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美枫叶的诗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刻不容缓

http://news.dichan.sina.com.cn城市化网2011/3/11 13:19:53

提要：“一花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任何社会都离不开社会各群体、各阶层的通力合作。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化进程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
“一花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任何社会都离不开社会各群体、各阶层的通力合作。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化进程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然而，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不断粉碎着他们的城市梦。有专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若解决得好，必然有助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进步；若解决得不好，不仅影响到一个庞大人群的幸福感与尊严感，还会留下诸多社会矛盾的隐患。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在全国1.45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大约1亿是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60%以上。新生代农民工早已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从最基础的体力劳动到高级的技工，无所不包、无所不在。但目前我国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享受到产业工人的待遇，由此带来诸多问题，直接关系到新生代农民工所在城市的未来发展与稳定问题。
法国二代移民问题带来的教训很惨痛，巴黎市郊是非洲与阿拉伯裔移民的居住区，相对于第一代移民，这些移民的后代不少是在法国本土出生长大的，但法国的主流社会在心理上一直对这些移民后代抱有歧视和排斥的态度，使这些二代移民在就业等方面遭遇不公，高失业率使移民后代们自暴自弃，对未来失去了希望，贫困、吸毒、犯罪严重。近年来已引发了多次严重的骚乱，危机过后，法国也在不断反思移民政策出现了什么问题。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我国一些大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新生代农民工罪犯有74.7%在犯罪前无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有68.4%的受访者表示犯罪是出于“一时的冲动”。生存空间受限和教育缺失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高的重要原因。新生代农民工不可能像他们的父辈重新回到农村，如果所在城市也不接纳他们的话，迟早会酿成大事。
如果大量地吸收农民工落户，则会给城市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农民工如果能够定居下来，对劳动力市场能够起到平抑的作用。大量的外来人口落户不但会带来当地的房地产等产业的迅速发展，第一代移民的吃苦耐劳也会为当地的再发展与繁荣做出很大的贡献。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都是依靠新移民给本国带来新的发展活力的，即使那个老欧洲，近年来也一直在吸收外来新移民。大量的新移民定居落户，原来的小镇就可以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中型城市，从而以人口集聚效应而繁荣起来。
为了更快地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需要深化改革。包括破除户籍制度限制， 更需要在社保、医疗、培训、教育、住房等多角度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等等，以下两点尤为关键：
首先应该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保体系。当然仅有社保是不够的，未来还应该把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其次应该通过培训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化的转变。国家应该拔出更多的资金用于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将新生代农民工培养成高素质的现代产业工人。
