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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贴]三十年来日本第一大敌___袁世凯  
近代中国三十年来日本第一大敌竟是袁世凯!他的死,也当真是"为日本去一大敌"! 
　　 笔者认为，袁世凯一向敌视日本，二者关系总体上处于对立状态，至于日本排斥袁世凯，则是袁对抗日本的必然结果。 
　　 
　　 一 
　　 
　　 袁世凯与日本发生关系，可以追溯到袁驻朝鲜时期。中法战争爆发后，袁世凯密禀李鸿章称：“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向王前煽动，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而独立。” 随后他又致电李鸿章道：第思日本既能废琉球，我又何不“可废朝鲜改行省，许各国往来通商，各国必不与我为难。所与我争者日俄耳。俄不过欲在太平洋得一不冻海口，可虚与饵之；我之海陆军尚可日本抗衡，日苟与我起衅，尚左券可操。卑职居此日久，密迩东瀛。彼国虽偏小，上下一心，其图谋并吞高丽，形迹已彰。若复数年，羽毛丰满，则难图矣。且此次之变，日本擅自带兵入韩宫，戕杀大臣，其荒谬无理，亦公法所不容。时哉不可失，惟宪台裁之。”从袁世凯的吞韩之谋可知他对日本的立场。 
　　 
　　 袁世凯鉴于日本“专力于兴起商务，招集商民，盘根植固，倍蓰中国，其处心积虑固不徒为今日计”，为进一步抑制日本势力在朝鲜扩张，竭力培植亲日派，袁则孤立和排挤打击亲日派。甚至派人到日本刺杀亲日派头子金玉均，“遇事挑唆”日朝关系。 
　　 
　　 甲午战争中，袁世凯对日本态度强硬，忧国忧时，他慷慨激昂道： 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墨间。”日俄战争期间，袁世凯力主中立立场。日俄战争时，一艘俄国军舰因机器损毁而驶入“中立”的烟台港后，被两艘日本鱼雷艇追击，数名俄国官兵被击落海，该俄国军舰也被日本鱼雷艇拖走。因此，袁世凯认为，海军总兵萨镇冰对俄舰“保护不力”，有损“中立”立场，请旨将萨镇冰“交兵部议处，以示惩儆”。 
　　 
　　 日俄战后，美国与日本、沙俄争夺东北日益激烈，袁世凯采取“以夷制夷”之策，联美、德制日本，引起日本的强烈不满。１９０８年汉冶萍公司成立，盛宣怀向日本借款，日本要求一部分管理权，袁世凯要将公司收归国有，议不成，日本恨袁刺骨。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在外交上依赖英、美等西方列强，对日本仍持抵制立场。英、美等国也公开希望袁世凯出来掌权，并予以财政上的大力支持，而对革命持公开敌对的态度。这引起日本的强烈不满，双方关系十分紧张。《二十一条》的出笼就是这种形势下的产物。 
　　 
　　 在《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袁世凯的总体立场是强硬的，那种认为袁为称帝而向日本妥协的观点值得商榷。 
　　 
　　 １９１４年１１月初，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奉召回国，外相加藤高明于１２ 月３ 日训令他再度来华，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说帖。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借口英日联盟对德宣战，出兵占领青岛，此时欧战方酣，列强无暇顾及，于是日本拟乘此千载难逢之机，控制中国，提出《二十一条》。１２月１５日，日置益回到北京，以新归任为词，要求进见大总统袁世凯，并于１９１５年１月１８日得以入见，将《二十一条》说帖面呈袁世凯，袁“大惊，一时难以答复”，随后应付道：容详细考虑，“再由外交部答复。” 
　　 
　　 袁世凯对于《二十一条》的态度，当时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和驻东京大使马列夫斯基在致俄国外交大臣的电文中有明显的反映。 
　　 
　　 １９１５年２月４日《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陆徵祥向我证实，总统仍希望心平气和地顺利解决问题。” 
　　 
　　　　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据来自日本的消息在１９１５年２月４日第６５号电中报告称，日本决定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并转述了“接近总统人士”的看法，略谓：总统宁愿冒“与日本断交之风险”，亦不对“日本人关于日本顾问之要求”做让步。 
　　 
