鼻的部首是什么:学曾国藩做人,学胡雪岩做事——胡雪岩的泰然之要 2

   
        
  
胡雪岩的泰然之要(8)        
　　在胡雪岩心里想，他是大清的臣民，通过帮助朝廷而赚钱，自然是从正路赚钱，太平军自然是"逆贼"，帮助他们就是"附逆"，由此去赚钱，自然不是从正路赚钱，违背了这一大原则，即使获利再大，也不能做。
 
　　撇开胡雪岩以大清臣民自居而鄙视太平军这一点不论，仅从做生意的角度看，胡雪岩的说法和作法，应该是很能给人以启示的。事实上，做生意不能违背大原则，要牢牢把握一个正路，即使仅从商人求利的角度看，也是完全必要的。做生意从正路去走，往往可以名利双收，即便一笔生意失败了，也有东山再起的希望。而违背道义，不走正路，必将遭人唾弃，一旦失败往往一败涂地，名利两失，不可收拾。不用说，一定要去做遭人唾弃、名利两失的事情，那就实在是愚不可及了。
 
　　只有做到上述两点，做生意之人才算是君子，生意之道才能是正道。  
　　学而思之：坚持从正道取财，虽然财富增加的速度要小一些，但因为它是正道，它能历经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能够持久存在而不会像那些从歪道取财的昙花一现一样。这是真正的智慧。
 
　　敢开风气之先  
　　生意的气度源于一个人的眼光，小零售商的老伯，只能看得见一村一庄、一条街的生意。而做大生意的人却能看得见一省乃到全国的生意。--胡雪岩    
　　胡雪岩曾自述，"作生意靠的是眼光、手腕、精神力气，三者缺一不可。"单就眼光而言，他最高明的眼光莫过于开风气之先，去与洋人做生意。这也是胡氏发迹的重要因素之一。
 
　　胡雪岩本人曾说过："我胡某人之有今天，是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两个可遇不可求、可一不可再的机会凑成的"。  
　　胡雪岩这里说的两个可遇不可求、可一不可再的机会，一个是指海禁大开，可以与洋人做生意，另一个则是指左宗棠西征。洋场生意同左宗棠西征一样，成就了他的事业。  
　　海禁初开之时，懂得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没有几个。胡雪岩凭着自己的聪明和古应春等人的帮助，与外国人周旋斗智，在与外国人进行的丝、茶、以及军火交易中大发其财。  
　　在胡雪岩首次做丝茧生意时，就遇到了和洋人打交道的事情。并且遇见了洋买办古应春，二人一见如故，相约要得用好洋场势力，做出一番市面来。  
　　胡雪岩在洋场势力的确定，是他主管了左宗棠为西北平叛而特设的上海采运局。上海采运局可管的事体甚多。牵涉和洋人打交道的，第一是筹借洋款，前后合计在一千六百万两以上，第二是购买轮船机器，用于由左宗棠一手建成的福州船政局，第三是购买各色最新的西式枪支弹药和炮械。
 
　　由于左宗棠平叛心坚，对胡雪岩的作用看得很重，凡洋务方面无不要胡雪岩出面接洽。这样一来，逐渐形成了胡雪岩的买办垄断地位。洋人看到胡雪岩是大清疆臣左宗棠面前的红人，生意一做就是二十几年，所以也就格外巴结。这也促成了胡雪岩在洋场势力的形成。胡雪岩的洋场势力、官场势力、合在一起，促进了他的商场势力。
 
　　结交洋场势力是胡雪岩"公关"的第二个内容。胡雪岩生活在一个海禁大开的时代，出于中外互市的需要，他在咸丰、同治年间就与洋人打交道了，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就与他有"交情"。胡雪岩通过他们两人拉起中法联合的"常捷军"以对抗太平天国农民军。后来，这两人还与胡雪岩一道协助左宗棠办福州船政局，并出任该船政局的正、副监督。
 
