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的高招暴露了改革弊端

《炎黄春秋》的“高招”进一步暴露了改革弊端

《炎黄春秋》2009年最后一期推出的文章，以六十年为题发表感言，对改革提出了一些“高招”。不料，却暴露了改革的根本性弊端。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国庆六十年感言” （以下简称周文）。 是第一篇，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周副总编的“感言”就是为改革指点的“高招”。而正是这些“高招”暴露了改革的根本弊端。我们按周文的五个小标题，逐个说开来。

邓小平晚年谈话的警醒。周文第一个“高招”就是重温邓小平晚年谈话 。他引用邓小平的话“我们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份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段话说明：1，邓小平知道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就会自然出现两极分化；2，邓小平确实已看到少数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3，邓小平也看到了问题存在的严重危险性。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而且问题比不发展时多，起码不比不发展时少。这就是说他已经明白无误地承认“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不要问姓公姓私”，“不要问姓社姓资”，“三个有利于标准”，“不争论”……等理论是错误的，是行不通的。周副总编明明看到“目前在方方面面担负重要领导工作的”人们，“时时怀有重整纲纪的冲动和孤军难振的无力感，很多抱负和无奈只能深埋心底”。没有办法，又不认输，只能在改变分配不公上做点小动作，欺骗一下民众，也欺骗一下自己。其实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最严重的不是当今主流舆论所指的“城乡之间”、“地域之间”、“行业之间”的分配不公。当然这种不公也是一种不公。但是，它不是造成两级分化的根本原因，造成两极分化的真正原因是出现新的剥削阶级、复辟了剥削制度。专门拿城乡、地域、行业之间的分配不公来说事，既可“应付”群众的不满，得到“为民解困”的光环；又可以迥避或者说隐瞒复辟资本主义这个根本原因。

纠正利益格局的倾斜。周文第二个“高招”，就是纠正这种倾斜。周副总编所说的利益格局的倾斜是指什么呢？

一是“出现了超大型国企，块头之庞大直逼世界500强企业……。它们不仅保持着经营高度垄断，而且影响到、甚至一手把持了市场定价和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向”。请注意，如果说这确实是一种利益格局倾斜的话，这也是改革造成的结果，而且当前还在全力进行，一定要把国企改制重组成100家至80家。而且必得将它的国企性质改变为私企或外企，或国有民营、国有参股经营、私企和外企控股经营……。总之消灭公营经济，全都私有化就没有倾斜了。他说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是因为国企太大太强的原故。这明明是在唬人、骗人、蒙人。

二是“普通民营企业介入大中型国企产权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塞，公司内部人收购办法也被基本叫停”。“银行对民营贷款拒贷率56%，而70%的贷款都给了国企”。这就是说国家的政策向国企倾斜是分配不公问题的根本原因。这是一种强词夺理。出现两极分化、分配不公明明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怎么是出卖国企叫停、或银行贷款有别的结果？这是一种别有用心地诬蔑！如果按照周某人的“高招”办事，继续出卖国企、银行贷款多给、或都给私企，那么，大大发展资本主义，必然进一步加速两极分化的发展，更加分配不公。那不是在“饮鸩止渴”吗！

三是“四万亿投资扩大内需计划，……普遍担心大多数被国字号切走，民营企业的流动、市场和政策空间会受到进一步挤压。” “在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民营企业因经营困难而被国有企业收购的案例。而以做大做强或安全整顿为名，侵占私有产权的现象也在一些地方公然出现。” 这完全是为私营企业主呜不平，这同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有什么联系！难道说四万亿投资都给私营企业，弱势群体、多数人都会富起来？就没有两极分化了吗？！

总之，周副总编所说的倾斜，都是改革的重大弊端造成的，要纠正这些倾斜，本该从反复辟、反剥削入手，决不能再为继续复辟出谋划策。可是，周某人却在为私企的利益而呼喊，决不是在为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中的弱势群体在呼喊。周某人口头上说关心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但是看看他对“纠正倾斜”的言论，都是在为私营企业家、为新社会阶层、为少数己经先富起来的人在呼喊，不仅不会解决两级分化、分配不公；而且必然加剧两极分化、分配不公，确实是缘木求鱼，南辕比辙。

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这是周文第三个“高招”。周副总编说，“我们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的精神，探讨一下党和政府如何清理改革以来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请注意，这个“特殊利益集团”是改革造成的。如果不信，请看周文。他说因为“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化和相互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而且是市场体系发育成熟的一种标志。” 改革开放才开创市场经济和市场体系。特殊利益集团“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玩弄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盘剥消费者，上下要挟，左右逢源”。“这种资源、资本、权力三者如此高度的集中，将导致走上权贵资本主义道路”。联系前述他为私企呼喊的事实来看，这就十分明显的证明，周某人是以自由资本主义立场，反对权贵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根本就不是为被剥削、被压迫的穷困弱势群体这一极说话的！

周某人举例说，“看看民怨沸腾的房地产行业。一些房地产商、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成为腐败高发领域”，“特殊利益集团”的势力坐大，高调扩张，并寻找政治代言人。” 房地产商当然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房地产商同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同样体现了权贵资本主义的特质。而周某人由此得出结论，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才适合自由资本主义发展。