　　 ２月２４日《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紧急报告》说： 如果袁世凯确实决心彻底抵制日本人的某些要求，并表示决不容许朝鲜的遭遇降临到中国头上，那是不奇怪的。大概总统期望他能比较顺利地摆脱目前的困境，然而总统的期望有何根据却很难说。最初他们还期望合众国的帮助，此间传说合众国同其他大国已开始就此问题交换意见，尽管此间美国公使并未得到华盛顿任何训令，证明这一传闻是正确的。然而我认为，很可能袁世凯期望日本人最终会对中国政府准备做出实际上的最大让步而感到满足，从而放弃其最苛刻的要求。” 
　　 俄国驻东京大使马列夫斯基在１９１５年４月１８日第１３０号电中报告称，日本外相加藤担心，袁世凯在拒绝履行日本要求之后，出于个人考虑，不能不对日本采取断然行动，“欲表明他作让步是迫于压力”。 
　　 
　　 在《二十一条》通牒最后期限前的５月６日，袁在《大总统袁世凯致各省电》中称：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可让与或租于他国、聘用日本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军械等为“其制我死命最要之点”。 在我国不宜因此决裂，蹂躏全局。但应尽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权利。” 
　　 
　　 《二十一条》签订后的５月１４日，袁世凯又在《大总统密谕》中道：当合并朝鲜之时，现在首相大隈重信已自命为中国将来之统监。盖其兼营并进之图，远交近攻之策，处心积虑，殆非一朝。”“彼为刀俎，我为鱼肉。实逼处此，岌岌可危。厝火积薪，早成险象。前清末造，政失其纲，泄杳成风，人无远虑。加以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各私其家，何知卫国。迨至武昌事起，举朝失措，列强响应，瓦解土崩。日本浪人，利用此机，秘计阴谋，无所不至。”“苍赤何辜，言之流涕。”“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办，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牛马奴隶，万劫不复。予见此四条，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员，誓以予一息尚存，决不承诺；即不幸交涉决裂，予但有一枪一弹，亦断无听从之理。具此决心，饬外交部人员坚持磋商。此外凡损失利权较重者，均须逐字斟酌，竭力挽回。”“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始终不移；对内则抚辑人民，勿令自扰。将及四月，持之益坚。” 
　　 
　　 接着袁世凯连发申令。５月２１日《大总统申令》： 着京外各署按照该都肃政史等所陈各节，实力整顿。人人各尽其责，而毋诿过于他人；事事取法于人，而勿自封其故步。矢尝胆卧薪之志，当救焚拯溺之时，予与文武百僚，责无旁贷，勉旃勿忽。” 
　　 
　　 ２６日《大总统申令》： 中国自甲午、庚子两启兵端，皆因不量己力，不审外情，上下嚣张，轻于发难，卒致赔偿巨款各数万万，丧失国权，尤难枚举。”“顾谋国之道，当出万全，而不当掷孤注，贵蓄实力，而不贵骛虚声。”除了厉行内政整顿之外，袁世凯还在外交上寻求俄国的支持，以牵制日本。１９１５年８月１１日俄国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致俄国外交大臣函：“总统立刻派其代理人曼德将军前来敝处，询问，关于俄日同盟传闻的可靠程度如何，并奉命转告我，中国驻彼得格勒公使和驻东京公使均认为俄日同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无疑，最近，特别是不久前日本向中国提出如此苛刻的要求，进行公开威胁以后，中国人才开始希望向我们寻求庇护，以防他们的东方邻国对他们进一步施展侵略阴谋。当年李鸿章同俄国签订针对日本的防御同盟表明了那时俄中两国的亲密友谊。袁世凯和中国的其他要员甚至幻想回到那一时期。” 
　　 
　　　　我们从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外交涉中亦可洞悉袁世凯对日的强硬立场。《刘彦等议员之提案》：查民国四年“二十一条”之中日协约及各换文等，系日本乘欧战方酣，以最后通牒压迫之所成立。此种条约，即为我国亡于日本之先声，亦始终未经我国承认为有效条约。当时袁世凯即向中外宣言：系威迫成立。总体上看来，袁世凯对日本持强硬立场，虽然二者偶尔也会互相利用，相互妥协，但这并不能掩饰其对立的实质。 
　　 
　　二 
　　 
　　天津市历史档案馆存有一批袁世凯的档案材料，其中袁世凯对《二十一条》说帖的朱批最为重要,从中我们当可看出袁对《二十一条》的态度，并折射其对日立场。 
　　 
　　关于《二十一条》中“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一条，袁世凯批道：此项应候大会讨论后再议。 
　　 
　　对于“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袁世凯批道：只可依据条约，之外应不在内，青岛声明交还中国应不在内。并将“或其他关系”五字删除。后袁世凯对这一条内容再次批道：关系太含糊，应“加一条：一、日后政府协商让与等项倘或未能确定，此项预约作为无效。” 