　　胡雪岩虽在杭州发迹，但兴盛后以上海为其商业活动的中心，因为当时的上海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得风气之先，已具备金融、法律、城市设施、近代外贸、航运和其它外贸工业等一系列适应近代久贸商业所必需的条件，而成为全国外贸中心。在这里，胡雪岩不失时机地同法商洋行、德商泰来洋行、英商汇丰和丽如洋行、怡和洋行等机构进行商务上的合作，上述洋行是外国资本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大本营，其中丽如洋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直译为"东方银行"，前身是英国设于孟买的西印度银行，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始改此名，迁总行到伦敦，并在香港和广州设分行，这是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家外国银行。这些洋行来头大、资本大，它们通过经营外国在华洋行的汇兑、进出口押汇、打包放款、信用透支、吸储华人存款、向清政府发放贷款等业务左右中国的政治、经济局势。胡雪岩虽然不是固定地充当某个洋行的买办，但他与这些洋行保持密切的关系，后来采办船政局机器、西征武器、筹借西征洋款。无一不是借重于洋行。"惟利是图"的洋人知胡是左宗棠的宠儿，做生意又出手豪阔、讲求信誉，因而也将他"推为中国第一人"，信其千金一诺，遇借款总是提出"券中必得胡某画押方可。"其见重于外洋，由此可见一斑。 
        
  
胡雪岩的泰然之要(9)        
　　与那个时代许多办洋务的人不同，胡雪岩在洋场上始终抱着一种正确的态度。他一向认为，同洋人做生意，两种态度完全要不得：一则以洋人为野蛮人，茹毛饮血，未经开化。一则见洋人则腿软骨酥，称之为父母大人，拿这两种态度来办洋务，岂有不丧权辱国的道理?
 
　　而他自己，始终抱着在商言商的态度，平和地对待洋人，不卑不亢，保持了民族的自尊心。  
　　中国封闭多年而养成自高自大的恶习，把自己看得比谁都高。在文化上，崇孔崇古，排斥打击外来文化。自从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在军事上尽吃败仗，有许多人便对洋人敬若神明，无论是官吏还是山野村夫，一听"洋"字便色变。形成清末的奇特社会现象，一部份人对洋人的玩艺顶礼膜拜；部份人则大力排斥，极力要求再度锁国，而只有像胡雪岩者才能用一颗平常心来看待洋人、洋务与整个西方世界。
 
　　胡雪岩无疑属于那个时代极有远见的人，那些死读四书五经的士大夫，盲目崇古，拘泥于礼法，不知变通。胡雪岩自幼在钱庄长大，没读过多少书，反而能够看得清世界发展的变化趋势，从而随潮流而变。
 
　　胡雪岩曾说道"生意的气度源于一个人的眼光，小零售商的老伯，只能看得见一村一庄、一条街的生意。而做大生意的人却能看得见一省乃到全国的生意，"他自己则把眼光放得更远，他看到了国外，知道同洋人做生意才是大有前途的事业。
 
　　胡雪岩是商人，最重实际，他看到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的船坚炮利已使清政府无力抵抗，然而外国人却也没有能力来吞并中国。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喜爱的生活方式，人口、疆域的庞大使一切吞并的阴谋终将落空，更何况西方诸国远离中国的呢?外国人在中国的目的不外乎是想从中国捞取钱财，经济上获得实惠，所以洋人如果生意上受到损失，他们总是叫嚷要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真正动用武力，无论对那一国的商人，损失都是巨大的。这种睿智的眼光，在当时是极难得的。也正是这种正确认识使胡雪岩得以正确对待与洋人的生意，从中获利为自己累积了更强的经济实力。
 
　　与洋人打交道，他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洋人的政府与清朝政府不一样。清朝的政府商人稍有赢利，他就想来分沾你的好处，巴不得一口把你吞下去。一旦好处得不到，他便处处给商人使绊，让你不得安全，直到让你破产。
 
　　洋人的政府，帮了洋人做生意。你没钱他放款给你，你出洋做生意它派了军舰保护你。一旦中国人欠了钱，他就把枪炮对准中国的城市，甚至自己的商人无理，他还处处袒护。 
 
　　正因如此，他曾抱怨道："洋人做生意，官商一体，他们的官是保护商人的，有困难，官出来挡，有麻烦，官出来料理。他们的商人见了官，有什么话可以实说。我们的情形就不同了，官不恤商艰，商人也不敢期望官会替我们出面去争斤论两。这样子的话，我们跟洋人做生意，就没有把握了。你看这条路子走的通，突然官场中另出一个花样，变成前功尽弃。""人家外国人，特别是英国，做生意是第一等人。我们这里呢，士农工商，做生意的，叫啥"四民之末"，现在更好了，叫"无商不奸"。"
 
