业家协会和俄中友好、和平与发展21世纪委员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问起他的家庭和生活情况，吉连科坦诚相告。他说，他的夫人是工程师，早已退休，现在家中料理家务。他们夫妇俩在莫斯科高级住宅区有一套四室两厅的住房。那是他担任苏共中央书记时由政府分配得到的。他只有一个女儿，在乌克兰工作。他又打开护照，指着家庭成员一栏对我说："瞧，我当年是一个三口之家。苏联解体时，我留在莫斯科，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公民；而我女儿同她的丈夫和孩子留在乌克兰，是那个国家的公民。我的家庭就这样一分为二，我们父女彼此成为外国人。"苏联的解体不但造成家庭的分裂，而且还给一家人带来感情上的苦痛。吉连科不无忧伤地告诉我，他生活上不富裕，而远在乌克兰的女儿一家生活更困难。他和夫人无时不在惦念着女儿，总想经常去探望。但是，往返一趟，火车票钱相当于他们夫妇三个月的退休金，实在花不起。因此，只好改为一年一次。

    谈到家庭收入，吉连科毫不隐讳。他告诉我，他任苏共中央书记时，月薪是1000卢布，按当时的官方比价，约折合1300美元。苏联解体前夕，他有10000多卢布的积蓄。他花10700卢布购买了一辆国产轿车，至今还在使用。谈到这里，吉连科眼睛一亮，不无自豪地说："这完全归功于我的夫人。当时，政府给我配备有专用车。我不想自己买车。可是，我夫人认为，物价不断上涨，还是把钱花掉，置买点东西为好。她这样决定了，车也就买了。这真应了那句俄罗斯俗话：最聪明的办法是让女人掌权。"说到这里，吉连科笑了，我也跟着笑了。他接着说："如果当时不买下这辆车，那10000多卢布，而今就只能是一堆废纸了。"    那么，现在的生活情况怎么样呢？吉连科退休前最后的任职是苏共中央书记。在苏联时期，这一职级显然在政府部长之上。但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联邦政府在发放退休金问题上只承认在政府的任职，不承认在任何政党内的任职，包括苏共执政时期的苏共党内职务。吉连科一直在苏联共产党内任职，而在政府中没有任何职务，因而就没有资格在退休后享受高级官员待遇，只能按一般职工领取养老金。他同妻子一样，每月的养老金500卢布，约折合20美元。这样，夫妇两人的月收入就只有1000卢布。据我所知，莫斯科规定的生活贫困线为人均每月800卢布。吉连科一家的生活显然是在贫困线以下了。那么，他又是怎么维持生计的呢？吉连科颇难为情地告诉我，他在企业家协会"打工"，每月可以有1500卢布的收入。"勉强糊口，勉强糊口啊！"吉连科苦涩地感慨说。
谈话从生活问题转向政治问题时，我首先征询吉连科对民族问题的看法，因为他当年主管全苏联的民族工作。吉连科说，苏联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大小民族有上百个。但是， 在当时，不管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还是格鲁吉亚人、哈萨克人，他们都自称是苏联人，外国人也一律称他们为苏联人。吉连科这样描述他当年的工作："我主管苏联的民族工作有两年时间，并没有感到有什么民族不平等问题，更不用说什么民族歧视问题了。在各级苏维埃中，各民族代表都能平等地议政议事。当然，在有些少数民族中间，确实有一些民族沙文主义者、民族主义极端分子。这些人从自己的私利或狭隘的民族利益出发，不顾大多数民族的利益，不顾整个苏联的利益，总想闹分裂，闹独立。到后来，更有西方的挑拨离间，这些人就闹得更欢了。"吉连科承认，苏联的民族问题很复杂，苏共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有失误。这也是导致苏联垮台的原因之一。