　　关于“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袁世凯批道：由我自造，如借款俟第一条实行后可先尽日本商议。 
　　 
　　 对于“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袁世凯批道：现在财政困难，经费支绌，东省已开有济南、龙口，某某若干处，无庸再加，如不得已，可在东路再添一二处。 
　　 
　　关于“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向认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一条，袁世凯批道：无此“向认”。 
　　 
　　 对于“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袁世凯批道：因俄原定期无九十九年之久，展期至多照原订之期不能超越。” 
　　 
　　关于“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地可得其须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一条，袁世凯批道：东部内蒙古”应不在其内；“耕作”超出范围，不行；所有土地有关领土；应删去“或所有权”四字。后日本提出修正案中将这一条改为：“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经营农业可得租赁或购买其需地亩。”袁世凯将“或购买”三字圈去，批道：购买有碍完全领土。 
　　 
　　对于“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袁世凯批道：漫无限制，各国援引，尤不可行。 
　　 
　　关于“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采矿开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订”一条，袁世凯批道：范围太广，应指名区地数矿章，并将“商订”该为“商办”。 
　　 
　　 对于“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袁世凯批道：违背条约。 
　　 
　　 关于“两缔约国互相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国政府同意，所有属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一条，袁世凯批道：这属商贸之事，并不同意“相当机会”、不得“自行处分”、任意处分”之类的规定。 
　　 
　　 “ 对于“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引以外之人开采，并允此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先经该公司同意。”袁世凯批道：附近”二字“近强”，并对“有影响之举”的提法表示不满，认为这“是不许中国另开矿也”，此件应召集股董会讨论”。 
　　 
　　 “ 关于“日本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一条，袁世凯批道：保全中国领土”的提法，独立之国不能承认。 
　　 
　　对于“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袁世凯将“他国”改为“外国”，认为“此当然之事”。 
　　 
　　关于“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袁世凯对“政治、财政、军事”六字加以圈点，认为这是“握政权”。 
　　 
　　 对于“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袁世凯将“所有权”三字重笔点出，表示异议。 
　　 
　　 关于日本提出的“合办警察”、整顿福建海口等事，袁世凯也加了重笔，不予认可。 
　　 
　　关于日本政府提出的有关东部内蒙古借款、课税、开埠、合办农工业等方面的要求，袁世凯批道：“办不到”。 
　　 
　　在《二十一条》最后，袁世凯批道：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袁世凯还另文批示说：欧战相持不下，法比各有失地，将来大会支配，殊难预计，胶澳能否由强人让交，此时尚无十分把握，订此预约，尤足招强人之恶，他西人亦未必同意，殊属吾谓纵能预交日人交还青岛，亦是空人情。” 
　　 
　　从以上天津市博物馆所藏原件中所列内容可知，袁世凯对于日本的《二十一条》说帖总体上认为不能接受，并进行了相当的抵抗，他寄希望于“西人掣制日本”，但由于“一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故而袁世凯的“以夷制夷”幻想破灭。 三 
　　 
　　 袁世凯对抗日本，引起了日本的强烈不满，几乎可以说，在每一个时期日本都对袁采取了报复性压制立场，并进而图谋推翻袁世凯政府。甲申政变之后，日本对袁世凯“憾之刺骨，百般排陷之”1885年袁世凯升任清政府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日本政府“以执政亲中国，疑朝鲜拒日，皆中国驻朝总办袁世凯所为，殊怨袁”。以至于同年伊藤博文在与李鸿章交涉时，提出惩办袁世凯问题，成为十年后甲午战争的伏笔。 
　　 
　　 英美等国在武昌起义后公开支持袁世凯，并在财政上予以帮助，而对革命持公开敌对的态度，惟独日本对袁世凯持两面派政策，一面对袁又打又拉，以“承认”问题和取缔革命党在日本活动问题挟制袁世凯，以便取得更多的侵华权益，一面支持革命党，操纵反袁势力，左右逢源，从中渔利。日本的这种两面对华政策，始终贯穿于辛亥革命时期，继武昌起义以后，在南北议和、二次革命、袁独裁称帝引起护国运动等各个阶段都有明显的表现。就其实质而论，应该说总体上是敌视袁世凯。 