　　因为有了这种对比，胡雪岩对封建官僚体制压制商业活动，就有了更切身的看法。不比不知道，一比就能看出来，自己的商人费了好大的劲儿，要在那里创造一个好的经营氛围。因为整个体制所限，商人还只能单个儿地为自己一个人开拓商业地域。稍有不慎，这种经营特权就会被收回。一夜之间会重新处处受阻。因此，他对封建官僚体制提出了尖锐而中肯的批评。
 
　　至于洋人自身，在胡雪岩看来，也有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好处就是讲道理，讲信用。你认认真真去和他做生意，他也就认认真真和你谈，不会想到生意之外的歪点子。中国的商人就不同，他在商业上做不赢你了，逮着机会，他就会在其它方面坑你。比如利用地方流氓势力，比如利用官府。所以胡雪岩觉得，很多时候，和中国自己的商人打交道很吃力，和洋人打交道，就很省劲儿。洋人的整个体制，已经大大减少了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这样倒过来看，胡雪岩的成功就更显得来之不易。中国的商人，办成同样的一件事，付出的心血要更多。 
        
 
胡雪岩的泰然之要(10)        
　　胡雪岩成为中国洋务第一人，有着深远的意义。于整个国家，他借来了左宗棠平定西北的军款，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培养了大批海事人才。于他自己，洋场生意巩固了他的商场地位，为他积聚了大批财富。胡雪岩的这种眼光，令我们不得不佩服。
 
　　眼光决定气度，眼光决定成败。有了深远的眼光，就敢开一代风气之先，站在时代的潮头，成为一代人才的领军之物。  
　　敢于从刀头上舔血  
　　商人图利，只要划得来，刀头上的血也要去舔，风险总有人背的。要紧的是一定要有担保。----胡雪岩  
　　胡雪岩认为，生意场上向来是小险小利，大险大利，风险与利润是成正比的。敢冒大险，才能得到更多好处。而要想成为大商人，赚大钱，总需要比常人多一点勇气。许多生意人往往忽略冒险对于生意的意义，认为稳扎稳打才是做生意的基本原则。但实际上，那些愿意冒险并且敢于冒险的人，往往会笑到最后，往往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因为生意场上，风险与机遇总是成正比的，要想发大财，成为大商人，就要有敢于刀头舔血的非凡气魄。所谓敢于刀头上舔血，就是要敢于承担风险。胡雪岩说："商人图利，只要划得来，刀头上的血也要去舔，风险总有人背的。要紧的是一定要有担保。"
 
　　中国古代商人祖师白圭认为：商人四德，智、信、仁、勇，四者缺一不可。而"勇"又支撑其他三者。商业经营中，有着许多稍纵即逝的宝贵商机，等待人们发掘。然而机遇同时往往也意味着风险，机遇越好，风险则会越大。商机稍纵即逝，到底能否抓住机会，并勇于承担必要的风险，这就要求决策者具有当机立断的勇气。
 
　　"勇"是什么，勇就是决断。对于商人来说，关键时刻，一念之差，往往导致事情的结局出入甚大。因此，当机遇降临时，能否敢拍板定夺，往往决定着一笔生意的成败。尤其是大部分资金积压于一处时，一旦调度失当，常使经营者遭受倾家荡产之灾。商人多虑，若不能佐以多勇，机遇来临，犹犹豫豫，不敢决断，且不说费神劳力，贻误商机，单是这种摇摆不定的工作方式，也会让员工、合作者为之担心。商人的勇毅不存，开拓商场的锐气就会大打折扣，局面也就可能经常停滞不前。
 
　　美国速递大王、联邦快递公司的总裁弗雷德·史密斯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企业家一词在某种程度上应当赋予它赌徒的涵义。因为，在许多时候，他们都需要采取相当的冒险行动。"中国近代，具有赌徒气质的商人很多，他们中间最大的赌徒当属胡雪岩。
 
　　胡雪岩涉足商海伊始，"赌"的第一把就是在上海的蚕丝生意。当时，他的徒弟陈世龙了解到，上海市面将会不平静，帮会组织"小刀会"将在8月起事。小刀会的起事会给上海市面带来什么影响?该如何应对，这就需要胡雪岩及时做出决断。
 
　　如果小刀会在8月起事，此前自己始终专做丝生意，估计不会有太大的风险。但是假定小刀会起事成功了，上海肯定要有好一阵儿混乱，上海与内地交通隔断，外边的丝很难运进。如果能预测到这一情况事先囤丝，大批吃进，它就是一笔好生意。但是囤丝又有风险。首先是要压一大笔本钱，假定市面不出半月又平静了，囤丝也就意义不大。
 
