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精神的另类解读文稿（下）
王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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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20世纪在俄罗斯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曾经进行过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浩大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试验，这就是红色苏联。曾经有许多的国家、许多的民族都对它寄予了厚望，然而仅仅是在70多年之后，红色苏联轰然倒塌了，俄罗斯也迅速地走向了衰落。那么是一种什么样的民族精神影响了20世纪的苏联？今天有关这个话题，我们也继续邀请到了著名的民间文化学者王康先生。有请王先生。
短片介绍嘉宾
王康简介
王康生于中国现代历史一个最关键的年头：1949年。这个年头使他成为一个宿命论者和天生的理想主义者。
大学期间他以独具的风骨和才华成为西南最高师范学府自1957年来第一个学生文学社社长，并因此自决于中国式经济仕途、学院翰林之外。耿于沉思，疏于著述，不求闻达，不意被封“民间思想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王康以布衣之身撰写“中国改革宪章”，名动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为题，撰写叩问“中国往何处去”五集政论片。抗战胜利50周年以九集电视片《抗战陪都》倾服众多业内人士。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天命”已略知。
主持人：好，下面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王康先生，继续给我们进行他的主题演讲——《俄罗斯精神的另类解读》。
导视小片
十月革命能否让俄罗斯一劳永逸，它会不会是通往乌托邦的捷径？70年红色政权成就谁人的梦想，又将谁的希望粉碎？俄罗斯的精神在这段历史时期进行者怎样的演绎？《世纪大讲堂》邀请王康先生将继续为您阐述《俄罗斯精神的另类解读》下半部分。
王：十月革命的产生，几十年当中，世界上有一半的人都认为，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人类解放的道路，是真正的、最后的斗争，十月革命将一劳永逸地解决俄罗斯的问题，解决全人类的问题。有反对的、有怀疑的，但是有相当多的人是相信的，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但是74年过去了，就像旧的俄国一样，就像旧的俄国的救世主义一样，由十月革命所开创的带来的新的俄罗斯和人类解放的这条道路，走到尽头。十月革命之后，俄国面临着战争、饥饿，也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武装干涉，还面临着来自共产主义内部的质疑，尤其是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质疑。
首先是卢森堡，这个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特别极端的、特别无私勇敢的女革命家，她被称为嗜血的罗刹。
她对俄国革命首先是高度地肯定，但是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她发表一本书，叫《论俄国革命》。这应该是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对俄国革命的公开信，她指出了：没有自由的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言论自由，没有正常的公众生活，社会生活就会被窒息，会萎缩。然后社会上就有一批精力充沛的职业的政治家们来统治着，不时把那些工人们叫起来，让他们聆听革命领袖的教诲，然后在已经通过的决议上鼓掌通过，她说这种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少数人的专政，那是雅各宾派的专政。这种社会理想走下去，一定会导致一种结果，那就是禁止和消灭一切反对派，一直到枪决人质，一直到建立一个新的暴政，这是一条强大的历史规律，任何党派都不能违背。
