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半夏结局:半生心血铸辉煌

    关于汉语史的分期，王力、吕叔湘、胡朴安、高本汉、太田辰夫等区划各别，其理由无不可自成一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十多年前，以王云路、方一新伉俪，朱庆之等一批学者参稽众说，结合新的研究成果，对“中古汉语”的时间上限提出了新的意见。他们认为，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隋，社会极度混乱，各民族之间战争频仍，南北分裂迁徙，王朝更替踵接。这种社会背景使汉语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书面语与口语的分化日见明显，除了大量的散文、韵文等传统的文言作品外，还出现了门类不同、数量可观而含有大量口语成分的作品。体现在词汇上，便是大量的复音词产生。此外，东汉时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兴起对汉语影响至大。大量的汉译佛经以鲜活的口语冲击着传统的语言模式。又因为佛经的讲诵要力求抑扬顿挫的效果，更有待于汉语双音节节奏的支撑，这不仅也导致大量双音词的产生，而且汉语原有的单音词纷纷以各种形式改头换面组合成新的复音词。朱庆之曾说：“不研究汉文佛典，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古汉语史，特别是中古汉语词汇史。”这话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要害所在。事实上，之前的汉语史在汉文佛典对汉语的影响方面的研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憾，这可能也是在分期上异同的动因。

    我们觉得，从汉语词汇发展的客观情况看，分出一个独立的中古时期，且将中古汉语的上限划到东汉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确定了范围，第二步当然是语料的搜求利用了。因为只有对语料全面的掌握，才可能对一个时代的词汇面貌认知准确到位。通观全书，作者所下的功夫实在令人叹为观止，除人所常见的经史子集高文典册外，他如章奏表启、农书医案、小说琐语、笔记杂著、书柬墨帖、歌谣民谚、道籍符箓、出土文书等等，凡是而今可见的这一历史时期的所有文字材料，无不进入作者的视野而爬罗剔抉，酌加剪裁。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作者对这一时期的佛典语料进行了近乎于无遗的深入解读，而后与中土文献比较辨析。

    学者徐光启曾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新法算书·缘起》）其意思是说，要想达到超越前人的水平，首先得对相关的研究融会贯通。而要达到会通的境界，则必须准确地理解外来著作。我们觉得，徐氏讨论的虽然是中西历法的问题，但移之任何科学研究都堪称至理名言，而又尤其是撰写中古汉语的词汇史更为适用。试想，如果我们对中古传世的960部佛典、2990卷、2400万字的汉译佛典视而不见（依朱庆之统计，1992年），或者虽见而不下细致的功夫，不能准确的解读，那真会如朱庆之所说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古汉语词汇史。《词汇史》正是以高屋建瓴的眼光，将东汉至隋的所有语料熔于一炉，千锤百炼，锻铸出超胜于前人的煌煌巨著来。以《词汇史》的研究眼界对比时下的一些现象，我们不得不由衷佩服作者宏大的局陈。因为，近些年来由于汉译佛典研究的升温，依托佛教文献研究汉语者队伍日益壮大，虽春兰秋菊，各擅一时之美，研究者们在这一领域中也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但其间同样问题多多，有的学人，包括一些博士、硕士研究生，基础的汉文典籍修为极其肤浅，对于传统经典或陌生根本不读，或浮光掠影，一知半解，往往生吞活剥一些国外语言学理论，醉心于一部译经的烦琐分解，“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一经究终始”，既不管研究的对象是否对汉语词汇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也不管自己累赘细碎的表格有什么意义。枯禅青灯，电脑视屏，心无旁骛，兀兀穷年。更有甚者，笔者曾了解到，有的学生以一部佛典为语料作博士或硕士论文，因为其书卷帙太大，自己根本不可能完成统计分析，于是环叩师兄弟妹或朋友至好每人一或二个字母协助自己完成。予生也笨，真不知这种博士硕士论文意义何在。还有，笔者曾在学术会议上屡见，有的学人专攻佛典，不免自作多情，分明中土文献早已常见的词汇或词汇的某一义项，却认为是佛典仅有，从而自诩为有所发现。虽经与会学者指出，仍护前而诡辩。如果他们读读王云路教授的《词汇史》，相信会产生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愧赧。

    《词汇史》前九章重在对中古汉语词汇的细致描写，后几章是理论的提升。比较起来，笔者以为第十章为全书重中之重。我们知道，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就上古汉语来说，除联绵词外，词义与字形大多能寻求出其间的内在联系，但中古而下，词义愈来愈复杂，义项与其载体文字间的关系常常令人难以捉摸。虽然，古往今来也有许多学人作过或浅或深的探索，但终显单薄琐碎，不成系统。《词汇史》则是第一次全面地、深刻地、系统地以“相因生义”的理论框架为我们诠释了中古词汇意义演变的内在规律。作者认为：“词语含义演变的途径有许多，其基本特色是相因生义，即词语通过在形、音、义诸方面的联系而产生新义。这中间的联系纽带是人的思维联想。一个词语可以产生一系列意思，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词语内部有含义之间的相近、相关；二是因为词语与词语之间有声音、字形以及使用上的联系等。”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再从不同的角度条分缕析地将相因生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为我们在汉语词义的分析研索方面贡献了自己的卓识，导乎先路之功于是乎在。

    陈寅恪先生曾说：“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词）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我们觉得，《词汇史》自始至终贯穿这种精神，相关词汇的讨论总是与社会背景、生活习俗、科技文化、生产耕作等联系起来。且以专章讨论中古汉语词汇与外族文化的关系，为读者大开了中古文化史的门户。至于最后两章谈中古常用词研究及中古词汇的研究方法，更是以金针度人，识大识小，人得其益。笔者入积玉之山，难作取舍，也只好割爱不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