新生代农民工的梦想与现实
新生代农民不仅想在城里打工，还迫切地想融入城市，在城市里安家立业。即使那是一个长远的计划，活在当下，他们也希望能够不再像上代人那样庸庸碌碌，成为庞大产业机器的渺小“构件”。他们渴望有正常的休息日，像“城里人”那样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也因如此，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正在不断地增强。发生的一系列劳工问题，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
然而，融入城市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依然是一段极其艰难的旅途。这里不仅涉及一系列制度的安排，也存在许多客观的、一时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
去年2月，温家宝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还有一些特殊的困难：第一，他们许多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也就是说没有生产资料；第二，他们长期在城市生活，对农业生产也不熟悉；第三，他们许多人没有解决户籍问题，因此，他们的恋爱、结婚，以致将来子女上学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妥善加以解决。
既疏离于农村生活，又难以获得城市的“准入证”，这让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名符其实的边缘人群。从这点来讲，一方面是要建设好农村，分担和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则是要从制度上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在制度建设方面，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尽快破除二元化户籍制度，赋以进城农民工平等的地位；其次，要尽快构建完善的社保体系，为农民工提供社会基本保障；此外，还应大力发展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面向广大进城人员提供均衡的政府和社会服务。
不得不承认，在现有条件下，城市的人口容量是有限的。大量人口短时间内涌入城市，必然造成城市难以负载，给城市正常运作带来许多方面的难题。例如在子女上学方面，公共教育资源匮乏自然会导致上学难问题，以及相应的外来贫困子弟被排挤等效应。拉美的城市化经验也表明，过度城市化很可能随之产生大量贫民窟，从而出现“城市让生活更加不美好”的状况。这给某些专家学者反对破除户籍制度，呼吁对外来人口设置各种门槛提供了理由。
但是必须看到，城市化进程已不可逆转，在制度上设置门槛只会带来更多的人权与社会问题。道理很简单，这非但不可能缓解城市压力，反倒会让那些受到不平等对待的人们奋起追求平等。所以，破除制度障碍，赋予所有公民平等的户籍身份、社会保障以及提供均衡的公共服务，这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仍以教育为例，眼下有些地方不但不大力扶持民工子弟学校，还采取了各种打压措施，这实在是愚不可及的做法。
这也表明了，让农民工融入城市，一方面亟待破除制度坚冰，另一方面也是在考验城市的执政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新生代农民工已经离开了乡村，失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那个家园，倘若城市不积极地接纳他们，甚至采取排斥态度，随着城市梦破灭而来的，将是绝望与愤怒。
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无解？
据全国总工会最新发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全国约有1亿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其中已婚者仅占20%左右，这与第一代农民工形成鲜明对比。对于那些处在花样年华的年轻人来说，都已经到了恋爱的季节，他们离开家乡，进入城市，把绝大部分的时间耗在了流水线上。人都是有情感需求的，都想谈次完美的恋爱，走入婚姻的殿堂，给飘荡的灵魂安个家。可是，现实又是残酷的，冰冷的，无情的，还要去打拼，去挣扎。
新生代农民工出身农村，没有任何背景可以倚靠，只能靠自己去争取生活的幸福。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低学历，也没有多少技能，一般都是在流水线上重复同样的动作或者出苦力。因为他们的可替代性太强，为了生存，不得不甘愿成为廉价打工者。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是，他们是网络的一代，在城市里生活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观念和方式。城市的繁华与魅力，深深的吸引了他们，很多农民工新生代有着留在城市里的强烈诉求。理想与现实总是相隔太远，微薄的收入除去房租、生活费、通信费等，所剩无几。有些新生代农民工打拼好几年还不够结一次婚的花费。