列宁做出了回答。列宁说，所有的欧洲的革命家们，在十月革命之后，都没有对俄国说三道四的资格。1922年，第二国际的右派领袖，第二国际的理论权威，恩格斯的私人秘书卡尔·考茨基，发表了一本更尖锐的批评的一篇文章，叫《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对俄国革命全盘否定。他说，布尔什维克本来是国民，国民会议，就使得国家杜马的坚定的参加者和拥护者，但是一旦国家杜马成了绊脚石，他们就把他一脚踢开，本来他们是死刑的坚决反对者，但是他们建立在一个残酷的人权，本来他们是要铲平阶级差别，但是他们建立了更为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本来他们要消灭官僚主义，但他们重新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政权，本来他们准备把，要没收一切个人资本，但是后来他们把，恨不得把俄国的一半的矿产卖给美国资本家，以换取他们的帮助，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准备对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做出一切让步，但是他们不对民主和自由开门，因为民主和自由就意味着他们的垮台。考茨基说，俄国的革命的热月9日，就是他们的复辟必将会到来。
列宁最恼怒的还不是来自欧洲的谴责，他最恼怒的是来自俄国革命内部的反沙皇的、以前并肩作战的、孟什维克的指责。孟什维克，包括普利汉诺夫，在十月革命之后，激烈地谴责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尤其在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那几年，说你们的完全是乌托邦建立的，其中最有名的是列宁和他的老战友索罗蒙的一段经典的关于乌托邦的对话。
索罗蒙说，同志，布尔什维克和十月革命给俄国造成的和即将带来的是不折不扣的乌托邦，而且是血腥的乌托邦。列宁立即用他的雄辩回答说，这里没有任何乌托邦，这里就是社会主义，俄国正在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说，哈哈，你还耸肩膀，我告诉你，让你吃惊、让你大跌眼镜的时候还没到来。俄国算什么，俄国只是一个阶段，我们将通过俄国、通过这个阶段，走向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真正对十月革命的未来担忧不已的，恰恰正是列宁本人。
1922年的9月30号，列宁给苏共十二大写信，他因为病体缠身，没法参加会议。叫《致代表大会的公开信》，这封信和其他的文献被认为是列宁的政治遗嘱。这封信里面提出了很重要的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其中一段话是这样的，列宁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这个职位上撤下来。所有的俄国问题专家都没法回答为什么撤下来，为什么这封信没有在苏共十二大公开地宣读，成为一个真正的公开信。列宁说，因为斯大林这个人太粗暴，而且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斯大林岂止太粗暴，斯大林为什么能掌握无限的权力？为什么没有能够进行必要的制约和监督？列宁接下来继续说，这在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来往中间，是完全可以容忍的，这也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对于革命的未来，也许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列宁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清醒的而且是非常正确的。
有三点，第一，刚才我说了，列宁这封信是1922年的9月底写给十二大的，还有两年多时间，为什么没有在苏共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面公开地宣读,有种种原因.第二，如果宣读了，斯大林会下来吗？第三，如果按照列宁的愿望，他建议把斯大林撤下来，换上另外一个人，这个同志在各个方面和斯大林都一样，只是比斯大林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对同志更少任性，如果换了这么一个人，比如布哈林，那么俄国的道路会不会不一样？不管列宁他怎么样预感到有不祥的预兆，俄国革命后来可能产生有党的分裂，带着革命走入歧途,不管他怎么样担心，他都没法想到，斯大林执掌大权之后，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之后，将把俄国带上一个什么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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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革命红潮，谁在坚信 谁在质疑,又是谁在指责？
遭遇血腥风暴，谁将为此葬送,谁该为此负责?
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遭受了什么？
——世纪大讲堂《俄罗斯精神的另类解读》正在播出
