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风波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风波

发布时间：2011-03-30 10:48 作者：邵建

 　　1905年，囿于各种压力，清廷上层接受立宪主义的政治主张，决定试探性地往宪政方向转型。它的第一步便是简派官员分赴海外，实地考察各国政治。但这一步迈出得并不顺利，五大臣尚未离京，便受到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袭击。

  　　在光绪1905年7月16日的诏书中，派出大臣是四位：载泽、戴鸿慈、徐世昌和端方，满汉各二，有王公、有廷臣、有疆吏，分布均衡。十来天后，又下谕旨加派绍英，共五人。应该说，清廷为立宪预备，先派人考察西洋政治，是很慎重的举措。这一举措颇得当时舆论之赞同，但革命党对满清立宪持反对态度。1905年刚创刊的革命派杂志《醒狮》，其第一期刊登宋教仁《清太后之宪政谈》的文章，批评清廷立宪。文章开头引用了这样一个信息：“今日满政府有立宪之议，有某大臣谒见西太后，西太后语曰：‘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侯调查结局后，若果无碍，则必决意实行’云云。”这是清廷上层真实心态的流露，它不了解立宪，因而对立宪也不先在拒绝。后人往往多从革命党的角度指清廷立宪为假立宪（如《民报》创刊第一号便有这样的表述：“假考察政治之名，以掩天下之耳目”），至少从这里看，这种说法站不住。当然，革命党是反对由清廷来主导立宪的，它的目的是推翻清廷。因此，当五大臣出洋考察为清廷立宪迈出第一步时，便遭到了来自革命党人的狙击。   　　1905年9月24日（农历8月26），是五大臣离京出洋的日子。所谓出师不利，可看五大臣之一戴鸿慈当天的日记：“辰初拜祖，亲友踵宅送行甚众。十时，肩舆至正阳门车站，冠盖纷纭，设席少叙。十一时，相约登车。泽公先行，余踵至。两花车相连，泽、徐、绍三大臣在前车，余与午桥（即端方，笔者注）中丞在后车。午帅稍后来，坐未定，方与送行者作别，忽闻轰炸之声发于前车。人声喧扰，不知所为。仆人仓皇请余等下车，始知有人发炸弹于泽公交车上。旋面泽公，眉际破损，余有小伤。绍大臣受伤五处，较重，幸非要害。徐大臣亦略受火灼，均幸安全。”当即，除了绍英被送往医院外，其它几位大臣商定“改期缓行”。次日，戴、徐、端三位早起进宫，还是戴鸿慈的日记：“八时，蒙召见。……余与徐、端两大臣各据所见奏对。皇太后垂廑听纳，复慨然于办事之难，凄然泪下。”   　　当炸弹引爆时，满车惊慌，却不知炸者为谁。引爆者虽然自炸而亡，但面部尚可辨认，当时即拍成照片，行文至各省辨认，被认出为直隶高等学堂的学生吴樾。吴樾，安徽桐城人士，与陈独秀同乡，是当时桐城派领袖吴汝纶的堂侄，士绅家庭出身。入读保定高等学堂时，深受反清革命书籍之影响，后又结识革命党人，遂走上革命道路，并经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他的革命举措主要是对清廷大员的暗杀，并认为现今的时代就是暗杀的时代。当他决定在五大臣离京之日采取刺杀行动时，先行写好两封信寄往他的一位海外朋友。待其朋友收到来信，爆炸事件已经发生一个月了。该朋友便以“烈士吴樾君意见书”为题，将后一封信当作他的遗书节录在《民报》第三期上。从这封信来看，吴樾痛恨当时梁启超等人的立宪主义，认为“立宪主义徒堕落我皇汉民族之人格，侮辱我皇汉民族之思想。吾辈今日非极力排斥此等谬说，则吾族无良死心塌地归附彼族者必日加多。”但，立宪业已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潮，并且舆论已经有效地带动朝廷。只是在吴樾看来：“立宪之声嚣然遍天下，以诖误国民者，实保皇会人为之倡。宗旨暧昧，手段卑劣。进则不能为祖国洗濯仇耻，退亦不克得满洲信任。”至于清廷被卷入立宪，吴樾认为也是满人别有用心，不过是要“增重于汉人奴隶之义务”。这是他的忧愤：“考求政治、钦定宪法之谬说伛儴于朝野间。哀哉！我四万万同胞稍有知识者相与俯首仰目，怀此丝毫无利益我汉族之要求。谬说流传，为患蓋剧。”当他决定采取行动时，这样告白世人：“樾生平既自认为中华革命男子，决不甘为拜服异种非驴非马之立宪国民也，故宁牺牲一己肉体，以剪除此考求宪政之五大臣。”   　　百十年来，吴樾被视为革命志士当无疑也；而且他的革命英迹也颇为流传。今人余世存编辑的《非常道?英风第八》便载有吴樾的两则革命轶事，这里且录“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陈独秀20岁时，与革命党人吴樾相争刺杀满清五大臣，竟至于扭作一团、满地打滚。疲甚，吴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陈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对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遂作易水之别。后吴引弹于专列，就义，重伤清二臣，时年26岁。应该说，该事有无很难考证，而且该轶事主人公的年龄也有所不确。