在城市里生活就是个“无底洞”，没有物质保障是很难立足的。谈恋爱需要花费，结婚生子乃至孩子的教育都需要钱。这对于绝大部分新生代来讲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即便回到农村也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在农村结婚花费也是不菲的。问题的关键是，已经形成一种分化，农村出身的打工女在城市里也希望通过结婚改变命运。对于与自己同样条件的新生代，她们不倾向于去选择。所以，收入的多少显得尤为重要，没有经济实力，意味着难以逾越婚姻这道坎。对于众多新生代农民工来讲，婚姻是一个遥远的梦。
新生代农民工陷入经济与情感双重困境。而这种困境又几乎是无解的，要么放弃追求回农村重复父辈的道路，要么就在城市的边缘悬浮着。在心理上、情感上他们都需要慰藉，他们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也亟需关注。富士康的12跳绝对是一个警示，固化单调的生活方式，冷漠的人情，让原本孤独的心失去对未来的憧憬。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出路在哪里？从事最低端的工作流程，拿着最低的收入，承受着感情真空的煎熬，他们没有融入城市，又离农村的生活太远，不知情归何处。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关乎社会的长远发展与社会稳定，因而，需要政府与社会共同努力解决这个看似无解的难题。
新生代农民工婚恋问题:找个结婚对象咋就这么难？
城市中的爱情看上去有些“高不可攀“，在家乡寻觅那个“她”也并非易事……
新生代农民工“情归何处”？
过去几载与城市女孩的恋爱“征战史”都以失败告终，挑战着来自陕西农村的农民工武强寻找城市爱情的勇气。虽然如此，他现在最大的理想，依旧是继续寻找一位城市女孩为伴做妻。
武强已过而立之年，中专学历，目前没有固定职业。他长期在城市打工，已和农村姑娘没有共同语言，却与城市女孩相处愉快，这让他一直坚定要找一位城市伴侣的目标。然而，他却发现，将理想转变为现实，是难度太高的一件事。他告诉记者，日益不稳定的婚恋问题不但深深困扰着他，还有他的众多工友。连日来，记者通过对一些农民工婚恋经历的采访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问题已经成为普遍存在的社会难题。
找个结婚对象咋就这么难？
城市中的爱情看上去有些“高不可攀“，在家乡寻觅那个“她”也并非易事。
在北京做装修工人的王鹏每年春节回一趟家，热心的邻居、亲戚和红娘都忙着给他介绍对象。他跟对方还没完全熟悉，就又背上行李回到打工的城市。想念时，他们只能靠电话和网络互诉衷情，半年甚至一年也难见一面，于是，最终渐渐失去联系。
王鹏曾想带上女友一起外出打工，这样就要求两人能在一个城市或一个单位，可现实情况难如人愿。王鹏每天的生活就是“两点一线”。屋外是繁华的都市夜色，屋内却是日复一日的独身蜗居生活。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开始大批步入婚嫁之年，伴随社会结构与观念的嬗变，他们滋生于城市生活土壤中的婚恋爱情经历已经迥异于上一代农民工。当他们的物质权益保障日益引起重视时，他们的精神世界凸显出的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
记者随机采访一些农民工，多数人认为打工生活最重要的并不是累，而是空虚寂寞。这种现实的生活状态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正常择偶。
刘天宇2000年来北京某印刷厂工作，如今已经30岁，至今没有成家。虽然在京工作，但他的工资待遇并不高，每月仅3000多元收入，除了给家里寄点外，剩余的钱只够自己开销。他也想在老家找个对象，可两地分居并非他所愿，带到北京开支又太大，因此婚姻的事情只能一拖再拖。“找个对象咋就这么难？”
女性农民工同样存在这样的困扰，29岁的陈美兰在一家台资企业上班，月收入3000元，在城市已经生活6年。现在，对于“奔三”的她来说，结婚成家成了最大的烦恼。“在城市里，我这样出身的女孩子其实很难找到如意的对象。”因为农民工的身份，她有些自卑：“但是让我回到农村找个对象也不行，没有共同语言和爱好。今后的家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建筑业、加工制造业——这几乎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就业首选。这些工作脏、累、苦，工资待遇不高，风险大，也难以获得与女孩相处的机会。
而在一些玩具加工业、电子产品组装服务业、纺织制衣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成群结队。职业搭起的围墙同样束缚着这些青春萌动的新生代农民工。
已婚者离婚率逐年增高
在城市中打拼寻找意中人难，而在老家已经成亲的打工者，由于流动性强，离婚率也在逐年持续增高。
专家如此分析农民工的婚姻：婚姻基础不牢固，结婚前未经充分接触，相识数月或一年便急于结婚。而婚后忙于挣钱匆匆外出打工，没有继续培养感情的时间和机会。虽然法律上已有夫妻之名，实际上却是形同陌路，这样的夫妻之间一旦出现矛盾，婚姻关系便岌岌可危。
