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耀邦研究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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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诗词
【编者按】
2009年4月，耀邦同志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年了，然而人们对耀邦同志的热爱和尊敬丝毫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在芳草依依的人间四月，让我们吟诵耀邦同志言志明情的诗词，回顾耀邦同志以诗传情、以诗会友的种种往事，在诗词中追寻伟人逝去的背影……
目 录
胡耀邦诗词选... - 2 -
胡德平：华北战场上父亲的一首七律 ——家庭、战场、胜利... - 7 -
《胡耀邦诗集》近日出版... - 19 -
沈宝祥：我收集胡耀邦诗词的感受... - 21 -
难忘的日子 永久的纪念 ——胡耀邦在泰安... - 23 -
陈维仁：百篇诗尽有愁声... - 26 -
谭启龙：莫逆之交六十春... - 35 -
于光远：胡耀邦赠我的一首诗... - 43 -
李锐：澎湃心潮天尽头 ——我同耀邦的诗交... - 46 -
姜安：人间悲欢最牵魂... - 51 -
沈宝祥：耀邦同志的泰山情和泰山诗... - 54 -
胡耀邦诗词选
察南战役讨伐傅匪出征前寄李昭
一纸命令往北征，
十万熊罴似潮涌。
兴师已定云霄志，
雪恨那堪儿女声。
寄语虽嫌情意短，
跨鞍顿觉马蹄轻。
叮咛及时读新报，
频频捷语亦消魂。
(注：这是1948年胡耀邦参加察南绥东战役前写给夫人李昭的一首七律)
赠林萍同志
历下名士原无分，梁山好汉有同宗。
年华意气输肝胆，美味佳肴数大葱。
内乱难逃鬼蛇罪，苹梢能辨东西风。
此身只合蓬莱老，青松明月照苍穹。
（注：农历戊辰立秋即
读萧克《浴血罗霄》
“寂寞沙场百战身，青史盛留李广名。
夜度将军罗霄曲，清香伴我到天明。”
致
骚作开新面，久
去岁馈珠玉，始悟神交深。
君自九嶷出，有如九嶷云。
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
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
闭户惊叶落，心悲秋草零。
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极翻作艳阳春。
艳阳之下种桃李，桃李芬劳春复春。
哲人畅晓沧桑变，一番变化一番新。
如今桃李千千万，春蕾一绽更精神。
赠李锐同志
延水创伤甚，庐山复蒙羞。
犟劲终不悔，雕虫度春秋。
狂歌妖雾扫，拨乱竟同俦。
胸中浪潮涌，笔下蛟龙游。
调反三峡坝，言争九派流。
潇湘一冷月，青光耀斗牛。
戏题李锐《论三峡工程》
妾本禹王女，含冤侍楚王。
泪是巫山雨，愁比江水长。
愁应随波去，泪须飘远洋。
乞君莫作断流想，流断永使妾哀伤。
题赠陈维仁同志
碧海秋昊又相逢，
忽闻退作长寿翁。
十载辛耘莫嗟少，
栽得桃李到瀛蓬。
戏赠光远同志
调寄渔家傲
科学真理真难求，
你添醋来我加油，
论战也带核弹头。
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
是非面前争自由，
你骑马来我骑牛，
酸甜苦涩任去留。
任去留，浊酒一杯信天游。”
戏题养马岛
——拟赠胡绩伟同志
辇从秦皇下沧蓬，
雷鸣电击辘肠空；
宝岛觅得幽憩处，
岂料伯乐踵相踪；
伯乐爱马不爱人，
牧人一夜变秋翁。
重登泰山
重来仰止竟不同，车如流水马如龙。
曾覩蹬梯叩玉阙，又添乘索捉飘风。
倒提湍泉迎上客，裁剪翠色送归鸿。
闻说天涯比邻友，明晨相聚观日峰。
赠谭启龙同志
回京路过济南，拟访老战友谭启龙同志，始悉因病去沪治疗，怅然若失。书此相寄。
年逾古稀能几逢？逆交难忘六十春。
冤蒙A B双脱险，战处南北俱幸存。
牛棚寒暑相忆苦，开拓岁月倍感亲。
遥祝康复更添寿，寿到雏声胜老声。
赠贺晋年夫妇
伏枥年华老却龄，
拼将铁骨付丹青。
丹青特爱梅和竹，
赚得清香满玉庭。
答女作家姜安
（一）
霜月皎皎到中庭，弱女浓妆理素琴。
窗前嘎然一声响，料是孤鸿落寒汀。
（二）
世事匆匆各浮沉，风云叱咤多女英。
死神面前犹奋笔，君是巾帼罕见人。
（三）
沧桑变化平常事，人间悲欢最牵情。
谁能偷得蟠桃果，怜取卿卿锦绣文。
为贺晋年墨竹画题诗
直节生来劲，
高标老更刚。
流莺恣大笛，
吹散鬂边霜。
赠热地同志
去年同窗钻马列，
今年重逢庆诛妖。
聊赠鲁迅书两卷，
风雨途中辨航程。
读《地球的红飘带》后题诗
禹城乾坤变，
人间爪鸿新。
梁音千百啭，
此曲最牵情。
参观山东栖霞牟氏庄园题诗
庄园修葺已一新，
应记当年费经营。
清官身与名俱灭，
只留三载十万银。
胡德平：华北战场上父亲的一首七律
——家庭、战场、胜利
一纸命令往北征，
十万熊罴似潮涌。
兴师已定云霄志，
雪恨那堪儿女声。
寄语虽嫌情意短，
跨鞍顿觉马蹄轻。
叮咛及时读新报，
频频捷语亦消魂。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父亲胡耀邦写给母亲李昭的一首七律。
解放战争期间，父亲在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的野战军中工作，聂荣臻元帅是当时华北战区的最高军事首长。父亲去世以后，聂帅曾给母亲写过一封慰问信，信中他这样评价在战场上的父亲：“耀邦同志参加了华北解放战争的全过程，经历了各个主要战役，直到战争的最后胜利，为华北人民立了大功！”
父亲在战场上的表现，有聂帅这句评语，真可谓足矣、满矣！可惜我不是军人，很难对父亲在军中的功过得失做专业性的分析。但近日重读此诗，颇有些感触，想借此机会，回顾学习一下61年前那场战役的片段、花絮，体会一下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以及人民战争对父亲这样一个政治工作人员的思想影响，也算是对父亲逝世20周年的纪念吧。当时人民解放军那种勇于决战、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对我们今天克服经济上的困难，也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诗作的创作背景
1948年3月，父亲在晋察冀三纵队任政治委员，司令员是郑维山，政治部主任是陆平。晋察冀三纵队就是以后的六十三军，“文革”时去北京大学“支左”的部队就是这支军队。
当时的晋察冀战区地处东北、华东、晋绥、晋冀鲁豫四大战略区域的中心，属战略内线。晋察冀军区既要和北平、天津、保定、张家口为中心的集团敌群作战，又肩负着保卫中央工委、党中央的重任。
1947年6月，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我军全面战略反攻的新局面。太岳兵团、华东野战军、西北野战军相继转入外线作战，东北野战军更是把握了东北全境的战役主动权，捷报频传。但晋察冀战区仍在内线与敌军周旋，8月发起的大清河北战役，我军伤亡六千，歼敌五千，郑维山司令员认为此役“是个得不偿失的消耗战”，但中央军委考虑到华北战场的特殊情况，仍来电鼓励：“虽未获大胜，战斗精神极好，……只要有胜利，不论大小，都是好的。”(《从华北到西北：郑维山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6，p50)对一场并未大胜、全胜，甚至是得不偿失的战役，给予这种鞭策，反而更加鼓起了全体指战员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同仇敌忾、求战求胜的强烈心愿。上下同欲，则可再战。
再战！再战何处？再战保北！在保定以北的固城、徐水、容城，敌我双方形成了激烈的会战局面。战事正酣，野战军司令部突然给参战的各纵队首长来电，让各部撤出战场，改攻涞水。三纵的郑维山、文年生和耀邦同志却有不同意见，三人年轻气盛，没有顾忌上下级关系，由耀邦同志急拟电文回复野战军司令部，大意是：现场坚持，争取情况变化。
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情况果然发生变化。驻守石家庄的敌三军罗历戎部一万四千人贸然出动，增援保定，结果在定县清风店全部被歼。我军立即南下解放了敌军盘踞的石家庄。这是在解放战争中，我军攻占的第一座大城市。至此，晋察冀战场战略反攻的序幕才算正式揭开了！
清风店之役，我军要围歼敌军，至少要行军240华里，敌军只要走100华里就能进入安全区。为何敌军走不过我军？因为我军得到根据地人民的支持。人民战争的海洋，已陷敌军于四面楚歌之绝境。敌军每走一步，都有我方民兵、地方武装的冷枪、地雷、袭扰、坚壁清野、无吃无喝相伴。我军的长途奔袭，则有解放区群众敲锣打鼓欢迎，他们在村口路旁摆着大缸、小缸，里面装满热汤、小米稀饭、玉米面粥，桌子上、篮筐中放着大饼、白薯、鸡蛋等食物。沿途支援的民兵1万人，民工10万人，牲口近1万头，大车5400辆，担架1万副。有些大胆的年轻姑娘也在寻找心中的恋人——解放军中的杀敌英雄，不少年轻的战士常被路旁的姑娘追问：“你叫什么名字？能当英雄吗？”“英雄”，就是当时姑娘们心中的白马王子。各乡各村的剧团边扭秧歌边打竹板。
这边唱：
蒋介石，靠老美，
我们胜利靠双腿！
那边应：
同志们，快快行，
能走才算是英雄！
古人笔下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今日竟然成真，岂不快哉！杨得志同志回顾那时的战时动员，作战命令，一往情深地写道：“今日读来，仍感到热浪扑面、催人奋进。”(《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p334)
在部队敢于决战、敢于胜利的战斗信念和提高军事指挥艺术的基础上，郑维山、胡耀邦所在的三纵队又于1948年1月中旬，在唐延杰、李葆华、王平指挥的一纵队配合下，于涞水庄疃消灭了傅作义的王牌三十五军的虎头师——新编三十二师师部及三个团共7000人！三纵队在连续作战、连续胜利的祝捷声中，并未飘飘然，在晋察冀军区和野战军前线委员会的指导下，在冀西唐县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主要是查部队的思想作风问题。这次军心大振的整军、整党运动，后来就被习惯地称为“唐县整军”。
晋察冀军区的战略反攻进入了实施阶段，第一场战役就是察南绥东战役。以上情况即是父亲创作此诗的写作背景。
诗文注释
发表这首诗，有助于读者了解耀邦同志的生平和思想发展。又因为该诗是写给母亲的真情之作，反映了战争年代的家庭关系和夫妻关系，更是很珍贵的史料，客观介绍这些史料，有助于后人了解耀邦同志在公共场合之外的生活和精神追求。前段日子，凤凰卫视的记者曾问我，耀邦同志有什么缺点？这确实是个客观存在的问题，虽然我想得很不成熟，也想顺便在这里作些回答。
今人读古体诗，首先要有人注解和注释，注解是对诗文最基本的考据，注释则宽泛一些，是对诗意的说明。注解准确，注释不产生矛盾，如何理解、评论作品，就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事了。诗无达诂，除非作者本人有注，否则任何人代庖，恐怕都不能完全合乎作者的心意，完全有悖于作者原意的介绍，也不是件新鲜事。我愿作一注人。我的注解、注释，不在典故、音律方面，而在时代背景和诗中所涉及的具体人物、地点、时间、事件。大的背景前面已交代了，并多是抄书而来，下面的部分，则是我的一点心得，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1。这首七律有无题目？
