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技虎名文言文:我国保险业增长分析

我国保险业增长分析*
栾存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00836）
摘  要：本文通过基本面分析和动态模型分析，探究了我国保险业增长的状况、路线和动力，并从消费角度建立了保险业和宏观经济因素之间的长期和短期模型，结果表明保险增长源于保险业自身扩张，国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关键词：保险、增长、储蓄、可支配收入。
一、引言
自1980年恢复保险业务以来，这些年我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保险市场。特别是1998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以后，中资股份制保险公司增加和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使我国保险市场布局进一步多样化，经营运作和管理流程进一步规范化，保险范围和险种结构不断拓宽和优化，保险业已经初具规模。因此，有关我国保险业发展问题研究也随之丰富起来，例如，孙祁祥和贲奔（1997），吴开兵（2000），肖文（2000）等。这些文章从宏观或区域经济角度对我国保险业发展状况和潜力进行了研究，但是，在保险数据使用上忽视保险统计口径变化，在研究方法上将保险年度数据作为独立样本点进行统计分析，导致虚假回归。
本文将保险业发展问题放置在保险业增长上，这是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我国保险业处于一个快速膨胀和初期积累阶段，也就是说，我国保险业处于发展的起飞阶段，高增长能够在一个较短时期内迅速扩大保险覆盖面，扩充保险基础和填补保险空白。其次，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作为发展中国家，较高增长率仍是我国保险业最显著的特点，也是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基本要求，2001年31%和2002年46%的增长速度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三，从经济学角度看，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首要表现，由于各个国家发展阶段和发展基础大相径庭，增长成为衡量国与国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保持持续、稳定、较高增长率是各国追求的重要经济目标。
影响保险业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综合起来可分为三大类：一是，社会文化结构、法律法规、习惯与传统和消费观念等因素。Hofstede (1995)，Fukuyama (1995)分别通过划分“低群”-“高群”社会、“低信用”-“高信用”国家来分析人们对市场性风险防范工具如保险的选择倾向。二是，保险的替代因素如社会保障制度、政府和社会单元的扶助措施等，Fukuyama(1995)指出如果家庭被视为风险转移工具的话，那么，保险潜在经济价值就会被削弱。三是，经济发展状况、财富积累和人民生活水平等因素。这些因素的大部分都难以量化，研究人员主要从第三类因素出发进行研究。例如，孙祁祥和贲奔（1997）选取储蓄余额研究我国保险需求量；D.Ward 和 R. Zurbruegg (2000)选取GDP和储蓄分析OECD九个成员国保险业与宏观经济因素之间因果关系和协整关系。
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保险业处于第三产业的第二个层次上，保险是企业和个人购买的一种服务，是企业和个人的一种消费行为。根据消费理论，收入和储蓄是消费的决定因素，因此，收入和储蓄是保险增长的内生变量，其他影响因素为外生变量，故我国保险业增长动力来自国民经济增长、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保险业自身扩张和结构调整。依此逻辑，本文从消费角度着眼整个保险业增长，但并不试图构建保险消费函数，研究目的是揭示各种影响因素与保险业增长之间的动态和弹性关系。文章分为三部分：首先全面调整我国保险宏观数据，对我国保险业增长进行基本面分析；运用非平稳时间序列方法建立保险业增长动态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最后说明我国保险业长期和短期增长的影响因素、影响方式及应对措施。
二、中国保险业增长“凹型”路径：一个统计的描述
（一） 我国保险业总体增长呈现典型的加速上升特征
1994年占我国保险市场份额95%以上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PICC）采用了新保险统计口径，不再记入保费收入。储金收入是PICC一项重要保费收入，所占比例很高（表1），1993年PICC保费￥499.6亿，其中，储金收入￥240.5亿，占48.1%，因此，保险统计口径变化对我国保险业实际增长影响很大。例如，1993年我国保费收入为￥525亿，而1994年仅为￥494亿，出现了“负增长”。为了保证数据可比性与连续性，本文将1994年之前保费收入减去当年储金收入后得到的保费收入作为衡量我国保险业增长的基本指标(表2)。
表1：1986—1993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和储金收入状况    （单位：亿元）
时间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保费收入
45.8
71.1
109.5
142.4
177.9
235.6
367.9
499.6
储金收入
8.6
20.3
31.4
37.8
56.8
89.6
172.9
240.5
百分比
18.8%
28.6%
28.7%
26.5%
31.9%
38.0%
47.0%
48.1%
资料来源：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历年统计报表整理得到。
表2：1980—2002年我国保险业保费收入         （单位：亿元）
时间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保费收入
4.6
7.8
10.3
13.2
20
33.1
37.2
50.8
78.2
105
121.7
150.1
时间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保费收入
205
284
495
627
800.5
1108
1260
1406
1598
2109
3054
资料来源：1980—1994年保费收入摘自马永伟（1996），减去当年储金收入，1995—1997年保费收入