陈小云与张山结为夫妻后，看到村里进城的年轻人都在家盖了新房，夫妻俩也一起来到北京。在老乡的帮助下，两人很快找到工作，租了房子，安定下来。张山在酒店没干多长时间就被提拔为大堂经理，陈小云人老实，一直在饭店当服务员没什么起色。慢慢地，两人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因为收入差距的拉大，张山看不惯小云买的“廉价货”，小云厌恶张山的“铺张浪费”。终于有一天，两人想到了离婚。
记者采访发现，实际上，传统的婚姻观念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制约力开始越来越弱，在很多受访的年轻农民工看来，离婚是自己的自由。一位来自安徽的农民工告诉记者，自己所在的村里年轻人离婚已经占了结婚人数三分之一，不少婚姻虽然维持着，也是名存实亡。
据相关部门调查得出的结论，农民工离婚率近年来高居不下，不少农民工长期在城市打工，已适应了城市的生活，与留守家园的配偶的思想、生活习惯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导致思想交流逐渐减少，夫妻感情也越来越淡薄。另外一方面，在家留守的一方不仅要承担本该属于夫妻共同承担的劳作和育子之辛，更要承受巨大的孤独之苦，所以留守一方出轨的也不在少数。
难以言说的“隐痛”
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卫生专家刘华清曾随计生委对农民工的性现状进行过调研，在他眼里，农民工在寻找正常婚姻生活遇阻的同时，随之而来的就是无法言说的隐痛——性，这个略显尴尬的字眼很现实地困扰着城市中的农民工群体，并渐渐地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问题。
记者走访北京一些建筑工地周边发现，这些区域总有一些闪烁着粉红色霓虹灯、暧昧色彩浓厚的发廊“若隐若现”。一位农民工告诉记者，有些从事着非法性交易的发廊甚至跟着建筑队迁移。
一些正规的建筑工地采取的是半军事化管理，下工后除请假外，不让工人外出，但在一些管理松散的工地，下工后的农民工百无聊赖，长期缺乏亲情与家庭的约束，在一些人的撺掇下，一些农民工结伙外出“潇洒”。
农民工群体的两性关系正迅速向多样化和临时性演变。对流动人口的相关调查显示，目前农民工对商业性性行为赞成率男性为32.8%，女性则为21.3%；男性对临时性性行为赞成率高达45.5%，女性为33.1%。
“这样一个庞大群体的性现状不容乐观，远离家人，情感缺失，正常的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道德失范的行为。”刘华清表示。大量农民工婚姻家庭的解体，使其在自身生活蒙受阴影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部分农民工离婚后为寻找精神寄托，参与赌博、嫖娼等违法活动，将淳朴民风和传统道德弃之脑后，成为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
他们的青春何处安放？
目前，民政、法律等相关部门已经对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等问题进行充分地关注。
在相关部门的努力下，一些建筑工地已经盖起了夫妻房，各级工会组织优秀节目、电影进工地，同时积极开展职工书屋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来充实农民工的精神世界。
农民工婚恋问题研究者王晋临曾专门做过调查分析，他认为，实际上，农民工群体存在的很多问题根源还在于户籍等深层次制度原因，应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落户附加条件，消除不利于农民工婚恋的体制和政策性障碍。同时给进城农民工提供公平发展的机会，包括就业、劳动报酬、子女受教育的机会等等……这直接决定着农民工能否找到好的工作和提高经济收入，能否加强与家庭的沟通与交流。
他认为，文化素质不高，道德自律能力较差确实也是诱发农民工婚姻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加强农民工思想道德和文化知识教育，对农民工进行普法教育也非常必要。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引导农民工树立正确的婚姻价值观念，是缓解农民工婚姻问题的重要途径。”王晋临表示。(记者 车辉)
委员称新生代农民工存在阶层固化危机
2011年03月14日02:12京华时报周逸梅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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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逸梅)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英杰表示，根据实地调查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上有着梦想，但是实际中却存在阶层固化的问题。在他去年的调查中，农民工的工资为普通城市员工的46%，他呼吁能实现同工同酬。
郗英杰介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了农民工的主体，和老一代农民工比有很多新的特点：文化程度高一点，对农业生活不熟悉，外出打工目的不仅是赚钱更是怀揣年轻的理想。他们来城里打工是不可逆的方向，他们是要做新城市人，过新生活。根据调查，中国城镇化率46%，青年的城镇化率达到49%。