该诗是父亲在给母亲的一封短信中写就的，信末所署日期是六日晚，查父亲的日记知道是
该诗当时没有题目。1951年1月，父亲又回忆起这首七律，在一张“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公用笺”上写下来，因为事隔三年，追记的诗句与原文有一定出入，把原诗的写作日期也记错了，写成“时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但与原诗抒发的对象、情怀、对母亲的叮嘱及遣词用句基本相同。故仍用原诗发表。
这次追忆，父亲给原诗拟定了题目，即“察南战役讨伐傅匪出征前寄李昭”。确切地说，那次战役的全名是“察南绥东战役”。察南是原察哈尔南部，即今天的张家口地区，绥东是指内蒙古的集宁地区、呼和浩特地区。此地是傅作义部队的兵粮要道，平张、平绥两条铁路必经地。
有题目，有诗文，这首七律才算珠联璧合，更能完全体现它的历史价值。
2。父亲为什么要给母亲写诗？
该诗当然是父亲要去察南作战，给母亲的临别赠言，即兴赋诗。
母亲参加革命前，已是高中一年级的水平，比父亲初中一年级的水平还要高，并有相当的古文基础。她就教过我们兄弟一些文学作品，如《归去来辞》、《五
一去一来三百里，
五日以为期，
六日归来已是迟。
但愿相烦喜鹊儿，
先报那人知！
父母两人感情极好，相见离别都有约期。父亲当年33岁，母亲27岁，母亲一直挂念父亲的安危祸福，还多情劳驾喜鹊，要把自己的心情告诉父亲，她想跟父亲说什么呢？两人之间的话，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母亲那时又有身孕，是老三，老二远在陕北，老大……父亲读后动情，即把自己部队的出征壮举告诉了母亲：
连去连追将千里，
胜利必可期。
三月虽归竟大迟，
但愿娓娓燕，
及时伴春飞。
母亲对“一去一来三百里”都在计算，忽听“连去连追将千里”是否把母亲吓着了？三天以后，他又补写了本文开篇所引的七律，重申“胜利必可期”的信念。父亲写诗之日的第二天即出征北上。
3。察南绥东战役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解放战争中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是中国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的大决战。辽沈战役则是三大战役的第一战。辽沈战役早有酝酿，毛泽东同志是观察战局大势，捕捉每一战场动向的战略家，他
我认为这就是察南绥东战役的战略目标。晋察冀军队也据此制定了新的具体作战方案，实施宽大机动，迫使华北敌军分散，远离东北战场。如果毛泽东的作战方案能更早落实，借东北野战军猛扑锦州之机，华北野战军围打山海关一线，那么辽沈战役或许可以提前几个月大捷告成。
晋察冀野战军认真贯彻了毛泽东、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才积极北上作战。
4。注释首联
一句“一纸命令往北征”，形象反映了人民军队一切行动听指挥，令行禁止，军纪严明，忠于人民，服从党中央领导的极为可贵的优良品质。
作战命令由野战军首长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发布，时在
“十万熊罴似潮涌”，我军动用多少兵力实施这次战役，有这么庞大的兵力吗？有！
这次晋察冀军区投入了六个纵队，分两个兵团发动此役，左冀兵团为一纵、六纵，由唐延杰、王平同志指挥。右冀兵团为二纵、三纵、四纵，野战军司令部随四纵进行指挥。七纵则留在大清河北吸引敌人。与兵团同行的支前大军数万人，大车200辆，担架5000副。当北上大军跨越北岳恒山，出现在城关隘口上时，真是人流滚滚，人马欢腾，有如潮涌，说十万熊罴也好、十万精兵也罢、十万兵民也行，我想都不为过。
5。颔联注释
“兴师已定云霄志”，较难作准确的解释。因为“云霄志”不像“一纸命令”，“北征”，“十万熊罴”那样可以做出具体的说明。“打倒国民党，解放全中国”是种“云霄志”，“进军察哈尔，解放张家口”也是一种“云霄志”。这些努力目标都是父亲胸中的“云霄志”，但此外还有没有什么更有意义的新元素，能使父亲树立我军此战必胜，华北战场必胜，全国解放必胜的“云霄志”呢？我认为这种新元素就是1948年3月初刚刚结束的“新式整军运动”。这次整军运动，是在晋察冀军区野战军前委制定的“关于深入三查展开三整的决定”指导下进行的。
郑维山同志认为这个“决定”是难能可贵的，他在回忆录中说：“它的可贵之处，就是迎着‘左’的政策来的，对着简单粗暴的过火斗争，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正确主张。”(《从华北到西北：郑维山回忆录》，p51)如“决定”把整党中的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三查”工作，明确为主要是查思想，反对以阶级出身、成分划分敌我阵营；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听任群众的过火斗争；保障受处分的同志有上诉申辩的权利；避免在群众大会上追问题、追线索的做法。曾为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郑维山，对此“决定”和运动颇有体会，他说：“自我参加红军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几十年间，经历过的政治运动不算少，现在回想起来，没有产生扩大化的为数不多。”
因为正确执行了“三查三整”的整军路线，所以运动一经结束，部队的求战热情十分高涨，“察南绥东”作战方案，同时出台。
父亲参加过延安审干的抢救运动，知道运动把中央军委机要部门的大部分同志都打成“特务”的错误做法。所以在这次整军运动中，他的反“左”态度、立场是十分明确的。三个月的战场整军执行了正确路线，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肯定又再次催生了他再战、求战的“云霄志”。
“雪恨那堪儿女声”，“堪”字当作“胜”、“禁”、“能”解，意思是报仇雪恨，胜于家庭妻儿之情。
“雪恨”又是何意呢？我晋察冀野战军曾在平绥线上的张家口、大同、集宁等军事要地吃过大亏。尤其是1947年10月因轻敌丢失张家口，从而使整个华北战场形势为之一变，也使蒋介石在当月召开的伪国大上反动气焰达到顶峰。现在我军反攻又赴故地作战，岂有不报仇雪恨之志？十多年后，父亲还对家人说过，只要在张北某处隘口放一个团，敌人就进不了张家口，可见他对战场失手的追悔。
6。颈联注释
“寄语虽嫌情意短”，何意？父亲给母亲的七律，是附于一封信函之后的，诗未尽意，信也写得很短，主要内容是：
昭：
去了。
还有什么叮嘱没有？你可以生活，林汉臣会带孩子，孩子相信爸爸，不久要接他。如此，就想不出来了。
此外还对母亲“生了一点气”，抱怨母亲没有把他的一枝好笔和墨水送来，并附上
7。尾联注释
“叮咛及时读新报”，这是父亲对母亲的关心和嘱咐，离别的宽慰不如未来获得胜利更喜悦。他劝母亲多读一些战场上的消息，这是他为人民作出的贡献，引以为豪，也是对母亲思念的回报。
不管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建设年代，父亲都十分重视文化。他为三纵队政治部编写的人民军队“新三字经”做过修改。鼓励战士在行军、休整的空闲时间识字学文化，平常亲自抓纵队政治部出版的《前线报》。对这次察南进军，他做了充分的政治宣传、战役动员工作。为使纵队上下对解放战争的全局有更多的了解，提高部队必胜的信心，他还同政治部主任陆平编写了《十大胜利信心》歌谣：
一、蒋贼卖国打内战，全国民心已大变。
二、兵力不足又分散，年半被歼二百万。
三、军官腐败又无能，士气低落不愿干。
四、美国帮忙不顶事，经济危机没法办。
五、蒋区人民活不了，到处反抗闹翻天。
六、帝国主义纸老虎，民主力量大如山。
七、平分土地农民乐，军民团结不困难。
八、自由人民一亿六，全国解放将一半。
九、人民军队炼成钢，雄师已过二百万。
十、毛朱指挥无敌手，眼看蒋贼快完蛋。
要让部队有信心，还要使部队明白信心由何而来，他和陆平主任又编写了《十分把握》歌，专对我军的长处、优势作了分析，又和敌军做了比较，歌谣前两句是：“困难虽然有，把握有十分。”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一个时期我们政府部门常说的一句话：“虽然问题年年有，办法总比困难多。”两段话都好，似乎战争年代口号更主动、积极些。
因为察南绥东战役是长途远征，我军又曾受过敌军长途奔袭攻占张家口之苦，父亲洞察敌军机动作战的谋略，他就请《前线报》社长丁国材根据《三国演义》对邓艾偷渡阴平的历史编写了《邓艾灭蜀的故事》，又编写了《行军快板》。父亲从延安时期已养成了研读毛泽东文章的习惯，在晋冀察期间，他还主编了《毛泽东文章谈话选集》供纵队领导学习。
“频频捷语亦消魂”何解？察南绥东战役调动了敌军主力3个军，1个骑兵师，3个骑兵旅，歼敌两万多，解放县城15座，恢复了广大的察绥根据地，敌人惊呼这是“决定华北命运的一战”。母亲天天在报上读到这些战况战果，应该也会感到很大的安慰和自豪吧！
应该说，这次战役因为各种原因还没有取得更大战果，和其他战区的野战军战绩相比还有不少差距。但晋察冀部队此后又转战热河西部、河北东部、北平周围、察哈尔东部和内蒙古东部，在广阔战场上行军
胜利后总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们对解放战争的总结一直没有中断。本文说的华北敌军，主要是指傅作义部队。傅部作为一支非蒋介石嫡系部队，竟成为我军劲敌；傅作义又能够替代李宗仁、孙连仲成为华北五省“剿匪”总司令，绝非偶然。如何历史地、全面地考察这些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人物，今天已经提到我们的研究日程上来了。
郑维山同志是我军的高级将领，他对华北敌军首要人物的分析，亦可看出我军将领的政治水准。他说：“登上1927年以后中国政治舞台的反动人物还有另一个特点，即压根就反动是没有的，老一辈的参加过辛亥革命，余者也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对日抗战。”(《从华北到西北：郑维山回忆录》，p117)“在国民党军中，既是抗日英雄，又是反共先锋者，是不乏其人的。前述李宗仁、孙连仲均属此例。傅作义则更有典型性。”(同上，p121)傅作义作为杰出的爱国者，毛泽东也曾誉之为“北方领袖”。以后傅将军在平津战役中选择了和平起义的道路，投向人民，保卫了古都北京，这份光荣已留在历史的册页上，确不应被人忘记。我们后人真诚期望台海两岸终止战争状态，国共再度合作，共谋中华振兴大业。
毛泽东同志对林彪应及早南下的批评也应引起我们进一步思考。批判林彪也不应为批判而批判，东北野战军在东北战场越战越强，最后歼敌47万，使敌我军力的对比发生全局性的逆转，厥功甚伟！令全军称赞，但当时亦有微辞。如1948年5月晋察冀军区由王宗槐领队的三百人“赴东北学习团”赴长春前线取经，一致认为东北我军素质高，装备好，政治工作活跃，指战员求战情绪高涨。惟所到各处，既接不到打长春的命令，也听不到南下锦州的指示。“联系华北我军为配合东北作战，长足机动，战事频繁，颇多感慨。”(同上，p168)现在应该明白，其中干系最大者就是林彪。