有一本书叫做《让历史来审判》，由苏共的著名的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写的，副标题是《关于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和后果》。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对苏联，俄罗斯历史的一本启蒙教材。
我这个人，是一个很健忘的人，但是这本书里面，关于苏联的苦难和罪孽，尤其关于苏联的死亡数字，我可以过目不忘，印象太深刻，我给各位简单地把这个清单的很小一部分，把它背诵一下/被称为列宁禁卫军的苏共第六届委员会领导了十月革命的六届委员会，三分之二的成员，在列宁死后被处决或自杀。在列宁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十一大，27名中央委员，20名被处决或自杀，在列宁死后的召开的十五次代表大会上，7名政治局委员，除了斯大林本人之外，其他6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和托洛茨，还有那个基诺夫，统统被处决或暗杀。由列宁任主席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人民委员，除了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之外，几人之外，其他11个人全部被处决或自杀。从1919年到1934年，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31名政治局委员，28人被处决或自杀，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有1108人被逮捕，139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110人被处决或自杀。以被称为红色拿破仑，卓越的战略军事家米·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红军政治部主任，马尔尼克元帅，红军总参谋长，叶戈罗夫元帅，红军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列宁格勒卫戍区司令雅基尔元帅为首的红军将帅和卫国战争的英雄们大批地被处决了。
我所说的这个清单，只是冰山的一角，还不包括大批的宗教界的人士、知识界的人士、科学界的人士，少数民族的人士。
麦德维杰夫在1989年序言里面曾经说过一段，是我们这一代人，思想仍然完好。麦德维杰夫说，不对，斯大林时代，承受打击的是人，也是思想，社会主义思想本身遭到惨重的打击，凡是对千百万人在斯大林的暴政下面死于非命的这个，这…的这个历史，有良知、有判断力的人，都会承认，新俄罗斯的苏联的社会理想被摧毁了。麦德维杰夫的勇气和坦率，他的深刻，就在于此。
实际上从斯大林1953年去世到1991年苏联解体的48年间，苏联共产党的上层，俄罗斯的良心界，一直在提出抗议，而且是用公开信的方式。1937年是莫斯科审判最甚嚣尘上的时候，有3名苏共上层人士在海外用公开信的方式，表达了和斯大林的决裂。一个是苏联军事工业研究院的院长，克利维茨基，这位将军，他在法国发表声明，和斯大林宣布决裂。他说，现在正在莫斯科审判的那些人，他们不仅仅是老布尔什维克，不仅仅是些老年人，他们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功臣，他们经历了所有的内战，饥饿，寒冷，他们是创建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批功臣。接着在希腊，苏联政府驻希腊全权代表巴尔明发表了公开信。他说如果我现在回到国内去，我再为斯大林政府效劳的话，就是违背起码的道德准则，就是为每天在苏联进行的反苏联人民的罪行，就参加这个罪行，就是违背我自己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这种信奉。
另外一个是十月革命的一个功臣，社会民主公党的喀琅施塔得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后来的海军司令员，拉斯科尔尼科夫斯基，他写信给斯大林。他说，斯大林，你开创了在我们的时代，在俄罗斯历史上，一个被称为恐怖的时代，所有的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受了迫害，整个俄罗斯都在血腥的魔鬼般的旋转木马上转圈。
一直到70年代，俄国最有良知最有智慧最有勇气的知识分子不停地给苏联当局写信，要求他们采取重大的改革，挽救俄罗斯。1971年的3月5号，苏联的氢弹之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萨哈罗夫，致信当时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他特别告诫他，面对俄罗斯整体社会的信仰的危机，对理想的失望，非人道化的趋势，俄国政府必须有魄力地灵活地坚决地进行重大的改革。1973年的9月5号，另外一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给苏联领导写了公开信，这封公开信非常长。他详细地对俄国的内政、外交，俄国和中国的关系，意识形态的问题，俄国在精神上的出路，俄国和西方的关系，表达自己的看法。