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燎原》永远辉煌

    近期，看到有人撰文称《星火燎原》“算不得文学”，“今日观之，聊充史料而已”，“而且作者作为亲历者，囿于经验的局限，笔下难免拘泥于个人闻见；另外，由于可资参考的文字材料鲜见，记述难免杂入相象，因此，有时并不可靠”。他提到的《星火燎原》，恰是我所熟悉的，因此读了该文，我对他的定论很不以为然。我认为，《星火燎原》不但是非虚构军事文学中的精品，而且是精品中的精品。

    什么是非虚构文学？我理解，它是与虚构文学相对的一种文学主体，诞生已近百年，在中国已蔚然成大观之势，并非近年来出了几个人才成气候。所谓“非虚构”，顾名思义就是尽量去保持原生态的东西，还原生活的本真。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星火燎原》恰恰是最大程度地做到了保持原生态、还原生活本真，因为它根本就是开国将帅们用自己的鲜血和战友的生命写就的军史和人生壮丽的华章。

    从《星火燎原》发起的缘由，以及征文、编辑出版的经过，可以看出《星火燎原》的出版是何等严肃、审慎、意义非凡，同时又是何等艰辛曲折的一件事。

    1956年7月，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中央军委在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纪念建军三十周年工作筹备计划》，其中重要一项，就是决定出版一部回忆我军30年斗争史的文集，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解放军总政治部。时任总政副主任的萧华同志批示，由总政宣传部和文化部共同来完成这项工作。于是，宣传部抽调了王彬等人，文化部抽调了王愿坚等人，组成了编辑部，具体负责人是时任总政宣传处处长的黄涛，黄涛同志从此为《星火燎原》付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编辑部组成后便是征文了。总政在全军发了一个电报通知，在军外则以“中国人民解放军30周年征文”的名义，在全国各大小报广为刊登启事，征文内容须反映30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作战、思想、练兵、生产、群众工作、官兵关系等各方面的史实，包括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和片断、著名战役战斗的经过、英雄模范人物的故事和部队生活纪实等等。对待这次征文，当时各方面反响十分强烈，很快就形成了战争亲历者们状写回忆录的热潮。

    我父亲贺龙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他不仅自己写，还发动其他老同志写，并组织人员座谈。记得那是1957年初，我家还在东交民巷住，一天，父亲把原红二、六军团的高级干部20多人召集到家中座谈，有谢觉哉、王震、萧克、王恩茂、余秋里、贺炳炎等。当父亲问到红三军成立的时候谁在场、湘鄂两省省委班子当时都有谁时，与会者都摇头，说没人在场，但有人提到了曾任省委书记的杨光华。父亲听了转头问曾在洪湖苏区工作的谢觉哉：“谢老啊，你要把这个省委书记找到啊，他可能在苏联。”父亲说的杨光华的确在王明主持工作时被调到了苏联，最后被送到北极地区劳改，受尽折磨。后来，谢老通过各种渠道，终于找到了杨光华，并使他回到了祖国。从这件事，足可见父亲他们那一代老革命家对《星火燎原》征文工作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正是征文工作和父亲的关怀，改变了杨光华的命运。

    征文之初，有个别高级将领因为工作繁忙或者其他原因，对征文没有足够重视，比如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曾任红六军团51团团长、红二军团6师师长的郭鹏叔叔。当编辑部的同志向他约稿时，他总说没时间（他可能的确是因为工作忙而没有时间），后来他听说其他将帅们都认真对待征文，尤其是连我父亲都在亲自动笔时，就改变了态度，从不见编辑到主动请编辑谈稿子。当他谈到当年艰苦的战斗经历时，沉浸到了回忆中不能自拔，从白天谈到半夜都不肯休息，后来，他写出了感人至深的《杀出重围》。这篇稿件真实生动地记叙了当年红六军团在贵州梵净山区被数十倍于己的敌军重重包围，转战几十天、数千里的艰苦卓绝的战斗经过。

    《杀出重围》在上世纪50年代没有被老《星火燎原》选用，是因为它记叙的过程太悲壮、太残酷了，尤其是这样一场全团几乎都打光的苦战，却不是一场胜利的战斗。当历史迷雾一层层掀开，今天我们终于明白，当年红二、六军团在湘桂黔转战千里，不断陷入重围又杀出重围的苦战，正是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虽然其中许多战斗没有取得胜利，但谁又能说，十几年后百万雄师扬帆渡江、摧枯拉朽般取得战争的辉煌胜利，和这些牺牲于梵净山中的几百名英烈没有关系呢？胜利从来就不仅仅属于幸存者，当革命鲜花绚烂开放的时候，浇灌于根下的是血。郭鹏叔叔的《杀出重围》一文，对党史军史有着极其重要的补充意义。这篇重要的稿件终于在50年后，在《星火燎原》的未刊稿中被选用了。我想起当年父亲反复地强调：“老同志们写回忆录，不是要宣扬自己的功绩，而是要把他们的理想、追求、忠诚、奋斗等等宝贵的精神财富用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给中国革命历史留下一份旁证，让后人永远记住。”读了郭鹏叔叔的《杀出重围》，再想想父亲这段意味深长的话，令人思绪万千。