道出其中问题所在的还是毛泽东。据聂帅回忆，毛泽东曾严肃批评林彪：“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考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面对付杨得志、罗瑞卿及你们，好像今年4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版，p688)至此林彪才于9月南下北宁线，但因葫芦岛敌人增兵，他又动摇想北打长春，被毛泽东制止。战争也好，建设也好，都有一个认识大局、配合大局、服从大局的问题，要说创造性、主动性，也应体现在不损害大局的前提下，使局部推动大局，如能起到异军突起、带动大局的作用，那当然更好了。
从父亲和母亲的诗词应答可知，父亲在战场上充满积极求战、勇于应战、敢于决战、敢于胜利的信念。他忠于“实践论”，在三年解放战争的实践中，建立了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态度和认识。但也有不足和缺点，那就是急躁。三纵在“三查三整”运动中，三个旅的旅长、政委都认为纵队首长工作积极，积极求战，部队越来越巩固，对耀邦同志的意见较为集中的是“急躁”，九旅旅长陈坊仁说得更明确：“胡政委有些急躁，往往不估计时间，催得很紧，有时还说些讽刺的话。”耀邦同志也深知这点，会议开始，他就讲了他的缺点，其中一条是：“思想领导并不严，有时则着急，采取不正确的刺激方法。”工作着急，进而急躁，这个缺点，父亲确实存在。敢于胜利就要敢于决战，敢于决战，就要有胜利的主客观条件，把握战争的主动权、机动权，否则就是蛮干、冒险。这也是我对凤凰卫视采访的回应吧。当然这里说的敢于决战，并不是每战都是决定性的战役，而是需要“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林彪迟迟不敢南下北宁线，正是他没有及时发现敌军已在战略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其主力已被分割成点线状态，处于孤立无援的绝境，军心士气大跌大落。父亲在东北战场的邻区作战，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才用敢于决战、敢于胜利的观点讨论辽沈战役。
耀邦同志对辽沈战役前东北战局的看法有文字记录。“文化大革命”的
他首先认为，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打得好，打得很好！”“并不会由于林彪在其中犯了错误而丝毫减色。”
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犯的是什么错误呢？父亲认为是“畏缩不前和右倾动摇思想”，“是敢不敢决战”的问题！从他在华北战场上的亲身感受来说，父亲非常容易接受毛泽东对林彪的批评。
为何一个军事奇才，指挥着百万大军的军队将领不敢决战呢？父亲认为，“在大好形势下，既可能出现左的骄傲自满和麻痹轻敌的思想，也可能出现右的畏难动摇的思想。这是因为：大好形势一来，我们党就要根据需要和可能提出新任务，就要实行‘不断革命’。拿我们过去的一句习惯语说，就是要我们的同志更加过得硬。”“就是在这种要求更加过硬的形势，我们有些人担忧起来，害怕起来，动摇起来。”
林彪畏缩不前，不敢决战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毛泽东根据1947年下半年战场形势的变化，首先提出要举行全国性的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九月)，接着又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国(十月)”。父亲认为：“这当然是个过硬的任务。正是在这个硬任务面前，林彪动摇了，害怕了，这就是林彪犯错误，搞右倾的历史背景。”
最后，父亲对辽沈战役前的情况作了一点总结，我认为很好：“我们队伍中出现机会主义，往往是这样两种关键时候，一种是敌情严重要坚持的时刻，一种是大好形势需要过硬的时刻。前一种时刻，主要表现是悲观失望，退却逃跑，后一种时刻，主要表现是消极保守，临阵退缩。”我认为父亲在“文革”期间，对林彪在辽沈战役前的消极保守所作的分析还是独树一帜的。
话又说回来，父亲这种认识和批判毕竟是在“文革”中的认识批判。辽沈战役前，毛泽东和林彪的矛盾，不但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且还应淡化一点是党内矛盾，还可再淡化一点，是中央军委高层的矛盾，如果不是林彪出逃，我看也不会拿辽沈战役前的一个问题公开批判，哪有常胜将军？以常识而言，我军也绝不会因为一仗未打好，二十多年后又行批判。但又一想，如果党内生活完全民主化、正常化，对林彪关于辽沈战役前形势的认识及出现的各种消极倾向进行深入总结，也未必是件画蛇添足多余之事，举一反三，推而广之，对建党、建军、建政都是大事、好事、善事，即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应持如此态度。
《胡耀邦诗集》近日出版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记者刘阳报道：一本经过十年准备，收集了耀邦同志半个多世纪作品的《胡耀邦诗集》与读者见面。该书由长期从事胡耀邦研究工作的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收集编印。这本诗集于2008年8月编就，共收耀邦的诗作和楹联五十余件，大都有耀邦的手迹照片或复印件, 彩色精印,图文并茂,有收藏价值。
2002年，中央党校老干部局和燕京诗社联合创办《燕京诗刊》，创刊号上刊发了沈宝祥推荐的六首耀邦诗词，引起了广大读者的热烈反响。
《胡耀邦诗集》的收集工作从1999年开始，得到了很多人的热情支持，如谭启龙、于光远、李锐等都为诗集提供过耀邦同志的诗作复印件。
耀邦同志不是诗人，但他勤奋好学，博闻强识，对诗词楹联尤为爱好。他视察各地，每到一地都要阅读本地县志，以了解当地历史文化背景，在与当地同志交流时，常常引用县志中提到的诗词、当地文物古迹的楹联。他曾在1979年给理论动态组的批语中，引用朱熹的诗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以要求大家敢于面对实际，提出新问题，使这两句诗一时广为流传。
耀邦同志的诗语，有的是为了指导工作、鼓舞斗志，如《四大精神准备》、《改北京青年打油诗》等，有的是为赠送老战友老同事和友人，如《致萧克同志》、《赠谭启龙同志》等。这些诗词中有立言明志，有诚挚情感，是耀邦同志思想与情感的结晶。
《胡耀邦诗集》收录的诗作，大部分作于1988年8、9月耀邦同志在烟台修养期间。为国为民忙碌一生的耀邦同志，至此才有较多时间翻阅旧体诗词格律的书，研读古诗词。对他来说，这也是一种休息。
诗言志，歌咏言。正如耀邦同志的《改南阳武侯祠联》所写的那样：“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耀邦同志的诗词处处体现着他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追求真理的勇气。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但他的勇气和品格依然时时激励着我们。人们珍藏和传颂耀邦同志的诗词，以这种方法来怀念这位伟人。
真正“心在人民”的人，也会被人民永远铭记。
沈宝祥：我收集胡耀邦诗词的感受
《胡耀邦诗集》序
沈宝祥
我在研究胡耀邦的过程中，在书籍报刊上发现他的一些诗作，便收集起来，逐渐积累。2000年11月，是耀邦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为了表达纪念之意，我将这些诗词用电脑打印出来，形成手抄本《胡耀邦诗词》，分送友人，得到他们的鼓励。以后，我继续收集耀邦的诗作，不断有所收获。
2002年，中央党校老干部局和燕京诗社创办《燕京诗刊》，编者向我索要耀邦同志的诗作，我向他们推荐了六首，在创刊号发表，反映极好，更激励我努力。
我很幸运，得到许多人的热情支持。特别是耀邦的一些老战友，他们慷慨地将自己保存的耀邦的诗作提供给我。于光远和李锐同志都将他们珍藏的耀邦的诗作复印给我。著名作家魏巍，已八十五岁高龄，我去访问他时，他在院子里迎候。他将自己珍藏的耀邦写给他的长信原件给我看，信中有耀邦赞扬他《地球的红飘带》一书所写的诗。远在兰州的女作家姜安，我们素不相识，应我的要求，也将耀邦写给她的诗作复印寄给我。特别令我感动的是，耀邦的莫逆之交谭启龙同志对我的热情接待。我从书报上得知，耀邦在1988年9月给谭老写了一首诗，但一直没有看到原件，深感遗憾。2002年4月，我利用在济南参加会议之机，拜访了谭老，要求亲眼看一下耀邦的手迹。已经88岁高龄的谭老非常支持我收集耀邦的诗词。他亲自带领我到楼上他的书房，让我目睹了挂在墙上玻璃镜框里的耀邦手迹并拍照。谭老深情地说，耀邦的这首诗是国宝。我离开时，谭老坚持送我到院门，使我十分感动。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大有收获，共收集到耀邦的诗作22件，对联3件，还有3件很有意义的题词。这些诗词对联和题词，从1941年冬到1989年1月，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作者补志：到2007年12月，已收集到耀邦的诗词楹联题词51件，时间从1932年到1989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
耀邦不是诗人，但他勤奋好学，兴趣广泛，对诗词楹联尤为爱好，记忆力又强。他在家中赋闲时，常用废报纸抄录古诗或毛泽东诗词，以这样的方式练字。我手头就有耀邦在废报纸上写的昆明大观楼长联照片，这是秘书高勇同志提供给我的。耀邦在同我们理论动态组同志谈话时，在写给我们的批语中，也引古诗词。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他以此要求我们敢于面对实际，提出新问题。后来，我们在一篇文章中引了这两句诗，很快就传开了。
耀邦的诗词，有的是为了指导工作、鼓舞斗志而作，如《四大精神准备》、《改北京青年打油诗》、《为孤岛林场青年题诗》等，较多的是赠送老战友老同事的，如《致萧克同志》、《赠谭启龙同志》、《赠李锐同志》等，有些是写给老部下的，如《赠林萍同志》、《题赠陈维仁同志》等，有的是致友人的，如《致
我收集的耀邦的二十多首诗，有十五首作于一九八八年八、九月间。这一段时间，耀邦在烟台休养，有较多时间翻阅旧体诗词格律的书，读点好的古诗词，这也是一种休息。用他的话说，自己也“凑合”两句，觉得满有意思。另一方面，耀邦的这些诗词也表明，这时，他的思绪和心情，是很不平静的。
中国历来都说，诗言志。近年来，湖北考古发掘出来的云梦楚竹简，对此有更早的精辟之论：诗毋离志，乐毋离情，文毋离言。耀邦同志的诗，是志的表达，情的流露，也有立言，是志、情、言的结晶，令人深思，令人感叹!