他说，从19世纪，从西方刮来的这股黑风，那个所谓的先进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他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让俄国人付出了6600万的代价，这个统计数字是莫斯科大学的著名的统计学家库尔干诺夫教授统计的，索尔仁尼琴在这封信的背后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现在已经55岁了，他说我的道路可以证明，我这个人不看重物质享受，我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我在俄国的历史面前，对自己这封信负重大的责任，但是如果不，不承担寻找出路的责任，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更为重大。
苏联的领导人们，就跟旧俄国的沙皇们一样，完全不听从俄国的这些能写公开信的俄国的这些良知，这些战士们的语言，声音，最后俄国走向一个什么地步，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当一个乌托邦的理想，一种救世的精神降落的时候，会带来无穷无尽的期待、欢呼、奋斗、牺牲。当一种乌托邦的理想被粉碎的时候，同样会带来无穷无尽的惊讶、哀伤、失望。
我经常想，旧俄国和新苏联它们之间在精神上是什么关系。大家可能知道，巡回画派的一个著名的代表列宾有一幅画叫《不期而至》，画面上大概是这样的，黄昏时分，一位头发已经斑白的妇女，正在做晚炊，一个8岁的男孩，那个10岁的女孩，正在一个油灯下在做功课，然后一个门口出现了一个人，满脸胡须，一脸的沧桑，这位男人就是被判到西伯利亚流放的12月党人，徒刑满期了，回到自己的家来了，这个妻子刚好转过去头去，列宾所刻画的这些人物，虽然充满了苦难，但是也充满了希望，这位不期而归的这个男人，尽管一身的褴褛、破烂不堪，但是他的脸上，他的模模糊糊的脸上，那个眼光上，分明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殉道者，他是一个战士，他是一个真理的不倦的追求者，他的理想没有泯灭。
我想起了那个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杰作，《伊凡杰里苏梅奇的一天》，这是之前发表的，这是感动了整个俄罗斯的，连赫鲁晓夫都把这篇文章请到莫斯科大剧院最著名的朗诵家，给整个中央委员会朗读。那些在权力上滚打一生的人都热泪长流啊，《伊凡杰里苏梅奇的一天》，主人公叫苏霍夫，也叫伊凡杰里苏梅奇，这应该也是一个十二月党人类似的人了，他是一个政治犯，用他天才的，他的一天。但是这个人经过一百多年的折腾，已经没有列宾在不期而至的画里面所反映的那个十二月党人的那种精神风貌，这个苏霍夫一天最大的成功就是喝了几碗粥，多吃了几片面包，然后在一个避风的地方避，冷冻的地方躲了，多躲了几个小时，而且在搜身的时候，他夹在衣服里面的面包没有被搜查出来，没有被惩罚，没有被关禁闭，他就庆幸，居然过了这么一天。
我觉得如果把列宾的不期而至和那个伊凡杰里苏梅奇的一天比较起来，我们看出来，同样是真理的追求者，同样是专制的迫害者，俄国人在精神上发生了多么惨重的退化。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刚刚提到布哈林，布哈林是列宁曾经称誉过的，俄国最大的理论家，全党所喜欢的人，布哈林是苏联政府和第三国际的主要发言人，是《真理报》和《消息报》的主编，是苏联宪法的主要撰稿人，是苏联科学院的创始人，是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博学的大知识分子，但他就死在斯大林手里。但是布哈林在法庭上表现得非常好，他刚好50岁，西方记者目睹了布哈林在法庭上的风采，他说布哈林非常像列宁，神采和外貌都非常像，他用自己非常雄辩的语言，连珠炮式地回答审判官维新斯基的质问，他在法庭上证明了自己是真正的男子汉，他在法庭上说了一句让整个俄国人都记得一句名言，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但是尽管如此，布哈林仍然是一个悲剧。
1938年3月15号，布哈林和另外17名老布尔什维克在斯大林的内务部的地下室被枪杀，布哈林临刑前，已经给他年轻的妻子拉林娜口授了他的最后遗言，他是这样说的，这封信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公开信，信名就叫《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他说我命在旦夕，暴风雨的乌云笼罩着党，我这颗无辜的脑袋将遭至成千上万无罪者人头落地，他呼吁未来，未来的党的领导人，更年轻的、更正直的一代领导人，为他平反昭雪，为他恢复党籍，他说我确信，历史的过滤器，迟早必定会清除掉我头上的污秽。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我得花点时间来叙述一下。他被枪杀之后，他的妻子安娜.拉林娜，在水牢中熬过了6个月，然后在集中营和流放地捱过了18个年头。一直到1961年，她才和她离散多年的儿子尤里一起写，联名写信给苏共二十二大和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要求他们重新审理布哈林的案件。赫鲁晓夫拒绝了，他在国内外、党内外巨大压力下，拒绝了，晚年的赫鲁晓夫良心未泯，他曾经深感愧疚。过了11个年头，1977年，16个年头，娜林娜又向苏共二十五大和苏共新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写信，要求他们重新审理她丈夫的案件，没有任何回答，同期列宁的老战友和秘书斯达索瓦和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给苏共中央写信，要求为布哈林平反，一直到他们全部死完，苏联政府没有给任何回答。