由《中国统计年鉴》（1996-1998）和《中国金融年鉴》（1996—1998）计算得到，1998—2002年摘自
《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摘要》。
我国保险业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增长率高，波动幅度较大。除了1986年和1995年，保费收入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快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为26.9%，年几何平均增长率为22.8%，年平均波动幅度为15.2%，远远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图1中的曲线）。以1993年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保险业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1980年—1993年，保险业平均增长率为27.9%，波动幅度为16.9%；1994年—2002年，保险业平均增长率为25.9%，波动幅度为13.3%，因此，我国保险业增长总体上趋于缓和。1997年我国国民经济进入稳健发展时期，GDP增长率一直保持在7%—8%水平上，但是保险业却没有放慢脚步，保费仍然以较快速度增长，特别是2001年和2002年保费收入分别达到2109亿元和3054亿元，增长率分别为31%和46%。到2002年底，我国保险业资产总额为6494.1亿元。与此同时，保险深度不断增加，1980年保险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为千分之一，2002年攀升为2%，增长了近20倍。我国保险密度增势也十分强劲，我国人均保险支出（即保险密度）从1980年的不足1元跨升到2002年的238元，平均每年增长25.6%，几何平均增长率为21.3%，平均波动幅度为15.4%, 其中，1980年—1993年，平均增长率为26.1%，波动幅度为16.6%；1994年—2002年，平均增长率为24.8%，波动幅度为14.3%。从图1可以看出，保险深度、保险密度与保费收入保持着几乎同步增长，这说明与其他经济和社会指标相比，保费收入增长十分显著。在过去20多年里，尽管保险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很低，但是，它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与保障作用开始显现出来，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缓冲辅助作用。
图1：我国保险业保费收入和增长率
注：右轴表示保费收入，单位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左轴表示增长率,
按可比价格计算。
此外，在增长速度和波动幅度上，保险密度不仅超过了同时期人均GDP，也超过了同期人均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指数与农民纯收入指数根据城乡人口比重的加权平均）和人均消费水平，而后三者增长差别并不大（图2），因此，企业和居民在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的情况下，可能抑制了其他消费需求而增加了保险方面的支出。同时，由图2表明1993年以前人均保险支出增长率与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率保持相同走势，即同增同降，但1993年以后走势发生了改变，此消彼长，人均保险支出增长率较高时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较低；人均保险支出增长率较低时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则较高。唯一与人均保险支出“抗衡”的是人均储蓄，但是，1993年之后人均储蓄增长率已经明显低于人均保险支出增长率。这些都反映了1993年之后居民收入分配和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化增强人们的风险意识，推动了保险业进入一个新的增长期，这个增长期有别于1980年到1993年增长阶段，因为后者是我国保险业从无到有的一个快速膨胀增长期。
图2：人均保费、人均储蓄、人均GDP、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增长率按可比价格计算。
（二）我国保险业与发达国家保险业的增长区别
尽管多年来我国保险业迅猛发展，但是由于我国是人口大国，保险业起步较晚，保险业结构不完善，因此，在横向比较的各项绝对保险指标上，我国保险业处于世界平均水平线以下。这里，选取进入我国保险市场较早且保险业务发达的美国、英国、日本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①]，将我国保险数据按照当年平均汇价换算成美元，与他们进行对比形成保费收入比较图5，保险密度比较图6和保险深度比较图7。可以看出，我国保险业与发达国家保险业在规模上存在巨大差距。图7.1表明美国、英国、日本和OECD的保险深度均在6%以上，很明显我国与发达国家分别处于不同发展层面上，最小差距为5%，最大差距为12%。2002年我国保险密度为28.8美元，美国、英国、日本和OECD在1999年均超过了2000美元，美国和英国还超过了3500美元（图6.1），这些数字都远远高于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1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
另一方面，从图1的柱形部分和图5.1可以看出，整体上我国保费收入的增长路线是下凹的，其他国家则不同，或者是几乎线性，或者是上凸的，而且我国保险增长曲线弯曲程度较大。这一点也可以从保险密度图6.1中看出来，很明显我国保险密度形成一条下凹曲线，美国、英国、日本和OECD保险密度形成的是上凸曲线。它表明我国保险业整体上处于加速增长期，而发达国家已进入平稳增长期，这正是我国与发达国家保险增长的显著区别，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特征的一个表现。在经济学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是上凸型的，边际增长效率递减；我国经济增长是的，边际增长效率递增，这是因为发展阶段、增长条件和假设不同，从而经济增长轨迹不同。刘霞辉（2003）研究了包含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经济增长模型，指出经济增长路线是S型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分别位于S型的下方和上方，它为我国保险业下凹型增长提供了理论依据。图5.2，6.2，7.2表明1993年以前我国保险业的增长优势并不突出，1993年之后增长优势才显现出来，发达国家保险业增长下滑，我国保险业增长上升，正是由于这一特点，我国保险业发展潜力才得到国内外认同。