耀邦的秘书陈维仁在一篇文章中说，觉得将来在耀邦同志的文论著作中，少不了还会有一本可读性很强的、能朗朗上口的《诗集》呢!人们在期盼着，等待着。
沈宝祥
（原载中央党校《燕京诗刊》2005年第8期“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专刊”）
难忘的日子 永久的纪念
——胡耀邦在泰安
马泉裕 吴 琳
20世纪80年代，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胡耀邦曾两次来泰安考察、指导工作，泰安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段难忘的日子，深切缅怀耀邦对泰安人民的亲切关怀——
胡耀邦徒步察看了泰山主要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山林绿化、服务网点以及道路建设、卫生环境等现状，并详细询问了泰山及管理的情况，对如何管理好泰山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胡耀邦渊博的学识、平易近人的作风、求实谦逊的态度，给陪同的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耀邦在登攀泰山的过程中，面对雄伟壮丽的泰山，他思接千载，浮想联翩。返京不久，在
时隔七年，
胡耀邦听着汇报，十分高兴，不断地点头赞许。
下午2时30分，胡耀邦同志不顾旅途劳累，乘一辆中型客车，沿泰山西路盘旋而上。是时，秋风送爽，碧空如洗，望山高水长，层林尽染，泰山索道飞架南北，缆车凌空遨游。胡耀邦心旷神怡、谈笑风生，时而指点泰山雄姿，时而评说景区建设。在索道站贵宾室里，他即兴赋诗，挥笔写下《重登泰山》一首：
重来仰止竟不同
车如流水马如龙
曾覩蹭梯叩玉阙
又添乘索捉飘风
倒提湍泉迎上客
裁剪翠色送归鸿
闻说天涯比邻友
明晨相聚观日峰
胡耀邦乘兴坐上缆车，飞越群山峻岭。登上南天门，漫步天街，与众多游人一起，向岱顶攀缘而去。游人纷纷向耀邦招手致意，胡耀邦则报以点头微笑和亲切问候。胡耀邦询问路边卖东西的大嫂生意如何；和泰山挑夫亲切交谈；为旅游的大学生签名留念；同碧霞祠的道长探讨道教的渊源；与外国青年合影……72岁高龄的胡耀邦同志不顾山高路陡，在大家的簇拥下，攀上了泰山极顶。胡耀邦凭栏而立，俯视逶迤群山，远眺齐鲁原野，全部身心沉浸在“一览众山小”的意境里。
胡耀邦先后两次来泰安，这是泰山的幸事，泰安人民的光荣。泰安人民将牢记耀邦的嘱托，把泰山、泰安建设得更加美好，为泰山悠久灿烂的文明，续写新的篇章。
（原载《山东党史》2003年第2期）
陈维仁：百篇诗尽有愁声
陈维仁
重述一下我和耀邦在烟台的巧遇。
这年（注：1988年）夏天，即一个多月前，我己不再当那个副校长。为了调整一下退居“二线”的生活方式，我承揽了一点“文字活”背到外地去完成。先是在北京郊区怀柔，那里环境不适于工作，于是改变主意去山东。八月下旬到了济南，才听山东省委党校老朋友讲，耀邦同志在烟台。我喜出望外，但愿他老人家还未离开。
果很快得到答复，让我明天上午就去。
我到烟台，市里给我找了一个十分幽静的住处：林业部一所新建尚未最后完工的“研究中心”，实际是一座海滨休养所。我的居室打开窗户，就是一片辽阔的大海，白浪滔天。夜间，很有节奏的涛声，令人陶醉。“中心”周围还是农村模样，只有一条沿着海滨向市里延伸的柏油马路，来往车辆也不多。从此地出发去耀邦下榻的东山宾馆，乘汽车用不了五分钟。所以，这个环境实在太理想了。我在这里一住半个月，这是我几十年来忙忙碌碌从未领略过的一次“清闲”生活。过去，这样的悠闲日子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在烟台与耀邦同志相处的半个多月，过得很惬意。当时并不觉得有多么难忘和可贵，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次巧遇，以为今后还会有更多这样的机遇的。
在东山首次见耀邦是二十九日上午九时许。我们驱车赶到东山宾馆，一通名，门卫就热情招呼我们把车直接开进去，指点我们怎么走，去几号楼。同上次见面相去半年，但我感到他显得有些苍老，也消瘦多了。也许是因为夏天穿衣服少！后来一问，才知他每天都要用几个钟头由保健医生给他治腿上的病。他已来烟台很长时间了，一直住在这里，哪儿也没去过。从谈话中得知，这几个月，外边包括北京的事，他似乎知之不多，所以我同他谈到许多大大小小的事，他都很感兴趣。我谈了党校几年来改革中的风风雨雨，谈了北京发生抢购风，还较为具体地谈了我这几年的工作，以及前两个月到广西、河南等地的所见所闻。总之，可
喜可忧的事都有，也有些莫名其妙不可理解的事。
交谈中，出于关心，他也问了我一些问题，给了许多有益的
指点和教诲。我告诉他，我已不当那个副校长了，其它几个兼职，看到免职通知的第二天，也主动向新校长提出请予免去，以便新班子好统一抓工作。我说，我下来时还开了个“生活会”呢！本来我不想讲什么，但又想是党内的会，难得还有几个有关单位的同志来参加，有些话出以公心还非讲不可，不讲就没有机会讲了。我讲了我在中央党校三十年、十年、五年，坦诚地剖析自己，也讲了对别人的看法。事后把这篇即席发言整理成文字材料，我戏称那
篇东西是我的“退职宣言”。讲完我轻装下阵，不背包袱。作为个人谈心，我向耀邦同志简要介绍了发言内容。他听完后，笑得很开心，一边让我抽烟，一边像开玩笑地说，“噫！没想到，老陈你这个人还是很硬气的嘛！”我说，这是形势逼出来的！这几年，我有时工作很有劲头，有时又感到很“窝囊”。我们党内，有的人党龄很长，职位不低，手中有权就自以为了不起，只可惜没有学会平等待人，简直叫人感到是仗势欺人！党内不能平等待人也是一种腐败现象，这比贪污受贿、吃喝嫖赌那种腐败，对党的危害更大，也更难治。他点头表示此话有点道理。
耀邦同志问我，今后个人还有什么打算？我说，暂时还没有想清楚，现在先找点零活干干，转换一下生活环境和劳动方式。最近年把已想好了，要回老家住一段。全国还有两个省会没有去过，以后找机会去一下。另外，我还说了想再去西藏。一九八○年陪你一起去的，时间过去近十年了。如有可能还想去一次。他说，“西藏，我倒赞成你去一下，可以多跑几个地方，不一定只去上次去过的地方嘛！”就是在这次谈话时，耀邦同志告诉我，全国地专一级，他还有十个地区没到过，有两个在云南，几个在西藏。我说，云南你还是可以去的，可以补上。西藏几个地区恐怕完不成任务了，主要是那地方你不能去了。他说，“是不去
了。”
八月的最后两天，三十日，陪我一道来烟台的山东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黄澍霖同志一道去威海，三十一日回来，得到东山来电话，要我们明天（即
耀邦同志关心改革中的各种问题，比如他说，我们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那么我们提倡全党同志都要熟悉经济工作，决不是说，大家都去经商。又说，现在的物价上涨，不只是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很大的政治问题。提到整风和党的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教训，他说，我们党犯过错误，有的错误往往重复多次都没有接受教训，搞个人迷信，历史上大的有两次，结果都不好。但看来有的人至今没有吸取教训。还有，我们究竟要在党内党外树立一些什么行为规范，提倡和反对什么风气，这首先要从中央做起，我不是在你们党校讲过“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吗？这些在旧社会历史上人们都十分熟悉的真理，可惜我
们注意不够。有些事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有了章程也常常不按章办事。凡是明显违反党纪国法的事，上面那怕只做一件，也会在下边造成很坏的影响，开创极坏的先例，把社会风气带坏。
在闲聊中，耀邦同志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包含着多少历史的伤痛，我听了久久难以平静！
但这一次会见，最使我动情的，却是这样的一件事：耀邦同志亲笔题赠了我一首《七绝》。一到寓所，李昭同志在门前遇到了我们，她说，耀邦同志在等你。她把我引进紧靠卧室的一间大书房。耀邦同志正端坐在大写字台前看东西。见我来了，他一边打招呼，让我在沙发上就坐，同时站起身来打开抽屉拿出一页宣纸，笑容满面地向我走来。坐下后他说：“我请你来吃顿便饭，想送点什么东西给你呢？昨晚没睡好觉，想了几句写下来送给你。”
我急忙站起身来，双手接过他手里的那张纸片，一看是一首七言诗，多么熟悉的墨迹，笔力雄健潇洒，字字工整，宣纸上这样写着：
题赠陈维仁同志
碧海秋昊又相逢，
忽闻退作长寿翁。
十载辛耘莫嗟少，
栽得桃李到瀛蓬。
胡耀邦
接过题诗读后，我心情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连声：“谢谢，谢谢！”高兴得眼里饱含着感激的泪花。
坐下来，耀邦同志继续他的话题。大意是，对古典诗词，我没有基础，到这里来才开始学着写，这也是一种休息。他边说又给我看了写给另外两位老同志的两首。那两首诗内容因人而异，很风趣，针对性很强，有关怀、有勉励、有幽默，甚至还有批评，真有意思！他风趣地补充说：“写这东西，不费劲，又没有危险。”
我们彼此会心一笑。顺着话题我对他讲：“很多很多的同志都希望您身体好时写点关于自己的东西，比如回忆录、自传等。有的青年同志还向我毛遂自荐，希望介绍他当个助手帮您完成这件大工程，您同意吗？”他说：“我现在还没有想这个问题，你也知道，写文学的东西，我没有这方面的功底；搞理论，太费劲，现在搞不了。你知道，我现在确实没有助手啊！”
我对他讲，最近这十来年，您在各种场合的报告、讲话、文章、谈话记录，整个加起来，恐怕会有一两千万字啊！他说，“可能有，那些东西都是历史了。如果将来还能发表，一个字也不用改，因为那是历史嘛！”
晚餐是俭仆的，有海边的特色，新上市的花生，还有“油炸蝎子”，也有点酒和饮料。同桌除耀邦和李昭同志，我和小孙秘书外，还有另外两三位同志，其中有杨勇同志的夫人。耀邦同志叫我们爱吃什么随便，还特意关照我，“你会喝酒就喝点。”我举杯祝他健康长寿，并谢谢李昭同志。席间，我发现耀邦同志食欲不佳，吃的东西很少，半杯红葡萄酒也只喝了一点点。
饭后，耀邦同志出去散步，我们告辞。
回到住所，当晚我心潮起伏，两次交谈的许多话题，不断在脑海中反复出现。难忘这位经过血雨腥风考验过来的老红军战士，十年前他是怎样开始工作和思考的，如今他真的老了吗？可我确实看到，他虽“不在其位”了，然而为国为民的忧愤之心不减当年。他本来就是“最轻量级”的体重，现在又减少了几公斤，然而他还是那么思维敏捷，谈锋很健。夜已经很深了，室外传来单调烦人的惊涛拍岸声响，不知不觉，我朦胧睡去。
第二天，我本想按计划开始看我揽来的“书稿”，不准备做别的事了。可早上一睁眼，就来点“诗兴”，想步原韵和耀邦同志一首诗。一切素材都在心中，很快就有了“谱”，东一句，西一句，到中午吃饭时大体已“胸有成竹”，几经琢磨修改后，
欣逢盛世喜相逢，
潜心遵嘱作秋翁；
不入飘渺神仙界，
青山仰止到黄蓬。
步“逢、翁、蓬”的韵，我本来是凑了两首的，第二首压了箱底没有送出。另外还写了一首，是吟颂老首长的，有四句：
戎马倥偬为大同，
十年开拓振雄风；
壮心难酬忧国运，
神州功盖有三中。
李昭同志接到我送给她过目的诗稿，很快交到了耀邦同志手中。
次日下午，我到耀邦同志住所看他。他正伏案捷书。看我进屋来，他放下手中的笔，高兴地起身和我打招呼，离案陪我到沙发上相对而坐。他兴致勃勃，第一句话就谈起诗来。他说：“看来，你也喜欢旧体诗，你基础比我好嘛！”显然他已看过我的“诗稿”了，对我大加鼓励。
