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莓红蜘蛛: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梦想“市民化” 城市不是驿站

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梦想“市民化” 城市不是驿站
2011年02月23日 16:21:05 　来源：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字号大小】【收藏】【打印】【关闭】


2011年的春节和立春紧挨着，过完春节就是春天了。初春里，中国农村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即将或已经奔向了各个大中城市，为梦想而艰辛奔忙。
中国经济三十年余年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数以亿计农民工的贡献。在中国人印象中，憨厚、老实、默默无闻的那一代农民工们已渐渐老去，他们从农村走了出来，为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汗水与心血，年老又回到了农村。几十年劳动的积攒，他们为家人盖起了新房，供儿女们完成了学业。

北京西客站，22岁的河南小伙子曾祥果农民工接受CRI记者采访。他在北京一家餐厅打工，此前还去过广东和内蒙古等地，他的梦想是在北京开一家餐馆创业 摄影：张一夫
今天，他们的儿女怀着更大的雄心，踏入了父辈们曾经建设过的城市。这群人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数量，达到了1.4亿，超过了中国农民工总数的六成。
相比父辈，新生代的农民工们享受了更系统的教育，有着更宽阔的眼界，也迸发出了更多想法。开拓眼界是他们的追求，成就事业是他们的梦想。有人认为他们不像父辈那样坚毅沉稳。但是，在他们自己看来，既然已经选择离开乡村与田地，那么，就应当学会像城里人一样去生活，去打拼。
他们不愿像父辈一样，把汗珠子砸在田地里，一辈子和庄稼打交道；他们不像城里的孩子，有过硬的文凭和城市生活必须的“资本”。他们辛苦打工，收入微薄，尚未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内；即便四处碰壁，也要漂在城市里。在信息时代，他们不落伍，甚至充满“野心”，很多人崇拜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梦想有一天功成名就，成为响当当的人物。
——他们是中国1.4亿的新生代农民工。
城市不是驿站 “市民化”仍是梦想
2月13日，农历正月十一，春节的喜庆味儿还没散去，在老家的周强接到电话——公司马上要搞几场大活动，催他尽快回深圳来。
周强今年22岁，老家在中国中部河南省濮阳市的小乡村，那里世代以农耕为业，方圆十几公里，找不到一家工厂。
去年秋天，初次来到距老家1800公里远的深圳，他便确信，自己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比邻香港的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兴起的现代化城市，置身于这座高楼林立、灯火绚烂、随处都是年轻人面孔的大都市，周强一下子就迷上了这里的喧嚣和繁华，成为了深圳上百万年轻农民工中的一员。他说：“(深圳)这地方的确比想象中的好，整个城市交通什么的都方便。人家都说，挣钱去南方，我一来就喜欢这边了。”
和村里许多同龄人一样，上初中时，周强和哥哥就在假期里外出打工，那时候，他才不满16岁。中专毕业后，他开始闯荡社会。来深圳前，周强去过两个城市，分别在钢铁厂和电子元件厂干过，呆的时间都不长，原因是“住在郊区，日子太平淡”。尽管在深圳拿的工资没有以前多，但终于嗅到城市气息的他，却一点儿不后悔。
在中国日益现代化的大城市里，像周强这样“根在农村、漂在城市”的年轻打工者，被贴上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标签。这个称谓始于2010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当年的“一号文件”中首次表达了对这一群体的关注。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最新统计，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已达1.4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0%到70%。
这群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的年轻人，在急速转型的中国社会，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一代产业工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告诉本台记者，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陆续进城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少有务农经验，教育程度高，接触信息多，有着更现代的观念和意识。王春光告诉记者： “第一代农民工更多是在外面赚钱，再回农村把家养好，把子女养好。新生代农民工没那么多负担，更多的是外出见识社会，增加阅历，拓展眼界，甚至更多人是不喜欢农村的生活，就喜欢现代化城市的生活方式，所以要离开农村。”
尽管期许很高，但由于学历低，技能弱，以及城市人天然的“排斥”，新生代农民工们很难进入高端产业，不得不在低工资、高强度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打拼。
眼下，周强在一家只有十几人的广告公司打工，主要业务是给商业活动、文艺演出做舞台灯箱的布景。公司管吃管住，每月保底收入900元人民币，比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还低。算上提成，也才只有1500元。忙起来的时候，他不分黑夜白天地“连轴转”，经常是后半夜才回来，歇不上一会儿，一大早又得出发。他签的是临时用工的劳动合同，随时可能被解雇，很多苦闷只能憋在心里。他说：“我们这几个一块干活的，经常干活干累了，就有怨言，(比如)‘什么公司啊，白天晚上都干活儿’。(可)说说也就罢了，该怎么干，还得怎么干。”
尽管隐忍，但与老实、懦弱，甚至被拖欠工资都不敢吭声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周强和同伴们多了一些勇气。去年，一位同事搭展板时，摔成了骨折，公司仅出了1000元赔偿。此后，周强开始注意保护自己，坚决不干登高爬梯的活儿。另外，如果觉得这阵子工作强度太大，他和同事们会瞅准时机，跟老板讨价还价。老板会视情况在工资里加100到200元钱。周强说：“如果不满，就直接去找他(老板)去。工作这么长时间，可以给我们加一些工资的。你必须让他看到你的想法，大概要他涨多少，你得跟他说。”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制造业的逐渐内迁，“民工荒”现象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城市露头，新生代农民工的博弈资本似乎厚实了一些。但在没有“安全感”的城市里，周强们捍卫自己权利的手段却依然少得可怜。
与那些年轻的同伴不同，在物质生活极度发达的深圳，周强没沾染上任何“奢侈”的消费嗜好。至今，他没看过一场电影，没去过一趟歌厅，没换过一部手机。这位懂事的小伙子每月都准时给家里寄钱，只留下400元钱生活费。为节省路费，他每年只回一趟家。他没交女朋友。而如果在老家，这个年龄的他早该考虑娶妻生子的问题了。
他最爱去的地方，是离住处不远的莲花山公园，那儿不收门票。灯火阑珊时，从山顶俯瞰流光溢彩的深圳夜景，他心底总是涌起无限向往，不知什么时候，自己才能在这里扎根。周强跟记者说： “深圳有钱人特别多，(看他们)有一种仰视的心情，总感觉比人家矮一截。最便宜的两室一厅也要200多万，自己要赚多少年，才能赚够这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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