1978年，布哈林惨遭杀害，被焚尸灭迹40年之后，娜林娜写信给当时欧洲最大的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请求他为布哈林平反昭雪，很快地，英国的“诺术”和平基金会得到这封不同寻常的信，然后在全世界开始了一场为布哈林平反昭雪运动，美洲、欧洲和澳洲的成百上千的不同政治见解的人士，在致苏联政府的公开信上签字，要求苏联政府重新审理布哈林案件，要求为他平反，并且说明当时真实情况，苏联政府继续保持沉默。一直到1988年，娜林娜已经80岁了，她最后一次写信给苏联最后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十七大，写信给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她说，我向你们申诉不仅仅代表我自己，我也代表布哈林，他从1938年2、3月份的时候，中央全会，布哈林知道，他可能回来不了了，他趁我还年轻，他求我为他将来平反昭雪，她说我答应了他，我发了誓，如果现在我违背我的誓言，就是违背我的良心，她对戈尔巴乔夫说，在我们的党政上写着列宁的名言，共产党是我们时代的光荣和良心，她说请你按照这种品性办事吧，她说我在长期的流放监禁中，我费了很大的气力背下了布哈林的致未来一代党领导人的信，现在我相信，您就是这样的领导人。
1988年的3月15号，苏联最高法院做出决定，为布哈林彻底平反，5月10号，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正式做出决定，追认布哈林为苏联科学院正式院士，6月21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恢复布哈林的党籍，1987年的1月17号，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时候指出，斯大林和他的同伙对大批的共产党人和非党人士，对军事干部和科学界人士，对文艺界人士和广大苏联公民的镇压是完全蓄意的、蓄谋的，他们的罪行是巨大的、不可饶恕的。没有几年，1991年12月25号，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向全世界宣告，解散苏联共产党，宣告共产主义在苏联的试验已经失败。
这个时候在莫斯科切廖穆什金区的一个普通的楼房里，二楼上，布哈林的遗孀，83岁的拉林娜，在收音机听到这个消息。她坐在房间里，她一个人，老太太，她的墙上就挂着布哈林的遗照，还有两幅布哈林的遗作，布哈林是一个油画家。一个是克里米亚的黑海的峭壁，一幅是高加索的雪山，这真是让人感慨。60年的等待，60年的苦苦的盼望、请求，将近一百年的奋斗、牺牲，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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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帝国崩溃，苏维埃红色政权解体，经过历史的洗礼后俄罗斯精神将何去何从？
一次次失败，一次次尝试，是什么在支撑着俄罗斯的灵魂？
未来，对于俄罗斯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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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苏联解体，苏联面对的情况比1917年俄罗斯帝国崩溃更严峻。旧的俄国尽管千疮百孔、风雨欲来，但是若干个世纪积累下来的俄罗斯作为一个共同体还存在，东正教还强有力地维系着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的农民、商人、工业家还能够判断基本的善恶是非，尤其是俄国的知识分子，他们还非常高尚、很纯粹，富有理想，富有创造力。俄国的救世主义，俄国的乌托邦精神，还没有完全被摧毁掉，还能够孕育和诞生新的精神出来。斯大林主义替代了旧的沙皇俄国，但是他也完全摧毁了旧俄国的救世主义，同时也摧毁了新的苏维埃政权的人类解放的理论。
苏联这样的一个拥有可以毁灭人类的核武库的这么一个超级大国，它的崩溃没有带来世界性的震荡和末日般的大战，这个太神奇了。我只好认为，这是几百年以来，俄国的先知殉道者、圣徒们，在俄罗斯民族里面种下的对真理、对正义、对拯救、对爱的追求。不管他们是写在羊皮纸上的公开信，还是在地下室的手抄本，还是在海外的印刷体，不管是小说、诗歌、戏剧，还是，甚至是那些喃喃自语的、半夜梦中，他们对俄罗斯、对祖国的忧虑、悲悯、焦虑、祈祷和祝福，就是这些无形的力量在支撑着俄罗斯的灵魂，支撑着俄罗斯的天地。我找不出另外的解释出来。天堂的岸是没法靠的，乌托邦也许是永远是一个梦想，但是人类不会因为乌托邦被血污所玷污之后，被鲜血玷污之后，人类就放弃这个神圣的理想，人类追求乌托邦的动力是与生俱来的、是人的神性。