图5.1：保费收入                       图5.2：保费收入名义增长率
注：左图左轴表示我国保费收入，右轴表示美国、英国和日本的保费收入，单位：亿美元。
图6.1：保险密度                            图6.2：保险密度名义增长率
注：左图左轴表示我国保险密度，右轴表示美国、英国、日本和OECD的保险密度，单位：美元。
图7.1：保险深度                        图7.2：保险深度增长率
此外，我国保险业增长为经济增长带动型（表3），没有出现类似加拿大、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保险业增长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情况，也不象美国和英国等国家那样保险业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现阶段尚不能片面夸大我国保险业作用。发达国家保险业的保险业务处于饱和状态，达到充分保险阶段，保险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保险原则、性质和功能，逐渐向外延伸与扩展，特别是在金融领域中保险公司成为重要金融中介机构，投融资功能增强并且上升为保险公司的主体业务。例如，按2001年收入衡量，世界500强中最大115家金融中介机构中银行的收入为$1.44万亿，保险公司的收入为$1.33万亿，分别占总收入的43%和42%，而保险公司总资产只占银行总资产的三分之一（Swiss Re, 2001）。由于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狭窄、资本市场不成熟等多种原因，我国保险业主体业务仍然是承保业务即买卖保险商品，这也是本文采用保费收入而不是保险收入衡量我国保险业增长和进行统计分析的一个原因。
表3：保费收入IP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GRANGER因果关系
国  家
澳大利亚
意大利
日本
加拿大
法国
奥地利
瑞士
英国
美国
中国
IP?GDP
√
√
√
√
╳
╳
╳
╳
╳
╳
GDP? IP
√
√
√
╳
√
╳
╳
╳
╳
√
注：“√”，“╳”分别表示“是”与“否”。我国保费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见表4。
资料来源：D.Ward & R. Zurbruegg (2000)。
三、我国保险增长实证分析
（一）因素选择和数据处理
由引言中的理论分析和上面的统计描述可知，决定一国保险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经济增长，对我国这样增长带动型更是如此；除此之外，人们收入及支配偏好变化在一个转型经济中导致风险意识变化，这也是保险业增长的重要因素；对于保险企业而言存量资产的运用也是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它对于成熟市场资本利用效率更为关键。结合消费理论，以下实证分析在于检验这些因素对我国保险业增长的影响。
数据来源为：（1）收入指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保费收入是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再次分配的结果；由于我国从1992年开始计算资金流量表，因此，1980年至1991年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由国民生产总值加上来自国外的经常转移收入净额（许宪春，2000）计算。（2）储蓄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存量概念即全社会存款余额，表示全社会财富积累。二是流量概念即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减去最终消费得到的总储蓄，它已经包含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因此，储蓄因素选用金融机构年底存款余额。（3）价格因素指如何消除价格波动对经济变量的影响。保费收入应使用金融保险业价格指数，它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加权平均数，权数分别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居民消费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两者之和的比重（许宪春，2000）。尽管当前我国服务业的测算方法值得商榷（岳希明，2002），但目前尚无其他具体可操作价格指数，因此，本文沿用金融保险业价格指数，它同样也适用于金融机构年底存款余额。对可支配国民总收入而言，它用于全社会各个领域，应使用宏观价格指数进行缩减，故采用国内生产总值紧缩指数。（4）外生因素包括政策因素，人口因素、教育因素等等。由于保险数据仅有23个，外生变量不宜过多，因此，根据实际需要添加适当外生变量。
（二）保险增长模型
选取1980年—2002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保费收入IP（表2）和金融机构存款余额SD，国民可支配总收入DI，以及金融保险业价格指数FI和国内生产总值紧缩指数IGDP（1980年=1）作为基础数据。为消除价格因素和克服数据异方差，定义如下三个经济变量：
， , ,
同时，添加一个虚拟变量D作为外生变量， =0，t=1980, …, 1993， =1，t =1994, …, 2002，主要反映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保险业的影响。采用相关图与单位根检验结合的方法，可以验证 ， 和 是非平稳时间序列，但差分序列 , 和 是平稳的，说明 ， 和 是I(1)型经济变量，同时它们还具有协整关系（检验结果略）。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和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作为保费收入的内生变量是基于一定经济理论，那么，它们对解释和预测保险增长是否有作用？表4外生变量D条件下两两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它们之间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同时，收入和储蓄相比，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是解释保费收入增长的首要“原因”，仅仅考虑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是不够的。
