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鸦监牢 监狱钥匙:朱瑞将军传略

朱瑞将军传略

郑建英

出义县城南不远，万树丛中，耸立着一座纪念碑，碑上镌刻着：“朱瑞将军，解放义县，不幸牺牲，碧血丹心，浩气长存，烈士千古，永垂不朽”。

朱瑞同志是我军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一位高级将领。他不朽的英雄业绩，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朱瑞，又名敦仲， 1905 年出生在江苏省宿迁县朱大兴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青少年时代的朱瑞，就时刻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担忧。 1919 年“五四”爱国运动的洪流席卷全国，苏北的偏僻小镇也沸腾起来了，当时还在小学五年级读书的朱瑞，在这场伟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中，成了一个“激烈的、突出的、狂热的爱国主义分子”。

上中学后，朱瑞在《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熏陶下，“反叛”思想逐渐形成，决心要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做一个革命者。他在徐州美国教会办的培心中学读书时，因不满学校当局向学生灌输宗教迷信和虐待学生，曾发动学生起而罢课，受到了开除学籍的处分。 1922 年他到南京钟英中学上高中后，经常利用作文和演讲的机会，抨击时政，斥责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北洋政府腐败无能。他还在学校办的业余刊物上大声疾呼：“所谓民国，徒具招牌，内容尽失，要建立真正的民国，还需革命。”1924 年夏天，他在上海加入了国民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过朱瑞这时的思想还处在各种新思想的十字路口，他崇拜孙中山，对于社会主义还处在朦胧的认识阶段，隐隐约约感到它是比三民主义更进一步的革命理论。

为了学习更多的知识，做一个清醒的革命者，朱瑞1924 年秋考入广东大学（后改中山大学）。在学校，他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同时密切注视国共两党的主张和斗争。通过学习和观察，在认识上产生了新的飞腾，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随着思想认识的提高，行为上也更加靠拢革命组织，入学不久，他就参加了学校的进步学生组织——新学生社，并被班上的同学选为新学生社的主要负责人，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他积极投入了反对以邹鲁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并得到了中共粤区学委负责同志的好评，称赞他是斗争中的“中坚分子”。

1925 年冬，莫斯科中山大学到广州招生。他前去应考，终于如愿以偿，在中共粤区委的推荐下，经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批准，以左派青年的名义第一批获准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朱瑞于1926年1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夏天毕业。这时，由于国内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及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军事干部，朱瑞遵照组织决定，于1927年秋入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在炮校的两年时间里，他刻苦攻读，很快成了该校中国连的高才生，这为他后来从事中国人民炮兵的建设事业奠定了基础。1929年夏，朱瑞在毕业考试中，笔试和实弹射击皆名列第一，受到学校嘉奖。不久，由于国内斗争的需要，他奉命回国。

1930年l月，朱瑞回到上海。在邓颖超的帮助下，同党接上关系，不久，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当参谋。5月，全国红军会议后，他被任命为中央特派员，前往鄂豫皖苏区传达会议精神，督促整编当地红军。 9 月，他返回上海，接着去长江局任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12月下旬，长江局的领导机关遭到敌人的袭击，领导同志幸免被捕。年底，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等长江局主要负责人遵照中央决定，撤离武汉返回上海，同时撤销长江局和军委，成立军委办事处，并将军委办事处和武汉市的工作交由朱瑞负责。这时，敌人暗探的触角已深入军委机关，危险随时都会降临到他的头上，身处险境，他镇定自若，沉着地安排撤退转移工作。为了防止意外，他不得不经常变换驻地，有时甚至一天就要转移几个地方，始终坚守斗争岗位，直到中央通知他撤回上海，他才离开武汉。

朱瑞回到中央军委后，被分配到兵运科主持兵暴训练班的工作，负责培养训练对白军进行策反工作的军事干部。 1931 年 5 月，王超、袁血卒、李肃等就接受过训练。朱瑞在兵暴训练班工作了十个月，经他训练和派出到国民党各部队和兵工厂工作的有六七十人。