俄国应该有一个新的精神会出现，我们没法去预测它们。斯托帕写的《乌托邦彼岸》这本书，刚才我提到，应该有另外一个姊妹篇，那应该叫《乌托邦此岸》，应该由俄国人来写，或者咱们中国人来写。
1989年萨哈罗夫抱着极大的遗憾撒手人寰。
1994年，索尔仁尼琴流放20年之后回到俄罗斯，他给充满苦难的俄罗斯留下了最后的公开的告诫，他说，俄国只有从帝国的偏见和专制主义的枷锁中摆脱出来，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俄罗斯的灵魂才能复活，他说，俄国一再地陷入可怕的状况，但是指引我们精神王国的那颗心，那颗星星，它还在闪耀着真实的光芒，千万千万，不要让它消失。
主持人：谢谢王康先生刚才给我们带来的声情并茂的非常精彩的演讲。我也特别注意到，您在提到布哈林的时候，其实情绪是有些波动、有些起伏的，而且对布哈林这个历史人物，应该是说充满了一种特别的情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王：布哈林这种人物，只有在苏联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他能诞生。不管是西方的、东方的，包括俄罗斯的，老俄罗斯的，都产生不出来，他这种悲剧，他这种殉道者。他既是这个乌托邦的一个参与者，甚至领导者，他又是这种乌托邦试验的一个牺牲品，他这种两重身份、双重的命运，凝聚在一个人身上，我觉得布哈林是我们永远解不开的一个谜。
主持人：您会认为他是俄罗斯精神的一个体现或者是说体现俄罗斯精神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吗？
王：是，但是布哈林身上主要体现的是俄罗斯的高尚的、纯粹的、正面的精神。布哈林有很多俄国知识界、艺术界的朋友，因为布哈林自己就是一个艺术造诣非常深厚的人。他是一个蝴蝶的爱好者，他收集蝴蝶的水平早就进入了专业水平，他的油画技巧也是非常高的，如果现在来拍卖布哈林的作品，如果我是一个商人，我会把我所有的钱财拿出来买他的一幅油画。
主持人：好，谢谢王康先生。关于俄罗斯的精神呢，我们在网上也征集了一些问题。有一个网友的名字叫做俄式红菜汤，他说呢，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的很多领导人几乎都是俄罗斯的专家，我想他指的应该是当今美国政府当中的一些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吧，比如说像现在的赖斯等等。
王：赖斯。
主持人：对。想请问您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王：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这里面潜藏着一种定论，就说好像苏联的解体，主要是美国和平演变的结果，这是高估了美国的力量，任何一个国家，西方，哪怕全世界的西方国家联手起来摧毁苏联，门都没有，美国拿一个门口的古巴都没有办法，远远的俄罗斯，苏联的解体是远远超过西方，西方当然想摧毁苏联，不是…斯坦福大学的这么一个教授，长期研究俄国问题，然后摧毁俄国、颠覆俄国政权，苏联政权，是他们的根本东西，其他的美国的那些政要们，对苏联问题的研究，是不是就是他们都是真正的克里姆林宫专家，俄国通，我觉得不能得出这种结论。事实上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和西方开出了俄罗斯的药方，不能说全部失败了，但是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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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崇拜是人类天性还是理性抉择？民族悲剧是否来自理想的引导？俄罗斯的兴衰给我们留下怎样的启示？——世纪大讲堂《俄罗斯的另类解读》正在播出
主持人：好，谢谢，谢谢王康先生。接下来呢请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和王康先生进行沟通。
提问4：谢谢主持人，谢谢王康先生。刚才您讲到十月革命对俄国历史发展重要意义，那我觉得，俄罗斯民众理应对列宁感恩戴德才对，但是好像事实并非如此，近些年来，俄罗斯人民都，很多俄罗斯的民众都要求将列宁墓迁出红场，而且这种，红场，而且这种那个，这种意见在俄高层中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那您是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谢谢。