　　 
　　 袁世凯担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日本一些民间人士和军人中的强硬派，甚至参与反袁阵营，而不久发生的“北军”侮辱日本事件，进一步促使日本国内掀起反袁热潮。由政友、国民、同志以及中正等各政党议员，加上国民外交同盟会、对支联合会与浪人会等各种团体发起组织“有志大会”（其中有不少企业界人士、新闻记者及其他“有志”人士参加），在日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倒袁运动。“有志大会”决议指出：中国“各省为了诛除袁世凯之僭窃帝位而举兵，乃中国国民之正当行动，务期尽速迫袁引咎而退。” 
　　 
　　 袁世凯联合英国搞南北议和，日本人十分不满，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在给伊集院训令中说：袁的“居心诚属费解，若袁果真有意疏远我，竟想利用我，或从中操纵，我自有对付之策。”伊集院认为：至于“我对袁世凯之态度，似宜暂时持旁观不干涉，使彼感到忐忑，然后徐图报复，是为上策。” 
　　 
　　二次革命时，日本政府持中立立场，然而，实际上不仅许多在华浪人参加了讨袁阵营，自日本专程来华献身革命者也不少，至于日本军部，更是跃跃欲试。驻华日军中从事策划反对北京运动者与日俱增。日本驻华公使馆陆军少将青木宣纯于4月底电参谋总长称：“据程德全所发表的秘密文书内容视之，袁世凯、赵秉钧为宋教仁暗杀事件之主谋者已甚明确”，因此，日本“此时无论是站在人道上或道义上，均应同情南方国民党，并尽可能予以援助，至少亦应给予充分方便为是” 
　　 
　　从外交角度也可看出日本对袁世凯的态度。1914年10月29日黑龙会备忘录（《黑龙会解决中国问题意见书》）中，有一段经典的日本对袁世凯态度的说明：“袁世凯是否会迅速同意日本政府的建议而与我们订立同盟条约。这些问题必须加以彻底的考虑。从袁世凯迄今为止的态度来判断，我们知道他在外交交涉方面往往采取权宜的策略。虽然在表面上可能对我们表示友善，实际上他将依靠不同列强的势力作为对我们最方便的牵制而拒绝我们的要求。单举他从帝国政府对德宣战以来对我们的行为作为例证，大家对他将来的行动就会了然了。”“袁世凯属于喜欢玩弄权术的那一类政客。他一时可以对我们表示友好，但当欧战将结束时他就一定会抛弃我们而与其他列强友善了。从他的过去来判断，将来他会搞些什么，我们是一点怀疑也没有的。”“我们与其支持一个既不能长久保持政权，也不能帮助我们达到目的的中国政府，倒不如支持四亿中国人民革新其腐败政府，改变政府的现有形式。” 
　　 
　　 1914年12月3日前，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致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关于对中国提出要求之拙见”，中称：袁为从困境中拯救自己，利用其惯用手段新闻政策进行排斥运动以及挑起极端排日热潮，甚至或向美国乞求援助，或唆使德国人制造障碍，两国关系及国民感情发生纠纷，甚至可能造成进退维谷不可收拾局面。” 
　　 
　　 日本参战前夕，内阁就决定设法拉拢、控制袁世凯政权，第五号要求就是这一决定的体现。待提出《二十一条》后公开声称：日本人民类皆反对袁总统，彼等相信总统为有力的排日者，其政府亦采远交近攻之政策。”护国战争爆发后，袁氏政府感到日本威胁日甚一日，企图以接受《二十一条》中的第 1 部分各款为条件，乞求日本放弃倒袁活动。但是这时的日本政府连卖国条件也不接受了，还煽动列强拒付北京“盐税等款”，以财政问题扼杀袁氏政权。对于中国国内袁世凯的敌对势力，日本则予以了不遗余力的支持。日本贷款给岑春煊一百万元，使肇庆军务院得以迅速成立。又贷款给孙中山，支持上海和山东中华革命军起义反袁。还派驻上海武官青木中将以及在越南的日本商人协助梁启超从上海经海防潜入广西转赴云南领导护国运动。日本寺内内阁外务大臣后藤新平在《日支冲突之真相》一文中承认日本“出扰乱支那全国之策，卷起支那各地抗袁运动”“凡上海民党夺取军舰，山东起事，云南举兵” 无非我国间接左右于其间” 
　　 
　　 日本耿耿于《二十一条》第5号的流产及袁世凯的态度，故而力阻周自齐访日，且扶持反袁势力。对于日本阻止北京特使周自齐访日，陆宗舆于1916年1月16日致电外交部： 其欲倒我政府，计划已非一日。” 
　　 
　　 梁启超、李根源赴广东会晤龙济光和革命党参加岑春煊阵营的谈判，都是太田领事从中斡旋的。在北京顺天医院服职的江某，因谋杀袁世凯未遂而被通缉，后在日军的暗助下安全逃往日本。 
　　 
　　 1916年4月，广东独立，于是日本开始考虑如何扶持袁世凯的接替人黎元洪问题，并于中旬断然拒绝了袁世凯的乞援。 
　　 
　　 日本对袁世凯的敌对立场，从侧面也可反映出袁对日本的敌视态度。
   袁世凯是有大功与中国的!
http://bbs9.news.163.com/localhenan/52336,19.html  
蒙在袁世凯身上的历史冤尘
当时的御用文人编了一出丑化和诬蔑孙中山的“戏”，名叫《新安天会》。第一次看到此事时，真使我“佩服”极了，看来洪宪皇帝麾下也不是没有人才，居然想出了这样一个好主意。剧本编好了，谁来演主角？首选是谭鑫培，可是这位侍候过老佛爷的谭老板根本看不起袁大头，说什么也不干。后来又找到孙菊仙，孙也曾是朝廷的“供奉”，自有身价，同样看不起袁世凯，也坚决不演。两个“戏子”，给腐败的慈禧太后演了几十年的戏，却坚决拒演歌颂共和国总统的“政治戏”，丝毫不给将来的洪宪皇帝面子，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如果是在“文革”期间，什么人敢拒演《长征》、《东方红》、《红灯记》、《沙家浜》，我是真服了他！ 