“哪里，哪里！我这是受到您的启发，我只是喜欢读，谈不上什么基础！像京剧一样，我很爱听，但一句也不会唱。”我对他讲，我爱读旧体诗，主要是在老家读中、小学受老师的影响。《唐诗三百首》中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背诵过不少，还有古文也背过不少，像《李陵答苏武书》，前后《出师表》那么长的，也都能背诵。小时候记忆力强，有些段落至今都还背得出来。至于自己写就不成了。一是没有认真下过功夫，只是“文革”中后期在“五七干校”劳动那些年，大家要我编墙报和文艺节目才写过些“顺口溜”，都随写随丢了。有的“诗”属于心情不好抒发点“牢骚”，不是信得过的人，不敢随便拿出来给人看。
耀邦同志说，他这次来到烟台来养病休息，没别的事才找了点有关讲旧体诗词格律的书来翻翻，刚接触，还是“小学生”。他也体会到读点好的古诗词，是一种很好的休息；自己学着“凑合”两句，也还是满有意思的。
从一九七七年以来，我是第一次听耀邦同志谈这样“闲情逸致”的话题，感到他谈起诗来还兴致很高。他写的诗，真是文如其人，语言生动诙谐。他用诗兴与朋友交，既传情，又画像，幽默的词句中蕴含着铮铮友谊。耀邦同志平时常常自谦说他“水”（指文化）不多，特别是文学方面。其实不然，我发现这位长期和青年们打交道和广大人民心连心的政治家，不仅饱学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一位朴实无华，很有人情味的诗人。
这次闲谈结束后告辞，我确实萌生了这样的信念：觉得将来在耀邦同志的文论著作中，少不了还会有一本可读性很强的、能朗朗上口的《诗集》呢！
下面我想就我们彼此诗中的某些诗句作点必要的“注脚”，以便别人读到它时，能够正确理解其中的应有之义。
耀邦诗云：“忽闻退作长寿翁”。这是因为我告诉他，我也“隐退”了。他原不知道这个信息，所以“忽闻”。“闻”后，他又再次问我的年龄。他没想到我也年过六十，只比他小九岁。听我讲了一些党校的故事后，他又满怀深情地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诗中遂有“长寿翁”一词。我说，只要能“长寿”，总会有事干就是的。既当“长寿翁”，就不能硬充“勇士”了，自己力所不能及，又不想干的事也就可以不干了。耀邦同志说：“我讲过老同志退下来，主要是‘健康长寿’，有的同志还不大赞成，说是要‘发挥余热’，似乎我那个话消极了。其实，二者并不矛盾嘛！你不能长寿，心情舒畅地活着，你还有啥‘余热’可发挥！再说，你那个‘余热’发挥多了，对人对己对工作也未必就有好处啊！所以，我让你做‘长寿翁’。”我说，“我赞成您的意思，不过，您是长者嘛！对我称‘翁’我不敢当。”他笑了笑说，“那我们都做长寿翁呗！”
耀邦诗云：“十载辛耘莫嗟少”。这是因为我讲到自己这大半辈子由于上学读书时间“太多”，相对地说，工作经历就短浅。“贡献”也就太少太少了。虽然也有四十年“革龄”，拿了二十元“工龄”工资，已是“到顶”了。实际我只有两个“十年”是自以为尽心尽力认真工作了的，中间二十年大都浪费了（耀邦插话说这是共同的，这一代多数人都如此）。头十年正值建国前后，还年轻，革命胜利了，从“地下”钻出来，在“三八式”老干部带领下，兴致很高，工作劲头十足，甘心在平凡的岗位上努力做好组织分配的工作，当“螺丝钉”，谈不上有啥“贡献”。主要是后十年，即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校，特别是耀邦同志你们打开局面而奠下好基础以后，我觉得这一段时间确实做了一些比较有意义的工作，讲贡献，有点儿，只是太少了。今后则是另一回事了。我估计，虽然至少还有一二十年“多余”的时间，也不好只当“员外郎”，白拿薪水，不干事。耀邦同志听完笑了笑，似开玩笑：“有人给薪水就好嘛！你能写东西，可以自己找事干，也可以到你的老家作点调查研究，把一些有意义的人情风物写出来留给后人，也是一种贡献。”他的诗句中“莫嗟少”就是针对我这一席话，给我鼓气，多所勉励的。所以，读了他的诗，更感他是一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良师。
我的诗中“青山仰止到黄蓬”一句，我比较自我欣赏。毛泽东诗词中“踏遍青山人未老”之句，太美了，而且气魄宏大。我以为耀邦同志就堪称是个“踏遍青山”而未老的人。我敬重这样的诗人和政治家，也乐赏大自然一座座充满诗情画意的青山。“青山”体现大自然与人间幸福相结合的壮美，所以“青山”一句是积极入世的。耀邦同志去世后，他的骨灰还给了大自然，安放到远离京都碧波万顷的鄱阳湖边，“青山处处埋忠骨”。九十年代初，在江西共青城郊一座荒山化为郁郁葱葱的富华山墓地，让一个伟大的灵魂来到这里安息。当然，这后一个意思，写诗时还是万没想到的。
“黄蓬”，亦可作多种解释，可以是烟台，也可以泛指“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黄河，或者指烟波浩渺的黄海之滨。这与“踏遍青山”相得益彰，在我来说，还指烟台地区的黄县（即龙口市）。
一九八八年我曾打算再去黄县，旧地重游一番。原因是一九八六年暑假，我带领党校的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在这里开过一个校委的扩大会议，目的是利用暑假出来开个时间较充分的会，讨论全校大政方针，并提出庆祝党校复校十周年的设想，要把党校正规化以来的工作加以总结，然后把党校的正规化改革深化一步。我自以为这次会议开得是成功的，会上提出的方针，以及要解决的问题，绝大多数同志也觉得是可行的，及时的。可是，事隔才几个月，正在大家积极贯彻会议精神时，社会上却刮起了一股邪风，引得有些人也把“黄县会议”的结果纳入“自由化”的箩框一股脑扔掉。结果还正是这样，黄县会议成了一些人攻击的目标，现在时过境迁，回过头来看，我们也不怨天尤人了。小气候抗不过大气候，事情只能是这样一个结局。我只是想，富饶而有生气的黄县，曾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开会条件，我始终感激和怀念那里的朋友和同志们曾经给过我们的帮助，所以在诗中才特别提到“黄蓬”。
当然，这些意思，耀邦同志生前，我没向他作过解说。耀邦同志的一片诗心，在东山疗养快结束准备回北京之前，又有一次轻松愉快的抒发，就是我们到栖霞、蓬莱两县看古迹名胜的那次，我也被邀参加。
那时已是九月中旬了，黄海之滨的秋意渐浓，耀邦我们一行十余人（包括当地陪同人员在内），一大清早，分乘两辆小面包车离东山向西驶往栖霞。我不清楚他为什么选定看栖霞、蓬莱。也许这儿他还没去过？据我所知，烟台南边那几个县他去过了，牟平去过了，我曾看到他为养马岛的一个体育场题过场名，荣城、威海、文登大概也去过，他曾在山东半岛的荣城东海滨，传说秦始皇的重臣李斯曾到过的地方题留过“天尽头”三个大字。耀邦同志确曾在不少他到过的地方题字。据我所知，他多半只给革命纪念地、名山、名园题名，一不写座右铭，二不作工作指示（沈注：不尽然，本诗集即可说明），更不题诗作赋发感慨。此次到烟台疗养，却有个特殊的例外，题字时也写诗，多少发点感慨，不妨以在栖霞参观“牟二黑子庄院”为例。
这次随耀邦同志到栖霞，对我来说，已是第三次旧地重游了。我初次去栖霞是一九八一年。那时，农村生产责任制改革伊始。在比较富裕的整个胶东地区，栖霞在烟台地区各县中，因为地处内陆，经济发展比较靠后些。可是，当时在我看来，已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县了。旧社会的栖霞县城，人们用“一个警察两盏灯，一只喇叭响全城”来描绘它。今昔对比，已有天渊之别了。五年之后，一九八六年夏，我再次到栖霞，县委书记王大海，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是他的改革思路，使栖霞的城市规划建设大大前进了一步。旧城市的原貌不见了，农村也是一片欣欣向荣，乡镇企业的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只有旅游业暂时还没排上队。所以，我还不知道，这里还有个“牟二黑子庄院”，很值得一看。耀邦同志这次来栖霞就专门看这个文物遗址。这座地主大院是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全部砖木结构，经全面整修后，连内部陈设都尽量按原貌布置。在陈设中比较有价值的东西，是一些名人字画，有的还出自国民党元老之手。牟二黑子出身平凡，可后来成了集地主、资本家、官僚于一身的在地方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宅院内的陈设也符合他的身份。地方政府修复这座宅院，主要出于开发旅游景点，同时也为保存文物，当然还可以对后人进行阶级教育。
耀邦同志兴致勃勃地仔细看完宅院，展馆负责人请他留墨迹，他慨然应允了。在休息室边抽烟、喝茶，在听县里负责同志介绍情况时，他向秘书要了一页纸，略加思索就拟出一首《五律》，顺手递给我们传看，征求大家的意见。其实在参观过程中，耀邦同志已触景生情有了诗兴，到参观完，就已成竹在胸。诗句当时我没来得及抄下，时间久了，已记不完全。他也嘱不要把他的诗外传，我只记得内容大致是：把这座宅院修葺一新，供后人观光是很有意义的。历朝历代做“清官”的都会受到人们的敬重和纪念，但要懂得，在旧社会的所谓“清官”，真正“两袖清风”的极少，多半都像人们说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牟二黑子来说，他经商显然是发了大财的，但他如果不当官实权实势，是不会留下这么一座堂而皇之的大院的。历经战乱，他这座院落居然能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也说明此人虽为剥削者，但也并非坏人，对地方做过好事。
耀邦同志参观牟二黑子宅院留下的《五律》，含有上述意思，写成条幅后他再三嘱咐展馆负责人只可收藏，千万不要装表了挂出去。
到蓬莱，耀邦同志看了戚继光帅府遗址和功德牌坊，最后到蓬莱阁观光。他登阁楼，仔细看了董必武等老革命家的题诗，冯玉祥的墨迹，更登高临远饱览了碧海扬波的壮丽景色。此时，他的胸中也不会没有“诗”的。
参观完毕回到东山，第二天耀邦同志一行就返回济南，再度登泰山后回北京。
（来源：《怀念耀邦》第二集）
谭启龙：莫逆之交六十春
谭启龙
中共中央的讣告透过播音员徐缓沉重的音调，一字字、一句句如重锤叩击着我的心。痛惜之情令我数日难以安眠。我万万没有想到，小我一岁的老战友耀邦同志这么早就走了。他带着我们近六十年经过战 火和磨难考验的真挚友谊，带着谦虚好学、平易近人的作风，带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带着个人服从组织的坦荡胸怀，带着处处以党的事业大局为重的崇高品质，走了……
我更没有想到，耀邦给我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遗物。那是他去世三个月后，他的长子胡德平来电话告诉我：在整理他父亲遗物时发现手写赠我的一首诗，拟不日寄来。我请胡德平转达李昭同志及全家保重，德平答：“也请您多保重，红小鬼不多了。”
不久，我收到了这首诗。全文如下：
回京路过济南，拟访老战友
谭启龙同志，始悉因病去沪治疗，
怅然若失，书此相寄。
年逾古稀能几逢？逆交难忘六十春。
冤蒙AB双脱险，战处南北俱幸存。
牛棚寒暑相忆苦，开拓岁月倍感亲。
遥祝康复更添寿，寿到雏声胜老声。
胡耀邦
全文横幅竖写，字迹刚健有力，明快流畅，蕴含朝气，诗与字都宛若耀邦为人性情。诗意诚挚真切，概括了我们从一九三一年少年时代在革命烽火中初交，至一九八八年近六十年的战斗经历与战友之情。读之似觉耀邦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令我百感交集。
记忆的闸门一经打开，往日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相识近六十年，长叙不过三次