表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因果方向
F值
K=1
K=2
DI?IP
12.0061
3.43344
IP?DI
1.14692
1.38866
SD?IP
12.1811
3.38479
IP?SD
0.32813
0.54444
GDP?IP[②]
10.9447
2.79822
IP?GDP
1.46723
0.71993
F临界值
4.3
3.52
注：a=0.05，数据为年度数据，K不宜太大。当F值> F临界值时，接受
表中表示的因果方向；当F值￡ F临界值时，拒绝表中表示的因果方向。
由于时间序列较短，为了弥补数据较少的不足，增强结论说服力，这里直接从一阶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出发建立保费收入与国民可支配收入和储蓄的动态模型，与此同时，给出长期均衡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说明收入因素和储蓄因素对保险增长的影响。
设显著水平a=0.05，经过对拟合残差自相关性、异方差和正态分布的检验， ， 和 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为
= 0.304 + 1.416 + 0.07 -  4.754             （1）
(2.18)           (3.16)         (0.40)        (-3.94)
T=23, =0.997, S.E=0.034, DW=1.63, F=2037.3, BG=2.98, ARCH=0.49, JB=1.99
由检验统计量可知残差的非正态分布、自相关性和异方差都不显著，模型拟合效果优良。但一些变量的t值很小（括号内数值）如 ，说明这些变量系数不显著，消除回归系数不显著的变量得到
= 0.29 + 1.54 - 4.99                       （2）
(2.19)        (4.98)    (-4.83)
T=23, =0.997, S.E=0.033, DW=1.6, F=3196.9, BG=2.87, ARCH=0.39, JB=2.53。
将模型（1）变换成误差修正模型
=1.416 +0.07 -0.696（ - 2.03 - 0.1 + 6.83）  （3）
因此，保费收入与国民可支配收入和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长期均衡模型
=2.03 + 0.1 - 6.83                       （4）
四、经济解释与结论
（一）经济解释及政策建议
1、从模型（1）和（2）可以看出，对保险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保险业本身和国民可支配收入。如果模型删除 ，仅用收入和储蓄及其滞后变量，尽管模型效果优良但会出现与经济理论相背的结果[③]。 的存在反映出前期保费收入对当期保费收入影响较大，一方面是因为保费收入具有连续性特点，例如，人寿保单“迫使”投保人需要连续多年支付保费；另一方面，它说明当前我国保险业处于一个积累阶段，20多年实践已经为保险业未来发展储备了能量，其自身存量就可以推动保险规模不断扩大，适时地调整和优化我国保险业市场格局与品种结构可以调动和增强保险业自身力量，因此，重视、利用、投入和配置这些内部保险资源至关重要。
2、所有模型中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回归系数最大，均超过了1，有利地说明了我国保险业高速增长建立在国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基础上，这一点还表现在 与 的相关系数为0.297，即保费收入增长率与国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正相关。模型（3）中国民可支配收入的系数为1.416，模型（4）中国民可支配收入的系数为2.03，意味着国民可支配收入对保险消费的长期促进作用高于短期拉动效应，国民可支配收入对保险增长具有持久促进作用。误差修正模型（4）中保险对收入的弹性系数是1.416, 对储蓄的弹性系数是0.07，前者是后者的20倍，表明保险业对社会收入增长的敏感程度远远高于对储蓄增长的敏感程度。
因此，我国保险业是收入导向型，收入增长拉动保险消费支出，那么，了解和利用当前与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和发展趋势就显得尤为重要，收入向哪里流动，哪里保险需求就旺盛。以居民保险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居民倾斜，居民收入增长迅速，与此同时，分配的差距也迅速扩大”（张平，2003），即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伴随着贫富差距扩大。尽管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社会和经济现象，但是，作为保险业来说，根据消费者的收入高低和特点及其社会角色细划消费群体进而分别提供保险商品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它可以充分调动各个收入水平居民的保险购买力。
3、一直以来我国都是高储蓄国家，但模型（3）和（4）中储蓄 、 的系数分别为0.07和0.1，因此，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看储蓄对保险的贡献并不大，高储蓄并不意味着高保险，人们不愿以“牺牲”储蓄的方式购买保险，而是在保证已有资产不损失情况下，通过抑制其它方面消费来增加保险消费，储蓄仍是企业和居民的基本保障形式。原因在于基本面分析指出我国处于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企业和居民未来面临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而绝大部分不确定性是无法通过保险方式加以解决的；同时，保险在我国属于新兴产业，人们在购买保险特别是人寿保险时经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保险”保险么？实际上，人们就是在关注保险的风险——投保的风险，保险公司的风险甚至整个保险行业的风险，换句话说，对于保险公司信用和银行信用，人们更愿意相信银行信用，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代表国家信用，因此，人们倾向于储蓄这种风险最小的保障形式。
