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元灵大全:钱玄同其人其事

钱玄同其人其事

作者：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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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乐无家不出家，不皈佛法没袈裟。
　　推翻桐选驱邪鬼，打倒纲纶斩毒蛇。
　　读史敢言无舜禹，谈音尚欲析遮麻。
　　寒宵凛冽怀三友，蜜橘酥糖普洱茶。
　　这是钱玄同写于1934年的一首诗。诗的中间4句所张扬的战斗精神，可谓他一生的真实写照。白话文学、新式标点、改直行为横行、废圣逆伦、用夷变夏、汉字革命等等，桩桩件件，都与钱玄同紧紧相连。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他的呼唤与呐喊，是那么的振聋发聩，启人心智，引领青年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深衣爬翁
　　
　　他自幼便受传统的旧式教育，父亲是他的授业先生。还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他就知道作为臣民不能直呼皇帝的名字，所以，书写时，有些字是一定要改变原来的字形，如“玄”字要去掉末点，因为康熙皇帝名玄烨；“顒琰”的“顒”字要割去右边“頁”的两只脚，“琰”字右边的“炎”，下边的“火”要换成“又”字，因为嘉庆皇帝名顒琰；“寧”字要借用“寗”，因为道光皇帝名旻寧。还有什么“国朝”、“圣断”、“芝殿”等等，这些烦之又烦的鬼玩艺儿，使年少的钱玄同受害匪浅，以至到12岁，当他看到一本日本人编的《万国史记》中，直呼满朝皇帝的名字时，竟然很不自在，感到很难过。
　　然而，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岁月，20世纪初，清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各类反清言论和书刊已成浩然之势。国学大师章太炎鼓吹排满革命，直斥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真如平地春雷，石破天惊。他正是在读了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后，忠君保皇的思想突然来了个底朝天，这一年，他16岁。他说：
　　读完太炎先生此书，方恍然大悟二百年以来满廷之宰割汉人，无所不用其极……章、邹底主张，实在是“有理呀有理”！一定非革命不可。
　　自此又陆续看了些《浙江潮》、《江苏》、《汉声》、《黄帝魂》、《警世钟》、《訄书》、《攘书》之类，认定满洲政府是我们唯一的仇敌，排满是我们唯一的天职。
　　1906年，他东渡日本，留学于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次年，他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并改名为“夏”，按《说文解字》的解释，“夏”是“中国人也”。那时候，日本称中国为“清国”，而轻蔑的称呼则是“支那”。可是，他宁可说自己是“支那”人，也从不称自己是“清国”人，他辩解说：“因为的的确确是支那国人，的的确确不是清国人。”
　　1908年冬，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日本房东悲悲戚戚地端出素菜来，钱玄同很不解，房东又挂着一副悲哀的脸色说：“因为贵国的皇帝、皇太后崩御了，这是贵国的哀日，所以……”房东的话还没说完，他已把那些素菜碗碟一一摔破，气愤地说：“这是对我的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快步走上街头，本想到中国人开的饭店，大吃一顿，没想到这些饭店的中国老板，竟如丧考妣，统统关门志哀。无奈之下，他只得买了猪肉和牛肉罐头，和着已经冷却的饭菜，美美地开了荤，以示喜悦的心情。
　　他还特意做了一份《纪年检查表》：“于宋亡以后，徐寿辉起兵以前，均写‘宋亡后几年’，而附注‘伪元某某酋僭称某某几年’；于明亡以后，洪秀全起兵以前，均写‘明亡后几年’，而附注曰：‘伪清某酋僭称某某几年’，于洪秀全亡以后，民国成立以前，均写‘太平天国亡后几年’，附注同上。”这种繁琐的纪年法，他也觉得“过于迂谬”，然而，他的愤激的“排满心理”，由此可见一斑。
　　
　　他终于盼到这一天，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中国的封建专制政体终于崩溃。次年3月，他到浙江教育司做科员工作。一天，他戴上“玄冠”，穿上“深衣”，系上“大带”上班。据《礼记》：“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这一身古怪的行头，令同事感到滑稽好笑，而他却借此表达强烈的仇满复古的意识。还是在东京留学时，他和鲁迅、周作人、许寿裳师从章太炎，每当章太炎讲完课，大家在塌塌米上席地而坐时，他的话匣子便最先打开，说起来就像连珠炮似的。而且，他最易激动，谈到精彩处，不由得在坐席上乱爬，所以，鲁迅和许寿裳便给他送了个雅号“爬来爬去”，又称“爬翁”。