郗英杰表示，现实中这些新生代的农民工在生活质量、社会医疗保障、教育、工资收入等方面都存在不满意的地方。他认为这些现象主要是因为制度上的障碍。他认为这种障碍不仅仅是户籍制度，更代表着因户籍制度带来的相关福利待遇、社会保障。
郗英杰的一个博士生曾经深入到农民工中一起工作，他们每天都要工作12到14个小时，回到宿舍最想干的是睡觉，娱乐活动就是手机，看得最多的就是黄色的内容。“那个博士生做了一周以后再也受不了，就回来了。”
郗英杰认为这样低报酬、高强度、简单重复的生活，在一个行业、企业里脱颖而出很困难。等他们生了孩子，发现孩子还是不能得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同城待遇，还是摆脱不来身份歧视，融入不到城市去。这种阶级通道堵塞、阶级的固化，会让他们看不到希望，产生绝望的情绪。
郗英杰在去年的调查中发现，很多地方都存在着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全国农民工的工资是普通市民的46%，深圳稍高，超过50%。他呼吁首先能在企业里不要分三六九等，要有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以及适当的工作时间安排，实现同工同酬。这就是他今年的提案。
>>建言
消除隔阂尊重他们
郗英杰的发言在共青团、青联小组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他们集思广益，提出了三点呼吁。首先是对农民工的尊重，新生代农民工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更需要被认同和尊重，更重视自己的权利，而目前市民和农民工的隔阂和歧视无处不在。他们呼吁要对侵害农民工利益、造成伤害的行为进行谴责和曝光。
其次，要加强农民工的职业培训。目前国家也在这方面投入了很大的资金，发放培训券等，但是这些培训内容不适合农民工，不能和就业、发展挂钩。所以他建议，能够由政府出资、企业主导进行职业培训，将培训与就业、薪酬和职务提升挂钩。
第三，要有权益保护人，现在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伤害，能想到的就是去找老乡。政府和社会团体应该去帮助他们，有关方面要代表农民工的利益，比如共青团、工会、妇联等，都要发挥这方面的作用。
从新生代农民工到“新市民”需迈“三道槛”
2011年03月27日 16:43:53 　来源： 新华网 【字号大小】【收藏】【打印】【关闭】


新华网济南３月２７日电（记者刘宝森）他们大多不到３０岁，远离家乡来到城市打拼；他们大多在农村老家有田有地，却对市民生活充满渴望；梦想与现实的差距让他们来到城市，却多处于城市生活的边缘；“生活在路上”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从２０１１年开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的“８０后”们一批又一批地迈过而立之年，然而，融入城市的梦想距离他们的现实生活到底还有多远？
进城？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归宿难定
山东日照莒县的２８岁农村小伙谢直才是一名有着１２年工龄的打工者。１９９８年冬，谢直才初中毕业后来到青岛。到青岛的第一天，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在街边露宿，用桌布作被子裹在身上蜷缩了一晚。自此之后，能在城里拥有一套哪怕很小的房子成了谢直才最重要的奋斗目标之一。
对初来乍到的谢直才来说，最要紧的事莫过于找份稳定工作。他当过服务员、摆过地摊、卖过小饰品、贩过水果，换了无数份工作。１２年过去了，谢直才依然没有能力在青岛买房。“青岛市现在的房价大概每平方米１．２万元，我２０００多元的月工资，不吃不喝攒上一年，也就能买两平方米。”谢直才表示，没有房子，总觉得就无法在这座城市扎根。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山东省民意调查中心公布的一份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报告显示，面对未来，新生代农民工难定归宿——留城意愿较低，返乡意愿更低，观望意识浓厚；由于社交圈子主要为地缘和亲缘关系，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处于游离状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博士蔡翼飞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中，相当一部分没有务农经历。在感情上，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已有断裂，与老一代农民工怀有浓厚的农村情节不同，他们往往将自己的归宿定在城镇，却不得不面对多重阻力。
融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梦想“新市民”身份
记者在山东济南长途汽车总站采访时，遇到初中学历、今年３０岁的李海，他正静静地坐在候车室看妻子逗１岁半的儿子笑。２００２年，李海从陕西汉中随老乡来到山东莱芜钢铁集团某铁矿打工，一干就是９年。