1931 年 12 月，朱瑞奉命撤往江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二科（侦察）兼三科（交通）科长，旋调五军团训练班任队政治委员。不久，他又被调任红军学校教员兼任校党总支宣传委员。1932 年 5 月，任命朱瑞为十五军政治委员。一个月后，他又调红三军为政治委员，不久参加了著名的水口战役。

8 月中旬，朱瑞和徐彦刚率红三军与红四军联合攻打乐安县城，敌人居高临下，凭险固守，又在飞机掩护下，不断组织反击，战斗进入胶着状态。朱瑞亲往阵地观察敌情，组织突击队逼进敌人。红军人人奋勇当先，突破了层层防线，终于攻下乐安县城，生俘敌旅、团长以下两千余人。接着，他和军长又马不停蹄，直扑宜黄。在红军猛烈攻势下，国民党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率残部弃城逃跑，红三军乘胜追击，在通往抚州的龙骨湾重创敌军，俘敌一千六百人。战斗结束后，红三军奉命向闽赣边界发展，在梨川、建宁、光泽等地开辟了大片革命根据地。

1932 年 12 月，朱瑞调五军团任政治委员。他经常深入基层听取干部战士意见反映，所以他能够根据不同时期的环境、形势和任务，结合指战员的思想情绪，提出具体的要求和措施，使部队政治工作方向明确，有的放矢。在他的领导和带动下，五军团的政治工作很快出现了新气象。

1933 年 2 、 3 月间，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出了第四次军事“围剿”。敌人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分兵三路，企图合击我南丰、广昌一线的红军主力。当陈诚第五军第 52 师和 59 师从乐安行至黄陂时，朱瑞和董振堂率领部队突然发起攻击。战斗过程中，朱瑞一面协助军团长指挥作战，一面领导部队组织开展火线政治工作，经过全军上下，英勇奋战，于第二天将敌 59 师全部歼灭。接着又在草台岗阻击敌第九师，歼敌一个营，有力配合了一、三军团围歼蒋介石的十一师的战斗。经过两次战役，红军彻底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

1934 年 8 月，根据朱瑞同志请求，中央决定调他到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参加长征。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始终站在党中央的正确立场上，同张国焘的右倾逃跑和反党分裂错误进行坚决斗争，大力贯彻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政治方针，积极协助聂荣臻同志做好部队政治思想工作。从而使一军团的广大指战员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胜利完成长征作出了积极贡献。

1937 年 7 月，芦沟桥事变爆发，中央任命朱瑞为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不久，他受周恩来派遣，赴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进行统战工作，被程潜委任为第十八集团军驻一战区司令长官联络处处长。这期间，朱瑞广泛开展了社会统战工作，同国民党将领商谈抗日大计，劝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地坚持游击战争；邀集社会人士举行座谈，鼓励他们投入抗日斗争；向青年学生发表演说，勉励他们奔赴抗日前线或到敌后宣传、组织群众。通过活动，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在群众中的信仰，他本人也赢得了广大青年和社会人士的信赖。

国民党军队向黄河以南撤退后，朱瑞继续以联络处长的身份，借用当时河北民军总司令的名义，创办了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招收晋东南、豫北、直南地区的流亡学生和进步青年，对他们进行抗日的军事、政治训练，按照统一战线的原则，他们分配到八路军、牺盟会和国民党的部队工作。

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在朱瑞的苦心经营和精心培育下，先后培训了两千多名抗日干部，不少人成为党在华北敌后坚持抗战的骨干力量。一部分学员按照统一战线的原则分配到国民党军队工作，由于在学校期间受到了党的教育和朱瑞的影响，在国民党走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后，大部分人都脱离了国民党军队，重新回到八路军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坚持抗日。