　　在局势难以推测的这种复杂情况下，做生意就有风险，就需投资者有敢赌一把的胆识和勇气。这笔生意的结果怎样，只能根据目前手中掌握的极为有限的现实情况估算。至于估计是否准确，情况能否按你估计的方向发展，一切都是一个待卜的未知数。
 
　　正因为是未知数，生意有利润，也有风险，才需要商人勇毅果敢的品性。胡雪岩在这笔生意中作出的判断是：大量买丝，囤在租界，必赚!他的理由是：洋人暗中在军火上支持小刀会，政府必然要想个法子治一治洋人，最直接的方式是禁止和洋人通商，所以过不了三个月，洋人很可能有钱而买不到丝，致使上海的丝价大涨。
 
　　事情发展果不出胡雪岩所料，两江总督上书朝廷，力主禁商并惩罚洋人，朝廷批准立刻禁商。因而，胡雪岩从生丝生意中大赚了一笔。         
  
胡雪岩的泰然之要(11)        
　　这是胡雪岩自立门户以来的第一笔大宗生意。为了做好这笔生意，他调集了几十万银款，其中大部分都是向钱业同行借贷的。因为大家都信任胡雪岩的商业才能，相信胡雪岩的判断。其实是相信胡雪岩所下的判断大致不会错。反过来想一想，假定这一次恰恰是胡雪岩判断错了，或者是生丝已经屯了三个月，利息已经吃进去了几千，忽然清朝政府市禁大开，丝价大跌，恐怕我们一出场看到的就是终场的胡雪岩了。
 
　　幸好，结局甚为圆满。在这场生意中，体现了勇和智结合，智和义结合。胡雪岩从官场、洋场和江湖朋友处得来的消息全都千真万确，没有出现纰漏。由于他事前掌握了充足真实的市场信息，使他的这一决断最终变成了白花花的银子。
 
　　作为商人，常常是希望市场能沿着自己设计的方向发展，希望自己预知的一切都能被证明是正确的，希望生意运作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意外越少越好。那么，勇对于商人意味着什么?勇是厚利，勇是机会。白圭之所以把勇列为商人四德之一，就是因为勇一头连接了智，一头连接了风险。当事情的发展结局处在"人知"的边缘，需要勇的时候，就证明，自己对此事的向前发展没有完全确知。如果完全地知道了事情的发展结局就不需要勇，犹如钻入一个已被各种现代化设备整修完好的没有任何风险的大溶洞。不需要勇，顶多需要智，来察清洞中所能够遇到的各种情况。但当你踏入一个荒野中的山洞，哪怕这个山洞并不比前面说的大溶洞危险，也特别需要勇，因为你根本无法预知里面的情况，或许有猛兽，或许没有；或许有毒蛇，或许没有；或许有陷阱，又或许没有……一切都是未知数。
 
　　做一件你无法预料其结局的事情，因为是通向求知，所以就可能有机会，有厚利。不过也可能什么也没有，只有无尽的灾难。做一项不知结局的事情，本来其中就包括了许多风险。
 
　　胡雪岩之所以在做生意中能有"刀头上舔血"的非凡勇气，首先源于他对每一桩生意运作中的时势、商情的充分了解。这种勇气不是莽撞的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最后决定。因此，胡雪岩才能在各个机会来临时勇敢地把握住，并稳赚巨额利润。
 
　　"两利相权从其重，两害相权从其轻"。做一件事情，如果需要承担的风险实在太大，甚至有可能"翻船"落水，把自己的老本给搭进去，即使手段再高明的商人也得好好思量思量，不敢贸然出手。当然，如果有过硬的靠山，能够提供有力的担保，在关键的时候为你遮风挡雨，起码不至于赔上身家性命，那就可以冒大险。对于许多人来说，不是不敢冒险，而是你没有可以为自己担保的靠山，根本就冒不起这个险。
 
　　胡雪岩白手起家而至富甲天下，就在于他能够巧妙地借助官场靠山的保护，抓住了一个又一个发展机会。换句话说，因为胡雪岩有过硬的靠山做其生意上的庇护伞，不怕冒险，所以他才能豪情万丈地说："商人图利，只要划得来，刀头上的血也要舔"。
 