我与耀邦同志初识于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一九三二年底，我们在少共湘赣省委朝夕相处，并肩工作了近两年时间：最后一次见面在一九八八年三月。在这近六十年的漫长岁月里，见面的次数并不多。其间自一九三四年七月我奉命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而耀邦参加长征，我们分手至新中国建立有十六年“战处南北”，相互间音讯不通。后来的“十年动乱”更是无由见面，只能“牛棚寒暑相忆苦”了。其余的岁月见面虽不少，但屈指算来，真正能坐下来长叙也不过三次而已。
一次是一九七九年底，我到中共四川省委工作之前去看望耀邦同志。我们在一起畅谈了好长时间，共同回忆了十年动乱期间的风风雨雨。接着，我们又回忆起粉碎“四人帮”后两年的工作情况。一九七七年我调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
再一次见面是一九八三年底。时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耀邦同志到重庆视察，我去看望他。他对我说：你不要回成都，我们一起去泸州看天然气工程，再去贵阳。于是我们坐一个车，从重庆出发，经泸州、叙永、赤水、毕节，冒雪驱车几千里，沿着长征那条路到达贵阳。路上，我们既谈工作又忆往事，还谈起不久前我退居二线的情形。一九八二年底，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不搞终身制的号召，我主动向中央提出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位置上退下来，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接班。尽管耀邦同志从内心里希望我能再干几年，但他把我的这个决定也看成是对他工作的一个珍贵支持，因此他表示同意，由中央发通知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见高识远，高风亮节”。此后，一九八五年我又主动卸任中共四川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一九八六年安家山东。在这段“开拓岁月”里，我得到党中央和在中央工作的耀邦同志的热情支持、理解和关心，心情舒畅。
这一路，天上下着雪，路况不好，很难走，但耀邦精力充沛、兴致很高，一路上谈笑风生。记得在赤水河畔，耀邦下车，指点着当年红军的行军路线，回忆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指挥下四渡赤水这段历史。时逢严冬，贵州山高、风急、雪大，有的路段汽车要靠人推过去，耀邦因此着凉，发高烧摄氏三十九度。当晚赶到毕节，他守着火盆，披着大衣，带病听取地委负责同志的汇报。在去贵阳途中一个小镇吃晚饭时，他高烧未退，我劝他休息一夜，但他仍然决定连夜赶往贵阳。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快节奏的工作方式，是耀邦的一大特点。他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勤奋好学。据我所知，耀邦同志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和手不释卷的读书习惯，在陕北曾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并且一直保持到他去世，在党内是出了名的。
到贵阳后，耀邦同志即召集云、贵、川三省省委书记来开会研究工作。他要我也参加会议。我考虑自己退居二线，多有不便。深知我为人性格的耀邦同志不免强我，笑着说：“那也好，把你老伴从成都叫来，参观游览一下嘛。”当时全国共青团领导同志也到贵阳与耀邦会合，我与老伴，偕同刘延东等同志去遵义瞻仰遵义会议会址。当时已过元旦，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八八年三月，耀邦住在三○五医院休养，我去看望他。我们两个年过古稀的老人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十六七岁时的往事。这次见面，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当时情景，仍历历在目。
那是我在北京参加十三届二中全会期间，得知耀邦同志因病住院治疗，便想在会后看望他。经联系很快得到回音：欢迎我们全家一起去，并派车接我们去医院。
我和老伴严永洁、在北京工作的小儿子及孙女一家四口人刚下车，耀邦便迎上前来，热情地同我们一一握手问候，拉着我小孙女的手问长问短。坐定后，耀邦即关切地问我：“你在济南的家安好了没有？”当我回答说省委很关心，安排得很好时，他显得很高兴。
见耀邦同志尽管精神如常，但面容及身形却显得消瘦，便问他的身体状况，他说：“我身体还好，还没有什么大毛病。主要是胃有点不舒服，另外脚底痛，走路有些不方便。”我知道耀邦喜欢读书，闲坐不住，便劝他安心治病，好好疗养，少看东西，不要累着，争取早日康复，然后到外地走走。我还向他介绍了山东的情况：山东这几年经济发展较快，特别是沿海开放地区更好一些。建议他到山东走走看看。他表示，病好后一定出去走走。
共忆蒙冤往事 倍感古稀难逢
除互道珍重之外，共同回忆所走过的战斗历程和战友之情，也算得上是我们每次见面的一个“热门话题”吧。这次我们共同详细地回忆了在少共湘赣省委时一起涉嫌“AB团”那段往事。这段往事用“冤蒙AB双脱险，战处南北俱幸存”来概括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我们两个扳着指头，互相补充，一个一个地回忆起青少年时代的战友，不一会儿就回忆起二十多位同志。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和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长眠于青山绿水之中。谈到我们两人分手后的经历时，耀邦同志说：“在以后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和随中央红军的长征途中，我生过病，负过伤，好不容易才到达陕北根据地。你被分配到湘鄂赣省委工作，经受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的考验，也负过伤。我们度过那么艰苦的环境，能有今天真是不容易啊。”耀邦的一番感慨，也勾起了我一连串的回忆。就拿当时中央分配到湘鄂赣省委工作的四十六位同志来说吧，如今我是唯一的幸存者了。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临近中午，我们准备告辞，耀邦同志执意挽留我们一起吃饭，并立即叫秘书通知食堂：客人不走了，在这里吃午饭。我考虑在医院吃饭不方便，就说：“今天见到你很高兴，不在这里吃饭了。”他忙说：“同在家里一样方便，四菜一汤，家常便饭。”说实话，平时我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我也确实想同结交五十多年的老战友多坐一会儿。
席间，我们边吃边聊，谈笑风生，继续上午的话题。耀邦说：“记得我是一九三一年七月从浏阳县到湘赣省委的所在地——你们家乡永新工作的。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永新县城北门的一座小楼上。你那时是省少先队队长，我被分配到省儿童局任书记。你住在小楼的东边，我住在西边，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休息。当时我十六岁，你比我大一岁。想不到时间过得这么快，转眼已经半个多世纪，现在我们俩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正如耀邦所回忆的那样，当时湘赣省委驻在永新县城内的一个天主教堂内，省儿童局与少先总队都在北门的一座二层小楼的二楼。这是一座木质结构小楼，楼下是一个杂货铺，门口挂着儿童局与少先总队的牌子，楼上我们两个单位一分为二。当时的少先队是十六岁以上青少年的半军事化组织，打黄绑腿，佩戴红领巾，手持梭标大刀，经常操练，配合红军作战。十六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则由儿童局组织识字、唱歌、跳舞和站岗放哨等活动。他们也佩戴红领巾，只不过比少先队的红领巾小一些。耀邦同志生性活跃好动，组织能力强，同时又是初中生，刻钢板写得一手好字，在我们那里算得是个见过世面的“小知识分子”了，他把儿童局的工作搞得热火朝天。记得当时出版的《列宁青年》和《共产主义儿童报》上都有他的文字、笔迹。耀邦的老家在湖南浏阳，小小年纪孤身一人来到永新。我的老家虽在当地，但三岁丧父，十岁丧母，成了孤儿。我们俩都以革命队伍为家，生活上互相关心，工作上互相帮助，朝夕相处，情同手足。我自小没上过学，是个文盲，参加革命后才开始识字，耀邦同志教我学文化，使我的文化知识和工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正是在那时，我在《列宁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
我们又共同回忆起，由于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湘赣省苏区取得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苏区扩大了，红军壮大了，少先队、儿童团还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九三二年五月在永新县沙罗洲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总检阅活动，以一九三二年五月那一次规模最大。那一天，沙罗洲上搭起三个检阅台，王首道等省委领导及冯文彬同志登台检阅。二十个县的少先队和儿童团选派出近一万人参加检阅。青少年们统一着装，身背大刀，肩扛梭标，列队通过检阅台。随后又依次进行集体操表演、政治业务测验和文艺歌舞表演。经过评选，给优胜者发了奖。
耀邦同志越谈情绪越高，谈兴甚浓，谈着谈着，便引出一段“冤蒙AB双脱险”的往事来。
耀邦说：“还记得一九三二年湘赣苏区抓“AB团”、搞“肃反”扩大化的事吧？”怎么会不记得呢？这段往事虽然过去六十年了，但我仍然记得很清楚。
一九三○年八月，中央作出了《肃反工作决议》。在当时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中，把混进革命阵营中的个别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去是必要的。在湘赣苏区，肃反又叫肃清“AB团”分子。这项工作开始时比较谨慎，没有出现大问题，但后来随着毛泽东等同志受排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中央占据了领导地位，受其影响，湘赣苏区的肃反工作出现了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许多好干部、好同志被错杀，仅我熟悉的就有几十个人，给苏区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耀邦同志和我也被牵连进去。正如他所说：“我们俩也险些人头落地，多亏有马克思保佑，才幸免于难。”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搞“逼供信”，有人供说我们俩是“AB团”，是反革命。一九三二年底，省政治保卫局把我们俩列入“AB团”分子名单，提交省委常委讨论时，有的领导同志有异议，省委书记王首道也不好下决心，少共中央局派来的巡视员冯文彬也不太相信我们这样的“红小鬼”会是 “AB团”。当时列席常委会的冯文彬同志正准备回中央苏区汇报工作，就建议把我们俩带去“审查”。最后，省委讨论决定，由冯文彬同志把我们带到中央苏区继续“审查”。于是我们带着仅有的一点衣物，与出席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一起，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于一九三三年初到达苏区中央局驻地瑞金。