为了加强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决定组织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部，以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前往山东统一指挥苏（北）鲁地区党领导的军队，发展抗日游击战争。不久，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先后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改组了中共山东分局，由朱瑞兼任军政委员会书记和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党政军各项工作。

朱瑞和徐向前一进入山东，就遇上日军发动的第一次“大扫荡” 。敌人集中了两个师团的兵力，向鲁中山区进攻，妄图一举围歼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领导机关。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朱瑞、徐向前以及山纵领导当即决定采取避免同敌人正面作战，发动群众开展分散性游击战争的正确方针，使军队主力多次巧妙地避开了敌人的合击，随后又运用内线和外线互相结合的战术，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歼敌一千多人，粉碎了敌人的夏季“扫荡”。

根据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斗争策略，分局和朱瑞结合山东的具体情况，确定了“拥护于学忠，打击沈鸿烈，联合东北军，消灭顽固派”的统战政策。他和徐向前亲自负责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在他们的团结争取下，东北军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压力，在抗日军民发动的一系列反顽战斗中始终保持中立。由于他们实行了正确政策和耐心工作，东北军内部迅速分化，一部分投向人民，多数保持中立，只有少数转向顽固。抗日战争期间，山东境内的所谓国军只有于学忠的东北军，争取它的同情或中立，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分局和朱瑞还非常重视对地方实力派、进步人士等的团结争取工作，尤其是山东敌后的一批高级知识分子，他曾作了大量工作，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在“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中发挥他们的进步作用。

以国民党山东政府主席沈鸿烈为首的顽固派，是山东一切反动势力的总代表。他公然提出“日可以不抗，共不能不打”的反动主张， 1940年后，山东顽固派准备向日本投降，反共气焰更加嚣张。他们打着国民党的“正统”旗号，诬蔑破坏统一战线，在军事上纠集各地土顽武装，向抗日军民发动全面进攻，甚至公开勾结日军，实行突击，以此向日军谄媚。

朱瑞首先从政治上同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还从军事上做了严密部署，先后在清河、鲁中、滨海、胶东等地连续发动了武装自卫反击战，从 1 月到 3 月，仅山东纵队就歼灭顽军 4500 多人。 7 月间，在朱瑞的主持下，山东分局和军政委员会做出了“首先集中力量打击新四师、秦启荣及海军陆战队（沈鸿烈嫡系）”的决策，华中山纵一、二、四支队主力和一一五师六八六团一部，于 8 月 10 日突然发起进攻，当天就收复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不到一个月时间，歼灭蔡清康、赵宝元顽固派五千多人。

在自卫反击战中，朱瑞注意利用顽方内部矛盾，要求部队运用隐蔽、轻巧的动作，各个击破敌人，同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不使危机扩大，因而在政治上、军事上都获得了很大胜利。先后开辟了鲁南、鲁中、鲁西、冀鲁边，清河、胶东、滨海等十个根据地，并形成了几个大的战略区；建立了山东战时行政工作委员会，以及八个专署和 79 个县的民主政权；拥有党员十二万，正规武装十多万。山东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

1941 年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加强了对山东的控制，山东根据地进入了艰苦斗争时期。日军兵力增加到四万七千人，伪军增到十六万，敌人凭借军事上的优势，实行“三光”政策，对抗日的军民轮番“扫荡”。

为了扭转斗争局面，分局遵照刘少奇同志的指示， 1942 年 5 月，通过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朱瑞亲自带领工作团到滨海区试点。试点中，朱瑞深入群众，实事求是，保证试点工作的健康发展。 6 月下旬，在全山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群众抗日热情空前高涨。扩大群众性的救国会组织，群众踊跃参军参战。与此同时，分局还开展整风学习，实行精兵简政，加强统战工作，落实“三三制”政策，以及改变对敌斗争策略等措施，领导军民坚持敌后斗争，逐步渡过了难关。

1942 年冬，朱端和罗荣桓亲自指挥军队向盘踞甲子山孙焕彩残部进行反击，收复甲子山区，使长期被分割的日照、宫县和泰（安）石（臼）公路以南地区的根据地连成一片，扩大了抗日阵地。