王：偶像崇拜是人类一种天性，但这种天性不体面，不高尚，马克思、恩格斯在这点上，可以做出一个表率。马克思、恩格斯在参加第一国际运动，第一国际时候，有一个前提，就是拒绝一切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他认为这个是一钱不值、令我厌恶的东西，但是在列宁之后，尤其斯大林之后，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面，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个人权威，似乎成了一种惯例，这个是很悲哀的事情。列宁这个墓是违背他的意愿修起来的，克里姆斯卡，他的夫人，坚决地抗议，后来斯大林说，这个不，列宁不属于你个人，他属于我们整个，整个阶级，整个党，如果把列宁的墓撤掉，会引起很多人的失望和怅惘，但是我觉得历史可以轻松下来，也不违背，如果列宁地下有知，他不会反对这个事情。
刚才我没有说，谁要对列宁感恩戴德，我曾经说过，列宁在共产主义的谱系上，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人，比他残忍的人大有人在，列宁他生前也做出了一些血腥的事情，比如1918年，他把尼古拉二世，7月16号，全家处决，包括他的妻子，四个女儿，一个小儿子，两个仆人，一个厨师，一个医生，全部杀掉，这个是很过分的，刚才我当然提到，因为三世吧，5年前，他的哥哥被亚历山大三世处决了，也许有私人的关系在里边，1998年，叶利钦把这个重新恢复，在叶卡捷琳堡重修了一个教堂，叫宣泄耶稣基督教堂，然后在第二天，在圣彼得堡，在保罗彼得大教堂举行了盛大的一个安放尼古拉二世全家遗骸的仪式，叶利钦和他夫人，在全世界媒体的关注下面，深深地向尼古拉二世的遗骸鞠躬，而且说，重新安置牺牲者的遗骸，是人类正义的审判，是民族和解的需要，我们必须向我们共同的罪行赎罪，他说，俄罗斯的20世纪是失去和谐的世纪，仇恨和暴政使俄罗斯血流成河，我们必须通过宗教的、民族的、阶级的这种谅解和宽容，才能终结这个世纪。
列宁在这个过程里边的，他所承担的责任，将来历史学家会不断地争论下去，如果俄罗斯人把列宁的墓从红场搬走，我个人是赞成的，刚才我说了，作为列宁，如果他地下有知，列宁本身是一个很朴素的人，他对权力没有，向来没有像斯大林那样，那种迷恋，他只是被历史呼唤过来，来解决旧俄国的危机的时候，新的苏联政权要建立时候的这么一个人物，某种意义上，斯大林也是悲剧。
提问5：您好，我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两次对华宣言中，曾经明确提出，就是要将以前侵占的这个中国的领土还给中国，但是后来一直没有实现，您认为他当时这种，这种宣言，他是一种纯粹的一种政治上的一种宣传，还是说他自己确实有这种想法？第二个就是现在有很多中国人因为这个工作或者是这个就业的原因去俄国，那么对俄国人，对来自中国的移民，抱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反感或者是一种警惕心理，那么就是说既然俄国它是一种具有这个救世主义传统这个民族，它曾经在前苏联…也生活过那么多的民族，那么它为什么就是对华人过去，他有一种，一种比较不信任或者是不安全的这种感觉出现？谢谢。
王：两个问题实际上是可以联系在一起。列宁当时的一个叫《嘉勒堪宣言》，一个叫《越飞宣言》，苏联的两个外交，…外交部长。当时列宁，就是1922年，列宁成立了远东的巴库会议提出一个口号，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口号，我们都知道，列宁加了一个被压迫民族，因为当时的欧洲的匈牙利和德国的革命迟迟没有爆发，当时布尔什维克所希望的整个欧洲一起爆发革命，没有实现，列宁在他生前，最后把眼光转向非西方国家，转向东方，尤其是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大国，然后成立第三国际，在中国建立第三国际的支那支部，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的一个组织，这个时候列宁的，要把土地，就是《尼布楚爱珲条约》之后，从中国割去的160万平方公里土地还给中国，是诚意的，我相信，是真诚的。因为列宁，刚才说过，他跟索罗蒙的争论，列宁甚至把俄罗斯只是看成一个阶段，走向世界革命的阶段，俄罗斯的救世主义到了苏联时期，又是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是真诚的，我毫不怀疑这一点。但是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是后来很多历史原因，不仅没有做到，1922年，列宁还策动外蒙古独立，那又是一百五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呀，加起来就300万平方公里土地，如果给中国，可以容纳5亿人口，这没法去解决。
