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英国19世纪末的“反对刮胡子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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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19世纪末的“反对刮胡子运动”

  1847年,作家威廉·亨斯洛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中他苦告大英帝国的男人们小心他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面临的危险,他称之为“致命的时髦”,他认为是它导致了谋杀和自杀率的增长,同时与当时的道德沦丧紧密相连,而且对疾病的传播也难逃其咎。令人惊奇的是,他所说的“致命的时髦”对于我们来说无足轻重、无伤大雅,只不过是刮刮胡子而已。

  亨斯洛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信仰的人。在19世己40年代至60年代之间,一系列的小册子和书籍都警告维多利亚公众刮胡子的危险。这一主题极为流行,当时的期刊报纸都大做文章。对于为什么不该刮胡子,理由千奇百怪,取决于不同作者的不同“高见”。有人认为刮胡子太浪费时间和精力。而另外的人则说不能相信理发员,似门还没学会变得崇高。

  胡子的支持们,还举出比这更严重更有说服力的论据。最常听到的说法是:刮胡子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虔诚的。维多利亚人从小就被告知:男人是根据上帝的形象造的。而刮胡子是在玷污这种形象,是缺乏基督信仰的令人恼怒的表现。1860年,一个署名索伦格斯的反对者抱怨刮胡子是传播福音的障碍,通过刮胡子男人在一点点粉碎上帝的馈赠。对于维多利亚中期的宗教作家们来说,接受刮胡子、允许理发店星期日开业,都表明英国的城市是现代奢华淫靡的巴比伦城。

  为这种抱怨煽风点火的信条是大胡子的男人比油光粉面的男人更加虔诚。而大胡子在犹太人和东正教徒(虽然他们的宗教信仰当然要“低于”英国国教信仰)中的盛行更加强了这种说法的说服力。约翰·汤姆(John Nichol Tom),领导了1838年肯特郡的失败的农民起义,他的一些追随者认为他那繁茂的大胡子是得到神圣祝福的标志,是他是弥赛亚的证据。

  宗教的因素在支持留胡子上吸引了一部分人。但另外一些作者则借助于理智和读者的常识,毕竟19世纪被称之为理性主义的时代。他们强调大胡子对健康的益处。他们说刮掉胡子使男人的生活面临险境,尤其是威胁到呼吸器官。当时,肺结核是普遍的致命杀手,每个冬天主要的城市都会被迷雾笼罩,肺看起来极其脆弱,人们当然不惜任何代价保护它。大胡子的支持者认为浓密的胡须就像“自然过滤器”,滤化了空气而且让脖子免受风寒。如果刮掉胡子就会导致致气管炎和声音嘶哑。更极端的说法是刮胡子会导致面部癌症和失明。

  对现代读者来说这样的说法极其荒谬。但在一个人们对于致病原因知之甚少的时代,还是很有听众的。而且,并不是他们所有的论据都不合逻辑。一个名为泽尔士的作者在其标题为“刮胡子的愚蠢和罪恶”的文章中提到:当人们刮胡子的时候,疾病也许就趁虚而人。使用剃刀时,伴随着危险也并不完全是祀人忧天。

  胡子的支持者,因此,极力把刮胡子描述为丧失理性、违反天性。遥想大胡子在古代多么受欢迎,泽尔士、索伦格斯和其同志们都同声哀悼在当时人的面部找不到胡须了。当时的报纸满含兴趣的观察他们称为的“胡子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也有相反的声音,一些铁路公司拒绝雇用留胡子的职员。而且英格兰银行出台规定,禁止它的职员在工作时间“带着”满脸胡子。

  尽管有这样的反对,留胡子的时尚被证明并不是昙花一现。在维多利亚晚期绝大多数男人鼻子下面、下巴上、脸颊两侧留着各式各样的须发。即使胡子运动在爱德华时代衰退,但整个20世纪早期长在嘴唇上的胡子还是广受欢迎。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德怀特·鲁宾逊对19世纪和20世纪男性形象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19世纪中期的反对刮胡子运动,与一个接受大胡子的高潮协调一致。

  对于刮胡子的抱怨和留胡子人数的增长,可以告诉我们某些维多利亚中期的大众民间文化的特征。当时人认为胡子与男子气概紧密相连。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是都市化和劳动方式变革的时期,那些有关胡子的小册子面对的目标是城市中产阶级——第一代办公室职员。当时肌肉强健在露天劳作的体力工人一直还是阐释刚毅一词的模糊剪影,但对中产阶级男人来说已经如同遥不可即的海市蜃楼了。他们需要寻找另外的代表男子气概的特征,而胡子被证明是最方便的象征符号。

  用胡子代表男子气概,所有男人不论阶层和职业都可轻易做到。这一运动的平等主义特征,甚至成为一出1884年由罗伯·布拉夫导演的戏剧《胡子运动》的主题,该剧的情节围绕着幽默的争论展开:所有有胡子的男人都看起来一样?戏中的一个角色说“现在所有阶层的男人都不刮脸了,一个公爵和一个拣垃圾的无从区别。”

  刮胡子的反对者暗示说没有胡子是柔弱、娇气、女人味的。他们声称面部光滑的男人神经会变得不正常,变得胆小害羞。一些激进的热情分子甚至说这是所有哺乳动物的共性特征,他们鼓动科学家剃掉四足动物的须,记录它们的反应,以通过试验证明它们会变得神经紊乱。

  面部的须发是性别和社会角色的标帜。女人缺少胡子作为“空气过滤器”是她们本身性别低下的附加证据,这让她们不方便在家庭之外过独立的生活。支持留胡子的男人常常隐藏他们关于社会应该怎样组织的保守观念而援引对于帝国的焦虑。大英帝国的行政人员和士兵人数随着殖民地的增加而不断增长,这有助于助长英国男人自认为高人一等的神话,他们想正是他们的品德勇气和身体力行保持着帝国的兴盛。但是再看看19世纪英国的现实,这一神话变得不堪一击。很多“帝国主义者”害怕,都市的罪恶和道德感的缺失会使高高在上的大英帝国岌岌可危。

  胡子的支持者们追溯历史,为留胡子能激励男人保持大英帝国所需要的品质寻找论据。他们说,有胡子的盎格鲁一萨克逊人是男子气概的绝好榜样,他们热爱自由和独立。而没胡子的诺曼人胆小懦弱道德败坏。一个作家,马吉斯特甚至说,罗马帝国的崩溃是刮胡子的直接后果,刮胡子产生的女人气的男人,在勇猛的留胡子的蛮族入侵下一溃千里。

  害怕变得懦弱、不能保护大英帝国的利益是维多利亚中期英国男人的一种典型忧虑。虽然留起胡子并不一定能改变什么,但起码可以以这种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方式来缓解这种担心。它同样可以被用来解决多种问题,比如当时已经初露端倪的宗教信仰危机和一个工业化国家中的空气污染。现代人会说,他们的言论荒谬可笑,除了偏见之外,他们没有更多的证据来支持自己。尽管如此,反刮胡子运动保持其生命力达20年之久,为当时的很多难题提供了一个简单易行的答案。而且,如果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男人想让社会变得更好,这是个他可以轻而易举采纳的改革之道。正如一个匿名作者在19世纪80年代指出的:没有人没有感受过剃刀的罪过,对于胡子来说现在留起从不会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