到瑞金后，我们俩便被分开了。我先到了少先队总队部张爱萍同志那里，他实事求是，爱护年轻人，没有审查我，分配我任少先队总部巡视员。后来进了马列学院，在一九三四年长征前被分配去了湘鄂赣省委做少先队工作。耀邦回忆说：“我的情况就不同了， 中央局负责人顾作霖同志那里继续审查。顾作霖是个好同志，注重实事求是。有一天晚上，我忍不住了，敲开了顾作霖的门，我们到月亮地里走着，彻夜长谈。他问我参加过“AB团”没有，我回答他：什么“AB团”！我是共产主义儿童团嘛！然后我把自己出身贫苦之家，读过小学，十四岁出来参加革命，加入共青团，以及后来到湘赣省委做少年儿童工作等等一古脑儿向顾作霖倾诉。顾作霖听了我的心里话，受到了感动。以后组织上再也没有追查我的“AB团”问题，并给我分配工作，当了少共中央局的巡视员。”讲到这里，耀邦同志惋惜地说：“可惜顾作霖同志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牺牲了，不然这个同志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回忆这段历史，耀邦同志和我都自内心庆幸碰到了三个好领导：一个是冯文彬同志，一个是顾作霖同志，一个是张爱萍同志。没有他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何能得以“双脱险”呢？
少年时代纯真友谊的话题，老战友见面似乎永远也讲不够；而在艰难的少年时代结下的手足之情，犹如寒冬播下的种子，已成长为高大挺拔的青松，经过近一个甲子，年逾古稀能几逢，逆交难忘六十春”啊！
那次见面，我曾邀请他到山东来看看，他也欣然首肯，这也算是我们之间把话题继续下去的一个约定吧。可是，夏天他如约而来时，我却因患过敏性肺炎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一住就是四个月，连十三届三中全会也未能参加。这对他、对我都是“怅然若失”的一大憾事。但当我听说他在烟台休养两个月身体大有起色，体重增加了五斤多时，却又为他高兴。这一次虽然失之交臂，下一次总还有机会的，据说明年四月要开四中全会，我想，会议期间，我一定要再去会会老战友。然而，这个机会永远地不会再出现了。每当我想起这些，就痛悔不已。
凝望着耀邦写给我的诗作，感慨万千。这不是一首普通的诗，而是我们近六十年战斗历程的缩影，是我们用鲜血和生命缔结而成的纯真友谊的真实写照啊！看到它，眼前就浮现出耀邦那坦诚的面容，耳畔回响起他对我的一番肺腑之言：“我这个人历来心直口快，有话讲在当面，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有时不够谨慎。”“我本来不是当总书记的材料，而是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特殊的岗位。”“我一定服从党的决定，维护党的团结，继续为党努力工作。”这不仅道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心声，也让我们看到了耀邦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私胸襟和坦荡胸怀。
一九九二年，我去江西参加纪念苏维埃创立六十周年活动，活动结束之后，我专程去共青城瞻仰了耀邦同志墓。在那造型肃穆的墓前，献上老战友的一束鲜花，寄托我对他深深的哀思。我在墓前墓后流连忘返，心潮澎湃，默默地祷告说：安息吧，耀邦，我永远怀念您，人民将永远怀念您！
我把我的回忆写下来，以此纪念你去世十周年，并作为你写给我的那首珍贵诗作的一个注解。
（来源：《怀念耀邦》第二集）
于光远：胡耀邦赠我的一首诗
于光远
1988年9月，记不清是上旬末还是下旬初，胡德平送来一封信。信封上有耀邦用毛笔写的几个字：“德平或安黎转交于光远同志。只有一纸字，别无它文。如于不在家，可暂不送。八日于天津。”信口未封。抽出一看，仅有两张烟台东山宾馆的信纸，上面写的原来是一首诗，《戏赠于光远同志•调寄渔家傲》：
科学真理真难求，你添醋来我加油，论战也带核弹头。
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
是非面前争自由，你骑马来我牵牛，甜酸苦涩任去留。
任去留，浊酒一杯信天游。
词意一看也就明白。他既然是“戏赠”给我，我也就不去深究它的含意，不去琢磨他写这首词时心里想着的都是哪些事和他的甜酸苦涩了。我信奉“喜‘喜’哲学”，我希望耀邦在当时那样的处境下尽可能过得快乐些。看到他写的这篇在一定程度上的游戏之作，我想他写时的心情总还是比较轻松的，我就放心了不少。
耀邦寄赠我诗词之类的事情很少，但这并不是第一次。在写这首诗的一个多月前，他曾送给我两句诗：“青松寒不落，碧海阔逾澄。”不过那一回是酬答我的寄赠，而且那十个字是从杜工部的诗中选录的。这回是他先寄赠给了我，而且是他自己写的诗句。收到后我也想过自己该写些什么酬答他。我不会写诗，而文章在不久前已寄给他一个三十八篇的抄本了，一时不知该再写什么好。加上我知道他从三○五医院出来之后不想老耽在北京，要到外省走走。在医院见面时，他向我表达了这个想法，我也很赞成，认为这样做对他身心有好处。这首词是他在烟台
耀邦同志：
送你一轴表好的横幅，因为先是用碳素墨水写的，表好后发现模糊一片，只好重写重表，最近出差回来，才从店里取回来。
1943年在延安，我发明了一个“革命的阿Q主义”。1989年我写的那篇超短文《随遇而安，既安且进》中所表述的“一个人处在顺境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逆境可以锻炼坚强意志，就求知而言，世界大也无限，小也无限，总不会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思想，就是那时形成的。这个“精神胜利法”使我在整个抢救、甄别过程中情绪一直非常好。
去年我又前进了一步，用更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出现在我面前的问题，写了一批只有三百字左右的超短文，用以勉励自己。上面说的便是其中的一篇。5月从你处回来后，我动了用毛笔把那些东西抄若干篇给你看看的念头，去琉璃厂买了这样一个本子回来。可是脾气难改，抄时又有不少改动，可是再抄一遍又没有时间，而且也不能保证不改。现在就这样地给你，好在它不长，在旅途中随便翻阅吧！
这信是
1988年11月下旬，我去长沙出席“刘少奇研究学术讨论会”。到长沙后，听说耀邦也在那里休息。我住蓉园，他住九所，相距很近。我就到九所去找他。那天，两人杂七杂八谈了许多。我见他精神身体都比在三○五医院见他那天好。那时也谈到他这首《渔家傲》。耀邦平时似乎不像我那样爱笑，但是那天说到加油添醋，说到核弹头，说到骑马牵牛，他笑得很开心。那天对我给的《自勉三十八篇》，他说了赞扬的话。最近我概括自己是个“二表人才”。“二表人才”也者，第一是爱表现，第二是爱受人表扬。耀邦称赞我，我当然很开心。
没有想到那一次成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在这之后再也没有寄赠这样的事。
长沙那时正开刘少奇研讨会，我们的谈话中少不了讲到少奇同志的思想。我写了一篇论文《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命运》带到长沙，还带了我的一个小册子《从新民主主义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底稿。这两篇东西我都给他看了。第二天他还给我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对我写的发表了看法。
我和耀邦相识在青年时期。1938年5月我在南昌，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他在中央苏区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儿童局书记”，听了，我不禁发笑。陈就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耀邦也担任过“中共中央青年局书记”。然后陈说了一通对耀邦的印象。这是我在没有见到耀邦前的事。在延安时，我们见过面，但没有谈过多少话。建国后，由于我虽然在40年代初就离开青年工作岗位，但毕竟是一个老青年工作者，因此在他担任共青团书记期间，有时在会上也见面。可是成为朋友是在邓小平同志1975年复出之后。那时两人都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都反“四人帮”，都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挨斗受批。这样彼此才成为耀邦对我说的“难兄难弟”。我和他，是年龄越大友谊越深。而在他离开总书记的工作岗位后，我们又结上了文字上的姻缘。他寄给我的几张纸我珍藏着。我写给他的那个条幅和那个本子，想必他的亲属也会保存在家里。
（来源：于光远著《朋友和朋友们的书》2）
李锐：澎湃心潮天尽头
——我同耀邦的诗交
李 锐
1982年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后，我同胡耀邦同志才开始直接往来。十二大前，我们一起在玉泉山住了几个月，有过单独谈话，主要是谈工作，感到他很平易近人，可以随便交谈。多年来，同党内居高位者接触颇多，使我有如此感觉的，除黄克诚外，耀邦是第二人。
1987年早春，我送他一本钱钟书的《谈艺录》，并在扉页题句：“是非公道在人心”（这是我题诗的末句，前三句为：“文章翻案岂常情，左右逢源不二门。黑白纹枰输后手”），希望他藉此移情养性。
耀邦突然去世那天晚上，我匆匆写了篇悼文（发表于《新观察》1989年第8期），其中主要谈近两年中，他同我有诗的交往。1987年夏秋间，我曾先后将我的《论三峡工程》（1985年出版）和旧诗词《龙胆紫集》送与他。关于三峡之事，他对我有过微词，不同意在报上发表此书的序言。两本书他都通读了。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散会时碰见，他特意告我，三峡的书他仔细看了。耀邦是一个非常喜欢读书且博览群书的人。他只读过一年初中，14岁便参加了革命。他的丰富学识，完全是长期自学和独立思考积累起来的。1987年后，他翻阅了自己10年中的全部文章和讲话等，通读了马列全集和《资治通鉴》，并对旧诗发生了浓厚兴趣。几年接触中，我深感他的学识才华来自勤奋、广交、乐群与深思。
1988年9月间，他让人送来3首诗，要我修改。一首七律《再登泰山》，另两首五言古风《赠李锐》、《戏题李锐<论三峡工程>》。3首诗我都作了些有关格律和文字的修改，写了些关于律诗的平仄、对仗、粘接等格律规矩的说明，并送他十来本旧诗词，其中有王力的《诗词格律》。随后一次谈话，他感慨地说道：几乎不敢再作旧诗了。现将他赠我的两首诗录下，前面是原稿，后面是改稿：
赠李锐同志（原稿）
延水创伤甚，
庐山复蒙羞。
犟劲终不悔，
雕虫度春秋。
狂歌妖雾扫，
拨乱兢同俦。
胸中浪潮涌，
笔下蛟龙游。
调反三峡坝，
言诤九派流。
潇湘一冷月，
青光耀斗牛。
赠李锐同志（改稿）
延水山洪猛，
庐山云雾愁。
强项悲日月，
铁栅度春秋。
长歌驱毒氛，
低唱觅同俦。
浪潮胸中涌，
蛟龙笔下游。
调翻三峡案，
言重百家流。
云破潇湘月，
青光耀斗牛。
戏题李锐《论三峡工程》（原稿）
妾本禹王女，
含怨侍楚王。
泪是巫山雨，
愁比江水长。
愁应随波去，
泪须飘远洋。
乞君莫作断流想，
