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两种货币小考

　　在中国钱币史上，明代钱币以其形制标准、式样规整、鼓铸甚多而成为钱币的一大重要系统。南明钱币是这一系统中的重要一环。作为明代钱币中的晚期品种，南明钱币将明代钱币形制标准、式样规整的特点发展到了顶峰，而且由于铸地偏远、铸行者各不相同，使得南明钱币又带有较强的地方特色，而这其中又以铸行于西南的“永历通宝”和“兴朝通宝”最为突出。

　　永历通宝与兴朝通宝都是西南反清势力的铸币。其中，永历通宝是南明桂王政权的铸币。《三藩纪事本末》对此有较为明确的记载：“永明王神宗孙，避于梧州，于丙戌改元‘永历’，其钱有大小4种。”这时的中国正处于明末农民战争之中。兴朝通宝和永历通宝一样，也是乱世的产物《明通鉴·附编卷五附记五·大清顺治六年》记载：“明在籍御史任亻巽，议尊（孙）可望为国主，以干支纪年，铸兴朝通宝钱。”可见，兴朝通宝是张献忠义子孙可望入滇以后，于顺治六年（1649年）称东平王时的铸币。由此可见，永历通宝是南明政府的铸币，而兴朝通宝则是农民起义军的铸币，两者在早期的性质是不同的，只是由于后来孙可望决定率部联明抗清，才使得兴朝通宝摆脱了“僭伪钱”的地位，成为政府正式承认的通货。

　　正如其他钱币的出现一样，永历通宝与兴朝通宝的出现是有其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背景的。17世纪晚期的中国经过长期战乱，各种政治势力充塞海内，而真正的国家权力几近真空，呈现出了一种只有两个王朝武力更迭时才有的无政府状态。为了保全明王室的尊严，为了向世人宣示大明帝国还存在，铸行明朝年号的钱币就成为其打出“光复明室”大旗的关键步骤。而作为张献忠养子的孙可望，在其势力控制下的云南铸行兴朝通宝，不仅有如上述一样称制建国的目的，更是对大西政权的一种嗣续。

　　经济决定政治。永历通宝与兴朝通宝恰恰反映了当时社会真实的经济情况，也反映出货币铸行者的经济意图。

　　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较为发达。贸易特别是海外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对货币的需求量激增。据《剑桥中国明代史》记载：到1633年（明崇祯五年），仅从菲律宾流入的白银就高达200万比索。而当西班牙政府削减马尼拉的贸易时，白银减少引起了明代中国的货币危机，明末用银量之大可窥一斑。这一现象的直接结果是货币体制的改变：开放银禁，停印大明宝钞，而更重要的是规定铸币的面值。与前朝的制钱相比，晚明钱币特别是永历通宝与兴朝通宝，已发展出一整套面值兑换体系，面值完全以白银折兑，而不是用“钱”来表示。永历通宝面值有四种：“小平（一钱）”、“二厘”、“五厘”、“一分”。此处“二厘”、“五厘”、“一分”均指“折银二厘”、“折银五厘”、“折银一分”。兴朝通宝则为“小平”、“五厘”、“一分”3种。可见当时的货币需求量之大。

　　尽管如此，由于明中央朝廷的苛捐杂税、地方藩王的巧取豪夺，加之战乱连年，百姓生活异常困苦，各地财富匮乏。为了维持政治和军事开支，南明诸王和各地豪强开始铸钱，永历政权和孙可望集团也在此列。由于铸工较好，面值合理，实钱实值，使得永历通宝“官民乐用”，由此铸量庞大，长期流通西南。由于孙可望集团控制云南，加上兴朝通宝的铸工和币材选用较好，因此在西南各地也颇为流通，而自孙可望联明抗清之后，永历通宝与兴朝通宝也就更加并行不悖了。

　　在永历通宝与兴朝通宝铸行之后，这两种货币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永历通宝完成了其政治使命，使得历史承认了永历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并以其“敕书钱”而脍炙人口；而兴朝通宝则要周折复杂得多：“大西军”的影响固然深入人心，但孙可望预期的“众望所归”的“禅让”闹剧也在唾骂声中草草收场，不了了之，留下更多的则是对他个人野心的鄙夷。但无论怎样，永历通宝与兴朝通宝充实府库、资济军国的目的确实达到了。

　　永历通宝与兴朝通宝，除了历史背景和政治因素较为突出外，纯就钱币学角度来说，其特点也有很多。首先，由于永历通宝与兴朝通宝的铸行量大，铸行时间长，开创了一派自己的风格——“滇派”，其影响十分深远。“滇派”钱币与众不同，钱文多出自匠人之手，因此字体古拙朴素；内郭、外郭都较其他钱币为宽，钱好打磨不甚精整；用材单一，多为铜币；铸工较粗糙，但钱体分量十足。这种风格对后世吴三桂的“利用”、“昭武”及其孙吴世王番的“洪化”诸钱都有较为明显的影响。而直到清朝咸丰、同治朝，滇贵两省所铸大钱亦隐约可见其踪影。

　　其次，永历通宝与兴朝通宝的类别繁杂。除上述的形制繁多、面值多样、背文各异外，所谓版别也多种多样，其中永历通宝可谓是“独占鳌头”。仅面纹的文字差异就有数种：有所谓“二水永历”（“永”字写成上“二”下“水”）者；“三角通”（“通”字上的横折点写成一倒三角形）者；“双禾一目”（繁体“历”字内写成上为双“禾”字，下为一“目”字，而正确写法应为上“林”下“日”）者，还有“双禾一日”等。兴朝通宝也有诸如“方口通”之类的异品。

　　此外，永历通宝与兴朝通宝的铸量庞大，但其流通领域较小。这主要与永历政权和孙可望集团控制区域的客观闭塞性和主观排他性有直接关系。永历政权和孙可望集团都僻居西南，而西南（尤其是云南）铜矿资源丰富，取材方便，故一直在西南一隅大量鼓铸，加之各地方政权相互排斥他家铸币，使得永历通宝与兴朝通宝只能困行西南，造成了“大铸量、小流通”的矛盾局面。

　　永历通宝与兴朝通宝实实在在地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并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变为对人民有益的经济工具，推动了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并最终跻身于末世铸币中少数成功者之列，成为历史的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