    《星火燎原》的分量，从作者、书名、书序、题字上可以充分体现。参加征文的有9位元帅、7位大将、44位上将、91位中将、254位少将，共437位将军，还有84位副省部级以上领导和一大批部队官兵。作者和作品有许多我都很熟悉，比如贺炳炎叔叔写的《板栗园阻击》，王绍南叔叔写的《黔东的春天》、《鸭池河上》，欧阳家祥叔叔写的《半张旧报纸》……征文正值解放之初，作者们刚刚从战争硝烟中走来，写的又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因此作品语言质朴，情感真挚，故事生动传神；加之他们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期，精力旺盛、思想活跃；当时党内受极左路线和形式主义的干扰又少，他们以对历史、对后人高度负责的态度，用事实说话，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不说，道听途说的不说。因此，《星火燎原》中，情节真实曲折、感人肺腑的文章比比皆是。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作者在写作中绝少突出个人，而是把笔墨着力歌颂同志和战友，对自己的过失毫不掩饰，他们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道德，更是发自内心。许多老将帅生前不断地感慨：“想到那些牺牲了的同志，自己能够幸存下来已经是很满足了。”战友的牺牲成为他们心中永远抹不掉的镜头。《星火燎原》充满了对牺牲者的无尽怀念，是对中国革命英雄们的最深情的讴歌。

    1958年9月，解放军出版社在应征的3万多篇稿件中认真遴选，出版了第一集上下册，当时书名叫《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朱德总司令作序；1959年12月，毛泽东主席亲笔为这套沉甸甸的大书题名——“星火燎原”；1963年10月10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开国领袖，接见了《星火燎原》编辑部的全体同志；在1982年《星火燎原》1-10集出齐之时，邓小平同志为《星火燎原》题词：“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这一切，说明的仅仅是《星火燎原》这套亘古难逢的巨著的分量吗？不，它说明了这套书浸润了上至共和国开国领袖，下至千千万万活着的、逝去的将军们、英烈们的心血和热血！它是我们民族、我们军队最为至珍至贵的精神财富，是永远不可遗弃和被人轻慢的！

    我们再谈谈《星火燎原》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其实这个问题甚至不用讨论，只要是读过小学、中学，读过《我跟父亲当红军》、《强渡大渡河》、《老山界》、《一袋干粮》和《狼牙山五壮士》、《潘虎》的人，有谁不被文中那英雄的气概和感人的情怀所打动？又有多少幼小的心灵，正是因为浸润在这样崇高的情怀中，才萌发出人生最初的理想、情操和品德？直到现在，我依然能清晰地记得那些或细腻、或生动、或令人血脉贲张的文字：

    “半夜里，忽然醒来，才觉得寒气凛冽，砭入肌骨，浑身打着战，把毡子卷得更紧些，把身子蜷缩起来，还是睡不着。天上闪烁的星光，好像黑色幕布上缀的宝石，它与我是这样的接近啊！黑的山峰，像巨人一样，矗立在面前；在四周，又把这个山谷包围得像一口井。上面和下面，有几堆火没熄；冷醒了的同志们正围着火堆幽幽地说话。除此之外，就是静寂，静寂得使我们的耳朵里有嘈杂的、极远的又是极近的、极洪大的又是极细切的、不可捉摸的声响。像春蚕在咀嚼桑叶，像马在平原奔驰，像山泉在呜咽，像波涛在澎湃……”（陆定一《老山界》）   

    “这是我过红军生活的第一课。我年纪小，个子矮，生怕人家不要，处处尽量装个大人样。父亲在前面走，我穿着一双不跟脚的鞋，跟在后面。一路上，我模仿着父亲那样一大步一大步地走，走着走着就被拉下了，只好踢踢踏踏地跑一阵撵上去。父亲听到这踢踏的声音，就习惯地回头看看我，我也装着没事一样看看他。开始还可以，以后越走越吃力，父亲终于开口说：‘你快给我回去吧！跟着一路不够垫脚板的！’我一看拗不过他，就离开队伍嘟嘟囔囔地往回走，走不多远，趁他不注意，又钻到队伍里。”（吴华夺《我跟父亲当红军》）

    “庄严的时刻来到了，熊上林带领着十六个同志跳上了渡船。‘同志们！千万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渡船在热烈的鼓动声中离开了南岸……”（杨得志《强渡大渡河》）