此外， 和 的相关系数为-0.053，尽管数值很小，但是表明保费收入增长率与储蓄余额增长率负相关，也就是说，较高储蓄率和储蓄增长率会降低保险增长率，这使得非保险金融机构可能成为与保险公司争夺市场的对家。企业和居民在购买保险时习惯性地将保险与等量的储蓄进行比较来判断保险实际价值，其原因是投保人从不出险角度审视保险商品，相反，保险公司从出险角度提供保险商品，由此需求方和供给方在保险商品价值上形成了一个差额，这个差额就是保险风险的价格。保险是一种长期经营业务，保险公司要与银行等储蓄性质的金融机构争夺消费者，必须洞察消费者心理，从消费者惯性意识入手，优先发展储蓄性保险品种，这也是为什么人寿保险先行的道理。
4、由于相应检验统计量不显著，所有模型中没有出现政策因素D，说明政策因素对保险增长的影响间接地反映在收入和储蓄两个因素中，并通过它们传输来发挥作用。我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企业和居民对保险的购买力与当前社会和经济政策调整变化息息相关，伴随着大幅度医疗、住房和养老等社会保障机制改革，过去国家大包大揽、一保到底的社会保障体系由社会保险、个人储蓄保障以及商业保险等组成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所替代。同时，家庭单位缩小、社会老龄人口化和受教育程度提高等社会结构变化促使人们在消费观念上更加注重自身利益的预期保障。因此，市场经济体制对居民保险意识和行为有积极推动作用。
（二）结论
本文在全面调整我国宏观保险数据的基础上，分析指出我国保险业正处于加速增长期，沿着一条与发达国家保险业增长轨迹根本不同的下凹曲线增长，这一特征在1993年之后更加明显，突现了我国保险业增长优势和市场潜力，同时，这也充分反映了市场化对保险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后，本文对保险业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保险业是经济增长带动型和收入导向型，国民经济增长直接拉动了企业和居民的保险支出；与此同时，保险自身资源和存量的优化与配置对保险增长起着十分重要作用；但是，全社会储蓄的较快增长并没有完全正面影响保险业，保险企业要与银行等储蓄性质的金融机构争夺消费者。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保险业将继续保持这些增长特点。
参考文献：
1.       Fukuyama, F., 1995，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London: Hamish Hamil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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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永伟，施岳群主编，1996，《当代中国保险》，中国当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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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吴晓灵主编，1996-1998,《中国金融年鉴》，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1996-2002,《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
15.   张平，2003，《增长与分享——居民收入分配理论和实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Growth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Insurance Industry
Abstract: The paper examines the situation, route and driving power of China insurance industry through basic analysis and dynamic models. It proves that the route is concave which is much different from that of developed countries, especially after 1993. From the points of consumption theory, long-run model and short-run model of insurance growth are established. It shows that insurance industry growth definitely comes from its resource, national total disposable income and market economy. Efficient measures are given finally.
Key Words: Insurance, Growth, Savings, Disposable income。
JEL Classification: F840. G220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2CJY036）成果之一。作者非常感谢张平、刘霞辉和张晓晶博士的修改意见。
[①] 资料来源：《Insurance statistics yearbook》（1988-2000），这里，增长率为实际增长率。
[②] D.Ward & R. Zurbruegg (2000)使用的宏观经济指标是GDP，这里加上GDP的检验结果是用来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同时，以下建模过程中用国内生产总值替代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研究我国保险业与宏观经济总量之间关系，相关结论仍然成立，从而进一步说明了我国保险业是经济增长带动型。
[③] 这也是本文不试图建立保险消费函数的一个原因，由于现阶段我国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非常小，建立一个宏观保险消费函数的条件还不成熟，相反，对于个体消费者而言，微观保险消费函数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