李海在铁矿里干的是井下，属于最累最脏的活。几年后，他由协议工变为莱钢集团的正式合同工，月工资涨到５０００元，社保、医保等基本社会福利也都齐全。李海说，在家种地一年也赚不到现在几个月的工资，而且城里交通好、信息方便，就算买台电脑回老家，村里都接不上宽带。
不仅自己向往城市生活，李海对城市的念想还寄托在儿子身上。他希望儿子能真正成为一名市民，不再走“进城打工”的老路，“再干几年，攒够了钱，回去开家小超市，供孩子好好学习，将来他要有文化，在城里定居，干体面的工作。”
不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之路走得并不容易。山东省民调中心调查数据显示，山东新生代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在９２１元到１５００元间的最多，群体工资仍处在较低水平。新生代农民工还普遍面临缺少技能、创业就业门路窄、工作强度高压力大、居住条件状况差、劳动关系不稳定、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等问题。
尽管如此，有部分农民工通过不懈打拼成功变成新市民。原籍湖北黄冈的刘俊从２０１１年开始“奔四”。１０年前，他从老家某中专法律专业毕业。来到青岛后，凭借自己的法律知识，刘俊经常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还用３个月时间顺利从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的人力资源研修班（脱产）结业。
２００７年，刘俊入选山东省首届“百名农民工之星”，青岛市政府帮助其解决户口问题。目前，“新市民”刘俊已是青岛某集团餐饮部的一名负责人，在渐渐融入城市生活的同时，他也在为后来者的城市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新生代农民工到“新市民”　要跨三道槛
国务院发布的２０１０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程杰表示，农民工将不再是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障碍也在逐渐削弱。“我们欣慰地看到，工资在提高，收入在增长，我们甚至也开始期望‘让工资飞’起来了。但遗憾的是，工资还没有坐上动车组，房价已经在高铁上驰骋了，农民工工资增长被房价增长远远地抛在后面。”程杰说。
“中国青年农民工网”评论员、博士程杰告诉记者，新生代农民工要想融入城市生活，需要迈过“三道槛”。首先必须有稳定可靠的工作和居住面积，即“安居乐业”；其次，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使农民工尽量在当地城镇就业，推动地方城镇化进程；最后，要努力改变城乡二元的经济、户籍制度，让新生代农民工在付出唯一的劳动力资源之后能享有公平的社会福利待遇。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仍面临“三难”
2011年03月23日 11:31:21 　来源： 新华网 【字号大小】【收藏】【打印】【关闭】


新华网重庆３月２３日电（记者李松）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仍面临“三难”，即缺乏技能稳定就业难、改善住宿难和落户难。积极回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合理诉求，帮助其解决“三难”问题，已经成为各级政府面临的新挑战、新任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农民工工作办公室主任会议上说，与老一代农民工背着编织袋进城务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拖着拉杆箱进城，他们的权益诉求也在发生明显变化。这突出表现为：由以往进城挣钱回乡发展向进城谋职并融入城市生活转变；由工资支付保障向要求提高薪资待遇并完善社会保障转变。
杨志明介绍，据国家统计局监测分析，多半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接近一半人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新生代农民工向城市流动已成一种趋势。
杨志明说，为解决技能缺乏就业难稳定的问题，各级政府将加快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加强农民工培训体系化建设。同时，继续开展“春风行动”，加强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劳务对接，努力缓解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突出问题。为解决住房难，各级政府将以推动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范围为重点，积极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此外，为解决落户难，各级政府将以放宽中小城市落户为重点，积极稳妥推进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落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