第二个问题，就是俄罗斯的某种程度的排华，它不仅仅排华，列宁在遗嘱里面，刚才我没提到，列宁遗嘱里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坚决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和大国主义，列宁曾经说，沙皇是一个俄罗斯各种人民的大监狱，他在那个起草《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草案》的时候，第26条，…专门有一个，他坚持要写上，所有的加盟共和国，可以保留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列宁是真诚的。后来像这个斯大林，他是格鲁西亚人，那个全俄中央那个肃反委员会那个主席，捷尔伦斯基是波兰人，还一个格鲁吉亚的一个人，都是大俄罗斯主义者，他们想把俄罗斯这个，整个就欧亚大陆最重要的一个民族据为己有，变成工具，然后来满足他们具体的，巨大的个人欲望。在战争期间，把犹太人，德意志人，波兰族，达达族，车臣…，十几个边疆少数民族全部地给予惩罚，所有的上层是全部逮捕，给他处决，然后很多少数民族直接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北极圈内，包括乌克兰人。
至于更远方的中国人，我必须说一下，大俄罗斯主义的眼中的东方人和中国人不美妙，整个俄罗斯不管是旧俄还是新的苏联，对中国人评价，我也许孤陋寡闻，没有很高尚的，包括列宁在内，唯一对中国人有好感的是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也是因为儒家的那套东西，符合他的那套关于上帝的，儿女们要相亲相爱的那套博爱的学说，不以暴力抗恶的学说。俄国人曾经自己说过，他们在欧洲面前，他们是小兄弟，在亚洲人面前，他们是老大哥。这个是，俄罗斯在欧洲面前也许有自卑感，但是在更边远的、现代化的后来的国家，它肯定有优越感，这个也是一种宿命。
至于某些劳工在俄国会怎么样，首先面临的是一个俄国的经济社会就业问题，从直接关系来看，从远的关系来看，如果中国人一批一批地，越来越多人到了西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到整个的亚洲内地，俄国人当然会想象，那这些地方是属于俄国的，还是中国的，还有一点，所谓黄祸，你别忘了，俄国人，俄罗斯是白种人，在19世纪末，曾经有一幅著名的画册，就是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有个通信，就是关于拿破仑那个恶梦一样的预言，中国人是个睡狮，千万别让他醒过来，这个连马克思都有这种观念，我想整个西方人对神秘的东方，或者落后的东方，都有某种程度的偏见和歧视，这个只能让中国和亚洲东方自己来证明自己，我们和他们一样地高尚，一样地伟大，甚至更高尚，这个得付出很多的努力。
谢谢。
提问7：王先生，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俄罗斯民族在苏联时期那种悲剧，是不是共产主义乌托邦思想从理论走向现实的一种必然结果？这是我的问题。
王：肯定有深刻的，甚至有直接的联系，但是不一定是必然的结果，斯大林这个人，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他是俄国的这个，也许是一个结，没法避免的，但是如果列宁的那个最后的遗嘱被执行了，如果不是斯大林，是另外一个，比如布哈林，这种更有人道主义、更有人类文明修养的这么一个人，他来领导，我们不要忘了，好像这种，在众多的东方国家，没有民主自由传统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个人的道德修养、文化修养，乃至他们的习性、癖好，有时候是决定性的，不一定是必然的。
提问7：那为什么在中国、在朝鲜这种相似性的国家，都出现这种相似的苦难？
王：它们全是走的斯大林主义的道路啊，斯大林那一套个人专断、个人迷信、个人独裁，高度的职能性的计划经济，重工业化、军事化、核工业化，然后完全的那种禁止一切言论自由和个人自由，这些特征不是朝鲜民族，也更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里面过来的，这来自就是斯大林，而斯大林，问题如果是布哈林呢，如果布哈林鼓励社会主义的民主，鼓励社会主义的多元发展，鼓励社会主义的人道，那情况就不一样啊，你看后来的哥穆尔卡，后来的纳吉，东欧那些，还是共产党人，他们所走的路线就不一样，当然他们统统被镇压，因为斯大林已经成为一种固化的、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唯一的模式，这真是一个莫大的悲剧。我不认为历史有个必然，在这点上，斯托帕那个什么也有道理，就历史永远没有结论，历史永远没有被规定性，否则那人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提问7：好，谢谢。
主持人：好，谢谢王康先生今天带给我们的演讲。我想无论是近代历史上的俄罗斯帝国，现代历史上的红色苏联，还是说到今天仍然在渴望重新成为世界上大国的俄罗斯联邦，它们总是会以一种浩大的声势引起世人的关注，而它的兴盛、它的衰亡、它的一举一动，也都曾经引发，并且仍然，我想会继续地引发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连锁的反应。那我想贯穿俄罗斯的这样一种历史命运，最根本的一种支柱，就应该是我们今天所探讨的这样一种属于俄罗斯的独特的民族精神。再一次感谢王康先生，也感谢今天我们现场各位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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