　　宣统被赶下皇帝宝座，可是，没多久，袁世凯又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做起洪宪皇帝。这一切令钱玄同感到十分痛苦，他说：“玄同自丙辰春夏以来，目睹洪宪皇帝之返古复辟，倒行逆施，率致败亡也；于是他受刺激，得了一种极明确的教训，知道凡事是前进，决无倒退之理。”溥仪在张勋辫子军的喧嚣中，又狐假虎威地复辟了帝制。民国初年的这些乌烟瘴气，将钱玄同憋闷得进退维谷，他开始反思，所谓国粹便是帝制思想的总根源。
　　溥仪的皇冠被打落了，可是，居然还在故宫内做起国中之国的“皇帝”，对此，钱玄同极不赞同，至于民国政府给这位倒台皇帝的那些优待条件，他更是感到莫名其妙，岂有此理。他发表文章敦促溥仪废除伪号，搬出伪宫，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国民。1924年11月5日，在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强大压力下，溥仪不得不搬出故宫。钱玄同得知后，立即在《语丝》上发表《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升迁之喜并祝进步》。他在文章中，对皇帝表示最轻蔑的态度，将之与强盗、瘪三、青皮、痞棍、地主、王爷并列而称，说他们虽然贫富苦乐不同，但都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健全的人。文章说，如今，溥仪“超出帝籍，恢复他固有的人格和人权了！爱新觉罗·溥仪君！我很诚恳的向你道喜：‘恭喜，恭喜！恭喜您超升啦！’”
　　他给溥仪指出了一条新的人生道路，看看《新青年》和《晨报副刊》，补习一下科学知识，选读几篇白话文，二年后报考高中或大学预科，或到国外去留学，千万不要去读二十四史。他是在提醒溥仪，千万不要再去做皇帝梦，千万警惕那班封建的遗老遗少，因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引颈而望，企图复辟帝制。事实证明，他的警觉是很有预见性的，不几年，日本军国主义便把溥仪居为奇货，封为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实行血淋淋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计划。
　　
　　作狮子吼
　　
　　
　　1913年，钱玄同来到北京，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地理部及附属中学国文、经学教员，兼北京大学预科文字学教员。第三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增设国文部，他又改任国文部教授，兼北大文字学教授。1917年1月，蔡元培执掌北大，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召来了新派领军人物陈独秀，于是，北大兴起了新文化的波澜。钱玄同的《致陈独秀信》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同时在《新青年》发表，他在信中说：
　　 顷见六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公前疑其所谓文法之结构为讲求Ｇｒａｍｍａｒ，今知其为修辞学，当亦深以为然。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其实，他在日本留学时，因追随章太炎而创办《教育今语杂志》时，便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了，算来已早于《新青年》10年左右了。当时，在北大执教的学者，多是章太炎的门生或故交，对文学革命大多采取排斥的态度。而他作为章门高足，且又是名流学者，他的加入《新青年》的行列，其影响肯定是非同一般的，难怪陈独秀在给他的复信中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不景从也。”
　　1917年8月1日，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建议《新青年》顺应潮流，由直式改为横式，并且说，《新青年》既然提倡白话文，那么，自己就“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像胡适那样，尝试着做白话文，“若是大家都肯‘尝试’，那么必定成功。”他还提出，文章不要盲目用典；小学课本、报纸旁要标注音字母；文章加标点符号；使用阿拉伯数字；以公元纪年；文章书写改直行为横行，自左而右，横迤而书等等。这些科学而又大胆的建议，后来大多被采纳并应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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