　　“二十一条”的签定又是袁的一大罪状。可日本一开始提出的“二十一条”同后来签定的《中日新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经过老袁的软磨硬抗、斗智斗勇，日本不得不降低要求，把危害中国最大的条款去除。袁大总统签定后愤恨难平，令将签约日定为“国耻日”，以志不忘此仇。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袁世凯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还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如满洲问题，袁世凯同曾叔度（时任国务院参议兼大总统府秘书）说：“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部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点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曾叔度《我所经历的“二十一条”内幕》） 

　　满洲在日俄战争后已是日本的口中之食，再让他吐出来是与虎谋皮。在谈判桌上，一个弱国能保住既有利益已是不易，不可能把已失去的再夺回来。那不是难为袁世凯吗？《中日新约》签订后，日本人大失所望，在国际上也大失面子。袁世凯被迫在修改后的“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问世啦。”1915年5月8日，他在北京政府高级官员全体出席的国务会议上讲话，表现得极为沉痛，他说：“……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英驻华公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袁世凯死前为自己写下了一幅耐人寻味的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从中可见袁世凯对日本的切齿痛恨。 

　　没有袁世凯清廷不可能灭亡这么快。在1901年—1908年的清末政坛上，袁世凯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是一个对新思想、新事物极为感兴趣的人，在其辖区内进行了很多近代化的改革。对关系朝廷大政的宪政制度的建立也是推波助澜，不遗余力，为清末衰颓之政局吹进一股清新健康之风。可能有人要说了，袁世凯组建私人政治集团，用重金贿赂庆亲王等朝廷重臣，使贪婪奢糜之风愈演愈烈，怎能说健康清新？这样说，是有失水准的。我们不能抛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去评论袁世凯。袁世凯如果不这样做，他也不会生存、壮大起来。以慈禧为代表的清王朝已是百弊丛生，危如累卵，再多出一个清官袁世凯，国家就有救了？袁大把大把地花银子，不是搜刮来的，有列入清政府财政预算拨给北洋大臣衙门和新军的，还有军费上的陋规“截旷”与“扣建”。袁大手大脚，“敢于用财，视黄金直如土块。”（胡思敬《大盗窃国记》）但本人并不事聚敛，并无贪财之名，“不问家人生产”。（胡思敬《大盗窃国记》）可以说，袁把“银弹”当成政治舞台上一个得力武器来运用了，同后来的蒋介石是英雄所见略同。武昌首义后，满清宗室不愿退位，袁送给奕匡和小德张各300万两银子，让二人为之说项，使隆裕勉强同意退位。这600万两花的值，比刀兵相见强多啦。如果袁世凯兵围紫禁城，把满清的太后、太妃、皇帝、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等砍瓜切菜般地杀了，国人肯定称赞的多，谴责的少。清朝开国之初不是把朱明王朝的凤子龙孙杀了个干干净净？说来也奇怪，多尔衮是打着为明朝报“君父之仇”的旗号入关的，对“流寇”倒是该杀杀，该抚抚，对口口声声要帮助的明宗室却毫不留情，斩尽杀绝，斩草除根。对崇祯的儿子不管真假，一经发现，统统称是假冒的，杀无赦。对南明政权一概不予承认。连逃到缅甸的永历帝也派兵捉来用弓弦勒死。当时，如果没有袁世凯这个内忧，清廷完不了。就是失去了中原，还可以退到关外去，关外不是还有奉天吗，龙兴之地！再加上日俄一干涉，满洲国不会等到二十多年后才成立。二十世纪初的革命党人把满清视为外族入侵形成的外来政权，把东北视为外国。 提出的纲领里有“驱除鞑虏”，——三百年前你来了，占了中原，毁了汉家衣冠，现在该把你赶回老家去了，老家在哪？白山黑水之地。 

　　当时的华夷之分同后来的五族共和有区别。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第一件事就是祭明太祖，以示自己是朱明王朝的继承者。真形成那种局面，才是中华民族之大不幸。 

　　清末民初，袁世凯在全体国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孙中山还略逊一筹。他为新旧人物所接受，普遍认为袁世凯讲义气、重朋友、有担当、有魅力，是一个能够挽救中国的不二人选。他在朝鲜的上司，金石学家、文字学家、湖南巡抚吴大澄回国后对李鸿章盛赞袁世凯：“公向谓张幼樵（张佩纶，李鸿章的女婿）为天下奇才，我见天下才非幼樵，乃袁某也。”（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李鸿章给这个老部下的评价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还说：“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其右者。” 

　　孙中山会见袁世凯后，也对他赞不绝口。民国元年二月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时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在接到袁世凯赞成共和的电文后，孙中山又说：“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此实惟公一人是赖。语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坚，非公莫办。”在1912年8月28日与《亚细亚日报》记者谈话中，当记者问：“先生既不欲重当政局，第二期总统恐难得其人。”孙中山则答道：“仍以现总统袁公为宜。依我所见，现在时局各方面皆要应付，袁公经验丰富，足以当此困境，故吾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且袁公以练兵著名，假以事权，军事必有可观。”29日，孙中山致电黄兴说：“到京以后，项城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亦略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千万先来此一行，然后赴湘。”在这里，孙中山既劝了黄兴，又为张振武被杀一事为袁作了辩护。他还说：“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 