    一谈到政治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我问吉连科："你当年处于苏共领导的高层。从你的亲身体验看，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吉连科对这个问题当然是早有思考，答案成竹在胸。他说："主要原因可以列上好几条，但根本原因在领导。"他回忆说，苏联领导人，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一直是个人专断，党内没有多少民主可言。这样，列宁创建的、生气勃勃的布尔什维克党就给搞得愈来愈没有生气，脱离了广大党员，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戈尔巴乔夫不听劝告，错用了不少人，特别是重用了一批政治上投机钻营之徒。吉连科举例说，在瓦解苏联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倚重的某些苏共高级领导人，发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都难发挥的作用。一位主管苏联国家安全的领导人，竟然把苏联采取的安全措施都告诉了美国人。这些人实际上都是一些政治无赖，根本没有什么政治信念和政治信仰，谁得势就支持谁，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在关键时刻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有这样一些人当政，占据党政高位，苏联不瓦解才是怪事呢。    谈到这些，虽然已事隔有年，吉连科仍然是心情激愤。他沉痛地说："人们都称苏联是'解体'，我看这样说未免有点轻描淡写。实际上，苏联不是解体，而是毁灭。"他认为，巴黎公社存在70天后失败了。这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一点都不令人感到震惊。但是，建立70年的苏联，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强国的苏联，转眼就不复存在了，这却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这是历史的悲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悲剧。谈到这里，他双手托着额角说："我们这些当事人，确实难以向后人交待，难以向历史交待。"
   那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途如何呢？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武韬为我们举行的招待会上，我同吉连科一边用餐，一边讨论这个问题。吉连科说，他不久前访问过中国，时间匆促，没有机会去农村，但看到和听到不少国有企业改造的情况。他对这些情况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深入思考，但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同志们的大胆探索和实践，事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令人振奋。在送我们离开莫斯科回国的机场上，吉连科继续同我讨论这个问题。他说，马克思早就说过，社会主义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从马克思说的话来看，社会主义既然脱胎于资本主义，就难免带有资本主义的某些残迹。对这些残迹不予重视，或处理不当，社会主义就会夭折，资本主义就会复辟。这是苏联毁灭的根本教训和启示。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运动虽然遭受挫折，甚至一时的失败，但社会主义终究还是要取代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吉连科认为："尽管有苏联这样一场历史的悲剧，社会主义运动必然还会复兴，并最后取得胜利。"

    听到吉连科这一番宏论，我不由说："苏联的悲剧，也是人类的一份异常珍贵的思想遗产。你是否打算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对这个问题，吉连科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而是说："就我所知，不少人在苏联毁灭后撰写了回忆录。其中，当然有人比较忠实地记录了事变发生的过程和原委。但是，也有一些人在撒谎，歪曲历史。还有一些人借撰写回忆录，吹嘘自己，洗刷自己，并从中捞取经济好处。这是非常可鄙的行为。"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明确地表示："我是决不会干这种缺德的事的。我是决不会以革命烈士的鲜血来洗刷自己的过错的。我也决不会以苏联的毁灭来换取个人的什么好处。我现在的生活虽然比较困难，但我宁愿过贫困的生活，也不干对不起苏联、对不起苏联人民的事情。"

    听着吉连科这铿锵有力的话语，我不禁肃然起敬。相处8天时间，吉连科留给我的印象是，平素说话总是慢悠悠的，显得老成持重，谨言善行。但一谈起苏联解体，他就难以抑制自己的激动和激愤。这使我感到，他表面举止平和，内心深处却有一种复杂的情感在激荡。

    吉连科热爱苏联，热爱俄罗斯。苏联解体时，他本来可以回到生他养他的乌克兰，谋到一个较好的职位。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毅然留在了莫斯科。谈到这个问题，吉连科说："这不是什么政治选择，而是自然选择，甚至可说是没有选择。我出生在乌克兰，长期在乌克兰工作，当然热爱乌克兰。但是，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认为我是苏联人。我已经在莫斯科落脚，在莫斯科工作，为什么还非要回到乌克兰去呢！我在莫斯科有很多朋友，俄罗斯朋友。他们从没有把我当成什么乌克兰人，而是同自己人一样。我干吗非要把自己从他们中间分离出去呢！"

    在谢列梅捷沃机场贵宾室等候飞机起飞的一个多小时，我同吉连科一直交谈。就要分手了，好像还有很多话没有说。我清楚地记得，握手道别时，吉连科说的是这样两句话："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令人钦羡。我想，总有一天，俄罗斯也同样会令人钦羡。"这说明，他没有因为苏联的毁灭而绝望。他对俄罗斯，他对未来，还是满怀信心的。（追记于2000年初的冬去转暖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