吴樾1878年生人，陈独秀比吴小一岁，为1879。吴1905年行刺时27岁，陈是年26岁，非20岁。   　　吴樾爆炸案发，举国哗然。南方立宪派领袖张謇在他自订年谱中有这样的记述：“政府遣五大臣考察欧洲各国宪法，临行炸弹发于车站，……是时革命之说盛矣，事变亦屡见。余以为革命有圣贤、权奸、盗贼之异。圣贤旷世不可得，权奸今亦无其人，盗贼为之，则六朝五代可鉴。而今世尤有外交之关系，与昔不同，不若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然革命者仇视立宪甚，此殆种族之说为之也。”观以上吴樾遗书，充斥全篇的，正是这种志决排满、舍身相拼的种族主义倾向，这是当时最能抓住年轻人的地方，而且也果然抓住了年轻人。   　　如果张謇可以代表立宪派对革命派的看法，那么，在立宪派之外，舆论界和学堂对吴樾之举又持什么态度呢。1905年秋刚刚创刊的《民报》第一号，有一篇题名为“怪哉！上海各学堂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的文章，可以反映当时的一些情形。文章开头便呼曰：“学堂者汉族之学堂也，报馆者汉族之报馆也。其于满奴之受惊，宜拍案大叫曰：惜乎其不死也；其于烈士以身狥者，宜大表哀敬之辞，率全国之学堂报馆而开一大追悼会。”然而，实情相反，“今于烈士之死，则目为病狂丧心；于满奴之悻免，则慰之幸之，何其颠倒如是其甚也。”该文把满清喻为魔鬼，称“盖鬼可畏者也，鬼而变易面目使人不知其为鬼而亲近之，则可畏愈甚”。五大臣出洋就是变易其面目以掩饰以前之鬼脸，可惜国人不察，“于烈士而痛恶之，于满奴而慰问之”。该文结尾十分悲怆：“以文明之代表如学堂报馆者而犹若此，中国其无望矣乎，吾汉人其永为魔鬼所食乎。”围绕吴樾事件包括吴樾事件本身，可以见出革命党与立宪派有着明显不同。如果革命派的革命意图只在种族而不在政治，立宪派的立宪诉求却只在政治而不在种族。   　　立宪派与革命派互为仇家，彼此怎么反对也不为过。但，当时重要的媒体如《大公报》《申报》等，尽管与两党无涉，却基本上站在立宪派这一边。这里，不妨看看《申报》对此一事件的看法。“论五大臣遇险之关系”是1905年农历9月8日《申报》刊出的文章，其时吴樾的身份尚未查出，《申报》便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揆度情形，必出于反对立宪党者所为无疑，而反对立宪党又非出于旧党而必出于新党中之激烈者无疑。夫新党中之反对立宪党，非所谓革命排满党而谁哉？彼党之主义，在于颠覆满洲政府，故日夜伺中国内乱之起，有间可乘则举革命之旗以起事，其宗旨与立宪如水火之不相入。”“今见立宪之意出自朝廷，而将有实行之期也必大惊骇，……是则彼党之宗旨将全归失败，其必欲出死力以阻遏之也固宜。”这样的判断已经见出了《申报》的倾向性；其所以如此，盖在于它对立宪多有期许：“日俄之胜负分，而立宪专制之胜负亦自此定。二千余年专制中国乃亦如长梦之忽醒，而朝廷外始有立宪之议，于是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之举。斯固我国民所祷祀以求、馨香以祝，冀我中国之前途大有所发展者也。”从这里可以看出，《申报》的立场也是政治立场而非种族立场，它不但不赞成吴樾的刺杀行为，甚至认为“是举之不足为新政之阻力，而反足巩固立宪之基础”。因为“凡物莫不有反动力，政府之欲摧锄民权也，而民权之说愈沸腾不可遏，其反动力使然。民党之欲摧锄立宪也亦然，挠之愈力，而立宪之成立将愈速。”   　　立宪之成立是否愈速，则取决于五大臣是否还能出洋。端方是体制内坚定的立宪者，他在致电沪上报界时说：“炸药爆发，……益征立宪之不可缓也”。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进宫面见太后，请求朝廷坚持原议，准许五大臣及早放洋考察。另外，一些地方督抚和出使大臣也纷纷致电政府，指出只有变法立宪，才能消泯革命；故考察之事，不可因其意外而受阻。应该说，吴樾的行为让清廷上层甚为惊恐，爆炸事发，京城谣言四起，慈禧为防刺客，甚至把圆明园的围墙加高一米。但，正如《申报》所言，革命党的作为，反而可以促进立宪。当体制一旦形成以立宪防堵革命的共识，事情便容易出现转机。固然体制内也有盛宣怀这样的立宪反对者，“力陈立宪之不利于国家”；但这毕竟是少数，已经很难形成气候。爆炸事发月余，朝廷就重新下谕，载泽、端方、戴鸿慈不变，改派尚其亨和李盛铎代替另有新任而无法脱身的徐世昌和受伤了的绍英，仍然是五大臣出洋的阵容。1905年12月7日，戴鸿慈、端方作为一路，率先出京。数日后的12月11日，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路也离开京城。两支人马先后到达上海。12月19日，戴、端一行启程，由日本取道太平洋而赴美。载泽一路首站考察就是日本，因新旧年交替，日本朝内事繁，外务部嘱其缓行，故直到1906年元月14日，方才挂帆去国，开始日本的考察之旅。开弓没有回头箭，西去的这两支政治考察使团，以他们对欧美诸多国家的考察，从而成为清廷政治现代化转型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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