　　孙中山如此，其他人呢？在武昌起义后，黎元洪致电袁世凯：“公果能归来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黄兴也表示：袁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 
 今天，我们的脑海中虽然已经形成袁世凯“卖国”的“定论”，但实际上，我们中的多数人并没有看到过“二十一条”的原文本和经过谈判签订的最后修订本。通俗 而广泛传播的历史教科书似乎认为读者不需要看到这些，只要接受它们的“定论”就 够了。但读者真的不需要吗？重述历史不仅要忠于历史，而且要尊重读者，这是历史 学家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尤其在涉及到给历史人物扣上“卖国”帽子一类重大指控 的时候。 

第一，所谓“二十一条”通过外交谈判和袁世凯幕后的“阴谋运作”，最后签定的文本实际上只有“十二条”。 
第二，原“二十一条”中的第五号共七条，根本没有签订。 
第三，原“二十一条”中的第四号全部删除。 
第四，原“二十一条”中的第三号共有两条，删除一条。 
第五，剩下关于山东和满洲的十一条，最后签订的条件与原先提出的条件大为不 同，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的条件。 


应该说，这次谈判后签定的文本，基本实现了袁世凯的愿望，这就是他同曾叔度所说的：“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数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 点纵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 

这个“回马枪”是：“二十一条”中完全签订的几条，在条约签订后，也被袁世凯大多“破坏”掉了。 

据曾叔度提供的史料，条约签定后，袁世凯让他草拟一个“破坏”办法，曾叔度还真搞出了一个，内容大致有，（一）破坏中日国民杂居，应该制定一个外侨内地杂居条例；（二）破坏日本人的租地、购地，应该制定一个外侨永租地权条例；（三）破坏日本人可以担任中国警察顾问的约定，应该制定一个聘雇外人的条例。曾叔度的意思很清楚，在法律手段中寓以限制之意，即能暗中破坏条约。 

但袁世凯认为这种办法太笨。他说：“我已筹画好了：（一）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二）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遇到生命危险；至于（三 ）警察顾问用日本人，我用虽用他，每月给他几个钱罢了，至于顾不顾，间不问，权却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坏条约，用法律破坏不了。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 之法。” 

袁世凯有个老秘书，听说了袁世凯要破坏“二十一条”的话，大不以为然，，他说：“既然签订了条约，就应该重视履行，明知不行，而虚与委蛇，表面允其所要求，暗中却加以破坏，必为祸根。本应推诚布公，向日本明言不能应允的原因。如果对方不听，纵以兵戎相见，彼曲我直，胜败之数，尚不可知，而我理直气壮，虽败犹荣。我的意思本应坚持不允。今既允矣，成事不说，壮士断腕，听客所为。白山黑水，暂同弃地，痛定思痛，在关内励精图治，待机而动，收复故土，似亦一策。” 

袁世凯一听，斥为书生之见，说：“推诚布公果能成事，世界早太平了。” 

袁世凯笼络张作霖并鼓励他在东北“抗日”，就在此时。袁世凯的女儿回忆：我父亲搬进中南海后，一直居住在居仁堂内。他的办公室，设在居仁堂楼下东头的一间大房间里。楼下的西部，是他会客、开会以及吃饭的所在。另外，在居仁堂的前院，还有一处叫做“大圆镜中”的房子，也是他会客的地方。他在什么地方会什么样的客 ，按看来客的身份以及跟他的关系来区别对待的。例如，一般生客在“大圆镜中”，熟客在居仁堂楼下西部，最熟的就在办公室内会见了。如果来客比较有身份，那么，会见的地方也可能有所改变。但是他接见张作霖却是例外。张作霖是当时的二十七师 师长，他由东北来京谒见我父亲。按照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我父亲的关系，是只能在“ 大圆镜中”会见的。可是我父亲为了表示对他的优遇，却破例地在办公室内接见了他 。当时办公室内的北面，安设着一个多宝格子。格子里摆设着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放着四块打簧金表。每一个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 是珐琅烧的的小人，样子极其精致。当时我父亲和张作霖分坐在沙发上谈话。张在谈话的时候，老是瞅着离他座位很近的这四块金表。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晓得他是爱 上这几块表了，当时就送给了他。我父亲在送走了张作霖以后，一路笑着上楼，说明 了赠表的经过，并笑着对家人说：“他真是没有见过世面。他既然看着喜欢，我就送给他了。”说完了，接着又哈哈大笑起来。我父亲自己其实不好古玩，他常说：“古玩有什么希罕，将来我用的东西都是古玩。” 
袁世凯笼络张作霖抗日获得成功。有史料载：针对“二十一条”中“日本人可在南满买地”的条款，袁世凯秘密制定了一个“惩治国贼条例”：凡未经政府许可，私卖田土与外国人者，以国贼论，杀无赦。这条例未见颁布，惟闻东北军界及民间皆传言：确有此不成文法。当时，在东北的张作霖不过只有兵千人，有枪千余支而已。但 “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密派段芝贵仆仆风尘，密赴奉天数次。此后张作霖势力陡增，以巨金向德国洋行购买枪械，公开扬言：有我在，日本人不敢走出附属地，东北的一寸土地也到不了日本人手中。我们都知道：后来张作霖因抗日而被日本人暗杀。而在张学良时代，他子承父业，废止商租章程，人民有以田亩商租者，以盗卖国土论。日本总领事以张学良片面取消两国所定之协议，提出抗议，张学良置之不理。 

