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客快打2:学海拾贝·谈儒

学海拾贝·谈儒

儒学思想不仅影响着我国两千多年的文化文明，而且也对周边国家如朝韩、日本、越南等国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些国家对儒家思想的传承甚至超过中国，日本、朝韩至今还保留着我国汉唐时期的习俗。然而五四时期，尤其是我国文化大革命中，对儒家的学说和思想采取了全盘否定和批判的态度。改革开放后，学术思想界才又把孔子这个圣人请了回来，恢复了他应有的历史地位，儒家学说的研究才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孔子的时代到今天，两千多年来，关于儒学的文献真是汗牛充栋，关于儒学的见解更是说不尽，道不完。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人生体验后，关于儒学的认识也会大不相同。久而久之，它成为了人们约束思想和行为的准则，对于中国人人格心理的铸造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刻的影响。儒家传统文化延续至今至少已有两千五百年历史，其间虽也屡遭批判，但儒学的主导地位并未从根本上动摇过。时至今日，当我们以一种全新的感觉来重新读儒说儒时，依然可以发现不少适应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东西。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度正在形成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成了他超绝一时的、杰出的贡献。孔子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影响最为深广，他整理故国文献，开创孔子学说，发展教育事业，规范民族道德意识、精神生活和风俗习惯，以至被称为“圣人”、至圣先师，而今人则称之为“是一个言行一致、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上，经过附会和演释，已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统治的精神支柱。历代封建帝王和反动统治者不断对孔子加官进爵，顶礼膜拜，以借孔子的偶象来维系他们的专制统治。到了五四时期，中国诞生了一批接受资产阶级现代文明教育的新人和积极投身于社会革新的热血志士，也产生了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思想、提倡新思想；于是出现了一批“打倒孔家店”的英雄。如果就抨击封建专制、封建礼教，反对复古倒退的意义上讲，打倒孔无疑是有巨大历史功绩的，但从当时运动中存在的好便一切皆好，坏就一切皆坏的历史唯心主义来看，对孔子学说全盘否定不无偏颇。当今时代，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探讨如何评价孔子学说，是不无意义的。
    究竟应当如何对待孔子学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是把孔子做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重大贡献的人物来评价的，不仅如此，还必须认真地总结、批判地继承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事实上，五四时期李大钊做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曾对孔子问题做过恰如其分的论述。他说：“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孔子与宪法》)，“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的历代时君雕塑之偶象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自然的论理观与孔子》)。李大钊坚持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来考察，明确地把孔子本人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雕塑的孔子偶象区别开来的观点，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这对当时和后来的文化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鲁迅在“五·四”时期是主张打倒“孔家店”的，但他在分析和评价孔子时，一方面指出了他的“深通事故”和“中庸”之道；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了他的“改革”、“进取”的精神。如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文中，鲁迅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他肯对于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孔丘先生是深通事故的老先生”，“所以只是谈，而决不骂，于是乎俨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这一段议论，固然含有对孔子“深通事故”的讥讽，但并不是对孔子其人全盘否定，孔子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谈鬼神，是值得称道的，所以鲁迅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鲁迅这段议论文字，恰似孔子的“《春秋》笔法”，有贬，也有褒。在另一篇文章中，鲁迅曾论及了孔子的中庸之道。他说：“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有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南腔北调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孔子欲得的是，中道之人，但不可必得时，便求其次，即急于进取之人，又其次，为洁身自好者。这是非常明显地指出了孔子追求的是中庸之道，但对积极进取者也不反感。鲁迅还认为孔子有改革的要求：“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三闲集·流氓的变迁》)，尽管孔子改革的方式立足于“天意”，“天命”，是不可取的。对于孔子的勇于实践的进取精神，鲁迅是给予充分肯定的，他说：“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
　　鲁迅之所以对孔子的本人评价采取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是因为他清醒地看到，孔子思想中确实存着一定程度上的带有远见智慧，存在着积极向上的因素，存在着具有历史生命力的东西，而这些又是孔子一生为之身体力行的。鲁迅做为文化革命的伟人对孔子思想和人格上某些积极因素的肯定和认同，与他对儒家传统的虚伪道德观念的否定和批判，是并行不悖的。岂只如此，鲁迅做为有着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化素养的启蒙主义思想家，还必然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孔子学说中汲取营养，以为发扬传统文化，建设民族新文化之需。
　　孔子不但是我国春秋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重要的文献整理家、文艺理论批评家。孔子的时代，中国古典美学理论尚处于萌芽状态。孔子的美学思想也只集中表现在文艺的社会功能、艺术鉴赏与批评等几个方面。孔子十分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把文艺的社会作用概括为“兴、观、群、怨”。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里讲的是“诗教”，把学诗做为一种审美活动。它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的审美作用，包括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感染、娱乐作用；而强调的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社会功利作用，从根本上来说是要使文艺为奴隶主阶级统治人民服务；也包含了文艺作品不仅反映社会生活现象，还应反映自然现象，即“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样一些文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体现了孔子文艺思想中的现实主义成份。
　  今天，我们研读儒家经典，当然要采取“拿来主义”的正确态度，继承和批判相结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益的东西，我们就“拿来”，就继承，否则就抛弃，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我们一般人研读儒家著作，主要应放在道德的完善和健全人格的塑造方面。完成道德的自我完善和修养，对于抵制当今物欲横流的丑恶现象，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2011.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