周文还引用了两组数据：一是“据世界银行报告称，拥有百万美元以上金融资产的家庭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却掌握了全国41·4%左右的财富”；二是“全球咨询业巨头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另一组数据表明, 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这些数据说明这些巨大的财富集中是剥剥和掠夺造成的; 是改革实行高薪阶层政策的结果；并不是劳动所得分配不公的结果。可是周某人在引用上述数字后说：“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另一端, 是生活陷入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弱势群体。” 并且说是“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 至于如何与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切割？周某人提出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动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缩小垄断行业的空间，减少官商勾兑的机会……。” 说到底还是在为私营经济扩大空间奔走呼号；为自由资本主义张目。试问，房地产开发商并不一定是垄断行业，但在地方政府的权力寻租同开发商勾结在一起，房价飞涨，难以控制，强行占地，不给适当补偿，一个月内就发生了两起自焚抗拒暴力拆迁的命案。房地产业是高超额利润，富豪榜上有多少房地产业的老总，你周副总编不是不知道吧！不消灭这种惨酷剥削和野蛮掠夺，两极分化只能有增无减！

遏止基层权力的失控。这是周文提出的第四个”高招”。 周副总编所说的基层权力失控，指的是“一些基层政府, 比如群体事件高发的县城和县级市政府, 对于民众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基本人权, 表现得麻木不仁, 甚至胡作非为, 到了惊人的地步”。他列举了湖北巴东邓玉娇案，贵州习水县嫖宿幼女案，湖北石首市和贵州瓮安县两起官民对峙、警民对抗事件，深圳一名官员林嘉祥猥亵幼女案，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面对媒体追问“经济适用房用地为什么盖上了别墅”时,脱口而出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 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请注意,这些都是改革第三十年中发生的事情。难道说三十年来只管招商引资？只管“发展经济”？“只管为新社会阶层优惠”？“只管为非公营经济保驾护航”？其结果是: 卖淫业兴旺了，乡招商办主任将良家妇女当成卖淫女强奸（未遂）；嫖宿幼女；长期不为民办事，治安状况恶劣，还要掩盖真像，引起民愤众恕；甚至说出把党和人民对立起来的混账话。难道这同推行私有化、实行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允许共产党员当资本家，导致丑恶现象沉渣泛起、金钱崇拜等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改革开放没有一点关系吗！

周文主张怎么遏止呢？他讲了己经采取的集训县委书记和公安局长、法院院长；加强和改进自上而下的培训和监察；还提出发挥选举机制，一步一步掌握民主操作方法……等。其实周某人只是就事论事，把责任推给基层，这是不公平、不诚实的。当然，基层有基层的问题；基层也有基层的难处。例如，上面考察政绩要求“零上访”，并且“一票否决”。那么，基层必然就会采取堵、截、卡、接、遣，甚至扣压手机、身份证、限止人身自由、打骂……等暴力措施。“问题在基层，根子在领导”。上面的政治上思想上的路线错了，还要求下面保持一致。这样，自然会问题层出不穷，防不胜防，堵不胜堵。

反思维稳逻辑，唯求长治久安。这是周文提出的第五个“高招”。说来周某人明明知道“改革和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凸显和叠加”；“各地城乡突发公共事件此起彼伏，有的甚至酿成群体事件”。虽然，周文讲述了维持稳定的三个层次：事发之前争取不出事或快平息；事发后认真对待和调节当事人和民生权益；事后要促进官民协商对话，增进社会和谐。

但是，周副总编并没有讲到问题的关键和要害。例如：政府的公信力为什么会被质疑和伤害？公权力为什么会对强制手段的滥用？各种公共突发事件和群体事件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党委、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上？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是党和政府是为人民利益服务，还是为少数权势和权贵服务的问题；是为工农劳动人民服务，还是为少数富人服务的问题；是保持还是改变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问题；是坚持还是抛弃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从周文提出的高招中看出。周文提出的维稳逻辑和唯求长治久安“高招”：

一是提出一个“维稳成本”问题。“等到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以暴易暴”会增大成本；“人民内部矛盾要用人民币来解决”，“强制和赎买这两手，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

二是政府要发挥社会力量共同管理社会。周文所说的社会力量指的是“市场中介组织、社会中介组织，以及职业道德、行业规范、公民伦理，本可成为调节矛盾的第一道防线”。

三是警惕“地方和职能部门常借维稳之名, 任意夸大社会上某些不和谐、不稳定因素, 以恐吓和绑架上级, 换取更多的财政收入, 制造政绩。

四是要防止“在维稳防乱的旗帜下把那些普通而复杂的利益矛盾政治化, 上纲上线, 超常规地强化各种传统的管理机制, 遏制普通老百姓正当的利益诉求。” 周副总编称此为要防止“固守革命党的传统思维”。

请看, 这都是在就事论事, 隔靴挠痒, 甚至是驴唇不对马嘴。政府的公信力被质疑、被伤害, 甚至成了众目睽睽之众矢之的，你却在讲什么“维稳成本”！党委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己经不是水乳交融的鱼水之情，而成了“矛盾的焦点”，却还在胡说什么“换取更多财政收入，制造政绩”；还诬称这是固守革命党的传统思维！什么是革命党的传统思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阶级斗争，都是在完全、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说到底，这些所谓高招没有什么一点新意，倒是暴露了改革的根本弊端。最后，周文主张：“要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全面改革”。请问，改革三十年了，

越改革越分配不公、两极分化；

越改革问题越多；

越改革越是出现特殊利益集团；

越改革利益格局倾叙越大；

越改革越加重基层权力失控；

越改革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越受到质疑和伤害；

越改革党和人民的关系越成为矛盾的焦点;

越改革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越丧失;

越改革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制度越被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制度所取代;

越改革越是复辟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背离社会主义越远……

这同“真正建设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小康社会是背道而驰的。这不是显而易见、明摆着的事实嘛！

岳求珍 2009.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