袁世凯死后数年，曾叔度去东北。有日本人告诉他说：“我们日本人在东北，被囚禁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至于向中国人购地、租地，更谈不到。日本人受中国各机关聘雇人员，也对曾叔度说：“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人问。” 

《剑桥中华民国史》对中日“二十一条”之签订评价说：以帝国主义开创的先例来衡量，“二十一条”包含的新内容很少；除了满洲租借期的延长以外，它对于日本在华地位也无太大的意义。“二十一条”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日本的外交感觉迟钝和笨拙。全世界，尤其是美国所看到的是：当西方列强专注于其它地方事务时，狡猾的日本在占中国的便宜。日本外交家们要求保密，结果中国政治家们却以人所不知的内容为手段，加强世人对日本的警觉和不信任感。一九一五年五月，向袁世凯发出的 最后通牒，给日本人感觉迟钝的画像填上了最后一笔。它并未使日本得到中国人不愿应允的东西，反倒成了后来每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国耻日”的象征。日本为保障自身 
地位而阻止中国共和民族主义的企图，反而使这种民族主义发扬光大并指向自己。“ 二十一条”之所以如此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人以及美国公众，乃是由于它不合时宜。它 是本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帝国主义相互争夺的精神制定的，可惜晚了二十年，在中华民国的崛起和美国进步运动兴起之后才能出笼。对日本来说，它显然是取得了一个代 价过于高昂的胜利。 


5．国耻与黑枪该怎样评价袁世凯与“二十一条”的关系呢？《剑桥中华民国史 》说：袁世凯在“二十一条”谈判中“耗尽了日本人的耐心”。但要耗尽对方的耐心 ，自己一方首先要有耐心，而且这种耐心不是消极的受难，而是积极主动，坚忍不拔，也要使点手段，耍点滑头。对此，日本人肯定很难受。 

就在谈判刚刚进行一个月的时候，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九日，袁世凯接到一个关心他的外国人给他发来的一封匿名信：阁下：我得到很确实的消息，一项针对你本人的阴谋正在日本公使馆方面策划准备之中。已向使馆运入卫队，所有事情均已准备妥当。请将宫廷戒严，各处城墙上应设置驻军，城门设置护卫并架设机抢，各处门户设栅栏，准备沙包以防从主要门户冲入。拖延会招致危险。一个衷心关怀您个人安全和国家幸福的人所写。 

经“确认”，信的笔迹没有经过“故意伪装”。这说明，在谈判中，日本至少有过这样的刺杀袁世凯之预谋。倘若日本人确信袁世凯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动，这样的“黑枪”还有什么必要呢？ 

民国流传的许多史料，言之凿凿，说袁世凯所以与日本签定“二十一条”，是因为他与日本人另有密约。说的确切些：袁世凯同意日本的“二十一条”，而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这纯属胡言乱语，其以讹传讹，没有任何史实上的根据。但这指控太过严重。对此，就是写了洋洋数十万言《袁世凯传》并以之痛骂袁世凯的陶菊隐先生，也不得不挺身而出，为袁世凯辩诬。他说（译文）：袁世凯心狠手辣，才足以济其恶，关于这一点，就是受到袁世凯厚待的人，也不能为之置辨。然有一事可为袁世凯呼冤，就是外界传说他与日本人订立“二十一条”另有密约的事情。实在是没有这回事情啊！ 

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他经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啦。” 

袁世凯还聘请了许多学者和军事专家，组成“东三省研究会”，搜集国防材料。这是因为，从朝鲜事件发生时，袁世凯已经洞见日本的野心。 

袁世凯在总统任上时，日皇加冕，他仅命驻日大使就近前去致贺，经外交部反复陈说，说这是日本的非常重典，各国都派专使，我国与日本近在唇齿间，尤其不可忽视，他这才派周自齐前往日本。但日本人得知袁世凯的态度，竟然“婉谢之”，以示 
报复。 
所有这些都能证明，袁世凯与日本没什么密谋。 


袁世凯谢世之日，有人在他的书案上发现了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 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这是他死前留以自挽的话啊！” 