1945 年 6 月，中央决定朱瑞担任副总参谋长。朱瑞闻讯后，立即去找毛主席，表示自己在苏联学过炮兵，可以在军队的炮兵建设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起一点桥梁作用；副总长一职，请中央考虑更合适的人选。他还向毛主席汇报了如何从目前军队的实际情况出发，建设人民炮兵的初步设想。毛主席对他这种不计个人名利地位，主动考虑革命需要，以及在炮兵建设上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十分赞赏，鼓励他“放手做，做一个桥头堡”。不久，他被任命为延安炮校代理校长，在各方面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带领全校师生坚持教学训练，顺利完成了第一批学员的培训工作，为人民军队炮兵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日军投降后，朱瑞奉命率领延安炮校迁往东北，计划接收日军的装备，组建一支新式的人民炮兵。 11 月下旬，当炮校师生抵达沈阳附近时，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大举向东北进攻。东北已处于紧急状态，炮校一时无法招生开学，更无现成的装备可以接收。而原有的日本关东军的火炮器材，已散落在各地。如不抓紧搜集，就会贻误时机。当时朱瑞兼任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员，他立即从联军总部梅河口赶回炮校驻地通化，召集干部会议，通报情况，号召大家集思广益，献计献策。会上，他果断地提出了“分散干部，搜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业”的十六字方针。会后他发动大家到东北各地搜集武器。到 1946 年 5 月，共搜集到各种火炮七百余门，炮弹五十余发，坦克十二辆，汽车二十二辆，以及各种零配件和器材，为建设东北人民炮兵奠定了初步物质基础。

1946 年 4 月，炮校由通化迁往牡丹江，朱瑞按照东北局“发动群众、建设壮大部队”的总方针，提出“变学校为部队，拿部队当学校”的办学方针，将炮校五百多名干部分散到各军区及总部炮兵旅等单位，以开办学校培养干部的方法，对部队进行训练，迅速培训了大批炮兵骨干，为建设、发展东北人民炮兵准备了干部条件。不久就组建了十个炮兵团、六个炮兵连队，还建立了一个高炮大队、两个坦克队和一个炮兵修械所。

由于这些炮兵基本上是在搜集废旧武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数量上虽有八十多个连队，但力量分散，编制不统一，装配器材也不配套，甚至一个连就有好几种口径的大炮。这种状况势必影响部队战术、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战斗力的发挥。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根据朱瑞建议，于 1946 年 6 月成立了炮兵调整处，并责成朱瑞负责全军炮兵的调整、建设工作。朱瑞先后以军区和炮兵首长的名义发布了四号命令，对炮兵的组织、训练、装备、作战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通过这些命令的贯彻执行，炮兵很快由原来的分散状态走上了统一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阶段，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强大的兵种。

在调整的过程中，朱瑞从东北战局的发展和需要出发，把现有的火炮和器材集中装备军区直属的预备炮兵，同时把军预备炮兵和军区山炮以下的火力、人员按建别分拨给各纵、师，建立队属炮兵。经过调整，军区建立了四个预备炮兵团，各纵队建立了野炮团或营，各师有山炮营或连，既增强了各纵、师独立作战能力，又使这些炮兵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能够集中使用炮兵火力，达到战役和战斗的优势，提高了整个部队的作战能力。

1946 年 9 月，朱瑞为使人民炮兵能够尽快适应战争的需要，在抓紧调整工作的同时，向部队发出了“苦练一个月，准备打胜仗”的号召，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练兵运动。当时部队驻地分散，各团之间相距数百里，他经常风尘仆仆，往返巡视于各部队，检查督促部队的训练。在各级指挥员的带动下，部队的练兵热潮不断高涨，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即将到来的冬季攻势作了准备。这年 l0月，他被任命为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东北军区炮校于 1946 年 6 月成立， 1949 年为纪念朱瑞改名为朱瑞炮校），尽管整个炮兵的领导工作已经使他十分繁忙，但他并没有做挂名校长，他为炮校制定“学与用结合”的教学方针，从教师配备、招生对象、教学内容、器材设备，一直到党的工作，他无不亲自过问。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东北军区炮校至 1948 年辽沈战役前，共培养了两千多名干部。