流断永使妾哀伤。
戏题李锐《论三峡工程》（改稿）
妾本巫山女，
含怨侍楚王。
泪滴三春雨，
愁染六月霜。
泪愁应随东逝水，
乘风直下太平洋。
乞君莫作断流计，
天地灵药八千方。
石壁立，平湖望，
流断永使妾哀伤。
这两首诗，不知作者最后怎样定稿的。对照起来看，我的修改其实是多余的。第一首我强改为五言排律，除首两句外，都不如原作。“雕虫”自比“铁栅”贴切，点明《龙胆紫集》的由来。第二首作者借巫山神女之口，一气呵成，修改后反添了个要查出典的罗唆句（巫山据传为天地灵药之处，有灵药八橱）。大家知道，作旧诗需要一些旧学基础，这方面耀邦虽非行家，但从这两首诗来看，从意境、物象、情源到遣词、用韵，确是古风，读起来琅琅上口。有些老同志也喜欢作旧诗，但语多概念，缺乏诗意，不合格律倒是次要的，被称为“老干部体”。
我国的旧诗词源于民歌，《诗经》中的风、雅、颂，都是当时能弹唱的歌曲，即“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隋唐以后，诗渐与乐曲分开。
“诗言志”，但主要是“动于情”，没有需要喷发的感情，哪里来的诗歌呢？古今中外，一律如此。刘勰：“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繁采寡情，味之必厌。”白居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实，声义。”林语堂：“诗歌，那不过是渲染着感情的真理。”聂绀弩：“旧诗适合于表达某种感情，二十年来，我恰有此种感情，故发而为诗。”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诗派：“诗乃泄情的管道。”别林斯基：“感情是诗情天性的动力之一；没有感情，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歌。”
耀邦是一个富于感情的真诚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失天真的人，他胸无城府，总是以善心待人）。1986年，我到过山东半岛尖端的成山头，相传秦始皇、汉武几次来游。耀邦1984年到此，题词“心潮澎湃”、“天尽头”，刻有石碑，可说诗情满怀，字亦豪放。1994年夏，中共组织史资料领导小组在荣成开会，我重游此地，见到新建的列队秦俑、秦始皇像等，重睹耀邦所题石碑，不禁感慨系之，吟得一绝：
澎湃心潮天尽头，
重来秦俑气纠纠。
八年修史事将毕，
鉴往方无后顾忧。
粉碎“四人帮”后，耀邦逐渐主政10年，拨乱反正最先做的两件大事，一是从意识形态上批判“两个凡是”，一是在干部人事问题上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这需要何等气魄，何等胆识！他当时说过这样的话：“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不先办好这两件事，也不可能开辟改革开放的道路。回顾我们党、我们国家70多年走过的道路，能够从“红小鬼”的队伍中锻炼出一个胡耀邦，应当是中国历史的一种安慰，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安慰。
上述耀邦去世当夜我写的悼文中，写他于1988年到湖南、广西休息，到张家界时成千游人挤挤于道，争相握手，要求留影；到南宁后，他只好足不出户了。因此文末有这样四句悼诗：
天下奇冤已扫清，
神州莫再有冤灵。
此情此景张家界，
活在人心便永生。
（来源：《方法》杂志1996年第1期）
姜安：人间悲欢最牵魂
——我收藏着一帧胡耀邦墨迹
姜 安
我这个人并没有收藏的雅兴，我从来不去刻意收集什么。
但是，我却精心保存着一些与自己人生有关的对象——比如：童年戴过的红领巾、少年时代的成绩册、与他人通信的第一张邮票、会议证章、赴美国和全国各地参观券、友人赠送的字画等等。这些，都被我精心保存起来，算做“收藏”。除字画单独存放外，旧物被我保存在一只精致的小箱子里。忙碌之余，打开小箱，分明是关于自己人生的赏心悦目的画卷嘛！
学生时代的“成绩册”及老师批语，顿时能勾起我对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美丽时光的回忆；各种会议证章，让我清楚忆起每次会议的情景；一本集邮册，夹着的全都是亲人和朋友给我写信的邮票。至今，我仍能几乎说出每一张邮票的来历、以及它的使者；父母、师长写给我的信件，更是被我宝贵地珍藏着。当父母、师长年大体弱之后，这些信件和墨迹，就成为他们与我亲切的对话。……收藏旧物，被我视为是更有意义和价值的“收藏”。这些旧物是我对某段人生经历回忆的可靠依据。
然而在我所保存的旧物之中，却有一帧连我自己也想不到会拥有的墨迹——胡耀邦同志用毛笔书写的题为“答女作家姜安”一帧三首诗。它使我难忘一段不寻常的友谊。
事情的经过，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按说，我这位普通军队作家是无缘与胡耀邦同志交往的。可是，我却因为采访原陕甘宁边区“南区供销社”的素材，数次奔赴延安，并且结识了一位原南区供销社的指导员——刘世昌老汉。偶然得知，这位刘老汉收养了胡耀邦同志的儿子。刘世昌老汉，身材高大，快乐、豪爽。在与他的交谈中，我知道了一个曾经纠葛在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与一位陕北老汉之间的充满人间真情的美丽故事。战争年代，胡耀邦夫妇因战事繁忙而将刚出生的儿子送给陕北游击队长——刘世昌扶养，取名为“刘湖”（“湖”字，关照生身父亲胡耀邦的意思）。解放后，刘世昌老汉把刘湖送到北京，交给耀邦夫妇。可是，耀邦夫妇却让刘湖在填写各类表格的“家庭成员”一栏中，一律填写刘世昌夫妇。40多年前，一度因战争导演出的悲凉故事，40年后却被友爱之手写成了喜剧。两位身份、地位差别很大的“父母”，竟拥有着同样一颗仁慈、善良、体贴他人的心。陕北——北京，两个家庭合在了一搭，常来常往，亲如一家。
我的心，被美丽的人情震撼了。
于是，在我刚动过大手术、脱离生命危险不久，就以虚弱之手握笔，记述下这个美丽故事。1986年，《报告文学》杂志、《人民日报》海外版同时刊载了我写的记实文学《两位父母》。
作品发表后，反响强烈。国内十多家报刊转载；远在美国的中国女留学生看过这篇作品后，写信给国内亲人：“我所在的学校，中国女留学生读了这篇作品后，都哭了。”日本女翻译——多田正子读过作品后，盛赞“中国人性美好”。
但是，作品发表后我心中却一直惴惴不安。因为我在写作过程中，没有条件向耀邦一家采访，不知道作品在耀邦家庭中的评价如何？我更担心作品会有与事实不符之处，引起两个家庭矛盾。于是，1988年春季，我将一份发表作品并附一封征求意见信，寄给胡耀邦同志。希望能够听听他一家人对于作品的意见。信发出后，我便去基层采访。直到年底返回兰州时，邻居女孩交给我一封存放在她家许久的挂号信。拆开信，我楞了，竟然是耀邦夫人——李昭同志寄来的信！李昭同志在信中写道：“接到您给耀邦同志关于《两位父母》的文章，算来已三个多月了，距我给您的第一封信到现在也是两个多月的时间。由于地址不详，我寄到兰州的信被退回来，只好多次托人打听，又找《报告文学》编辑部均无着落，最后只得找到人民日报社长，才查到您的确切地址……”
这是我的错！我没有写清地址，因为我压根就没有想到会有回音。
然而，耀邦夫妇却极其认真地写了回信，并对作品谈了看法、感想。他们对我的身体状况表示真诚的关心。李昭同志在信中写道：“当我们知道您是重病号，竟如此勤奋地工作和对我们的热情关切，深致谢意。还希望您能抓紧治疗，以期早日康复。如需要，我还可以代为介绍颇有疗效的中医大夫为您治疗，如有兴趣，希告我。”
最让我惊异的是：邮件中，还夹着一帧三首胡耀邦同志用毛笔题写的墨迹《答女作家姜安》：
（一）
霜月皎皎到中庭，弱女浓妆理素琴。
窗前嘎然一声响，料是孤鸿落寒汀。
（二）
世事匆匆各浮沉，风云叱咤多女英。
死神面前犹奋笔，君是巾帼罕见人。
（三）
沧桑变化寻常事，人间悲欢最牵魂。
谁能偷得蟠桃果，怜取卿卿锦绣文。
独特的墨迹，如书写者的性格一样，正直，奔放。落款“胡耀邦
不幸的是，在我收到耀邦同志墨迹后四个月，胡耀邦同志就因心脏病突发而离开了人世。
噩耗传来，我万分难过。当时，我正赴北京出差，在北京受到耀邦夫人——李昭同志邀请，专赴耀邦同志家中悼唁。我向耀邦同志遗像献了一条哈达。
此后，我与这（两）个家庭，建立了深深的友情。每次出差去西安，我常去看望此后移居西安的刘世昌老夫妇，直到刘世昌老汉逝世；赴北京出差、改稿时，我也抽空去看望李昭同志。每逢春节，我会寄一张贺年卡问候李昭同志。有时，我也收到李昭同志寄来的贺卡和信件。
由于当年耀邦同志书写这帧《答女作家姜安》三首诗时，正值他在山东烟台市治疗，墨迹书写后直接寄往兰州，所以至今耀邦同志的家人没能保存原件。有一天，我收到李昭同志写来的信，她请求我能将这帧墨迹的原件复印一份赠送她，以作永久纪念。这个要求再合理不过啦！收到来信，我立即将原件复印一份，寄给李昭同志，满足她的心愿。
这帧耀邦同志书写的墨迹原件，至今被我珍藏着。这件墨宝，不仅让我记住了一段往事，更让我记住了远远超越家庭友谊的人间真情。
（来源：《胡耀邦诗集》 原文由姜安提供）
沈宝祥：耀邦同志的泰山情和泰山诗
沈宝祥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胡耀邦同志两次上泰山。每次上泰山，都引起耀邦同志感情的激荡，或发议论，或吟诗。
耀邦同志第一次上泰山，是在一九八一年四月。这一年的四月下旬，胡耀邦同志去山东调查视察。
耀邦回京后，在一些讲话中谈了他上泰山的感受。我记得有一次对我们理论动态组的谈话中，他也讲到泰山。
胡耀邦同志用登泰山的精神来激励大家，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上奋勇前进。读了这段话，我们脑海中自然地显现出耀邦那激情澎湃的形象。时隔七年之后，耀邦又一次上泰山。
一九八八年八、九月间，耀邦同志在山东烟台休养，住东山宾馆。九月中旬，他在回京前，去栖霞、蓬莱看名胜古迹，第二天即去济南。
重登泰山
重来仰止竟不同
车如流水马如龙
曾覩蹭梯叩玉阙
又添乘索捉飘风
倒提湍泉迎上客
裁剪翠色送归鸿
闻说天涯比邻友
明晨相聚观日峰
胡耀邦
戊辰•秋
（＊：观日峰，泰山有景点名曰“日观峰”）
胡耀邦一行由中天门坐上缆车，登上南天门，漫步天街，与众多游人一起，向岱顶攀登。游人们惊喜地发现耀邦，向他招手致意，耀邦向他们点头微笑，亲切问候。耀邦一路询问卖东西的大嫂生意如何，与泰山挑夫亲切交谈，为大学生们签名留念，同碧霞祠的道长探讨道教渊源，与外国青年人合影。耀邦在大家簇拥下登上泰山极顶。他凭栏而立，俯视逶迤群山，远眺齐鲁原野。此时，他是什么样的思绪呢？！
回到御座宾馆以后，耀邦又在大纸上书写《重登泰山》诗，将诗题改为《再登泰山》。
回京后，耀邦又将此诗抄写送李锐同志，请他修改。后来，耀邦对登泰山诗又作较大修改并书写。
其一：
重登泰山 倒提湍泉迎上客
裁剪翠色送归鸿
重来仰止竟不同
车如流水马如龙
曾覩蹬梯叩玉阙
又添乘索捉飘风
晓鸡声中观日出
昏鸦未栖抵莱蓬
闻说天涯比邻友
明朝相约踵相踪
经修改后的这一首诗，增加了“晓鸡声中观日出，昏鸦未栖抵莱蓬”句，特别耐人寻味。
胡耀邦在七年后再登泰山，首先看到：“车如流水马如龙”的热闹景象。泰山的游人多了，旅游事业发展起来了，他当然会高兴。再看诗中“昏鸦未栖”句，则流露出他的另一种心绪。耀邦两次上泰山，境遇和心情之差别，如此之大！
其二：
再登泰岳
车如流水马如龙
仰止重来竟不同
曾覩蹭梯扪玉阙
又添乘索捉飘风
倒提湍泉迎上客
裁剪翠色送归鸿
闻说天涯比邻友
明晨赛聚日观峰
这次又作了较多修改。耀邦在诗后注明：应以此定稿。以上两次修改，均未写时日。
耀邦的泰山诗，我共看到他手写的五个稿，足见他的重视和情深。
（来源：《胡耀邦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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