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虾汇海鲜自助怎么样:“五大臣出洋”领头人载泽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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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泽是晚清清宗室中值得一说的人物。载泽是康熙的第六代重孙,初为辅国公,后晋镇国公。他娶了慈禧太后二弟桂祥长女静荣为妻,而静荣的妹妹就是光绪帝的皇后,也就是宣统时代的隆裕皇太后。 

           

1905年7月,由于日俄战争的刺激,立宪呼声在全国响起,清政府为了能够挽救危机中的清王朝,内部的立宪势力也在等待时机,当时孙宝琦、张之洞等都奏请清政府派遣亲贵,分赴西方各国,以考察政治。

 

1905年7月16日,朝廷发布上谕,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为出国考察政治,是为“五大臣出洋”。

 

9月2日,五大臣准备从北京正阳门车站启行,各界人士前往送行,此时却发生了谋杀爆炸事件,其中载泽轻伤,而绍英的伤势较重,另外随员与送行人员死伤十余人,此举为革命党人吴樾所为。

 

爆炸事件发生之后,国内的有识之士都很着急,生怕朝廷就此改了主意。实际上,朝廷已经不可能改主意,因为这也是当时的国际形势所迫。这年10月,俄国沙皇颁布《十月宣言》,着手政治改革,召开国家杜马(议会),也就是说,西方列强中最后一个专制政权也宣告结束了。

 

光绪和慈禧得知这消息,立刻召见载泽,催促他们要抓紧出洋考察。

 

“五大臣出洋”因吴樾炸弹谋杀案而推迟,原定出国的兵部侍郎徐世昌因任任巡警部尚书,商部右丞绍英在谋杀案中受伤较重,均不能成行,清廷另任命尚其亨、李盛铎代替。五大臣出国的路线是由德国驻华公使代拟和安排的。11月25日,清政府设立考察政治馆,所谓宪政筹备机构。由于各种原因,出洋五大臣最终被确定为载泽、尚其亨、李盛铎、戴鸿慈、端方,共分两路,其中前三人为一路,后两人为一路。

        

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于12月7日离京赴沪,19日从上海出发,途径日本,后抵达美国,取道英、法到达德国,继考察奥、俄、意三国,并有力了丹麦、瑞典、挪威、荷兰、瑞士等过,1906年7月21日返归上海,其正式考察的国家为美、德、奥、俄、意五国。

        

镇国公载泽、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锋于1905年12月11日离京赴沪,1906年1月14日离沪抵日,后途径美国到达英国,再赴法国、比利时,李盛铎留任比利时国大使,其他两人与7月12日返抵上海,其正式考察的国家是日、英、法、比四国。

 

五大臣中的头一名,是身份为皇室宗亲的载泽。他也是五大臣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出洋时尚未满30岁。其余四人,都在四五十岁,最大的戴鸿慈,已经52岁。 

 

        

这此五大臣出洋考察历时半年余,其中重点考察了美、德、俄、日、英、法,这都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国,其中尤其是以采取君主立宪制国家的日本、英国、德国为重中之重。考察的结果实际上是为选择君主立宪制模式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政策依据:美国与法国是民主共和政体,清政府绝得不能效法;英国是虚君,亦不能效法。所以日本无疑就成立中国清政府效法之首选。

 

载泽出洋考察结束回国后,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将日本宪政摆在列国之首,奏请仿日德例,改行君主立宪政体。载泽还著有颇具史料价值的《考察政治日记》。

 

在日本考察时,载振感触很深。除了天皇接见,日本的前首相、明治维新的元老伊藤博文还前来拜会了中国考察团,他们之前有过一场长谈。在载泽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场谈话:

 

载泽问:我国考察各国政治,锐意图强,应该以什么为纲领呢?伊藤博文答: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 

 

载泽问:我国立宪,应该师法哪一国家为最好?伊藤博文答:各国宪政有两种,有君主立宪国,有民主立宪国。贵国数千年来为君主之国,主权在君而不在民,实与日本相同,似宜参用日本政体。 

 

载泽还问:君主立宪与专制有何区别?伊藤博文答: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立宪国的法律必须经过议会议决,呈君主裁定,然后公布。不像专制国的法律,君主一个人说了算。法律公布之后,全国人民都得遵行,没有一个人不受到法律的约束。 

 

他们还谈到人民的言论自由、立宪国君主与政府的权力等。这场谈话,伊藤博文全部用英语作答,由中国考察团中的随员柏锐口译。   

        

当然,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同时,还带回来很多关于西方宪政制度与思想的资料,这些促进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实行“预备立宪”。 清末的“预备立宪”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是其意义仍然重大,它是中国两千年封建与专制制度的第一次向“宪制”的过渡,也是中国封建与专制社会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

 

载泽在晚清政治改革中态度积极,贡献良多,属于倾向于改革的开明皇族。光绪三十三年(1907),载泽任度支部尚书,次年加贝子头衔;宣统元年(1909年),载泽任筹办海军事务大臣。次年任纂拟宪法大臣;宣统三年(1911),载泽任皇族内阁(庆亲王内阁)度支部大臣兼盐政大臣,与庆亲王甚为奕劻不和。

 

关于载泽与庆亲王奕劻不和,末代皇帝溥仪的回忆颇为有趣——“奕劻在西太后死前是领衔军机,太后死后改革内阁官制,他又当了内阁总理大臣,这是叫度支部尚书载泽最为愤愤不平的。载泽一有机会就找摄政王,天天向摄政王揭奕劻的短。西太后既搬不倒奕劻,摄政王又怎能搬得倒他?如果摄政王支持了载泽,或者摄政王自己采取了和契劻相对立的态度,奕劻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所以在泽公和庆王间的争吵,失败总是载泽。醇王府的人经常可以听见他和摄政王嚷:‘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的,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摄政王总是半晌不出声,最后说了一句:‘好,好明儿跟老庆再说……’到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奕劻照他自己的主意去办事,载泽又算白费一次力气。”

 

在武昌起义发生后,曾为开明皇族代表的载泽的态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坚定反对向南方革命党让步,力主杀袁世凯以谢天下。所以到了民国,载泽是铁杆的政治反对派,暗中参与宗社党的活动。待张勋复辟,载泽更是深度介入。1928年7月孙殿英盗掘慈禧太后陵墓之后,载泽还曾代表清皇室到清东陵将慈禧太后遗体重新安葬。1929年6月,在北京穷困落魄的载泽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郁郁而终。(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