1947 年 1 到 4 月，东北解放军发动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前后共有七十多个连队参加战斗。战役结束后，朱瑞在建设和作战经验的总结会上，提出了炮兵要集中使用，火力要快、准、猛以及攻坚作战，步炮协同和抵近射击等一系列炮兵战术原则，大大提高了炮兵作战能力。 1948 年 4 月，在哈尔滨召开了第二次炮兵会议，进一步丰富了上述战术原则，从而使人民炮兵进入了比较成熟的发展阶段。这些经验和战术原则，在解放战争和后来的抗美援朝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有许多被吸收到了解放后编写的《炮兵条令》 当中。

 1947 年后，随着战争的发展，先后组建了迫击炮兵、战车团、高炮团等五个团。 1945 年 8 月，东北炮兵已发展到十六个团，拥有各种口径的火炮四千七百余门，为即将开始的辽沈大战作了充分的准备。

（七）

1948 年 7 月，朱瑞参加军区关于发动辽沈战役的准备工作。军区领导决定留他在后方主持工作，他坚决要求上前方。 9 月 12 日，东北解放军包围了义县。义县是锦州的屏障，一旦被攻克，解放军就可直逼锦州城下。但义县城墙高大，敌人以城垣为依托，沿城墙四周构筑碉堡，地面满布地雷，外围还设了许多障碍，城内驻有国民党暂编第 20 师及地方武装一万二千余人。攻打设防这样坚固的城市，东北解放军还是第一次。为了打好这一仗，炮兵在进入阵地前，朱瑞带着负责主攻任务的几个团长先到前沿勘察阵地。由于距离敌人的据点较近，他们走到那里，敌人的炮弹就跟射到那里，大家都为司令员的安全捏一把汗，而他却一路谈笑风生，边察看、边指点部署。

9 月 30 日总攻的前一天，他又到各团前沿阵地视察，仔细检查了各门火炮的射向和隐蔽的情况，鼓励指战员为解放全东北立功。担任支援城北主攻任务的三团前沿指挥所设在大凌河北岸，三团团长听说司令员前来视察，立即用电话向他作了详细汇报，并请他千万不要过河。他坚持要到第一线察看。大凌河水面宽阔，水深过膝，没有桥，大家都争要背司令员过河，附近的步兵给他牵来了战马，他不由分说挽起裤腿，涉着深秋的河水走向南岸，傍晚又返回北岸。

10月 1 日上午，解放军发起总攻。朱瑞一声令下，各种口径的大炮发出了怒吼，千万发炮弹飞向城墙，倾刻间，城墙被撕开了一道四十多米宽的裂口，朱瑞兴奋无比，果断地下令炮火延伸射击。敌军经营多时的工事被摧毁了。二纵队的勇士如猛虎般的冲向突破口，同敌人进行苦战。不到六小时，就将守敌全部歼灭，活捉了敌师长王世高，胜利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

朱瑞是炮兵司令员，打开缺口后，他可以不去第一线了，然而高度的事业心和强烈的责任感驱使着他，要及时了解、总结炮兵打开突破口的经验。战斗还在进行，他从指挥所出来，向突破口跑去，途中不幸触雷牺牲。

朱瑞牺牲的消息公布后，全军指战员无不义愤填膺，他们一致表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为朱司令员报仇！”中共中央在唁电中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唁电指出：“朱瑞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今日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巨大损失。中央特致深切悼念，望转告全军，继续为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以纪念朱瑞同志永垂不朽。”

（原载《解放军将领传》本文有删节）