　　敢于刀头上舔血，这是任何一个希望获得大成功的商人的都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这里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没有风险的生意人人会做，利益均沾。但是如此这般要在同行同业中出类拔萃实在是难之又难，弄得再好，也不过只比保本微利，混个糊口好上一点。用胡雪岩的话说，也就是"不冒风险的生意人人会做，如何能够出头?"从某种程度上说，凡是能够带来滚滚财源的机会都会包含有风险的因素。如胡雪岩要学山西票号借款给那些调补升迁的官员，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什么风险，而事实上仍然担着风险。那些新官上任，也有可能在到官途中或到官不久就出了事，比如病死，比如丢官，兵荒马乱之中，什么情况都可能出现。要是发生这种事情，借出去的钱很可能血本无归。
 
　　说到底，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不担任何风险的生意。而且，商场上一笔生意能得利润的多少，常常是与经营者应承担的风险大小成正比。"富贵险中求"，经营者所担风险越大，所得利润就越多。所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似乎是商界一条古今至理，中外相通的风险原则。 
    
胡雪岩的泰然之要(12)        
　　要想做一个能赚大钱的成功商人，就必须有过人的胆识和气魄。也就是说，要敢做别人想不到去做，或者别人想到了却不敢去做的事情。特别是能察常人所未察，当然，勇并不是决断的惟一因素，并且这种勇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上的，那就是对事情的各个方面有个彻底的了解，正确的预测。
 
　　尽量将得失心丢开  
　　一条船，遇到了大风浪，如果作为一船之主的船长先慌了手脚，必然会引起船员更大的慌乱。如果船长乱了阵脚，那么船员就会只顾自己，谁也不会设法拯救大船，结果只能是船毁人亡，大家一齐丧生大海。反过来，危机当头，只要船长能够处之泰然，沉住气，能把整船的人都组织起来，同心协力，就有逃出险境化险为夷的可能。----胡雪岩
 
　　生意场上风云突变，什么想不到的情况都会出现。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就要保持一颗平常心，既不能因一时的挫折而丧失斗志、一蹶不振。更不能患得患失，失去应对危机所需要的平和心态。
 
　　"尽量将得失心丢开"，这是胡雪岩在自己生意面临破产的危机紧要关头，告诫自己的话。  
　　光绪八年，即公元1882年，胡雪岩的生意受到洋行与官场反对势力的两面夹击，已经到了一个最危急的关头。当时，他遭遇了几个让他难以应付的麻烦：  
　　第一，由于越南主权所属问题，中、法矛盾激化，导致了上海市面萧条，银根极紧，整个上海谣言满天，人心惶惶。有钱的人都认为手握现款是最妥当的事，因此由于只提不存，资金周转不灵而倒闭的钱庄，已经好几家了。阜康虽然在官商两界极有影响力，实力雄厚，所受的影响不大，但暗中另有危机。第二，此时胡雪岩准备垄断洋庄市场而囤积起来的生丝，由于洋人联合拒购，出现危机，虽力求摆脱，但由于各种原因，他的收买新式缫丝厂为存货找出路的计划，始终没有得以实现。特别是天津的存丝，削价出售也没有人购买。第三，替左宗棠办洋务向洋行借的款，应还的第二期本金期限将至。由于官场之中李鸿章与左宗棠有矛盾，李鸿章为了整垮左宗棠，拿左宗棠的朋友胡雪岩开刀。于是上海道邵友濂从中作梗，接受盛宣怀的授意加以拖延，该拨还洋款的各省"协饷"始终不到位。按协议偿还洋款，只能由阜康"代垫"。在阜康钱庄银根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这无异是雪上加霜。第四，为左宗棠协赈和购买军火，一共需要拨出四十五万两银子。虽说这是转运局存在阜康的官款，但总是少了一笔可供调度的头寸。第五，胡雪岩的女儿十一月初五出嫁的吉期在即，以胡雪岩定下的宴请局面，至少需要二十万两银子。一旦无法把场面按原计划办得红红火火，别人就会以为胡雪岩资金出现紧张，对维持大局不利。最后，就是钱庄档手宓本常做"小货"，私下借客户的名义，提取现银去南方做生意。照古应春的推测，大概也有十万银子左右。如此种种，正如胡雪岩所说的那样，真正是"不巧是巧，有苦难言"。所谓"不巧是巧"，就是诸多不巧的事全都凑在了一起。
 