    红军通过越城岭那样艰苦条件下露天宿营的感觉；12岁的小红军为了能跟上队伍，那种既想装大人样又怎么也脱不了孩子稚气的生动形象；为了革命的胜利、争先恐后勇渡大渡河的英雄们……所有这些，哪一个不是通过文中生动可感的文字，栩栩如生地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为他们揪心、为他们感动、为他们自豪？这样生动感人的篇章，在《星火燎原》里俯拾皆是。

    在新编辑出版的《星火燎原》里，我又读了郭鹏叔叔的《杀出重围》。文中写道，部队在梵净山中左奔右突，怎么也甩不掉如蝗虫一样扑面而来的敌人。在得知被敌人重重包围之后，部队被迫留下所有的伤员，突围的同志想到他们唯有一死，不免伤心落泪，可他们反过来安慰突围的同志：“你们放心地走吧，我们决不会在敌人面前屈服。”“再三地珍重，再三地叮咛，再没有比当时告别的情景更使人感动的了”，他们突过了一道山，又一道山，牺牲的人在不断地增多，“同志们那种顽强的战斗精神，是我永生不能忘记的。特别是三连连长，早在鸡公山战斗中即负伤，右臂被打断了。战后他因右臂已碎，自己竟毅然忍痛用菜刀将断臂剁去。在连日转战行军中……遇有断崖陡壁，便抱住伤口滚下去。”在一次战斗中，“眼看挡不住敌人的冲击，正在危急之际，忽然从后面跑过来一个人，他迅速地冲至前卫连阵地，左手持枪高呼：‘同志们，拼刺刀，跟我冲！’大家一见这血迹斑斑的空袖筒，就知道正是三连长”，“但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医务人员和药品，三连长的伤口在连日苦战中恶化了，当我最后去看他时，他握着我的手说：‘团长，我不能再和同志们一道战斗了！’不久他便牺牲了。”看了这段描述，我怎么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三连长那空着的袖筒和他挥刀自断臂的壮举，总在我的眼前晃动。《星火燎原》里，有多少这样撼人心魄的文章，又有多少这样英雄的形象啊！可以说，这些优秀的篇章和形象，不仅融入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记忆，也成为他们人生启蒙阶段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最早认识，成为激励他们一生的人生坐标。

    《星火燎原》的作者中，有相当一部分老同志由于出身贫苦，文化不高，参军后又一直戎马倥偬无暇于文化学习，纵有满肚子传奇的经历和故事也表达不出来，因此他们通过秘书或者文化宣传部门同志的帮助进行写作，这样的稿件和那些自己亲手写作的文章一样，也具有较高水准。稿件到达编辑部以后，编辑们在确定稿件具有价值之后，除了对文字进行认真细致的加工，同时对其中描述的战斗、事件、人物姓名、职务等进行严格的审核。在“文革”前，由于史料缺乏，以黄涛同志为主任的编辑部全体同志不辞辛苦地去档案馆、博物馆查找资料，对文章一篇篇进行核实。

    时光流转到2007年，再度成立的《星火燎原》编辑部全体同志，继承了老编辑们的优良传统。他们不仅依靠手中大量的资料对稿件一一进行审核，依靠军科专家们的严格把关，认真对每一篇稿件进行编辑润色；在保持作者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尽量使文章具有文学性和可读性，同时为《星火燎原》的出版注入了许多新的有意义的元素。比如，他们一一配上了作者简介，为所有重要的人物、事件、战役战斗作了相关链接，还为作品配了大量相关图片，使得读者在阅读的同时，最大程度地获取相关信息和历史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星火燎原》不是某一个人或几个人、几百个人的单独创作，而是集体创作的结晶，是开国将帅、广大官兵和我军文化工作者，几代人共同创作的智慧之花。

    《星火燎原》内容的真实严谨、它所表达的思想高度、以真实质朴为特征的艺术特质，以及不可复制的珍贵史料价值，岂是可以轻蔑和诋毁的？据我所知，某些即使是获过所谓大奖的作家们，创作态度极不严肃，他们名义上写的是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却从不采访，不肯做苦工作，创作不过是从资料到资料，许多关键的细节，据说都是自己编出来的，这样的创作，这样的作家，有什么资格对开国将帅们用热血和生命所凝聚出来的《星火燎原》说三道四？如果确有非虚构军事文学的概念，我再重复说一句，《星火燎原》当之无愧是非虚构军事文学之精品！我还要在这里对某些人说一句不太中听的话：你们如此轻慢《星火燎原》，且不说愧对了已经长眠于九泉之下的先辈们，也对不起自己现在过上的好生活呀！

    《星火燎原》和它的作者们，将永远为我们所珍视和尊重。

    （作者为贺龙元帅之女，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