但“二十一条”的签定，无论如何，是中国的国耻。对此，作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袁世凯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痛心疾首。“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向国民公开发表了许多相当于“社论”的文章，要求全国官民不忘国耻，痛定思痛，把国家建设 成一个富强的国家，让这样的国耻在中国永远不再发生。  所有这些，都不如他在一次。“干部（百僚）大会”上的秘密讲话中说的透彻和 痛心。他说：国事粗定，欧战发生，关系于均势者甚大。日本利欧战列强之相持，乘 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军队所至，四境骚然。官吏见侮之横，居民被祸之惨，笔不能罄，耳不忍闻。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披不之 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其中最为难堪者， 

曰切实保全中国领土， 
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 
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 
曰军械定数向日本来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 

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牛马奴隶，万劫不复。予见此四条 ，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员，誓以予一息尚存，决不承诺；即不幸交涉决裂，予但有一枪一弹，亦断无听从之理。具此决心，饬外交部人员坚持磋商，此外凡损失权利较重者，均须逐字斟酌，竭力挽回。乃日人利用我国乱党，各处滋扰，而又散布谣言，鼓惑各国，分遣大枝陆军，直趋奉天之沈阳、山东之济南，海军亦时在渤海出没游戈。 
因之举国恐惶，全球震动，不知其用意所在。 

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终始不疑；对内则抚缉人民，勿令自扰，将及四月，持之益坚。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兔，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疾首痈心，愤渐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日本既有极大政略，谋定已久，此后但有进行，断无中止。 

兼弱攻昧，古有明训。我岂可以弱昧自居，甘为亡韩之续？处此竞争世界，公理强权，势相对待，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长此终古，何以为国？经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凡百职司，痛定思痛，力图振作……我汉族皆神明之胄裔，诘以斯言，能甘心忍受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惟知亡，庶可不亡，凡百职司，其密志之！此谕。 

在活生生的历史人物成了别人笔头或红或黑的墨水的时候，在这大棒飞舞之际，还有多少人去探究，袁世凯为什么要签下这么一个臭名昭著的条约？他从这一票卖国买卖中又得到什么好处？又有多少人还去计较袁世凯一生为抵挡日本对中国的侵蚀和侵略而付出的心血，还有多少人记得他曾经也是声名显赫的“抗日英雄”？因为戊戌政变中的角色，也因为洪宪帝制的复辟，袁世凯成了开惯了历史倒车的 “捣蛋司机”，再也没有人关心，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有资格操纵中国这辆大车，当然更没有人去关心他开的是一辆什么样的破车老车、这破车是行驶在怎样崎岖曲折的路上。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偏颇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如果今天我们说袁世凯其实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伟大开创者”，会有为数不少的人斥之为谬论，而如果有人说他其实还是一个“爱国者”，那就更是“颠倒黑白”。 

然而，历史本来就不是一幕幕黑白影片，相反，它是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彩色照片。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历史图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色盲”，也取决于我们怎么剪辑和解释这些彩色的图片。 

袁世凯结束了一个长寿的王朝，也创立了一个短命王朝。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辟了一个时代。历史曾经以他为分界线。可是，多少年来，对这样一位历史大人物，我们实在谈不上有多少真正的了解，我们对他留下的 “历史遗产”不加审视地唾弃，甚至视而不见。我们已经习惯了袁世凯僵硬的漫画式的脸谱，对他的生动表情已经感觉陌生而奇特。那么，让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位如此重要的历史演员卸装后的面目吧。 

其实袁世凯做错了一件天大的事.遥记当年孙权劝曹操称帝,曹操哈哈大笑对左右手下说:这小子想让我到火炉上去烤.袁世凯却没有这样的睿智,他为权力而生亦为权力而毁.他若不称帝可以依靠自己的态势在不同派别中合纵连横保其大位,在不济下台后也能学学段祺瑞,曹锟他们做做寓公.但他却选择了称帝.刹那之间所有的矛盾都汇聚到他身上.他那些羽翼以成的手下不想被削兵权为求自保只有中立或反袁;西南军阀们不想被袁统一只有抗起反袁大旗;革命党在日本的支持下将矛头对准了他;康梁保皇派彻底对他失望开始与西南军阀联合;杨度的筹安会开始动摇; 

值的一题的是日本的态度;日本一开始大力赞同洪宪帝制,但在发现袁不愿做傀儡后便立刻抛弃了他,转而支持革命党和西南军阀反袁.日本的目的很明确,要吗灭亡全中国,要吗让中国四分五裂各自为敌,他好各个击破. 

袁世凯可曾后悔??据其子袁克文的回忆录透露出在袁世凯最后的日子里袁对称帝这一举动后悔不已.即如此何必当初。 
袁世凯称帝支迟他的是欧美帝国主以而非日本，所以综上文我们可得知袁世凯是反日的，当然原因是欧美与日本利移上的冲突，日本写的研究中国史书上对老袁的评价也还算客观，除了专门研究近代史的书，其它都对老袁一代而过。提到他的那点和中学历史书上的差不多，也有的书上说他是跳梁小丑，就他称帝那点来说也是。不过就算这样他反动的嘴脸还是无法掩盖的，大家激动也是难免的。以上是我的意见，不同意的也可提出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