　　挤兑钱庄的事件是由胡雪岩的商界对头邵友濂与盛宣怀合谋挑起的。邵、盛二人属李鸿章门下，官场之中，李鸿章与左宗棠一向不和，早就有剪除左宗棠羽翼的打算。胡雪岩则属于左宗棠门下，要饷要粮要军械，只要左宗棠开口，都积极主动地办理。这次中法之间战事一起，左宗棠力主与法开战，李鸿章主张讲和，双方再次发生严重冲突，但又不敢公开宣扬，所以李鸿章就暗中做手脚，要先削弱主战派的实力。邵友濂与盛宣怀为了配合自己的主子李鸿章，就拿胡雪岩开刀，派人暗中四出传谣，谎称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内部空虚，信用不足。
 
　　就这样，在盛宣怀的蓄意加害、暗中排挤下，阜康发生了挤兑风潮。挤兑先由上海开始。由于上海阜康钱庄档手宓本常应对措置不当，一下子就酿成不可收拾的燎原之势，不到一天上海阜康就宣布关门歇业。随即挤兑风波蔓延到杭州和宁波分号。而这个时候，胡雪岩正在由上海回杭州的船上，未能回到杭州。杭州虽有螺蛳太太、钱庄档手千方百计勉力支撑，甚至还有浙江藩台德馨的帮忙回护，但也无法维持局面，到胡雪岩回到杭州时，已经关上排门，暂停营业了。
         胡雪岩的泰然之要(13)        
　　十一月初三，胡雪岩一到杭州，马上就知道上海和杭州发生挤兑的消息。钱庄是胡雪岩所有生意的"龙头"和起家的本钱。钱庄一倒，他辛苦几十年建立的商业大厦就会随之土崩瓦解。因此他一听到消息，心情十分沉重，内心的愤怒，恨不得一口唾沫当面吐在挪用公款的宓本常的脸上。担忧和失望，使他差一点丧失理智，他生怕老娘知道沪、杭两地的挤兑风潮急出病来，准备连夜启程就往自己家里赶。好在他马上就明白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不能先回家，这样做只会让那些把自己的血汗钱托付给阜康的客户觉得阜康老板只顾自己，不顾客户的利益，会一下子就失去人们最后的信任。
 
　　胡雪岩心中十分清楚，现在惟一于局面有利的，是要自己沉住气。他认为，这就好比一条船，遇到了大风浪，如果作为一船之主的船长先慌了手脚，必然会引起船员更大的慌乱。如果船长乱了阵脚，那么船员就会只顾自己，谁也不会设法拯救大船，结果只能是船毁人亡，大家一齐丧生大海。反过来，危机当头，只要船长能够处之泰然，沉住气，能把整船的人都组织起来，同心协力，就有逃出险境化险为夷的可能。
 
　　到了阜康钱庄，胡雪岩终于使自己重新冷静下来。他暗暗告诫自己，发生挤兑风潮，不能怨任何人，连自己也不必怨，要尽力将得失心丢开，最好忘掉自己是阜康东家的身份，就当自己是胡雪岩的"总管"，胡雪岩已经"不能问事"，委托他全权处理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当上海挤兑风潮波及杭州时，胡雪岩告诫自己要将得失心丢开，也就是因为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只有将得失之心先放到一边，才能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去考虑如何应对危机，寻找化解危机、反败为胜的策略。
 
　　从心理学上分析，胡雪岩这样做确实使自己找到了能够冷静下来，集中全部心力应对当时的灭顶之灾的关键所在。事实上，危机当头，如果一心只想到自己的得失，势必被灾难发生之后的可怕后果所吓倒，无法冷静而清醒地思考摆脱困境的措施，会让自己在恐惧和慌乱中手足无措，这样一来很可能会使本来还有一些可以挽回的机会，全都丧失了。
 
　　其实在生意场上，一个生意人不仅在面临危机时要时刻地提醒自己将得失心丢开，即使在事情一帆风顺的时候，许多情况下也要能够提醒自己不要将得失看得太重。一个得失心太重的人，必然无法超脱地以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一个只顾自己得失的人，就根本无法在自己得利的情况下主动想到别人的难处。无法将得失心暂时丢开，就不可能想到不可为赚钱而开罪同行，更不会想到有些钱能赚，有些钱却不能赚。然而一旦这些"想不到"真正发生的时候，失去的往往已经比得到的多得多了。
 
　　拿得起，更要放得下  
　　我是一双空手起来的，到头来仍旧一双空手，不输啥!不但不输，吃过、用过、阔过，都是赚头。只要我不死，你看我照样一双空手再翻过来。----胡雪岩  
　　战场上没有永远不打败仗的将军，同样商场也不会有常胜不败的"不倒翁"。生意场上，没有人能够向世人宣称自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地做到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一般来讲，做生意，成功的机会总是相对的，而失败的可能却是绝对的。没有生意人会愿意自己的生意发生意外，但没有一个生意人会遇不到出事。
 
　　因此，任何一个征战商界的人，都要有输的心理准备，都要有赢得起也输得起的心理素质。也就是说，在输赢面前既要拿得起，更要放得下。因为只是赢得起并不能够算是真正的好汉，只有输得起，而且输得洒脱，输得大气，才是真正的好汉。胡雪岩就是商界中这样一位"拿得起，放得下"的好汉。
 
　　上海阜康钱庄的挤兑风潮波及杭州。正当胡雪岩全力调动、苦撑场面，要费尽心机千方百计地保住杭州阜康钱庄的信誉，试图重振雄风的时候，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又传来宁波通裕、通泉两家钱庄同时关门的消息。
         胡雪岩的泰然之要(14)        
　　通裕、通泉两家钱庄，是阜康钱庄在宁波的两家联号。上海阜康钱庄总号发生挤兑风潮，档手宓本常暗自来到宁波。本来他是要向这两家阜康联号筹集现银以解决资金困难，但由于宁波市面也受时局影响，颇为萧条，这两家钱庄不仅没有能力接济阜康总号，甚至已经自身难保。宓本常到宁波不久，通泉档手就迫于局面无法应对，不知避匿何处，通裕档手则自请封闭。因此，宁波海关监督候补道瑞庆即命宁波知县派官兵查封通裕，同时给现任浙江藩台德馨发来电报，告知宁波通裕、通泉两家钱庄已经关门，并请转告这两家钱庄在杭州的东主，急速到宁波协助清理后事。
 
　　通裕、通泉的东主就是胡雪岩。德馨接到电报心情沉重，因为他与胡雪岩有很深厚的交情，不能坐视不救，马上让自己的姨太太莲珠向胡雪岩转达通裕、通泉的情况，并承诺假如这两家钱庄有二十万可以维持住的话，他可以出面大力帮助，请宁波海关代垫，由浙江藩库归还。但当莲珠如此转告胡雪岩的时候，胡雪岩却不肯接受朋友的热情帮助。他请莲珠告诉德馨，他好心肯为自己垫付二十万维持那两家钱庄，他十分感动，但这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已经不能挽回败局，最终结果还会导致连累德馨，因此，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在目前危机重重的情况下，维持通裕、通泉钱庄的运营，不过是在弥补已经裂开了的面子，怕就怕这里补了那里又裂开了。胡雪岩决定放弃维持通裕、通泉这些已经无法维持的商号，而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保证目前还可以正常营运的杭州阜康钱庄，也就是竭尽全力"保住还没有裂开的地方"。
 
　　用现代经营理念进行分析，先保住还没有裂开而可能保住的地方，其实就是一种处变不惊，收缩战线，保存再生力量，以求再战的策略。生意场上，在面临全面崩溃并且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考虑及时收缩战线，集中全部的力量保住有可能保住的部分，对于应付危机和减小损失是极其重要的，也是十分有效的。首先，它可以避免力量过于分散。危机关头，最忌讳的就是力量分散，因为这样会极大削弱有限的财力物力的效能。在已经面临全面崩溃的情况下，要保住所有的生意，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者，发生险情，最基本的目的应该是图存而不是发展，应该是尽可能保存有生力量，保存一个败而不倒的基础，以图再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有大胆地丢弃那些已经的确无救或救之极难而又于全局补益不大的部分，才有可能保住自己的核心力量，达到以图再战的目的。
 
　　韩愈在《听颖师弹琴》中说过："攀高到一定程度，一分一寸也上不去，一旦失去势力，一落地则不止千丈。"胡雪岩终因左宗棠在官场中势力的衰退，无力相保而最终导致在官场的倾轧中回天无术，一败涂地。胡雪岩几十年所有的卓越辉煌，所有的荣华富贵，都在一夜之间化为过眼烟云，随风飘散。想想真如南柯一梦。
 
　　面对危机，胡雪岩也的确称得上是一条能够输得起的好汉。他在仔细考虑了全局后，认为人生做事，必然就会有输有赢，胜败乃兵家常事，关键是心理上不能输，也就是说"既要赢得起，更要输得起"。胡雪岩当时十分沉静，他说："我是一双空手起来的，到头来仍旧一双空手，不输啥!不但不输，吃过、用过、阔过，都是赚头。只要我不死，你看我照样一双空手再翻过来。"正是因为有如此心胸和气魂，胡雪岩虽然输了，但输得很洒脱，很漂亮，很令人佩服。
 
　　胡雪岩即使濒临破产也没有为自己匿产私藏，不仅输得大气，而且输得光明磊落。事实上，在当时胡雪岩完全有条件为自己私匿一些钱财的。想想胡雪岩驰骋商场几十年，创下偌大一个家业，富可敌国。仅胡雪岩的二十三家典当的资产就值二百多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用说现银，就是家中收藏的首饰细软，收集一部分，也可以让他在生意倒闭之后维持一个相当阔绰的生活。在钱庄、丝行全面倒闭之后，由于有左宗棠在官场中的转圜斡旋，胡雪岩只是被革去二品顶戴，责成清理，并没有最后查抄家产，胡雪岩完全有条件转移财产，但他都没做，而是认为这"一切都是命"。他输得大气，这不能不让人钦佩。
 
　　另外，在危机关头，胡雪岩自身难保的状况下，他仍然怀有宽以待人的胸襟。宓本常在阜康钱庄倒闭后自杀身亡，胡雪岩却认为实在"犯不着"--因为胡雪岩实际上已经原谅了他的过失和不义。胡雪岩特别嘱咐古应春料理好宓本常的后事。虽然宓本常商业道德不好，但朋友一场，他的后事也应照料。
 
　　另外，胡雪岩即使身处绝境，依然为别人着想。夜访周少棠，他回来时身觉寒冷，想到今年的施棉衣施粥需要安排下去；他并不怕官府查抄，因为公款有典当行可以作抵，可以慢慢还。只是清理资产之前，私人的存款不知怎样才能偿还，用他自己的话说："一想到这一层，肩膀上就像有千斤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由此看来，胡雪岩常说的那句"不能不为别人着想"的话，确实并不是说说而已的冠冕之辞。其实，胡雪岩当时经常做一些救济的慈善事业，夏天施茶、施药，冬天施棉衣、施粥，另外还施棺材，办育婴堂，并非是因为所谓"为善最乐"，他只是认为发了财就应该做好事，就好比每天吃饭，例行公事，是应该做的事，也就无所谓乐不乐了。
 
　　胡雪岩作为一个旧时的商人，一个自称只知道"铜钱眼儿里翻跟斗"的主儿，能够在自己的一生心血彻底输光的时候，如此洒脱地"认"了，实在是难能可贵。  
　　一个生意人要输得起，最重要的是应该对于"钱财身外物"这句老话，有一种深刻地理解和认识。"钱财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几句话人人会说，人人都十分地理解。然而，当人真正地面对钱财利益得失时，能够做到真正洒脱地将钱财看成是身外之物，又谈何容易!即使胡雪岩，如此洒脱的一个人，也坦然承认自己的所谓看得开也是一个自己骗自己的话。这很容易理解，常人切于己身的苦与乐，多数时候都与这身外之物有关，哪能就那么容易"忍痛割爱"，放弃有可能得到的钱财利益，而轻飘飘地将它视之如粪土!譬如所有的人们都知道人是一定要死的，但我们却也总在渴望长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说是一回事，明白道理是一回事，但真正面对现实时怎样去做，则又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我们对"钱财"这身外之物，确实又需要有一个合于人情事理的正确态度。说白了，也就是人以驭物而不可为物所驭。钱财毕竟还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身外之物，就人生来说，也毕竟还有许许多多的比钱财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人的健康和生命，世界上没有人会甘心情愿地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金钱。因此假如一个人为钱财之得失耿耿于怀而不能自拔，甚至"倾宵独坐，邀月言愁，良夜难眠，呼蛩语恨"，那就实在是有些犯不上了。
 
　　生意人与钱财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所以生意人更应该懂得，做生意的乐趣，应该是超脱于钱财之上，在利益得失、成功失败面前，应有一颗平常心，既要拿得起，也要放得下。惟有如此，才可以摆脱利益的困惑积极应对商界中的各种情况和现象，成就一番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